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各國公共養老金制度改革措施

㈠ 德國有什麼政策,法律,措施來應對人口老齡化

一、改革養老保險制度。

德國養老保險制度自957年以來， 一直實行著 年德國政府第一次承認了這種養老保險體系已無法支付足額的養老金，並推行了「里斯特」改革，將原來單一的法定養老保險制度發展成 為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該項改革削減了第一支柱養老金，通過津貼和稅收減免，發展基金制的第二、第 三養老保險體系。

為了鼓勵補充養老金體系的建立， 德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激勵措施，例如：直接養老儲 蓄津貼、稅收抵免特別指出、延期納稅等此外，德國還延長了法定養老金繳費年限： 年齡滿63少工作35年才有權利提前退休， 但每提前退休一個 月就會扣除其退休金的 0.3%， 年滿 65 歲並且工作 45 年才有權退休並且不扣發養老金， 殘疾人則需要 年滿62 歲並且工作35 年才有退休的權利。

二、延長退休年齡。

為了保持一定的繳費人數，以保證足夠的養老金供給，德國政府不得不逐步提高退休年齡。 1997女性為60歲；2004 目前，德國已經決定將強制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 歲，現在兩個智庫正在研究，要把退休年齡再延後3年，到70歲歐洲執委會在去年7月也進行了類似研究， 預測歐盟的27 員國到2060年，可能需要把退休年齡延長至70歲。

三、教育改革。

自2010 年起，德國的高等院校將全面實施「博洛 尼亞進程」，本科學業時間為3 年，碩士學業時間一般為4個學期，博士學習時間由原來的5年縮短3~4年。其次，強化職業培訓，提高教育與職業相關性，培養能夠適應市場需要的人才。 2009 德國政府拿出近150 億歐元作為對大學和培訓機構的投資，2010 年又提出了新的措施： 與經濟聯合會和各州文化部簽署職業教育和專業技術人才接班 人國家公約，特別約定了職業教育數量目標。 德國 政府相信由此可以提高社會效益，延長人們一生中 的工作時間， 從而也延長了交納各種捐稅和保險費 的時間。

四、鼓勵移民。

通過勞動力市場一體化、 增加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可以從其他勞動力供給較為充足的國家引進勞動 力來解決德國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 因此，德國政府積極鼓勵移民，特別是吸引優質移民，通過同化和 整合移民來提高就業人員所佔的比例。 據統計，2010 年德國8200 萬人口中就有1500 萬是移民。德國已然 成為歐洲移民人口最多的國家。

五、鼓勵生育。

隨著新生兒的減少， 提高生育率已經成為德國的一項重要國策。根據2010 年聯合國人口發展報告，德國 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2%， 預計2010 年－2015 年每名 婦女的生育數僅為1.3。對此，《法蘭克福匯報》編輯希爾 馬赫爾博士說：「不生孩子已經嚴重影響了國家的競爭 力，它早晚會毀了德國。 」為了鼓勵生育，2010 德國政府又一次提高了用於兒童和家庭的補助支出：有孩子的家庭將獲得每個孩子 100 歐元的額外補貼。

六、提供多種養老方式。

入住「專業護理老人院」是德國老人最普遍的一種選擇， 這些養老院擁有世界一流的硬體設備和人員管 理方式。 不過近年來，德國又興起了一種名為「老年之 家」的互助養老方式。 德國一些社會團體和地方政府也 探索出了包括「多代屋」在內的多種互助養老模式。

七、發展長期護理保險。

1995 日德國啟動了長期護理保險法案。長期護理保險成為繼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事故保 險、失業保險四大險種之後的「第五大支柱」險種，所有醫療保險的投保人都要參加護理保險，保險資金由 政府、企業、個人和醫療保險機構四方負擔，政府承擔 1/3 以上。護理分為在宅和住院護理兩大類，按需要強度又可分為三類。 可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能在一定 范圍內解決老年人的長期照料問題。

㈡ 國外都有哪些養老金制度

由於人口不斷減少和老齡化不斷加劇，降低退休金或再度延長退休者的年齡也難以避免，很多國外的養老制度也不斷的在改變。

按照新生效的法律，德國退休者的年齡將由過去的65周歲逐步過渡到67歲。所謂逐步過渡是指將延長的2年分為24個月。前12個月，用12年的過渡期，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增加1個月的工作時間，這樣在2024年即可過渡到66周歲時退休。後12個月分6年過渡完，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礎上多工作2個月方可退休，這樣到2031年時即可執行67歲退休的制度。

總之，大多數國家都是讓你在年輕時創造更多財富，老了之後才會有好的養老保險，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了延長退休年齡。

㈢ 法國獨特的「多軌制」養老金體系具體指的是什麼

法國的多軌制養老金是繳費年限短，退休年齡低，待遇高。

由於法國現代養老金制度存在許多不同的類別，其中許多已經過時。如果這些由特殊退休制度覆蓋的公司和雇員能夠在養老金中承擔自己的損益，那麼如今法國政府也不會改革。由於在特別養恤金計劃下許多工業的養恤金繳款率不足，這些特殊工業部門不僅受益於遠遠超過法國社會平均水平的大規模養恤金福利。為了維持這一特別福利，他們還必須依靠法國政府的資金來彌補養恤金的短缺。

㈣ 養老保險中做實個人賬戶和名義賬戶兩種不同舉措看法

經過逾四年的研究論證，養老保險頂層設計方案接近完成。
據《財經》記者了解，總體方案中的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國有資產劃轉社保、延遲退休年齡等內容，各方初步達成共識。但無可迴避的養老金個人賬戶何去何從，依然深陷爭議漩渦。
在中國，養老金個人賬戶由員工每月繳納工資的8％形成，權益為個人自有，相當於一份強制儲蓄；而單位繳納的養老金則會進入社會統籌部分，在領取時強調共濟，吃「大鍋飯」。
個人賬戶的部分職工退休後能領取多少，與賬戶里的儲蓄金額密切相關。
個人賬戶，是20多年前上一輪社保改革時引入的新生事物，彼時普遍的社會保障制度初建，但因諸種原因，個人賬戶很長時間處於空賬運行的狀態。過去幾年的政策也沒有明確個人賬戶的改革方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僅做出「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個人賬戶制度」的表述。
它的變動將如何影響參保人未來的生活，至今說法不一。
個人賬戶流變
與大多數國家不同，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建立基本養老金制度時，採取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並存的統賬結合模式。單位所繳納的員工工資的約20％進入統籌賬戶，員工自身繳納的8％則進入個人賬戶。
從政策設計看，兩個部分對應著兩種制度和不同理念。社會統籌對應現收現付制，即在職者繳費給退休者養老，其存款不在賬戶中停留，而是直接被發放至當下的退休者手中；而個人賬戶對應的是累積制，意味著職工自己攢錢，這筆資金被儲存在銀行賬戶上，作為未來的養老資產。
職工在退休時，領取的養老金同樣分為兩部分，對應著不同的計發方式。社會統籌的發放主要與社會平均工資等因素有關，雖然參考繳費年限、繳費數額等因素，但與個人繳費行為的關聯性遠不及個人賬戶明顯。後者相當於一份強制儲蓄，計發方式簡明，即將賬戶中的累計本息除以一個固定月數，每月發放，如對60歲退休的人員，每月發放的待遇為本息除以139，體現「繳得越多，領得越多」原則。
中國的統賬結合，意在兼具兩種制度的優點：社會統籌對應的現收現付制具有較強的二次分配功能，能幫助縮小貧富差距；個人賬戶對應的累積制產權清晰，能鼓勵人們多繳費。
但兩種制度同樣各具缺陷早前未受到足夠重視：現收現付制受到人口結構老齡化的巨大壓力，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年輕人的繳費壓力隨之上升，面臨可持續風險；累積制的壓力來自於保值增值，如運行不善，相當於人們的養老錢貶值。
當初頗為美好的制度設想並未完全發揮預期作用。
由於制度建立前退休或將退休的人們未曾為養老存下資金，而政府又期望他們能夠獲得充分的養老待遇，償還這部分歷史欠債的任務便轉移到了後來的繳費者身上，這也是國內養老保險高達28％的繳費率的由來。這也可以解釋，遭遇經濟下行期時，降低社保成本的呼聲一再出現，但降低養老保險費率的步子慎之又慎。
同樣由於這部分歷史欠債，以及老齡人口比例不斷提升，統籌賬戶部分不足以發放給已退休者，只能挪用個人賬戶資金填補窟窿。
這樣一來，本用於累積的個人賬戶內並無實際資金，只有一個繳費記錄。因此，籌賬結合實際上近似於回到了原本現收現付制的老路。
如果只是簡單走了回頭路，並不可怕。問題在於個人賬戶中的記賬額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最終是要拿真金白銀來還賬的。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李珍測算，若公共預算收入和個人賬戶記賬規模的年增長率都維持在2015年的水平，到2024年，也就是七年以後，個人賬戶的記賬規模將超過公共預算收入。
這頗令人撓頭，而且留給人們想出解決辦法的時間已經不多。
決策者多年前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試圖加以解決。2000年起，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被列為試點，逐步做實個人賬戶，也就是向原本虧空的個人賬戶注入資金。2006年，試點擴大到天津、上海、山西等八個省市。
然而，事與願違，遼寧試點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一點資金再次被挪用作當期養老金發放。此後，「做實個人賬戶」的提法也消失在了後續的政策文本中，個人賬戶改革至今再無實質進展。
三條可能的改革道路
應該保留表現不佳的統賬結合制度，還是乾脆回到現收現付？
當前的改革思路大致包括三種：維持現有制度不變，或適當壓縮個人賬戶的比例；實行「分賬制」，即將個人賬戶部分或全部轉移至補充型養老制度中；實行名義賬戶制，並擴大個人賬戶的比例，改為16％的「大賬戶」，推動養老金制度向累積制過渡。
不同思路，可能帶來不同的結果。
若維持原制度不變，為應對老齡化的支付壓力，若干制度參數就必須調整。比如，延長退休年齡、延長養老保險最低繳費時間等。隨著人均壽命的提高，當前僅需繳納15年保險即可領取養老金的做法勢必有所改變。
「分賬」的思路近年越發活躍。所謂補充型養老金，主要指的是由部分企業為員工建立的企業年金制度。有學者構想，由政府為全體國民建立一個新的養老金賬戶，通過稅收優惠鼓勵企業和員工向該賬戶存錢。這一制度設計在國外早有實踐，如美國個人退休賬戶，人們可以輕松查詢到自己賬戶的繳存額記錄以及余額。補充型養老金的權屬十分清晰，即個人所有，且個人對如何投資享有一定的選擇權。但該思路當前最大的困難是企業與政府的積極性不高。2016年僅有2325萬人擁有企業年金。
更大的難處在於，轉移到補充養老金中的資金必須做實，這將給財政帶來壓力，或是迫使政府尋找新的財源。
保監會副主席黃洪在6月底公開稱，將盡快制定完成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方案。方案指向的是一些具體商業養老產品，而非建立一個新的養老賬戶。這或許說明，「分賬」思路並未被決策者採納。
設立名義賬戶制度，則是基於個人賬戶已空賬運行的現實。在這一設計中，職工依然向個人賬戶存款，但賬戶中沒有真實資金，所有繳費被用於支付當前退休者的養老金，職工的繳費和收益被記賬，作為未來發放養老金的依據，強化「多繳多得」，以鼓勵人們更多繳費。此外，隨著資金的積累逐漸向累積制轉型，以提高未來養老金的可持續性。
為了調動人們的繳費積極性，個人賬戶的比例需要被擴大，如從單位繳費中劃撥8％，使得個人賬戶擴大至16％，這也被稱作「大賬戶」改革方案。
這種方式能夠在短期內避免直接向實賬轉型的巨大成本，同時又由於賬戶內沒有實際資金，在國內資本市場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可避免投資運營的壓力。
對資金運營的擔心不僅僅對中國是個難題。
2001年前後，是否要引入個人賬戶就曾在美國激起討論。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副會長桃樂茜·西蒙告訴《財經》記者，2008年發生經濟衰退後，沒有更多人來探討這個問題，因為人們不願意冒金融和經濟風險。但她再三重申，為了能獲得適宜的老年生活，人們必須盡早開始自己的儲蓄計劃。
對各國而言，考慮是否在基本養老金中引入個人賬戶時都頗為謹慎。
20世紀80年代以前，現收現付制的傳統養老金制度國際通行，進入八九十年代，養老金制度改革此起彼伏，個人賬戶制度引發了廣泛關注，但比較典型和持續的僅包括1955年新加坡建立的中央公積金制度，1981年建立的實行私營競爭性管理的智利個人賬戶制度，90年代出現的瑞典名義個人賬戶制度。
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在基本養老金上依然採取現收現付制，職工和企業繳費全部進入統籌賬戶，養老金由社會統籌基金統一支付，不足部分由財政撥付，這種方式易於管理，但容易使財政不堪重負。
作為歐洲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養老保險制度的發源地，德國的養老金支付也面臨赤字危機，領取人數上升，待遇水平走低。盡管已採取延遲退休年齡、減少福利支出等補救措施，但形勢依然嚴峻。由於歐盟國家被規定不能通過舉債來提供養老金，德國面臨的選擇可能是需要降低替代率或提高繳費比例。
國內的大賬戶方案可以繞開資金運營的麻煩，但會為現有的養老金治理體系帶來不小的挑戰。《財經》記者了解到，在過去幾年間，該方案一度得到決策層的認可，但隨後又被擱置。
到底選擇哪種方案？
對中國而言，養老保險改革的特殊之處在於「超級老齡化」正在到來。
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席恆指出，從2015年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比重持續提高，老齡化速度遠高於其他國家。總和生育率長期低迷，而預期壽命不斷增長，改善制度的緊迫性增加。
在擴大個人賬戶和維持現狀、通過參數調整提高養老金可持續性兩種選擇中，理念之別是最顯著的差別：前者更推崇精算公平，強調繳費積極性和待遇之間正相關關系；後者則強調在不同社會群體間發揮共濟效果。
在一些學者看來，現收現付制將個人的養老金水平和社會平均工資緊密聯系，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如果特別突出個人賬戶的「多繳多得」，原本懸殊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將被擴大，將更有利於富人群體，從而背離社會保障的初衷。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還擔心，若改革既不利於窮人，且個人賬戶的收益率不高，富人也不積極繳費，會使整個制度陷入尷尬。
作為建立養老金個人賬戶制度標桿的智利，正進退兩難。這個國家在1981年對原本的現收現付制進行徹底改革，由政府承擔轉軌成本，建立了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制度。
當前，智利的個人賬戶制度累積了1700億美元的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相當於智利國內生產總值的70％。但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楊俊介紹，智利的個人賬戶實際上並沒有發揮充足的激勵性，覆蓋率並不高。
即使強制國民參加養老保險，2009年至2016年智利的平均覆蓋率水平也僅為56％，雇員的繳費年份只佔其就業年份的一半左右，這事實上會導致參保人退休以後，無法獲得足夠的養老金待遇。
智利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投資回報率也在下降。1981年到1990年養老金實際的平均回報率為12.5％，1991年到2000年為9.24％，2001年到2010年下滑至6.74％，2011年至2016年僅為3.01％。
不過，也有學者提出，即使擴大個人賬戶，也可以通過一些機制設計來提高再分配作用，比如效仿德國的「里斯特模式」：在繳費時給予部分弱勢群體補貼，提高其未來的養老金待遇收入。
採取名義賬戶方案還有一個難點：如何為職工向個人賬戶所繳納的儲蓄計息，這關繫到當前職工在未來的養老金收入是高是低。
該方案的支持者、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曾告訴《財經》記者，記賬利率應該是動態的，即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確定。採用名義賬戶制意味著賬戶收益率與生物收益率（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之和）掛鉤，或直接將生物收益率作為賬戶記賬利率，使制度平衡運轉。簡而言之，如工資水平增長快，獲得的收益率也高。
當前的個人賬戶已空賬運行，即便未採取名義賬戶制，也需要給予合理的計息。過去的記賬利率既偏低，又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以2015年為例，山東、遼寧、四川的個人賬戶記賬利率分別為4.25％、2.76％、1.5％。
6月底，全國統一的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利率被首次制定並公布，為8.31％。新政提出將參考職工工資增長和基金平衡狀況等因素，而這次調整認為是在彌補過去偏低的利率，並提振人們對制度的信心。在名義賬戶制下，記賬利率的制定過程將更透明，精算程度更高，若個人賬戶的比例還被擴大，職工或需更多地承擔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的風險，養老金待遇未必會延續當前行政化上調的狀態。
此外，如下決心向實賬累積過渡，轉型成本無可避免，繳費的壓力可能會被分散到多代人身上，以實現制度的長期可持續。
因此，無論採用哪一種改革路徑，都難以稱得上是完美的解決方案，養老金個人賬戶將轉向何處，還需要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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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法國的養老金制度

法國政府公布養老金制度改革方案，要把退休年齡提高到62歲；富人也須支付更高的稅率。政府希望通過改革來降低預算赤字，但預料將面對工會的強烈反彈。

法國勞工部長沃爾特說，在這項改革方案下，退休年齡將從今年的60歲逐步提高到2018年的62歲。他說：「工作年限的延長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所有的歐洲夥伴都已延長了。我們不可能不加入這個大趨勢。」

法國總統薩科齊希望，這場改革能使緊張不安的投資者相信，他關於清理嚴重負債的國家財政，使法國公債回到AAA等級的計劃是認真的。法國退休年齡發達國家中偏低

即使按照該計劃改變退休年限，法國在發達國家中退休年齡仍然是最低之一。德國打算把退休年齡提高到67歲。英國和義大利正在把退休年齡統一在65歲。

㈥ 西方福利制度改革的具體措施和背景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面臨著「滯脹」局面,社會福利制度也陷入了重重困境。西歐發生「福利國家危機」,美國出現「福利困境」,日本驚呼21世紀年金制度將要「崩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出了「福利國家在危機中」的警告。可以說,各國面臨的重重「福利困境」是後來各國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誘因。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面臨的「福利困境」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困境。在各「福利國家」中,社會福利的各項開支在公共支出中所佔的比例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各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國家甚至出現負增長,從而使社會福利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出現嚴重的失衡。另外,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西方各國政府的預算赤字都在不斷增長。例如,英國自1990年開始,社會福利開支基本上處於上升趨勢,1995年達到了最高值,占當年GDP的30%,瑞典、法國、德國、日本等國的境況也大體類似。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政府都開始考慮要削減社會福利支出,改革社會福利制度。
二是失業困境。近幾年來,西方福利國家由於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造成了工業化福利國家內部大
規模的工業換代,使知識和技術陳舊的工人和教育不足的青年都成了這種轉型換代的失業者。除此以外,西方工業國家的經濟蕭條也使創造就業機會的活動減緩。失業大軍的存在使失業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業人群信心大減,造成了福利國家的失業危機。雖然西方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緩解失業造成的壓力,但效果不佳,高失業率在社會上形成了巨大的潛在不穩定因素。
三是公平與效率雙重失衡。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造成失業現象嚴重、收入差距拉大、社會財富分
配兩極分化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其突出表現為公平與效益的雙重失衡:在效益方面,20世紀80年代末
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遭到了戰後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普遍處於疲軟狀態,甚至有些國家出現負增長;在公平方面,由於經濟增長緩慢,西方社會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貧困現象和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為數眾多的貧困人口的存在,成了「福利國家」的嚴重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這種現象和問題,充分說明「福利國家」的福利經濟制度存在著嚴重的局限性。
四是觀念危機。由於實行普遍的高福利政策,社會福利收入同勞動收入的差距逐漸縮小,如瑞典
的社會保險給付甚至相當於一般工人工資的50%。這種情況的存在和繼續,必然會使部分人產生不願工作而過分依賴社會福利為生的消極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好逸惡勞現象的滋生,有害於社會勤勉精神和工作道德的建立,使得社會的生機和活力減退。另外,高福利由高稅收支撐,沉重的稅收負擔,也阻礙了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
(二)理論依據
改革實踐需要理論的指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與政策主張就為西方各國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提
供了理論依據。
20世紀70年代,「滯脹」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社會制度模式的迷信和追求,高福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一時成為眾矢之的。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並為解決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認為政府只應向社會上無自助能力的群體提供社會福利,而其他群體則應通過市場渠道或依靠家庭來滿足自身的保障需要,每個社會成員都應該培養自我保障意識,家庭也要對其成員承擔責任。他們認為,當前的福利制度使人們養成了依賴政府的習慣,削弱了家庭保障功能,降低了個人的工作積極性,影響了經濟的發展,認為只有運用市場的力量,通過商業保險等私營計劃來分擔政府的社會福利責任,才有可能最終解決發達國家所面臨的社會福利財務危機。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福利理論針對福利國家的弊端,強調個人、家庭責任和市場功能,為西方國家進行社會福利政策調整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消除實行普遍福利政策所帶來的種種弊端,擺脫所謂的「福利困境」,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
始,特別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對各自的福利制度進行改革。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各國實施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措施,歸納起來大致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隨著高福利制度的進一步發展,西方各國政府普遍感到在社會福利財政支出方面力不從心,政府財
政無力供給龐大的福利支出需要,因此,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的作用,讓更多的私人部門參與到社會福利制度中來,成為近年來西方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趨勢。為了弱化政府在社會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各國都在努力讓政府的社會福利責任逐漸向私營部門轉移,實行社會福利制度「私人化」、「資本化」。「資本化」即鼓勵私營部門以職業年金與私人養老計劃、醫療計劃形式參與福利資源的配置,導致福利管理中的合作主義(corporatism)的興起②。「私人化」,即政府盡量縮小干預社會福利的范圍和項目,把這些項目交由非政府志願機關、工人合作社和其它社會團體承擔。以瑞典為例,社會福利一直是以國家福利為主,20世紀70年代以來,開始提倡和支持企業在國家福利的基礎上開展補充保險、經營保險和行業保險,提倡和鼓勵社會保險向「私有化」、「資本化」和「市場化」發展。
(二)增收節支
增收節支是各國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內容。各國採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繳納社會保險費
的上限,甚至取消上限;提高社會保險費率,包括提高職工的保險費率和僱主的保險費率;徵收社會保障所得稅,對退休金、疾病保險金、殘疾補貼、失業救濟金都收取一定的稅。修訂社會保障金的調整辦法,過去普遍實行「社會保障金自動指數化」制度,即社會福利待遇標准自動隨著物價、工資或生活指數的變化進行調整,現在改為限制保障金的增長,從而減少社會保障金的支出。
各國增收節支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提高退休年齡。例如,美國規定67歲退休,法國、義大利規定
65歲退休,瑞典將原退休年齡60-65歲延長到65-67歲。提高退休年齡一方面可以通過延長勞動者
的工作年限來延長社會福利的繳費期限,對社會福利計劃產生潛在的收入效應;另一方面,工作年限的延長又會減少受保人領取年金的期限,從而減少社會福利計劃的日常支出,增加社會福利基金儲備。
(三)改進社會福利體系的受益規則,引入「工作福利」制度
「工作福利」是指凡接受政府福利補助者,必須接受政府或立法規定的與工作有關的特定義務。例
如,澳大利亞規定,失業救助金領取人必須努力尋找就業機會,並接受政府安排的再培訓計劃,否則剝奪救助金領取資格。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後,社會福利金就由無償給付轉變為有償領取。
(四)改善社會福利管理
改變社會福利的管理體制,完善並增強社會福利的依法運行機制,使社會福利的行政管理、事務經
辦、監督控制三者分開,這是現代西方福利國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個共同取向。另外,各國還嚴格審查福利資金發放的資格條件,縮小覆蓋面。比如,養老金支付的年限要求,疾病、失業的天數要求等。例如,荷蘭、比例時等國採取對申領福利補助的公民規定一些附加條件,以促進相關人員的勞動願望,減少非正常失業人口。
(五)調控社會福利基金的投資結構,加強社會福利基金的運營管理
各國為了使社會福利基金保值增殖,並更好地支持資本市場的發展,紛紛通過立法對社會福利基金
的投資結構和運營管理採取新的措施。轉變社會福利資金支出,如削減公共福利支出,限制國家退休金發放量等。雖然各國都採取了各種措施,旨在改革自己的社會福利制度,但嚴格意義上來講,只是對原有社會福利制度的修補,原有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保持不變。這是因為,社會福利制度是壟斷資本主義為了自身利益對經濟進行廣泛的國家干預和調節的手段之一。另外,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社會福利體系是經過去100多年的發展演化而形成的,其基本框架的合理性與完備性勿庸置疑。這是各國保持原有福利制度基本框架不變的另一重要原因。

㈦ 為擺脫經濟危機,英國走什麼路

二戰後，英國通過一系列社會保險保障法案，早在1948年就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福利國家」。然而，在70年代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後，英國與其
他歐洲國家一樣，「福利國家」持續處於「危機」之中。自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台執政以來，英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改革。
英國的一些基本經驗和做法很值得我國借鑒。比如：力圖使社會福利的增長與經濟的增長相平衡；力圖使社會保障的供給與需求相平衡；在社會保障的供給方面，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在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關系方面，更多地讓企業和個人承擔責任等。

沉重負擔難以承受

近20年來，英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會保障支出的擴張快於經濟的增長。據統計，在1960年到1975年間，英國的GNP增長率為2.6%，而社會保障支出的年增長為
5.6%。這里，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速度要比GNP快1倍多。造成社會保障支出擴張的主要因素有：(1)人口老年化。經濟的發展和福利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生
活改善，人均壽命延長。男人的平均壽命由30年代的58.4歲延長到80年代的69.8歲，婦女由62.4歲延長到76.2歲。老年人口的比率上升，意味
著處於工作年齡人口的比重下降。人口老年化不僅使退休金和養老金支付上升，而且還使得提供社會保險費收入的能力降低。(2)醫療保健支付劇增。老年人的保
健費用增加和先進醫療設備的應用，造成醫療保健支付劇增。(3)龐大的失業隊伍存在。

第二，政府承擔不了沉重的財務負擔。

英國的社會保障支付占政府支出總額的比重，在1953年為38.6%，到1982年為53.5%。從社會保障的籌資來源看，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一半以上由政府承擔，1989年為52.93%，這個比率在歐洲國家是比較高的。

第三，社會保障制度的負面效應日趨突出。雖然社會保障制度對保證大多數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長期穩定社會局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較高的福利容
易造成一種社會觀念：即「不幹或少干可照樣生活」，容易使部分社會成員養成坐享國家恩賜的心理，這突出表現為「貧困陷阱」和「失業陷阱」的問題上。

所謂「貧困陷阱」，即當個人所得增加時，可獲得的與個人收入水平有關的津貼下降，而卻對所增加的收入課征稅收，以致造成名義收入雖增加，而實際收入卻下降。見表1。

所謂「失業陷阱」，是指某些失業者存在一個很高的替代率，即失業時的實際收入對就業時實際收入的比率，從而失業者擺脫不了貧困，而缺乏尋找工作的動力。見表2。

表2說明，就業時的實際收入僅比失業時多近15英鎊，假如失業者認為沒必要為增加15英鎊去工作，那就失去尋找工作的動力。

改在當代利在千秋

在1997年5月的英國大選中，執政18年的保守黨終於下野，以布萊爾為首相的工黨政府上台。經過改造過的工黨，經濟和社會政策向右轉，基本上
沿襲保守的做法。工黨政府圍繞建設英國的「新生活」，推動英國經濟向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前進，在社會保障問題上，工黨認為過高的社會福利是阻礙英國發
展的重要原因。為此，實行了下述的初步改革：

其一，不增加所得稅，促進社會福利。工黨改變以往的「(提高)稅收和(擴大)支出」形象，遵從大選時的諾言，在1997年7月的新預算中，以不提高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和最高稅率為前提，提出為期5年的削減公共支出赤字、促進社會福利的計劃。

其二，促使「不工作階層」回到社會中去。英國有5800萬人口，其中100萬成年人從未工作過。工黨政府竭力要使這個「不工作階層」參加工作。假如私人企業僱傭新職工，僱主每周可從政府機構領取若干補貼。

其三，採取積極措施，鼓勵25萬年輕失業者就業，並取消失業津貼。政府把徵收的52萬英鎊「意外收入稅」(對私有化後取得暴利的電信、航空、鐵路、供水等公共部門征稅)作為基金，用於資助青年人和單親家庭的就業。

其四，加強財政紀律，清除欺詐行為。英國有5800萬人口，卻擁有7900萬個社會保障號碼。其中，有些是合法的，比如寡婦可依靠死去丈夫的養老金生活而繼續使用其號碼，但卻有很多號碼為詐騙者所利用。為此，政府擬嚴加審核，重新登記領取養老金與失業津貼者。

其五，提出發展社會保障的新思路。政府的政策重點將不再是增加社會津貼，而是增加社會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工黨政府在1998年4月公布福利改革綠皮書「我們國家的新動力：新的社會契約」，大體勾畫出到2020年英國福利制度的「新藍圖」，其內容是：

首先，提出跨世紀的新福利制度的八項原則：

(1)圍繞「工作觀念」重塑「福利國家」。政府著重幫助工作年齡的公民盡量參加工作，對有工作的家庭提供稅收減免或更多的幫助。

(2)公私福利合作。政府不應壟斷福利行業，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應進行福利合作，鼓勵公民的私人養老保險。

(3)提供高質量的教育、保健和住房等公共服務。政府的職責決不僅是發放各類津貼。

(4)扶助殘疾者。將建立「殘疾者權利委員會」來維護殘疾人的權利，保證其生活補助和出勤補助的普遍性。

(5)減少兒童貧困。英國有三分之一的兒童生活在低收入的貧困家庭之中，今後5年，政府將對100萬兒童及其父母進行幫助。

(6)幫助極度貧困者。處理「社會排斥」問題，為其提供就業、教育機會。

(7)清除欺詐行為。加強監督檢查，防範冒領住房津貼等欺詐行為的發生。

(8)政府的工作重心從發放福利津貼轉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使現代福利制度靈活、高效和便民。

引入競爭開源節流

從1979年5月撒切爾夫人執政起，到1997年5月梅傑政府下野為止，長達18年間，先後有四屆保守黨政府執政。

1985年6月政府公布社會保障改革的綠皮書，經過修改，同年12月政府提出關於社會保障改革的白皮書。保守黨認為，設法壓縮日趨增長的社會保
障支付，具有深遠的意義，它不僅使政府在當前，而且還使政府進入21世紀後繼續能承擔得起這筆巨額的費用。保守黨採取的措施有以下幾點：

一、實行私有化，擴大福利提供領域的市場經濟成份。

政府採取優惠出售公有住房和減少住房津貼的辦法，鼓勵住房私有化。除此以外，在衛生領域，鼓勵建立私人醫療機構，並同國立醫院競爭。在養老保險
方面，希望私人保險機構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私營經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有更大的覆蓋面，它只能作為「福利國家」的一個補充。

二、養老金制度的重大改革

養老金支付一直是英國最大的單項社會保障項目，在1995年，養老金支付占公共支出總額的38%，或占該年GDP的10%。

按1946年國民保障法規定，凡交納國民保險費3年以上的英國公民，達到退休年齡(男65歲，女60歲)都可以申領國家基本養老金。養老金領取
者占退休年齡人口的比率從1951年的60%猛增到1979年的91%。據英國《勞工研究》雜志估計，考慮到醫療條件改善和人均壽命延長，養老金領取者將
從1985年的930萬人增至2025年的1030萬人。為適應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政府在養老金方面實施重大的變革。

推遲退休年齡，壓低國家基本養老金。政府計劃在2010-2020年間將女性由原來的60歲提高到65歲，與男性持平。此外，政府強調國家基本養老金只能提供最低限額的生活費用，不能期望過高。

降低國家收入養老金的發放標准。國家收入養老金是工黨政府於1978年4月開始實施的。保守黨規定，對於現滿50歲的男人和45歲的婦女，凡已
交納和願繼續交納按收入水平支付保險金的，在20年後可按原水準領取養老金，即相當於退休前20年的平均工資收入的25%。但對於不足50歲的男人和45
歲以下的婦女，則降低其發放標准，其數額相當於在崗工作的平均工資水平的20%。

強制要求企業推行職業養老金。政府通過法律規定，從1988年4月起，所有企業，不論以往有無職業養老金，都必須推行職業養老金。職工在改變工
作單位時，有權帶走自己的職業養老金，職業養老金的下限要求能彌補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貨幣貶值，職業養老金的上限則不受限制，允許職工自願交納更多的捐助
費，以提高自己的職業養老金。政府為鼓勵企業推行職業養老金，允許頭五年向國家繳納的國民保險費給予2%的回扣。

鼓勵職工獲取個人養老金。政府提倡職工與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掛鉤，按期交納一定的費用，到退休時獲取個人養老金。

三、採取有選擇的原則，引入市場機制改革醫療保險制度。

英國的醫療保險是社會保險制度僅次於養老保險的第二大項。英國國民保健支付佔GDP的比重，1970年4.4%，1980年升為
5.9%，1990年增至6.3%，1992年達到6.7%。另一方面，由於限制公共支出，政府撥付的國民保健費用卻未有相應的增加，廣大醫務人員抱怨待
遇低，1988年曾發生全國范圍護士的象徵性罷工。

保守黨政府在1989年提出醫療制度改革的白皮書，並在1991年付諸實施。改革的宗旨是：一方面繼續保持國民保健系統(NHS)具有廣泛覆蓋和有效控製成本的優點；另一方面在控制國民保健支付的前提下，提高國民保健系統的醫療效率和增強公眾的滿意程度。

改革的內容如下：

一是引入競爭機制。強調公民有權自行選擇醫院，各醫院根據病人多寡獲取相應的醫療保險費用，此舉迫使國立醫院努力提高醫療水平，改善醫療服務，以吸引更多的病人。

二是擴大地方保健當局的許可權。地方保健當局從提供醫療服務到幫助公眾挑選醫院，與醫院簽訂合同，分配國家下撥的醫療保健基金。

三是嚴格全科醫生的審核，賦予全科醫生的財務自主權。按英國的習慣，患病者初診由全科醫生負責，然後視病情確定是否轉到醫院。政府規定，全科醫
生可自行支配大約20%的人均醫療費用的轉帳收入，以用於添置必要的醫療與診斷設備，改善醫療條件。然而，對於全科醫生的審核很嚴，需要有診療過7000
名(到1992至1993財政年度升至9000名)病人的實踐經驗。

四是醫院必須要獲得「受委託者」(Trust)的地位。醫院要獲得醫療收入，必須與地方保健當局、全科醫生和私人醫療機構簽訂合同，以便獲得
「受委託者」的地位，從而可自主地管理可支配的醫療保健費用，可自由僱傭醫務人員，並允許獲得相當於可支配的醫療費用的6%的贏利。「受委託者」須支付使
用資本設備的費用，可以自行保留計劃外的贏余和由議會規定的財務借貸范圍內的自由借貸。

經過上述的改革，醫院和全科醫生的服務水平有所提高，公眾的滿意程度得到提高，國民保健支出總額逐漸得到有效的控制。見表3。

改革實效尚待檢驗

從撒切爾夫人上台算起，英國歷屆政府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持續進行了20年。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與貝弗里奇報告相比較，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現已發生重大的變化。

1942年牛津大學經濟系教授貝弗里奇受政府的委託，制定了在英國實行社會保障的計劃。二次大戰後，工黨艾德禮政府以貝弗里奇報告為藍本，通過一系列法案，將英國建成「福利國家」。


經過20年的改革，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已發生重要的變化。首先，「普遍性原則」弱化，「有選擇性原則」加強。以往，不分貧富均享有社會津貼大平等權利。如
今，政府發放津貼的著眼點是幫助有工作的低收入者，而對有工作能力卻未從事工作的則減少津貼。其次，在「平等」和「效率」的權衡上，政府加重「效率」的砝
碼，力圖在保障基本社會需要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效率」。再次，更多地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讓企業和個人在社會保障的融資方面承擔更多的義務。最後，政府
的管理重心將逐漸從發放社會津貼到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

第二，從改革的實際情況看，已取得若干明顯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問題。

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現為：通過「開源」(拓寬社會保障的收入來源)和「節流」(減少社會保障支付)，英國的社會福利發展逐漸與經濟的增長相協調，
福利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抑制。英國的社會保障支付佔GDP的比重，在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間增長了5.6個百分點，而在1980年到1995年
的15年間只增長5.8個百分點。

然而，英國社會保障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比如，在21世紀隨著人口老年化的趨勢發展，社會津貼支付的增加，社會保障的財務危機將繼續存
在。還有，高福利造成的社會問題依然存在，「干與不幹一個樣」的負面效應僅僅是有所減弱，貧富分化仍然很大。現任工黨政府雖然提出很好的改革新思路，但還
缺少具體的措施，這些措施能否奏效尚待時間的檢驗。

㈧ 法國的退休金改革為何引起公憤改革內容是啥

——析法國近期社會沖突的深層原因

22日，法國交通系統大罷工造成巴黎地鐵站內人滿為患。

22日，法國政府、交通部門和工會「三方會談」首輪談判宣告破裂！致使全國陷入混亂的交通大罷工由此進入第9天。除罷工外，接連兩天法國均爆發了示威遊行。醫務人員、教育系統、公務員、警察、郵電、航空部門職工、煙草店老闆、漁民等社會各階層人士均「大街上見」。法國社會沖突因薩科齊總統推出的體制改革而進入高潮。

起因：退休金改革

這次社會沖突與1995年希拉克總統和朱佩總理推出同樣改革而引發大罷工幾乎如出一轍。唯一不同的，是社會背景發生了深刻變化，包括法國國內和全球化高速發展中的國際大 環境兩個領域。從理論上來說，從9天前開始的交通部門大罷工，首先是因退休體制改革而引發的。法國因各種工作性質的不同，規定了多種特殊的退休金制度。其中地鐵和鐵路職工因工作艱辛而享有國家規定的特殊養老金政策，即可以在支付37.5年的養老保險金後全額領取退休金而退休。這樣，其他國家職工大多要干到65歲才能退休,而鐵路和地鐵職工可以提前退休。

問題在於37.5年所交納的退休保險金，並不能支付提前離職職工的退休金，國家必須對虧空部分進行補貼。早在十幾年前法國政府就醞釀著要取消這一特殊政策。一則國家已經負擔不起這筆大約30億歐元左右的支出，這佔法國國家各種補貼的6%。二則鐵路和地鐵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環境早已與當年制定這一政策時大為改善，不再存在特殊艱苦的問題。法國有些制度確實制定於很久以前，如國家歌劇院職工所享有另外一種特殊退休的制度制定於1698年！而鐵路職工養老金制度制定於1855年。1945年曾對舊制度做出了一定的修正。但總的來說，開煤燒的火車和今天按按電鈕的高速列車的工作，兩者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薩科齊總統下決心要修改所有特殊規定，將交納退休保險金的年限一律提高到40年，以填補國家赤字。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問題。鐵路與地鐵特殊養老金涉及的人數並不多，但鐵路和地鐵職工並不準備放棄他們的這一「既得利益」；或說他們同意放棄，前提是國家進行另類補貼，但如果這樣，對政府來說等於沒有改革。因此雙方談判破裂，即在討價還價中尚未找到一個平衡點。由於交通是一國經濟命脈的「血管」，一旦堵塞，後果嚴重。9天來，法國每天因罷工而損失近4億歐元。

目前工會組織決心要給政府點顏色看看——畢竟二十多年來在法國罷工者從未嘗過敗績。而法國政府也一再強調，這一次「絕不再讓步」。薩科齊指責工會以少數人利益拿全國公交乘客作為「人質」，是不可接受的。政府顯然在動用一切力量，試圖削弱罷工者的決心和意志。雙方沖突肯定將會加劇。

斗爭：勞方維護權益

但這次罷工的真正意義，並不在於2.5年的退休金問題，而涉及更為深層的因素。

冷戰結束後，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以市場經濟和民主體制為代表的西方現行資本主義制度成為全球主流。「歷史終結」論被及時地提出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階級斗爭從此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全球都將共享「和平紅利」——一個富裕、和平、民主的世界將會甚至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

然而全球化和對利潤的追逐，卻使資本主義的本質重新充分地表現出來。冷戰時的「福利資本主義」現在看來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而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存在的情況下的一種「讓步政策」而已。當外部的壓力消失後，這幾年西方國家內部，特別是法國，追逐利潤變得日益瘋狂。事實上，就在法國政府以解決赤字為借口要取消鐵路和地鐵職工的「特殊退休制度」的同時，其他不公平的現象卻在法國社會迅速發展。法國社會幾十年來首次明確向資產者傾斜。

只要舉幾個例子即可理解這一不公平現象的嚴重性質：法國道達爾石油公司由於石油價格的上漲而盈利高達90億歐元，但這一盈利卻只對執股者分紅，即資本的勝利。在要求鐵路和地鐵職工勒緊褲帶的同時，政府卻通過立法，將高達150億歐元的稅收還給法國最富有者（通過稅收封頂政策）。當政府決心修改特殊退休金制度的同時，法國大老闆的退休金或賠償金卻提高到歷史空前的程度（理由是向美國看齊）。事實上有專家指出，改革特殊退休金制度給國庫只能帶來區區2億歐元而已。但給富人減稅一項就使國家多支出150億歐元。這是無法說服窮人的。

但法國政府這樣做也並不是沒有理由。法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競爭力越來越差，原因就是法國人工資太高。法國的出口越來越困難，貿易赤字不斷增加。不對富人減稅的話，就會有很多資金流向低稅收的周邊國家，特別是一些小國，如比利時、盧森堡等。因此，法國政府這次確實是下定決心要將改革推到底。

結局：最後一次罷工？

事實上，從歐洲的范圍來說，這一改革與歐洲目前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英國早在十來年前就由撒切爾夫人強行改革而將自由經濟推給英國人。人們對英國煤礦工人長達一年半的大罷工慘遭失敗至今記憶猶新。德國也在默克爾上台後左右翼聯手向工會「宣戰」，迫使德國社會接受一系列痛苦的改革。法國目前可能是歐洲「最後的一個堡壘」。

社會學家們注意到的是，在英、德等真正推行了全面自由經濟的國家，罷工已經成為一種「奢侈行為」。工人在嚴酷的社會背景面前，已經沒有選擇。法國如果這次罷工失敗，政府下一步的改革措施必然是放寬解僱條件，隨後即降低工資，提高企業競爭力和利潤收入；也就是說，窮人將日趨貧困化……2006年當時的政府總理德維爾潘推出「首次青年僱傭法」就是一個先例。當時工會和學生的示威、罷工，在執政黨內部因爭奪總統大選起內哄的有利時機，獲得了成功。但這一次，則不是那麼容易取勝了。

對此，右翼政治家和左翼工會領導心裡其實都很清楚。法國預算部國務秘書桑蒂尼在昨天接受記者采訪時漏出了一句真話：「這次罷工很有可能是法國的最後一次……」言下之意非常明確：一旦罷工失敗，從此工會力量將走向消亡。事實上法國公眾對公務員罷工帶來諸多不便也都心甘情願地忍受，就是因為他們的罷工從長遠來看，有利於被僱傭者。在法國，私營企業職工幾乎無法罷工。如果這次罷工失敗，用不了多久，憲法規定的罷工權利，將會成為一種擺設。

法國選民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法國政治圖譜這幾天正在迅速地朝著兩極分化。極左翼的「工人革命團」領袖貝尚什諾的民望因明確且全面支持罷工迅速上升，相反對罷工至今態度曖昧的社會黨總統候選人羅亞爾則直線下跌。兩者在民意測驗中已經持平。這非常說明問題，也證明法國社會危機正在加劇，而工人們也明白了這一點。在罷工獲得成功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的情況下，出現了高速火車系統遭致人為破壞的現象。這是絕望中的工人的一種無望掙扎。對此，政府與工會都是一致的：破壞者將遭致司法的無情鎮壓…
法國改革養老金制度（綜述）

新華社記者 ;郭京花

法國總理若斯潘21日宣布對法國現行的養老金制度進行改
革，雖然只是提出了改革方向，並沒有具體措施，但仍在法國
社會各界引起很大反響。

二戰後，法國建立起來的養老金體系實行的是分配製，即
用企業和職工交納的社會保險分攤金作為退休人員的退休金。
退休金管理機構把在職人員的分攤金匯總後，按有關規定分配
給退休人員。這種分配方式打破了新老企業和盈利高低企業間
的差異，較好地解決了企業負擔不勻的問題。退休人員欲拿到
全額退休金，在私營部門供職者要達到40年工齡，公立部門的
職員須達37年半工齡。法國的養老金制度十分繁雜，除了多行
業的基礎系統外，還有各行業的增補系統。

近年來，法國養老金制度遇到了無法迴避的難題。一是社
會面臨人口老化，戰後出生、被喻為「嬰兒潮」的一代人從20
05年起將逐漸步入退休行列，老年人口比例將劇增，而就業人
口相對減少，每年進入勞動市場的人數將少於退休人員。二是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平均壽命更長了，預計到2040年，
法國人的平均壽命將比現在提高6歲，男性和女性將分別達到8
0歲和89歲。壽命的延長意味著對養老金需求的增加。

法國計劃委員會去年向政府遞交的一份報告指出，按現在
的養老金制度，法國的退休金金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
例將從目前的12％增加到2040年的15％左右，而1959年，這一
比例僅為5．4％。從在職與退休人員的比例看，目前10個在職
人員供養4個退休人員，40年後，這一比例將是10∶7。若要保
證退休人員的生活水平不低於就業者，維護社會各方人士的利
益，改革養老金制度勢在必行。

改革養老金制度是法國近年來歷屆政府面臨的棘手難題，
因為它涉及到各個社會階層和所有人的利益。若斯潘提出的改
革方向強調堅持退休金分配製這一基本原則，立足於通過刺激
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崗位，減少失業人數，來應對養老金制度
所面臨的挑戰。

面對退休人員即將大增而帶來的壓力，若斯潘決定進一步
加強去年設立的養老金儲備基金，將其數額由今年的200億法郎
增加到2020年的1萬億法郎，以渡難關。這筆錢從哪裡來？若斯
潘說，來自國家在國營企業中所佔有的股份，比如法國電信公
司。具體辦法是拿出部分股份還是用股息作為儲備基金，還有
待進一步研究。

政府提出將逐步縮小公職人員與私營部門的職員在領取全
額退休金所需要達到的工齡方面的差異，但未提出具體措施。
若斯潘只是建議將公職人員的部分獎金納入退休金計算。政府
對各種增補系統的改革不作硬性規定，但希望由勞資各方談判
協商解決。

若斯潘還宣布在兩個月內成立有關養老金制度的方向委員
會，由勞資代表、國民議會議員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員組成，
任務是保證養老金制度改革的連續性，同時就養老金制度各種
不同系統間的平衡問題向政府提出建議。

法國輿論界普遍認為，若斯潘的改革計劃謹慎，能在多大
程度上解決問題，尚需觀察。

㈨ 養老金制度的改革趨勢

亞太養老金制度及其改革趨勢
亞洲人口結構正面臨劇烈且重大的挑戰，整個亞太地區未來的養老金體系景像正在成形。
亞洲擁有全球六成人口，正面臨全球最為劇烈的人口結構轉變。2050年，亞洲平均老年人口依賴比率預計將從10%增加近3倍，至27%，而某些國家甚至可能高達70%。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及都市化程度日益增長，亞洲傳統家庭結構也日趨解體，並引發劇烈社會經濟變革。在亞洲，老年人多半依賴子女奉養，在歐洲相當普遍的養老金准備，在亞洲尚屬特例，並非常態。
亞太各國家和地區政府已開始建構穩健與財務健全的養老金制度，以應對未來需求。亞洲政府正試圖避免重蹈西歐國家的覆轍—西歐的錯誤正是在於遲遲未能推動全面性的養老金改革。本報告將著重探討亞太地區正在發展中的養老金制度，檢視個別地區或國家為應對迫在眉睫的老年人口貧困問題而增加養老金覆蓋率及提供充足的收入替代的種種做法，並分析亞太地區未來養老金市場的成長前景，同時也是德盛安聯資產管理在出版西歐、東歐國家養老金制度報告後，系列養老金制度研究報告一部分。
亞太各國在養老金改革的步調上頗多差異。其中，澳大利亞改革壓力最小，其養老金制度為全球所稱道，能夠為所有人口提供長期、財務健全的養老金收益，足以滿足其財務需求。改革壓力最大的則是印度，該國只有9%的工作人口加入各種養老金計劃中，而政府也才剛剛推動養老金改革，以期彌補現有養老金制度的種種缺失。
亞太地區政府面臨的挑戰是，在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的情況下，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做好養老金准備。他們已經開始在強制性或自願性的養老金制度中推行基金式養老金計劃。
至2015年時，亞太養老金資產將較成長逾250%，金額從1.1萬億歐元擴增至2.9萬億歐元。以規模計，日本是亞太最大的養老金市場，然而在未來10年內，預期其養老金資產將不再明顯增長。人口最多的中國內地與印度將最具成長潛力，終將成為全球最大養老金市場。
當前，隨著全球養老金儲備缺口愈來愈大，養老金資產管理將逐漸成為討論重心。由專業資產管理者進行養老金投資，將影響退休人士所能取得的養老金福利水準與養老金制度的整體籌資成本。強化投資回報是民營資產管理業者的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因此，基金式養老金的資產應由民營部門管理。投資監管應強化養老金投資組合最優化的過程，而不應干擾這一過程。卓越的投資解決方案有助於緩解養老金改革壓力與全球養老金制度提存不足的問題。
日本與澳大利亞
為更清楚地描繪出本報告提及之亞洲國家養老金制度，我們認為，將其區分為工業化國家，即日本和澳大利亞，與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兩部分較為適宜。
日本與澳大利亞擁有全面性的、傳統的三支柱養老金體系，類似前述所提之教科書架構。
澳大利亞相當倚重基金式養老金制度，第一支柱提供了普遍性的、依據生計與資產調查（means- andasset-tested）的全民養老金制度；第二個支柱則藉由強制性的、與收入相關的架構以為營運。自1992年起，只要員工收入在特定水準之上，每位僱主最多必須貢獻員工薪資的9%至對應的「養老金基金」（super annuation）中。僱主的強制性供款外，個人亦可自願向現有或分立「養老金基金」賬戶供款。澳大利亞相當倚重基金式養老金制度，且其養老金制度的建構，祉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令其為即將來臨的人口結構挑戰做好准備。
同澳大利亞不同，日本的養老金制度更為復雜。1961年，日本建立了全民性養老金架構。其中，第一支柱由統一費率的基本養老金，即「國家年金」（NationalPension）,及與收入相關的職工養老保險（Employee Pension Insurance，簡稱EPI）構成，此兩種方案均為「隨收隨付」制。這些強制性的養老金計劃通常同基金式就業養老金方案配合使用，一般是受益基準（defined benefits，簡稱DB），但可以轉換為供款基準（Defined Confnibution，簡稱DC）。
要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可能帶來的問題，日本養老金制度改革的需求至為必要與殷切。當前，日本擬將可以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從60歲提高至65歲，並調降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替代水準。為了維持退休後生活的穩定，個人養老金准備將更顯重要。
總之，由於人口結構情況日益惡化，加上高度依賴隨收隨付制，日本養老金制度前景並不若澳大利亞的樂觀。
未來
綜觀亞太各國家與地區養老金制度，有些特點相當明顯。許多國家養老金制度涵蓋比率明顯低於多數工業化國家水準，且收入替代率通常更低。各新興經濟體中，只有少數提供全面性養老金制度，在老年人口逐漸增加，且原有社會結構無法再支撐退休生活時，這些國家正在推動養老金改革以解決浮現中的老齡人口貧困問題。
改革浪潮幾乎席捲各地，基金式養老金制度的重要性亦與日俱增。基金式養老金安排通常被設計為「供款基準」（DC）式，並通過僱主組織，非常適合拓展養老金涵蓋范圍。然而在許多國家，這些基金只開放讓部分人口參與，如政府員工或正式部門勞工（如在印度的情形）等。
但當不同職業或企業設立自己的養老金架構時，從業人員轉職時將更為困難，原本的工作年資也不見得會被承認，最終，勞工的養老金准備依然不足。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讓養老金制度內不同的基金開可以互相移轉，比如當員工在不同產業間轉換工作時都能適用。
政府角色
在新加坡和印度，養老金基金由政府控制，甚至成為政府的一部分。這就帶來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而如果養老金制度是「供款基準」制時尤為如此。
「供款基準」式的養老金安排意味著個人要承擔養老金的最終投資風險。如果運氣不佳或年屆退休時仍有相當規模的高風險投資，則退休時可能無法取得足夠資金。在強制性「供款基準」式養老金制度中，基金由政府管理所引發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從基金經理人的角度看，究竟什麼水準的風險-回報權衡水準才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政府直接或間接管理養老金基金，基金經理人的動機和一般民營基金經理人不同。民營基金經理人會在可接受的風險水準下追求最大回報，但政府的動機則並非如此，因為養老金准備不足將使政府增加額外支出，以社會保險或任何其他型式的社會福利來「掏腰包」援助貧窮的老年人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養老金余額超過必需，政府並不因此受益，而如果余額不足，政府則可能處於不利地位，因此，政府普遍採用回報與風險較低的投資策略。
正因如此，將養老金基金交由專業化民營公司管理與操作，是較為恰當的作法。只要基金管理公司間有足夠的競爭，對客戶沒有過高的轉換成本，且搭配適當的規范與監管，民營資產管理業者將最能滿足客戶的需求。另外，養老金基金外包管理還有其他優點，即養老金基金不會被挪用為政府項目融資—畢竟，政府項目的投資回報通常極難量化。
如果政府將其核心任務定位為提供基本養老金、以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則在養老金方面，政府與民營部門間可以形成良性分工。再者，政府必須設定養老金准備規則，並為民營產業建立適合的規范架構。公眾亦必須明白了解自己在養老金方面的權利及其與養老金提供者的關系，並要接受充分的教育，了解有關投資過程的相關知識，從而明了自己需要承擔為晚年生活儲蓄的責任。
然而，「完美」的養老金制度在現實中幾乎不存在。在現實世界中，政府在養老金准備方面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角色。隨收隨付式的養老金只能由政府運營，因為這種制度必須以政府稅收為依託。但從歐洲經驗看，隨收隨付制根本無法應對老齡人口依賴比率日益高漲的情況，必須仰賴基金式養老金制度的輔助。這種情況最好交由民營部門解決，但實際上很多國家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徑。
有時政府會選擇在重新設計養老金制度的過程中設立一個中央緩沖基金，其目有在於趁人口結構情況尚未惡化前積累資金，等到人口結構情況不再如以往樂觀時再予提取應用。此類緩沖基金已在法國出現，中國內地也有類似的發展。中國內地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的資金來源包括來自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收入、彩票銷售收益與政府注資，成立目的在於部分填補當前尚無資金准備的養老金缺口。
由政府主導成立的這些基金未必非得由政府管理不可，相反，要設定適當的激勵模式，從而最大化養老金資產風險調整後的回報，此類基金的管理通常應外包給資產管理公司管理。
政府基金投資
除了民營的基金式職業養老金計劃，政府養老金基金亦積聚了大量資產
截至2004年底，政府養老金基金資產管理規模已達7090億歐元，約占民營（或基本為民營）的職業養老金市場規模的63%。截至目前，日本政府養老金基金（GPIF）規模達5470億歐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養老金基金，韓國的國家養老金（NSF）以900億歐元規模居次。此外，中國內地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印度的員工強制基金組織（EPFO）、中國台灣的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PSPF）、勞工退休基金（LPF）與勞工保險基金（LIF）、泰國的政府養老金基金（GPF）等，也擁有大量資產支撐政府的養老金負債。
這些基金成立目的與架構差異極大：日本的政府養老金基金管理國家養老金體系中的基金式部分；中國內地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則屬於緩沖基金，在省市政府第一及第二支柱負債發生緊急情況時為其後盾；印度、韓國、中國台灣及泰國的養老金基金則屬強制性的養老金基金，是基金式或部分基金式的養老金安排，只有特定人口可以加入。
這些基金傳統上均屬國家所有，資金經常被挪用為基礎建設融資，或做「經濟導向投資」，如投資於社會或房屋等福利計劃等，甚至將資金轉貸回政府機構亦是相當普遍的事。養老金基金投資回報通常差強人意，有時甚至還比不上通貨膨脹，等於實質虧損。因此，許多政府已經開始讓養老金基金管理更加專業化，意圖強化與穩定投資回報。
改革的第一步是政府開始轉移投資標的，從原來的政府項目，轉向應用可以由市場定價的金融資產上。養老金基金管理的可靠性、透明度與治理因而得以大幅改善。
第二步允許基金資產配置適度多元化。過嚴的投資范圍與量化投資規則可以帶來次佳回報。養老金准備的最終目的在於覆蓋收益基準制下的養老金負債，或最大化供款基準制下的養老金福利。因此，養老基金的投資政策不應為與此無關的目標所影響，否則，必然會導致儲蓄錯誤配置與投資回報低於最優值的風險。

㈩ 為了緩解養老壓力歐洲國家普遍採取什麼等措施

為了緩解養老壓力，歐洲各國普遍採用延遲退休的政策，歐洲以外的很多國家包括我國都在採用延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