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為多少

Ⅰ 2019年全國養老保險參保率

保險小編幫您解答，更多疑問可在線答疑。

《中國社會保障發展指數報告2012》（以下簡稱「報告」》通過測算2011年的數據指出，雖然全國養老保險待遇有所提高，但替代率呈下降趨勢。其中上海市替代率僅為36.97%，在各省區市中排名最低。全國城鄉養老保險參保率明顯提高，各省區市間差距明顯，最高的北京市為97.18%。
本報告由中央財經大學中國社保研究中心主任褚福靈編著，旨在通過建立指標指數體系等量化工具評價中國社會保障發展現狀，判斷中國社會保障發展趨勢。
各省養老保險參保率差距明顯北京最高97%
報告指出，全國城鄉養老保險參保率明顯提高，由2010年的39%升至2011年的59.26%。但各省區市間差距明顯，最高的北京市為97.18%，最低的廣西僅為29.05%。
在褚福靈的評價體系中，北京、上海以超過90%的城鄉養老保險覆蓋率被評為優秀。廣西、吉林、四川的覆蓋率均不足40%，被認為屬於較差水平。
在全國城鄉養老保障覆蓋率方面，報告認為水平在不斷提高，由2010年的42.78%擴大至2011年的62.38%。這一指標涵蓋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新農保、城鄉低保、農村五保戶和優撫制度。
通過指數化分析，重慶市是唯一在這一指標中被評為優秀的地區，覆蓋率達到81.51%。青海、山東、寧夏緊隨其後。內蒙古、黑龍江、天津覆蓋率均未超過50%，位列最後三席。
養老保險替代率呈下降趨勢上海最低37%
報告指出，雖然全國養老保險待遇有所提高，但替代率呈下降趨勢。全國城鎮職工養老金支出由2010年的月人均1395元，提高到2011年的1558元；相比之下，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卻由2010年的51.92%，下降到2011年的51.18%。
從各省區市情況看，替代率差距也較為明顯。山東、海南和新疆分別以71.34%、64.73%和64.62%的替代率排名前三；上海、天津及北京的替代率水平位列末席，其中上海只有36.97%，是唯一一個在這一指標體系中被認為處於較差水平的省級地區。
在褚福靈看來，提高替代率需要提高養老保險繳費年限，只交15年肯定無法達到50%-60%的替代率水平，30年的繳費年限比較合適。
養老保險基金結余各地不均衡
報告認為，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系數為1.5274，基本處於合理區間。但各地區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系數差距明顯，存在不均衡現象。
結余系數的計算是用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除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根據測算，廣東省的結余系數最高，達到4.0656，表示能用四年多；浙江省為2.7985，位於次席；山西達到2.4043，位於第三。
結余系數少於1的省市包括福建、海南、黑龍江、陝西、上海、天津和重慶。養老負擔相對較重的上海市，結余系數僅為0.5613，為31個省區市中最低。
褚福靈認為，從全國總體情況看，個別省份養老金缺口現象是存在的，但這是在沒有中央補貼的情況下。如果加上累計結余和中央轉移支付的部分，就不會有缺口現象。

Ⅱ 農村養老保險參保率

現在只有部分省市能給農民工上養老保險，主要有許多難處在其中，給你總結一下：
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運作的困境
從各市的實踐情況看，參保率低、覆蓋面窄是三類制度面臨的共同問題。在東莞，2001年勞動部門登記的外來工達201.46萬人，實際外來工已超過400萬人，而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只有85萬人。2003年，廣東省外來工超過1300萬人，而全省參加「城北的僅有1100萬人，參加保險的主要是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2003年上海市有3.9萬個單位為77萬外來農民工購買了綜合保險，僅占外來勞動力總數的20%。北京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也面臨同樣的困惑例。為農民工建立養老保險應該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但是各地的政策運行效果並不理想，主要困境是政府積極地設計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態度尚未得到企業的擁護與農民工的支持，從而表現為「一頭熱、兩頭冷」的矛盾現象。
(一)政府緣於勞動力市場發育、維護社會穩定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需要，對「工北給予了更多的關注
勞動力市場的開放，無疑對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和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然而，二元的社會保障體制並未對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農民工進行覆蓋，從而在城鎮形成了沒有社會保障的勞動階層。從社會公平的角度看，這不利於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完善，也不符合成熟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在同一勞動力市場，如果農民工不能像城鎮職工那樣享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待遇，由於在城市生存的需要和心理的不平衡，有可能會有過激行為，引發社會問題，威脅社會穩定與安全。其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保障不光是「減震器」，也是一個「指揮棒」。如果農民工進城打工獲得收入，不是出於養家糊口和維持生存的需要，而是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和自我價值實現的需要，那麼，在沒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情況下，農民工不會去從事危險性的、臟的；苦的或累的工作。自2004年起，全國范圍內相繼出現的「民工荒」便是佐證。與此同時，解決農民工問題不僅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方面，更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此外，從解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資金「空賬」壓力的角度看，為農民工建立養老保險制度既可以保護農民工利益，又可以聚集資金，緩解「空賬」壓力，實現政策效果上的「雙贏」。基於以上社會背景和現實需要的種種考慮，不少城市政府積極地探索解決農民工利益的長久計策，研究如何將農民工納入到社會保險制度的問題。
(二)企業對「工北持冷漠態度
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降低產品成本、壓低產品價格是企業提高競爭力的重要的手段；而社會保障費是企業產品成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往往被企業看作不利於保持、提高自身競爭優勢的因素。因此，在對待農民工養老保險的態度上，企業對政府政策並不擁護。20世紀90年代末期，國有企業改制時，大量的企業寧願選擇招用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的農民工也不願使用下崗職工，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在於企業使用農民工就不用支付社會保障費，可以降低勞動力成本。目前，部分地方政府要求所在地企業為簽發勞動合同關系的民工辦理養老保險，結果產生了種種逃避參雹逃避繳費的現象：有些企業為了應付政府部門的檢查，瞞報農民工數量，能「少北就「少北；有些企業老闆為完成上級的任務，僅給自己的親屬或朋友買保險，使保險利益不外流；更有甚者，出現了有些企業不按照真正的農民工名冊參保，名義上企業參保了，但實際上農民工未必清楚。另一方面，在實踐中因保險費收繳工作存在問題，常常使部分企業處於出力不討好的尷尬境地。目前養老保險費統籌部分是通過稅務部門收取的，而稅務部門在收取社會保險費後，不能立即通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出現了企業繳費與勞動者參保脫節的情況，使許多職工把矛盾轉向企業。此外，地方保護主義盛行是企業對農民工養老保險不夠積極的又一個原因。地方政府與當地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尤其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政府在許多時候充當著企業利益的保護神。在這些地區，農民工養老保險政策的落實表面上雖是強制性的而實際上多數情況卻要同企業協商，而且有些地方是遵從企業的意見。如此，企業就可以坦然地不為農民工參保
(三)農民工對政府建立「工北不感興趣
在對待養老保險的態度上，農民工是真正的理性人，他們並非不領政府和企業的情，他們多數不願意參加養老保險是有苦衷的。一是貧困制約農民工對養老保險的有效需求。我國農村地區經濟落後，農民普遍較窮，家底薄，收入不高，而有限的收入還要養家糊口，還指望著去改善住房、置辦傢具、供孩子上學等，以解決眼前的急需。所以，在目前的情況下，多數農民工最需要改善的是經濟狀況，而不是社會保障；二是保險關系難以轉移，影響農民工參保的積極性。目前全國缺乏較高層次上的保險關系遷轉機制，使得保險關系僅限於統籌地區，出了統籌地區，就失去了養老作用。現實中，參加了養老保險的多數農民工離開工作單位時，就面臨著保險關系轉移的問題，由於遷入地沒有建立養老保險制度，沒法對接，或者社會保障沒有全國聯網，也沒有實施信息化管理，遷出、遷入手續很麻煩，從而使得多數農民工最終只能選擇「退北；三是「退北手續繁瑣，讓農民工很反感。各地對保險關系發生遷轉，都作了個性化規定，可以退還保險費，但由於「退北手續復雜，多數農民工依然不感興趣。四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意識普遍較低。多數農民工沒有風險防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去保護自己的利益。在農民工眼裡，幹完活，能領到工資，就是最大的保障。他們不知道除了工資外，還有工傷、醫療、生育乃至養老保險也是自身利益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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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養老保險參保率怎麼計算

參保率的計算：

1、參保率等於已參保人數占應該人數的比，多數用於社會保險的統計工作內中。

2、社會保險參保率容就是指全國實際參加社會保險的人數佔全國應參加人口總數的百分比。

即實際參保人數/應該參保人數*100%=完成率。

(3)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為多少擴展閱讀：

基本養老保險費由企業和職工個人共同負擔：企業按本企業職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繳納（北京是19%，其他城市可能不同），職工個人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繳納（一般為8%）。

城鎮個體工商戶、靈活就業人員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以個人身份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以所在省上年度社會平均工資為繳費基數，按20%的比例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全部由自己負擔。

Ⅳ 我國政策養老保險農村參保率

我國的政策養老保險農村參保率，農村參保率還是挺高的，現在只要允許政策允許他們都會交的。

Ⅳ 農民工養老保險的數據

目前在中國，有一部分「亦工亦農、城鄉兩棲」的農民工，有調查表明，這部分人大約有1.2—1.5億之多。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已經是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代中國經濟建設的主力軍」。他們的特點是：流動性很強，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社會保險如何覆蓋農民工以及在城市間流動遷移的流動人口。
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問題的主要矛盾是農民工的流動與「塊塊分割」的現行養老保險制度之間的矛盾。參保的農民工一旦流動，其本應享受的養老保險待遇的「大頭」就會被原參保地截留。具體而言，在現行社會保險政策中，有兩點規定對流動人口和農民工極為不利：其一，在1997年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中規定：「本決定實施後參加工作的職工，個人繳費年限累計滿15年的，退休後按月發給基本養老金。」「個人繳費年限累計不滿15年的，退休後不享受基礎養老金待遇，其個人賬戶儲存額一次支付給本人。」[1]其二，在2001年勞動部頒布的《關於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中規定：「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合同制職工，在與企業終止或解除勞動關系後……根據農民合同制職工本人申請，將其個人賬戶個人繳費部分一次性支付給本人，同時終止養老保險關系，凡重新就業的，應重新參加養老保險。」[2]
以上的規定意味著，農民工必須至少在一個地方工作15年，才能得到「退休後按月發給基本養老金」的待遇；如果流動，則只能帶走「個人賬戶個人繳費部分」。因為絕大多數農民工實際上不可能在同一個地方工作15年，所以即使被迫參保，他們也選擇了參保後又退保，大多數人當年就拿走了他們的「個人賬戶個人繳費部分」，而「企業繳費部分」則為當地的城鎮職工作貢獻了。
以把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後地方上獲益最大的廣東省為例：1998年，廣東省養老保險參保人數不到600萬人；在出台了將農民工「納入」的政策後，參保人數急劇增加，到2004年增長到將近1600萬人，6年中增加了167%，約占當年全國參保人數的十分之一；而與此同時，參保的離退休人員卻只從143萬人增加到220萬人，僅佔全國參保離退休人員人數的二十分之一。從累計結余的養老保險基金看，廣東省也是全國之最，2004年達597億元，約佔全國累計結余基金總額的五分之一。[3]但是，有研究表明，廣東省農民工退保率「長期維持在95%以上」。[4]由此可見，廣東省將近600個億的「累計結余」中，農民工作出了多大「貢獻」。
或許有人會提出，即使這樣，農民工畢竟也沒有吃虧。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聯想到珠江三角洲農民工工資的「十二年一貫制」——2006年新華社報道：「來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信息，在珠三角地區，12年來平均月工資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業外來工月工資在10年前就達到了600元至1000元，到目前仍然維持在這一水平。」[5]——這難道與社會保險的「企業繳費」沒有關系嗎？
因此，要使社會保險制度覆蓋到流動人口，就必須使制度本身能夠與其「流動」的特點相適應。現在的思路常常停留在提高統籌層次和等待制度統一，但這在中國可能是非常遙遠的事情。因此，我們不妨換個思路，看看在沒有實行全國統籌的前提下，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
從國際經驗看：「在歐盟，勞動者先後在不同的國家就業，……不論在哪個國家工作並繳納社會保險費，都可以在當地進行權益記錄。將來在任何一個國家退休，也都可以通過相關憑證就地享受養老保障。」[6]在歐盟不同的國家之間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之內就不能做到？
我們是否可以作出這樣的制度安排：首先，參保人的最低繳費年限不要局限在一個地方，到退休時可以將其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工作的時間累加，如超過15年即承認其資格。其次，參保人在某地工作了一段時間並繳納了社會保險費，在其准備向其他地方流動時，可到當地的社會保險機構辦一個結算手續並取得一份證明文件，其社會保險交費記錄應該由當地機構妥善保存。其三，勞動者在不同地區工作，就會留下若干份交費記錄。等勞動者到退休年齡時，可以在不同的地區按以往的記錄和退休當時當地的養老保險實際待遇水平領取養老金，有一年是一年（甚至可以精確到月），由相關各地的社會保險機構向其支付。這樣，就可以以「不帶走」的思路來解決現下經常討論的流動時社會保險記錄如何「帶走」的問題。
當然，這樣做看起來會很瑣碎。但只須在中央和省一級建立一個專門的社會保險金支付的核算中心，為曾經在各省市之間流動的退休人員服務。這樣，流動人口就可以在其退休後定居的地方領到其應該領到的所有養老金，然後再由中央的核算中心牽頭，實現各省市之間的資金流轉。
以上的政策設計可概括為「工作地繳費，分段記錄；退休地發放，全國結算」。現在的電腦資訊如此發達，在技術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再者，布設這樣一個全國性的計算機網路，即使將來統籌層次提高，走向全省統籌、全國統籌，都是有需要的。而且，以上方案也可以順帶解決退休後「異地養老」的問題。
有人或許會提出問題：如果農民工退休後的居住地「賴賬」怎麼辦？這個不用擔心，因為在今後一個較長的時期，各地的社會保險給付仍然會得到中央的財政補貼，這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手段。

Ⅵ 中國養老保險參保率

參保率的計算：
1、參保率等於已參保人數占應該人數的比，多數用於社會保險的統計工作中。
2、社會保險參保率就是指全國實際參加社會保險的人數佔全國應參加人口總數的百分比。
即實際參保人數/應該參保人數*100%=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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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率

咸陽市把新農保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整合並軌，即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新農保合並實施，實行城鄉統籌一體化的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從2011年7月1日開始全面啟動實現全覆蓋。當月，符合領取條件的城鄉居民可領到每人每月80元的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
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於2011年7月1日全面啟動，力爭7月底對符合領取條件的城鄉居民全部發放到位，年底實現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使全市城鄉居民參保率達到90%以上，待遇享受率達到100%。
按照《咸陽市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行辦法》，我市主要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了統一和調整。一是明確參保范圍。凡具有本市戶籍、年滿16周歲(不含在校學生)，未納入行政事業單位編制管理、未參加其他社會養老保險的城鄉居民，可在本人戶籍地自願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靈活就業人員應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確有困難的，也可自願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二是統一繳費檔次。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費採取按年繳費的方式繳納，個人繳費標准全市統一確定為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11個檔次。各縣市區要嚴格執行全市統一的繳費檔次。要引導群眾早繳費、多繳費，最低年繳費標准原則上不得低於本人上年度繳費標准。三是調整財政繳費補貼(進口補)標准。具體補貼標准為：繳費200元(含200元)以下檔次的，財政補貼為每人每年30元;繳費300元的，補貼為40元;繳費400元以上(含400元)檔次的，每提高一個檔次，補貼在40元基礎上分別增加5元，最高補貼標准為80元，城鄉居民繳費補貼由省財政承擔50%，其餘部分由市財政承擔25%，縣市區財政承擔75%。個人繳費越多，財政補貼越多，鼓勵個人多繳費。四是提高基礎養老金(出口補)標准。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每人每月最低不應低於80元，各縣市區可根據實際情況對符合領取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待遇的高齡老人，可增設兩個檔次加發基礎養老金，其中70至79周歲每人每月加發10元，80周歲及其以上每人每月加發20元。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補貼由各級財政分級負擔，納入國家級試點縣的由中央財政支付每人每月55元，未納入國家級試點縣的，省財政承擔每人每月55元的50%，剩餘部分由市縣兩級財政按各縣市區人均財力分類承擔，基礎養老金加發部分資金由縣市區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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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中國農民工參保率數據

經濟發展能否讓全民共享，不僅決定經濟發展的質量，而且決定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口，更要高度重視共享發展的落地與實施。
據媒體報道，作為中國內地獨有的符號，農民工正在逐漸完成「更新換代」，第一代農民工開始退出勞動力市場，第二代農民工開始成為主體。統計數據顯示，當前中國外出農民工總量逾1.6億人，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約佔6成。解決農民工問題面臨著比較嚴峻的挑戰。
要把提高第一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作為重點。第一代農民工出門打工時，我國的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健全。這些年來，社會保障建設在加快推進，但農民工參保率仍然偏低。2014年，農民工參加五險一金的比重分別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
外出農民工在工傷、醫療、住房公積金方面的參保率，高於本地農民工；在養老、失業和生育方面的參保率，低於本地農民工。隨著第一代農民工陸續退出勞動力市場，需要著力提高其社會保障水平。這方面，還有很大的作為空間。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問題，重點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使他們能夠在城市中紮下根來，成為真正的新市民。相關研究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已經脫離農村，生在城市、長在城市、學在城市，他們與農村之間的聯系遠比前輩要弱，生活方式城市化趨勢明顯。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打破現行的戶籍制度，使新生代農民工能夠無障礙地融入到務工所在地，享受與戶籍居民平等的市民待遇。從過去幾年各地戶籍改革試點的情況看，「十三五」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已具備條件，關鍵是要下決心打破利益格局，實現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的實質性破題，到2020年全面實施全國統一的居住證制度。
同時，加快配套制度改革，比如盡快明晰各級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責任，建立財隨人走、以流動人口變動為基礎、財力與事權動態匹配的財稅體制。
加快發展中小城鎮，也是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重要一環。對於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來說，要融入大城市，難度相當大。這就需要以中小城鎮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為重點，加大投資，使中小城鎮成為吸納農業轉移人口的重要載體。
首先，加大中小城鎮公共資源投資，填平戶籍制度形成的公共福利「窪地」；其次，把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作為中央地方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實質性地提高中小城鎮人口集聚功能；再次，加快改革用地制度，推動中小城鎮服務業發展和鄉鎮工業轉型升級；此外，重點改善中小城鎮的公共基礎設施。這樣才能使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地融入到城鎮中，共享經濟發展與轉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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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北京市 農民工 參保率

農民工本來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字眼，為什麼會被人們嘲笑？就是因為個別農民兄弟的行為實在令人反感。從而破壞了『農民工』這個群體的整體形象。人們口口相傳，在經過歲月的沉澱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想，把『農民工』與沒文化、沒素質、沒學歷等同起來。「白領」「金領」同理可證。
其實高學歷不等於高素質，有些人研究生畢業照樣罵大街。有些人小學畢業能見義勇為。關鍵在於後天的教化如何，通俗點就是看家教如何！
參考資料：
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一個又一個躁動的身影，告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義無反顧地闖進陌生的城鎮，匯聚成讓人嘆為觀止的億萬農民工大軍。他們以打工者的身份吃苦受累，高強度地勞動，支撐起經濟的快速發展；他們建設城市，創造財富，提供稅收，已成為我們實現城市化、工業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中堅。如今，他們中許多人已青春不再，靠打工那點收入又不足以在城裡置業安家，「打道回農村」差不多成為他們必然的歸宿。「農民工40現象」集中反映了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掠奪性使用。「用之而不養之」，農村又怎麼可能無限制地成為城市勞動力資源的「蓄水池」？長此以往，將背離了社會發展的宗旨，同時還有可能製造新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因此，這些農民工的培訓、就業和社會保障更應引起全社會的重視。
·最能讓女人心動的男人
中年農民工被城市「嫌棄」
8月14日，記者來到位於北京市虎坊橋附近的宣武區職業介紹服務中心。從中午一直到下午5點，記者觀察發現，年輕力壯的農民工最受用工者青睞，一批批不斷被招走。而年紀稍大些的則明顯不受歡迎，遲遲找不到僱主。今年42歲、老家湖南的張大亮，等了4天也沒找到合適的工作。他對記者說：「外出打工就趁年輕，稍微上個年紀，到哪兒都沒人稀罕！」47歲的瓦工王東方告訴記者：「盡管有些手藝，找工作也是一年難似一年！」
不僅僅是張大亮和王東方。在各地的大中城市裡，許多打工多年、人到中年的農民工正切實感受著被城市「嫌棄」的滋味。他們雖然工作更熟練、對城市更熟悉，但在體力和精力開始走下坡路的情況下，正被一批批新下火車、源源不絕趕來的年輕勞力所替代。
記者在一些地方的勞動力市場了解到，很多用人單位在招收農民工時，一般都明文要求年齡在40歲或者35歲以下，一些服務行業甚至要求25歲以下。而中年農民工之所以會被企業淘汰，主要原因在於體力的下降。京郊某倉庫招收民工30名，年齡限制在35歲以下。負責招工的翟先生告訴記者：「工人主要干裝卸的活，年紀大的怕扛不住。」而一家被服廠只招收25歲以下的工人。招工者說：「我們需要常年夜裡加班，乾的也是精細活，年紀大的精神不好，手頭也不活，基本就沒法用。」
返鄉農民工與農村「不合拍」
記者了解到，很多農民工中間流傳著這樣一句口頭禪：「20定出山，40必收山。」講的是年輕村民必定外出打工，到了中年必然回家。但是，離開城市，「收山」回家的農民工很多又遇到了新的難題：很多人不會干農活，他們或者從零學起，或者成為農村閑人。
多年來，許許多多十八九歲甚至十五六歲的農村孩子，初中畢業離開校園後就來到城市，走進工廠、工地、車間。由於基本上與土地「斷絕」了關系，依靠工資生活，他們在實質上已經轉化成為產業工人的一部分。而這些產業工人在城市奉獻了青春回到農村老家後，種種不適應必然不可避免。
記者在河南農村采訪時了解到，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回家休假的時候，一般都不會操持農活。一是因為他們大部分是離開學校直接進入城市，根本沒有進行過農業生產的訓練。二是因為他們往往是家庭的收入來源，比較受寵，所以家長也很少要求他們再去干農活。這樣，當地農村對打工者有這樣一種略含貶義的說法：「在外當孫，回家作爺。」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一批批從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很多已經青春不再，而他們在無奈中回家以後，也很難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和農業勞作。在河南省魯山縣金章村，一名姓杜的村幹部告訴記者，在他們村，打多年工又回到家中，年齡三四十歲的人很多。這些人大致可分成三類。第一種：就是用打工的積蓄做些小本生意，或者買輛農用車搞些運輸；第二種：不會干農活，也找不到好的生意門路，只好在家帶帶孩子、打打牌，主要依靠多年的積蓄維持生活；第三種：回到農村突然失去了定位，不知道該干什麼能幹什麼，沉溺與打牌、賭博，將積蓄揮霍完了事。這位村幹部總結說，打工回來的明顯跟農村不合拍，講究吃穿，不願下田，半個勞動力也比不上。
企業對農民工「用而不養」
2004年4月，某科研單位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進城農民工以青壯年勞動力為主體，年齡從15歲到64歲不等，佔90％的人為44歲以下，其中15－29歲者佔到了一半（51.5％）。按說，40來歲正是壯年，農民工卻為何紛紛離去？
記者在調查後發現，農民工之所以在40歲以後干不下去，主要是因為體力透支，同時沒有其他資本可供出賣。導致農民工只有體力可供出賣的原因，是農民工普遍文化素質不高、技術技能缺乏。而造成這種現狀的根源，則是企業對農民工「用」而不「養」，從不提供培訓和提高的機會，造成他們技能老化、無法與年輕人競爭。
有關專家也指出，之所以產生農民工的「40歲現象」，其實是一些企業處於控製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壓低用於農民工的各種支出。大部分農民工無法獲得培訓機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事低水平重復勞動，在被透支了體力之後，由於文化水平不高，技能不夠，到40歲左右時由於又被企業嫌棄，無奈之中只好告別城市。
有識之士認為，這些40歲左右，在城市工作超過10年的農民工，有一定的技術和經驗，是企業的寶貴財富，不該讓他們迴流到農村，而應採取有效措施，加大對他們的培訓工作。
城市對農民工「取而不予」
針對農民工40歲後大量返流農村的現象，有專家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城市沒有給農民工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導致農民工病無所醫、貧無所助、老無所養，被迫返回家鄉，去尋求最原始的家庭保障。
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講師楊桂宏認為，農民工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社會保障不論從哪種理論來講，都應該覆蓋這一群體，但事實恰恰相反。而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失，最直接的深層原因就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二元社會保障體制。眼下盡管全國很多地方進行了戶籍制度改革，但並沒有形成讓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下來的制度引導，也沒有真正改變原來以戶籍為基礎二元社會保障體制，自然也就解決不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的傳統體制方面的原因。
知名國情專家胡鞍鋼教授認為，眼下全國約有1.3億農民外出務工，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活動，但相對於中國8億農村人口、5億農村勞動力來說，這一遷移過程僅僅是個開始，還將延續到2030年甚至更長時間。他說。上世紀50年代建立的城鄉兩種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讓農民工處在一個「既不著（農）村，也不著城（市）」的環境里。他呼籲城市不僅要善待農民工，關鍵還要使他們參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並分享成果。
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虎林向記者評論，農民工參與城市的建設和生產，是城市運轉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卻被隔離在城市社會保障之外，這種取而不予的做法，本身是對農民工合法權利的剝奪。他從統籌城鄉發展的角度分析，農民工迴流農村，是一股逆潮流，不利於「三農」問題的解決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作為企業，應該糾正這種短視行為，作為政府和有關部門，應該出台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引導城市能夠留住這些曾經奉獻了青春的外來工。
40歲，對於城市中的企業精英們來說，這正是他們走向事業巔峰的年齡。但是，對於許多民工而言，40歲卻意味著他們在城鎮打工生涯的終結。
農民工社保養老險參保率僅15％（鏈接）
據一份最新調研顯示，目前我國農民工參保率普遍偏低———在「五大社會保險」中，除工傷保險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外，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
目前，全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總量規模巨大。據統計，到今年5月，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約為1.2億人，進城農民工約為1億人，跨省流動就業的農民工約為6000萬。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專家近日完成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調研報告尖銳地指出，「農民工就業不穩定導致參保困難，農民工、用人單位和地方政府各有顧慮」，「社保制度門檻高、轉移難，導致農民工權益難以保障」，是目前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的兩個主要問題。由於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規定按月享受基本養老金的最低繳費年限為15年，而農民工流動頻繁，如果不能實現轉移接續，多數農民工參保很難達到該年限標准。有的地方還規定退休前5年必須到該地參保，這實際上把農民工的養老問題排除在外。
《市場報》(2005年08月19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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