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居家養老經驗集的編輯

『伍』 浮生六記與中國民俗之間的關系

一篇文章中，針對《婦女雜志》進行的一次「配偶選擇」問題的問卷調查，批評這一調查結果所顯示的青年太重「男女相互的受慕」，不重視關乎生育後代的「身體健全」因素，男子不重女子「能操家政及教養子女」的能力，甚至有「不得理想之配偶則無寧獨身」的傾向及遲婚傾向等，批評這些擇偶觀是「浪漫成分太大」、「個人主義之色彩太濃」，認為是丟掉了傳統而盲目學習歐美的惡果：「國人學步歐美，不圖竟合節奏若此也」[115]。
潘光旦在「種族競存」家庭觀念的觀照下，《浮生六記》沈復夫婦作為個人主義婚姻觀的一個象徵符號，自然受到否定性的評價，故被他判定為不應當作為「戀愛生活的規范」。
第二，潘光旦對於青年喜讀《浮生六記》現象所反映出的混淆理想與現實的戀愛至上主義，對於婚姻缺乏科學態度的傾向予以批評。
由潘氏的注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近代青年」「很喜歡閱讀……沈復《浮生六記》一類的書」，以及青年們把這一類書「當戀愛生活的規范與金科玉律看」這種現象，明確指出「那是一大錯誤」。他主張對於婚姻家庭應當以科學的、現實的態度來對待，而不應當以脫離實際的幻想作為指導現實生活的准則。
「戀愛至上」是「五四」以後青年中盛行的新婚姻觀，潘光旦則由社會生物學者的立場，撰寫多篇文章反省這一社會思潮，批評這種婚姻觀是不科學、不理性、不現實的。他批評青年們熱衷於戀愛至上婚姻生活的浪漫幻想， 「青年人所稱道不衰的戀愛，大都是耳鬢廝磨式的所謂浪漫的戀愛，他們以為這種戀愛可以維持永久，真正圓滿的婚姻生活應當始終以這種戀愛做襯托。」[116]但現實生活卻並非如此，結果往往造成青年的失望和婚姻悲劇，他說： 「一個人，決沒有一生都是在戀愛中過活的。最近，常見一般青年，初戀的時候，是很熱烈的，等到結婚以後，戀愛的興趣漸低，甚至於消失，於是就認為是感情破裂，雙方非離婚不可，這是極端錯誤的。」[117]他以生理學和心理學為依據，宣傳科學的性愛理論，指出：「性愛是一個生物的、心理的、與社會的現象。」[118]兩人的戀愛不可能割裂開社會關系和實際生活而孤立永恆地保持。戀愛至上主義是把脫離實際的虛幻理想當作了現實的准則，這是一種非科學的態度，以這種觀念作用於社會，則會造成種種危害：「適用於思想，則成種種玄學觀念。若適用於社會改革，則其產果即為各色之烏托邦或各種臆斷之主義。」[119]所以，他反對青年們熱衷於充滿戀愛浪漫情調的《浮生六記》一類書，反對將沈復夫婦的浪漫婚姻作為現實生活的楷模，認為這是一種不現實、非科學的婚姻態度。
第三，潘光旦批評「一部分文人的提倡」， 造成青年熱讀《浮生六記》一類書並崇尚個人主義婚姻觀，這些文人是以非科學態度誤導青年。
潘光旦所主張的種族競存的優生觀有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認為人類的進化競存不完全是自然命定完全被動的，人不應盲從於生物進化律，而是具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人可以用理智和經驗來作出適於優生進化的選擇，從而建立符合優生原則的婚姻家庭制度。而承擔這種建構新制度新觀念責任的，首先應當是掌握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負有社會責任，特別是負有教育青年責任的文化人。但「一部分文人」向青年提倡《浮生六記》所代表的個人主義婚姻觀，這是違背科學精神，也是對社會和青年不負責任的。在他看來，如果說青年還未經過家庭生活的實踐，不了解婚姻家庭的真實情況，因而抱有戀愛至上的幻想還有可諒解的一面，那麼，作為經過了家庭生活實踐、了解婚姻真實情況，又負有教育和指導青年責任的教育者、文化人，卻不以科學的態度對待婚姻家庭問題，而將不切實際的幻想作為指導青年實際生活的准則來提倡，這則是尤為錯誤的。
他在1930年對幾位教育名人的婚姻家庭觀所作的評論中，就曾集中討論了這一問題。他的這篇評論起因於《申報》的一篇新聞報道，文中報道了國民政府立法院宴請「全國教育會」全體會員，席間主會者向這些教育精英詢問當時青年中熱烈討論的對於姓、婚姻和家庭存廢問題的意見。報道中記述了蔡元培、蔣夢麟、吳稚暉、李石曾、張默君、鍾榮光等八人的回答意見，他們都是當時教育界最有名望和影響力的權威人物。但這八位人士的回答，除了敷衍說笑話及模稜兩可之外，有明確意見者可歸為兩條：一是主張或贊同廢除婚姻和家庭，鍾榮光和蔡元培即主此說；二是認為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而不可能馬上廢除，但不遠的將來必然廢除，如蔣夢麟說五十年後必然廢除，李石曾說由存向廢是必然趨勢。潘光旦對於這些教育權威人士的態度和觀點十分不滿，遂寫了一篇評論，對他們的發言提出尖銳批評，並指出「這個批評，並且可以適用於其他切心於社會改革的人。」[120]他批評這些教育家對於婚姻家庭問題缺乏科學的認識態度。指出這幾位教育界權威人士， 「在青年視聽集中於少數權威身上的今日的中國」，在立法院舉行的正式宴會上回答正式詢問的公開發言中，卻極為缺乏教育青年的社會責任感及討論問題的科學態度，他們回答的「這許多話中間……幾乎沒有一句像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口吻。」[121]他認為，從人類社會的有機進化觀和人類經驗來看，婚姻家庭在可預見的將來是會一直存在下去的，還未看到必然要歸於消滅的跡象：「理論上，從種族、社會、與文化的需要方面看去，或實際上，從西洋各國已經得到的經驗看去，似乎是婚姻與家庭的社會制度，它們的枝節縱可以增損，而基礎的結構是不可少的。」[122]因而他針對蔡元培主張廢除婚姻和家庭，並設計了一個沒有婚姻和家庭的理想村的發言，指出蔡氏「論婚姻的理想，真是美滿極了，無奈行不通何，無奈與社會的聯絡性綿續性太相刺謬何？」[123] 他批評蔡氏「自己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組的組長，諒來決無不了解這一點初步的社會學智識之理」[124]。潘光旦對這些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教育界權威人士，以這種非科學的態度提倡廢除婚姻家庭，以不負責任的輕率態度向公眾談論這一重要的現實社會問題，表示了極大的憤懣，認為這是誤導青年、貽害社會。
由上可見，無論是他批評熱讀《浮生六記》一類書的青年，還是批評提倡這類書而誤導青年的「一部分文人」（其中應當也包括俞、林二位這樣的提倡者），他指出的一個共同病症就是這些人對於婚姻家庭問題，都缺乏科學的態度和立足現實的認識方法，因此才會產生錯誤的婚姻家庭觀。他認為，應當用科學的方法來建構有利於種族競存的新家庭觀念和制度。那麼，這種科學方法是什麼呢？他認為：「以言觀點，則為生物演化的；以言目的，則種族價值之提高居大半；以言方法，則重事實而輕浮詞臆說；以言實際之興革，則認舊制度有相當之價值，而宜利而用之。」[125] 以生物演化為理論，以種族圖強為目的，以尊重事實為方法，以現有制度為基礎——這就是他所主張的認識婚姻家庭問題的「科學方法」。
那麼，由這種「科學方法」，他得出了怎樣的婚姻家庭觀念呢？他認為，西方由個與群的對峙觀念，形成了個人主義「小家庭論」與社會主義「無家庭論」這兩個極端形式[126]，都是偏頗的，都不利於種族競存。他認為，基於中國現實應取兼顧個群的家庭觀，採取折中家庭形式，即包括老、壯、幼三輩的單系主幹家庭，其他成年子女分居但也贍養父母。他認為這是社會學家「瞻前則有演化事實為之張本，顧後則抱有循序漸進之志願」，「不為理想和成見所蒙蔽」而作出的判斷。[127]實則這也是當時一般中下之家比較普遍的家庭形式。他認為，折中家庭制度有兩大益處：既有利於「種族精神上與血統上之綿延」而具有「生物效用」，又有利於「訓練同情心與責任心」而具有「社會效用」。與中國舊家庭制度相比，則「去舊日家庭形式，而無害於其承上起下之推愛精神」。[128]可見，在家庭關繫上，他更強調家庭成員間的「種族綿延」和「同情心與責任心」等群體利益的一面，而不是個人幸福的一面。
潘光旦對於《浮生六記》現象的解讀，通過上述對其內含的三重涵義進行的分析可知，其中的思考涉及到建構家庭觀念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問題，從這一點來說，潘光旦比俞、林二氏的解讀具更為深刻的意義。他特別提出了作為負有社會責任的文化人，應當以什麼宗旨和態度來對待傳統，來研究社會問題，並以何種方式傳達於社會。他尖銳地指出了當時文化人及一般青年對於婚姻家庭問題缺乏科學態度的弊病，倡導以科學態度認識家庭問題，用科學方法來建立新的家庭制度和觀念。
由今天的眼光看，潘光旦所提出的折中家庭形式，基本適合於當時及此後至今的中國廣大農村及部分城鎮，即社會福利還不能解決養老與撫幼問題的前現代及不完全現代社會。但潘氏的優生學家庭觀，也有過於強調種族競存的群體利益，強調以後代優生為中心，卻對個人幸福及利益有所忽視的偏頗，而個人的幸福及利益，畢竟是工業化市民社會的基本要素，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動力與方向。家庭作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一種基本組織，其觀念與制度形態，是在特定社會條件下個人與群體利益協調的結果。就家庭而言，個人幸福與社會和諧、種族繁衍這三者之間，究竟怎樣協調，應當是個依不同社會條件而不斷調整的過程。
結語：三種解讀理路之比較
由上可見，《浮生六記》這個傳統時代幾被湮沒的民間小家庭生活的平凡故事，到了「五四」以後，卻由於價值系統和話語體系的改換而被重新喚發出了新生命力，俞平伯、林語堂和潘光旦就是以新的眼光重新解讀此書的三位代表人物，而且由於他們各自價值系統和話語體系的差異，而賦予了該書不同的符號意義。俞平伯是從一位新文學青年的立場，由啟蒙主義的認識理路而將之作為「個性解放」的符號，納入到個性解放-民族自強的啟蒙主義話語體系而賦予了正面的意義。林語堂則是從一個介於中西之間的邊緣文化人立場，由西方視角將之作為「閑適生活」的符號，納入到後工業主義及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中，從另一個角度也賦予了正面的意義。而潘光旦則從一位社會學家的立場，由優生學的科學方法，將其作為「個人主義婚姻觀」的符號，納入到種族競存的家庭觀念體系中而賦予了否定性的意義。他們三位分別代表了「五四」以後二三十年代新文化人中相當流行的啟蒙主義、西方主義和科學主義這三種認識取徑，而他們對《浮生六記》一書所作的不同解讀，則反映了此書所代表的一種民間傳統，在這三種現代家庭觀念建構理路中所具有的不同意義，其中蘊含著傳統在現代觀念中延續與變異的一些特點，下面作一比較分析。
首先，他們三位的解讀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他們都以新的文化視域對《浮生六記》作了一種話語的轉換，從而使傳統元素轉變為某種新觀念的符號。
他們三位都生於世紀之交，成長於「五四」時期，受新式教育，也都程度不同地參與新文化運動，都有新文化思潮的背景和思想影響，屬於新一代文化人，形成了與傳統完全不同的新價值系統和話語體系。與他們的前幾代文化人相比，到他們這一代已經基本完成了由傳統向現代的「話語轉換」。從價值系統方面他們都已經拋棄了傳統儒家觀念而代之以現代主義的價值觀，如俞、林二氏推崇個性觀念，潘氏的科學觀念，都是與現代民主、科學精神一致的。從話語體系方面他們都自覺地接續源於西方的現代性理念及其表述，無論是啟蒙主義、西方視角和科學方法，都屬於現代性的話語體系而與中國傳統知識譜系已截然不同。從認知立場方面他們也都脫離了文化「衛道」的傳統定位而抱有深切的民族振興關懷，這也是「五四」一代文化人的共同情結。他們就是在這種共通的新文化視域下對《浮生六記》重新解讀，而《浮生六記》的面貌和意義也正因這種「話語的轉換」而幡然改觀，由舊視域下幾無意義的瑣屑卑文，一變而為頗有價值的新觀念符號。
但也正是由於這種「話語的轉換」，使此書文本的本來意義，在他們的解讀中發生了某種誤讀和扭曲。細察他們的認知思路，都是在新的文化視域下，將該書文本的原來意義體系肢解，從中抽離出某種元素，賦予了新觀念的符號意義——個性解放、閑適生活或個人主義婚姻觀。這種符號意義雖與文本中的原體有某種重合或貌似，但由於這種元素已經被抽離開原來文本的意義體系，並被附加了一些新的意義，因而在性質上也已發生了某種改變，經過這種「變質」後而與新觀念符號對接，再被置入他們各自新觀念體系之中。但此時的傳統已非原來的傳統，卻也正因其原來的生命部分地死亡，才被賦予了新的生命，這是傳統在現代觀念中延續的一種悖論式命運。一種傳統就這樣經過元素抽離——話語轉換——變質——成為某種新觀念符號——最後被納入到新觀念體系之中。——這就是他們三位對《浮生六記》的解讀，給我們構畫的一種傳統元素如何在現代觀念中復活並延續的線路圖。也就是說，傳統是以某種「變異」了的形態存在於現代觀念之中。應當說，在現代觀念建構中，這樣一種傳統延續的方式是頗為常見的，直至今日的文化建構中也多有沿襲，只是沿用這種方式的人往往對此甚少省察，故常將「變質」後的傳統誤認為原本的傳統，從而造成某種認識的歧路而不自知，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輕率結論，引起無謂的紛爭。因而重要的是，這種使傳統因素「變異」的機制為何，俞、林、潘三位恰為我們提供了可以用來比較省察的例子。
第二，他們都將《浮生六記》所代表的民間傳統作為建構新觀念的內在資源，從而使現代家庭觀念接續上了民族傳統之根。
他們三人作為「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其建構新觀念的基本知識主要是源於西方的現代知識，而對於傳統文化，依我們以往的通見，他們也自然具有與「五四」一致的決然「反傳統」傾向。然而由他們對《浮生六記》的解讀可知，他們卻非一概地反傳統，或非反對一切的傳統。至少《浮生六記》所代表的一種傳統在他們的新觀念建構中，顯然就不屬於一概被「反」的行列，反而是一種內在的文化資源（潘氏之「反」，亦是「反」中有「護」的成分）。實則在他們的傳統文化儲備中，固然有正統儒學一類已被列於「反對」行列的一脈，但同時還有《浮生六記》一類以往屬於異端、居於下位的民間傳統一脈，而正是這後一脈是他們所親近、所包容，甚至加以藉助和贊賞的，並且成為他們建構新觀念的一種知識資源。
他們與《浮生六記》的相遇並非偶然，由他們留下的大量文字可以看到，他們都對民間傳統文化抱有濃厚興趣，都閱讀過不少這方面的書籍。最早推介《浮生六記》的俞平伯，後來以畢生精力專研世俗小說《紅樓夢》，顯然民間文化成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系；洋派文人林語堂由孟姜女故事的「啟蒙」，以及專舉民間文化推許為中國文化的精華，所述文字中常引野史小說，亦足見其對民間文化的偏愛；而堅守科學立場的潘光旦，雖然批評青年熱讀《浮生六記》一類書，但由他以明清野史作為開始心理學研究的資料，到《性心理學》譯注中徵引舊時筆記小說竟達百餘種之多[129]，可見其對民間文化的熟悉與積累。這些都表明，他們三人對民間俗文化都有著共同的愛好，且是他們建構新觀念的重要知識資源。正是這種民間文化資源的開掘與利用，使他們將現代觀念在傳統中找到並接續上了民族文化之根。環顧「五四」後直至三四十年代的文化界，流行著一股「民間文化熱」，許多著名文人將民間文化作為治學的材料，諸如新學領袖胡適作《〈醒世姻緣傳〉考證》、國學大家陳寅恪作《柳如是別傳》，乃至對《紅樓夢》闡釋與考證的風行竟形成一支「紅學」，諸如此類足見這一時期新文化人對民間文化的「偏愛」，並非只是發生在俞、林、潘三位身上的個別現象，而是一種帶普遍性的趨向。
「五四」後新文化人於國學，由舊時的「注經」，轉而為「釋俗」，這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重要學術轉向。此一轉向自有其時代趨會之因緣，蓋因基於世俗生活的民間文化傳統一脈更近於人性，因而與現代文化精神相通，故束縛人性的禮教儒學被拋棄後，作為其對立面的民間文化便成為既與現代性相親和，又為民族文化一線所系之命脈，其被新文化人起用為建構新觀念新文化的內在知識資源，便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故「五四」文化人被後人冠以「反傳統」形象，從某種意義上說，實是一種只以正統儒學為傳統的誤判，實則他們對以往居於下位的民間文化傳統多有藉助與延續。由此可見，在現代新文化、新觀念建構中，除了西方文化這一外在的主要知識資源之外，民間文化傳統應是另一支雖地位稍遜、但亦不容忽視的內在文化資源。對於此點以往人們多有忽視。至於這一脈民間傳統的元素構成如何，其中何種元素與現代觀念如何接續，以及對於中國現代觀念建構有何影響等諸問題，更是值得作深入省察的課題。
他們三位除了上述共性之外，還因出身、教育背景、知識結構、社會角色、價值觀念及個性愛好的差異，對《浮生六記》的解讀有以下兩個不同點：
第一，他們三人因家庭觀念的價值觀和視域不同，造成對《浮生六記》符號意義的認知差異。
他們三位在解讀《浮生六記》時都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新家庭觀念，但其價值核心有所不同，並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視域，在此不同視域下解讀此書文本，便各自抽取不同的內容將其符號化，賦予了不同的意義。故此這同一個文本在他們那裡便呈現出三種不同的映像：在俞平伯那裡是「個性伸展」的例證，在林語堂那裡是「閑適生活」的樣板，而在潘光旦那裡則是「種族競存」對立面「個人主義家庭觀」的標本。由他們對《浮生六記》文本解讀所形成的這種不同，可知他們建構現代觀念中傳統所承載的符號意義，是由其價值核心及其認知視域所決定的，經過這種「視域」的「過濾」，傳統的原文本發生了意義的變異。於此可見，他們對於這一傳統的解讀和認知的差異，並非出於承載傳統信息的文本本身，而是在於他們各自的視域不同。因而欲究傳統在現代觀念中如何延續，弄清認知者的視域——亦即「過濾網」的構造當是其關鍵。
第二，他們三人認識方法的不同，導致《浮生六記》符號意義的不同變異。
俞平伯推介《浮生六記》，意在宣傳「個性解放」的「五四」啟蒙精神，所以他見到此書便感嘆是「一篇絕妙宣傳文字」，他是以啟蒙主義認識理路，有意識地將此書比附為「個性解放」的符號，加以闡發，加以宣揚。但是這種比附則混淆了沈復依附性的「個性伸展」，與現代人權意識基礎上的個性解放觀念之間的區別，從而使個性解放新觀念的人權意識內核受到遮蔽。林語堂譯介《浮生六記》，旨在向西方人展示中國文化的「優點」，他以西方中心的理路，將該書作為中國人「閑適生活」的樣板而介紹給西方人，這種解讀雖然很合正陷於工業主義忙碌生活之中的美國人的口味，但反銷回中國，卻出現了語境上的錯位。而潘光旦引述《浮生六記》，則是以科學主義的理路，將其作為有害於「種族競存」的個人主義家庭觀的模式，但他的這種解讀，也因其過於強調科學理性，而導致人文關懷意識淡薄，對個人利益與個人情感的忽視。他們三人分別所執的啟蒙主義、西方視角和科學方法的認識取徑，雖然對《浮生六記》的符號意義各自作出了有一定價值的開掘，但也產生了簡單比附、語境的錯位和工具理性的偏頗三方面的缺陷，代表了這三種認識取徑對待傳統的得失。這三種理路都是當時比較流行的文化認知方法，其對於傳統延續的作用與得失，也是值得我們繼續深究的問題。
今天距沈復淚寫《浮生六記》已相去200年，距俞、林、潘三位解讀此書也已逾數十載，而《浮生六記》在中國大陸又經過幾十年的再度遺忘之後，近十數年來卻又出現了再度的流行。據筆者初步統計，自1980年至2003年，在全國各地出版社重印此書已達40餘種版次[130]，也可以說算得上「五四」以後的第二次熱印。如果說「五四」那次流行的主流，主要是應和了俞平伯「個性解放」啟蒙主義符號意義的話，那麼，考慮到這一次林語堂的書也同時熱印的因素，則此次林氏「閑適生活」的解讀，似乎對於現今正陷於工業文明忙碌生活的中國人更合口味。顯然，今天的中國人與當時林語堂所面對的中國人相比，所處之境況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當時語境的錯位，在今天似乎變成了正位。於此可見，存在於後世觀念中的傳統，會因時過境遷而改變其意義，無論是文本，還是對其的解讀，都只有在特定的語境中才會有特定的意義。而在後世觀念中所延續的傳統，也只有在當時人的語境中，經當時人的解讀才具有當時代的意義。傳統也只有藉助於這種語境的變換，才能夠作為一種新意義符號而復活。過去了的傳統，就是籍著後來的「變異」性的解讀而延續其生命，其意義也會隨著語境的變遷而發生著變異。故而可以說，在後世觀念中的傳統，只活在當下的解讀之中，而其意義則取決於解讀的主體、語境與機制。

『陸』 農村老年人如何養老

在我國的農村地區，主要有以下幾種養老方式：

1、家庭養老

這是我國農村最主要、最普遍的養老方式，也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孝」的集中體現，它具有其它養老方式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在短時期內不會被其它養老方式取代，仍然是我們主流養老方式。但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這種傳統的養老方式正受家庭規模縮小、人口流動、失地、老齡化等因素的挑戰，目前這種養老方式的質量有下降的趨勢。

2、集體養老

這是一種在農村很常見的養老方式，它是由集體經濟組織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進行贍養的制度。其主要形式有五保制度和養老院制度。這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一部分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但是適合這種養老方式的，只是農村老年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人，並不能成為解決農村老年人養老問題的主要形式。

3、養老保險

隨著農村老年人口數量增多及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養老保險也是一種好的養老制度來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

4、儲蓄養老

這種養老方式只有少部分的農村老年人採用，他們依靠平時的積蓄用來防老，在農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場。一些農村居民對養兒防老已喪失信心，他們認為只有錢財是可靠的，因而盡可能省吃儉用，節約儲蓄以備老年需要時用。

拓展資料：

養老制度的變化：

改革開放前

改革開放之前，城鎮家庭的養老功能強大，家庭和單位合力使老年人的養老服務資源得到很好的發揮，盡管資源有限，但各盡其力。在農村，政府和集體合力為「五保」老年人提供養老服務，而其他農村居民只有靠家庭，有時需要求助親戚和鄰里來照顧。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特徵在養老服務領域也表現得淋漓盡致。

改革開放後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市場經濟的介入，「單位人」演變為「社會人」，企業辦社會的現象消失了，單位的福利待遇越來越少了。很多企業在轉軌後，職工已經完全失去了享受單位福利待遇的機會，退休後實行社會化管理。迄今為止，依靠單位提供各種養老服務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由社區和企業以及各種組織提供的養老服務。

綜上所述，隨著人口、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動，原有的養老服務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復存在，為適應時代要求，重構養老服務體系、制度成為當務之急。

『柒』 農村養老問題論文大綱

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繫到中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於固有的道德體系的崩潰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構建和不斷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來規范農村養老已是大勢所趨，「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價值定位既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又有利於操作和實施。

人總是要老的，這是一種客觀的不可逆轉的趨勢。人老的直接後果就是獲得生存條件的各種能力逐漸喪失，那麼，曾經為這個社會做出過貢獻的老人們在其獲得生存的能力逐漸失去時，誰應該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為其提供物質和精神的幫助呢？這就是養老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的實施，擁有中國大多數老年人口的農村地區將迅速出現家庭小型化的傾向。同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農村年輕一代道德觀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傳統的家庭養老形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不難想像，在新的世紀，農村養老問題將是我國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農村養老這個被我們迴避了半個世紀的課題，在人權制度逐漸完善、社會物質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我們已經沒有了迴避理由。
一、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的基礎分析
養兒防老是中國農村幾千年的傳統養老方式，這種以家庭作為最基本的養老模式得以長期存在的基礎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深層次研究將成為我們設計今天的農村養老制度的重要參考依據。
（一）家庭養老的客觀條件分析
1．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家庭養老的前提條件
新中國建立以前的兩千多年中，中國農村一直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一種不發達的經濟形態，低下的生產力將農民緊緊地束縛在一塊塊土地上而無其它謀生手段，封閉的交往形式又使農民只能依靠自身積累經驗而無其它獲取知識的途徑。於是，對土地和耕作知識的擁有就成了社會繼承與世代交替的重要內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財產，父母退出生產領域後，並不放棄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權，子女要想獲得土地必須以贍養父母為代價。同時，子承父業是傳統農民家庭的突出特點，後代不僅由父母撫養成人，而且還從父祖那裡學會謀生的技能，繼承一定的產業和土地，這種生活上經濟上的高度依賴使得他們自覺服從父輩祖輩的制約，不敢有絲毫違抗。
父輩們靠土地生產生育，培育後代；子輩們靠土地維持生活，贍養老人，土地構成百姓們家庭養老的重要經濟來源。為了確保農民擁有土地，歷代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還通過法律條文，嚴禁子孫與父母分家分財。《唐律•戶婚律》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明律》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規定，其目的就是為了穩定家庭養老的經濟基礎。
2．非貨幣經濟是家庭養老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主義認為，「隨著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和後工業化社會，家庭贍養功能就慢慢脫離家庭而社會化。」（1）米特羅在《歐洲家庭史》中進一步描述道：「農民經濟是一種無貨幣經濟，以致於贍養老人只在家內是可行的，提供實物在超出一定距離時就會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需要用現金支付並用此錢購買食物，而在前工業時代，在農業地區中，這兩個都是不存在的。」（2）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極其落後，工業化程度很低，非貨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佔有主導地位，在這種非貨幣的農業社會中，農民生產自己幾乎全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於每一個人來講，都要不停地生產以獲得生活資料的供給，否則便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因年老而喪失生產能力的時候，此刻要想獲得生活資料，就必須依賴於家庭其他成員的生產。很顯然，非貨幣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決定了家庭養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養老的主觀條件分析
1．傳 統的孝道思想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內在動力
在任何年代裡，老人的贍養不僅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而且還受到建立在這種生產力基礎上的贍養觀念的制約。歷史上，我國的老年贍養是以孝為核心在家庭內部進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國有著長久的發展歷史和深刻的社會影響。儒家認為：「孝為百行之冠、眾善之始，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為起點，「孝字上半部為老，下半部為子，有老人扶子之義。」（4）因此，孝的道德觀最初是調解長者與小輩之間關系的行為准則。但是，到了封建社會，孝被抬到了極高的地位，成為一切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的起點，並做為封建倫理綱常的基礎。封建統治者就是用孝束縛著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孝的原則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不同」。（5）封建統治者重孝的目的是為了效忠，顯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倫理和政治雙重意義。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廣大農民總是認認真真地行孝，孝順父母的意識逐漸成為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內在動力。
2．享受天倫之樂的本能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精神動力
人是社會的動物，不僅有物質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獨，樂於和兒孫生活在一起，於是在長輩與晚輩之間形成一種強烈的群體感情，這就構成了家庭結構變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種牢固的封建家庭關系，成為一個團結的整體，具有強大的保護職能，共同保護家庭成員和財產安全。每個家庭成員都脫離不了家庭生活，更脫離不了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而且家庭還有一定的穩定性，每個人都重家庭，輕個人，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榮，個人便可以忽略，為了維護家庭內部的和諧，個人必須各安其分，在人倫規范所界定的范圍內，將自己的社會角色演好，而個人的真實意見和感受則慎藏於角色、行為之後。於是又形成近代農民家庭的內聚性和封閉性，主觀上要求贍養老人必須在家庭內部進行。
3．政府的強力推行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外在動力
中國傳統社會自實施君主專制制度以來，國家權力日益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權模式下，統治者為了確保統治權力，努力造就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和絕對服從的心態。孝的本意是順從和「無違」，將孝擴展到政治關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觀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業績的形象代表。在傳統社會，老年人是知識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國泰民安和國運長久的象徵。乾隆三下江南，其間五六次都有百歲「人瑞」迎駕道旁，他認為是「太和之氣」，「用征壽世」的吉兆。顯然，當老年人被賦予國運和德治的象徵意義時，家庭養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歷朝歷代的政府官員都將維護家庭養老作為國家任務進行推動。政府強力推行家庭養老的標志有三：第一，有負責相關事務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或專司其職的官員；第二，有保障家庭養老的制度和法規；第三，有維護家庭養老的思想觀念和道德。（6）中國歷史上的家庭養老是通過民政部門主管，縣級機構直管，吏部考課，監察部門分察，孝文化灌輸等逐漸納入政府行為范疇的。
二、現代社會中國農村家庭養老方式面臨的挑戰
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社會經濟現代化以及人口流動的過程中，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開始面臨許許多多的挑戰：
（一）家庭規模縮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兩次普查之間，家庭戶規模從4.3人／戶降到3.97人／戶，到1995年中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平均家庭戶規模降到3.9人／戶，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為3.44人/戶。中國的家庭結構也轉變為以核心家庭為主體的結構，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總數的67.31%，其中父母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佔57.81%，比1982年增長4.92個百分點。家庭戶平均規模的縮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導致純老年戶不斷增加。1990年四普時城鄉合計60歲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單身戶和一代戶中所佔比例為25.6%。據1992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對全國12個省市的一份調查，老人中一代戶的比例，城市達到41%，農村達到43%。（7）
生育率下降、子女減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際分離還使得子女對老 年父母的照料產生了許多困難。子女多意味著老年人有較多的支持來源，獨生子女現象的出現使得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變得異乎尋常的困難。總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養老功能弱化，同時居住方式的代際分離也意味著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經濟供養之外還面臨生活不便、照料不夠、精神苦悶等問題。
（二）競爭壓力增加、人口流動加快、代際傾斜嚴重。現代社會人口流動越來越快，大量農村的年輕人進城打工。迫於崗位的競爭壓力，忙於工作和事業，使他們無暇顧及老父和老母；同時，一些青年夫婦較重視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問題，有限的時間、精力和財力都向獨子或獨女傾斜，產生了「重幼輕老現象」，這對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實際的生活質量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三）老年人平均壽命延長、患病率、傷殘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老年人的壽命也在不斷延長。同時，隨著年齡增長（特別是超過75歲之後），老年人口健康狀況有所惡化，患病率、傷殘率會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將更多地需要日常護理、生活照料和社會服務。這一切必將加大家庭的負擔，也必將導致年輕人消極拒養老人情緒的增加。
各種挑戰因素的結合使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開始瓦解和分化，這就是子女養老和在家養老相分離的態勢，而且子女對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過去傳統模式下那麼密集和經常了。這是傳統家庭養老制度在現代化沖擊下的一種變革。導致這種變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兩個因素在農村正在逐漸突出：第一，兩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歡分開過，是現代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時尚，也可以說是人的現代性的一種表現。對我國14省市的一項調查表明，2/3的農村青年婚後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8）在老人那一端，也有個圖清靜、少麻煩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遷因素。子女不在身邊，在外地學習或工作，條件不成熟，兩代人只好分居兩地。顯然，作為家庭養老，無論是傳統模式抑或現代模式，有二個基本因素決定家庭養老的質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關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經濟實力、健康狀況、人際關系。在農村，傳統孝道觀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經濟實力的弱小，決定了農村養老質量的下降，也決定了養老社會化在農村存在的空間正在形成。
三、當前中國農村養老的基本方式分析
現代社會，中國農村的養老方式已不再是單一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多種養老方式並存的農村養老格局。許多新的養老方式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認真分析比較研究不同的養老方式，尋求一種適合中國農村情況的養老制度，對於農村經濟的發展將具有重要意義。
（一）家庭養老。這是當前中國農村使用最普遍的養老方式，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之具體體現。這是一種最完美的養老方式，它所具有的優越性是任何其他養老方式都無法比擬和替代的。在現有經濟水平條件下及傳統文化模式下，家庭養老仍然是我國農村的主流養老方式。有關資料顯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經濟來源構成中，來自子女供給部分城市佔16．8%，鎮佔21．0%，縣（農村地區）佔38．1%。這說明子女供養在城鎮老年人中佔有一定地位，而在農村中則佔有重要地位。（9）
（二）集體養老。集體養老就是由集體經濟組織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進行贍養的制度。集體養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養老院制度。集體養老存在的物質基礎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的完善和物質的豐富，存在的心理基礎是老人社會交際的廣泛和子女對養老認識的多元化。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和農民意識的落後直接影響了集體養老的普及化和規模化。筆者認為集體養老只能作為農村養老的重要補充形式而不可能象有些地方官員所言成為家庭養老的替代形式。
（三）養老保險。面對農村老年人口數目的迅速增長和家庭養老的弱化，農村養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從1991年開始，根據國務院的決定，民政部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組織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改革的試點。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改革試點，有8200多萬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10） 應該說，農村養老保險從無到有並初具規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以上數字對於8億農民來說，社會化養老保險對大部分農民來 說還是離他們較遠。由於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仍比較落後，且地區間極不平衡，差異較大，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制度與現實情況相脫離。
（四）儲蓄養老。依靠平時的積蓄用來防老，在農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場。據筆者對河南省部分農村的調查，15%的農民對養兒防老已喪失信心，他們認為只有錢財是可靠的，因而盡可能省吃儉用，節約儲蓄以備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脹、天文數字的醫療費以及農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儲蓄養老已失去太大價值。
四、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基礎
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中國農民人口多，佔全國12億人口的74%，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7285萬，占農村人口的8.2%，並且以每年3%的速度遞增。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應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環節。我國「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農村養老以家庭保障為主，堅持政府引導和農民自願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2010遠景目標綱要為中國農村養老指明了方向。特別是指明了今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發展思路，那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基礎是什麼、是否已經成熟？能否替代家庭養老？」就成為每一個理論工作者必須關注的焦點。
根據筆者多年來對農村養老問題的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基礎主要有：
（一）貨幣經濟的發展
非貨幣經濟決定了交換只能在相同的時間和空間進行，從而使生產者和消費者無法分離，家庭養老成為必然。只有到了工業化的現代社會，社會化生產達到了極度發達的程度，生產單位由家庭變為工廠，家庭成員各自都是獨立的商品者，依靠參加社會化勞動而取得工資收入，即以貨幣經濟完全取代非貨幣經濟，老人才能掙脫作為生產單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貨幣來購買自己喜歡的商品維持生存，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轉變的前提條件就是現代化的貨幣經濟的存在。哈瑞斯說：「我們正在用老年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辦法取代工業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當這一過程完成之後，父母孩子之間真正的反哺關系的遺跡也將消失」。（11）可見，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他們的社會處於非貨幣經濟即農業經濟階段時同樣也是實行的家庭養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農村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形成
養老的兩個要素是物質保障和生活服務。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關鍵是解決了養老的物質基礎，但是對於一個人特別是對於一個沒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來說，僅有錢是遠遠不夠的，這就必須具備相配套的生活服務體系。生活服務的提供有三個來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務；第二，家庭成員的服務；第三，社會化服務。家庭養老之所以經久不衰，就在於家庭成員不僅提供了充足物質資料，還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務，而且親人提供的服務又是最細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將來社會養老保險多麼發達，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家庭養老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會化生活服務成為影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一個關鍵因素。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一個村的經濟發達程度、社會化服務程度、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據《經濟日報》記者王培楠報道，2001年初，廣東省東莞市率先覆蓋全社會的農村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開始正式運作。全市參保農民76萬，16. 2萬符合退休年齡的農村老人領取了首筆養老保險金。這意味著，從2001年起，東莞所有20歲至60歲的男性農民、20歲至55歲的女性農民，將全部進人「社會養老保險的安全網」中。廣東省東莞市之所以率先實施覆蓋全社會的農村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就在於小小的東莞2000年的財政收入總額已達103. 56億元，市、鎮、村三級公有資產已達1168億元，凈資產652億元；就在於每一個村的第三產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社會化生活服務水平已大大提高。
（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起步較晚，許多地方現在還處於摸索階段，國外沒有現成的模式 供使用，國內沒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據，操作的時候難免有種種不盡人意的地方，不當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務都會影響農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信心。「受管理體制改革、利息持續下調及政策變動等因素的影響，2000年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出現了參保人數下降、基金運行難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難，一些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甚至陷入停頓狀態」。（12）
從國外成功經驗來看，養老保險制度越完善、服務越到位，投保者的熱情就越高，保險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沒錢，服務就越無法提高，投保者越沒有熱情，保險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復始，形成惡性循環。
四、當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的現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我國起步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農民素質、社會心理、東方文化、社會化服務水平、農民對保險制度的信任度、非貨幣經濟等等因素的影響，與城市職工養老保險相比，狀況很不如意。盡管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改革試點，有8200多萬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但以上數字對於8億農民來說，社會化養老保險對大部分農民來說還是離他們較遠。從目前農民繳費的情況看，人均繳費不到150元錢，根據他們的繳費額，幾十年後，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幾元錢（相對於目前收入和消費水平）的養老保險金，根本達不到保險的目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隨著農村經濟情況的好轉，部分參與社會保險並最終獲得部分社會經濟來源的條件已經產生：第一，除極少數未脫貧的地區之外，中國農民已經過上了溫飽生活，很多農民已經在向小康生活水平邁進，具有了一定參加社會保險的經濟承受能力。經濟較發達的浙江省杭州地區農民，開展養老保險的鄉鎮覆蓋率已達到95%，一些富裕的年邁農民通過一次性交納幾千元養老基金，已開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數額領取養老保險金（13）。第二，隨著全國保險業務的發展，社會影響的擴大，計劃生育政策手段的強化等等，農民參加保險的觀念不斷增強。他們開始理解到了參加社會保險對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覺性不斷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順應農民需要而推出了《農村養老保險暫行辦法》，山東煙台從1989年開始，大膽地進行農村社會保險體制的改革，取得了極好的社會效果。
這種喜憂參半的現狀是和我國的基本國情完全一致的。我國的農村人口多、生產力水平低、經濟發展差距大，因而在養老問題上，各地情況差別很大，有些地方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已全面覆蓋，如東莞、溫州以及山東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貧困地區，連一般的保費還無法收齊。由於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仍比較落後，且地區間極不平衡，差異較大，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制度與現實情況相脫離。因此，在現有經濟水平條件下及傳統文化模式下，家庭養老仍然是我國農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五、解決我國農村養老的方式選擇及立法的價值取向
根據當前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傳統文化模式、社會化服務狀況以及養老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家庭養老仍然是中國農村中的主要養老方式，只不過這種家庭養老已不再是傳統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作為養老的載體輔助於多種養老方式的農村養老模式。可以這樣說，不管今後農村養老如何改革，家庭作為養老載體的地位是其他養老方式無法替代的。因此對於家庭養老中存在的問題及困難，我們應給予高度的重視，切不可以偏概全，隨意放棄對家庭養老的研究和規范，更不可武斷地認為社會養老保險能夠完全替代家庭養老。
之所以說家庭作為養老載體的地位是其他養老方式無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家庭養老的成本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員更便於照顧老人，無需由專人脫離生產而專職對老人進行看管，既不影響生產，又不影響養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優原則。第二，我國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不高。由於諸多的原因，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的全面推廣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還很低的情況下，家庭養老這種古老的養老方式不能隨便地減弱或放棄。第三，家庭服務業不甚發達。即使人人都參加了社會養老，年老時有一筆可觀的收入，但由於農村家庭服務業剛剛起步，從事家庭服務的人員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沒有家庭這個養老載體， 老人們即使手中握著錢也仍然無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觀念、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對老人養老載體選擇的影響。傳統的「子孫滿堂」觀念在農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隨著年齡的增加，對家庭的依賴性、對子孫理解的渴望會進一步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拿到保險金的老人會選擇離開自己的家人而與他人生活在一起嗎？很顯然，家庭永遠都是最理想的養老載體。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的觀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動對家庭養老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單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規對家庭養老進行規范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農村養老制度，必須將家庭養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養老的載體與養老的內容是相輔相成的，家庭願意承擔養老責任，但沒有物質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無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僅有資金上的保證，但無人對其進行照顧，其生活也是難以得到滿足。所以，在鞏固原有的家庭養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須在農村強制推廣社會養老保險，使農民建立防患意識，在其年輕力壯、創造力最強時，能有少部分的儲蓄，以備年老、多病沒有生活能力時所用。
鑒於上述分析，根據我國農村的基本國情，參照「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對農村養老的基本精神，我國農村養老立法的價值目標應該定位於：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14）
解決農村養老問題，除了加強對全社會的尊老、敬老的宣傳教育，弘揚中華民族尊老、敬老、養老的傳統美德外，在依法治國的今天，還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單獨的農村養老法，有關農村養老的問題散見於《婚姻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繼承法》、《保險法》、《民法通則》等等之中，這種分散的規定方法不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協調，而且影響到農村養老制度的實施。考慮到中國農村的特殊性和養老保障的復雜性，筆者認為，本著「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農村養老立法價值取向，我國農村養老法律體系可按以下思路構築：
第一，盡快制訂農村養老基本法——《農村養老保障法》，農村養老保障法可以作為我們正在制訂中的《社會保障法》的部門法。其主要內容應當包括：農村養老的原則、農村養老的形式、農村養老的種類、農村集體養老機構及其性質、家庭養老的內容、集體養老的內容、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內容、社會養老保險機構及其性質、農村社會養老基金的籌集管理發放、法律責任等等。
第二，根據《農村養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則制訂如下部門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農村商業養老保險法》、《農村老年人權益保護法》、《農村家庭養老示範法》等等。
第三，制訂農村養老的行政法規。這一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法律規范是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法律體系的重要方面，在整個農村養老保障法律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具體應該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例》、《農村家庭養老條例》、《農村集體養老條例》、《農村個人儲蓄養老保險辦法》、《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機構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機構稅收減免辦法》。
綜上所述，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繫到中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於固有的道德體系的崩潰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構建和不斷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來規范農村養老已是大勢所趨。「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價值定位既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又有利於操作和實施，相信其研究對國家今後的農村立法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捌』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能否取代家庭養老談談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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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的基礎分析
養兒防老是中國農村幾千年的傳統養老方式，這種以家庭作為最基本的養老模式得以長期存在的基礎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深層次研究將成為我們設計今天的農村養老制度的重要參考依據。
（一）家庭養老的客觀條件分析
1．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家庭養老的前提條件
新中國建立以前的兩千多年中，中國農村一直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一種不發達的經濟形態，低下的生產力將農民緊緊地束縛在一塊塊土地上而無其它謀生手段，封閉的交往形式又使農民只能依靠自身積累經驗而無其它獲取知識的途徑。於是，對土地和耕作知識的擁有就成了社會繼承與世代交替的重要內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財產，父母退出生產領域後，並不放棄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權，子女要想獲得土地必須以贍養父母為代價。同時，子承父業是傳統農民家庭的突出特點，後代不僅由父母撫養成人，而且還從父祖那裡學會謀生的技能，繼承一定的產業和土地，這種生活上經濟上的高度依賴使得他們自覺服從父輩祖輩的制約，不敢有絲毫違抗。
父輩們靠土地生產生育，培育後代；子輩們靠土地維持生活，贍養老人，土地構成百姓們家庭養老的重要經濟來源。為了確保農民擁有土地，歷代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還通過法律條文，嚴禁子孫與父母分家分財。《唐律•戶婚律》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明律》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規定，其目的就是為了穩定家庭養老的經濟基礎。
2．非貨幣經濟是家庭養老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主義認為，「隨著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和後工業化社會，家庭贍養功能就慢慢脫離家庭而社會化。」（1）米特羅在《歐洲家庭史》中進一步描述道：「農民經濟是一種無貨幣經濟，以致於贍養老人只在家內是可行的，提供實物在超出一定距離時就會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需要用現金支付並用此錢購買食物，而在前工業時代，在農業地區中，這兩個都是不存在的。」（2）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極其落後，工業化程度很低，非貨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佔有主導地位，在這種非貨幣的農業社會中，農民生產自己幾乎全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於每一個人來講，都要不停地生產以獲得生活資料的供給，否則便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因年老而喪失生產能力的時候，此刻要想獲得生活資料，就必須依賴於家庭其他成員的生產。很顯然，非貨幣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決定了家庭養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養老的主觀條件分析
1．傳統的孝道思想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內在動力
在任何年代裡，老人的贍養不僅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而且還受到建立在這種生產力基礎上的贍養觀念的制約。歷史上，我國的老年贍養是以孝為核心在家庭內部進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國有著長久的發展歷史和深刻的社會影響。儒家認為：「孝為百行之冠、眾善之始，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為起點，「孝字上半部為老，下半部為子，有老人扶子之義。」（4）因此，孝的道德觀最初是調解長者與小輩之間關系的行為准則。但是，到了封建社會，孝被抬到了極高的地位，成為一切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的起點，並做為封建倫理綱常的基礎。封建統治者就是用孝束縛著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孝的原則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不同」。（5）封建統治者重孝的目的是為了效忠，顯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倫理和政治雙重意義。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廣大農民總是認認真真地行孝，孝順父母的意識逐漸成為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內在動力。
2．享受天倫之樂的本能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精神動力
人是社會的動物，不僅有物質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獨，樂於和兒孫生活在一起，於是在長輩與晚輩之間形成一種強烈的群體感情，這就構成了家庭結構變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種牢固的封建家庭關系，成為一個團結的整體，具有強大的保護職能，共同保護家庭成員和財產安全。每個家庭成員都脫離不了家庭生活，更脫離不了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而且家庭還有一定的穩定性，每個人都重家庭，輕個人，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榮，個人便可以忽略，為了維護家庭內部的和諧，個人必須各安其分，在人倫規范所界定的范圍內，將自己的社會角色演好，而個人的真實意見和感受則慎藏於角色、行為之後。於是又形成近代農民家庭的內聚性和封閉性，主觀上要求贍養老人必須在家庭內部進行。
3．政府的強力推行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外在動力
中國傳統社會自實施君主專制制度以來，國家權力日益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權模式下，統治者為了確保統治權力，努力造就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和絕對服從的心態。孝的本意是順從和「無違」，將孝擴展到政治關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觀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業績的形象代表。在傳統社會，老年人是知識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國泰民安和國運長久的象徵。乾隆三下江南，其間五六次都有百歲「人瑞」迎駕道旁，他認為是「太和之氣」，「用征壽世」的吉兆。顯然，當老年人被賦予國運和德治的象徵意義時，家庭養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歷朝歷代的政府官員都將維護家庭養老作為國家任務進行推動。政府強力推行家庭養老的標志有三：第一，有負責相關事務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或專司其職的官員；第二，有保障家庭養老的制度和法規；第三，有維護家庭養老的思想觀念和道德。（6）中國歷史上的家庭養老是通過民政部門主管，縣級機構直管，吏部考課，監察部門分察，孝文化灌輸等逐漸納入政府行為范疇的。
二、現代社會中國農村家庭養老方式面臨的挑戰
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社會經濟現代化以及人口流動的過程中，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開始面臨許許多多的挑戰：
（一）家庭規模縮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兩次普查之間，家庭戶規模從4.3人／戶降到3.97人／戶，到1995年中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平均家庭戶規模降到3.9人／戶，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為3.44人/戶。中國的家庭結構也轉變為以核心家庭為主體的結構，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總數的67.31%，其中父母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佔57.81%，比1982年增長4.92個百分點。家庭戶平均規模的縮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導致純老年戶不斷增加。1990年四普時城鄉合計60歲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單身戶和一代戶中所佔比例為25.6%。據1992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對全國12個省市的一份調查，老人中一代戶的比例，城市達到41%，農村達到43%。（7）
生育率下降、子女減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際分離還使得子女對老年父母的照料產生了許多困難。子女多意味著老年人有較多的支持來源，獨生子女現象的出現使得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變得異乎尋常的困難。總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養老功能弱化，同時居住方式的代際分離也意味著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經濟供養之外還面臨生活不便、照料不夠、精神苦悶等問題。
（二）競爭壓力增加、人口流動加快、代際傾斜嚴重。現代社會人口流動越來越快，大量農村的年輕人進城打工。迫於崗位的競爭壓力，忙於工作和事業，使他們無暇顧及老父和老母；同時，一些青年夫婦較重視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問題，有限的時間、精力和財力都向獨子或獨女傾斜，產生了「重幼輕老現象」，這對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實際的生活質量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三）老年人平均壽命延長、患病率、傷殘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老年人的壽命也在不斷延長。同時，隨著年齡增長（特別是超過75歲之後），老年人口健康狀況有所惡化，患病率、傷殘率會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將更多地需要日常護理、生活照料和社會服務。這一切必將加大家庭的負擔，也必將導致年輕人消極拒養老人情緒的增加。
各種挑戰因素的結合使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開始瓦解和分化，這就是子女養老和在家養老相分離的態勢，而且子女對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過去傳統模式下那麼密集和經常了。這是傳統家庭養老制度在現代化沖擊下的一種變革。導致這種變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兩個因素在農村正在逐漸突出：第一，兩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歡分開過，是現代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時尚，也可以說是人的現代性的一種表現。對我國14省市的一項調查表明，2/3的農村青年婚後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8）在老人那一端，也有個圖清靜、少麻煩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遷因素。子女不在身邊，在外地學習或工作，條件不成熟，兩代人只好分居兩地。顯然，作為家庭養老，無論是傳統模式抑或現代模式，有二個基本因素決定家庭養老的質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關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經濟實力、健康狀況、人際關系。在農村，傳統孝道觀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經濟實力的弱小，決定了農村養老質量的下降，也決定了養老社會化在農村存在的空間正在形成。
三、當前中國農村養老的基本方式分析
現代社會，中國農村的養老方式已不再是單一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多種養老方式並存的農村養老格局。許多新的養老方式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認真分析比較研究不同的養老方式，尋求一種適合中國農村情況的養老制度，對於農村經濟的發展將具有重要意義。
（一）家庭養老。這是當前中國農村使用最普遍的養老方式，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之具體體現。這是一種最完美的養老方式，它所具有的優越性是任何其他養老方式都無法比擬和替代的。在現有經濟水平條件下及傳統文化模式下，家庭養老仍然是我國農村的主流養老方式。有關資料顯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經濟來源構成中，來自子女供給部分城市佔16．8%，鎮佔21．0%，縣（農村地區）佔38．1%。這說明子女供養在城鎮老年人中佔有一定地位，而在農村中則佔有重要地位。（9）
（二）集體養老。集體養老就是由集體經濟組織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進行贍養的制度。集體養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養老院制度。集體養老存在的物質基礎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的完善和物質的豐富，存在的心理基礎是老人社會交際的廣泛和子女對養老認識的多元化。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和農民意識的落後直接影響了集體養老的普及化和規模化。筆者認為集體養老只能作為農村養老的重要補充形式而不可能象有些地方官員所言成為家庭養老的替代形式。
（三）養老保險。面對農村老年人口數目的迅速增長和家庭養老的弱化，農村養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從1991年開始，根據國務院的決定，民政部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組織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改革的試點。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改革試點，有8200多萬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10）應該說，農村養老保險從無到有並初具規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以上數字對於8億農民來說，社會化養老保險對大部分農民來說還是離他們較遠。由於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仍比較落後，且地區間極不平衡，差異較大，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制度與現實情況相脫離。
（四）儲蓄養老。依靠平時的積蓄用來防老，在農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場。據筆者對河南省部分農村的調查，15%的農民對養兒防老已喪失信心，他們認為只有錢財是可靠的，因而盡可能省吃儉用，節約儲蓄以備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脹、天文數字的醫療費以及農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儲蓄養老已失去太大價值。
四、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基礎
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中國農民人口多，佔全國12億人口的74%，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7285萬，占農村人口的8.2%，並且以每年3%的速度遞增。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應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環節。我國「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農村養老以家庭保障為主，堅持政府引導和農民自願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2010遠景目標綱要為中國農村養老指明了方向。特別是指明了今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發展思路，那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基礎是什麼、是否已經成熟？能否替代家庭養老？」就成為每一個理論工作者必須關注的焦點。
根據筆者多年來對農村養老問題的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基礎主要有：
（一）貨幣經濟的發展
非貨幣經濟決定了交換只能在相同的時間和空間進行，從而使生產者和消費者無法分離，家庭養老成為必然。只有到了工業化的現代社會，社會化生產達到了極度發達的程度，生產單位由家庭變為工廠，家庭成員各自都是獨立的商品者，依靠參加社會化勞動而取得工資收入，即以貨幣經濟完全取代非貨幣經濟，老人才能掙脫作為生產單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貨幣來購買自己喜歡的商品維持生存，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轉變的前提條件就是現代化的貨幣經濟的存在。哈瑞斯說：「我們正在用老年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辦法取代工業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當這一過程完成之後，父母孩子之間真正的反哺關系的遺跡也將消失」。（11）可見，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他們的社會處於非貨幣經濟即農業經濟階段時同樣也是實行的家庭養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農村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形成
養老的兩個要素是物質保障和生活服務。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關鍵是解決了養老的物質基礎，但是對於一個人特別是對於一個沒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來說，僅有錢是遠遠不夠的，這就必須具備相配套的生活服務體系。生活服務的提供有三個來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務；第二，家庭成員的服務；第三，社會化服務。家庭養老之所以經久不衰，就在於家庭成員不僅提供了充足物質資料，還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務，而且親人提供的服務又是最細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將來社會養老保險多麼發達，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家庭養老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會化生活服務成為影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一個關鍵因素。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一個村的經濟發達程度、社會化服務程度、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據《經濟日報》記者王培楠報道，2001年初，廣東省東莞市率先覆蓋全社會的農村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開始正式運作。全市參保農民76萬，16.2萬符合退休年齡的農村老人領取了首筆養老保險金。這意味著，從2001年起，東莞所有20歲至60歲的男性農民、20歲至55歲的女性農民，將全部進人「社會養老保險的安全網」中。廣東省東莞市之所以率先實施覆蓋全社會的農村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就在於小小的東莞2000年的財政收入總額已達103.56億元，市、鎮、村三級公有資產已達1168億元，凈資產652億元；就在於每一個村的第三產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社會化生活服務水平已大大提高。
（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起步較晚，許多地方現在還處於摸索階段，國外沒有現成的模式供使用，國內沒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據，操作的時候難免有種種不盡人意的地方，不當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務都會影響農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信心。「受管理體制改革、利息持續下調及政策變動等因素的影響，2000年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出現了參保人數下降、基金運行難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難，一些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甚至陷入停頓狀態」。（12）
從國外成功經驗來看，養老保險制度越完善、服務越到位，投保者的熱情就越高，保險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沒錢，服務就越無法提高，投保者越沒有熱情，保險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復始，形成惡性循環。
四、當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的現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我國起步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農民素質、社會心理、東方文化、社會化服務水平、農民對保險制度的信任度、非貨幣經濟等等因素的影響，與城市職工養老保險相比，狀況很不如意。盡管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改革試點，有8200多萬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但以上數字對於8億農民來說，社會化養老保險對大部分農民來說還是離他們較遠。從目前農民繳費的情況看，人均繳費不到150元錢，根據他們的繳費額，幾十年後，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幾元錢（相對於目前收入和消費水平）的養老保險金，根本達不到保險的目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隨著農村經濟情況的好轉，部分參與社會保險並最終獲得部分社會經濟來源的條件已經產生：第一，除極少數未脫貧的地區之外，中國農民已經過上了溫飽生活，很多農民已經在向小康生活水平邁進，具有了一定參加社會保險的經濟承受能力。經濟較發達的浙江省杭州地區農民，開展養老保險的鄉鎮覆蓋率已達到95%，一些富裕的年邁農民通過一次性交納幾千元養老基金，已開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數額領取養老保險金（13）。第二，隨著全國保險業務的發展，社會影響的擴大，計劃生育政策手段的強化等等，農民參加保險的觀念不斷增強。他們開始理解到了參加社會保險對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覺性不斷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順應農民需要而推出了《農村養老保險暫行辦法》，山東煙台從1989年開始，大膽地進行農村社會保險體制的改革，取得了極好的社會效果。
這種喜憂參半的現狀是和我國的基本國情完全一致的。我國的農村人口多、生產力水平低、經濟發展差距大，因而在養老問題上，各地情況差別很大，有些地方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已全面覆蓋，如東莞、溫州以及山東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貧困地區，連一般的保費還無法收齊。由於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仍比較落後，且地區間極不平衡，差異較大，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制度與現實情況相脫離。因此，在現有經濟水平條件下及傳統文化模式下，家庭養老仍然是我國農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五、解決我國農村養老的方式選擇及立法的價值取向
根據當前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傳統文化模式、社會化服務狀況以及養老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家庭養老仍然是中國農村中的主要養老方式，只不過這種家庭養老已不再是傳統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作為養老的載體輔助於多種養老方式的農村養老模式。可以這樣說，不管今後農村養老如何改革，家庭作為養老載體的地位是其他養老方式無法替代的。因此對於家庭養老中存在的問題及困難，我們應給予高度的重視，切不可以偏概全，隨意放棄對家庭養老的研究和規范，更不可武斷地認為社會養老保險能夠完全替代家庭養老。
之所以說家庭作為養老載體的地位是其他養老方式無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家庭養老的成本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員更便於照顧老人，無需由專人脫離生產而專職對老人進行看管，既不影響生產，又不影響養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優原則。第二，我國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不高。由於諸多的原因，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的全面推廣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還很低的情況下，家庭養老這種古老的養老方式不能隨便地減弱或放棄。第三，家庭服務業不甚發達。即使人人都參加了社會養老，年老時有一筆可觀的收入，但由於農村家庭服務業剛剛起步，從事家庭服務的人員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沒有家庭這個養老載體，老人們即使手中握著錢也仍然無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觀念、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對老人養老載體選擇的影響。傳統的「子孫滿堂」觀念在農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隨著年齡的增加，對家庭的依賴性、對子孫理解的渴望會進一步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拿到保險金的老人會選擇離開自己的家人而與他人生活在一起嗎？很顯然，家庭永遠都是最理想的養老載體。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的觀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動對家庭養老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單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規對家庭養老進行規范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農村養老制度，必須將家庭養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養老的載體與養老的內容是相輔相成的，家庭願意承擔養老責任，但沒有物質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無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僅有資金上的保證，但無人對其進行照顧，其生活也是難以得到滿足。所以，在鞏固原有的家庭養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須在農村強制推廣社會養老保險，使農民建立防患意識，在其年輕力壯、創造力最強時，能有少部分的儲蓄，以備年老、多病沒有生活能力時所用。
鑒於上述分析，根據我國農村的基本國情，參照「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對農村養老的基本精神，我國農村養老立法的價值目標應該定位於：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14）
解決農村養老問題，除了加強對全社會的尊老、敬老的宣傳教育，弘揚中華民族尊老、敬老、養老的傳統美德外，在依法治國的今天，還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單獨的農村養老法，有關農村養老的問題散見於《婚姻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繼承法》、《保險法》、《民法通則》等等之中，這種分散的規定方法不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協調，而且影響到農村養老制度的實施。考慮到中國農村的特殊性和養老保障的復雜性，筆者認為，本著「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農村養老立法價值取向，我國農村養老法律體系可按以下思路構築：
第一，盡快制訂農村養老基本法——《農村養老保障法》，農村養老保障法可以作為我們正在制訂中的《社會保障法》的部門法。其主要內容應當包括：農村養老的原則、農村養老的形式、農村養老的種類、農村集體養老機構及其性質、家庭養老的內容、集體養老的內容、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內容、社會養老保險機構及其性質、農村社會養老基金的籌集管理發放、法律責任等等。
第二，根據《農村養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則制訂如下部門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農村商業養老保險法》、《農村老年人權益保護法》、《農村家庭養老示範法》等等。
第三，制訂農村養老的行政法規。這一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法律規范是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法律體系的重要方面，在整個農村養老保障法律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具體應該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例》、《農村家庭養老條例》、《農村集體養老條例》、《農村個人儲蓄養老保險辦法》、《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機構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機構稅收減免辦法》。
綜上所述，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繫到中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於固有的道德體系的崩潰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構建和不斷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來規范農村養老已是大勢所趨。「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價值定位既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又有利於操作和實施，相信其研究對國家今後的農村立法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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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關於農村養老保險的問題！ 有一些疑惑！ 是否各地都有所不同啊！ 這邊規定是家庭所有成員都必須繳納！

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一樣是以戶口為單位參加保險。與醫保不同的是參保年齡有區別
醫療保險是出生後上了戶口的都可參加
養老保險是年滿16歲不在讀書的都可參加

『拾』 農村老人如何居家養老

受各種因素影響，農村老人養老，還是以家庭式養老為主，由子女輪流或者固定一家照養，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情況已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

1、空心村。

如果換在以前，很難想像，一個村子裡面，基本90%的家庭都生了兩個左右的孩子，到現在居然是冷冷清清，沒幾個人的樣子。

換做以前，村裡的小孩早就圍在一起研究著去哪裡抓魚了，而現在，農村的田地大多都租出去了，小孩也沒幾個了，年輕人基本看不到，剩下的大多都是50多歲以上的人，以60歲70歲的老人居多。

這個也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農村人大量的外出打工，一直到現在，很多人出去了就再也沒回來過了，這樣的家庭，子女都不回來了，老人去找什麼子女養老呢？

無非就是自我養老罷了，這也是農村孤寡老人被迫選擇的結果，如果可以，誰不想一家人熱熱鬧鬧地在一起。

2、子女經濟壓力大。

相對於那些空心村，那種靠近縣城的村子情況會好一點，但也存在著自己的問題。

雖然老人的子女沒有因為打工的事情離家太遠，老人還是可以依靠子女進行養老的，但在農村裡面，大多數家庭，都只能局限於解決老人基本的吃穿住行的問題，其他方面的問題，只是有心無力了。

3、老人與子女不和。

誰都想家庭和睦，只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去為這個家努力奮斗，但總有各種問題，讓家裡面的老人與子女與兒媳婦等相處不和睦。

對於老人來說，自己需要靠子女養老，但他們心裡大多都認為這是子女應該做的，子女一句有意無意的話語、一個無意的動作，總會讓這些老人去揣摩其中的意圖，到最後讓自己內心很難受，也讓子女很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