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變遷

『壹』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演變歷史

建國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走過了一條曲折發展之路，經歷了1949—1955年的創建時期、1955—1965年的調整時期、1966—1977年的「文革」時期、1978—1985年的重建時期、1986年至今的改革時期。

（一）社會保障制度創建時期

新中國成立後，全國社會保險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樣，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從1949年到1955年，一系列發展社會保險事業的政策措施開始制定施行，全國開始著手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險制度和體系。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做出要在我國「逐步實行勞動保險制度」的決定。隨著社會保障事業的蓬勃開展，實踐使人們認識到在全國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保險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下，1951年2月，由政務院公布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工保險條例》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以前社會保險工作上「各行其是」的現象，該條例於1953年經政務院修正，進一步擴大了社會保險的范圍，並提高了某些社會保險的待遇標准。《勞保條例》是新中國第一部關於社會保險的法規文件，對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建設以及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後，國務院於1955年發布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退職、病假期間待遇等3個暫行辦法，確立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退休、退職的制度。從1951年《勞保條例》的制定試行，到1953年經過修改後的《勞保條例》的公布，以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退職和病假期間生活待遇3個暫行辦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保險體系基本建立，從此以後，我國社會保險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

（二）社會保障制度調整時期

1956年，隨著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建立起來。為了與當時社會、經濟形勢發展相適應，從1956年到1965年，中央政府對社會保障政策進行了調整和完善。國家逐步修改、補充了幹部和工人退休、退職的規定，通過發布《關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和工作年限計算等幾個問題的補充通知》、《國務院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使退休制度更加健全。1958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原則上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工人、職員退職處理的暫行規定（草案）》，本規定在全國工人、職員中統一了退職條件和退職待遇標准，放寬了退職條件，適當提高了退職待遇標准，使工人、職員的退職問題得到了比較妥善的解決。在醫療保險制度上，也進行了調整和完善。1965年9月，中央在批轉衛生部黨委《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的批示中指出：「公費醫療應做適當改革，勞保醫療制度的執行也應當適當整頓。」根據中央的批示，衛生部、財政部發布《關於改進公費醫療管理問題的通知》，勞動部、中華全總發出了《關於改進企業職工勞保醫療制度幾個問題的通知》，這些規定使醫療保險制度更加適合當時的實際。[2]1956年國家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女工保護條例（草案）》，加強了對女工的保護。同時，我國社會保險的范圍由過去只局限在有條件的國營企事業單位，逐步擴大到商業、外貿、糧食、供給合作社、金融、民航、石油、地質、水產、國營農場、造林等13個產業和部門，隨著保險范圍擴大，受保人數迅速增加。到60年代中期，我國已經建立起以國家和單位為核心、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

（三）社會保障制度的停滯期

始於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進入「十年動亂」時期。這10年期間，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從整體上受到嚴重的沖擊，社會保障事業被當做「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加以批判，在曲折和動盪中艱難發展。

1968年12月國家撤消了負責救災救濟、社會福利等事務的內務部，負責勞動保險事務的工會也陷入癱瘓狀態。1969年財政部規定：國營企業一律停止提取勞動保險金，原在勞動保險金開支的勞保費用，改在稅前列支。這一規定使國家的勞動保險蛻變為企業保險，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分割為國家、企業、鄉村3個相互封閉和脫節的板塊。「十年動亂」中主管社會福利事業的領導機關處於癱瘓狀態，許多基層單位的相應機構被解散；工人文化宮、俱樂部被破壞、被搶占；許多從事這項工作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受到迫害。據統計，1978年全國社會福利事業單位只有728所，收養人員5.74萬人，與1964年相比，社會福利事業單位下降了52%，收養人員數量下降了60%。[3]

這期間，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並沒有完全停滯。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探索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到1976年，農民合作醫療制度的參合率已達到90%以上，在農村基本上能做到「小病不出隊，中病不出社，大病不出縣」，有效地解決了農民的看病問題。農村合作醫療模式被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範例」。

但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由於受到「文革」的沖擊，各種保險設施、管理機構被取消，基金制度被廢除，職工正常的退休、退職工作被迫停止，社會保險的組織基礎和財政基礎被破壞殆盡，整個保險工作陷入癱瘓，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情況。

（四）社會保障制度重建時期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動亂，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在1978年到1985年這7年期間，社會保障制度得到恢復和發展，各項社會保障工作陸續展開。

1978年2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的第48條、49條、50條分別對勞動者的福利，勞動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時的物質幫助，革命殘疾軍人、革命烈士家屬等的生活保障問題做出了原則性規定。同時國家重設民政部門，恢復其職能。1978年6月2日國務院頒布《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這兩個辦法的頒布標志著國家恢復重建退休制度。1980年10月7日，國務院發布的《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確立了我國特殊的養老制度——離休制度。1980年3月，國家勞動總局、全國總工會聯合發布《關於整頓和加強勞動保險工作的通知》，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開始依照通知的相關規定對由於「文革」中斷的企業社會保險工作進行了全面整頓和恢復。在社會福利、優撫和救濟方面，1984年3月，以籌集、管理和使用殘疾人福利基金，舉辦殘疾人福利事業為己任的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在北京成立。1984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扶貧工作列入了國家的最高議事日程。

這一時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恢復正常的社會保障制度，對「文革」時期造成的某些後果進行挽救性的修補。

（五）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時期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隨著我國國企改革的探索發展，原有的強調由國家和單位「一管到底」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新的形勢下顯得僵化，國家開啟了建立國家、企業、個人共同負擔社會保障制度的探索。1986年，國家對勞動合同制工人退休養老實行社會統籌制度，拉開了社會保險改革的序幕。改革一直持續至今，經歷了兩個不同的階段：

1.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探索階段

1993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闡述了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社會保障制度改變目標。在此背景下，全國人大、國務院出台了一系列社會保障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規，對職工享有的社會保險項目作出了規定、確立了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並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進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試點。1998年以來，我國建立了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障、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這三條保障線制度，保障下崗職工、失業人員及城鎮困難家庭的生活。

2.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深化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共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開始進入城鄉統籌發展和制度創新完善的新階段。

我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嚴重失衡，在制度設計中長期忽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進入新世紀以來，黨和國家開始重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2003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全國部分縣（市）試點。2005年國務院頒布《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提出積極、穩妥地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2007年，國家開始在全國農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2003年國務院發布的《工傷保險條例》進一步完善了工傷保險制度。2009年中央出台了深化醫葯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回歸公益性、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並逐步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體現了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從理念到體制的重大改革。

這一時期，國家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標、原則，逐步建立起了以社會保險為主體，包括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住房保障以及慈善事業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但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社會保障基金供給不足、社會保障法制化進程緩慢、轉製成本等問題也亟待解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仍然任重道遠。

『貳』 在近些年來，養老金政策是怎麼變化的

養老金關繫到我們退休人員的待遇，我們也非常重視。每年都會出台許多新政策，這對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基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實施方案，國家要求各地將養老保險企業承擔的繳費比例降至16%。

如果許多低收入群體支付社會保障，負擔將更重。個人養老金制度的基礎是建立“個人養老金賬戶”。未來，所有養老產品的購買和投資都必須在賬戶中進行和完成。同時，該賬戶的背景與稅務記錄系統相關聯，上面還可以看到當前遞延稅款和未來稅款的記錄。個人養老金作為一種長期財富，其收益率相對穩定。只要長期持有，可以提高退休後的收入水平，這對家庭和社會的穩定非常有利。中國的具體政策仍在制定中。我相信它能夠符合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

『叄』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向

中國養老保險體制改革在過去年中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不具備解決國民養老問題的整體方案。首先，現行政府養老金加企業年金制度方案尚處於制度建設期，配套制度尚不完備，甚至在試點地區也僅取得初步性進展；其次，現行方案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勢必受到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齡化的考驗；第三，現行方案的覆蓋面還不夠寬，面向農村人口(特別是非農業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體系改革尚未啟動。
目前，中國養老保險體制改革正在處於「為國有企業改制服務」轉向「為全社會和諧發展服務」的初期，但類似於美國1974年《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 (ERISA)》的制度安排在中國尚未出現，表現在國家相關政府機構的行動缺乏統一法規協調，全社會各群體的利益還未得到全面統籌考慮，養老保障的各個部分還需要進一步整合。
養老保險制度現狀
中國養老金制度改革的進程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傳統城鎮養老保險制度的初步改革(1984—1993)，暫時解決了國有企業養老金支付危機問題；
第二階段:新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的初步構建(1993—2000)，試圖解決代際間的公平問題；
第三階段:新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方向與目標(2000年以後)，初步確立了多支柱養老體系。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重要性被歸納為以下5個方面：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為廣大參保職工和離退休人員提供適當水平的基本生活保障；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國有企業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迫切需要；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利於改善居民對改革的心理預期，增加即期消費，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發展勞動力市場的要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需要。
根據上述原則制定的一系列養老保險制度，形成了建立養老保險制度三支柱的共識。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政府在進行試點和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的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是我國城鎮養老保險的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是國家強制執行的，適用於所有企業和勞動者，由企業和個人共同繳費形成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其中社會統籌基金由企業繳費的一部分形成，職工個人賬戶基金由個人繳費的全部和企業繳費的一部分形成。
第二支柱是近年來逐步明確的企業年金基金。早在1991年，根據《國務院關於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國發[1991]33號)文件和《關於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勞部發[1995]464號)文件，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補充養老保險是其中的一個層次。部分企業可以根據自身能力，為本企業職工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職工個人自願建立儲蓄性養老保險。企業為每個參保職工建立個人賬戶，基金實行完全積累，實賬運行。
我國城鎮養老的第三支柱主要包括自願的個人儲蓄和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一般屬於個人行為，通常不列在社會養老保險計算范圍內。
以上三個支柱在理論上將一個養老保險制度應有的再分配功能、儲蓄功能與保險功能有機地結合在一個共同的養老保險制度之中。
主要問題及政策建議
要研究和解決中國當前養老保險體制變革中存在的問題，應以科學發展觀的新視野，從中國和世界養老制度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著眼，准確把握其發展的時代特點和重要歷史使命：
首先，現行制度應盡快調整代際公平性問題。目前基本養老金由於存在「虛賬」、非公企業抵制、管理成本過高等問題，還不能完全發揮其基本養老保障的作用，老職工的養老金來源堪憂。
現行政府養老金加企業年金制度方案尚處於制度建設期，配套制度尚不完備，甚至在試點地區也僅取得初步性進展。根據2003年初國務院在相關會議上的精神，這一試點將在多個省份推開，個別省份將沿用遼寧省試點方式。而遼寧省試點方式能夠取得一定成功的關鍵點之一，是由中央政府承擔了相當比例的資金，注入到基本養老金(第一支柱)，做實第一支柱，為發展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提供了公平性基礎。國務院要求沿海發達省份則自行解決資金缺口。但實際上，這一方案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沒有回答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齡化問題。
一些研究指出，目前我國包括養老金在內的社會保障基金缺口已經高達1萬億至3萬億元。同時，社會保險覆蓋面過於狹窄，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不到勞動力人口的15%，而世界各類公共養老金計劃覆蓋的平均水平約為30％。另外，從養老、醫療和失業三項社會保險的項目來看，中國一些地區繳費總額已達到工資總額的 30％左右，這個比例明顯高於多數國家或地區的繳費水平(當然，這沒有計入非工資性收入)。較高的繳費率影響了企業的人工成本和盈利水平，這導致很多企業以各種方式逃避參保。而為了維持收支平衡，政府就不得不進一步提高繳費率，於是有更多的企業選擇逃避繳費。
因此，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作為中央政府重要的總調節基金，將在未來發揮重大作用。現在，其運作的重要環節都已經確立了基本模式，有的已有法律規范(如資金來源、投資范圍及比例限制、投資方式、投資運作的基本原則、風險管理以及基金的支出和使用等)，但應進一步多渠道盡快充實基金資產。
其次，現行制度還應盡快調整代內公平性問題。企業年金作為非強制性的養老保險，設計、利用更多的稅收政策鼓勵各種類型的投資計劃，如採用抵稅、緩稅和免稅的優惠方法等，可以促進其發展，提高其替代率，減輕基本養老部分的財政壓力。
從目前全球范圍看，許多國家仍採用較單一的社會保障體制。長期融資不足，積累不平衡，投資回報低，支付困難，人口老齡化的壓力等都對這種體制帶來很大挑戰。美國養老保險體制是社會基本保障和私人投資、儲蓄積累兩種形式的結合，但也面臨著同樣的壓力。歷任政府在此問題上都有新的改革或修正方案提出或實施。但中心點基本一致：除保留現有的強制性養老保障體系外，還應大力發展建立自願性的各類退休或退休補充體系，進一步降低替代率，形成更多層面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
有些國家企業年金計劃達到較高的覆蓋率和替代率，很大程度得益於稅收優惠政策。在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的同時，當然也要制定相應的限制措施，避免僱主或雇員藉此逃避國家稅收。

『肆』 中國近代社會保障制度的新變化及其特點

中國社保的最大特點就是「廣覆蓋，低保障」
就是說讓社會上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國家的這份福利保障，但是僅限於吃飽穿暖僅此而已。

『伍』 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遷

2015年之前，中國養老保險「雙軌制」備受詬病。改革後，公務員與企業職工在制度設計上基本保持一致，但養老保險的再分配效果仍須檢驗。以工資和養老保險作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衡量指標，比較中關兩國改革前後公務員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和制度效果（再分配效果），發現兩國在改革前的制度聚焦於公務員本身，而改革後均考慮了公務員與其他群體的協同發展。未來中國養老保險須避免在改革後進入「隱性雙軌制」，關注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的不平衡、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平均工資增長率的差異以及機關事業單位內部的性別收入差距。
在2015年的中國養老保險「雙軌制」改革中，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參照企業職工進行了頂層設計。經過數年的改革推進，曾經的養老保險「雙軌制」弊端是否已被消除？養老保險制度作為我國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收入的再分配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以效率至上的美國在20世紀末對其聯邦政府雇員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改革，在平衡公務員和普通國民的養老保險方面有無可取之處？這些都是本研究的出發點。
2015年養老保險「雙軌制」改革之後，相關研究涉及了改革的價值取向應是底線公平、改革需重視工資和養老保險制度的相互影響、制度的公平性與效率性、改革對財政和單位支出的影響以及改革後財務的可持續性等方面，其中又以關注養老金替代率和職業年金兩個方面較為集中。
在養老金替代率方面，多數研究對2032-2052年期間退休的機關事業單位「中人」和「新人」的養老金替代率的波動區間進行了預測，認為未來替代率的彈性會更大。其中部分學者還關注到改革後的制度設計會導致兩性之間養老金替代率差距拉大。
在職業年金方面，一類研究分析了職業年金的積極作用，比如推動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發展、保障事業單位養老待遇不降低和促進企業年金制度的完善;另一類研究則關注職業年金可能面臨的問題和發展建議，比如美國過於重視職業年金單一支柱導致債務規模擴大、中國目前的職業年金制度設計不能靈活選擇繳費比例，為此，學者們提出的建議包括建立科學的職業年金治理機制以及職業年金總體適度繳費率應在9.75%-12.91%之間。
從近年的研究看，學者們較為重視中國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後的制度設計細節和實施效果。現有研究對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和養老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兩個問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和分析，但是卻沒有將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和再分配結合，進行更為系統的公務員養老保險制度比較研究。沿著這一思路，以美國作為參照，梳理中美兩國公務員養老保險的制度變革，以工資和養老保險作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衡量指標，反思制度設計和制度效果（再分配效果），提出改革需要縮小不同群體之間（尤其是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之間）、機關事業單位內部兩性之間的養老金差距。未來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之間的工資、養老保險需要協同發展，比如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平均工資增長率需要統籌、職業年金和企業年金的發展需要兼顧。在這些方面，美國可以作為他山之石。
來源：人口與經濟 (2020年06期)

『陸』 關於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有何創新點和突破點不要百度一下就找到的自述一下謝了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發展困境的分析
1991年6月，民政部在山東省組織了較大規模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試點工作，並於1992年制定頒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該方案在全國有條件的地區逐步推廣。到2000年末，我國約有6172萬人參加了社會保險，占整個農村從業人員的11％，養老基金結余僅195．5億元，參加者人均不足320元，也僅有幾十萬人享受了社會養老，所佔比率很低。2001年隨著社會養老保險由民政部主管劃歸勞動保障部主管，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被「清理、整頓」，陷入停頓不前的困境，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創新意義不言而喻，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農民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然而現如今卻產生了「政策微效」的現象，即政策結果距離政策預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政策微效」的結果呢？許多研究者大多從經濟學的角度或是具體操作層面來尋求制度萎縮的原因，例如：該制度以農民個人交費為主，缺乏互濟性；養老保障基金投資渠道單一、運營層次低、銀行利率下調等導致基金保值增值困難；繳費水平偏低，大多數農民選擇2-4元／月的投保標准，難以滿足農民年老時的基本生活需求；領取保險金的年齡缺乏靈活性；該制度保富不保窮，保少不保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混亂，出現了民政部門或政府擠占、挪用甚至貪污、揮霍保險基金的情況等等。筆者試圖從社會學角度對此進行分析，試圖探求該項制度停滯不前的深層原因。

（一）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價值理念發生偏移。社會學研究探討的問題很多，但社會公平一直是核心問題。因此在社會學視野中，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項社會政策，應該是以追求社會公平為價值目標，旨在保障公民個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建設是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指導。一切社會政策都是為經濟政策服務，社會保障制度是為了配套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在此背景下社會公平的基本價值理念只能讓位於或偏移於效率優先的理念。因此，面對我國城鄉收入的逐漸擴大和當前我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的邊緣化和弱勢化的進一步加深，我國政府將更多的社會保障資源投向了城鎮居民。在這種價值理念支配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出現了偏差。例如，該制度「堅持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僅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則。國家的政策扶持是「對鄉鎮企業支付的養老保險資金予以稅前列支」，集體補助也主要是來自於鄉鎮企業的資金。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是擁有較多鄉鎮企業的地區的農民比只有很少甚至沒有鄉鎮企業的地區的農民要富裕。在這種情況下，欠發達地區的農民無力繳納保險費的同時也只能得到很少甚至得不到集體補助和國家財政支持，而富裕地區的農民自身有能力繳納保費的同時又能得到集體補助和國家財政支持。顯然，這條原則與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和農民的養老需求

形成悖論，未來養老面臨困難的欠發達地區和沒有能力投保的貧困農民有著較強的養老需求卻不能享受到這項利國利民的好政策，造成了「保富不保貧」的不公平現象。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能很好地適應我國社會變遷。目前我國正處於社會快速變遷過程中：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家庭規模和結構發生變化；農村人口出現分化等。這一系列變遷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農民養老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鑒於此，我國政府積極探索為農民養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可以說，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對我國社會變遷的積極回應，但卻又未能很好地適應並促進這一變遷過程。例如，該制度「堅持農村務農、務工、經商等各類人員一體化原則」與社會變遷事實不相符。現在，農民務工、經商不再僅僅局限在鄉鎮企業和小城鎮，一部分農民已經進入大城市務工、經商並且站穩了腳跟，成為「准城市人」，他們不可能回到其戶口所在地辦理養老保險。而該養老保險卻要求農村各類人員實行一體化原則，勢必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和農村土地規模化經營，也阻礙了、抑制了部分務工、經商農民的參保積極性。

另外，著名的功能主義者帕森斯在其關於社會變遷的理論中強調，文化(一個社會的共同信仰、規范和價值觀)是維持社會緊密結合的「膠水」，因為它特別不易發生變化，與社會結構變遷相適應。我國農民應具備「享有社會保障是自己應有的權利」的公民權利意識。然而，「孝文化」和「養兒防老」的觀念已經深深植根於我國農民心中，他們的社會福利價值觀迄今為止仍停留在前工業化階段。在他們看來，國家給予公民的社會保障是政府的仁慈之舉而不是自己應享有的公民權利，「養兒防老」才是最為可靠的選擇。因此，從「養兒防老」到「公民權利」的轉變仍需要一定的過程。而且我們必須注意到在農民這個亞文化圈內，存在著對國家政策不信任的現象，這就使得農民對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接受缺乏主動性。再加上基層工作人員對該制度認識不足以及工作方法不得當，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抵制現象，有的農民有經濟能力卻拒不參加，有的即便參加了絕大多數農民也只投了最低檔次的保費，不能滿足其養老需求，從而使一項很好的滿足農民養老需求的制度在基層得不到很好的實行。

從以上社會學角度的分析不難看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價值理念的偏移和制度未能很好地適應和促進中國社會的變遷，這就造成了制度設計自身的缺陷和農民對其接受缺乏主動性，從而導致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陷入困境。

二、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對策建議

傳統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和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所面臨的困境，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以往曾經反復討論過的 問題：中國農村現階段到底要不要搞社會養老保險？如果要搞是繼續現行的制度還是尋求其它的辦法？對於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從社會道義和社會現狀出發都必須實行社會養老保險。對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剛剛起步到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發揮，關鍵就在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要符合農民的實際情況。因此，為農民建立社會養老保障要分類實施，針對不同的人群建立不同類型的保障。對於這一點，不會有不同的看法。關鍵是如何分類實施，筆者認為，根據當前農村人口的分化情況，可以把農村人口分為純農業人口和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兩類人群。

(一)分類實施的對策建議

1、為純農業人口（以經營土地為生的農民)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在已經推行的農村養老保險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調整與改革。最重要的是改變「個人繳納為主、集體繳納為輔、國家給與政策扶持」的原則，國家應該給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定的財政投入，由國家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國家投入一部分納入到社會統籌基金，農民個人繳費和部分國家投入全部劃入個人賬戶，國家投入要偏重於經濟欠發達地區。同時鼓勵建立由集體補助的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式的商業養老保險。

\ 2、為農民工建立社會養老保障。農民工是一個流動不定、龐大而且復雜的群體。有的農民工已在城市生活了較長時間並且有了穩定的工作和住所；而有的農民工則是初到城市或在不同的城市間流動。可見，為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有一定的困難的，但鑒於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客觀上已經走上了非農化、城鎮化的不歸之路，並必然會因各種生活風險的客觀存在和平等意識的覺醒而提出相應的社會保障訴求，應該從現在起開始啟動建立這項制度，並根據進城務工農民的不同情況納入有差別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為農民工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要協調好就業與社會保障的關系。對於已經在城市生活較長時間(5年及5年以上)、就業穩定的農民工建立類似於城鎮養老保險制度，即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農民工個人繳費和企業部分繳費劃入個人賬戶。考慮到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社會統籌養老保險金對企業吸納農民工積極性的影響，在實行此項養老保險時，應該允許企業根據農民工的工作年限進行繳費。工作年限短、繳納費用低，工作年限長、繳納費用高，但企業繳費費率(含劃入個人賬戶部分)最高不得高於20％，個人繳費不得超過8％。對於在城市從事個體工商的自雇性農民工，可以參照城鎮個體工商戶的養老保障，實行自願原則。

對於剛剛進入城市的務工農民工，鑒於他們的就業、收入不穩定的狀況，最初仍把它們納入到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當他們在城市工作超過一定年限，他們就可轉入到為農民工建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針對農民工流動性較強這一特點，應該使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隨工作城市的轉變而轉移。為了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全國的社會養老保險網路信息系統應按照統一標准進行建設，使農民工在進入到新的工作地仍能連續繳費，保障其能夠在交費達到一定年限後獲得養老保險金。

(二)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資金來源

除了學者和專家提出的通過發行國債的部分收益和部分國有資產的部分收益進行融資外，我們還要注意到另外一條新的融資渠道，就是把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征地補償轉化為社會養老保障資金。但是，農民的土地被徵用之後，只能得到政府和用地單位支付的數額不多的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費。據有關資料，目前在城市建設徵用農用地的過程中，征地收入的分配比例大致是：農民得5-10％，集體得25-30％，政府及其機構得60-70％。《人民日報》披露，一些西部地區的土地補償和安置補助費最高標准為1．8萬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著物補償)，僅相當於2002年當地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計算，只能維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計算，僅能維持2年多的生活。如果把這僅有的補償轉化為養老保障基金是不現實的，對於建立養老保障基金也是杯水車薪。因此，國家在今後應該提高征地補償，從其中拿出一部分資金作為保障基金。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能僅僅把這筆資金用來為失地農民建立保障基金。如果認為誰的土地被徵用誰得益的話，這樣又會製造出新的不公平。因此，徵用土地的補償應該為全體農民甚至全體城鄉人民分享。

(三)要使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順利實施還要做好以下工作
1、要盡快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法律法規，使農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得以規范化。2.提高各級政府和農民對農民社會養老保障的認識。各級政府要認識到經濟發展是手段，人的生存發展才是最終目的，因此不能僅僅把經濟工作當作政府工作的全部。要改變觀念和提高認識，把農村社會保障當作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各級政府要通過各種方式向農民宣傳社會養老保險，使農民能主動接受。3.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障應與土地轉讓相結合。如果被納入到社會養老保障的農民不願意放棄農村的土地，就不利於土地規模化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因此，要對已納入到社會養老保障的農民工的土地實現有償轉讓，讓純農戶對土地進行規模經營。純農戶的收入提高了，參加社會養老保障的積極性自然就會提高。4.繼續倡導和推行家庭養老。建設全面的小康社會需要二個過程，為農民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這一過程中，仍需要家庭養老繼續發揮作用，為農民提供經濟支持、生活照顧和精神慰藉。

『柒』 我國農村養老保障體制是什麼

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國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障機制，實現農民的老有所養，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
一、我國農村的養老方式的現狀用存在的問題
長期以來，由於城鄉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存在，我國農村的養老方式仍然是傳統的家庭養老，以農民子女扶養與農民個人自養相結合的方式為主。隨著社會變革進一步加劇，傳統養老方式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農村很多地區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一)農村土地養老保障不斷弱化
我國農民的養老保障曾經世代以土地為中心。改革開放推動我國不斷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農民擁有土地的數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遞減。目前，我國有1/3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積不到1畝，有660個縣的人均耕地面積不到半畝，已經接近或低於聯合國測算的、土地對人類生存最低保障警戒線0.8畝。這意味著，減少了農作物播種面積，加大了農業生產繼續增長的難度[1]。加上農業天生弱質和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依然低下，生產經營中的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非常巨大，絕對收益越來越低的趨勢沒有根本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有限的土地越來越難以承載農民的養老需要。
(二)農村家庭養老方式面臨挑戰
我國農民的養老一直是以家庭為主。由於各種原因，農村家庭養老的問題日漸增多。 首先，家庭養老投入受到制約。人口流動性增強和社會價值觀轉變，使得更多的農村年輕人到外地獨立謀生，以至於不能夠切實地承擔起扶養老人的責任。在農村，農民用在子女身上的花費，遠遠高於所支付的養老費用。農民家庭的財富由父母向子女轉移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產生了「重幼輕老」的社會現象。
其次，家庭規模逐漸縮小，農民子女凸顯養老負擔。由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規模小型化成為農村家庭的發展趨勢。據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農村家庭戶均規模3.65人。越來越多的農民獨生子女將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對夫婦可能贍養4個老人。農民子女的養老負擔逐漸演變成突出的社會問題。
再次，農村老年人自養比例上升。子女不贍養，或者只提供很低的養老保障，老年農民只有自養。目前，農村老年人自養比例逐漸上升。他們年老體衰，生產經營能力很低，導致生活質量不斷下降，已經淪為農民群體中的弱勢群體。
(三)農村人口老齡化拖累農民改善養老狀況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標准，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這個國家或地區就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2006年2月，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表明：2001—2020年是中國社會的快速老齡化階段。到2004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1.43億，佔全國總人口的10.97%。同時，我國農村老年人口為8 557萬人，佔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農村老齡化水平高於城鎮老齡化水平1.24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持續到2040年[2]。我國農村已經完全進入老齡化社會。農民老年人隊伍數量龐大，不僅影響他們自身的生存質量，而且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四)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加重家庭養老負擔
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需要大量的農村人口，特別是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農村青年進城務工搞基礎建設。而城鎮戶籍制度和勞動用工制度的松動，促進了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這在一定程度上給農村家庭養老提供了經濟支持。但是，
長期的聚少離多所帶來的「空巢家庭」和「代際」分化，造成了農村人口結構老化，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託。在此情景下，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並沒有得到好轉，而是面臨著更多的新困境。
(五)農村稅費改革沖擊集體養老基礎
在我國農村，贍養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年人，多年來實行的是以五保戶和養老院為主要形式的集體養老制度。集體養老的物質基礎是農村集體經濟的物質豐富和管理完善。農村稅費改革減輕了農民的整體負擔，但也削弱了縣鄉兩級的財政實力。村級集體經濟趨於瓦解，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又相當有限，致使原來由鄉鎮統籌和村級集體經濟負擔的部分五保戶和其他一些農村貧困對象失去了救濟保障。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情況更為嚴重。一些符合五保政策的對象，因為財政下撥資金有限而被擋在五保門外，未能實現應保盡保。各地集體經濟發展的不均衡，直接影響到集體養老的普及和規模化發展。從目前的情況看，由於農村集體經濟的迅速變化，集體養老只能作為農民養老的重要補充形式。

二、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我國農村實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起步於上世紀80年代。20多年來，一些地方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主管部門和經辦機構積極工作，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擴大覆蓋范圍、創新制度模式、建立增長機制、防範基金風險，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進展。到2006年末，全國已有1 900個縣（市）開展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5 374萬人參加農村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存354億元[3]。農村特困老年人的生活救助工作也逐步展開，全國有1 200多個縣（市）建立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享受農村低保的人數達到445萬。
然而，從總體上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人口覆蓋范圍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應急性，缺乏制度化，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相比，與農村居民發展的需要相比，與農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待發展
1.城鄉社會保障二元分割。受到城鄉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影響，我國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並沒有覆蓋廣大農村居民。在很多地區，多數農民缺少社會保障。國家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所享受的退休金、公費醫療、福利住房、糧食和副食補貼等待遇，農民都不能夠享有。尤其是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們不得不退回到傳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保障模式。
2.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從各地情況看，只有極少數失地農民能夠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待遇。考試大網站整理許多失地農民家庭靠征地款來維持生計。征地款一旦「吃」完，生活往往沒有著落。部分失地農民「種田無地、就業無崗、社保無份」，生產生活、子女就學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農民大量轉化為城市貧民，已經影響到城鄉社會穩定。
3.農民工社會保障。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開始以不同方式從城鎮職工向農民工延伸。據國家農業部2005年的調查，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僅占農民工總數的12.9%，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僅占農民工總數的10.0%，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僅占農民工總數的13.8%。只有9.6%的用人單位為農民工購買了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與農民工的關系最為密切，但農民工的參保率低，他們中間的傷殘者不容易得到經濟賠償；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關系不能跨地區轉移，參保不能受益，退保率高。根據現行規定，當農民工的工作發生變動的時候，退保只退還個人交費的部分，企業給農民工繳納的保費是不予退還的。
(二)農村社會保障資金待充實
這是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財政投入不足主要表現在：一方面，財政投入的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不相適應。投入總額不但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增加，反而逐年下降。另一方面，財政投入的社會保障資金分配不均衡，重城市輕農村的現象比較嚴重。
實際上，我國政府用於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明顯少於其他國家。以2000年為例，用於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佔中央財政的總支出，加拿大為39%，日本為37%，澳大利亞為35%。我國只有10%左右，而這10%也主要用於城市居民的社會保障。佔全國人口80%的農民，僅占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總數的11%；佔全國人口20%的城鎮居民，卻占社會保障費用支出總數的89%。城鎮社會保障的覆蓋率達到91%，而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率只有2%[4]。
(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待健全
1.農村社會保障項目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水平比較高。從基金規模上看，排在前5位的是江蘇、山東、上海、浙江和北京，共計221億元，佔全國農保基金總額的71.3%[5]。而經濟不發達的西部地區，集中了我國大多數貧困人口，有些人甚至連溫飽還未解決，農村社會保障水平相當低。在我國農村，付諸實施的社會保障項目，除了救災救濟、優撫安置之外，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基本上無從談起。
2.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窄，農村民政對象應保未保的現象普遍存在。截至2006年底，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分別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66%和55%；參加農村養老保險的人數，僅占農村人口總數的7.22%[6]。
3.農村社會保障機構效率低下。首先是管理體制不順。從1998年機構改革至今，全國多數省區直轄市將農保管理的職能劃入勞動保障部門，但多數地縣和鄉鎮還未劃轉，形成勞動保障部門沒有接、民政部門不好管的狀況，造成不少地方的農保管理工作斷檔。在全國1 900個農保試點縣中，多數地方的農保機構還遺留在民政部門。其次是資金掌控不公。農村社會保障資金，既有商業保險的技術難度，又有依法實施的政策難度。由於缺乏專業人才、沒有嚴格制度和健全機構，管理上出現很多漏洞。最嚴重的問題出自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與使用。許多貧困村民無法投保，少數農村基層幹部卻用公款為自己投保。他們置百姓生活於不顧，濫用公共權力，瓜分侵吞本來就不充裕的農村社保資金——農民的「活命錢」。養老保險成了這些人謀取私利的工具，致使養老保險項目無法正常運作，群眾投保的積極性自然受到影響。一些地區還強制農民參保。籌集到的養老保險金被挪作他用以後，出現風險，以致損害被保險人的利益，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難以推行。
三、完善我國農村實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
「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基本目標。如何為4 000萬失地農民、1.5億農民工、1.6億農村剩餘勞動力、8 000多萬農村老齡人口提供基本養老保障，如何銜接城鎮和農村的養老保障體系，最終形成一體化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面對這些重大社會問題，我們必須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積極探索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機制，建立與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相結合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一)改革現行土地制度，再造土地保障能力
「耕者有其田」是農耕社會極低層次的保障制度。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今天，土地保障功能持續弱化。考試大網站整理然而，在現代化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土地既是農民最為基礎的生產資料，也是農民最可依靠的生活保障。
1.改「承包制」為「永包制」。只有永久性地確定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才能讓農民真正成為土地和耕地的主人。只有充分調動農民經營土地、長期投資土地的積極性，才能最大限度地
發揮土地的生產潛力，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土地流轉制度，逐步實現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大幅度地增加農民的生產性土地收益。
2.改革征地制度。現行的土地徵用制度是從計劃經濟時期沿襲下來的。它以政府的名義征地，不分公益性項目還是經營性項目。所以，必須修訂有關非農建設用地的法律制度，明確界定「公共利益」的內涵，嚴格限制政府運用征地權的項目范圍，切實保障被徵用土地的農民的合法權益。
（二）鞏固農村家庭養老的基礎地位
家庭養老依然是我國農村居民養老的主要方式，在農村養老中具有基礎地位。在新的形勢下，需要繼承和發揚家庭養老的傳統優勢，賦予農村家庭養老以新的內涵。一是繼續倡導尊老敬老的風尚，強化家庭養老的思想觀念；二是完善家庭養老規章體系，使家庭養老從倫理走向法制；三是把贍養農村老年人同其子女的切身利益(如遺產繼承和職位升遷等)聯系起來，鼓勵尊老養老的行為美德。同時，還需要正確引導農村老年人加強自我養老。農村老年人應當切實轉變傳統觀念，樹立「防老」意識，提高自我養護能力。一方面，合理控制和有效利用自己的財產。老年人不應當將自己畢生積累的財產一味「無償」地轉讓給下一代，而應當參加養老保險或進行儲蓄，強化自我養老的經濟支持；另一方面，積極鼓勵老年人發揮余熱。農村老年人不僅具有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身體健康，勞動熱情不減。他們有知識、有技能做到老有所為，自我養護。這種自養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
（三）搞好農民身份轉換過程中的養老制度銜接
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加快了農村的城市化進程。相當一部分農村居民的身份開始向兩個方向轉變：其一是通過勞動力轉移，一部分農村勞動力成為城鎮務工人員；其二是通過土地徵用，一部分原來擁有土地的農民成為失地農民。
農民工的情況比較復雜，既有正規就業的，又有靈活就業的；既有穩定就業的，又有流動就業的。對此，應當分層次、分類別地保障農民工。對於穩定就業(從事正規就業，建立了5年以上合同勞動關系和事實勞動關系)的農民工，直接將他們納入城鎮職工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之中，養老保險基金由僱主和個人共同繳納。對於不穩定就業(簽訂短期合同，頻繁流動和靈活就業)的農民工，先建立過渡性質的個人養老保險賬戶，不實行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對於轉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可以按照繳費比例和個人賬戶規模，折算成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年限，並且根據折算後的繳費年限建立城保個人賬戶。對於回鄉務農的農民工，可以繼續在原籍所在地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在本人達到最低領取養老金的年齡、經本人提出申請、經辦管理部門批准，也可以將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積累額並入本人在原籍的農保制度，改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執行。當前，從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國家要盡快出台全國性的統一政策，以解決農民工養老賬戶的合理流動問題。
至於失地農民，除了做到公平補償，還要把好「土地換保障」這一關鍵環節，確保一定比例的土地補償金能夠進入失地農民本人的養老保險賬戶，或者將完全失去土地的農民納入城鎮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讓他們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
(四)建立社會統籌的農村養老保障框架
因地制宜，逐步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方式的變革與創新，就是要實現從家庭養老和土地養老為主向社會養老為主的轉變。這個轉變所遵循的原則主要是，朝著城鄉統籌的一體化方向，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政府引導與農民自願相結合，根據群眾的經濟承受能力實行低標准、廣覆蓋，逐步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1.擴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范圍。適應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分階段、有步驟地將農村居民基本養老賬戶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賬戶接軌，統一制定城鄉社會保險關系的轉移、銜接辦法，保障農民的養老金能夠在不同地區之間、在不同保障方式之間進行有效的流轉或接轉，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實現資源的保值增值。農民養老保障制度由完全個人賬戶的模式改革為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調劑金賬戶相結合的模式，也就改變了完全依靠個人賬戶增加積累、沒有待遇調整、難以長期保障參保人員基本生活等一系列問題。
2.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作為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核心問題，農民養老保險基金的來源制約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障事業的發展。面向農民籌資，要降低門檻，堅持農民個人、農村集體、國家三方聯合籌資的辦法，採取以個人繳費為主、國家政策支持、集體適當資助的形式,實行基金積累的個人賬戶模式。對於集體資助存在的不確定性,國家財政要保底，要適當投入,以保證養老保險基金落實到位。公共財政投入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機構就不應該再提取管理服務費。其人員工資和工作經費相應地列入同級財政預算，有利於用多種方式建立農民參保補貼制度。
3.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監管機制。農村養老保險基金是一種長期性的後備基金,具有累計性和剛性增長的特點。管理這部分社保基金，就要確保其安全，努力實現其保值增值。現行的基金統一與財政專戶的管理方式，雖然可以規避投資風險,但很難保值與增值。隨著資本市場不斷成熟，國家應當逐步放鬆投資管制，以便農民養老基金能夠通過股票市場和其他有價證券市場實現保值增值。
4.制定與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立法滯後，農民養老保障項目就不易開展。通過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立法工作，進一步明確政府、農村社區、企業、農民個人等不同主體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中的權利和義務。通過法律的強製作用來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使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各種形式、各項措施都有法可依。
（五）開發農民養老保障和補償保障的新模式
1.提高農民個人參保覆蓋率。符合本地社會經濟條件的個人籌資方案，必定得到農民的認可，因而能夠調動農民的參保積極性，降低服務成本，增強服務效果。根據本地特點，各地區探索適宜的籌資、補償、獎勵的模式，已經形成了不少好的做法。如一次交納、分期定額繳納、以資產權利抵押融資，或者個人先不繳費，年老後倒扣個人應出資部分等，以及多種形式的困難農民參保補貼制度。
2.強化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的低成本服務。盤活養老資金，提高養老金的使用效率，發展集中公共養老服務，推進服務的規模化、專業化，降低服務收費價格，減輕農民養老的經濟負擔。建立參與式的便民服務機制，讓越來越多的農民認識到參加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好處，讓越來越多的農民受益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在使用資金和具體提供養老服務的時候，應該允許有一定的運用靈活性和地區差異性，以便農村社會化養老機構等及時開展相關服務。

『捌』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經歷了怎樣的變革過程

一、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逐步建立起來的，經過五個時期：

它雖然與歷史上的社會保障實踐有著淵源關系，卻又與舊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無直接繼承關系。考察社會保障制度50年來的實踐，可以劃分為如下五個時期：

1、創建時期(1949—1956)。

這一時期以1949年9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最基本的法律依據，以1951年政務院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為重要標志，加上此前建立的優待撫恤制度，以後施行的救災救濟、公費醫療政策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退職制度等，到1956年時已初步創立了以國家為責任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套制度對於醫治戰爭創傷、鞏固新生政權和穩定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2、調整時期(1957—1968)。

這一時期為適應新形勢的發展，中央決定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調整與完善，國務院為此先後頒行了《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關於精簡職工安置辦法的暫行規定》等，衛生部、勞動部、內務部等亦發布有關決定，對公費醫療、勞保醫療、農村五保保障和軍屬優待制度等進行相應的調整。其成效是退休制度趨向正常化、社會保險覆蓋面擴大，但因受當時政治上日益趨「左」和經濟波折的影響，對社會保障的調整任務並未完成。

3、挫折時期(1969—1977)。

「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遭受了重大挫折。以1968 年底撤銷主管救災救濟、社會福利等事務的內務部為起始標志，1969年財政部發布的《關於國營企業財務工作中的幾項制度的改革意見》更造成勞動保險從此失去統籌機能並蛻變為企業或單位保障制。作為企業職工勞動保險統籌管理部門的工會組織亦被停止活動，其直接後果就是企業辦社會和社會保障單位化，並最終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成了相互分割的板塊結構狀態，即國家保障制、企業保障制和鄉村集體保障制三個相互封閉、脫節的板塊組成的社會保障模式。

4、修補時期(1978—1990)。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扭轉社會保障領域的混亂狀態創造了較好的政治、社會條件。1978年五屆人大決定重新設置民政部，結束了全國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事務無主管部門的局面；國務院則先後頒行了《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關於軍隊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退伍義務兵安置條例》、《軍人撫恤條例》等法規，有關部門亦制定了《農村合作醫療章程(試行草案)》等；同一時期，還在部分地區開始了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集體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及救災保險等的改革試點。但就社會保障制度整體而言，這一時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為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恢復正常的退休制度，是對挫折時期造成的某些後果進行挽救性的修補。

5、創新發展時期(90年代以來)。

隨著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被確定為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從而在根本上觸動了板塊式結構的傳統社會保障制度。如鄉村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意味著鄉村集體保障制失去了現實基礎，而城鎮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經濟主體多元化、勞動力市場化，均決定了只有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重大變革，才能使這項事關億萬國民切身利益的事業獲得真正的發展。

因此，在經歷一段時期的摸索後，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90年代進入創新式的改革、發展時期。自1990年起，全國人大加強了與社會保障相關的立法工作，先後通過了《殘疾人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勞動法》、《公益事業捐贈法》等；國務院則在繼1991年發布《關於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後，不僅制定了失業保險條例、農村五保戶供養工作條例、城鎮最低生活保障條例等法規，還制定了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深化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城鎮住房福利制度改革政策，制定並實施了大規模的「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等，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由此走上改革創新的發展道路。

二、盡管新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與發展過程非常曲折，但50年來的實踐卻雄辯地證明了它對我國經濟與社會的穩定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作用。

1、社會保障制度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的穩定。

新中國成立50年來並未出現過因為災禍、貧困等而導致的社會動亂。這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災害頻繁、發展落後的中國，確實是一個奇跡。在這個奇跡中，除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外，自50年代初期相繼建立的勞動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待撫恤、公費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亦使億萬國民在各種災禍及貧困面前免除了生存危機。這正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與基礎。

2、社會保障制度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社會的發展進步。

①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政府通過經常性的救災救濟措施來解除城鄉貧困人口的即期生存危機，更通過實施大規模的扶貧工程勞促使貧困人口擺脫貧困，大多數城鄉居民家庭已步入小康生活階段。

②人口素質大幅度提高。國家通過傳統的公費醫療、鄉村合作醫療制度和目前正在建立的醫療社會保險制度等，使億萬國民的健康得到了有效保障，不僅早已洗掉了「東亞病夫」的恥辱，而且人均預期壽命日益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義務教育等的實施，使全國人口的文盲率由建國前的90％以上降到現在的10%以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日益擴大。

③人民的生活質量大幅度提高。如養老金使老年人得以安享晚年，醫療保險使疾患者免除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失業保險支持著失業工人重新就業，康復事業幫助殘疾人融入主流社會等，人民免除了許多後顧之憂，安全感、信心感的提升又促使著生活質量的提升。

④新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有力地維系和潤滑著市場經濟的運行，成為我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