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構建適合我國國情的養老保險管理制度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或即將面臨同樣的問題，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在「銀發浪潮」的沖擊下，以現收現付制為基礎的公共養老金支付危機日漸加深。如不加以化解，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後，潛在危機極有可能釀成現實風險。有鑒於此，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紛紛採取措施，對這一制度進行改革。了解這些國家養老保險制度的歷史變遷、發展趨勢，借鑒其成功經驗，對於完善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創新養老模式、制訂政策，具有重要意義。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才開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在制度設計方面，我們借鑒了國外一些國家的做法，也因特殊的國情有著特定的改革道路和政策選擇。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我國要逐步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體系。經過近二十年的探索，社會保障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還面臨一些突出問題，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養老基金的支出壓力越來越大，養老保險體制的潛在風險越來越突出，直接影響到各項改革的順利進行。本課題就是要認真總結我國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經驗與教訓，立足中國國情，借鑒國際經驗，推動我國養老保險事業的改革與發展。
論文充分借鑒國內外社會保險的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採取理論緊密聯系實際、實證與規范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理論到制度，從歷史到現實，從國外到國內，多角度審視了我國養老體系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險模式與制度，提出了進一步完善我國養老保險體系的政策建議。全文由導論、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模式的運行機制、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與完善現行制度的政策建議等部分構成，共九章，約13萬字。
第一部分導論。介紹論文寫作的目的和研究范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研究方法，論文的結構安排及主要結論。
第二部分運行機制由《全球養老保險制度綜述》、《養老保險模式的運行機制》、《模式轉軌的路徑選擇》、《轉軌成本與籌資分析》等四章組成。側重於養老模式的經濟學描述，運行機制比較，模式選擇引發的問題及其爭議，養老保險制度的歷史變遷，轉軌模式的路徑選擇及其籌資成本的比較分析。
第三部分制度選擇與政策建議由《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我國養老保險模式、問題及政策選擇》、《國家儲備基金》、《個人賬戶基金》、《企業年金》等五章組成。本部分重點分析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變革歷程與成就、「統賬結合」基本養老保險模式的評價、現行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以及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若干政策建議。通過論文的研究，力求在有中國特色的養老保險體系、國家儲備基金的投資運營、企業年金以及個人賬戶基金的制度安排與模式選擇等四個方面有所突破與創新。
本文對於養老保險模式與制度研究的主要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
1、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相結合，鼓勵自願性的職業年金計劃和個人養老儲蓄，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是世界各國養老制度改革的方向。這種模式實現了管理多樣化（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籌資多渠道（勞動力和資本）和投資分散化（股權和債券，國際和國內），有利於化解養老金的管理、籌資與投資運作過程中存在的風險。論文分析了基本養老保險模式的運行機制以及模式運行面臨的問題，提出任何單一的養老模式都存在較大的風險，也有許多難以克服的障礙，多支柱、多層次的養老體系是最穩妥的制度安排。
2、從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或多支柱模式轉軌是大勢所趨。論文對典型國家的不同轉軌模式的利弊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制度轉軌有高度的路徑依賴，轉軌成本是制約一國養老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並對各種化解轉軌成本的措施進行比較分析。如果一國公共養老金規模相對較小，制度的轉軌成本問題並不突出。如果採用NDC模式，基本體系仍然是現收現付制，不存在轉軌成本問題。相反，如果採用拉美模式，在改革過程中無一例外地遇到一個現實而嚴峻的轉型成本問題，或一個穩妥的過渡方案如何設計的問題。養老金隱性債務較為沉重的國家正面臨從現收現付體系向多支柱或積累制體系轉軌的困難。一些國家的改革經驗表明，養老體系的模式轉換有高度路徑依賴，一旦一國已經實行現收現付制體系，體系已趨於成熟，要完全轉型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改革面臨大量的隱性養老金債務、轉軌成本，以及圍繞舊體系發展起來的各種政治阻力。從各國實踐情況看，無論是隱性債務，還是轉軌成本，都可以通過提高繳費率，推遲退休年齡、調整養老金替代率、嚴格領取條件等技術手段適度縮減。盡管如此，轉軌成本畢竟是一筆很大的公共債務，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來籌集資金，以確保制度轉軌的順利實施。這些國家面臨的問題，為中國的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論文提出，值得中國借鑒的國際經驗是：最好在覆蓋面、隱性債務和轉製成本上升到難以解決之前選擇一條正確的改革路徑，通過多種渠道包括依法劃轉部分國有資產充實社保基金，只有這樣不斷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
3、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的諸多問題中，有些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深層次的原因引起的，需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有些是當初時機不成熟，使某些項目，如機關、事業單位、農村養老保險等改革相對滯後，現在應組織力量加強研究；也有些是由於我們工作或管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必須著力加以改進。論文指出，我國養老保險體系下一步的改革應重點解決兩個突出問題，一是資金缺口，二是管理體制。當前與今後一個時期，完善養老保險的重點是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加快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改革步伐，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基金，劃轉國有資產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同時，建立起一個有效的基金管理與投資運營體系。
4、個人賬戶「做小做實」，有利於明晰個人賬戶所有權。個人賬戶基金經過歷年積累和投資運營，其儲存額成為養老金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證了一定的替代率水平，為個人退休生活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論文指出，個人賬戶制度的完善面臨兩個基本問題：首先，做實個人賬戶是「錢」的問題；其次，個人賬戶基金投資運營是「體制」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關繫到基本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能否實現其初衷：既發揮社會統籌的共濟功能，又實現個人對其養老承擔責任。
5、公共養老金支付壓力問題出現已久。試行國家儲備基金之前，各國政府曾經多方尋求緩解之法，這些辦法包括：提高繳費率，延長法定退休年齡，嚴格領取措施，降低養老金水平等等。實踐證明，這些辦法對維持現收現付制的運轉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無望從根本上化解未來危機。在這種背景下，建立儲備基金，成為一些國家新的選擇。就其性質而言，國家儲備基金與我國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極為相似，其改革經驗頗有借鑒價值。論文指出，完善儲備基金需解決以下問題，一是法制環境，修訂投資辦法，放寬管制，由嚴格限量監管逐步過渡到謹慎人規則；二是資金來源，隨著財政收入的增長，預算撥款應逐年增加，啟動國有資產的劃撥工作，補充全國社保基金；三是機構定位，人事薪酬等問題應根據社保基金的實際情況以及事業發展的需要，逐步加以解決。
❷ 關於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內外研究現狀，論文需要，很急，希望得到幫助
國內農村社會保障政策研究現狀
目前，城市居民大部分都已納入了社會保障體系。然而在農村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農民還沒有得到最基本的社會保障，目前農村社會保障仍是中國社會保障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為了適應深化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實現國家多次提出的健全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宏偉目標，近年來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發展和改革等問題進行了大量深入的調查研究。並從宏觀的角度，就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立的必要性、存在的問題、實踐中的區域差異、今後發展方向、對策和建議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研究，其中既有共識也存在爭議。現就幾個主要問題綜述如下：
1．建立全國范圍內統一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現實可行性爭論
近年來，學術界和政府實際工作部門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存在著一些不同看法。其主流觀點認為，依據農村經濟發展狀況，中國現階段尚無能力建立全國范圍內統一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楊翠迎、張暉等人對中國農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可行性進行分析後認為：目前建立全國范圍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不可行的，只有東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備開展這項工作的條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建立中國范圍內統一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可行的。但要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分步驟、分階段、「漸進式」發展。任保平認為：應從實際出發，走「漸進式」發展的路子，堅持社會保障范圍由小到大，項目由低到高，積極穩妥地建立起低水平、全方位、不遺漏、多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2．經濟因素對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影響
佔主流地位的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是制約農村社會保障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實施目標必須以經濟發展水平為重要依據，社會保障水平必須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在建立全國統一的或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目標可行性的討論中，不少觀點多是強調經濟因素的影響作用。另一種觀點認為，不能片面誇大經濟因素對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影響。經濟因素並非是建立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體系的唯一充分條件，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是搞好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建設的重要保障。
3．土地社會保障功能在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學術界也存在著明顯分歧。主流地位的觀點：強調土地保障功能在農村以及全社會穩定中的重要性，認為必須「以土地承包權為主要依據」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孟祥林指出：這里所指的「土地承包權」是：創新土地流轉制度、更新與變革土地保障形式意義上的「土地承包權」。可以把土地保障分為兩種形式：一是直接的傳統意義上的保障，土地由各家各戶農民耕種，用所生產的產品來滿足農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間接的與使用權流轉相聯系的保障，即在堅持農戶對土地承包權不變的前提下，土地集中耕種和規模經營，農民依據自己的土地承包權得到用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相應收益。
4．構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對策和建議
在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過程中，應注重轉變政府和學術界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的「重城鎮輕農村」的觀念。一是各級黨政部門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視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積極推進農村城鎮化進程，力爭早日建成我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進一步加強農村社會保障理論研究，以指導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實踐。三是搞好農村社會保障的普及教育和宣傳，增強農民的社保意識，調動農民參與社會保障的積極性。四是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增強集體補貼能力和個人繳費能力，為農村社會保障提供強大的經濟基礎。五是建立和健全農村社會保障機構，實現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科學化、社會化、法制化，加強社會保障法制建設。
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快農村社會保障的社會化進程，分步驟、分階段在全國范圍內的農村逐步建立起能夠替代家庭和土地社會保障模式的低水平、廣覆蓋、多層次、不分地區、不分年齡、性別和不分職業的全體農村公民均能享受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構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最終目標和發展趨勢，進一步樹立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勢在必行的理念。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和工業化發展的結果，在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於理論支撐、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社會制度及經濟發展模式、水平等因素的差異性和一國發展需要，不同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會存在差別。不過，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中借鑒合理成分從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
國外以美國為例
一、美國社會保障制度形成的背景分析
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全面干預和調節經濟生活，否定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認為資本主義存在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其原因在於有效需求不足。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市場上有支付能力或有購買力的需求，並且是社會總需求。總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由於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導致有效需求經常低於社會總供給，造成就業小於充分就業水平。針對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失業問題，凱恩斯提出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用舉債方法擴大政府支出，承擔公共事業投資，承擔社會福利責任，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實行社會救濟，對私人企業進行訂貨和貸款。凱恩斯還主張實施補償性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情況變化，有意識地擴大或緊縮政府支出，使財政起到反危機的作用。凱恩斯主張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由政府增發貨幣，刺激投資。凱恩斯主義從維系再生產的角度出發，主張通過財政政策大幅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屬於有限再分配，以此理論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屬於有限責任的社會保障，強調個人責任，政府負擔較輕，政府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干預也是有限的，以實現充分就業為目的。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建立的美國社會保障制度被稱為保障型社會保障制度，在該制度模式中，政府、企業和個人都是責任主體，在不同的保障項目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在社會保險中，企業和個人是主要繳稅人或繳費人，政府充當最後責任人；在社會救濟、社會福利中，政府是最主要的責任人。
二、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效應分析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經濟制度，屬於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社會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高，則社會保障的項目更齊全、覆蓋面更廣、保障標准更高，這也是發達國家社會保障水平普遍高於發展中國家社會保障水平的根本原因。美國社會保障立法雖然較晚，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超常規發展，其立法種類、保障范圍與水平均達到美國經濟發展和資本增值所提出的基本要求。社會保障制度對美國社會經濟發揮了以下積極作用：一是維護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和促進社會生產率穩定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美國經濟的運行狀況，如通過強制性保險和補助性救濟及工作性培訓使勞動力得到保護並適應經濟結構調整的變化，又如為經濟發展積累資金；二是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如降低貧窮人口的比重，在一定時期內補償失業者，照顧弱勢群體，通過收入累進稅和社會福利開支調節經濟周期，通過加強教育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以促進資源配置等。此外，美國的公共年金計劃是發達國家中運行最有效的，與其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相比，其特點是低稅率、低保障水平，一個重要原因是退休金的工資替代率低，從而為企業年金的發展留下很大的空間，促進了基金業乃至整個金融業的發展，成為社會保障促進經濟增長的一個典範。
三、健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思考
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背景和理論基礎之上的，也是和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從總體上看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對其國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美國多年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對於我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建立健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明確指導思想
首先，應以馬克思關於社會總產品分配的學說為理論依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六個必要扣除」，其中扣除的「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和「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設立基金，總之，現在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就是建立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其次，應以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等領導同志的社會保障思想為指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指出，要正確處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的利益，「拿工人來講，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上述重要論述都是我國建設社會保障制度的指導思想。
（二）擴大社會保障范圍，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上層建築，是以一定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為基礎的，社會保障水平要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總結美國的經驗教訓，我們發現，當社會保障水平限制在經濟發展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時，社會保障制度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兩者是良性互動的，而當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超過經濟增長時，社會保障就會引發財務危機，損害了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較低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我國社會保障只能實行「廣覆蓋，低水平」，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相應提高，但是有一個逐漸推進的過程。當前，我國應當繼續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推進做實個人賬戶擴大試點工作。健全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全國范圍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重點推進農民工工傷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障工作。
（三）完善社會保障負擔模式
由於我國是社會市場經濟國家，國家和市場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國的社會保障形式，既不採取完全市場形式，也不採取國家包攬形式，而是將效率與公平、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結合起來，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求得平衡，在社會保障領域，主張國家負責與個人負責並重，走國家和市場共同負擔的社會保障模式，由國家、非政府機構和個人共同參與提供保障，國家提供非普遍的社會服務，幫助最需要幫助的社會成員，提倡發展私人的和志願的福利事業作為補充，引進競爭機制和消費者選擇福利服務的自由。在這里我們強調要正確處理社會保障制度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從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穩定功能角度出發，為保護社會弱勢群體，國家或政府應承擔制度的設計、執行和調整等職責，還要負責籌措資金和承擔最後資金責任；從社會保障制度的經濟發展功能這個角度出發，它是國家管理經濟的一種宏觀調控工具，它的運行應建立在市場這個基礎之上，以成本效益分析作為服務是由國家提供還是由市場提供的衡量工具，這一點也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社會保障私有化改革取得的成效所證明。
（四）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功能
充分發揮社會保障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雙重功能。社會保障制度保護了社會弱勢群體，具有社會穩定功能，還可充當需求管理工具，以及通過社會保障基金的有效管理推動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發揮經濟發展功能。因此，改革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也須充分發揮上述兩重功能。以我國正在改革和完善的養老保險制度為例，社會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分開管理、做實個人賬戶，一方面可以為迎接人口老齡化做好充分的准備，消除後顧之憂，穩定人心，另一方面，還要創造條件讓養老基金投資於資本市場，既實現保值增值，又促進經濟繁榮。在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在社會保險制度上嘗試建立基本保險、強制性企業保險和個人儲蓄性保險相結合的多支柱體系。
參考文獻：
[1]徐丙奎．西方社會保障三大理論流派述評[J]．理論參考，2007，（4）．
[2]鄧大松．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樓主您不知道看看內容自己總結一下么。。。別人又不知道你的l論文要寫什麼。。。。
擴展閱讀：【保險】怎麼買，哪個好，手把手教你避開保險的這些"坑"
❸ 我國農村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保險小編幫您解答，更多疑問可在線答疑。
綜述
中國新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及改革已經走過了十幾年的歷程，經過多年的摸索、實踐，在資金的管理上逐步形成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籌資模式，建立了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但目前我國養老保險也愈來愈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加速發展的人口老齡化、覆蓋面窄、統籌層次低、隱性債務和個人空賬等問題，已使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力不從心;而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與土地保障」功能已日趨退化，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剛剛開始試點，任務艱巨。因此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針對我國當前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中出現的難點問題進行分析，進而提出相應的改革與完善對策，是社會保障中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
發展歷程
我國的養老保險以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為起點，經歷了幾十年風風雨雨，其發展可概括為四個階段:1951－1965年為養老保險制度的創建階段。該階段以政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為標志，主要工作是著手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並逐步趨向正規化和制度化。1966－1976年是養老保險制度嚴重破壞階段。當時中國社會保險事業與全國社會經濟文化一樣遭受到嚴重破壞，社會保險基金統籌調劑制度停止，相關負擔全部由各企業自理，社會保險變成了企業保險，正常的退休制度中斷。1977－1992年為養老保險制度恢復和調整階段。在十年動亂結束後，我國採取漸進的方式對養老保險進行了調整，恢復了正常的退休制度，調整了養老待遇計算辦法，部分地區實行了退休費統籌制度。1993年到現在是養老保險制度實施創新改革階段。本階段主要是創建了適應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模式，改變了計算養老金辦法，建立了基本養老金增長機制和實施了基本養老金社會化發放，最終基本建成我國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
制度結構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部分和主要環節，是社會保險的主要內容。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養老保險制度中由政府管理和提供的那一部分，又被稱作基礎養老保險制度或公共養老保險制度，具有強制性、互濟性和普遍性的特點。
中國目前社會養老保險體制構架按照人口類型可分為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險三大部分。中國最初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即是城鎮養老保險制度。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險制度是從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中分離出來的，其後，在制度變革過程中又經歷了合並和分離的過程。
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
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先後經歷初步建立（1950—1966）、「文革」中的破壞以及「文革」後的恢復（1966—1986）、改革與完善（1986年至今）三個階段。初步建立階段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具有以下特點：（1）有明確的法律依據；（2）完全現收現付制的模式；（3）企業繳費，職工個人不繳費；（4）企業間實行全國統籌的保險費率；（5）政策制定、監督和執行分別由不同的部門承擔。勞動部負責政策的制定和監督，工會系統負責具體的保險經辦，二者相互監督相互制衡[1]。但該制度也存在明顯問題：（1）覆蓋范圍狹窄，即僅限於城鎮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正式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職工。（2）按崗位劃分參保條件。計劃經濟的特徵使人們一旦進入特定崗位就享受到相應的保障。（3）保險體系層次單一，所有責任都由政府承擔。而且在現收現付制度模式下，基本沒有任何積累資金。
「文革」中，中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文革」結束後，養老保險制度逐步恢復。此階段的制度特點為：（1）單位成為養老保險金籌集發放的主角，企業完全承擔了原來勞動部和工會的職責，制度中的監督與制衡關系不復存在；（2）依然實行現收現付制的模式[1]。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覆蓋面狹窄。改革開放後，中國出現了多種經濟形式，但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仍主要集中於國營企業；（2）企業完全負擔社會養老保險，且新老企業負擔不均；（3）基本養老金計發辦法無法適應工資制度改革的要求。經濟改革使多種經濟成分得到發展，企業工資制度也發生變化，以標准工資為基礎的養老金計發難以為繼；（4）基本養老金沒有調整機制，如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等；（5）退休條件以及待遇水平與工齡掛鉤的做法欠科學。
1995年，在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中首次引入個人繳費和繳費確定型制度，打破了以往現收現付制模式下繳費責任主要由企業承擔的局面，強調個人在養老保險中的責任和義務。然而，現實中還存在著一系列尚未解決的問題：（1）統籌范圍實際上仍以縣市為主，與「實現養老保險省級統籌」的目標相距甚遠；（2）各地養老金收繳、支付標准不一，阻礙了勞動力跨地區的流動；（3）企業仍然擔負著養老金發放和管理退休職工的責任；（4）1995年的改革導致前後兩個實施方案並存，在制度設計和管理上帶來新的混亂。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造成資金運作上的賬目、管理混合運行現象，給統籌資金挪用個人賬戶提供了方便；（5）覆蓋面依然很小，統籌層次依然很低。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進一步擴大，制度本身也得到了完善和發展。但改革過程中依然存在很多問題：（1）最突出的便是巨大的隱性債務。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過渡的過程中，由於一部分人的過渡養老金全部或部分沒有個人積累，所有都要從社會統籌中支付，但規定要求「企業繳費一般不超過企業工資總額的20%」，但又要求「保證按時足額發放養老金」，於是很多地區的繳費比例大大超過了有關規定；（2）過高的費率負擔使很多已參保的企業採取各種手段逃避拖延繳費；（3）覆蓋面雖擴大但一些非正規就業的社會弱勢群體如農民工仍得不到保障；（4）由於經濟發展的地區不均衡，僅以省為基礎的養老保險制度難以解決各地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問題。
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在制度變革過程中先後經歷了分離→合並→分離的過程。1955年12月國務院頒發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休處理暫行辦法》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退職處理暫行辦法》使得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險從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中分離出來；1958年3月，國務院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待遇合並；1978年6月，國務院發布文件分別規定了幹部和工人的離、退休制度，從而將自1958年起幹部和工人實行的統一退休退職辦法重新分成兩個不同的制度；1980年10月國務院頒布的《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暫行規定》和1982年4月頒布的《關於老幹部離職休養的幾項規定》共同構建了老幹部離休制度；1993年8月，國務院頒布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養老制度做了較大修改和調整，公務員不需要為養老繳納任何費用。
機關、事業單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特點是：（1）養老保險金固定。一般以退休前最後一個月的工資為基數按一定比例計發；（2）保障水平高。無論是名義替代率還是實際替代率都高於企業；（3）個人不承擔繳費義務完全由財政負擔。
該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為：由於沒有統一的政策和法規相配套，各地區根據自身的財政收入狀況自行其是，致使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待遇與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制度不相銜接，而且事業單位彼此之間差距明顯。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先後經歷了初步探索與試點推廣（1982—1994）、逐步發展（1994—1997）、衰退停滯（1998—2008）以及嶄新發展（2008年至今）四個階段。
自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中國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1982年，全國11個省市3547個生產隊實行養老金制度，養老金由大隊、生產隊根據經濟狀況按比例分擔，從隊辦企業利潤和公益金中支付[3]；1987年3月，民政部下發《關於探索建立農村基層社會保障制度的報告》[4]；1991年，國務院授權民政部在有條件的地區，開展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試點工作。此階段農村養老保險的主要特點是：（1）在養老保險金的籌集渠道上，集體經濟承擔了主要義務，資金的多少受集體經濟效益的影響，來源不穩定，個人不承擔繳費義務；（2）在養老金的計發上，沒有科學嚴格的計算；（3）養老金的管理上，以村鎮企業或鄉鎮為單位，缺乏監督和約束機制，資金安全性差，流失嚴重。
1994—1997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先後提出整頓方案：繼續在有條件的地區進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探索。在此基礎上，針對進城農民工、城鎮農轉非人員和農村勞動者研究設計標准不同、可互相轉變的養老保險辦法。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09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規定2020年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在籌資模式上，採用統賬結合的制度模式；在基金管理上，新農保基金要納入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單獨記賬、核算。新農保制度模式的主要特點為：（1）基金籌集以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政策扶持，突出自我保障為主的原則；（2）實行儲備積累，建立個人賬戶，個人領取養老金的多少取決於個人繳費的多少和積累時間的長短；（3）農村務農、經商等各類從業人員實行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便於農村勞動力的流動；（4）採取政府組織引導和農民自願相結合的工作方法。該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參保比例較小，保險水平偏低；政府沒有補貼農村養老保險費；養老基金難以實現保值增值等等。
❹ 農村社會保障論文參考文獻
[10] 郭新建. 以包容性增長理念認識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探討[J]. 寧夏農林科技, 2011,(01)
[1]秦小紅. 完善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思考[J]. 當代財經, 2005,(09) .
[2]孫文基. 試論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J]. 農業經濟, 2006,(01) .
1]李作梅.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J]. 安徽文學(下半月), 2008,(11) .
[2]王成新,陸彥. 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功能[J]. 北方經濟, 2006,(10) .
[3]張敏. 統籌城鄉就業的經濟法思考及完善立法的建議[J]. 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009,(02) .
[4]劉文娟. 和諧社會構建中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J]. 大連幹部學刊, 2007,(08) .
[5]覃雙凌. 我國西部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對策取向[J]. 湖北社會科學, 2009,(04) .
[6]陳美珠. 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J]. 福建教育學院學報, 2006,(07) .
[7]江治強,李將軍. 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議題與政策取向[J]. 甘肅社會科學, 2008,(02) .
[8]陳志龍. 試探我國城鄉社會保障服務均等化的政策選擇——基於政府公共政策價值理念的分析[J]. 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09,(04) .
[9]王長委,劉增宏,張俊平. 中山市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現狀調查及分析[J]. 廣東農業科學, 2010,(04) .
[10]林淑周. 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研究綜述[J]. 福州黨校學報, 2011,(01) . 6]李永生. 甘肅省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研究[D]. 蘭州大學, 2007 .
[7]王守雲. 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D]. 山東師范大學, 2007 .
[8]陳建馨.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學, 2007 .
[9]郭喜忠. 西部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研究[D]. 中國農業科學院, 2007 .
[10]萬敏. 農民參與農村社會保障的意願研究[D]. 華中農業大學, 2007 .
❺ 關於農村養老保障機制的論文
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綜述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80%，約為9億。妥善解決廣大農村困難群眾的最低生活保障，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農村地區推廣"低保"制度，體現了政府在積極承擔更多的公共職能，但相應資源需求的擴張與地方財政困境之間也呈現出尖銳的矛盾，農村"低保"任重而道遠。保障農村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一、 當前農村貧困的現狀與農村低保工作存在的問題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和社會為保障收入難以維持最基本生活的農村貧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種社會救濟制度。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時有效地保障農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權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也是能否盡快建立與完善農村保障制度的關鍵。
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義：
1、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20世紀80年代，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使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以集體經濟為依託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基本解體，農村傳統的以土地為基本手段的生活保障體系被削弱，農村的傳統家庭和社會關系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養老、醫療問題以及部分農民的貧困問題日趨嚴重。盡管1995年民政部為了幫助農村的貧困戶解決衣食之憂，開始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試點工作，但仍難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一是實施范圍窄，覆蓋面小，相當部分貧困居民得不到救濟和補助;二是標准偏低，難以保障救助對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門的救濟經費不足，根本滿足不了貧困人口的實際生活需要。所以，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必須盡快建立起我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緩和改革中的社會矛盾。改革本身是經濟利益在全社會的重新分配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人會受益，一部分人會受損;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高於另一部分人的受益。因此改革蘊含社會風險並形成對社會成員的壓力。但是，全社會每一個人對社會風險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顯然弱勢群體對社會風險的承受能力較低，當這些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脅時，貧困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可能轉化為政治問題，產生嚴重的社會矛盾。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助於改善農村弱勢群體和貧困群體的生活，緩和社會矛盾，為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3、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盡快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農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都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即農民只有在溫飽問題解決後才有可能投保參加，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對農村全體社會成員的最低生活的保障，不僅經濟發達地區需要，經濟欠發達地區更需要。在整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其它各項制度都不能直接、及時、最大限度地解決廣大農民群眾的生活困難問題，惟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做到這點。因此，盡管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各項制度都很重要，都需建立起來，但相比而言，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1]
我國農村扶貧戰略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是20世紀80年代初解決普遍貧困的階段，把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1985年的1.25億;第二是區域性的開發式扶貧階段，其目標是通過政府努力，直接投資於具體的開發性項目，從而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並通過地區經濟增長，增強貧困人曰的"造血"能力，實現減貧的目標。特別是通過"八七"攻堅計劃，在上個世紀末貧困人口減少到了3000萬。在目前遺留下的2820萬貧困人口中，約1/5為五保戶，1/3強為殘疾人口，超過1/4居住在不適宜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這意味著，現有的農村貧困人口已經嚴重邊緣化，用傳統的區域開發的方式進行扶貧已經不能奏效。
鑒於與20世紀相比，農村貧困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首先，以普遍的增長為目標扶貧方式已經不適用於這些邊緣化的貧困人口。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雖然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果，但也擴大了收入差距，只有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平均增長率。其次，區域性開發式扶貧的效果也日益減弱。2001-2002年年均扶貧投入分別為"八五"和"九五"時期的3.7倍和2倍，而每年減貧的效果不到這兩個時期的一半和1/3。每年人約300億元的扶貧資金主要投在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但這些縣所覆蓋的貧困人口不到62%,
因此，針對目前的農村貧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種比區域性扶貧戰略更加精確的瞄準機制，以及比開發性扶貧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來幫助他們脫貧，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為此，農村"低保"是最適宜的制度選擇。
農村貧困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我國的農村貧困，不單是農民收入低、縣鄉財政底子薄、農村基礎設施落後，它還包含了農民現有知識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閉塞、教育和科學的落後、衛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即人文貧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1997》中給人文貧困所下定義為：人文貧困是指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而限制了人的選擇。
1、從收入上分析。2003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從1997年的1: 2. 47擴大到2003年的1: 3.24。從1997年到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連續7年沒有超過5%，僅相當於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幅度的一半。目前，7億多農村居民在全國消費品市場所佔份額僅為38.9%，而不到全國人口40%的城鎮人口卻佔有全國60%以上的消費品市場。持續較長時間的農村市場低迷，消費不振，事實上已經構成我國經濟整體運行質量提高的重要制約
2、缺乏金融支持已成為農村發展的制約瓶頸。(1)自1978年到2001年，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支出從151億元增加到1516億元，年均增長10.5%；同期，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3.4%下降到8%。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出，扣除農、林、水等行政部門的事業費用後，真正用於農業生產的已所剩無幾。(2)長期以來，農村金融市場都是存多貸少，金融機構就像水泵一樣，把農村聚集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抽取到非農部門，致使本來乾涸的農村市場存貸倒差突出，發展生產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近幾年，在全社會貸款余額中，農業和鄉鎮企業的比重一直分別只佔5%左右。1998年-2002年，全國銀行系統存貸差導致農村資金外流達3000億元。
3、從公共產品在城鄉的分配來看。(1)從總體上比較，城鄉之間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已有20年以上的巨大發展差距。我國農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僅相當於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卻要交納比其所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多得多的稅收，農村貧困和非貧困人口來自國家或集體的轉移收入分別占收入來源的-3.56%和-1.13%。然而，相比之下，城鎮居民則長期享受國家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並直接得到各類財政補貼。(2)農村教育投資佔全社會教育投資總量的23%，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農村的知識貧困。 (3)農村衛生方面的狀況也不樂觀。農村衛生投資佔全國衛生投資總量的15%。據有關部門對湖北、江蘇、廣東三省的農戶典型調查，"因病致貧"占貧困戶的比例高達30%。(4)農村獲得信息的渠道極其狹窄。就全國來看，目前網路用戶中只有0.3%的用戶是農民。
4、社會保險在農村的匱乏。到2001年底，全國有5462萬農村居民參加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佔全部農村居民的15.37%；以四川省為例，截止2003年底，農村參加養老保險的有369.1萬人，佔全省農村居民的18-86%。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也剛剛起步，失業保險在農村的覆蓋率接近於零。
5、土地產權殘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規定，國家可以依法對土地進行徵用，即土地市場被政府壟斷，而壟斷所得的"超額利潤"，農民則得之甚少。由於農民對土地沒有支配權，加之農業比較效益低，導致土地粗放經營、掠奪性經營乃至撂荒現象頻頻出現。據四川省的典型調查顯示，農地撂荒比重已達到10%左右。
6、從社會政治地位上分析。農民與城鎮居民相比，明顯處於弱勢地位，普遍面臨組織化程度低，保護利益弱等突出矛盾。近一億的農民工更是生活在城市邊緣，低收入、低福利、被拖欠工資、超強度勞動、無安全保障、不簽定勞動合同等利益被侵犯現象相當普遍。特別是收入問題和社會歧視以及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已日益嚴重。
7、扶貧資金力度雖大，但收效甚微。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政府在農村減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官方貧困線標准，1978- 1999年，農村貧困人口由 2.5億人減少到3412萬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在扶貧資金和扶貧人力方面，均加大了農村扶貧的力度，但減貧的效果卻不甚明顯。[3]
在農村，傳統的社會救濟是對農村"五保戶"、特困戶實行不定期、不定量的臨時救濟，這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困難，但這種方式具有一定的隨意、臨時性。特別是對優撫對象的老弱病殘和無勞動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關臨時送溫暖難以解決他們長期生活困難的問題。記者從福建省民政廳了解到，全省農村低保實施半年多來，出現三大不容忽視的問題。
1、農村家庭收入具體計算辦法尚需規范。各地反映在審查、審核低保對象時，對困難家庭的收入計算雖有統計局提供的計算農村家庭收入辦法，但在實際執行時把握和確切計算還有難度；個別地方還存在人戶分離，把年老父母與子女分開，單獨由父母申請農村低保，而把法律規定由子女承擔的贍養義務推向政府。
2、省級轉移支付核定的五保戶數量與部分地方實際"五保戶"人數有偏差。去年福建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對五保戶供養採取省級專項支付補助辦法。由於多年來各鄉鎮未認真執行國務院頒發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五保對象的評定和發證工作沒有正常開展，致使調查摸底人數偏少，影響了五保戶的准確核定。
3、縣、鄉(鎮)負擔資金能否持之以恆按時足額到位，還有待今後加強督促。這次調查了解，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縣、鄉負擔的保障金，仍有部分地方可能難落實。[4]
目前，農村低保工作還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認識上的誤區。①德政工程論。目前包括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許多人對低保工作的法制性認識不足，認為低保工作是黨和政府的一項德政工程，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現行的工作方式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隨意性較大，錢多了就多保一點，錢少了就少保一點，因錢定人。②經濟決定論。也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門認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經濟發展相對落後、財政資金不足，所以愛莫能助。就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言，經濟和資金實力的確是一個重要條件，但絕不是決定因素。③城市優先於農村論。不少人認為，同是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最起碼還擁有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而城市三無人員、下崗人員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經濟來源，因此，城市低保工作比農村低保工作更迫切、更重要。在實踐中重視城市低保工作，忽視和輕視農村低保工作
2、農村低保對象界定標准上的困難。和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收人有其自身特點，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難：第一，收入難以貨幣化。由於農村居民收入中糧食等實物收入占相當比重，在價值轉化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第二，收入的不穩定性。除農作物收成的季節性及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較大等因素外，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穩定性。第三，由於農村養老金制度遠未普及，那些喪失勞動能力和經濟來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醫、子女求學等方面的困難加大。
3、低保資金難以落實到位。主觀層面上，部分基層政府部門對農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造成資金的擠占挪用；客觀層面上，低保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完全依賴財政投入。不少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收支狀況尚屬"吃飯財政"，依靠財政解決城市低保問題已勉為其難，對面更廣、量更大的農村低保工作，供需矛盾突出、資金缺口難以彌補，這是制約農村低保工作整體推進的一個客觀問題。
4、管理體制難以適應形勢的變遷。在戶籍制度放開、人口流動頻繁的新形勢下，農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難度進一步加大。由於農村居民居住地相對分散，而基層民政部門人員配備較少，由鄉村兩級逐一調查核實的工作量較大。[5]
在當前，一些國家級貧困縣、偏遠山區農村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正常勞動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獲收入都只能勉強維系基本農業生產、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災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學，那就會入不敷出，生活艱難；如果是五保戶、殘疾人家庭，則常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證。雖然地方上會給予適當的生活補助，但是每個月幾十元對當前的物價水平來說、只能是杯水車薪，很多農村特困家庭經常借米下鍋。
因此，在城市低保制度日趨完善的情況下，建議有關部門把農村五保戶、特困群眾納入低保范疇，擴大覆蓋面、提高標准額：對五保戶最好能辦理農轉非戶口，實行集中供養，執行城鎮的低保標准；對特困群眾則依據困難情況，由財政撥付專項資金，給予適當的定向補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確保他們的基本生產、生活。也許有些地方要說財政困難啊，沒有錢啊等等。事實上，很多貧困地區的領導幹部們如果能少開幾次興師動眾的大會、少買些高標准豪華轎車、少進幾次賓館娛樂場所，這點錢還會省不出來？關鍵是領導同志們心目中有沒有裝著老百姓的利益，有沒有把百姓的冷暖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6]
二、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討論
第一種觀點認為，很多地方的城市都對生活困難的低收入家庭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低保制度卻忽視了農村的特困群眾。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確立，是消除城鄉差別、實現農民國民待遇的重要舉措。
1、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於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由於農業本身的特殊性，加之受各種因素影響，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極為緩慢，有的甚至呈現負增長。而我國其他非農行業近幾年都發展迅猛，由此導致城鄉差距逐步擴大，農村社會也因此產生一些不穩定因素。而建立農村低保制度，適當增加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對於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緩解社會矛盾將發揮積極作用。
2、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需要。發達國家經驗證明，要建立完整的市場經濟體制，離不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而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面向的是城鎮人口，這是不夠全面的。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後，我國農業與其他行業一樣面臨國際競爭的壓力，同時農業由於受科技落後、種植模式和管理模式落後等因素的影響而處於不利位置。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保證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幫助他們適應市場，就顯得尤為迫切。
3、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對等原則和稅收公平原則，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舉措。從農民角度看，他們不僅上繳農業稅以及名目繁多的費直接為國家財政做出貢獻，而且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方式間接為國家積累大量財政資金，且這種積累方式目前還在持續。按照利益對等原則，政府以財政資金向社會提供服務及公共產品，作為這些服務及公共產品的受益者應該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稅費的農民。社會保障實際上就是政府向國民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與城鎮居民一樣，農民也應該享受社會保障服務。結合我國各級財政實際狀況，目前應先建立農村人口低保制度為宜。[7]
第二種觀點認為，具有最低生活保障作用的土地保障功能日趨弱化。
由於農村社會保障的缺失，土地在充當農業家庭經營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同時，也成為包括從事非農產業活動人口在內的全體農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託。這也是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持反對觀點的主要依據。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城鎮化的加速推進以及加入WTO對農業的沖擊，農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出現日趨弱化的態勢。主要原因是：(1)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越來越低。隨著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農產品價格指數持續下降的走勢，農民得自於土地的經營性收入大幅下降。 (2)農村土地的稅費負擔過重。以1999年為例，未扣除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較上年增加2.2，但人均農業各稅卻增加了5.8。日趨沉重的稅費負擔，使越來越多的農民視土地為包袱，出現嚴重的土地"拋荒"或無償轉讓現象。(3)根據現行土地政策，農民對所承包的土地沒有所有權，因而不能憑借出售土地的收入來為自己提供保障，因而土地對農民的保障功能主要體現於就業保障，即保障自己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然而一旦農民由年老或其他原因喪失勞動能力，這種保障功能將隨之消失。[8]
第三種觀點認為，能否在農村真正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難點在於資金的籌措。資金缺乏是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後的關鍵原因。原則上這部分資金應該來自於財政，通過各級政府來籌措，因為開辦社會保障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享受社會保障是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這已經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和構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立意。我國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夠普遍建立起來，關鍵就在於政府的全力支持，並在資金上給予保證。但是這種主要靠政府、靠各級財政籌措資金的辦法，在經濟條件尚好的地方才有可能維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靠各級財政籌措資金難度很大，這直接影響到了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徵收社會保障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專項基金。
徵收社會保障稅是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經驗，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個國家開征了社會保障稅，且這種稅已成為僅次於所得稅的第二大稅類，在籌集社會保障基金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從我國實際看，開征社會保障稅也是必要和可行的。[9]
第四種觀點認為，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一份建議書，建議中國通過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來從根本上解決2820萬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他們認為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比開發扶貧投入少，而且更見效。
這份題為《關於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全面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建議》指出，中國政府從1986年以來啟動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有組織的開發性扶貧計劃。未獲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從1985年的1.25億減少到2002年底的2820萬。剩下的未獲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適宜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或最終需要搬遷移民的。剩下的未獲溫飽人口中，有相當大部分也是患有長期慢性疾病或體弱多病失去正常勞動能力的。對這幾部分人口繼續沿用開發性扶貧方式，不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難根本解決問題。
基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出現的新形勢和特點，中國應該通過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解決農村未得溫飽人口的貧困問題，而且中國政府已經完全具備這樣的財力與能力。
第一，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2年底人均純收入低於627元的農村人口為2820萬人，他們的人均純收入為531元。如把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線確定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徑計算，這僅需要27.07億元，相當於當年財政支出的0.12％。國家財政完全有能力承受這部分支出。
第二，目前中國農村絕對貧困標准（人均627元）是根據滿足普通農村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費需要制定的，食物支出部分佔全部支出83％。從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來看，農民人均收入達到這一標准，平均來說，應該能維持最基本的溫飽水平。這一標准低於人均1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但是事實上各國的最低保障線也往往是低於國際貧困線的。
第三，由於各地的物價水平與相對生活水平不同，627元的最低標准，對於沿海發達地區，甚至於部分中部地區來說是低了一些。在具體發放農村低保時，中央財政可按統一標准向各地支付低保資金。而各地可根據地方的財力與具體情況調高本地的農村低保標准。
"建議書"認為，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並不意味著當前的開發式扶貧工作可以放鬆。事實上，以人均收入1天1美元的國際標准衡量，除了這2820萬人之外，中國還有約6000萬純收入介於627到869元的低收入人群。他們剛剛跨過溫飽線，極易返貧。但是與上述的2820萬人不一樣，這部分人是有生產能力的，開發式的扶貧方式對他們更為適宜。[1
第五種觀點認為，在"保障待遇"上，農村"低保"標准應由縣級市、區民政部門會同農村工作、財政、統計、物價等部門制定，每年由民政部門提出保底指導標准。標準的確定和調整，還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當地農村年人均實際生活水平；維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費用；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
對於同一地區的"低保"對象，還應"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不同待遇"。如把"低保"農民分為"失地農民"和"非失地農民"，給予不同的"低保"資金。土地實際上一直承擔著廣大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擁有土地的農民在土地上尚有一定的收入，而失去土地後，也就失去了一項重要的生活來源。所以對兩者的"低保"資金也要制定不同的標准。
從工作發展情況看，經濟較發達地區條件比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標准、辦法有別的農村"低保"。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由於農村社會救濟任務繁重和地方財政困難等因素，建立農村"低保"制度難度相對較大。農村'低保'資金籌措多是由縣(市區)、鄉(鎮)、村(居)按比例承擔。但縣、鄉財政緊張，村級財政沒有穩定的來源。因此，農村"低保"大面積推廣，還存在不少難題。
新出台的政策應將享受"低保"視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不是政府對他們的一種施捨，不得設定各種附加"條件"和"義務"，讓更多的困難群體有尊嚴有保障地拿到"活命錢"。[11]
第六種觀點認為，解決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資金來源是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關鍵環節。表面上看，農村有8億人口，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在財力上會承受不起。這也是很多人對農村建"低保"持消極態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只要標准適宜，操作得當，建立農村"低保"的財政負擔並不重，在財力上是可行的。
目前，每年中央扶貧資金總量超過300億元，其中財政扶貧資金100億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財政扶貧資金，用於扶貧的財政資金每年近140億元。如果這些資金用於建立"低保"，甚至可以把"低保"標准提高到目前的絕對貧困線之上。此外，目前民政部門每年支出近14.2億元，已經在為2289萬農村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會救濟，而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與貧困人口重合的。將現行的農村社會救濟與新建立的全面"低保"制度統籌起來，財政上的負擔可以進一步減輕。另外，由於實際支付的低保資金是補足家庭人均收入和貧困線之間的差額部分，因此，實際的支付數額將低於按貧困線支付的數額。
每年需要投入的財政資金和資金所能覆蓋的貧困人口。在財政投入和城市低保大致相當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低保制度解決現有的農村貧困問題。很顯然，如果降低低保標准，僅僅利用現有的公共扶貧資源，就可以覆蓋更多的農村貧困人口。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對現有扶持農村脆弱群體的公共資源進行結構調整，而不會對財政資金的總量產生很大的影響。
從政策的延續性角度出發，應該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作是現有的專項扶貧計劃的延伸和完善，是將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化的過程。由於改變以往扶貧資金的使用方式會提高社會救助的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將以前的扶貧資金，尤其是扶貧資金中財政投入的部分，轉作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不僅會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於建立農村社會救助的長效機制。[12]
第七種觀點認為，現階段我國政府在構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中的責任重點應當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進一步強化農村社會救濟制度建設中的政府責任。與社會保險制度強調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不同，社會救濟制度的對象是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單純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甚至生存。因此，國家對於社會救助對象要發揮主導作用，承擔起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中最基礎性制度的職責。農村社會救濟制度包括五保戶制度、救災救濟、最低生活保障與扶貧開發等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際通行的普遍化的社會救濟制度，也是發揮社會保障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應當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繼續大力實施扶貧開發政策，使農村貧困人口既真正得到救助，又有利於提高制度運行的效率。其次，政府有責任強制性推動農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醫療保障是目前廣大農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政府有責任在廣大農村逐步建立"(大病)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制度以保大病為重點，並兼顧公共衛生保健。再次，在完善家庭保障的基礎上適當扶持農村老年社會保障的發展。同時，還可以考慮結合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通過賦予農村土地"永佃權"，使地租成為農村老年人口的重要收入來源。[13]
三、對策建議
在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建立，而國家財政目前又無大量資金投入的情況下，將城鄉低保工作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❻ 農村養老保險國外研究綜述，必須有國外一些學者的觀點，求幫助
多少字呢。什麼時候要，
我來幫你看看。
❼ 求勞社保專業畢業論文，文獻綜述：關於農村養老保險中政府責任。最好是國內國外學者觀點都有哦
不要代寫論文的回抄答你
那可能就沒有人回答你問題了喲
畢業設計、畢業論文是求不來的
都是收費的喲
網上免費的都是不完整的
或者網路能找到的
那肯定是通不過的
你要是自己沒時間做或者不會做的話
建議找人幫你代做
需要的話
我們團隊也可以的
原創 按照要求定製 包修改 包過 直到通過為止
回答者上有Q
❽ 河北農村失地養老保障有什麼新政策呢
在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新農村的今天，農村社會保險越來越受到政府、理論界和廣大學術界的關注。鄭功成(2002)認為，農村養老保險的停滯潛伏著巨大風險，主張分類分層解決農村養老保險問題。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宜「進」不宜「退」，宜早不宜遲。「進」應該是正視現實，在具備一定的條件的基礎上循序漸「進」，而不是不顧客觀情況一哄而上(王芳、王天意，2005)。鑒於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計劃生育對家庭養老功能的削弱，以及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故在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過程中，在重視社會救助的同時，要把社會養老保險作為重心來抓(劉書鶴，2001)。東部地區基本上具備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中西部地區個別省份具備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合理的方案是在中西部選擇部分發達地區試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等待條件成熟後再全面推行(王國軍，2002)。本文對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研究做一綜述，去粗取精，以利於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
一、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是否成熟
在這一問題上，理論界多數學者均認為中國目前還不具備全面推行這一制度的條件，但也有少數學者持不同意見。
第一種觀點：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件尚不具備。有代表性的觀點出自何文炯等(2001)。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覆蓋於農民，都是處在該國工業化、市場化、農業生產集約化、農產品商品化程度較高，工業化由中期轉向成熟期的過渡階段，即工業化靠自身積累且其剩餘能反哺農業時期。這時，國家綜合實力增強，農民收入大大提高，農民人口相對一國人口總數已不佔絕對多數。而目前，中國農村多數地區仍處於相對封閉的小農經濟階段，且地區之間發展水平差距過大，因而，在全國范圍內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經濟條件尚不具備。他們認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就全國而言，發達地區應積極推進，欠發達地區應暫緩推行，然後逐步擴大其實施范圍。不管是發達的農村地區還是欠發達的農村地區都應建立綜合性、多渠道的養老保障體系，以對付農民的老齡化風險。梁鴻(1999)在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的約束因素進行分析後指出，由於中國政府財力有限，而城市又處於經濟改革的中心，根據「發展優先和效率優先」的發展戰略，必定在資金的競爭性使用中具有優勢；而且福利國家的困境——「福利病」對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國家不敢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投入太多；再加上中國農村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又已達到相當程度，因此，現階段中國尚無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國范圍內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區的社區保障作為替代。
第二種觀點：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件已經具備。盧海元(2003；2004)認為：①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條件基本成熟。2001年，以美元計價，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0185元)已經超過歐洲國家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時的最高水平(愛爾蘭，1998年為9580元)。即使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1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已經達到5774美元，也超過了發達國家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平均水平(5226美元)時。2002年，中國農業GDP比重已經下降到15%。可以說，中國逐步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濟條件目前已經基本具備。②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戰略條件基本具備。首先，中國GDP將突破10萬億元，財政收入也突破1.7萬億元，經濟發展已經上了一個大台階，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和手段都已具備。其次，由於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發達地區農村、城鎮近郊農村和中西部一些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農村，已經具備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再次，計劃生育國策的實施，一方面打破了農村「養兒防老」的傳統方式，另一方面加速了農村人口的老齡化，這些都要求中國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最後，加入世貿組織要求嚴格限制使用農產品價格保護等與之相抵觸的農業政策。為避免農業受到重大打擊，為避免農民利益受到嚴重損害，中國應該充分利用「綠箱」政策，對農民實施更有效的保護。不失時機地為農民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郭秀亮、范作雄(1997)認為，農村能否順利推行社會保障，歸根到底取決於兩個方面：其一，有可靠而穩定的資金來源作保障；其二，農民有較為強烈和廣泛的社會保障參與意識。前者是推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硬體」，是物質基礎，後者則是一種軟體，是順利實施社會保障制度而必須具備的一種社會氛圍。基於此，他們指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得中國農業產生了巨大的質的飛躍，已初步具備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首先，鄉鎮企業的迅速崛起為集體經濟組織繳納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基金提供了可能；其次，農業勞動者收入的提高使得農民具有了較為強烈的社會保障參與意識；再次，存在通過國家政策性調節措施(向高收入階層征稅和在國家財政中設立社會保障支出項目直接撥款)來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的可能。
二、政府責任
不能以政府對農村居民沒有承諾為借口來拒絕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鄭功成，2002)。陸解芬(2004)認為，政府必須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和運營中起主導作用。具體而言，政府的責任主要可分為：第一，政策責任。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過程中，政府應起主導作用，政府的重視和支持是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根本和前提。第二，財政責任。一項社會政策的執行，需要人力、物力、財力等的支持，其中，財力支持是最重要的。第三，法律責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中國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具有一定的強制性，而這種強制性必須通過國家立法來保證。李迎生(2005)認為，政府擔負著構建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的管理體制，兌現國家對農村社會保障的財政責任並推動多渠道籌集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確保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監管機制，推動農村社會保障的立法建設，以及創造適宜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外部環境等重要職責。當前，為保證政府切實地履行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的職責，需要糾正認識上的偏差——對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趨勢應有正確的認識和合理的估計，以及實踐上的偏差——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上長期存在的重城市、輕農村的做法。
三、模式選擇
建立和完善以農民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為重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適應各地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堅持發展農村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是中國改革開放條件下解決養老保障問題的新創造(趙瑞政、王愛玲、任伶，2002)。
第一個觀點：分類分層。鄭功成等(2002)認為，一個較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對農村居民的社會養老問題進行分類處置，優先考慮已經非農化、城市化的農村戶口勞動者，優先考慮響應國家號召的農村計劃生育夫婦，優先在發達地區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和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及其他經濟條件好的地區可以先行一步。鄭秉文等(2001)認為，按照《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模式，要做到突出重點、區別對待、分類指導、有序發展。還有人認為，中國應該改變目前農村既定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模式，在經濟較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可實施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接近的制度形式；在農村中等收入地區，農民的個人賬戶養老金可通過購買商業保險養老金產品來實現。總而言之，在一種漸進的動態整合中，逐步實現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整合統一(陳志國，2005)。
第二個觀點：「三結合保障」。楊翠迎(2005)認為，面對龐大的農村人口群，單純地靠哪一種養老方式都難以擔此重任。在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需要發揮家庭養老、社會養老保險、社區養老三種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決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需要。中國農村養老保障的出路在於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建立不同的養老保障模式，而且重點在於解決養老資金來源的問題。從長遠來看，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養老問題，必須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袁春瑛等(2002)認為，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多管齊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功能得以發揮，並在此基礎上立足各地實際，分類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將家庭養老、土地保障與社會養老三者結合起來，是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的一種理性選擇。有學者認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仍然要採取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供養為輔的模式(閻昆，2000)。
第三個觀點：創新制度。盧海元(2003)在《實物換保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創新之路》中指出，「實物換保障」是根據不同的對象，以特定方式將其擁有的農產品、土地和股權等實物轉換為保險費，分別設計現實可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方案。年輕農民實行「產品換保障」；老年農民和被征地農民實行「土地換保障」；進城農民工實行「產品換保障」+「土地換保障」的「雙軌制」；鄉鎮企業職工實行「股權換保障」+「產品換保障」+「土地換保障」。閆艾茹(2003)和孫潔(2004)認為，根據中國國情，政府目前不可能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提供巨額的財政補貼。建立個人賬戶儲備積累、繳費確定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國情和農村實際做出的現實選擇，也符合國際養老保險的發展方向。
四、籌資模式
目前，對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籌集模式的探討較少。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採取怎樣的基金籌集模式?多數學者(例如鄭秉文等，2001；楊東樂，2005；劉翔，2006；等等)贊成《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中提出的「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的資金籌集模式，認為它比較符合中國農村現階段的實際情況，有利於中國社會經濟協調發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福利國家養老保障的弊端。相反的觀點(例如高和榮，2003；趙建國，2004；等等)則認為，這種籌資模式下，國家和集體所體現的社會責任過小，不僅會造成資金來源不足，降低其保障水平，而且會影響農民參與社會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加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難度。
五、基金管理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委託保險公司管理是一趨勢。劉貴平(1999)認為：①由於政府壟斷經營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容易出現官僚作風、效率低下、服務質量差的後果，所以，不應放棄和排斥依託於保險公司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②實行按季節或按年度繳費符合農村實際，而按年度繳費更符合農村實際情況，但養老金按月領取比較好。所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該是「按年繳費，按月領取」；另外，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應實行封閉運行，將其歸集在財政專戶。即一方面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集中在省級管理；另一方面委託專業管理機構進行多元化組合投資運營。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運營模式從國家經營向基金管理公司經營的轉變過程中，政府承諾的最終擔保所起到的穩定作用是無法替代的。實際上，專家理財也有風險，為此，政府應承擔最終擔保(牟放，2005)。目前，以縣為中心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管理體制中，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經辦機構實際上擔當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受託管理人的角色，卻不具備資本市場的投資主體資格。對此，可行的辦法是在中長期內，一是建立全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受託管理機構，集中管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在有條件的地方建立省一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受託管理機構，集中管理一個省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二是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受託管理機構的省份，應當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面開展、基金積累規模較大，同時具備相應的基金管理人才和技術的省份。三是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基金的歸集、支付和基金收益的分配(趙殿國，2004)。
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商業保險公司有助於農村養老保險的推行。羅世瑞(2004)指出，農民的養老問題關鍵在於經濟保障，農民的養老問題可以採取讓農民參加商業保險的辦法來解決，不依賴於國家財政支持。商業人壽保險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適應性。農民可根據繳費能力、保障需要和其他具體情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險種。但是，中國農村壽險市場存在有效供給不足、經營主體單一、費率不合理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途徑是引入相互保險形式，增加保險市場供給主體，降低費率，激活農村保險市場，推動中國農民養老問題的妥善解決。鄭功成等(2002)對此持否定意見，認為不能對商業保險公司寄予過高的期望，更不能指望依靠商業保險來替代政府承擔的責任。
六、失地農民社會養老保險
對於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養老保險的問題，國內專家學者基本達成一致，認為現階段應該採取「以土地換保障」的方法，建立以就業為支撐的政府主導型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塗文明，2004)。但是，至於社會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專家學者又持有不同的意見。
第一個觀點：土地使用權置換保險金。張時飛、唐鈞(2004)和樓喻剛、金皓(2002)提出了「以土地換保障」的政策建議，即從土地徵用款中確定一定數額建立失地農民的基本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他們認為，土地徵用款是農民失去土地後維持生計的唯一資本，政府利用這一「歷史性時刻」積極弓[導失地農民投資於養老保障，是維護他們切身利益的重要舉措。只有切實解決了失地農民的後顧之憂，才能降低企業吸納失地農民的成本，增強失地農民的就業競爭力，從而為他們的長遠發展拓寬空間，進而形成「以土地換保障，以保障促就業，以就業促發展」的良性循環。閆艾茹(2003)認為，國家在徵用土地時，對轉讓農村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可讓其直接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並根據農村土地使用權轉讓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為5年以上的個人賬戶積累額，促進農民從傳統土地保障到社會養老保險的平穩過渡。土地使用權置換出的保障資金直接進入農民個人賬戶，增加了失地農民養老保險的積累；同時，還可以借鑒這種方法促進農村土地的規模經營，加快農民城市化進程。常進雄(2004)認可「土地換保障」的理論，認為上海市「小城鎮保險模式」具有積極意義，值得推廣。
第二個觀點：建立「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黨國英(2004)提出，現階段應該建立「國家失地農民賬戶」，讓農民能夠陸續使用出售土地所獲得的資金和這部分資金所產生的利息；將這兩部分資金與地方社會保障基金的使用統一起來，使農民獲得與城市居民一致的社會保障水平或者比城市居民略高的社會保障水平。
此外，設計一種替代耕地佔用補償金的新稅種(例如叫「農地交易特別稅」)，實行累進制，將高出一定水平的貨幣化的級差收益集中到國家手裡，建立「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就是說，對於一些大中城市的郊區和一些發達的對外開放地區，在土地交易總收入中扣除了必要的部分(主要是農民的安置費和「國家失地農民賬戶」資金這兩個部分)以後，對其餘部分實行累進稅，將相當一部分資金集中到國家手裡，形成全國統籌使用的「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
「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的主要用途是：第一，對一部分失去耕地以後所獲得的補償收入不能滿足生活保障需要的農民進行援助。特別在一些落後地區，由於公用事業發展需要而導致的土地徵用中，農民有可能不能獲得足夠的補償(因為土地的市場價格很低)，需要「國家失地農民保障基金」進行轉移支付，以幫助這里的農民。第二，開墾或復墾一部分土地，安置因公用事業征地而喪失土地的農民。第三，補充「國家失地農民賬戶」資金的不足。
第三個觀點：實行「三方」付費制。宋斌文、荊瑋(2004)傾向於給失地農民建立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模式應是個人賬戶式的完全積累制，採取「政府出一點，集體補一點，個人繳一點」。其中，政府出資部分不低於社會保障資金總額的30%，從土地出讓金中支出，直接進入社會統籌賬戶以備調劑使用；集體承擔部分不低於社會保障資金總額的40%，從土地補償費中支出；個人負擔部分從征地安置補償費中抵交，集體和個人所繳資金進入個人賬戶。他們認為，對失地農民社會保險的支出標准要低於城鎮職工，並且從土地出讓金中提取建立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風險准備金，以應對將來養老保險的支付風險。鑒於政府為失地農民建立社會保險個人賬戶難以一次性拿出全部資金，可借鑒台灣地區的做法，以向失地農民發放債券的形式支付，等以後土地有收益再分階段向農民個人賬戶注入資金。同時，鼓勵失地農民積極參加商業保險。
第四個觀點：「農轉工」。成得禮、董克用(2004)提出，吸收失地農民參加城鎮養老保險。對於「農轉工」人員，要按照將其農齡按一定的比例折算為工齡的辦法，使農齡與工齡接軌，從而將這部分人納入城鎮養老保險體系；對於自謀職業人員，要為其開辟參加養老保險的渠道，對達不到基本養老保險繳費年限的，允許一次性補繳，使他們享受與城鎮職工同等的養老保險待遇。失地農民由於失去了土地，在無業或失業期間不再有任何收入來源，也不再有退回農村的可能，因此，政府應該盡快拓寬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圍，將失地農民納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內，以解決失地農民的後顧之憂。
七、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
鑒於農民工數目龐大和短期內其轉移潮流不可能停下來的事實，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也成為學者們關心的焦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他們在農村的父母的養老保障造成了極大影響，但同時，經濟因素、文化認同、權益意識的覺醒等，對他們自身未來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又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因而，政府應該因勢利導，在政策、立法和管理上推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而不應該重城鎮、輕農村(戴衛東，2005)。
(一)第一個視角，總體原則
第一個觀點：分類參加。鄭功成(2002)認為，對於農民工養老保險，有必要設計兩個以上的方案供有穩定職業的農民工(有較長時期的勞動關系和穩定的工作崗位)和無穩定職業的農民工(經常處於流動狀態)自主選擇，並作為全國性的政策出台；否則，養老保險可能演變成一種不確定的強制儲蓄，從而失去這項政策的本源意義。政府在實施此類政策之前，還可以先對農民工進行適當分類，對達到規定居住年限及有相對固定住所和單位的農民工，給予享受本市居民權益的資格條件，並正式納入當地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而對不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則另提方案加以解決，並視情形逐步納入。
第二個觀點：城鄉逐步統一。李迎生(2001)主張將進城農民逐步納入城市職工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原因在於改革以來，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已在城市和小城鎮居住多年，職業、生活都已有了相當的基礎，和城鎮企業職工已無二致。他們實際已和農村脫離了聯系，再讓他們向家鄉農村社會保障機構繳納社會保險金，已不現實，只會給當事雙方造成困難和不便。從農民工收入來源、農民工養老保險具體操作、農民工養老保險的管理和監督角度來考慮，也有學者認為，在現階段把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納入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為宜(曹信邦，2005)。
第三個觀點：回鄉參保。楊立雄(2004)認為，中國由於歷史原因形成的二元體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打破，目前把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中來既不現實也不可行。可行的方案是把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並在適當時機，將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與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接軌。在資金籌集和繳納方式上應實行差別對待：東部地區，採取強制保險，以農民個人交納保險費為主，集體補貼為輔的方式；中部地區，採取自願參加為主，個人繳納與政府補貼相結合的方式；西部地區，採取自願參加為主，個人繳納為輔，實行中央、省(區)、市(地區)三級政府補貼的方式。
(二)第二個視角，賬戶設計
第一個觀點：個人賬戶比例化。由於農民工流動性大，工資水平低，多數農民工是「離土不離鄉」，簡單地把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當前既無條件也無必要。有土地的農民工，可按「土地換保障」的方法換算出積累額，計入個人賬戶。當前主要的工作是為農民工建立與城鎮企業職工規模相同的個人賬戶。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實行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模式，其中，僱主按員工個人繳費工資的10%繳納，員工按本人繳費工資的5%繳納。對僱用農民工的企事業單位，除繳納保險費享受稅前列支政策外，還可按其繳納的保險費額度，確定給企業減免一定期限(例如5— 8年)和比例(例如繳費額的5%)的稅收，這實際上是對農民工的個人賬戶進行間接補貼，可使企業和農民工直接感受到國家財政稅收政策的扶持，提高企業和農民工繳費的積極性。同時，通過間接的財政支持，政府作為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責任主體的作用也得以體現了。農民工在轉換工作時，養老金個人賬戶可隨同轉移，退休後按規定領取養老金(閆艾茹，2003)。
第二個觀點：「混合型」養老保險制度。徐賽嫦(2003)認為，應該建立「混合型」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其一，企業按大、中、小等級繳費建立社會統籌賬戶，並採用現收現付方式支付給老年農民工。國家養老保險機構將所有企業繳納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基金匯合統籌，從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保險金，平均注入當前本地區的每一按時繳費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不妨稱個人賬戶中的這部分基金為基本養老保險金。另一部分基金採用現收現付的支付方式，平均打入當前已經領取養老保險金的農民工的統籌賬戶。兩部分基金的比例由地方立法機關根據老年農民工的生活保障需求而定。當地區差異逐漸減少時，企業繳費標准和企業繳費分配比例將逐漸實現全國統一，並最終達到現收現付部分的全國統籌。其二，以自願原則為前提吸引農民工建立個人永久性賬戶，採用完全積累模式管理基金。農民工可以憑借身份證和工作證明在務工城市建立個人永久性帳戶(帳號與身份證一致)，並可隨時查詢。其三，進行規則和信息的全國統一。制度只有被法律的形式確定後，其實施才有合法依據，地方立法才有約束，規則才能全國統一。只有規則統一了，才能符合農民工的需求實現社會養老保險關系的跨地域轉移。另外，只有建立以地市一級為基礎的社會保險關系信息庫，實現全國范圍內地方之間的信息互聯互換，才能及時無誤地處理養老保險關系的地區之間轉移和接續事務。
第三個觀點：彈性養老保險制度。盧海元(2005)提出了制定適合農民工特點、繳費門檻較低、繳費方式靈活、可隨人轉移的彈性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設想。「彈性」主要涉及個人賬戶的繳費、政府對個人賬戶的補貼、待遇調整、覆蓋對象。改變現行制度設計中參加社會保險農民工只有到達領取養老金年齡才能動用基金的傳統規定，允許農民工通過保險證質押借款的方式，解決其生產、生活面臨的資金困難。
八、簡要評論
由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個新課題，整個制度還未定型，因此，學術界的研究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模式仍處在爭論之中。在認可中國農村有條件建立社會養老保險以及政府應該承擔該責任的基礎上，學者提出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地對待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不同的對象和不同的地區應該有不同的政策。例如，有學者(盧海元，2003)在借鑒歐洲及東南亞國家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實物換保障」的理論；還有學者提出「土地換保障」(陳頤，2000；常進雄，2004；於淼，2006)、「住房換保障」(潘岳，2006；袁友文，2006)等理論。究竟孰優孰劣，莫衷一是。
第二，對整體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研究相對較少。鑒於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特殊性，學者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整體設計顯得冷落，更多關注的是對失地農民、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問題的研究。筆者認為，從長遠城鄉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一體化的角度看，如果對農民工等特殊群體先制定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就必須在制度設計上考慮到這一點，不能抱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態度。
第三，沒有從動態的角度來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很多學者在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問題的時候，仍然靜止地以1992年民政部頒布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為藍本去分析。除了該方案是一個草案外，十幾年來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因素也發生了諸多變化。因此，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除了要考慮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外，還要考慮農村社會分層、文化、倫理、權益意識的覺醒等因素。
第四，缺乏對非經濟影響因素的理性分析。在分析影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因素時，大多數學者偏愛從經濟因素去看問題。事實上，在農村，尤其是在中國農村，筆者認為，傳統文化、道德倫理以及價值觀等非經濟因素在更大程度上阻礙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戴衛東）
❾ 我國有哪些社會養老保險模式
從1889年德國開始實行養老保險制度開始，到今天，養老保險制度早已成為工業化國家普遍覆蓋全體公民的一項最基本社會保障措施。從各國推行養老保險制度的實踐來看，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
（1）投保資助型養老保險模式。世界上實行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投資資助是最普遍、歷史最悠久的一種，開始於19世紀的德國。
投資資助型養老保險，是通過國家立法強制僱主和勞動者分別按一定的繳費比率投保，建立養老保險基金，實行多層次的養老金制度，退休金一般由普遍養老金、雇員退休金和企業補充養老金組成。國家在財政、稅收和利息政策上給予扶持。
投資資助型養老保險制度，享受養老保險待遇與繳費義務相聯系，即與員工工資掛鉤，但繳費和享受待遇的量並不一定完全對應。
這種制度可以實現一定的基金積累，作為支付的後盾，緩解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的沖擊。
（2）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模式。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由國家和僱主負擔全部養老保險費，雇員個人不繳納。是一種完全福利型養老保險制度，這種制度會使政府和企業負擔沉重，高福利和高稅收並存。
福利國家型養老保險有以下特點：
①實施范圍廣。一般覆蓋全體國民，甚至包括在本國僑居一定年限的外國居民，是一種人人皆養老的養老保險制度。
②與個人收入無關。即養老金的給付與在職時的工資、投保時間、對社會的貢獻大小等無關，只要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均可獲得相同數額的養老金。
③養老保險金的資金來源主要靠國家財政補貼。如丹麥養老保險基金的90%由國家財政提供。
（3）強制儲蓄型養老保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