⑴ 醫療保險專業有哪些知名人物
醫療保險專業的知名人物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幾位：
鄭功成：
烏日圖：
顧昕：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醫療保險專業涉及領域廣泛，且不同國家和地區在醫療保險制度、政策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知名人物也會因地域、時間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以上列舉的人物僅為部分在醫療保險領域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知名學者，更多的人物和詳細信息可以查閱相關領域的學術文獻、政策報告等資料。
⑵ 延遲退休對不同群體
很多人都很關心延遲退休政策的出台，延遲退休是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利益的，特別是年輕一代，意味著要多上幾年班才能領到養老金。
一、延遲退休對哪些群體有影響
如果2022年落地實施，那麼以下三個群體將會受到退休新政的影響。
（1）小於等於50歲女性工人（1972年以及以後出生的女性）；
（2）小於等於55歲女性幹部和男性工人，主要是從事繁重體力並渣勞動的工人（1967年以及以後出生的人）；
（3）小於等於60歲男性幹部（1962年以及以後出生的男性）。
由此看出，延遲退休方案影響較大是70後和80後，根據人社部方案將實行「漸進式」延遲退休，直到經過相當長時間達到新擬定的法定退休年齡。因此對於90後來說，到退休時估計已經完全趕上了新政。
二、延遲退休的年齡從什麼時候開始
目前還沒有一個准確的說法。畢竟延遲退休關繫到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在這方面需要一個十分完善並且嚴謹的方案。其實從這一話題出現到現在，已經有著5年多的時間了，但是仍然沒有一個具體的實施方案。不過人社部對此已經作出回應，表示在2020年之前一定會有方案出台。
按照現階段員工的退休年齡來看，男性年滿60周歲，女性年滿50周歲就達到退休年齡了。這一退休年齡的制定其實也是考慮到勞動條件、人均壽命等方面，對於員工的權益已經盡可伍蔽培能發揮到最大。當然這需要你在職期間按時繳納社保，並且需要滿15年，退休以後才能享受到養老金等一系列的保障。
三、提前退休可以領養老金嗎
退休和領取養老金是兩個概念，將來退休的時間是彈性的，是一個區間，在這個區間內，要尊重個人意願，經雙方協商同意後，才能彈性延遲時間離開工作崗位，政府只規定一個界限，不參與年齡劃分。比如，有的人累了，想40歲退休也行，只是沒辦法領取養老金，到了年齡才能領取。
近日，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發布消息稱，由於養老保險金缺口巨大，中國擬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因此，然而「延遲退休」這劑緩解養老金收支平衡「猛葯」不僅不能葯到病除，甚至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副作用。1997年，中國政府制定了《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開始在全國建立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金制度。然而，1998年我國就有半數省市養老金收不抵支。根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童工數據顯示，2005年底，中國養老基金空帳已達到8000億元，且腔唯每年以1000多億元的規模擴大。截止到2010年，國家養老金個人賬戶本應有資產19596億元人民幣，但實際上卻只有2039億元人民幣，導致17557億元人民幣的缺口將要由政府來償還。據世界銀行的一項估算，從2001年到2075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可能達到9萬億元人民幣，目前對中國養老金缺口的估算，最樂觀的也認為缺口將達到三萬億人民幣。從2000至2008年間，中國CPI平均2.2%，面對同樣是2.2%的通脹率，養老錢實際上已經處於貶值狀態。而當前，社保五險基金的投資渠道只有存銀行和買國債，不足2%的名義收益率恐怕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目前中國男女退休年齡的時間分別是60歲、55歲，如果從今年起實施65歲的退休年齡，以每3年提高一歲，則可以使得中國的人口紅利延長到2027年。15年的時間，即便排除通貨膨脹、人口老齡化等增加養老金支出的因素，空帳規模也已經達到27200億元。以不足2%的收益率，又該如何填補這個空帳?中國養老金制度面臨的很大問題，還在於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社會保障待遇的差距很大，甚至一部分人沒有任何保障。2010年初，美世咨詢公司(Mercer)發布全球養老金指數，該指數覆蓋五個大陸、十一個國家的私人和公共養老金體系，在對三大類、40多個指標進行分析比對後,中國的指數排在倒數第二位,僅優於日本。美世公司認為：「一個較好的養老體系中,社會養老保險應能覆蓋到80%以上的人口,而中國目前只有25%左右,即使在覆蓋率較高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只有50%左右。」下一代人負擔上一代人的養老不僅是自古皆然，也是世界各國的通例，我們需要做的只是對因為人口老齡化造成的下一代人負擔的加重部分進行化解。如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稱：「只要實現全國統籌制度全覆蓋，未來30年左右完全能夠實現制度自身的收支平衡，有能力避免養老金支付危機。」目前，中國已經有25個省市實現了省級統籌，但這僅僅只是賬面意義上的統籌，而非實質性的統籌。2010年，國家就已計劃在320個縣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但由於新農保、城居保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銜接轉換通道未徹底打通，農民工的參保率依舊沒有顯著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延遲退休,勢必使得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覆蓋面的工作受到很大沖擊。延遲退休年齡可能使得許多原本未被制度所覆蓋的人拒絕參保。養老保險覆蓋面低,自然也減少了養老保險的收入。國家財政是社會保障指出主要的負責人，但在「十二五」之前，財政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多年持續低於10%，同期的行政經費卻高達1/5。與日本、加拿大這樣同期社保支出超過公共財政30%的國家相比，明顯過低。因而壓縮「三公消費」，增加「社保支出」，理當成為緩解社保資金問題的首要出路。更何況，早期國有企業普遍以「低工資無社保」為代價，國家承諾的政府養老沒有兌現，現在一古腦兒要社保基金承擔養老支付，必然使得社保基金壓力持續增大。而全國各地社保案層出不窮也使得公共權力不斷受到質疑。從1993年開始，廣州8.9億元養老保險金被挪用，無法完全追回;2003年6月，太原市財政局科員挪用社保基金8609萬元;2006年，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原局長祝均一違規拆借32億元社保基金相較而言，全國參保人退休年齡延遲一年，也僅僅只能使養老統籌基金增長的40億元而已。目前我國實行的「退休金雙軌制」，有兩套並行的養老金體系，一套是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的退休制度，個人無須繳納社保，由財政統一支付的養老金;另一套是社會企業單位的「繳費型」統籌制度，單位和職工本人按照整個工齡以總的工資的20%比例來繳納。這種不平等導致了政府替公務員退休金買單日益變得不可持續。政府2010年向退休公務員的財政轉移支付為218億元人民幣，達GDP的5.4%。人近幾年退休福利巨大的不平等導致了民眾普遍的不滿。20110年時，廣州市人大代表黃瑞麟就爆料：處級公務員退休金能拿到7000—8000元/月，企業的經理們每月自己繳納養老金1000多元，但退休時封頂也就是1700元/月。不解決體制內外社保的公平正義問題，社保虧空問題無解。體制內沒有繳費的個人賬戶本身沒有積累，卻要按照有積累的形式來發放養老金，沒有人來買單，本身就是一個缺口。由於上世紀末大批國企由於經營不善宣布破產，從1998年至2001年三年間，國企職工從286萬下降到233萬，下降率達到24.4%，離退休人口卻由115萬升到119萬。大部分國企員工想方設法提前退休，提早享受養老金待遇。1999年至2003年的五年中，提前退休人數達到當期退休人數的20%。而是個主要城市的新增退休人員中，提前退休的已近1/3。部分提前退休的人員是非常健康的，卻往往以喪失勞動能力為由辦理了病退;還有部分行政管理人員以特殊工種名義提前退休。而對於那些已經內退或提前退休等需要自己繳納養老金的人群而言，延遲退休則是個不折不扣的噩耗。他們需要繳納更多的費用，所獲卻相應減少。多數學者在論證我國延遲退休年齡合理性的時候,都以預期壽命在延長為主要依據之一。但從數據上看,我國老年人口60歲以上各年齡組老人的平均余壽在1980至2000年間雖然在提高,但目前仍遠低於一般發達國家。而如果將退休年齡推至到65歲，按中國人平均壽命72歲來算，退休後只能拿到7年的養老保障金。假定他25歲參加工作，按40年的參保標准來算，平均參保款3000元/年*40年=120000元，退休後保障工資為6000元/年*7年=42000元，憑空損失78000元。基於美國相關制度的實踐，2010年9月6日，上海市出台了《關於本市企業各類人才柔性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的試行意見》，試行「彈性退休」政策，以此對不同行業的勞動者區別對待。使得一些工作勞累、收入又低的體力勞動者，提前退休得到解脫和享受。然而對於目前的中國而言，這項政策只會涉及到一個很小的范圍。因為民營企業用人，本來就極少年齡限制，只要對企業有用，七老八十也照樣可以上班。因此，這項政策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的就是國有企業等很少一部分人。在公務員、事業單位、國企及壟斷行業的隊伍中，目前工作在一線的多以合同制工人為主，但往往也還有一部分「正式職工」退居二線卻享受特權。缺乏必要的行業監管與考核制度，延遲退休為這些特權職工以及其他有背景者，提供了繼續享受特權5年的便利條件。更為領導者提供了「戀官」「戀職」的絕佳理由。盡管從2012年開始，中國的人口紅利已逐漸消失，但老齡化並不等於中國勞動力不足。目前中國市場依舊需要由已經繳納社保的人群不斷增加繳納年限、減少領取年限，來填補無底洞似的社保虧空。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221萬人，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553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8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假設我國平均退休年齡延長5年，每年可能會涉及上千萬人。一方面巨量崗位無法騰出，另一方面又很難通過新開發崗位等方式來化解。這不僅意味著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也意味著今後養老金積累的困難，其結果是當年輕的勞動力人口進入老年後，其養老問題將會成為一個更難解決的社會問題。與多數已施行彈性延遲退休制度的國家不同，中國目前許多單位招工用人，年齡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門檻，「4050」群體普遍遭遇就業難現象。對此，中國目前並沒有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而現有法律對就業其實的界定也過於狹窄——《勞動法》關於就業歧視的規定主要包括性別、宗教、種族、民族四類，甚至沒有關於年齡歧視的條文。經濟的全面市場化，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就業狀態和觀念，許多人都難以終老於一個職業，失業、更換職業的情形越來越多，而延遲退休年齡，則使得高齡就業者的公平就業權利無從保障。與「先富後老」的發達國家不同，還沒富裕起來的中國已快步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辛苦半輩子的工薪族對雖然微薄但幾乎是全部生活來源的養老金需求更為迫切，也對公平問題更加敏感。在與之相關的社保、勞動關系尚未理順前，冒然延遲退休很可能是壓倒希望的最後一根稻草。(來源：華聲在線作者：作者：澤清)
⑶ 四川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到底四川那些城市已經在執行呢
在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新農村的今天，農村社會保險越來越受到政府、理論界和廣大學術界的關注。鄭功成(2002)認為，農村養老保險的停滯潛伏著巨大風險，主張分類分層解決農村養老保險問題。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宜「進」不宜「退」，宜早不宜遲。「進」應該是正視現實，在具備一定的條件的基礎上循序漸「進」，而不是不顧客觀情況一哄而上(王芳、王天意，2005)。鑒於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計劃生育對家庭養老功能的削弱，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故在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過程中，在重視社會救助的同時，要把社會養老保險作為重心來抓(劉書鶴，2001)。東部地區基本上具備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中西部地區個別省份具備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合理的方案是在中西部選擇部分發達地區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待條件成熟後再全面推行(王國軍，2002)。本文對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研究做一綜述，去粗取精，以利於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
一、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是否成熟
在這一問題上，理論界多數學者均認為中國目前還不具備全面推行這一制度的條件，但也有少數學者持不同意見。
第一種觀點：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件尚不具備。有代表性的觀點出自何文炯等(2001)。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覆蓋於農民，都是處在該國工業化、市場化、農業生產集約化、農產品商品化程度較高，工業化由中期轉向成熟期的過渡階段，即工業化靠自身積累且其剩餘能反哺農業時期。這時，國家綜合實力增強，農民收入大大提高，農民人口相對一國人口總數已不佔絕對多數。而目前，中國農村多數地區仍處於相對封閉的小農經濟階段，且地區之間發展水平差距過大，因而，在全國范圍內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經濟條件尚不具備。他們認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就全國而言，發達地區應積極推進，欠發達地區應暫緩推行，然後逐步擴大其實施范圍。不管是發達的農村地區還是欠發達的農村地區都應建立綜合性、多渠道的養老保障體系，以對付農民的老齡化風險。梁鴻(1999)在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約束因素進行分析後指出，由於中國政府財力有限，而城市又處於經濟改革的中心，根據「發展優先和效率優先」的發展戰略，必定在資金的競爭性使用中具有優勢；而且福利國家的困境——「福利病」對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國家不敢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投入太多；再加上中國農村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又已達到相當程度，因此，現階段中國尚無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國范圍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區的社區保障作為替代。
第二種觀點：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件已經具備。盧海元(2003；2004)認為：①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條件基本成熟。2001年，以美元計價，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185元)已經超過歐洲國家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時的最高水平(愛爾蘭，1998年為9580元)。即使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1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已經達到5774美元，也超過了發達國家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平均水平(5226美元)時。2002年，中國農業GDP比重已經下降到15%。可以說，中國逐步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條件目前已經基本具備。②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戰略條件基本具備。首先，中國GDP將突破10萬億元，財政收入也突破1.7萬億元，經濟發展已經上了一個大台階，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和手段都已具備。其次，由於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發達地區農村、城鎮近郊農村和中西部一些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農村，已經具備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再次，計劃生育國策的實施，一方面打破了農村「養兒防老」的傳統方式，另一方面加速了農村人口的老齡化，這些都要求中國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最後，加入世貿組織要求嚴格限制使用農產品價格保護等與之相抵觸的農業政策。為避免農業受到重大打擊，為避免農民利益受到嚴重損害，中國應該充分利用「綠箱」政策，對農民實施更有效的保護。不失時機地為農民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郭秀亮、范作雄(1997)認為，農村能否順利推行社會保障，歸根到底取決於兩個方面：其一，有可靠而穩定的資金來源作保障；其二，農民有較為強烈和廣泛的社會保障參與意識。前者是推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硬體」，是物質基礎，後者則是一種軟體，是順利實施社會保障制度而必須具備的一種社會氛圍。基於此，他們指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得中國農業產生了巨大的質的飛躍，已初步具備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首先，鄉鎮企業的迅速崛起為集體經濟組織繳納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基金提供了可能；其次，農業勞動者收入的提高使得農民具有了較為強烈的社會保障參與意識；再次，存在通過國家政策性調節措施(向高收入階層征稅和在國家財政中設立社會保障支出項目直接撥款)來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的可能。
二、政府責任
不能以政府對農村居民沒有承諾為借口來拒絕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鄭功成，2002)。陸解芬(2004)認為，政府必須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和運營中起主導作用。具體而言，政府的責任主要可分為：第一，政策責任。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過程中，政府應起主導作用，政府的重視和支持是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根本和前提。第二，財政責任。一項社會政策的執行，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等的支持，其中，財力支持是最重要的。第三，法律責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中國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而這種強制性必須通過國家立法來保證。李迎生(2005)認為，政府擔負著構建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的管理體制，兌現國家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財政責任並推動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確保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監管機制，推動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建設，以及創造適宜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外部環境等重要職責。當前，為保證政府切實地履行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的職責，需要糾正認識上的偏差——對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趨勢應有正確的認識和合理的估計，以及實踐上的偏差——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上長期存在的重城市、輕農村的做法。
三、模式選擇
建立和完善以農民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為重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適應各地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堅持發展農村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是中國改革開放條件下解決養老保障問題的新創造(趙瑞政、王愛玲、任伶，2002)。
第一個觀點：分類分層。鄭功成等(2002)認為，一個較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對農村居民的社會養老問題進行分類處置，優先考慮已經非農化、城市化的農村戶口勞動者，優先考慮響應國家號召的農村計劃生育夫婦，優先在發達地區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和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及其他經濟條件好的地區可以先行一步。鄭秉文等(2001)認為，按照《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模式，要做到突出重點、區別對待、分類指導、有序發展。還有人認為，中國應該改變目前農村既定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在經濟較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可實施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接近的制度形式；在農村中等收入地區，農民的個人賬戶養老金可通過購買商業保險養老金產品來實現。總而言之，在一種漸進的動態整合中，逐步實現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整合統一(陳志國，2005)。
第二個觀點：「三結合保障」。楊翠迎(2005)認為，面對龐大的農村人口群，單純地靠哪一種養老方式都難以擔此重任。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需要發揮家庭養老、社會養老保險、社區養老三種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決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需要。中國農村養老保障的出路在於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建立不同的養老保障模式，而且重點在於解決養老資金來源的問題。從長遠來看，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養老問題，必須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袁春瑛等(2002)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多管齊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功能得以發揮，並在此基礎上立足各地實際，分類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與社會養老三者結合起來，是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的一種理性選擇。有學者認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仍然要採取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供養為輔的模式(閻昆，2000)。
第三個觀點：創新制度。盧海元(2003)在《實物換保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創新之路》中指出，「實物換保障」是根據不同的對象，以特定方式將其擁有的農產品、土地和股權等實物轉換為保險費，分別設計現實可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方案。年輕農民實行「產品換保障」；老年農民和被征地農民實行「土地換保障」；進城農民工實行「產品換保障」+「土地換保障」的「雙軌制」；鄉鎮企業職工實行「股權換保障」+「產品換保障」+「土地換保障」。閆艾茹(2003)和孫潔(2004)認為，根據中國國情，政府目前不可能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提供巨額的財政補貼。建立個人賬戶儲備積累、繳費確定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國情和農村實際做出的現實選擇，也符合國際養老保險的發展方向。
四、籌資模式
目前，對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籌集模式的探討較少。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採取怎樣的基金籌集模式?多數學者(例如鄭秉文等，2001；楊東樂，2005；劉翔，2006；等等)贊成《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中提出的「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的資金籌集模式，認為它比較符合中國農村現階段的實際情況，有利於中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福利國家養老保障的弊端。相反的觀點(例如高和榮，2003；趙建國，2004；等等)則認為，這種籌資模式下，國家和集體所體現的社會責任過小，不僅會造成資金來源不足，降低其保障水平，而且會影響農民參與社會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加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難度。
五、基金管理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委託保險公司管理是一趨勢。劉貴平(1999)認為：①由於政府壟斷經營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容易出現官僚作風、效率低下、服務質量差的後果，所以，不應放棄和排斥依託於保險公司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②實行按季節或按年度繳費符合農村實際，而按年度繳費更符合農村實際情況，但養老金按月領取比較好。所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該是「按年繳費，按月領取」；另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應實行封閉運行，將其歸集在財政專戶。即一方面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集中在省級管理；另一方面委託專業管理機構進行多元化組合投資運營。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運營模式從國家經營向基金管理公司經營的轉變過程中，政府承諾的最終擔保所起到的穩定作用是無法替代的。實際上，專家理財也有風險，為此，政府應承擔最終擔保(牟放，2005)。目前，以縣為中心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體制中，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經辦機構實際上擔當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受託管理人的角色，卻不具備資本市場的投資主體資格。對此，可行的辦法是在中長期內，一是建立全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受託管理機構，集中管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在有條件的地方建立省一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受託管理機構，集中管理一個省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二是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受託管理機構的省份，應當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面開展、基金積累規模較大，同時具備相應的基金管理人才和技術的省份。三是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基金的歸集、支付和基金收益的分配(趙殿國，2004)。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商業保險公司有助於農村養老保險的推行。羅世瑞(2004)指出，農民的養老問題關鍵在於經濟保障，農民的養老問題可以採取讓農民參加商業保險的辦法來解決，不依賴於國家財政支持。商業人壽保險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農民可根據繳費能力、保障需要和其他具體情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險種。但是，中國農村壽險市場存在有效供給不足、經營主體單一、費率不合理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途徑是引入相互保險形式，增加保險市場供給主體，降低費率，激活農村保險市場，推動中國農民養老問題的妥善解決。鄭功成等(2002)對此持否定意見，認為不能對商業保險公司寄予過高的期望，更不能指望依靠商業保險來替代政府承擔的責任。
六、失地農民社會養老保險
對於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的問題，國內專家學者基本達成一致，認為現階段應該採取「以土地換保障」的方法，建立以就業為支撐的政府主導型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塗文明，2004)。但是，至於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專家學者又持有不同的意見。
第一個觀點：土地使用權置換保險金。張時飛、唐鈞(2004)和樓喻剛、金皓(2002)提出了「以土地換保障」的政策建議，即從土地徵用款中確定一定數額建立失地農民的基本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他們認為，土地徵用款是農民失去土地後維持生計的唯一資本，政府利用這一「歷史性時刻」積極弓[導失地農民投資於養老保障，是維護他們切身利益的重要舉措。只有切實解決了失地農民的後顧之憂，才能降低企業吸納失地農民的成本，增強失地農民的就業競爭力，從而為他們的長遠發展拓寬空間，進而形成「以土地換保障，以保障促就業，以就業促發展」的良性循環。閆艾茹(2003)認為，國家在徵用土地時，對轉讓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可讓其直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並根據農村土地使用權轉讓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為5年以上的個人賬戶積累額，促進農民從傳統土地保障到社會養老保險的平穩過渡。土地使用權置換出的保障資金直接進入農民個人賬戶，增加了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積累；同時，還可以借鑒這種方法促進農村土地的規模經營，加快農民城市化進程。常進雄(2004)認可「土地換保障」的理論，認為上海市「小城鎮保險模式」具有積極意義，值得推廣。
第二個觀點：建立「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黨國英(2004)提出，現階段應該建立「國家失地農民賬戶」，讓農民能夠陸續使用出售土地所獲得的資金和這部分資金所產生的利息；將這兩部分資金與地方社會保障基金的使用統一起來，使農民獲得與城市居民一致的社會保障水平或者比城市居民略高的社會保障水平。
此外，設計一種替代耕地佔用補償金的新稅種(例如叫「農地交易特別稅」)，實行累進制，將高出一定水平的貨幣化的級差收益集中到國家手裡，建立「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就是說，對於一些大中城市的郊區和一些發達的對外開放地區，在土地交易總收入中扣除了必要的部分(主要是農民的安置費和「國家失地農民賬戶」資金這兩個部分)以後，對其餘部分實行累進稅，將相當一部分資金集中到國家手裡，形成全國統籌使用的「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
「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的主要用途是：第一，對一部分失去耕地以後所獲得的補償收入不能滿足生活保障需要的農民進行援助。特別在一些落後地區，由於公用事業發展需要而導致的土地徵用中，農民有可能不能獲得足夠的補償(因為土地的市場價格很低)，需要「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進行轉移支付，以幫助這里的農民。第二，開墾或復墾一部分土地，安置因公用事業征地而喪失土地的農民。第三，補充「國家失地農民賬戶」資金的不足。
第三個觀點：實行「三方」付費制。宋斌文、荊瑋(2004)傾向於給失地農民建立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模式應是個人賬戶式的完全積累制，採取「政府出一點，集體補一點，個人繳一點」。其中，政府出資部分不低於社會保障資金總額的30%，從土地出讓金中支出，直接進入社會統籌賬戶以備調劑使用；集體承擔部分不低於社會保障資金總額的40%，從土地補償費中支出；個人負擔部分從征地安置補償費中抵交，集體和個人所繳資金進入個人賬戶。他們認為，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險的支出標准要低於城鎮職工，並且從土地出讓金中提取建立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風險准備金，以應對將來養老保險的支付風險。鑒於政府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險個人賬戶難以一次性拿出全部資金，可借鑒台灣地區的做法，以向失地農民發放債券的形式支付，等以後土地有收益再分階段向農民個人賬戶注入資金。同時，鼓勵失地農民積極參加商業保險。
第四個觀點：「農轉工」。成得禮、董克用(2004)提出，吸收失地農民參加城鎮養老保險。對於「農轉工」人員，要按照將其農齡按一定的比例折算為工齡的辦法，使農齡與工齡接軌，從而將這部分人納入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對於自謀職業人員，要為其開辟參加養老保險的渠道，對達不到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年限的，允許一次性補繳，使他們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的養老保險待遇。失地農民由於失去了土地，在無業或失業期間不再有任何收入來源，也不再有退回農村的可能，因此，政府應該盡快拓寬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圍，將失地農民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內，以解決失地農民的後顧之憂。
七、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
鑒於農民工數目龐大和短期內其轉移潮流不可能停下來的事實，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也成為學者們關心的焦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他們在農村的父母的養老保障造成了極大影響，但同時，經濟因素、文化認同、權益意識的覺醒等，對他們自身未來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又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因而，政府應該因勢利導，在政策、立法和管理上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而不應該重城鎮、輕農村(戴衛東，2005)。
(一)第一個視角，總體原則
第一個觀點：分類參加。鄭功成(2002)認為，對於農民工養老保險，有必要設計兩個以上的方案供有穩定職業的農民工(有較長時期的勞動關系和穩定的工作崗位)和無穩定職業的農民工(經常處於流動狀態)自主選擇，並作為全國性的政策出台；否則，養老保險可能演變成一種不確定的強制儲蓄，從而失去這項政策的本源意義。政府在實施此類政策之前，還可以先對農民工進行適當分類，對達到規定居住年限及有相對固定住所和單位的農民工，給予享受本市居民權益的資格條件，並正式納入當地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而對不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則另提方案加以解決，並視情形逐步納入。
第二個觀點：城鄉逐步統一。李迎生(2001)主張將進城農民逐步納入城市職工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原因在於改革以來，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已在城市和小城鎮居住多年，職業、生活都已有了相當的基礎，和城鎮企業職工已無二致。他們實際已和農村脫離了聯系，再讓他們向家鄉農村社會保障機構繳納社會保險金，已不現實，只會給當事雙方造成困難和不便。從農民工收入來源、農民工養老保險具體操作、農民工養老保險的管理和監督角度來考慮，也有學者認為，在現階段把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納入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為宜(曹信邦，2005)。
第三個觀點：回鄉參保。楊立雄(2004)認為，中國由於歷史原因形成的二元體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打破，目前把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中來既不現實也不可行。可行的方案是把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並在適當時機，將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與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接軌。在資金籌集和繳納方式上應實行差別對待：東部地區，採取強制保險，以農民個人交納保險費為主，集體補貼為輔的方式；中部地區，採取自願參加為主，個人繳納與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方式；西部地區，採取自願參加為主，個人繳納為輔，實行中央、省(區)、市(地區)三級政府補貼的方式。
(二)第二個視角，賬戶設計
第一個觀點：個人賬戶比例化。由於農民工流動性大，工資水平低，多數農民工是「離土不離鄉」，簡單地把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當前既無條件也無必要。有土地的農民工，可按「土地換保障」的方法換算出積累額，計入個人賬戶。當前主要的工作是為農民工建立與城鎮企業職工規模相同的個人賬戶。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實行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模式，其中，僱主按員工個人繳費工資的10%繳納，員工按本人繳費工資的5%繳納。對僱用農民工的企事業單位，除繳納保險費享受稅前列支政策外，還可按其繳納的保險費額度，確定給企業減免一定期限(例如5— 8年)和比例(例如繳費額的5%)的稅收，這實際上是對農民工的個人賬戶進行間接補貼，可使企業和農民工直接感受到國家財政稅收政策的扶持，提高企業和農民工繳費的積極性。同時，通過間接的財政支持，政府作為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責任主體的作用也得以體現了。農民工在轉換工作時，養老金個人賬戶可隨同轉移，退休後按規定領取養老金(閆艾茹，2003)。
第二個觀點：「混合型」養老保險制度。徐賽嫦(2003)認為，應該建立「混合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其一，企業按大、中、小等級繳費建立社會統籌賬戶，並採用現收現付方式支付給老年農民工。國家養老保險機構將所有企業繳納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基金匯合統籌，從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保險金，平均注入當前本地區的每一按時繳費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不妨稱個人賬戶中的這部分基金為基本養老保險金。另一部分基金採用現收現付的支付方式，平均打入當前已經領取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的統籌賬戶。兩部分基金的比例由地方立法機關根據老年農民工的生活保障需求而定。當地區差異逐漸減少時，企業繳費標准和企業繳費分配比例將逐漸實現全國統一，並最終達到現收現付部分的全國統籌。其二，以自願原則為前提吸引農民工建立個人永久性賬戶，採用完全積累模式管理基金。農民工可以憑借身份證和工作證明在務工城市建立個人永久性帳戶(帳號與身份證一致)，並可隨時查詢。其三，進行規則和信息的全國統一。制度只有被法律的形式確定後，其實施才有合法依據，地方立法才有約束，規則才能全國統一。只有規則統一了，才能符合農民工的需求實現社會養老保險關系的跨地域轉移。另外，只有建立以地市一級為基礎的社會保險關系信息庫，實現全國范圍內地方之間的信息互聯互換，才能及時無誤地處理養老保險關系的地區之間轉移和接續事務。
第三個觀點：彈性養老保險制度。盧海元(2005)提出了制定適合農民工特點、繳費門檻較低、繳費方式靈活、可隨人轉移的彈性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想。「彈性」主要涉及個人賬戶的繳費、政府對個人賬戶的補貼、待遇調整、覆蓋對象。改變現行制度設計中參加社會保險農民工只有到達領取養老金年齡才能動用基金的傳統規定，允許農民工通過保險證質押借款的方式，解決其生產、生活面臨的資金困難。
八、簡要評論
由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個新課題，整個制度還未定型，因此，學術界的研究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模式仍處在爭論之中。在認可中國農村有條件建立社會養老保險以及政府應該承擔該責任的基礎上，學者提出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地對待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不同的對象和不同的地區應該有不同的政策。例如，有學者(盧海元，2003)在借鑒歐洲及東南亞國家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實物換保障」的理論；還有學者提出「土地換保障」(陳頤，2000；常進雄，2004；於淼，2006)、「住房換保障」(潘岳，2006；袁友文，2006)等理論。究竟孰優孰劣，莫衷一是。
第二，對整體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研究相對較少。鑒於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特殊性，學者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整體設計顯得冷落，更多關注的是對失地農民、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問題的研究。筆者認為，從長遠城鄉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一體化的角度看，如果對農民工等特殊群體先制定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就必須在制度設計上考慮到這一點，不能抱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態度。
第三，沒有從動態的角度來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很多學者在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問題的時候，仍然靜止地以1992年民政部頒布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為藍本去分析。除了該方案是一個草案外，十幾年來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因素也發生了諸多變化。因此，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除了要考慮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外，還要考慮農村社會分層、文化、倫理、權益意識的覺醒等因素。
第四，缺乏對非經濟影響因素的理性分析。在分析影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因素時，大多數學者偏愛從經濟因素去看問題。事實上，在農村，尤其是在中國農村，筆者認為，傳統文化、道德倫理以及價值觀等非經濟因素在更大程度上阻礙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戴衛東）
⑷ 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後，對於70.80後的人還有必要參保嗎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按照統籌推進、重點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發揮改革牽引作用。其中，要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加快出台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
老有所養，是重大民生工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將給人們生活帶來哪些變化?對經濟發展又會產生什麼影響?老齡化程度加深，養老保險能否兜得住?
並軌擴面
養老改革啃下硬骨頭
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關系著每個人年老後的生活，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社會保障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支柱性制度安排，肩負著維系國家長治久安與人民世代福祉的重大責任。而養老保險又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中的支柱性制度安排。養老保險改革無疑是全面深化改革中關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項目。」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認為。
把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放在「更好發揮改革牽引作用」的重要位置，如何理解?
鄭功成表示，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牽引作用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化解養老後顧之憂，維護老年人生活質量，促進社會公正與文明進步。二是優化制度結構與功能，均衡並適度降低法定勞工成本，創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三是平滑個人收入，提振居民消費，持續助力經濟增長。「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有利於惠民生、促公正、穩預期、助發展，既是穩中求進的重要基石，又是穩中求優的重要方面。」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全面深化改革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3年來，養老保險領域多項改革措施出台，啃下了不少硬骨頭。
——由機關事業單位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共同構成的法定養老保險體系正式形成。
——養老保險覆蓋面取得新飛躍。2014年，啟動實施全民參保計劃;截至2016年9月底，領取養老金人數達到2.4億人。
——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機制明確。
「最近，國際社會保障協會把『社會保障傑出成就獎』授予中國政府，是對近年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發展的肯定。」鄭功成說。
改革提速
堅持統賬結合不變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加快出台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這引發不少人暢想：養老保險改革舉措推出不少，還會有哪些改革?
「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是形成養老保險頂層設計方案，促使養老保險制度從單項突破向總體優化轉變，最終使養老保險制度走向成熟定型。」鄭功成表示。
養老保險頂層設計，應該圍繞什麼?鄭功成說，基本內容至少應包括5個部分。一是明確發展目標，即養老保險要追求制度統一、均衡責任負擔、保障適度水平、完善多層結構、維護公平公正。二是確定多層次架構及其功能定位。即以基本養老保險為根本，輔之以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積極發展商業保險，建立起多層次的保障體系。三是均衡責任主體的負擔，即政府、用人單位與參保者個人的負擔相對均衡，同時逐步降低用人單位繳費費率。四是盡快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以更高層次社會統籌充分體現社會公平。五是設計合理過渡方案，為實現頂層設計目標提供操作依據。
基本養老保險是整個養老保險制度的主體和根基。一段時間以來，基本養老保險採取什麼樣的制度、是否要在此輪改革中調整，一直存有爭議。「穩中求進是當前經濟工作總基調，也應當是深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總基調。我國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這一點不會變。那種主張大賬戶或全賬戶制的觀點，不符合法定養老保險制度常識與規律，只會導致制度異化。」鄭功成說。
據了解，我國養老保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在基金籌集上採取傳統的國家、單位、個人共同負擔模式，實行社會共濟，在養老金計發上強調個人賬戶養老金激勵因素。經過20多年發展，這項制度運行平穩有序，效果總體良好。深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將進一步完善個人賬戶制度，但堅持統賬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這個前提沒有變。
迎接挑戰
通過改革實現全國統籌
我國正加速進入老齡化社會。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1.77億人，已佔總人口13.26%。公眾對於養老保險高度關注，格外擔心可能出現的風險。特別是近兩年，「養老保險不保險、一半省份靠財政補貼」「養老保險基金缺口擴大」等說法時時冒出來，更讓參保者緊張。
養老保險制度是否可靠?改革將如何增強養老保險可持續性?
「老齡化的確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巨大挑戰，但並非不可應對。」鄭功成解釋，養老保險制度是否可靠，不取決於一時一地之基金多寡，而取決於責任分擔機制是否合理、取決於能否根據人口結構等變化對制度進行合理微調。我國5項社會保險基金累計結餘5.9萬億元，其中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節余約4萬億元。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還管理著約2萬億元戰略儲備基金。這些數據表明，養老保險基金狀況良好。此外，我國還有2億多青壯年勞動者應納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平均退休年齡54歲左右，第二、三層次養老保險發展空間巨大。這些因素對於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都非常有利。
鄭功成認為，對養老保險制度有必要澄清3個認識誤區。
——財政是否應當補貼養老金支出?「回答無疑是肯定的。這不僅是國際慣例，更是確保老年人合理分享國家發展成果的正常途徑。我們可以探討財政補貼方式，但不能否定政府財政對養老金制度應當承擔的法定補貼義務。」
——眼下局部地區出現收支缺口是否必然導致全局性風險?答案是否定的。這只是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採取地區分割統籌導致的結果，未來應通過改革實現全國統籌。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會不可持續嗎?「這種悲觀看法沒有根據。包括德國在內許多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採取現收現付制，都在穩步持續發展。我國有數以萬億元計的戰略儲備基金與滾存結余基金，還有巨大政策調控空間。只要加快改革步伐，構建起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一定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鄭功成認為，我國養老保險值得信賴，是可靠的制度安排。隨著改革推進，養老保險制度不僅能為全體人民提供晚年生活穩定安全預期，也將為整個經濟社會健康持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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