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求一篇關於農村養老保險的論文
先擬大綱
⑵ 圍繞農村養老問題 500字的論文 無限追分
農村老年人作為我國社會一個特別的弱勢群體，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解決好他們的晚年生活，一直是黨和政府著力解決的問題。，本文就當前農村存在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後、家庭對農村養老的支持力下降、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養老制度不健全等諸多問題進行分析，從而提出大力發展農業，提高農民收入、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加強年輕人思想道德建設等措施，以此來改善我國農村養老問題。
家庭養老養老保障制度人口老齡化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7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三農」問題一直是國家關注的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也是國家重點建設項目，農民的生活水平、生存狀態如何，關乎整個社會的文明發展程度。而由於受生活環境、經濟狀況、文化素養等方面的限制，農村老年人更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解決好農村養老問題，不僅是關系著尊老、敬老美德能否得以繼承發展的精神文明建設，而且更關系著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的問題。
一、我國農村養老存在問題分析
（一）家庭養老為主，農民對社會養老認識不足
受我國古代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在中國不僅具有深厚的社會心理與輿論基礎，更受到相關法律的保護。據有關部門調查估計，在1000名被調查了解的老年農民收入來源構成中，以勞動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的佔79.68%,子女供給佔12.4%；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日常生活照料方面主要依靠家庭的佔97.6%，感情撫慰方面主要依靠家庭的佔92.8% 。可見，在農村，家庭養老仍處於主體地位。與此相對比，農民對社會養老模式缺乏了解和認可。
（二）農民收入不穩定且增長緩慢導致養老資金短缺
由於我國長期實行農業支持工業的產業政策，致使農業發展緩慢，農民收入低下。而農民的收入除用於生活消費和農業生產外，還要承擔子女教育和人情往來的費用。因此農村家庭可支配收入不足，沒有足夠的經濟剩餘作為養老資金。
（三）老齡人口不斷增加，加大了農村養老難度
所謂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在總人口中的相對比例上升，按國際通行的標准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超過10%或7%，即可看作是達到了人口老齡化。隨著農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老年人口的數量逐年增加，且增長速度快。雖然老年人的壽命在不斷延長，但隨著年齡增長（特別是超過65歲之後），老年人口健康狀況有所惡化，患病率、傷殘率都會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將更多地需要日常護理、生活照料和社會服務。然而，傳統的孝道思想在現代生活理念的沖擊下，逐步喪失了對子女贍養老人的約束力。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年輕農民湧向城市，這一切必將使家庭養老的支持力下降，加重家庭養老負擔。
（四）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弊端
首先，農村養老保險統籌級別低。農村養老保險基金實行縣級統籌，這使得養老保險關系在省際甚至縣際轉移很困難甚至不可能，這實際上也就是限制了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如農民工群體，長年在外使得他們不能在戶口所在地參加養老保險。現有的這種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忽視了地區差異和個體差異，脫離了現實情況，這也是多年來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政府資金支持力度不夠。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金的籌集方式是以個人交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政府給予政策扶持。實行減免農業稅改革後，農村集體經濟與從前相比變得薄弱，集體分擔的那部分養老金很難兌現。而政府那部分養老資金的投入有限，對大部分農民起不到太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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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關於農村養老保障機制的論文
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綜述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的80%，約為9億。妥善解決廣大農村困難群眾的最低生活保障，有著重要而深遠的意義。農村地區推廣"低保"制度，體現了政府在積極承擔更多的公共職能，但相應資源需求的擴張與地方財政困境之間也呈現出尖銳的矛盾，農村"低保"任重而道遠。保障農村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一、 當前農村貧困的現狀與農村低保工作存在的問題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和社會為保障收入難以維持最基本生活的農村貧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種社會救濟制度。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時有效地保障農民群眾的基本生活權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穩定協調發展，也是能否盡快建立與完善農村保障制度的關鍵。
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義：
1、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20世紀80年代，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使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以集體經濟為依託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基本解體，農村傳統的以土地為基本手段的生活保障體系被削弱，農村的傳統家庭和社會關系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養老、醫療問題以及部分農民的貧困問題日趨嚴重。盡管1995年民政部為了幫助農村的貧困戶解決衣食之憂，開始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試點工作，但仍難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一是實施范圍窄，覆蓋面小，相當部分貧困居民得不到救濟和補助;二是標准偏低，難以保障救助對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門的救濟經費不足，根本滿足不了貧困人口的實際生活需要。所以，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必須盡快建立起我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緩和改革中的社會矛盾。改革本身是經濟利益在全社會的重新分配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部分人會受益，一部分人會受損;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高於另一部分人的受益。因此改革蘊含社會風險並形成對社會成員的壓力。但是，全社會每一個人對社會風險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顯然弱勢群體對社會風險的承受能力較低，當這些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脅時，貧困就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可能轉化為政治問題，產生嚴重的社會矛盾。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助於改善農村弱勢群體和貧困群體的生活，緩和社會矛盾，為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3、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盡快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關鍵所在。農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都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即農民只有在溫飽問題解決後才有可能投保參加，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對農村全體社會成員的最低生活的保障，不僅經濟發達地區需要，經濟欠發達地區更需要。在整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其它各項制度都不能直接、及時、最大限度地解決廣大農民群眾的生活困難問題，惟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做到這點。因此，盡管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各項制度都很重要，都需建立起來，但相比而言，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1]
我國農村扶貧戰略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是20世紀80年代初解決普遍貧困的階段，把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1985年的1.25億;第二是區域性的開發式扶貧階段，其目標是通過政府努力，直接投資於具體的開發性項目，從而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並通過地區經濟增長，增強貧困人曰的"造血"能力，實現減貧的目標。特別是通過"八七"攻堅計劃，在上個世紀末貧困人口減少到了3000萬。在目前遺留下的2820萬貧困人口中，約1/5為五保戶，1/3強為殘疾人口，超過1/4居住在不適宜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這意味著，現有的農村貧困人口已經嚴重邊緣化，用傳統的區域開發的方式進行扶貧已經不能奏效。
鑒於與20世紀相比，農村貧困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首先，以普遍的增長為目標扶貧方式已經不適用於這些邊緣化的貧困人口。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雖然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果，但也擴大了收入差距，只有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增長率超過平均增長率。其次，區域性開發式扶貧的效果也日益減弱。2001-2002年年均扶貧投入分別為"八五"和"九五"時期的3.7倍和2倍，而每年減貧的效果不到這兩個時期的一半和1/3。每年人約300億元的扶貧資金主要投在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但這些縣所覆蓋的貧困人口不到62%,
因此，針對目前的農村貧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種比區域性扶貧戰略更加精確的瞄準機制，以及比開發性扶貧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來幫助他們脫貧，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為此，農村"低保"是最適宜的制度選擇。
農村貧困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我國的農村貧困，不單是農民收入低、縣鄉財政底子薄、農村基礎設施落後，它還包含了農民現有知識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閉塞、教育和科學的落後、衛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問題，即人文貧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1997》中給人文貧困所下定義為：人文貧困是指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而限制了人的選擇。
1、從收入上分析。2003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農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3%。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從1997年的1: 2. 47擴大到2003年的1: 3.24。從1997年到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幅已連續7年沒有超過5%，僅相當於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幅度的一半。目前，7億多農村居民在全國消費品市場所佔份額僅為38.9%，而不到全國人口40%的城鎮人口卻佔有全國60%以上的消費品市場。持續較長時間的農村市場低迷，消費不振，事實上已經構成我國經濟整體運行質量提高的重要制約
2、缺乏金融支持已成為農村發展的制約瓶頸。(1)自1978年到2001年，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支出從151億元增加到1516億元，年均增長10.5%；同期，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3.4%下降到8%。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支出，扣除農、林、水等行政部門的事業費用後，真正用於農業生產的已所剩無幾。(2)長期以來，農村金融市場都是存多貸少，金融機構就像水泵一樣，把農村聚集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抽取到非農部門，致使本來乾涸的農村市場存貸倒差突出，發展生產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近幾年，在全社會貸款余額中，農業和鄉鎮企業的比重一直分別只佔5%左右。1998年-2002年，全國銀行系統存貸差導致農村資金外流達3000億元。
3、從公共產品在城鄉的分配來看。(1)從總體上比較，城鄉之間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已有20年以上的巨大發展差距。我國農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僅相當於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卻要交納比其所獲得的財政轉移支付多得多的稅收，農村貧困和非貧困人口來自國家或集體的轉移收入分別占收入來源的-3.56%和-1.13%。然而，相比之下，城鎮居民則長期享受國家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並直接得到各類財政補貼。(2)農村教育投資佔全社會教育投資總量的23%，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農村的知識貧困。 (3)農村衛生方面的狀況也不樂觀。農村衛生投資佔全國衛生投資總量的15%。據有關部門對湖北、江蘇、廣東三省的農戶典型調查，"因病致貧"占貧困戶的比例高達30%。(4)農村獲得信息的渠道極其狹窄。就全國來看，目前網路用戶中只有0.3%的用戶是農民。
4、社會保險在農村的匱乏。到2001年底，全國有5462萬農村居民參加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佔全部農村居民的15.37%；以四川省為例，截止2003年底，農村參加養老保險的有369.1萬人，佔全省農村居民的18-86%。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也剛剛起步，失業保險在農村的覆蓋率接近於零。
5、土地產權殘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規定，國家可以依法對土地進行徵用，即土地市場被政府壟斷，而壟斷所得的"超額利潤"，農民則得之甚少。由於農民對土地沒有支配權，加之農業比較效益低，導致土地粗放經營、掠奪性經營乃至撂荒現象頻頻出現。據四川省的典型調查顯示，農地撂荒比重已達到10%左右。
6、從社會政治地位上分析。農民與城鎮居民相比，明顯處於弱勢地位，普遍面臨組織化程度低，保護利益弱等突出矛盾。近一億的農民工更是生活在城市邊緣，低收入、低福利、被拖欠工資、超強度勞動、無安全保障、不簽定勞動合同等利益被侵犯現象相當普遍。特別是收入問題和社會歧視以及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已日益嚴重。
7、扶貧資金力度雖大，但收效甚微。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政府在農村減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官方貧困線標准，1978- 1999年，農村貧困人口由 2.5億人減少到3412萬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在扶貧資金和扶貧人力方面，均加大了農村扶貧的力度，但減貧的效果卻不甚明顯。[3]
在農村，傳統的社會救濟是對農村"五保戶"、特困戶實行不定期、不定量的臨時救濟，這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的困難，但這種方式具有一定的隨意、臨時性。特別是對優撫對象的老弱病殘和無勞動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關臨時送溫暖難以解決他們長期生活困難的問題。記者從福建省民政廳了解到，全省農村低保實施半年多來，出現三大不容忽視的問題。
1、農村家庭收入具體計算辦法尚需規范。各地反映在審查、審核低保對象時，對困難家庭的收入計算雖有統計局提供的計算農村家庭收入辦法，但在實際執行時把握和確切計算還有難度；個別地方還存在人戶分離，把年老父母與子女分開，單獨由父母申請農村低保，而把法律規定由子女承擔的贍養義務推向政府。
2、省級轉移支付核定的五保戶數量與部分地方實際"五保戶"人數有偏差。去年福建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對五保戶供養採取省級專項支付補助辦法。由於多年來各鄉鎮未認真執行國務院頒發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規定，五保對象的評定和發證工作沒有正常開展，致使調查摸底人數偏少，影響了五保戶的准確核定。
3、縣、鄉(鎮)負擔資金能否持之以恆按時足額到位，還有待今後加強督促。這次調查了解，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縣、鄉負擔的保障金，仍有部分地方可能難落實。[4]
目前，農村低保工作還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認識上的誤區。①德政工程論。目前包括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許多人對低保工作的法制性認識不足，認為低保工作是黨和政府的一項德政工程，可有可無，可多可少，現行的工作方式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隨意性較大，錢多了就多保一點，錢少了就少保一點，因錢定人。②經濟決定論。也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門認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經濟發展相對落後、財政資金不足，所以愛莫能助。就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言，經濟和資金實力的確是一個重要條件，但絕不是決定因素。③城市優先於農村論。不少人認為，同是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最起碼還擁有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而城市三無人員、下崗人員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經濟來源，因此，城市低保工作比農村低保工作更迫切、更重要。在實踐中重視城市低保工作，忽視和輕視農村低保工作
2、農村低保對象界定標准上的困難。和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收人有其自身特點，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難：第一，收入難以貨幣化。由於農村居民收入中糧食等實物收入占相當比重，在價值轉化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隨意性。第二，收入的不穩定性。除農作物收成的季節性及受自然災害的影響較大等因素外，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穩定性。第三，由於農村養老金制度遠未普及，那些喪失勞動能力和經濟來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醫、子女求學等方面的困難加大。
3、低保資金難以落實到位。主觀層面上，部分基層政府部門對農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造成資金的擠占挪用；客觀層面上，低保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完全依賴財政投入。不少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收支狀況尚屬"吃飯財政"，依靠財政解決城市低保問題已勉為其難，對面更廣、量更大的農村低保工作，供需矛盾突出、資金缺口難以彌補，這是制約農村低保工作整體推進的一個客觀問題。
4、管理體制難以適應形勢的變遷。在戶籍制度放開、人口流動頻繁的新形勢下，農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難度進一步加大。由於農村居民居住地相對分散，而基層民政部門人員配備較少，由鄉村兩級逐一調查核實的工作量較大。[5]
在當前，一些國家級貧困縣、偏遠山區農村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正常勞動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獲收入都只能勉強維系基本農業生產、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災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學，那就會入不敷出，生活艱難；如果是五保戶、殘疾人家庭，則常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證。雖然地方上會給予適當的生活補助，但是每個月幾十元對當前的物價水平來說、只能是杯水車薪，很多農村特困家庭經常借米下鍋。
因此，在城市低保制度日趨完善的情況下，建議有關部門把農村五保戶、特困群眾納入低保范疇，擴大覆蓋面、提高標准額：對五保戶最好能辦理農轉非戶口，實行集中供養，執行城鎮的低保標准；對特困群眾則依據困難情況，由財政撥付專項資金，給予適當的定向補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確保他們的基本生產、生活。也許有些地方要說財政困難啊，沒有錢啊等等。事實上，很多貧困地區的領導幹部們如果能少開幾次興師動眾的大會、少買些高標准豪華轎車、少進幾次賓館娛樂場所，這點錢還會省不出來？關鍵是領導同志們心目中有沒有裝著老百姓的利益，有沒有把百姓的冷暖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6]
二、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討論
第一種觀點認為，很多地方的城市都對生活困難的低收入家庭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低保制度卻忽視了農村的特困群眾。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確立，是消除城鄉差別、實現農民國民待遇的重要舉措。
1、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於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由於農業本身的特殊性，加之受各種因素影響，近幾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極為緩慢，有的甚至呈現負增長。而我國其他非農行業近幾年都發展迅猛，由此導致城鄉差距逐步擴大，農村社會也因此產生一些不穩定因素。而建立農村低保制度，適當增加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對於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緩解社會矛盾將發揮積極作用。
2、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及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需要。發達國家經驗證明，要建立完整的市場經濟體制，離不開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而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面向的是城鎮人口，這是不夠全面的。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後，我國農業與其他行業一樣面臨國際競爭的壓力，同時農業由於受科技落後、種植模式和管理模式落後等因素的影響而處於不利位置。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保證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幫助他們適應市場，就顯得尤為迫切。
3、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對等原則和稅收公平原則，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舉措。從農民角度看，他們不僅上繳農業稅以及名目繁多的費直接為國家財政做出貢獻，而且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方式間接為國家積累大量財政資金，且這種積累方式目前還在持續。按照利益對等原則，政府以財政資金向社會提供服務及公共產品，作為這些服務及公共產品的受益者應該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稅費的農民。社會保障實際上就是政府向國民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與城鎮居民一樣，農民也應該享受社會保障服務。結合我國各級財政實際狀況，目前應先建立農村人口低保制度為宜。[7]
第二種觀點認為，具有最低生活保障作用的土地保障功能日趨弱化。
由於農村社會保障的缺失，土地在充當農業家庭經營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同時，也成為包括從事非農產業活動人口在內的全體農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託。這也是對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持反對觀點的主要依據。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城鎮化的加速推進以及加入WTO對農業的沖擊，農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出現日趨弱化的態勢。主要原因是：(1)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越來越低。隨著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農產品價格指數持續下降的走勢，農民得自於土地的經營性收入大幅下降。 (2)農村土地的稅費負擔過重。以1999年為例，未扣除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較上年增加2.2，但人均農業各稅卻增加了5.8。日趨沉重的稅費負擔，使越來越多的農民視土地為包袱，出現嚴重的土地"拋荒"或無償轉讓現象。(3)根據現行土地政策，農民對所承包的土地沒有所有權，因而不能憑借出售土地的收入來為自己提供保障，因而土地對農民的保障功能主要體現於就業保障，即保障自己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然而一旦農民由年老或其他原因喪失勞動能力，這種保障功能將隨之消失。[8]
第三種觀點認為，能否在農村真正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難點在於資金的籌措。資金缺乏是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嚴重滯後的關鍵原因。原則上這部分資金應該來自於財政，通過各級政府來籌措，因為開辦社會保障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享受社會保障是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這已經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和構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立意。我國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夠普遍建立起來，關鍵就在於政府的全力支持，並在資金上給予保證。但是這種主要靠政府、靠各級財政籌措資金的辦法，在經濟條件尚好的地方才有可能維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靠各級財政籌措資金難度很大，這直接影響到了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徵收社會保障稅，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專項基金。
徵收社會保障稅是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經驗，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個國家開征了社會保障稅，且這種稅已成為僅次於所得稅的第二大稅類，在籌集社會保障基金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從我國實際看，開征社會保障稅也是必要和可行的。[9]
第四種觀點認為，亞洲開發銀行發布了一份建議書，建議中國通過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來從根本上解決2820萬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他們認為以這種方式解決問題比開發扶貧投入少，而且更見效。
這份題為《關於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全面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建議》指出，中國政府從1986年以來啟動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有組織的開發性扶貧計劃。未獲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從1985年的1.25億減少到2002年底的2820萬。剩下的未獲溫飽的農村貧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適宜人類生存、條件惡劣的地區或最終需要搬遷移民的。剩下的未獲溫飽人口中，有相當大部分也是患有長期慢性疾病或體弱多病失去正常勞動能力的。對這幾部分人口繼續沿用開發性扶貧方式，不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難根本解決問題。
基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出現的新形勢和特點，中國應該通過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來解決農村未得溫飽人口的貧困問題，而且中國政府已經完全具備這樣的財力與能力。
第一，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2年底人均純收入低於627元的農村人口為2820萬人，他們的人均純收入為531元。如把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線確定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徑計算，這僅需要27.07億元，相當於當年財政支出的0.12％。國家財政完全有能力承受這部分支出。
第二，目前中國農村絕對貧困標准（人均627元）是根據滿足普通農村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費需要制定的，食物支出部分佔全部支出83％。從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來看，農民人均收入達到這一標准，平均來說，應該能維持最基本的溫飽水平。這一標准低於人均1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但是事實上各國的最低保障線也往往是低於國際貧困線的。
第三，由於各地的物價水平與相對生活水平不同，627元的最低標准，對於沿海發達地區，甚至於部分中部地區來說是低了一些。在具體發放農村低保時，中央財政可按統一標准向各地支付低保資金。而各地可根據地方的財力與具體情況調高本地的農村低保標准。
"建議書"認為，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並不意味著當前的開發式扶貧工作可以放鬆。事實上，以人均收入1天1美元的國際標准衡量，除了這2820萬人之外，中國還有約6000萬純收入介於627到869元的低收入人群。他們剛剛跨過溫飽線，極易返貧。但是與上述的2820萬人不一樣，這部分人是有生產能力的，開發式的扶貧方式對他們更為適宜。[1
第五種觀點認為，在"保障待遇"上，農村"低保"標准應由縣級市、區民政部門會同農村工作、財政、統計、物價等部門制定，每年由民政部門提出保底指導標准。標準的確定和調整，還應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當地農村年人均實際生活水平；維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費用；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
對於同一地區的"低保"對象，還應"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不同待遇"。如把"低保"農民分為"失地農民"和"非失地農民"，給予不同的"低保"資金。土地實際上一直承擔著廣大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擁有土地的農民在土地上尚有一定的收入，而失去土地後，也就失去了一項重要的生活來源。所以對兩者的"低保"資金也要制定不同的標准。
從工作發展情況看，經濟較發達地區條件比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標准、辦法有別的農村"低保"。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由於農村社會救濟任務繁重和地方財政困難等因素，建立農村"低保"制度難度相對較大。農村'低保'資金籌措多是由縣(市區)、鄉(鎮)、村(居)按比例承擔。但縣、鄉財政緊張，村級財政沒有穩定的來源。因此，農村"低保"大面積推廣，還存在不少難題。
新出台的政策應將享受"低保"視為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不是政府對他們的一種施捨，不得設定各種附加"條件"和"義務"，讓更多的困難群體有尊嚴有保障地拿到"活命錢"。[11]
第六種觀點認為，解決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資金來源是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關鍵環節。表面上看，農村有8億人口，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在財力上會承受不起。這也是很多人對農村建"低保"持消極態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只要標准適宜，操作得當，建立農村"低保"的財政負擔並不重，在財力上是可行的。
目前，每年中央扶貧資金總量超過300億元，其中財政扶貧資金100億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財政扶貧資金，用於扶貧的財政資金每年近140億元。如果這些資金用於建立"低保"，甚至可以把"低保"標准提高到目前的絕對貧困線之上。此外，目前民政部門每年支出近14.2億元，已經在為2289萬農村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會救濟，而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與貧困人口重合的。將現行的農村社會救濟與新建立的全面"低保"制度統籌起來，財政上的負擔可以進一步減輕。另外，由於實際支付的低保資金是補足家庭人均收入和貧困線之間的差額部分，因此，實際的支付數額將低於按貧困線支付的數額。
每年需要投入的財政資金和資金所能覆蓋的貧困人口。在財政投入和城市低保大致相當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低保制度解決現有的農村貧困問題。很顯然，如果降低低保標准，僅僅利用現有的公共扶貧資源，就可以覆蓋更多的農村貧困人口。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農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對現有扶持農村脆弱群體的公共資源進行結構調整，而不會對財政資金的總量產生很大的影響。
從政策的延續性角度出發，應該將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作是現有的專項扶貧計劃的延伸和完善，是將農村社會救助制度化的過程。由於改變以往扶貧資金的使用方式會提高社會救助的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將以前的扶貧資金，尤其是扶貧資金中財政投入的部分，轉作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不僅會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於建立農村社會救助的長效機制。[12]
第七種觀點認為，現階段我國政府在構建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中的責任重點應當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進一步強化農村社會救濟制度建設中的政府責任。與社會保險制度強調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不同，社會救濟制度的對象是社會弱勢群體，他們單純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甚至生存。因此，國家對於社會救助對象要發揮主導作用，承擔起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中最基礎性制度的職責。農村社會救濟制度包括五保戶制度、救災救濟、最低生活保障與扶貧開發等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際通行的普遍化的社會救濟制度，也是發揮社會保障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應當在絕大多數農村地區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繼續大力實施扶貧開發政策，使農村貧困人口既真正得到救助，又有利於提高制度運行的效率。其次，政府有責任強制性推動農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醫療保障是目前廣大農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政府有責任在廣大農村逐步建立"(大病)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制度以保大病為重點，並兼顧公共衛生保健。再次，在完善家庭保障的基礎上適當扶持農村老年社會保障的發展。同時，還可以考慮結合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通過賦予農村土地"永佃權"，使地租成為農村老年人口的重要收入來源。[13]
三、對策建議
在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建立，而國家財政目前又無大量資金投入的情況下，將城鄉低保工作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⑷ 求關於農村老人養老問題的社會實踐論文
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障暫行辦法遵循農村社會基本養老保障以家庭為主，多種方式並存農業生產仍然有依賴自然條件程度較高即靠天吃飯的問題，一般農村居民的生活水準
⑸ 農村養老問題論文大綱
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繫到中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於固有的道德體系的崩潰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構建和不斷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來規范農村養老已是大勢所趨，「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價值定位既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又有利於操作和實施。
人總是要老的，這是一種客觀的不可逆轉的趨勢。人老的直接後果就是獲得生存條件的各種能力逐漸喪失，那麼，曾經為這個社會做出過貢獻的老人們在其獲得生存的能力逐漸失去時，誰應該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為其提供物質和精神的幫助呢？這就是養老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的實施，擁有中國大多數老年人口的農村地區將迅速出現家庭小型化的傾向。同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農村年輕一代道德觀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傳統的家庭養老形式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不難想像，在新的世紀，農村養老問題將是我國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農村養老這個被我們迴避了半個世紀的課題，在人權制度逐漸完善、社會物質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我們已經沒有了迴避理由。
一、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的基礎分析
養兒防老是中國農村幾千年的傳統養老方式，這種以家庭作為最基本的養老模式得以長期存在的基礎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深層次研究將成為我們設計今天的農村養老制度的重要參考依據。
（一）家庭養老的客觀條件分析
1．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家庭養老的前提條件
新中國建立以前的兩千多年中，中國農村一直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一種不發達的經濟形態，低下的生產力將農民緊緊地束縛在一塊塊土地上而無其它謀生手段，封閉的交往形式又使農民只能依靠自身積累經驗而無其它獲取知識的途徑。於是，對土地和耕作知識的擁有就成了社會繼承與世代交替的重要內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財產，父母退出生產領域後，並不放棄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權，子女要想獲得土地必須以贍養父母為代價。同時，子承父業是傳統農民家庭的突出特點，後代不僅由父母撫養成人，而且還從父祖那裡學會謀生的技能，繼承一定的產業和土地，這種生活上經濟上的高度依賴使得他們自覺服從父輩祖輩的制約，不敢有絲毫違抗。
父輩們靠土地生產生育，培育後代；子輩們靠土地維持生活，贍養老人，土地構成百姓們家庭養老的重要經濟來源。為了確保農民擁有土地，歷代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還通過法律條文，嚴禁子孫與父母分家分財。《唐律•戶婚律》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明律》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規定，其目的就是為了穩定家庭養老的經濟基礎。
2．非貨幣經濟是家庭養老的必要條件
馬克思主義認為，「隨著人類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和後工業化社會，家庭贍養功能就慢慢脫離家庭而社會化。」（1）米特羅在《歐洲家庭史》中進一步描述道：「農民經濟是一種無貨幣經濟，以致於贍養老人只在家內是可行的，提供實物在超出一定距離時就會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需要用現金支付並用此錢購買食物，而在前工業時代，在農業地區中，這兩個都是不存在的。」（2）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極其落後，工業化程度很低，非貨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佔有主導地位，在這種非貨幣的農業社會中，農民生產自己幾乎全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於每一個人來講，都要不停地生產以獲得生活資料的供給，否則便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因年老而喪失生產能力的時候，此刻要想獲得生活資料，就必須依賴於家庭其他成員的生產。很顯然，非貨幣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決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決定了家庭養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養老的主觀條件分析
1．傳 統的孝道思想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內在動力
在任何年代裡，老人的贍養不僅是由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而且還受到建立在這種生產力基礎上的贍養觀念的制約。歷史上，我國的老年贍養是以孝為核心在家庭內部進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國有著長久的發展歷史和深刻的社會影響。儒家認為：「孝為百行之冠、眾善之始，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為起點，「孝字上半部為老，下半部為子，有老人扶子之義。」（4）因此，孝的道德觀最初是調解長者與小輩之間關系的行為准則。但是，到了封建社會，孝被抬到了極高的地位，成為一切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的起點，並做為封建倫理綱常的基礎。封建統治者就是用孝束縛著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孝的原則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不同」。（5）封建統治者重孝的目的是為了效忠，顯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倫理和政治雙重意義。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廣大農民總是認認真真地行孝，孝順父母的意識逐漸成為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內在動力。
2．享受天倫之樂的本能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精神動力
人是社會的動物，不僅有物質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獨，樂於和兒孫生活在一起，於是在長輩與晚輩之間形成一種強烈的群體感情，這就構成了家庭結構變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種牢固的封建家庭關系，成為一個團結的整體，具有強大的保護職能，共同保護家庭成員和財產安全。每個家庭成員都脫離不了家庭生活，更脫離不了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而且家庭還有一定的穩定性，每個人都重家庭，輕個人，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榮，個人便可以忽略，為了維護家庭內部的和諧，個人必須各安其分，在人倫規范所界定的范圍內，將自己的社會角色演好，而個人的真實意見和感受則慎藏於角色、行為之後。於是又形成近代農民家庭的內聚性和封閉性，主觀上要求贍養老人必須在家庭內部進行。
3．政府的強力推行是中國農村家庭養老的外在動力
中國傳統社會自實施君主專制制度以來，國家權力日益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權模式下，統治者為了確保統治權力，努力造就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和絕對服從的心態。孝的本意是順從和「無違」，將孝擴展到政治關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觀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業績的形象代表。在傳統社會，老年人是知識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國泰民安和國運長久的象徵。乾隆三下江南，其間五六次都有百歲「人瑞」迎駕道旁，他認為是「太和之氣」，「用征壽世」的吉兆。顯然，當老年人被賦予國運和德治的象徵意義時，家庭養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歷朝歷代的政府官員都將維護家庭養老作為國家任務進行推動。政府強力推行家庭養老的標志有三：第一，有負責相關事務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或專司其職的官員；第二，有保障家庭養老的制度和法規；第三，有維護家庭養老的思想觀念和道德。（6）中國歷史上的家庭養老是通過民政部門主管，縣級機構直管，吏部考課，監察部門分察，孝文化灌輸等逐漸納入政府行為范疇的。
二、現代社會中國農村家庭養老方式面臨的挑戰
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社會經濟現代化以及人口流動的過程中，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開始面臨許許多多的挑戰：
（一）家庭規模縮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兩次普查之間，家庭戶規模從4.3人／戶降到3.97人／戶，到1995年中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平均家庭戶規模降到3.9人／戶，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為3.44人/戶。中國的家庭結構也轉變為以核心家庭為主體的結構，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總數的67.31%，其中父母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佔57.81%，比1982年增長4.92個百分點。家庭戶平均規模的縮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導致純老年戶不斷增加。1990年四普時城鄉合計60歲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單身戶和一代戶中所佔比例為25.6%。據1992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對全國12個省市的一份調查，老人中一代戶的比例，城市達到41%，農村達到43%。（7）
生育率下降、子女減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際分離還使得子女對老 年父母的照料產生了許多困難。子女多意味著老年人有較多的支持來源，獨生子女現象的出現使得獨生子女父母的養老變得異乎尋常的困難。總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養老功能弱化，同時居住方式的代際分離也意味著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經濟供養之外還面臨生活不便、照料不夠、精神苦悶等問題。
（二）競爭壓力增加、人口流動加快、代際傾斜嚴重。現代社會人口流動越來越快，大量農村的年輕人進城打工。迫於崗位的競爭壓力，忙於工作和事業，使他們無暇顧及老父和老母；同時，一些青年夫婦較重視子女的教育和成長問題，有限的時間、精力和財力都向獨子或獨女傾斜，產生了「重幼輕老現象」，這對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實際的生活質量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三）老年人平均壽命延長、患病率、傷殘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老年人的壽命也在不斷延長。同時，隨著年齡增長（特別是超過75歲之後），老年人口健康狀況有所惡化，患病率、傷殘率會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將更多地需要日常護理、生活照料和社會服務。這一切必將加大家庭的負擔，也必將導致年輕人消極拒養老人情緒的增加。
各種挑戰因素的結合使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開始瓦解和分化，這就是子女養老和在家養老相分離的態勢，而且子女對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過去傳統模式下那麼密集和經常了。這是傳統家庭養老制度在現代化沖擊下的一種變革。導致這種變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兩個因素在農村正在逐漸突出：第一，兩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歡分開過，是現代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時尚，也可以說是人的現代性的一種表現。對我國14省市的一項調查表明，2/3的農村青年婚後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8）在老人那一端，也有個圖清靜、少麻煩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遷因素。子女不在身邊，在外地學習或工作，條件不成熟，兩代人只好分居兩地。顯然，作為家庭養老，無論是傳統模式抑或現代模式，有二個基本因素決定家庭養老的質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關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經濟實力、健康狀況、人際關系。在農村，傳統孝道觀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經濟實力的弱小，決定了農村養老質量的下降，也決定了養老社會化在農村存在的空間正在形成。
三、當前中國農村養老的基本方式分析
現代社會，中國農村的養老方式已不再是單一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多種養老方式並存的農村養老格局。許多新的養老方式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認真分析比較研究不同的養老方式，尋求一種適合中國農村情況的養老制度，對於農村經濟的發展將具有重要意義。
（一）家庭養老。這是當前中國農村使用最普遍的養老方式，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之具體體現。這是一種最完美的養老方式，它所具有的優越性是任何其他養老方式都無法比擬和替代的。在現有經濟水平條件下及傳統文化模式下，家庭養老仍然是我國農村的主流養老方式。有關資料顯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經濟來源構成中，來自子女供給部分城市佔16．8%，鎮佔21．0%，縣（農村地區）佔38．1%。這說明子女供養在城鎮老年人中佔有一定地位，而在農村中則佔有重要地位。（9）
（二）集體養老。集體養老就是由集體經濟組織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進行贍養的制度。集體養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養老院制度。集體養老存在的物質基礎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的完善和物質的豐富，存在的心理基礎是老人社會交際的廣泛和子女對養老認識的多元化。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和農民意識的落後直接影響了集體養老的普及化和規模化。筆者認為集體養老只能作為農村養老的重要補充形式而不可能象有些地方官員所言成為家庭養老的替代形式。
（三）養老保險。面對農村老年人口數目的迅速增長和家庭養老的弱化，農村養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從1991年開始，根據國務院的決定，民政部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組織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改革的試點。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改革試點，有8200多萬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10） 應該說，農村養老保險從無到有並初具規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以上數字對於8億農民來說，社會化養老保險對大部分農民來 說還是離他們較遠。由於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仍比較落後，且地區間極不平衡，差異較大，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制度與現實情況相脫離。
（四）儲蓄養老。依靠平時的積蓄用來防老，在農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場。據筆者對河南省部分農村的調查，15%的農民對養兒防老已喪失信心，他們認為只有錢財是可靠的，因而盡可能省吃儉用，節約儲蓄以備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脹、天文數字的醫療費以及農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儲蓄養老已失去太大價值。
四、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基礎
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中國農民人口多，佔全國12億人口的74%，其中60歲以上的老人7285萬，占農村人口的8.2%，並且以每年3%的速度遞增。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應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環節。我國「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農村養老以家庭保障為主，堅持政府引導和農民自願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保險」。2010遠景目標綱要為中國農村養老指明了方向。特別是指明了今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發展思路，那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基礎是什麼、是否已經成熟？能否替代家庭養老？」就成為每一個理論工作者必須關注的焦點。
根據筆者多年來對農村養老問題的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基礎主要有：
（一）貨幣經濟的發展
非貨幣經濟決定了交換只能在相同的時間和空間進行，從而使生產者和消費者無法分離，家庭養老成為必然。只有到了工業化的現代社會，社會化生產達到了極度發達的程度，生產單位由家庭變為工廠，家庭成員各自都是獨立的商品者，依靠參加社會化勞動而取得工資收入，即以貨幣經濟完全取代非貨幣經濟，老人才能掙脫作為生產單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貨幣來購買自己喜歡的商品維持生存，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轉變的前提條件就是現代化的貨幣經濟的存在。哈瑞斯說：「我們正在用老年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辦法取代工業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當這一過程完成之後，父母孩子之間真正的反哺關系的遺跡也將消失」。（11）可見，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他們的社會處於非貨幣經濟即農業經濟階段時同樣也是實行的家庭養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農村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形成
養老的兩個要素是物質保障和生活服務。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關鍵是解決了養老的物質基礎，但是對於一個人特別是對於一個沒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來說，僅有錢是遠遠不夠的，這就必須具備相配套的生活服務體系。生活服務的提供有三個來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務；第二，家庭成員的服務；第三，社會化服務。家庭養老之所以經久不衰，就在於家庭成員不僅提供了充足物質資料，還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務，而且親人提供的服務又是最細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將來社會養老保險多麼發達，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家庭養老都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會化生活服務成為影響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一個關鍵因素。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一個村的經濟發達程度、社會化服務程度、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據《經濟日報》記者王培楠報道，2001年初，廣東省東莞市率先覆蓋全社會的農村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開始正式運作。全市參保農民76萬，16. 2萬符合退休年齡的農村老人領取了首筆養老保險金。這意味著，從2001年起，東莞所有20歲至60歲的男性農民、20歲至55歲的女性農民，將全部進人「社會養老保險的安全網」中。廣東省東莞市之所以率先實施覆蓋全社會的農村農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就在於小小的東莞2000年的財政收入總額已達103. 56億元，市、鎮、村三級公有資產已達1168億元，凈資產652億元；就在於每一個村的第三產業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社會化生活服務水平已大大提高。
（三）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起步較晚，許多地方現在還處於摸索階段，國外沒有現成的模式 供使用，國內沒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據，操作的時候難免有種種不盡人意的地方，不當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務都會影響農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信心。「受管理體制改革、利息持續下調及政策變動等因素的影響，2000年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出現了參保人數下降、基金運行難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難，一些地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甚至陷入停頓狀態」。（12）
從國外成功經驗來看，養老保險制度越完善、服務越到位，投保者的熱情就越高，保險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沒錢，服務就越無法提高，投保者越沒有熱情，保險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復始，形成惡性循環。
四、當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的現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我國起步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農民素質、社會心理、東方文化、社會化服務水平、農民對保險制度的信任度、非貨幣經濟等等因素的影響，與城市職工養老保險相比，狀況很不如意。盡管到1998年底，全國已有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0多個縣（市、區）開展了農村養老保險改革試點，有8200多萬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但以上數字對於8億農民來說，社會化養老保險對大部分農民來說還是離他們較遠。從目前農民繳費的情況看，人均繳費不到150元錢，根據他們的繳費額，幾十年後，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幾元錢（相對於目前收入和消費水平）的養老保險金，根本達不到保險的目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隨著農村經濟情況的好轉，部分參與社會保險並最終獲得部分社會經濟來源的條件已經產生：第一，除極少數未脫貧的地區之外，中國農民已經過上了溫飽生活，很多農民已經在向小康生活水平邁進，具有了一定參加社會保險的經濟承受能力。經濟較發達的浙江省杭州地區農民，開展養老保險的鄉鎮覆蓋率已達到95%，一些富裕的年邁農民通過一次性交納幾千元養老基金，已開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數額領取養老保險金（13）。第二，隨著全國保險業務的發展，社會影響的擴大，計劃生育政策手段的強化等等，農民參加保險的觀念不斷增強。他們開始理解到了參加社會保險對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覺性不斷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順應農民需要而推出了《農村養老保險暫行辦法》，山東煙台從1989年開始，大膽地進行農村社會保險體制的改革，取得了極好的社會效果。
這種喜憂參半的現狀是和我國的基本國情完全一致的。我國的農村人口多、生產力水平低、經濟發展差距大，因而在養老問題上，各地情況差別很大，有些地方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已全面覆蓋，如東莞、溫州以及山東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貧困地區，連一般的保費還無法收齊。由於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仍比較落後，且地區間極不平衡，差異較大，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農村社會化養老保險制度與現實情況相脫離。因此，在現有經濟水平條件下及傳統文化模式下，家庭養老仍然是我國農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五、解決我國農村養老的方式選擇及立法的價值取向
根據當前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傳統文化模式、社會化服務狀況以及養老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家庭養老仍然是中國農村中的主要養老方式，只不過這種家庭養老已不再是傳統的家庭養老，而是以家庭作為養老的載體輔助於多種養老方式的農村養老模式。可以這樣說，不管今後農村養老如何改革，家庭作為養老載體的地位是其他養老方式無法替代的。因此對於家庭養老中存在的問題及困難，我們應給予高度的重視，切不可以偏概全，隨意放棄對家庭養老的研究和規范，更不可武斷地認為社會養老保險能夠完全替代家庭養老。
之所以說家庭作為養老載體的地位是其他養老方式無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家庭養老的成本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員更便於照顧老人，無需由專人脫離生產而專職對老人進行看管，既不影響生產，又不影響養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優原則。第二，我國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不高。由於諸多的原因，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村的全面推廣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養老保險的社會化程度還很低的情況下，家庭養老這種古老的養老方式不能隨便地減弱或放棄。第三，家庭服務業不甚發達。即使人人都參加了社會養老，年老時有一筆可觀的收入，但由於農村家庭服務業剛剛起步，從事家庭服務的人員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沒有家庭這個養老載體， 老人們即使手中握著錢也仍然無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觀念、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對老人養老載體選擇的影響。傳統的「子孫滿堂」觀念在農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隨著年齡的增加，對家庭的依賴性、對子孫理解的渴望會進一步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拿到保險金的老人會選擇離開自己的家人而與他人生活在一起嗎？很顯然，家庭永遠都是最理想的養老載體。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的觀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動對家庭養老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單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規對家庭養老進行規范已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農村養老制度，必須將家庭養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養老的載體與養老的內容是相輔相成的，家庭願意承擔養老責任，但沒有物質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無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僅有資金上的保證，但無人對其進行照顧，其生活也是難以得到滿足。所以，在鞏固原有的家庭養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須在農村強制推廣社會養老保險，使農民建立防患意識，在其年輕力壯、創造力最強時，能有少部分的儲蓄，以備年老、多病沒有生活能力時所用。
鑒於上述分析，根據我國農村的基本國情，參照「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對農村養老的基本精神，我國農村養老立法的價值目標應該定位於：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14）
解決農村養老問題，除了加強對全社會的尊老、敬老的宣傳教育，弘揚中華民族尊老、敬老、養老的傳統美德外，在依法治國的今天，還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單獨的農村養老法，有關農村養老的問題散見於《婚姻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繼承法》、《保險法》、《民法通則》等等之中，這種分散的規定方法不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協調，而且影響到農村養老制度的實施。考慮到中國農村的特殊性和養老保障的復雜性，筆者認為，本著「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農村養老立法價值取向，我國農村養老法律體系可按以下思路構築：
第一，盡快制訂農村養老基本法——《農村養老保障法》，農村養老保障法可以作為我們正在制訂中的《社會保障法》的部門法。其主要內容應當包括：農村養老的原則、農村養老的形式、農村養老的種類、農村集體養老機構及其性質、家庭養老的內容、集體養老的內容、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內容、社會養老保險機構及其性質、農村社會養老基金的籌集管理發放、法律責任等等。
第二，根據《農村養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則制訂如下部門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農村商業養老保險法》、《農村老年人權益保護法》、《農村家庭養老示範法》等等。
第三，制訂農村養老的行政法規。這一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法律規范是我國農村養老保障法律體系的重要方面，在整個農村養老保障法律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具體應該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例》、《農村家庭養老條例》、《農村集體養老條例》、《農村個人儲蓄養老保險辦法》、《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機構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機構稅收減免辦法》。
綜上所述，農村養老問題直接關繫到中國農村秩序的穩定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於固有的道德體系的崩潰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構建和不斷完善農村養老法律體系來規范農村養老已是大勢所趨。「以家庭養老為主導，強化社會養老保險、引進商業養老保險，建立多種形式並存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價值定位既符合中國農村的實際，又有利於操作和實施，相信其研究對國家今後的農村立法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⑹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研究6000字論文一篇
論文摘要：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讓廣大農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成果，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文章就廣西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緊迫性、存在問題進行了分析，並提出若干思考。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立足我國農村發展實際，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抓緊制定指導性意見，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國家補貼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09年9月1日，國務院印發《關於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國發[2009]32號)，決定從2009年起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以下簡稱新農保)試點。 2010年元月，廣西出台《廣西壯族自治區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將在2020年前基本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的全覆蓋，逐步為廣西農村老人繫上社會養老保險的「安全帶」，從而實現「老有所養」。文章擬圍繞廣西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一些重點問題作粗淺探討。
一、廣西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緊迫性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新」，主要體現在變「個人繳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支持」為「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的多元化籌資機制，它要求一是從農村實際出發，低水平起步，籌資和待遇標准要與經濟發展及各方面承受力相適應;二是個人、集體、政府合理分擔責任，權利與義務相適應;三是政府引導和農民自願相結合，引導農民普遍參保。這是一種新的資金分擔機制，突破了我國長期以來因財政力量不足而不直接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給予資金支持的傳統。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確保農村居民基本生活，推動農村減貧和逐步縮小城鄉差距，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意義重大，同時對於改善心理預期，促進消費，拉動內需也具有重要意義。
(一)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已基本具備
1.老齡化時代正向我們邁來。世界老齡化趨勢正在加快腳步，聯合國近期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目前全球平均每9個人當中就有1個人的年齡超過60歲。預計至2045年，全世界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將首次超過14歲以下青少年人數，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將升至2200。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我國於1999年進人老齡化，到2008年底，老年人口達1. 6億，占人口總數的12%。根據預測，2014年達2億，2026年達3億，2037年達4億，2051年達到峰值4. 37億，佔31%，屆時將近3個人中就有1個是老年人。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更高，農民養老保障問題日益突出。
2.我國整體經濟處於快速發展時期，已具備進行國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和手段。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國民收人再分配，國家財政給達到年齡的農村老年人發放基礎養老金將直接增加農民收人，讓農村人口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有效地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發展。
3.農村經濟日益發展，農民收人快速增長，城鄉差別正在縮小，農民權益保護意識不斷強化，參保意識不斷增強。發達地區農村、城鎮近郊農村和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部分鄉村，經濟實力逐步強大，基本具備了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
(二)廣西農村人口老齡化現象日益嚴重，養老問題凸顯
廣西是一個經濟後發達地區，又是典型的農業大省區、人口大省區，截至2008年底，全區有農業人口縣(區)112個，農業人口4176萬人，全區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82.7%。《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條明確規定，老年人是指60周歲以上的公民。近年來，廣西老年人口總量逐漸增長，老齡化趨勢正在加快。據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全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633萬人，約佔全區總人口的13.59%。比全國高出1. 6個百分點，且以每年3. 5%的速度遞增。其中全區60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口617. 58萬人，約佔全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總數的97.56%。60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口顯然占我區老年人口的主體，如果解決不好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將會制約廣西經濟社會的發展。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和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持續向城市遷移，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比城市更為突出，農村養老形勢十分嚴峻。農村地區的「空殼村」和農村家庭的「空巢家庭」逐步增多，農村地區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將會更加嚴峻，而傳統的農村養老保險模式和功能逐步淡化，靠傳統的道德、親情維系的家庭式養老受到了沖擊，因此，建立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迫在眉睫。
(三)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逐步改變、養老功能逐步弱化
據調查，當前我國有超過一億的農村老人依然靠農耕社會的「養兒防老」模式度過晚年。但現代社會的經濟基礎和文化觀念已轉型，土地和兒孫不再是唯一的、完全的生活保障;而這些身負生活重擔的子孫後輩，也無法完全可以承受這部分即將喪失勞動能力的農村老人所帶來的養老負擔。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發展，特別是農村實行市場化改革以來，在當代農村地區，農村家庭的小型化、空巢化、代際化普遍存在，農村養老風險在不斷加大，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和養老功能已逐步弱化，面臨著嚴重挑戰:一是農民勞務收益困難，子女的贍養壓力增大;二是農村勞動力流動性增大和流動人口的異地頻繁遷移，給農村家庭贍養帶來了負面影響;三是農村地區普遍相對貧困，給家庭養老保障能力帶來困難，這些問題都需要建立一套新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加以解決。同時，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城鎮化、工業化的加快發展，傳統的養老(個人養老、家庭養老、集體養老、土地養老保障等)等功能正在弱化。在當前傳統養老功能逐步弱化的情況下，根據國家的統一部署，結合廣西的實際情況，加快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對於經濟後發達地區的廣西來說，就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
⑺ 教育畢業論文 新型農村養老保障模式的基本架構
長期以來，中國鄉村不斷依託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停止養老，鄉村老年人養老保證是中華文化的傳統，但僅僅是一種非正軌制度，而不是一種正軌制度。變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開端在經濟相對興旺的地域停止鄉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變革探究。1991年民政部在山東煙台停止鄉村社會養老保險變革試點，並在試點根底上制定出台了《縣級鄉村社會養老保險根本計劃》，肯定了鄉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一些根本准繩，隨後在全國各地鋪開變革試點。鄉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是在我國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帳戶相分離的制度框架下停止的，但是，由於受經濟開展程度、制度文化條件、社會習氣等方面的限制，變革試點的效果並不理想。到1998年，全國僅有2123個縣、65%的鄉鎮展開了鄉村社會養老保險，參與人數只要8025萬人，參保人數的總體掩蓋率缺乏鄉村人口的10%，而且掩蓋率在近年還有降落趨向。以雲南省為例，「十五」期間的前三年，累計參保人數分別為136萬人、136. 8萬人、133. 21萬人，年增長率分別是0. 7 %、0. 6%、一2. 6%，這些數據標明:2001, 2002年參保人數有小幅增長，闡明只要局部農民新參保，2003年個別縣區清退了3. 87萬人的養老保險基金，呈現了負增長。顯而易見，推行鄉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變革的難度非常宏大。 在全面建立小康社會，加速推進現代化建立的前提下，妥善處理中國鄉村養老保證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曾經顯而易見。但是，我們以為，當前我國養老保證制度變革存在一個值得深思的共性問題，即從城鎮到鄉村都不斷試圖直接自創外國的經歷和形式，簡單的運用「拿來主義」方法，以至是採用直接「套用」方式。這種做法不契合我國養老保證制度創新的制度文化條件，呈現「水土不服」，使變革成為「嵌人型」的形式，表現出兩個套用:(1)城鎮社會養老保證制度變革單純套用國外形式。從世界范圍來看，社會根本養老保險制度普通分為兩類，一類是社會統籌，另一類是個人帳戶。前者主要是興旺國度採用，後者主要是新加坡和智利等國採用。我國試圖把兩者分離起來實行「統帳分離」形式。 www.hdfinf.com 醫療分類信息這無疑是一種創新，但是也有單純套用國外形式之嫌。(2)鄉村養老保證制度變革又想套用現行城鎮養老保證變革的形式，從而把鄉村養老保證簡單化為鼎力推進「鄉村社會養老保險」。社會各界對鄉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性質有不同見地，有的以為它是一種低程度的農民養老儲蓄積聚;有的以為是政府引導下的農民自我保證;有的以為是一種商業保險。雖然觀念不統一，但是，大局部人還是主張現行制度框架下鄉村養老保證形式的根本走向是:逐漸向擴面為主的城市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靠攏。這種根本走向在下圖A中表現為農民保證特別是失地農民和農民工(圖A中的虛線所示)直接壓向城鎮保證體系，不時增大原本就有風險的城鎮保證體系的風險度，而對地道的農民自身的養老保證問題研討不多。
⑻ 有沒有關於農村養老保險問題方面的論文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對策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整個人口的60％以上，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上存在許多問題，積極推進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解決好農民的養老問題，對於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三農問題，統籌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實現和諧社會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存在的問題
我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的探索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6年開始，民政部根據「七五計劃」關於「抓緊研究建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並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情況，進行試點，逐步實行」的發展目標，開始了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進行積極的探索，第二階段是1991年國務院決定農村(含鄉鎮企業)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由民政部負責。並於1992年印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確定了「從我國農村的實際出發，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為目的，堅持資金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扶持；堅持自助為主、互濟為輔；堅持社會養老保險與家庭養老相結合；堅持農村務農、務工、經商等各類人員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一體化的方向」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並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相關工作。第三階段是1995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民政部《關於進一步做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意見》，為推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的健康發展，全國2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相繼頒發了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的地方性法規和文件，將這項工作提上議事日程，擺上重要位置。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將農村社會保險管理職能劃入新組建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實行社會保險的統一管理。農村社會保險管理機構逐步從民政部門並入勞動保障部門。從目前來看。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上並不成功，許多地區沒有建立農村社會養老體系，已建立的地區也存在很多缺陷，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缺少法律保障
從整體發展過程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還缺乏法律性規定，大多是以政策、通知、會議決定等形式進行制度落實，缺乏穩定性和持續發展性。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基本都是在1992年民政部頒布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的基礎上稍作修改形成的，普遍缺乏法律規定性，法律制度的欠缺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帶來一系列問題，如保險對象不明確，保險資金來源不穩定，保險管理方面的隨意性和盲目性等，使農村養老保險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依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於認真做好當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的通知》出台的地方性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專項制度，標志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向專項化方向發展。如廣東省頒布了《廣東省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細則》和《廣東省社會工傷保險條例實施細則》，明確規定農民輪換工應參加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深圳、珠海、東莞等城市還專門就外來務工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制訂了具體的實施細則和辦法。
(二)管理體制存在漏洞
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體制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既有商業保險的技術難度，又有依法實施的政策難度，因而對管理水平的要求很高，由於缺乏專業人才和嚴格的管理制度，加之機構設置不健全，使養老保險基金管理上出現了很多漏洞，如由於財務統計制度的滯後性和專業金融財務人員的匱乏，無法通過財務信息了解農保基金運營的真實狀況，無法對基金運營進行有效監控。此外，不少地區的農保統計工作甚至從一開始就沒有固定的組織人員、工作流程，從來就沒有月、季、年的報表，導致相當一部分基礎數據嚴重失真，無法通過統計數字制定準確的年度工作計劃，也無法對以往的基金運營成果進行有效總結、考核。
(三)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太小，覆蓋對象有缺陷
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老年人口，其中75％在農村。據統計，未納入社會保障的農村人口還很多。建立社會保障網路的鄉鎮1998年僅佔全國鄉鎮總數的41％，建立社會保障基金會的村委會不到村民委員會總數的20％。基本方案中沒有體現出對留在農村的農民和進城務工的農民給予區別對待，進城務工的農民既沒被納入到農村養老保險體系中，也沒被納入到城市養老保險體系中，處於法律保護的空白地帶。
(四)農村養老難於完全依賴土地保障，但是土地對於有的農民來說仍然是重要的生產資料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從1978年到1998年，全國農民平均來自第一產業的收入比重由91.5％下降到了57.2％，其中純農業收入僅占總收入的42.9％。由此可見，來自土地的農業收入已難以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以之養老更是奢望，有的農民已經擺脫土地的束縛，參與到現實的社會保障中。但是，土地對於有的農民來說仍然是很重要的生產資料。近年來農產品的價格日益下降，從土地上獲得的收益非常微薄。而且農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徵用，對價是極少的土地補償費。所以完全依靠土地來養老的選擇也是不可行的。
(五)資金籌集與基金的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農保資金現有的保值增值渠道亟待拓寬
農村養老保險需求水平相對較低，許多貧困村民無法投保，而少數村、鄉幹部利用職權、巧立名目、利用公款為自己投保，養老保險成了這些人為自己謀私利的工具，影響了養老保險的運行和群眾投保的積極性。一些地區還出現了強制保險。籌集的養老保險金不能專款專用，少數地方以種種借口，擅自挪作他用，引起風險，損害被保險人的利益，最終必將影響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推行。基金的管理級別太低，不能使基金有效地保值增值。按照現行制度設計，農保基金只能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債，保險基金增值范圍太小。
二、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是導致養老保險現狀的根本原因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提出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戰略思想，在工業化的驅動下，相關制度體系逐步建立，政府通過戶口遷移，糧油供應，勞動和社會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形成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1)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我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始於1958年的戶口登記條例，它是我國二元社會結構得以形成和強化的制度保證，也成為制約城鄉協調發展的一大障礙，這種以農村和城市身份為標志的城鄉分割戶籍制度，使農村人口不能自由地向城市遷移，它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與市場經濟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原則相背，二元戶籍制度直接造成並維持了城鄉居民之間過大的收入和消費差距；(2)政策主導的城市部門過度吸取農村剩餘：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部門為工業部門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建國後照搬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實施工業化尤其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實行「挖工補農」的戰略。1953年開始實行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人為實行工農產品的不等價交換，以剪刀差的形式從農村吸收資金支持工業和城市發展，造成農村的貧困和城鄉經濟的進一步拉大。
(二)農村經濟落後是導致農村養老保險現狀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由於農業本身是第一產業，創造生產力的效果沒有其他產業那麼明顯，所以國家對其管理與監督的力度不夠。另一方面，由於農業的發展主要在農村，國家的管理可能會因管理層級太多而導致管理的失靈。所以，由於農業產業的弱勢，在剛剛實行市場經濟要求大力發展經濟的時候，國家就制定了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政策。國家有關研究表明，從1952年到1990年，中國農業通過稅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儲蓄方式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總量達11.594億元。經濟的發展也需要建設用地，而建設用地的主要來源即是對集體土地的徵用。我國的國情是人口太多，地區發展的速度快慢不一，所以，國家進行干預，規定政策為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後帶動較為貧困的地區，政策的傾向對於農村的發展極為不利。
(三)立法的滯後，直接導致無法可依
關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行，只有1992年1月3日民政部公布實行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國家沒有根據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及時地對法律做出調整。農村社會保險各地規定不一，沒有法律約束力，基層無法操作，農民無法可依，參保積極性也就大打折扣。
(四)管理體制沒有理順
農村社會保險工作有的仍然留在民政部門，有的已經劃歸勞動保障部門管理，造成工作脫節，管理混亂。手續繁瑣，領取不便。參加社會養老保險一般都是斷斷續續的，繳費不定時也不定額，每到符合退休條件需要辦理領取養老金手續時，要進城確認身份、年齡、繳費、時間等，農民費時費力費錢；而達到退休條件辦理退休手續後，還得進城領取養老金。這些，參保人員意見很大，從而影響了農民的參保積極性。
三、改革和完善我國的農村養老保險問題的思考
(一)基本原則
1 城鄉統籌原則。即使在城鎮化發達地區，二元結構依然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性痼疾，城鄉分割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之一。50年來，城鄉居民之間的種種不公平福利政策和障礙待遇，使注重人本社會的中國已處於尷尬境地。建立農民養老保險制度無疑是扭轉中國失衡的城鄉居民福利制度的機會。
2 因地制宜的發展社會養老保險，強制性與自願性相結合。即應該立足於我國國情，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根據各地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繳費能力的不同適時、適當地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只有當地區經濟的總體實力能夠提供剩餘積累，而且從積累中提取的資金用於社會養老保險對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們當前的生活消費沒有影響時，建立社會保險才具有可能性，在尚未解決溫飽問題時就談建立社會養老保險是不現實的。
3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與其他保障制度的協調發展原則。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自我保障層次：家庭保障，體現為成年子女對老年人「反哺」；個人儲蓄，以青壯年時的個人儲蓄養老；土地保障還可以發揮其有益補充作用。政府負責層次：財政與政策支持；集體保障層次，傳統的或新型的經濟組織給予補助。逐漸從以家庭養老為主體的保障模式過渡到以社會養老保險為主體的保障模式。
4 循序漸進原則。第一，逐漸擴大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第二，資金的籌集在現階段堅持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財政與政策支持。今後，隨著農民收入的不斷增加，集體和國家支持的份額逐漸減少。第三，逐漸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險體系銜接，實現城鄉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第四，現階段應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與家庭養老等保障制度相結合，今後慢慢過渡到完全的以社會養老保險解決養老問題。
(二)具體制度建議
1 加快我國社會保障法制建設，使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有法可依
(1)法律地位亟待確立。從依法行政的角度來看，一種政府行為，應當有其相應的法律依據通過立法建立和健全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這是世界各國開展社會保險工作的通行做法。經過1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國已經建立起城鎮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框架，並基本形成城鄉社會救助制度的雛形。目前正在起草的《社會保險法》等有關法律，將促進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健康發展。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將離開土地，需要進入到社會保險體系中來。農村社會保險是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明確其法律地位。應當從法律上明確，不僅城鎮要建立社會保險制度，農村也可以搞社會養老保險，特別是有條件而又自願開展這項工作的地區。
(2)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法。通過立法的形式建立、健全社會保險與社會保障制度，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目前學術界關於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模式的選擇有兩種模式設計：其一是在《社會養老保險法》中單列一章；其二是專門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立法應當結合國家目前正在制定的《社會保險法》專門制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第一，總則部分。對立法的依據和目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等進行詳細的規定，立法的目的要著重把農村社會養老上升到「保障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權」的高度。第二，養老保險的適用對象和范圍。應該包括非城鎮戶口的農村人口，堅持農村社會人員的養老保障的一體化，投保年齡按取得勞動收入的時間起算，一般為年滿18周歲的公民，但16至18周歲以自己的勞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也可以納入其中。第三，養老保險待遇的享受中規定享受養老保險待遇的條件、養老金的確定、領取，個人賬戶存儲額的繼承，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第四，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和運營應當包含基金管理機構、基金的管理、基金的解散，周轉資金的計息，基金的運營原則、增值收益：監督管理、管理費用，稅收優惠；第五，爭議的處理及法律責任中應當包括爭議裁決機構，對集體經濟組織和個人不繳、漏繳、少繳行為的處罰等內容。
(3)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完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使其上法律體系升為國務院行政法規，制定出全國通行的行政法規。同時根據《社會保障法》建立起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法律體系。具體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管理條例》、《農村養老基金運營條例》、《農村養老基金運營條例》、《農村養老基金稅收減免辦法》、《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監督辦法》、《農村養老保險基金彩票管理辦法》等
2 合理規劃養老資金的籌集與運作
(1)資金的籌集以及各主體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的籌集應負的責任。基金的籌集現階段堅持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財政與政策支持。個人從自己收入中拿出一定的比例積累個人賬戶，以備養老。集體補助中所指的集體主要是傳統地域性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組織和鄉鎮集體企業，但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集體產權制度的進一步改革，農民自願聯合創建的合作經濟組織已基本萌芽並呈良好發展態勢，所以集體補助部分的作用在逐步改革的過程中將逐步淡化。鄉鎮企業向股份合作制的轉軌已大面積展開，對原來鄉鎮企業財務制度不健全有一定的改善，為鄉鎮企業的創收提供了更好的條件，集體經濟組織對於農村的養老保險也應該負責。國家給予政策支持主要針對鄉鎮企業，集體提供的補助部分可以稅前列支，其次國家可以從財政中撥款，給予農村一定的補償；對於農業各稅應該予以減免，減輕農民的負擔與從土地上獲得收益的難度，另外，還可以發行農村養老保險特種國債。但是城鎮社會養老保險中存在的「隱性債務」問題也需要解決，因此要與此協調。
國家在農村養老社會保險體系建構中必須擔負的責任有三：一是政策責任。政府的重視與支持是建立該項制度的根本前提。二是財政責任。該項制度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保證每一個農民基本生存的必然舉措，政府有義務根據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來推動其實行。三是法律責任。對農村養老保險進行立法，就是要通過法律規范和調整農村養老保險關系，加強這項立法工作非常重要，對農村以及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具有促進作用。
(2)健全我國的證券法律制度，保障基金的運行與保值增值的渠道。現在農民的投保積極性不是很高，提高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可以說是吸引農民參加養老保險的一個重要途徑。現在農村養老保險基金以縣為單位統一管理和運營的現實，不僅形成了過度分散管理帶來的不合理管理費用和基金被擠占挪用的風險，而且投資形式單一，只是儲蓄的形式或購買國家債券，增值的效果很差。國外許多國家的法律都明確規定了養老金可以用於投資股票，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可見，把農村養老資金投入證券市場是一條不可忽視的保值增值途徑，因此，必須修改《證券法》，為農村養老資金的人市營造規范，安全的投資氛圍。
(3)加強農村養老資金的監管，進一步明確養老保險的法律責任制度。我國《刑法》第273規定「挪用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受到重大損害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里並沒有把農村養老資金列在其保護的范圍之內，因此，必須修改該條款，使得農村養老資金能在《刑法》刑法的保護下得到最優化的使用。
3 在管理體制方面
(1)基本政策要穩定。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方案的基本思想是：堅持低標准起步，堅持個人交納資金為主，集體補助為輔的原則，堅持以個人賬戶為主的儲備積累的保險方法，堅持自願參加與政策鼓勵相結合的政策措施，堅持社會養老保險與家庭養老保障相結合的制度。這些政策總體上看是合乎實際情況的，應當繼續堅持，並逐漸完善。國家關於農村養老保險的方針政策變化無常，不利於這項工作的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最早提出按商業保險運行，但商業保險公司因成本高、保費難徵集而失去積極性。
(2)改變觀念，理順管理制度，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本質特徵是社會政策，而不是經濟政策，是社會保險而不是商業保險，因此不應該走純粹的商業化路子。在觀念層面，國家應確立以社會性和公平性為原則的城鄉一體化的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長遠目標，在行動層面，在該制度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政府應真正承擔起國家保障的社會責任，加大對農村養老保險的資金投入。應通過制度的完善明確規定集體和國家對農民養老保險的投入最低限額，並落到實處，從而確立以國家、集體為主，個人為輔的養老基金籌集模式，這是制度建立的關鍵所在。
(3)加強土地保障。土地是農民生存的根本，也是目前農民所擁有的最可靠的保障資源，因此，在我國的一些保障項目在農村不能充分的實施和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加強土地的保障作用。首先，提高農用征地的補償水平。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基準是「按原來用途的收益」進行補償。也就是以原耕地上的農作物的收益為標准。以現在的農產品價值計算，這種補償是很少的。要提高農地徵用補償水平，必須切實從農民自身利益出發，採用按市價補償的新原則，並改革轉讓機制。使農民參與到轉讓土地的價格談判，充分行使自身權利，發揮自主性。將被征地農民納入特殊社保。被征地農民作為一種特殊的群體，政府應當在政策上給予照顧，將他們納入保障范圍，比較可行的方法是將征地補償費的一部分為農民建立社會保險，政府給與政策和資金支持，以國家信用確保失地農民享有養老保障。這種思路是目前較具操作性的農村社會養老的過渡辦法，符合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趨勢。
(4)繼續發揮家庭在養老問題上的重要作用。贍養和孝敬父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之一，我國《憲法》和《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對贍養老人問題都有明確的規定。雖然，隨著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推行，家庭結構的變化，家庭養老保障的功能有所削弱，但是贍養老人仍是一種責任、一種美德。同時，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收入上的提高也為家庭養老提供了經濟基礎。此外，家庭養老還可以避免西方國家那種由於過度推進社會保障而帶來的家庭危機，從而有利於維護良好的社會道德規范，促進農村社會進步。
4 制度改革的目標
現階段實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具有明顯的身份特徵，以是否有城鎮戶口為劃分依據，如此對待農村社會問題，顯然違背一個基本常識，因為中國政府是全民政府而不是市民政府。消除城鄉差別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公平待遇是發展趨勢，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未來發展的必然結果。
總之，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一個復雜的艱難的工程，需要政府的大力的扶持，也需要農民自身的努力，我國在幾十年的探索中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也形成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相關政策，這些制度中有很多是非常有價值的，但是基於有限的經濟發展條件，還不能在農村順利地實施。但是我們應該在了解現實的基礎上創造條件，加強立法和制度准備，使這項工作步入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學習和借鑒各地區的成功經驗，做好准備工作，一切從解決農民的實際困難出發，深入基層切實做好信息的調研，進行可行性分析，著眼於現實，本著為農民作實事的精神，避免人力和資源的浪費。同時，我們也要幫助農民轉變思想，努力推進農村社會保障的現代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