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養老金

Ⅵ 養老金制度的改革趨勢

亞太養老金制度及其改革趨勢
亞洲人口結構正面臨劇烈且重大的挑戰，整個亞太地區未來的養老金體系景像正在成形。
亞洲擁有全球六成人口，正面臨全球最為劇烈的人口結構轉變。2050年，亞洲平均老年人口依賴比率預計將從10%增加近3倍，至27%，而某些國家甚至可能高達70%。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及都市化程度日益增長，亞洲傳統家庭結構也日趨解體，並引發劇烈社會經濟變革。在亞洲，老年人多半依賴子女奉養，在歐洲相當普遍的養老金准備，在亞洲尚屬特例，並非常態。
亞太各國家和地區政府已開始建構穩健與財務健全的養老金制度，以應對未來需求。亞洲政府正試圖避免重蹈西歐國家的覆轍—西歐的錯誤正是在於遲遲未能推動全面性的養老金改革。本報告將著重探討亞太地區正在發展中的養老金制度，檢視個別地區或國家為應對迫在眉睫的老年人口貧困問題而增加養老金覆蓋率及提供充足的收入替代的種種做法，並分析亞太地區未來養老金市場的成長前景，同時也是德盛安聯資產管理在出版西歐、東歐國家養老金制度報告後，系列養老金制度研究報告一部分。
亞太各國在養老金改革的步調上頗多差異。其中，澳大利亞改革壓力最小，其養老金制度為全球所稱道，能夠為所有人口提供長期、財務健全的養老金收益，足以滿足其財務需求。改革壓力最大的則是印度，該國只有9%的工作人口加入各種養老金計劃中，而政府也才剛剛推動養老金改革，以期彌補現有養老金制度的種種缺失。
亞太地區政府面臨的挑戰是，在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的情況下，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做好養老金准備。他們已經開始在強制性或自願性的養老金制度中推行基金式養老金計劃。
至2015年時，亞太養老金資產將較成長逾250%，金額從1.1萬億歐元擴增至2.9萬億歐元。以規模計，日本是亞太最大的養老金市場，然而在未來10年內，預期其養老金資產將不再明顯增長。人口最多的中國內地與印度將最具成長潛力，終將成為全球最大養老金市場。
當前，隨著全球養老金儲備缺口愈來愈大，養老金資產管理將逐漸成為討論重心。由專業資產管理者進行養老金投資，將影響退休人士所能取得的養老金福利水準與養老金制度的整體籌資成本。強化投資回報是民營資產管理業者的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因此，基金式養老金的資產應由民營部門管理。投資監管應強化養老金投資組合最優化的過程，而不應干擾這一過程。卓越的投資解決方案有助於緩解養老金改革壓力與全球養老金制度提存不足的問題。
日本與澳大利亞
為更清楚地描繪出本報告提及之亞洲國家養老金制度，我們認為，將其區分為工業化國家，即日本和澳大利亞，與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兩部分較為適宜。
日本與澳大利亞擁有全面性的、傳統的三支柱養老金體系，類似前述所提之教科書架構。
澳大利亞相當倚重基金式養老金制度，第一支柱提供了普遍性的、依據生計與資產調查（means- andasset-tested）的全民養老金制度；第二個支柱則藉由強制性的、與收入相關的架構以為營運。自1992年起，只要員工收入在特定水準之上，每位僱主最多必須貢獻員工薪資的9%至對應的「養老金基金」（super annuation）中。僱主的強制性供款外，個人亦可自願向現有或分立「養老金基金」賬戶供款。澳大利亞相當倚重基金式養老金制度，且其養老金制度的建構，祉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令其為即將來臨的人口結構挑戰做好准備。
同澳大利亞不同，日本的養老金制度更為復雜。1961年，日本建立了全民性養老金架構。其中，第一支柱由統一費率的基本養老金，即「國家年金」（NationalPension）,及與收入相關的職工養老保險（Employee Pension Insurance，簡稱EPI）構成，此兩種方案均為「隨收隨付」制。這些強制性的養老金計劃通常同基金式就業養老金方案配合使用，一般是受益基準（defined benefits，簡稱DB），但可以轉換為供款基準（Defined Confnibution，簡稱DC）。
要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可能帶來的問題，日本養老金制度改革的需求至為必要與殷切。當前，日本擬將可以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從60歲提高至65歲，並調降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替代水準。為了維持退休後生活的穩定，個人養老金准備將更顯重要。
總之，由於人口結構情況日益惡化，加上高度依賴隨收隨付制，日本養老金制度前景並不若澳大利亞的樂觀。
未來
綜觀亞太各國家與地區養老金制度，有些特點相當明顯。許多國家養老金制度涵蓋比率明顯低於多數工業化國家水準，且收入替代率通常更低。各新興經濟體中，只有少數提供全面性養老金制度，在老年人口逐漸增加，且原有社會結構無法再支撐退休生活時，這些國家正在推動養老金改革以解決浮現中的老齡人口貧困問題。
改革浪潮幾乎席捲各地，基金式養老金制度的重要性亦與日俱增。基金式養老金安排通常被設計為「供款基準」（DC）式，並通過僱主組織，非常適合拓展養老金涵蓋范圍。然而在許多國家，這些基金只開放讓部分人口參與，如政府員工或正式部門勞工（如在印度的情形）等。
但當不同職業或企業設立自己的養老金架構時，從業人員轉職時將更為困難，原本的工作年資也不見得會被承認，最終，勞工的養老金准備依然不足。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讓養老金制度內不同的基金開可以互相移轉，比如當員工在不同產業間轉換工作時都能適用。
政府角色
在新加坡和印度，養老金基金由政府控制，甚至成為政府的一部分。這就帶來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而如果養老金制度是「供款基準」制時尤為如此。
「供款基準」式的養老金安排意味著個人要承擔養老金的最終投資風險。如果運氣不佳或年屆退休時仍有相當規模的高風險投資，則退休時可能無法取得足夠資金。在強制性「供款基準」式養老金制度中，基金由政府管理所引發的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從基金經理人的角度看，究竟什麼水準的風險-回報權衡水準才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政府直接或間接管理養老金基金，基金經理人的動機和一般民營基金經理人不同。民營基金經理人會在可接受的風險水準下追求最大回報，但政府的動機則並非如此，因為養老金准備不足將使政府增加額外支出，以社會保險或任何其他型式的社會福利來「掏腰包」援助貧窮的老年人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養老金余額超過必需，政府並不因此受益，而如果余額不足，政府則可能處於不利地位，因此，政府普遍採用回報與風險較低的投資策略。
正因如此，將養老金基金交由專業化民營公司管理與操作，是較為恰當的作法。只要基金管理公司間有足夠的競爭，對客戶沒有過高的轉換成本，且搭配適當的規范與監管，民營資產管理業者將最能滿足客戶的需求。另外，養老金基金外包管理還有其他優點，即養老金基金不會被挪用為政府項目融資—畢竟，政府項目的投資回報通常極難量化。
如果政府將其核心任務定位為提供基本養老金、以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則在養老金方面，政府與民營部門間可以形成良性分工。再者，政府必須設定養老金准備規則，並為民營產業建立適合的規范架構。公眾亦必須明白了解自己在養老金方面的權利及其與養老金提供者的關系，並要接受充分的教育，了解有關投資過程的相關知識，從而明了自己需要承擔為晚年生活儲蓄的責任。
然而，「完美」的養老金制度在現實中幾乎不存在。在現實世界中，政府在養老金准備方面扮演著
相當重要的角色。隨收隨付式的養老金只能由政府運營，因為這種制度必須以政府稅收為依託。但從歐洲經驗看，隨收隨付制根本無法應對老齡人口依賴比率日益高漲的情況，必須仰賴基金式養老金制度的輔助。這種情況最好交由民營部門解決，但實際上很多國家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徑。
有時政府會選擇在重新設計養老金制度的過程中設立一個中央緩沖基金，其目有在於趁人口結構情況尚未惡化前積累資金，等到人口結構情況不再如以往樂觀時再予提取應用。此類緩沖基金已在法國出現，中國內地也有類似的發展。中國內地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的資金來源包括來自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收入、彩票銷售收益與政府注資，成立目的在於部分填補當前尚無資金准備的養老金缺口。
由政府主導成立的這些基金未必非得由政府管理不可，相反，要設定適當的激勵模式，從而最大化養老金資產風險調整後的回報，此類基金的管理通常應外包給資產管理公司管理。
政府基金投資
除了民營的基金式職業養老金計劃，政府養老金基金亦積聚了大量資產
截至2004年底，政府養老金基金資產管理規模已達7090億歐元，約占民營（或基本為民營）的職業養老金市場規模的63%。截至目前，日本政府養老金基金（GPIF）規模達5470億歐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養老金基金，韓國的國家養老金（NSF）以900億歐元規模居次。此外，中國內地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印度的員工強制基金組織（EPFO）、中國台灣的公務人員退休撫恤基金（PSPF）、勞工退休基金（LPF）與勞工保險基金（LIF）、泰國的政府養老金基金（GPF）等，也擁有大量資產支撐政府的養老金負債。
這些基金成立目的與架構差異極大：日本的政府養老金基金管理國家養老金體系中的基金式部分；中國內地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則屬於緩沖基金，在省市政府第一及第二支柱負債發生緊急情況時為其後盾；印度、韓國、中國台灣及泰國的養老金基金則屬強制性的養老金基金，是基金式或部分基金式的養老金安排，只有特定人口可以加入。
這些基金傳統上均屬國家所有，資金經常被挪用為基礎建設融資，或做「經濟導向投資」，如投資於社會或房屋等福利計劃等，甚至將資金轉貸回政府機構亦是相當普遍的事。養老金基金投資回報通常差強人意，有時甚至還比不上通貨膨脹，等於實質虧損。因此，許多政府已經開始讓養老金基金管理更加專業化，意圖強化與穩定投資回報。
改革的第一步是政府開始轉移投資標的，從原來的政府項目，轉向應用可以由市場定價的金融資產上。養老金基金管理的可靠性、透明度與治理因而得以大幅改善。
第二步允許基金資產配置適度多元化。過嚴的投資范圍與量化投資規則可以帶來次佳回報。養老金准備的最終目的在於覆蓋收益基準制下的養老金負債，或最大化供款基準制下的養老金福利。因此，養老基金的投資政策不應為與此無關的目標所影響，否則，必然會導致儲蓄錯誤配置與投資回報低於最優值的風險。

Ⅶ 中世紀歐洲人養老為什麼信不過子女，靠自己

因為在西方世界，是以個人權力為主的，雖然子女贍養父母是應該做的事情，但是對於西方來說，父母和子女都有自己的生活，而且西方更加註重個人。對於子女而言，雖然父母和子女不像陌生人那樣陌生，但是卻是兩條平行線，永遠都不會有重合的一天，因此，對於歐洲人而言，相比讓子女來贍養自己不如通過一系列的協議或者是自己的養老金來贍養自己更實在。

在這樣權利分明的協議中，老人的晚年生活得到了保障，也不會擔心子女不會贍養的問題，雖說因為有了這份協議讓彼此的關系變得更加利益化，但是這也是對老人晚年的一種保障。同時，如果子女不按照協議上規定的來贍養父母的話，那麼父母就可以去法院告子女，這樣子女就會受到懲罰。

Ⅷ 歐洲的老人是怎樣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的

1、法國：完全型社會養老

法國成為老年型國家已有136年的歷史。相對其他西歐國家法國老年人口比重高，總供養系數大，人口預期壽命長，法定領取退體金年齡低。

法國由於人口老齡化帶來退休人員增加，公共退休金支出加大。法國政府採取以下措施：

1、增加用於老年人的支出;

2、鼓勵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

3、鼓勵生育減緩人口老齡化速度;

4、吸收外籍年輕工人入境，彌補國內勞動力的不足;

5、建立和完善老年社會保障制度.

在養老設施上，法國人忌稱養老院，而稱公共機構.這種為老年提供居住方便的福利設施，大體上可分為四類，即收容所、老年公寓，護理院和中、長期醫療醫院.

對低收入的老年人國家還給予福利費用予以補貼.收容所設在社區，使老年人不脫離社會.

2、瑞典：福利型養老

瑞典是「斯堪的納維亞福利模式」的國家，又稱「北歐福利模式」的創始者。該模式有六原則：

1、普遍性的福利原則;

2、有一個強大的公共執行部門;

3、以國家稅收作福利基金的來源;

4、公民和居民享受福利的權利受法律保護;

5、待遇人人平等;

6、有較高的社會津貼水平。

養老保障是瑞典福利政策的重點之一.瑞典老年福利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使老年人有可靠的經濟收入來源、良好的住房條件和必要的社會服務，並有機會參加各種有意義的社會活動.

3、愛爾蘭：各種津貼領不停，養老福利超健全

愛爾蘭的養老排名位列全球前列，這也跟愛爾蘭不斷提升的養老福利有莫大的關系。在愛爾蘭退休後，老人就有資格領取各種各樣的養老金。

不僅如此，還有各種交通補貼、水電費生活費減免、租金補助和獨居津貼等等超多福利，加上全年舒適的宜人氣候、全國高達90%綠色覆蓋率、有保障的食物安全和熱情友好的當地人，這里已成為名副其實的「養老天堂」。

(8)西歐養老金擴展閱讀

歐洲老年人不乏退休後再就業的。德國柏林泰格爾機場出站口，71歲的計程車司機米勒略顯費力地把旅客手中的行李箱放到後備箱內。「我是退休後才做這一行的，五六年前開始開計程車。」米勒曾是一名公司出納，退休後原本想過段清閑日子。

無奈子女不在身邊，老伴兒去世得早，公立養老院遲遲排不上隊，私立養老院又去不起，只得重新上崗。「工作了大半輩子，還是沒有閑錢能滿足周遊世界的夢想。因為年紀大，退休後再上崗遇到了各種'閉門羹'，開計程車是我最後的機會。」

在德國，像米勒這類高齡從業人員並不鮮見。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15年8月公布的退休老人生活現狀報告，需要領取救濟金度日的退休老人是10年前的兩倍。

總體來說，歐洲的老人退休後，去公立醫院就診基本免費，重大疾病也不需要子女掏錢。養老方面，每個人都會有養老金，哪怕從來沒有工作過，到了退休年齡。

也會拿到一定的生活補助金，雖然可能金額不會很高，但基本可以滿足生活需要。所以歐洲的年輕人無需為退休後的父母擔負太多的養老負擔。

Ⅸ 歐洲,加州和澳洲哪個國家福利更好

澳洲福利好。
兒童助養費 50-300澳元/人/兩周 特別救濟金 350澳元/人/兩周。
兒童早期教育津貼 100澳元/人/周 失業救濟金 350澳元/人/兩周。
基礎教育、醫療 免費 分娩津貼 4000澳元/次。
高等教育學生津貼 330澳元/人/兩周 國家退休金 視個人情況而定。
澳大利亞於1910年開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是世界上實行社會福利制度最早、社會福利最好的國家之一。新移民抵達澳大利亞後，馬上可以享受免費醫療保健及家長津貼等福利。澳大利亞社會保障津貼種類齊全,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養老金：
澳大利亞享受養老金的男子需65歲以上，女子60歲以上。領取者的妻子即使本人無資格享受養老金也可領到養老金。能否領取養老金或領取多少，將根據有關人收入、資產而定，並要滿足居住條件的要求。年金與通貨膨脹率掛鉤，每兩年調整一次。凡領取養老金者可以得到優惠的醫療葯品和其他衛生保健待遇。政府對享受養老金者提供的其他優惠包括減收交通費、地方稅、電費和汽車注冊費等。
二、家庭子女補助金：
凡養育一個或一個以上子女的人可以得到補貼，但取得這筆補貼必須經過對家庭收入和財產情況的調查。家庭補貼通常每兩個星期發一次，交給主要監護人，一般都是交給孩子的母親。孩子助養費的領取根據一個有孩子的家庭年收入情況而定。
三、殘疾人和病人救濟金：
因傷殘而領取撫恤金的人和因患病而領取臨時補貼的人，接受康復治療和培訓，父母或監護人因孩子身體、智力或心理傷殘而需要在家裡得到護理和照顧的可以領取殘疾人和病人救濟金。已經就業或者正在接受培訓但是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傷殘者可以領取交通費補貼；長期在家照顧嚴重傷殘的養老金領取者或領取其他補助者的人可以得到護理者補貼。
四、失業救濟金：
對於正在尋找職業的失業者或為尋找工作機會正在接受教育、培訓或安置的失業者，為使其能得到足夠的收入，以維持他們自己和家屬的生活所發放的補貼，有"尋找工作補貼"和"重新開始津貼"等；失業救濟金額度目前為每人每兩周約410澳元。新移民在抵達澳大利亞兩年後才有資格申領。
五、孕婦補助金：
居住在澳大利亞，且孩子在澳大利亞出生的孕婦，可以申請孕婦補助金。如在前往澳大利亞定居途中孩子生在船上的產婦，以及在澳居住一年以上的外籍孕婦，也能享受此種補助。每分娩一個孩子
時，可得到一次性分娩津貼。
六、全民享有免費醫療保健：
國民保健（Medicare）是澳大利亞國家健康保險計劃，新移民可以即時享有大多數免費醫療服務，國民保健病患者也可享有免費公立醫院的治療。國家將會為病人支付：看醫生的費用、在公立醫院手術、住院（包括葯品和飲食）的費用，通常情況下，開業醫生和醫院與政府實行統一結賬，病人只需刷卡而不需要付費。國家雖不會為病人支付買葯的費用，但政府通過「醫葯補貼計劃」對許多醫葯處方給予補貼。
此外，還有學習津貼、邊遠地區津貼、看護津貼、配偶津貼、電話津貼、房租津貼、交通津貼、托兒津貼等，但大多數新移民要等兩年才有資格申領部分社會保險補貼，其中包括失業救濟金和學習津貼。新移民抵達澳大利亞後即可享受的福利包括醫葯津貼、孩子助養費、特別救濟金、大學獎學金和學費免息貸款的償還等項。
澳洲移民：
澳大利亞大陸面積為769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島嶼，最小的陸塊，是世界上第六個陸地面積最大的國家，但它擁有的人口卻較少，大約一千九百萬。
澳大利亞居民大多聚居在位於東部的太平洋沿岸城市，居民以早期英國移民後裔為主，外加來自歐洲及世界各地區國家的移民，目前世界上共有140個以上的國家的人民聚居在澳大利亞，使得澳大利亞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澳大利亞是一個英語國家，她的政治、法律、文化體系繼承了英國傳統，澳大利亞至今仍是英聯邦國家之一，她與西方國家關系密切，與鄰近的亞太地區國家的交往日益加深。
澳七大利亞有七個州，一個領地，西澳大利亞是最大的一個州，其面積與整個西歐一樣大。
自然環境優美：
澳洲位於南半球, 自然風光綺麗, 氣候四季宜人。夏天不熱，冬天不冷。全球十個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澳洲佔了五個。
2005年10月5日，英國著名雜志《經濟學家》下屬公司經濟學家情報單位（EIU）公布：墨爾本（第二位）。佩思（第五位）、阿德萊德（第六位）、悉尼（第七位）。
經濟實力雄厚、投資環境優良：
1999年世界銀行公布的各國人均財富的排名中， 澳洲排名第一。2004年人均GDP30000美元，過去五年平均增長率4.5%。2005年人均GDP3．47萬美元．
經濟與中國互補性強、商機無限：
在礦產能源和農副產品方面，澳洲與中國有巨大的合作前景。澳中自由貿易協定有望於2006年簽訂，屆時兩國之間關稅將降為零。
福利：
澳大利亞是高福利國家，是全世界公認的社會福利事業的先驅。基本福利制度具體體現在：
1.從小學到高中12年的免費義務教育；
2.大學學費比留學生低2/3，並且是免息政府貸款；
3.十八歲前，享受福利部的小孩津貼；
4.十八歲後，享受學生津貼；
5.全民享受免費醫療保健；
6.60歲的女士和65歲的男士享受養老金；
7.低收入津貼；
8.失業救濟金；
9.多子女津貼(5000澳幣/人）；
10. 未婚父母津貼
11.單身父或母津貼等
免費教育
澳大利亞實行從小學到高中12年的免費義務教育，凡是澳籍的公民、取得綠卡的移民、取得臨時居留權的新移民都可以享受這一待遇。
免費醫療服務
澳大利亞有超過1,100所醫院，其中六成以上是公立醫院，平均每千人擁有4.5張病床。澳大利亞約有4.2萬名注冊醫生和19萬名注冊護士。
國民保健(Medicare)是澳大利亞國家健康保險計劃，新移民可以即時享有大多數免費醫療服務，國民保健病患者也可享有免費公立醫院治療，你應在抵澳後盡快去就近的國民保健辦事處登記(登記不是自動的)，請隨身帶好你的護照和證明你是澳大利亞永久居民的簽證批准信。
國家將會為病人支付：看醫生的費用、在公立醫院手術、住院(包括葯品和飲食)的費用，通常情況下，開業醫生和醫院與政府實行統一結賬，病人只需刷卡而不需要付費。
國家雖不會為病人支付買葯的費用，但政府通過"醫葯補貼計劃"對許多醫葯處方給予補貼，低收入者(家庭年收入不超過24,000澳元)在葯房購買處方葯時僅需支付2.60澳元，其餘部分由政府補貼。
澳大利亞每年政府預算的1/3是用於醫療事業，可見政府對國民健康保障力度之大。
稅收：
澳大利亞是高稅收國家，每個有收入的人都必須依法納稅，都有自己的個人稅號。
當一個財政年度（澳洲為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結束時，每個在澳大利亞有工作且有收入的人，包括非澳大利亞公民。都必須在七月至十月間主動向稅務局申報全年收入和納稅情況並多退少補稅金，稅率一般為17％至47％。 個人年收入低於免稅額$6,000澳元，也須向稅務局申明，有關計稅方法如下：
稅前收入應繳稅額：
$0-$6，000 無
$6001 - $21，600 超過$6000的收入17%
$21，601-$58，000 $2，652 加上超過$21，600的收入的30%
$58，001-$70，000 $13，572加上超過$58，001的收入的42%
>$70，000 $18，612加上超過$70，000的收入的47%
與此同時納稅人如符合低收入家庭、多家庭成員贍養、個人小生意等條件的話，可以向稅務局申請退回部分或全部稅金。報退稅的手續通常可以自己辦理，但多數納稅人由於不十分了解有關規則而選擇由會計師或稅務代理來完成，手續費大約為30至60澳元。
政局穩定、保護私有財產：
民主社會，人民享有廣泛的自由權力，政府的主要職責僅限於提供公益性服務和維持秩序。個人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

Ⅹ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與西方國家的對比，以及中國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比較

西方發達國家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經過多年的經濟發展,已建立起了各自的社會保障體系和不同的社會保障模式。根據西方國家的不同社會保障模式及社會保障制度的特徵,以及影響主要因素,並結合其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進行比較分析,對我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具有借鑒意義。一、社會保障模式的類型、特徵及其影響因素(一)強調效率的社會保障模式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行儲蓄基金型社會保障制度,這是以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典型的社會保障模式,強調效率。以新加坡為例,其中央公積金制度要求僱主和雇員各繳納等額的保險費(中央公積金),專款專用。其特點是強調自我保障,強調統一的個人儲蓄而不是分散的個人儲蓄;籌資方式以強制性儲蓄為主;管理機構集中於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局。(二)注重公平的社會保障模式以干預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保障模式注重公平,主要有發達國家的福利國家型和自保公助型社會保障模式。前者的特點是實行收入所得再分配,用累進稅辦法使社會財富不集中於少數人手裡;後者的特點是由政府進行有關社會保障立法,作為社會保障實施的依據。(三)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受到多種因素制約,其主要因素由三方面組成,首先是各國的社會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其次是各國在選擇社會保障制度時的理論思想背景,再次是各國不同的文化因素。二、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比較我們選取西方國家幾種典型的社會保障制度類型,以英國、美國和智利為代表來進行分析比較。(一)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分析二戰後,西方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英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工業製造由原先的世界第一位退居第三位。英國經濟所面臨的困難越來越明顯,英國社會問題尤其是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這推動了英國政府進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英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國民保險、國民保健、個人社會福利、住房和教育等五個方面。其自身的特點表現為,首先,社會保障項目的完整性;其次,向家庭的滲透較深,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傳統的家庭贍養職能。因此國民保險在一定程度上為受保人承擔了贍養家庭的責任。再次,普遍性原則是戰後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基本准則。最後,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起主體作用。英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全由政府機構及公共雇員運作。西方許多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雖然也有政府機構和公共雇員的參與,但比較強調社會組織的作用,如一些基金管理機構、工會、各種協會組織等等,在社會保障管理中起著較大的作用。而在制度化的保障體系之內,英國的社會組織幾乎不起什麼作用。英國國民保險直接由政府管理,成為政府一個龐大的部門。(二)美國社會保障制度分析凱恩斯主義對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29年—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美國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並改變了長期以來左右美國人們的傳統看法,即認為貧窮出於懶惰。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對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產生深遠影響。二戰後,美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為美國政府增加社會保險種類、擴大保障范圍和提高給付標准提供了可靠的資金來源。美國廣義的保障制度是由「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兩部分組成:其中社會保險制度主要包括狹義的「社會保障項目」(老年保險、鰥寡保險和傷殘保險)、「醫療保險制度」和「失業保險制度」。同西歐國家一樣,美國的僱主和雇員也必須繳納社會保險稅才能享受到社會保險支付。而社會福利完全依靠公共開支,接受者無須為此納稅,但申請人必須通過政府的「生計審查」方可領取福利,相當於西歐的「社會救濟」。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特點是,首先,市場化、社會化的內在傾向性。在繼續實行傳統的社會保障政策的同時,大幅度改變原有社會保障的提供方式。它不僅抑制了聯邦政府日益承擔更多的社會保障責任的歷史傾向,而且開辟了使社會保障制度向市場化、社會化方向轉變的道路,進而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市場化、社會化的社會保障模式」。其次,社會保障管理與運作的多元體制。公私兼顧,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兼顧,非盈利組織與盈利組織兼顧。再次,美國社會保障項目的多層次性。這種多層次性主要表現在項目的結構、形式和類型上。最後,社會保障資金籌措方式的多渠道性。這集中表現在:聯邦政府提供的經費起了主渠道作用;政府徵收的企業僱主的稅收及企業主為雇員提供的福利經費成為社會保障項目的重要資金來源;各種社區及各種社會福利組織也為不同利益集團提供了社會保障的部分經費;私人通過交納保險稅和為特定的保險項目提供了社會保險經費,此外一些人的慈善性捐助也起了很大作用。(三)智利社會保障制度分析智利70年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私有化改革深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在社會政策方面,它力主將能推向市場的社會福利事業轉交私人經營,改變由國家出面舉辦全部社會福利的做法。此外,智利改革受美國保守主義的影響也非常大。1973年底,皮諾切特軍政府執政,開始實施自由化經濟改革。皮諾切特軍政府在政治上基本代表中產階級利益,在經濟上主張實行私有化。從70年代末開始,皮諾切特軍政府開始實行全面的自由化經濟改革政策,而社會保障制度的私營化管理則是這場激進式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1971年—1973年間,阿連德政府由於推行國有化措施,嚴重損害了智利中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引發了一系列的政治矛盾,也導致經濟運行效率急劇下降:1971—1973年,智利年均通貨膨脹率高達295.9%,年均經濟增長率下降至1.2%,財政赤字佔GDP的比例上升到11.5%,經濟狀況嚴重惡化。智利的社會保障制度由社會福利計劃、醫療保險制度和養老金制度三個部分組成,其中養老金制度(包括殘疾和遺屬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都是對原來的舊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後建立起來的。以養老金制度為例,其特點是,首先,個人養老儲蓄金資本化。個人在職期間每月將一定比例的工資存入個人賬戶,作為資本,由養老基金管理機構進行投資,使基金不斷增值。個人養老金的多少取決於個人在職期間的儲蓄。其次,養老基金由私營機構管理。再次,將競爭機制引入社會保險部門。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通過提高投資利潤率和服務水平吸引更多的投保人。目前的8家管理公司是在以前的20多家公司的基礎上通過重組與合並後形成的,近70%的投保人選擇了其中的3家大公司。我們綜合上述分析,將分析歸納為表1(見表1)。表1各國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理論體系模式適合條件特色缺陷代表國家自由主義儲蓄基金型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強調自我保障，籌資方式以強制性儲蓄為主，實行規范化、制度化管理政府財政負擔重，降低競爭力新加坡、智利干預主義福利國家型經濟發達，社會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全面的社會保障政府財政負擔重，不利於經濟的持續發展英國及北歐國家自保公助型工業化國家或經濟基礎雄厚國家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的經濟安全保障企業成果成本高，不利於競爭德國、西歐、美國、日本三、西方社會保障制度對我國的啟示不同的社會保障模式均有利弊,我國應根據當前的經濟、社會環境,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保障模式,以滿足國民的基本需要,保障社會安定,促進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縱觀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歷程,它們在發展的初期都十分重視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制化。在嚴明的法律體系保障下,才能保證社會保障措施的順利實施,這不僅提高了制度的穩定性,還有利於約束各方的行為。盡管我國在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出台了一系列的辦法、規則、決定等,但是還沒有一部完整的關於社會保障的立法,使得在實際操作中的許多問題找不到解決的法律依據,這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一個弱點。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逐步建立各具體法規的立法,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確立社會保障的基本法。同時,還要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能夠得到切實的執行。首先,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依據在於效率與公平目標的潛在沖突與市場失靈。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為了滿足公眾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多方面的需要,而不僅僅是保護邊緣群體的需要;福利包容的范圍遠非經濟增長、物質利益所能滿足,它是包括物質利益在內的人類各種利益的綜合;由於各種各樣的市場失靈存在,從而不加干預的市場制度甚至難以實現效率的目標,更不說社會公平與人類關注的其它目標了,因此政府幹預必不可少,通過干預來校正市場難以實現的社會功能與目標。公平和效率是社會保障制度設計中兩個既相區別又相關聯的目標。在這里,公平不只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更是分享社會進步成果機會的公平,是性別間的公平,是強者與弱者間的公平,也是代際之間的公平;而效率則不僅指刺激人們努力工作與創新的積極性,不僅指企業不斷提高經營效率的積極性,而且指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與整個經濟的有效運行。在不同國家或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公平和效率的度會有所不同。當效率不足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時,應當以追求效率增長為主要目標;當公平失衡形成妨礙經濟增長的制約力量時,則應以調節公平關系作為推動增長的主要目標。透過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重視經濟效率者強調自由主義,強調依靠市場力量;重視社會公平者,則主張擴大政府幹預,通過再分配的方式來校正對公平目標的偏離。其次,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受到價值觀念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價值觀念主要取決於政府對於不同發展目標重要性的判斷與社會福利內容的解析,也受到一國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而經濟發展水平則決定了一國實現公共福利目標的層次與范圍。再次,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應當很好地界定各個層次社會保障目標的責任分擔關系。由於各個層次的社會保障目標(社會保障服務)的性質有別,因而不同類別的社會保障項目,其承擔者權責劃分也就有所差別。有些可以引入市場機制(如醫療保障、養老保障等),有些則只能依靠政府來提供(如社會救濟性保障服務);如維持普通生活水準的養老保障與追求更高生活質量的養老保障等。政府的社會保障責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在制度設計時不重視讓企業、個人承擔相應的義務或責任,即使是經濟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計劃也會走向崩潰。70年代以來,多支柱模式的興起是對以往制度設計失誤的一種校正。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滿足公平與效率目標的制度,而且也是一種有生命力的制度。第四,在養老保障方面,由現收現付制轉向部分積累制雖然是符合效率原則的,但也存在明顯的轉軌成本,並會對不同群體帶來不同的利益。中國目前正由現收現付制向多支柱的模式轉化,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包括: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問題、社會保障制度規范化與制度化問題等,政府在對於此類隱性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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