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人口老齡化與養老問題研究
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不僅反映了人類社會的進步，而且也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給社會帶來的最為直接的問題就是養老問題。本文首先研究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徵及趨勢，然後回顧了中國養老保障制度建立和發展的過程，在此基礎上著重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障現存的主要問題及成因，最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對策。一、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發展趨勢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所謂人口老齡化，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因人均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而使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齡構成老化的社會發展過程。人口老齡化問題不同於老年人口問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問題。因此，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按人口學理論，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是依據老年人口或未成年人口在人口中的不同比例來劃分的。人口年齡結構類型分為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當然，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劃分是相對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數據顯示到2005年時全世界在總體上即將進入老齡化世界，到2025年除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區均將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代，其中北美洲、歐洲地區65歲及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占總人口的20%，可見人口老齡化在全世界加劇的態勢，已形成了世界性的「銀發浪潮」。中國人口老齡化具有以下特徵：人口老齡化進程速度快，時間短；老齡人口的絕對數量龐大；老年人撫養比明顯偏大；人口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步。迅速發展的人口老齡化趨勢，與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死亡率下降密切相關。隨著20世紀中期出生高峰的人口陸續進入老年，可以預見，21世紀前期將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最快的時期。人口老齡化對社會養老保險具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影響。一方面，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領取養老金的退休職工相對於向養老基金繳費的在職職工的比例不斷提高，從而將對中國養老保險資金的收支平衡產生直接的影響。如果養老基金長期入不敷出，養老保險制度就會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可能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從而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產生間接的影響。二、中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回顧和現狀養老保險制度是國家和社會依據一定的法律和法規，為解決勞動者在達到國家規定的解除勞動義務的勞動年齡界限，或因年老喪失勞動能力退出勞動崗位後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依據保險方式多層次」的原則，我國的養老保險的目標體系有三個層次組成：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採取的是一種混合式的養老保障制度。一方面，沿襲了家庭養老制度這種傳統的養老方式；另一方面，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中國逐步建立了城鄉有別的養老保障制度。中國傳統的養老保障制度是從20世紀50年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帶有明顯的二元經濟的特點，即城鎮建立了以高就業為基礎的職工勞保福利制度；而農村建立的是以集體經濟為基礎、以「三無」對象為主的保障制度，多數老人依靠家庭養老。從中國養老保障的歷史來看，實行的基本上是一種受益基準制保障制度，即城鎮職工個人不需要繳納保險費，而完全是由企業或國家負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養老保障制度進行了一些新的調整和變動。隨著中國實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使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主體。在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體制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有的集體經濟結構，從而使農村原有的集體社會保障解體。因而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迫切需要改革養老保障制度，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人口老齡化社會的養老保障制度。中國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可以概述為三個步驟：退休費社會統籌體制；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的建立；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進措施。中國農村的社會保險制度的探索也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致經歷了探索試點、逐步推開、整頓規范等階段。1986年，民政部根據「七五計劃」關於「抓緊研究建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並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情況，進行試點、逐步實行」的發展目標，開始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進行積極的探索。三、中國現行養老保障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成因分析中國現行養老保障存在的問題有：養老金支付「缺口」巨大；保險覆蓋率低，非國有經濟部門投保困難；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缺乏完善的發放養老保險金的社會化服務體系；農村養老保險問題主要是保富不保貧，覆蓋面窄，籌集資金困難和制度不穩定。造成上述中國養老保險主要問題的原因主要是：「轉製成本」由誰承擔的問題沒有解決；養老保險費收繳困難；養老保險資金非市場化運作，投資收益低；養老保險基金管理不善，使用效率不高，損失嚴重；提前退休對養老保險體制的巨大沖擊。四、養老保障制度國際借鑒目前，國際上通行的養老保障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以德、美、日等國為代表的自保公助型養老保障模式，二是以瑞典為代表的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障模式，三是以新加坡為代表的強制儲蓄型養老保障模式。三種模式各有特色，利弊共存，對其進行比較分析，目的是為探尋適合我國國情的養老保障模式。國外養老保障制度對我國的啟示有：構建適應本國國情的養老保險體系；正確選擇養老保險模式的選擇；養老事業要依靠社會，走市場化道路；逐步推遲養老金領取年齡。五、建立和完善中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對策面對人口老齡化的沖擊，如何選擇切實的應對措施事關重要。具體的對策：一是逐步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二是將「基礎養老金」與「個人賬戶養老金」分離；三是建立國家多層次養老保險模式；四是建立養老保險補償機制，多渠道籌集「轉製成本」；五是充分發揮社區組織在養老保障體制中的作用；六是對養老基金進行有效投資，確保其保值增值；七是農村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
Ⅱ 求人口老齡化與我國養老保險論文相關資料
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來源：光明觀察
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研討會簡報之二
2005年12月24日，「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經濟學家談人口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行。會議探討了我國人口未來的變化趨勢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本期簡報報道第二場專題「我國人口老化、三農問題與經濟社會發展」研討內容。
我國1990年代以來生育水平及其未來影響
郭志剛（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人口統計數據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樣調查，國家計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調查，1997年和2001年調查。三個調查基本說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續下降。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估算，總和生育率從1990年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總和生育率，下降較小；二孩和三孩總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斷下降，三孩總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慮更長時期，終生生育率從70年代的六個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點幾的水平；80年代沒有明顯下降；90年代出現新一輪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齡影響，生育年齡推遲會使生育率在一定時期內下降。如果不劃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齡變化不大。如果劃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齡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齡推遲對總和生育率的影響剔除出去，計算出的總和生育率是對終生生育率的一種估計，我們稱作「去進度效應的總和生育率」。調整後的總和生育率比按常規方法算出來的總和生育率偏高0.2-0.3。調整後2000年的總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進行地區間比較，生育率水平較低的地區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會城市，以及全省（包括農村）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江蘇和四川。我國的生育政策根據各地情況因地制宜，不是統一的一胎化政策。東部較嚴，中西部較松，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較多，一些地方甚至沒有生育政策。
現行生育政策分為一孩政策（獨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個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發達的農村地區），以及三孩政策（少數民族地區）。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約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個，一半生兩個。最後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佔63%，二孩佔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計。全國平均生育1.47個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為基數，假定總和生育率從90年代初的二點幾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擬得出2000年總人口為12.67億，高於人口普查數據。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總和生育率（而不是1.6）計算會更高，少兒人口比例也會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選擇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現行生育政策長期不變，其中考慮雙獨夫婦（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開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許所有夫婦生兩個孩子。中間可以有多種方案選擇不同條件逐步開放二孩。
現行生育政策長期不變最平穩，總人口數最低；一步開放危險較大，2005年出生人口從1400萬上升到3300萬，人口最高處超過16億。老齡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開放政策65歲以上老人比例較低，不到20%；現行政策不變這一比例較高，達到28%。60歲婦女中只生一個小孩的比例，現行政策不變將超過50%；一步開放政策會比較低。勞動年齡人口，一步開放政策將先上升再下降；現行政策維持不變，會急劇下降，二十幾年減少兩億。
一步開放會出現出生危機，總人口過多。現行政策長期不變會在其他方面帶來風險，比如勞動年齡人口下降速度過快、老齡化速度過快、獨生子女家庭過多。因此需要有一個過渡期，從經濟學和社會學角度比較分析，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和試點。現行生育政策雖然已考慮開放雙獨甚至單獨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個過渡，還需要有中間的銜接過程。
農村發展、勞工遷移與社會保障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民的問題，出路是將絕大多數的農民轉移出來，這是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需要把農業勞動人口減少到10%以下，韓國目前低於10%，日本5%，美國1.7%，法國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農民不參保，只有進了城市、工業、非農產業，才能夠進入社保（盡管農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農村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是年輕人，這意味著人口老化，而社保體系可能年輕化。按照14億人口高峰計算，農業人口降至10%需要轉移2-2.5億農村人口。目前非農就業每年新增900-1000萬，其中300-400萬來自城市，農村只有600-700萬，按照這個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進了城的農民尚沒有加入社保，成為老齡化的核心問題。進城農民的流動性很強，社保體制的統籌率很低，農民加入社保後無法帶走，缺少動機加入社保。因此農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兩個問題，一是他們自己的養老，二是社保體制沒人付費。所以現在的首要問題是，提高統籌程度的同時，實行一些過度辦法，盡可能使新進城的農民工加入社保，對農民工的未來和整個體系都有好處。
另一個問題是農村留下的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一方面需要通過繼續宣揚民族文化，鼓勵農民工進城後將部分資金轉移到農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實行農村養老合作等。其他政策問題包括，如何讓失地農民拿土地補償的一部分買社保，創造商業保險模式、保險政策、保險產品，讓進城的農民工為父母購買點商業保險等。
三農問題之所以被社會關注，是因為農民收入水平增長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中國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勞動者屬於低收入階層。其中的一半已經從農村轉移出來成為藍領工人，平均年工資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現在的農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長主要體現為20%人的收入增長，民工和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只有由農民轉移到非農產業才從3000元漲到8000元。由於30%的勞動力等著從農村轉移出來，勞動市場的競爭壓力使這部分人工資不能增長。只有實現充分就業，這部分人的工資才能上漲。農村人口轉移到10%以下還需要二三十年時間，如果是16億人口，就需要更長時間。
如果依靠人口紅利增長，社會矛盾不能解決，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轉，會有比較大的風險。國際上拉美、印度因為收入差距太大，出現各種補貼、社會運動、財政赤字、外債、通貨膨脹、金融危機，使經濟陷入停滯。與此相比，失去人口紅利的風險相對較小。在老齡化和充分就業之間進行選擇，寧可要老齡化的問題，而不要不充分就業的問題。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軟著陸與經濟社會發展
曾毅（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2000年總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報，實際是1.62。如果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假設2012年後失去生育年齡上升的效應，總和生育率將提高到1.7。二胎晚育軟著陸方案假定平穩過渡到2012年，城鎮終身生育率是1.8，農村2.27。
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總人口2050年12.6億；二胎晚育軟著陸在2050年總人口是14.6億。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2025年將達到14.05億的峰值；二孩晚育軟著陸晚一點，2038年達到14.8億的峰值。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2050年後人口增長速度是負的1-1.3%。
保持現行政策不變，老年人口比例和獨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軟著陸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後急劇拉大。保持現行政策不變，65歲老人2050年佔28%，2080年佔38.6%，80歲以上老人佔9%和17.6%。過高的高齡老人和獨居老人比例會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應該向二孩晚育平穩過渡。
兩個方案的勞動年齡人口2030年後差別很大。長期保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2030到2080年間，勞動年齡人口每10年減少1億；二孩晚育軟著陸在2030，2050，2080分別多2600萬，1億和2.74億。勞動年齡人口急劇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勞動年齡人口過多會增加就業壓力，這裡面關系，請各位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一起探討。
一孩半政策地區的出生性別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區出生性別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實際上產生一種心理暗示導向作用，導致了性別失衡；而二胎晚育軟著陸不存在這種心理導向和負面影響。兩種方案20-49歲婚齡女性與婚齡男性的比例的差異非常大，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
現行政策不變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總人口比二孩晚育軟著陸少7840萬，1.96億和4.2億，減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勞動力資源，只有2060年後，減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長期保持現行政策不變將導致勞力資源每十年減少1億，是不可取的。
由於政府需要花費巨額財政支出對農村計劃生育戶進行養老補助，如果保持現行政策不變，這項財政支出將大幅度增加。如果實行二孩晚育軟著陸，這項財政支出2021年達到72億峰值後迅速下降，2050年幾乎為零。假定計劃生育戶每年領取的600元養老金不變，保持現行政策不變比二孩晚育軟著陸多支出5千億。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補貼標准提高，財政支出會大大超過5千億。
現行政策中，農村獨女戶生二孩和雙獨或單獨夫婦生二孩的方案作為臨時的過渡措施尚可，但作為長期政策調整方案會產生一些問題。農村獨女戶生二孩會產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價值等於女孩兩倍，使性別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標，可能會出現搶指標甚至假證明。雙獨單獨夫婦需要撫養四個父母和兩個小孩，撫養比是3：1。非雙獨非單獨夫婦只讓生一個小孩撫養兩個老年父母，撫養比是1.5。存在公平問題。城鎮雙獨單獨絕大部分是城鎮老住戶，非雙獨非單獨多是農村遷進來的新住戶，現行政策可能會人為強化社會分層，老住戶間通婚，新住戶間通婚。由於與非雙獨單獨子女結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產生家庭矛盾。
評論
於學軍（國家人口計生委政法司）
郭志剛教授從人口發展前景比較不同方案，傾向於人口政策的調整。我國人口發展，慣性大，周期長，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規劃要有前瞻性。以前過於強調人口過多的負面效應，對人口的比較優勢和減少人口負面影響研究不夠。
樊綱教授從社會公平角度論證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尤其是社會保障以及勞動力轉移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解決農民工問題，讓農民從農村轉移出去，是解決人口問題和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促進人力資源合理配置。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場。市場信號告訴人們去哪兒，政府為人口流動創造環境，讓人們去該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詳實地論證了不同政策的後果，提出抓緊落實兩孩晚育政策。說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決策者要用最小的代價換最大的利益，時刻關注政策的效應，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進行政策調整。
人口老齡化程度主要取決於三個因素：生育水平，預期壽命和人口遷移。國際移民忽略不計；國內的人口遷移不改變整個國家的老齡化程度；人均預期壽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預期壽命提高會加深人口老齡化；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唯一可以調控的變數，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億。
大家對與人口問題的討論主要包括四個問題：多生1-2億人口緩解人口老齡化有多方面代價，包括環境壓力、經濟發展、就業、社會保障、社會公平等，殊輕殊重；如果社會保障體系不變，多生1-2億人能否有效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風險；假設調控多生1-2億孩子，會是誰生的，生在哪裡，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夠就業；人們是否意願多生1-2億。
過去中國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計劃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計劃生育因素，包括人們生育觀念轉變，婚育年齡上升，人口加速流動，城市化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撫養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結婚人口比例下降，離婚率上升，競爭壓力不斷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問題包括：生育問題、結構問題，素質問題和分布問題。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趨勢並未停止，生育水平問題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人口素質、人口結構和人口分布問題才是大問題。
自由討論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未來勞動力減少實現充分就業以後，我國的比較優勢也不會完全喪失。如果2030年14億人口充分就業，我國人均GDP是5-6千美元，與國際上是4萬美元還有差距。下階段發展應當靠提高生產率支撐經濟增長及養老。
鄔滄萍（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臨三個困難：老齡化問題，失業問題，還有中國的繼續發展問題。就業問題比老齡化問題更為嚴重。解決失業問題，也是解決老齡問題。現在社會保障的重點應放在中青年農民工和城市人口，解決他們的就業，對老年人也有好處。
趙耀暉（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
拉美國家出現不穩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關關系，人口多的國家，失業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鬆，增加的是相對高技能的人，因為原來的獨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較發達的農村地區。用農民工參與社會保障解決城市社會保障，同時再負擔自己家裡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賓這些掉進陷阱的國家都是人口增長太快的國家。人口政策放鬆，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夠的人口。讓農民工承擔兩部分人確實不公平，但是假定在農村設立基金，與城市劃分開，問題更大。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發展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來源：光明觀察
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研討會簡報之三
2005年12月24日，「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經濟學家談人口問題」研討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行。會議探討了我國未來人口變化趨勢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們分四期簡報報道研討會內容，本期簡報報道第三場專題「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經濟發展」討論內容。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我國農村的養老保險探索
劉從龍（中國勞動部農業司）
中國存在城鄉的二元結構，城鄉差別超過3:1，如果加上城鎮的社會保障和各種價格補貼，達到5:1或6:1。由於農產品受自然災害和市場兩方面的影響，農民收入不穩定，盡管免交農業稅，由於農業資產資料和農葯化肥漲價抵消了。我國農村老齡化的速度非常快，受計劃生育和農村人口城鎮化兩方面影響，農村的老齡化比城鎮高出1-2%。農民收入中土地收入只佔1/3，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由於家庭小型化和年輕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年輕一代和老一代之間的經濟聯系減弱，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
我國80年代中開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到2004年底在1887個縣不同程度地展開。盡管覆蓋面廣，參保農民數量少，目前約5400萬。1997年曾經達到8000萬，但受多種因素影響，一些農民退保了。基金總量不斷增長，目前為260億。205萬農民已經領取養老金，2004年支付保險金20億左右。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鎮不同。籌資方式以農民個人繳費為主，集體給部分補助，國家給政策扶持（城鎮以企業繳費為主）。但事實上，國家政策扶持在大多數地方沒有落實好。管理方面，農村養老保險完全採取個人賬戶制，個人繳費和集體補助全部記在個人名下（城鎮採取部分集體統籌部分個人賬戶），以縣為單位進行核算。發放養老金時，根據個人賬戶積累金額和運行收益確定發放標准（城鎮有一個固定的替代率）。工作方法以政府組織引導與農民自願相結合，不是強制實行。
對目前工作開展情況舉幾個例子。山東省煙台市是最早開展農村養老保障的地區，98%農民參保，基本上每年繳費一次，金額從最初的20-30元錢增加到現在的300元錢，已積累基金16億，有14萬農民領取養老金，人均月領取80元。江蘇省蘇州市在經濟較發達的蘇南地區，政府對農民進行補貼，金額達到農民繳費的50%，實行統籌和個人賬戶結合。北京市今年決定每年拿出5000萬財政支持農民參保，大興區每年拿出1400萬。
不發達的地區中，安徽省霍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政府對農民養老基金給予2%的利率補貼。新疆自治區的呼圖壁縣，農民參保後可以用繳費證辦理小額抵押貸款。因為農村房屋和耕地不能抵押，用保險證進行抵押可以解決農民小額貸款的抵押問題。操作上通過銀行辦理，到現在為止八年多來沒有發生過一筆不良貸款。
農村養老保障還存在很多問題。土地收入占農民收入比重非常低，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沒有所有權，老的時候不能把土地賣掉。而且農民年老後失去勞動能力，有土地也不能得到保障。土地並不能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中沒有農民保險，是不完善的體系。商業保險等設想仍需要具體規劃。政府對農村養老保險應給予必要的財政支持，財政收入中應該有農民的份。基金安全渠道需要進一步拓寬，解決基金增值而不能丟失。
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以經濟發達和城鎮化較快的地區為重點，以非農就業和收入穩定的農民和重點群體，推進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需要解決的包括兩個重要群體：被征地農民和農民工。全國有4000多萬被征地農民，無地、無業、無創業資金，生活非常艱難。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應該適應農民工特點能夠帶走，而不像現在每退保一次蒙受很大損失，也不是以農民工補貼城鎮。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若干東亞經濟的作用
王德文（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
東亞奇跡不僅收入水平大幅增長，整個社會也得到了發展。早期發展經濟學家把人口和資源作為經濟體系中的重要變數。人越多，消費的資源和環境越多，從而產生悲觀的看法，出現馬爾薩斯貧困陷阱。如果按照早期發展理念，應該在非洲這樣人口稀少的國家獲得經濟的奇跡；而事實上發生奇跡的恰恰是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的東亞地區。
日本經濟在二戰後迅速恢復並高速增長，人均GDP在70年代中期趕上美國。亞洲四小龍經濟也迅速增長，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是美國的50%，台灣和韓國30%左右（中國正處在這些經濟60年代的水平）。人均預期壽命也大幅提高，人類發展指數得到很大改善。
芝加哥的楊（Young）對亞洲四小龍進行研究後，認為它們的奇跡完全是依靠高投入，包括勞動力的大量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資的大幅增加。同時他強調勞動力在部門間的重新配置，非農和製造業就業都得到快速增長。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進行分解後，來自於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與同期的拉美國家和OECD國家比較沒有太大區別。
克魯格曼（Krugman）引用了楊（Young）的資料並自己對亞洲的觀察，認為四小龍和日本存在區別，日本人均GDP的水平已經超過了美國，而亞洲四小龍還不到美國50%，日本實際上有很大的技術創新，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較高增長，而亞洲四小龍沒有。
世界銀行對亞洲經濟的全面回顧強調，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和市場的相互作用促進了亞洲經濟奇跡的發生。一方面存在高積累，另一方面通過選擇相應的發展戰略，採取好的政策，而實現經濟高速增長。
從人口學角度，東亞奇跡發生於人口快速轉型時期。林毅夫教授用收入水平作為外生變數解釋人口變化；人口經濟學家也用人口作為解釋變數，衡量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人口轉變帶來人口紅利，包括勞動力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
東亞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人口扶養比大幅下降，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快於發達國家。東亞經濟選擇了符合比較優勢的出口導向戰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參與國際競爭，貿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經濟快速增長產生大量勞動力需求，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出生率非常高，失業率很低。儲蓄率大幅上升，人均資本擁有量迅速上升，體現為高投入。同時重視人力資本積累，一方面改進教育、健康醫療措施，另一方面有勞動力政策支持。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改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
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齡化。以日本為例，老齡化速度非常快，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參與率均出現大幅下降。人口老齡化帶來一些問題。日本70年代建立了現收現付養老體系，由於人口轉變產生了養老金賬戶危機，並引發財政危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90年代後日本經濟低迷增長。
人口既是消費者來，也是生產者，人口轉變通過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和宏觀經濟相互影響。人口轉變中獲得的人口紅利是一次性的，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到來，應該為此做好准備。
中國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長遠影響
左學金（上海社會科學院）
我國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個非常態的政策。如果沒有非常強烈的理由，應該恢復到常態。我國的生育率已經降低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今後人口老齡化會比較嚴重，應考慮對生育政策做適當的調整。
我國制定人口政策的背景是短缺經濟，當時希望通過減少生育來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和投資，從而加快經濟增長。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宏觀經濟環境已發生根本性變化，我國從短缺經濟轉變為過剩經濟，宏觀政策重要目標是增加內需尤其是消費，現在決定生產的不是供給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今後一二十年，我國可能會面臨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轉移出去的局面，產業結構需要進行升級，不然經濟將停滯。
人口學的重點應當放在人口質量上，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中國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的投資佔GDP比重低於很多經濟發展程度相當的國家，政府要發揮更多作用。並要鼓勵公平競爭，創立一個鼓勵研發和創新的制度環境。
人口下降就業率的影響不確定。一方面勞動力供給減少會提高就業率；另一方面消費需求下降造成勞動力需求減少。短期內多生孩子不會對就業產生壓力；卻會製造很多需求，中國人都願意為孩子花錢。世界上出生率最低是歐洲和日本，歐洲失業率較高，日本失業率雖低，卻在上升。低生育率不一定帶來高就業率。國內低生育率的地區也不一定是高就業率的地區，上海人口多年負增長，失業率大約11.9%，在全國前列。
老齡化對消費需求的影響有兩種解釋。根據生命周期理論，青少年時期提取儲蓄，成年後成為儲蓄者，老年後再度成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費越多。按照理性預期理論，中青年看到社會養老保險不可靠會增加儲蓄，日本的情況就是這樣。因此，老齡化程度越高儲蓄率越高。
中國進入老齡化以後儲蓄率沒有下降，目前超過40%。中國家庭調查表明，城鄉家庭儲蓄的主要動機是養老保障和子女教育。社會保障是社會儲蓄一個非常強烈的動機。日本也是如此，盡管採取各種措施，消費始終推不動。如果經濟增長靠需求推動，沒有需求就不能增長，今後老齡化將不利於經濟增長。
人口結構對技術進步沒有決定作用，芬蘭人口非常老齡化，科技創新能力卻在世界前列。老齡化對養老保障的影響是確定的。如果替代率不變，不縮減退休職工的福利，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和贍養率成正比。醫療費用的上漲和老齡化是相關的，上海非常明顯。缺乏足夠的養老保險資金不利於資本市場的發育，美國風險基金的50%來自養老基金。
對城市化的影響分兩方面。移民的主體是年輕人，年輕人減少可能減慢城市化進程。移民減少，城市可能出現勞動力短缺（珠江三角洲地區已經出現）。目前城市對外來勞動力進入有一些障礙，這些障礙可能是內生於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制度安排。如果勞動力供給增加，這些制度可能會改變，城市可能會更歡迎農村人口進入。從這個角度看，老齡化可能會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減小城鄉差別。政策上建議逐步放寬生二胎逐漸恢復常態，重點放在提高人口素質上，著重考慮農村人口的老齡保障問題。
自由討論
王國強（國家計生委）：
我國70年代以來開展的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績不容置疑。人口和計劃生育的貢獻和改革開放的貢獻是相提並論的。人口政策不等同於生育政策。中國的人口問題不只是生育數量問題，還有人口素質、結構和遷移問題，人口政策是所有人口問題的政策。
1981年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第一次提出我國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經過20多年，我國人口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需要進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我建議把人口政策擴展為「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合理人口分布，開發人力資源」，應對當前遇到的人口問題。
中國的人口生育政策預測2010年把人口總量控制在13.7億，2020年控制在14.6億，2033年左右達到15億左右的峰值。為了實現這個指標，十一五期間需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我國人口地區間不平衡，中西部地區生育率還比較高。我們不能把目前行政手段下的生育生平看作群眾的生育意願。50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的子女在十一五期間進入婚育年齡，會形成一個小高峰，1億獨生子女和部分單獨可以生兩個孩子，因此生育水平可能回升。生育政策應該採取緩漸變的方式，逐步針對不同人群進行調整。上海人口已經十幾年負增長，但是如果在政策上率先放寬，會帶來很大影響。全國各地的青壯年、學生湧向上海，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上海的老齡化問題。
張二力（中國人口學會）：
現在各省新規定是雙獨生兩個，農村單獨生兩個。這一政策對2010年以前十一五期間沒有太大影響，影響到2010年後才開始體現。生育和就業之間有時間差，現在生的孩子2025年後才會能進入就業矛盾。2025年以前就業壓力比較大，2025年後勞動力以每年900-1000萬的速度往下降。
生育政策調整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們花25年降到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恢復到生兩個孩子至少要15年時間。有很多技術上的准備工作要做，也要從計生幹部工作的角度出發，才能保證計劃生育工作順利開展。
趙寶華（中國老年學學會）：
Ⅲ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保險面臨哪些挑戰和問題
老無所養、老無所依，勞動力的減少，
Ⅳ 在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應怎麼發展
未來養老保險制度必須與中國經濟轉型、經濟全球化相適應，與城鎮化、老齡化、社會結構多元化及養老需求多層次化相契合，具備普惠化、公平化、法制化以及可持續化特徵。具體來看應當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建立一個覆蓋全體國民的制度，即通過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安排，保證居民具有平等參與養老保險的機會，以實現制度的准入公平，讓每個國民都能獲得一份基本養老保障，形成基本養老保險的全民覆蓋。
第二，不同國民的養老保險負擔水平公平合理，享有均等的公共財政支持或資助，同時也能體現對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的傾斜與照顧。
第三，不同國民所享受的養老保障待遇水平均等。這里說的均等並不是所有人絕對待遇的相等，而是一種相對均等。完全或絕對相等是不可能的，差距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不同人群之間的差距應該在社會可容忍范圍之內。
第四，基本養老保障水平是適度的，即必須與經濟發展水平、人們的基本養老需求相適應；同時需要建立養老保險水平的動態調整機制，綜合考慮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中，消費支出的增長情況、人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市政府的財政收入情況等因素來進行動態調整。
為應對老齡化帶來的巨大壓力，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目標是最終建立起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的統一的國民養老保險制度，這就必須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和體系進行系統改革和調整，改變目前各種養老保險制度地區分割、城鄉分割和群體分割的狀況，把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孤立存在和運行的狀態改造成有機聯系的整體或體系，建立起制度相對統一、責任明確、分擔合理、互助共濟的養老保險制度體系，並逐步提高籌資水平和縮小保障水平差異，建立起統一規范的制度框架，以實現全體國民「老有所養」。一個覆蓋全民的養老保障體系應該是提供主體多元化與制度多層化的混合型保障體系，以適應老齡化的需要並滿足不同層次老年人的需求。按照責任承擔主體與承擔方式，養老保障體系可分為以下幾個層次：
一是家庭養老或自我保障；
二是普惠式國民養老保險制度，即社會統籌部分，其資金來源是稅收；
三是差別性職業養老保險制度，既個人賬戶部分，其資金來源是繳費；
四是作為職業福利重要組成部分的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或非企業單位提供的補充養老保險等）；
五是商業性人壽保險以及其他通過市場獲得的老年保障。
其中普惠式國民養老保險與差別性職業養老保險可以組合成中國未來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Ⅳ 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你認為中國目前的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制度應該如何改革
個人認為，不論如何改革，都要有利於老百姓的生活。
1、日本曾經出現過養老金事件，希望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不要發生；
2、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金的規模要不斷增大，受益面要發展；
3、養老金的管理應該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的道路，就像中國的外匯儲備一樣；
4、通過各種渠道的宣傳，讓老百姓知道按時足額繳納養老金的重要性。
謝謝，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Ⅵ 我國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存在的沖擊及對策
新聞背景
2005年12月14日，《國務院關於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浮出水面。2006年1月1日，養老新政開始實施，在擴大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做實個人賬戶、調整新的計發辦法等方面提出了實質性舉措。直面二十年養老保險改革難題，養老新政開始步入艱難的攻關戰。
老人：新政影響不大
老章是名退休幹部，正如一首歌里唱到的，「幹了一輩子革命工作，也該歇歇了。」如今的他，每天遛鳥、打太極拳、跳健身操，生活過得悠閑自在，而支撐他幸福晚年的經濟支柱，則來自於他現在每個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
而老章的大學同學老汪的晚年境遇則大不一樣。老汪退休前是一家企業的工程師，他現在的退休金還不到1000元錢，支撐一家人的生活只能說是勉強夠用，為了下崗的孩子和自己的晚年著想，老汪在退休之後又去一家企業當起了會計。
對於中國大多數的老年人來說，老汪的情形更代表了大多數普通老人的養老現狀，日子過得拘謹而節制，和想像中的幸福生活還有一段距離。
「這次的養老金改革對老人的影響不大，就是說目前老人能拿到的養老金不會有任何變化，既不會減少也不會增加。」
這是專家的看法。
實際上，這次養老新政的出台，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保證離退休老人的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據了解，為了離退休老人的養老金發放，近五年來，中央財政基本養老保險的轉移支付補貼金額高達2093億元。
據了解，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各項繳費比例已高達40%，在亞洲地區僅次於新加坡。為維系這一制度的正常運轉，不得不挪用在職職工的個人賬戶資金，形成了約7400億元的空賬，並且每年還在增長。
養老保險制度轉軌中出現的最大難題，就是巨額「隱形債務」問題。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底，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虧空達8000億元，且每年以1000多億元的規模持續擴大。
中人：養老新政的受害者
「20年以後等我老了，能領到的退休金會因此變少嗎？」在一家企業工作的馬勇對自己的未來有些悲觀。已過而立之年還在為事業打拚的他並沒有過多地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但他對自己未來養老金是否會減少顯得十分在意，「到那時候，社會上競爭壓力肯定會更大，養老金要是少了，生活質量如何保證？」
「改革意味著政府將通過提高社會統籌的比例來籌集更多的資金，以支付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專家的看法是，在基礎養老金不變的情況下，個人賬戶規模的縮小，將使在職職工未來的養老金水平縮水。
有人算了一筆賬，假設一名養老新政實施前參加工作且在新政實施後才退休的職工，如果他的平均月薪3000元，養老保險繳費期限為10年；再假設10年後本地月平均工資是3000元，那麼退休後，他在政策變化前後各能領到多少養老金呢？
如果按養老新政之前的養老金政策看，這名職工在退休後每月可領到的養老金是880元；如果將個人養老賬戶的規模由本人繳費工資的11%調整為8%，即實施養老新政後，那麼他退休後每月可領到的養老金690元。
也就是說，在養老保險制度調整後，這樣的「中人」職工每月的養老金少拿了190元。對此，「新政」給出的應對辦法是，國家將專門對中人發放「過渡性養老金」，這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補償，但發放標准和形式尚未有明確規定。
有關專家認為，「中人」在改革前並無個人積累，這意味著國家對這部分人負有「隱性債務」，「養老新政」實際上是通過犧牲在職一代的福利，來保障退休職工的福利。而且，再過30年，現在在職的一代人將到退休年齡，中國將進入人口老齡化的頂峰。屆時，在個人賬戶養老金積累不足的情況下，為了支付日益增加的養老金，如果政府仍然採取現行的政策，即進一步縮小個人賬戶比例，提高社會統籌比例，將使未來工作的新一代個人賬戶養老金進一步減少，最終可能使養老金制度完全成為現收現付制。從養老金支付的自身規律看，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而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的大國，沒有積累的養老金制度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巨大挑戰。
新人：養老不易
李楠可以說是一個新新人類，80後出生的他剛剛參加工作還不到3年，但每月2000多元的工資還不夠自己用，談到養老，他就一臉愁容，年輕時攢不下錢，老了以後怎麼辦呢？
剛參加工作的劉志堅最近一直在和同事討論這樣一件事情：自己結婚以後，如何來照顧雙方的老人，雖然父母一再告訴他不用擔心他們的養老問題，但劉志堅還是覺得父母加起來不到1000元的退休工資在現在這個社會越來越不夠用。
目前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了14%，到2030年，中國人口結構將從現在的15個勞動力供養1個老人變為3.3個勞動力供養1個老人。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將使得養老成為一個大問題。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一位學者認為，西方國家進入老齡時期一般都花費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而中國從控制生育到進入老齡化只用了18年時間。「我們這個社會『未富先老』，所承擔的養老責任越來越繁重。」
相關鏈接：我們能領多少養老金？
目前，1997年前退休的那一部分老人已經全部在90歲以上，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已經很低；1997年前參加工作、1997年後退休的那部分「中人」由於多年來的養老金個人賬戶積累，擁有使用自己養老金個人賬戶的權利，政府的負擔將大大減輕。也就是說，如果我國養老保障制度能平穩推進，做實個人賬戶，30年後養老金缺口才能得以填平。
按照新制度的設計，職工退休後的養老金分為兩部分：一是基礎養老金，月標准為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20%；二是個人賬戶養老金，標准為每月發放個人賬戶累計儲存額的1/120。
另外，國家對於「中人」還將給予過渡性養老金補償方式，但是，對於過渡性養老金的制定和發放標准新政尚未明確。
養老金的計算公式：「中人」的基本養老金=基礎養老金+個人賬戶養老金+過渡性養老金。具體演算法為退休前一年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20%(繳費期限不滿15年的按15%)+個人賬戶本息和÷120
舉例：王先生是「中人」，他的平均月薪3000元，養老保險繳費期限為10年，假設10年後城市月平均工資是3000元，那退休後，他能領到多少退休金呢？
個人養老賬戶的規模由本人繳費工資的11%調整為8%後，王先生退休後每月可領到的養老金=3000元×15%+3000元×8%×12×10？÷120=690元。
其中，(3000元×15%)為基礎養老金；(3000元×8%×12×10÷120)為個人賬戶養老金。
眾人話「養老」
李先生(40歲，廣告人，月收入3000元)：對於我，既要上社保基金，又要上商業保險，我不會把自己的老年時代交給後代，對於養老院，可以考慮。也許自己的老年會去一個環境比較好的地方，不排除海外。我以後會去養老院，錢多就去高級的，身體很差的時候找24小時陪護；錢少就去普通的，慢慢等死。我不信任養老保障系統，只希望現在大力建設養老院，滿足高中低檔養老需求，等我老的時候可以像選擇超市一樣選擇養老院。
王女士(30歲，企業中層管理人士，月收入2500元)：我想將來我老了的時候應該不會去養老院，保險可能會上。但也不會全指著養老保險。可能會在能掙錢的時候存一筆錢留作養老吧。說實話，我個人對養老院一直沒什麼特別的印象，總是不太信任吧。保險我還是會上的。首先錢不會太多，對於沒有退休金的我們來說，商業保險可能是老了以後首選的保障吧。
小孔(28歲，會計，月收入1500元)：養老是一個遙遠的話題，但一想起來還是覺得有壓力，因為我們這一代人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註定是付出多於所得的，各種政策和社會方面的風險承受得要多一些，不過我認為到我們的孩子長大以後，也就是再過20年，他們那一代人或許不會認為養老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吧。
小張(25歲，在校生)：還沒有考慮個人養老的問題，我的父母都是企業退休職工，兩個人的退休金加起來還沒有1000元錢，這點錢看起來不多，但在一個小縣城裡還是過得相對不錯。我的願望就是能在畢業幾年後在大城市安定下來，然後把父母接到城市裡過一種更有質量的晚年。
（本報記者：趙志國）
名詞解釋：老人、中人、新人
根據新政的規定，個人養老賬戶由本人繳費工資的11%調減為8%，並採取「新人新制度、老人老辦法、中人逐步過渡」的方式來設計。
老人：指「新政」實施前，即2006年1月1日前已經退休的人員，仍按照國家原有規定發給基本養老金，並隨以後基本養老金調整而增加養老保險待遇。
中人：指1997年之前，即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簡稱《老決定》)之前參加工作，「新政」實施後繳費年限累計滿15年的人員，由於他們以前個人賬戶的積累很少，退休後在發給基礎養老保險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的基礎上，國家還將發給過渡性養老金。
新人：指《老決定》實施後參加工作的人員，他們的繳費累計滿15年的，退休後將按月發給基本養老金。
Ⅶ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險發展問題研究 怎麼用英語
人口老齡來化背自景下我國養老保險發展問題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dowment insur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Ⅷ 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之間的關系探討
隨著社會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負擔將會加重，不僅需要支付更多的養老金，而且需要更多的醫療費用支出。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有關國家統計，65歲以後每人用於醫療保健方面的費用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成倍增加(見表1)。因此，社會保障收入難以承受老齡化必然帶來的不斷增高的支出需求，許多國家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出現了支付危機。
老齡化造成了養老保險繳費與支出之間的不平衡。據有關專家對OECD20個主要發達國家的分析和預測，除英國和愛爾蘭以外，其他18個國家的養老保險的繳費和支出之間將長期存在較大的差額，特別是在2005—2035年期間，差額將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其中有15個國家預計在2035年養老保險支出佔GDP比例將比養老保險繳費佔GDP比例高出5個百分點以上。
對於亞歐很多發達國家來說，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持和福利主義政策指導下，已經實行了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而老齡化的到來大大加重了社會保障的負擔，政府不得不以高赤字來支撐這樣一個成本高昂的體系。
以德國為例，為了支付養老金，德國政府每年要拿出700多億歐元來補貼。1965年，德國社會生產總值的9.8%用於福利支出，而今是17%。德國政府開支的相當大一部分用於福利和補貼。在2001年，德國政府的全部開支中，福利支出佔51%，其中給老年人的福利補貼佔全部開支的32.9%。高額的社會保障支出是德國赤字和國債不斷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年德國國債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8.6%，2002年超過61%。僅支付利息一項就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2002年此項開支佔德國政府全部開支的11%，致使對教育和基礎建設的投資不斷縮減，1970年時德國這方面開支的比例還佔16%，而如今聯邦、州和市鎮三級的投資卻僅為6.2%。
在美國，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支出也是影響美長期預算赤字的結構性因素。美國社會保險和醫療福利支出在2002年佔美國GDP的7%左右，預計到2030年將提高到12%，這些開支將在今後10年使聯邦政府赤字達到1.5萬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