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医疗保险专业有哪些知名人物
医疗保险专业的知名人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位：
郑功成：
乌日图：
顾昕：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医疗保险专业涉及领域广泛，且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医疗保险制度、政策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知名人物也会因地域、时间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以上列举的人物仅为部分在医疗保险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更多的人物和详细信息可以查阅相关领域的学术文献、政策报告等资料。
⑵ 延迟退休对不同群体
很多人都很关心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延迟退休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的，特别是年轻一代，意味着要多上几年班才能领到养老金。
一、延迟退休对哪些群体有影响
如果2022年落地实施，那么以下三个群体将会受到退休新政的影响。
（1）小于等于50岁女性工人（1972年以及以后出生的女性）；
（2）小于等于55岁女性干部和男性工人，主要是从事繁重体力并渣劳动的工人（1967年以及以后出生的人）；
（3）小于等于60岁男性干部（1962年以及以后出生的男性）。
由此看出，延迟退休方案影响较大是70后和80后，根据人社部方案将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直到经过相当长时间达到新拟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因此对于90后来说，到退休时估计已经完全赶上了新政。
二、延迟退休的年龄从什么时候开始
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毕竟延迟退休关系到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在这方面需要一个十分完善并且严谨的方案。其实从这一话题出现到现在，已经有着5年多的时间了，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不过人社部对此已经作出回应，表示在2020年之前一定会有方案出台。
按照现阶段员工的退休年龄来看，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0周岁就达到退休年龄了。这一退休年龄的制定其实也是考虑到劳动条件、人均寿命等方面，对于员工的权益已经尽可伍蔽培能发挥到最大。当然这需要你在职期间按时缴纳社保，并且需要满15年，退休以后才能享受到养老金等一系列的保障。
三、提前退休可以领养老金吗
退休和领取养老金是两个概念，将来退休的时间是弹性的，是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内，要尊重个人意愿，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才能弹性延迟时间离开工作岗位，政府只规定一个界限，不参与年龄划分。比如，有的人累了，想40岁退休也行，只是没办法领取养老金，到了年龄才能领取。
近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称，由于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中国拟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因此，然而“延迟退休”这剂缓解养老金收支平衡“猛药”不仅不能药到病除，甚至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作用。1997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然而，1998年我国就有半数省市养老金收不抵支。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童工数据显示，2005年底，中国养老基金空帐已达到8000亿元，且腔唯每年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截止到2010年，国家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但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人民币，导致17557亿元人民币的缺口将要由政府来偿还。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对中国养老金缺口的估算，最乐观的也认为缺口将达到三万亿人民币。从2000至2008年间，中国CPI平均2.2%，面对同样是2.2%的通胀率，养老钱实际上已经处于贬值状态。而当前，社保五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只有存银行和买国债，不足2%的名义收益率恐怕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目前中国男女退休年龄的时间分别是60岁、55岁，如果从今年起实施65岁的退休年龄，以每3年提高一岁，则可以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延长到2027年。15年的时间，即便排除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等增加养老金支出的因素，空帐规模也已经达到27200亿元。以不足2%的收益率，又该如何填补这个空帐?中国养老金制度面临的很大问题，还在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社会保障待遇的差距很大，甚至一部分人没有任何保障。2010年初，美世咨询公司(Mercer)发布全球养老金指数，该指数覆盖五个大陆、十一个国家的私人和公共养老金体系，在对三大类、40多个指标进行分析比对后,中国的指数排在倒数第二位,仅优于日本。美世公司认为：“一个较好的养老体系中,社会养老保险应能覆盖到80%以上的人口,而中国目前只有25%左右,即使在覆盖率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只有50%左右。”下一代人负担上一代人的养老不仅是自古皆然，也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对因为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下一代人负担的加重部分进行化解。如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称：“只要实现全国统筹制度全覆盖，未来30年左右完全能够实现制度自身的收支平衡，有能力避免养老金支付危机。”目前，中国已经有25个省市实现了省级统筹，但这仅仅只是账面意义上的统筹，而非实质性的统筹。2010年，国家就已计划在320个县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但由于新农保、城居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转换通道未彻底打通，农民工的参保率依旧没有显著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延迟退休,势必使得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使得许多原本未被制度所覆盖的人拒绝参保。养老保险覆盖面低,自然也减少了养老保险的收入。国家财政是社会保障指出主要的负责人，但在“十二五”之前，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多年持续低于10%，同期的行政经费却高达1/5。与日本、加拿大这样同期社保支出超过公共财政30%的国家相比，明显过低。因而压缩“三公消费”，增加“社保支出”，理当成为缓解社保资金问题的首要出路。更何况，早期国有企业普遍以“低工资无社保”为代价，国家承诺的政府养老没有兑现，现在一古脑儿要社保基金承担养老支付，必然使得社保基金压力持续增大。而全国各地社保案层出不穷也使得公共权力不断受到质疑。从1993年开始，广州8.9亿元养老保险金被挪用，无法完全追回;2003年6月，太原市财政局科员挪用社保基金8609万元;2006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祝均一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相较而言，全国参保人退休年龄延迟一年，也仅仅只能使养老统筹基金增长的40亿元而已。目前我国实行的“退休金双轨制”，有两套并行的养老金体系，一套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退休制度，个人无须缴纳社保，由财政统一支付的养老金;另一套是社会企业单位的“缴费型”统筹制度，单位和职工本人按照整个工龄以总的工资的20%比例来缴纳。这种不平等导致了政府替公务员退休金买单日益变得不可持续。政府2010年向退休公务员的财政转移支付为218亿元人民币，达GDP的5.4%。人近几年退休福利巨大的不平等导致了民众普遍的不满。20110年时，广州市人大代表黄瑞麟就爆料：处级公务员退休金能拿到7000—8000元/月，企业的经理们每月自己缴纳养老金1000多元，但退休时封顶也就是1700元/月。不解决体制内外社保的公平正义问题，社保亏空问题无解。体制内没有缴费的个人账户本身没有积累，却要按照有积累的形式来发放养老金，没有人来买单，本身就是一个缺口。由于上世纪末大批国企由于经营不善宣布破产，从1998年至2001年三年间，国企职工从286万下降到233万，下降率达到24.4%，离退休人口却由115万升到119万。大部分国企员工想方设法提前退休，提早享受养老金待遇。1999年至2003年的五年中，提前退休人数达到当期退休人数的20%。而是个主要城市的新增退休人员中，提前退休的已近1/3。部分提前退休的人员是非常健康的，却往往以丧失劳动能力为由办理了病退;还有部分行政管理人员以特殊工种名义提前退休。而对于那些已经内退或提前退休等需要自己缴纳养老金的人群而言，延迟退休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噩耗。他们需要缴纳更多的费用，所获却相应减少。多数学者在论证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合理性的时候,都以预期寿命在延长为主要依据之一。但从数据上看,我国老年人口60岁以上各年龄组老人的平均余寿在1980至2000年间虽然在提高,但目前仍远低于一般发达国家。而如果将退休年龄推至到65岁，按中国人平均寿命72岁来算，退休后只能拿到7年的养老保障金。假定他25岁参加工作，按40年的参保标准来算，平均参保款3000元/年*40年=120000元，退休后保障工资为6000元/年*7年=42000元，凭空损失78000元。基于美国相关制度的实践，2010年9月6日，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试行“弹性退休”政策，以此对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区别对待。使得一些工作劳累、收入又低的体力劳动者，提前退休得到解脱和享受。然而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这项政策只会涉及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因为民营企业用人，本来就极少年龄限制，只要对企业有用，七老八十也照样可以上班。因此，这项政策很大程度上涉及到的就是国有企业等很少一部分人。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及垄断行业的队伍中，目前工作在一线的多以合同制工人为主，但往往也还有一部分“正式职工”退居二线却享受特权。缺乏必要的行业监管与考核制度，延迟退休为这些特权职工以及其他有背景者，提供了继续享受特权5年的便利条件。更为领导者提供了“恋官”“恋职”的绝佳理由。尽管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逐渐消失，但老龄化并不等于中国劳动力不足。目前中国市场依旧需要由已经缴纳社保的人群不断增加缴纳年限、减少领取年限，来填补无底洞似的社保亏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3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假设我国平均退休年龄延长5年，每年可能会涉及上千万人。一方面巨量岗位无法腾出，另一方面又很难通过新开发岗位等方式来化解。这不仅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意味着今后养老金积累的困难，其结果是当年轻的劳动力人口进入老年后，其养老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更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与多数已施行弹性延迟退休制度的国家不同，中国目前许多单位招工用人，年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门槛，“4050”群体普遍遭遇就业难现象。对此，中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而现有法律对就业其实的界定也过于狭窄——《劳动法》关于就业歧视的规定主要包括性别、宗教、种族、民族四类，甚至没有关于年龄歧视的条文。经济的全面市场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就业状态和观念，许多人都难以终老于一个职业，失业、更换职业的情形越来越多，而延迟退休年龄，则使得高龄就业者的公平就业权利无从保障。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虽然微薄但几乎是全部生活来源的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来源：华声在线作者：作者：泽清)
⑶ 四川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到底四川那些城市已经在执行呢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今天，农村社会保险越来越受到政府、理论界和广大学术界的关注。郑功成(2002)认为，农村养老保险的停滞潜伏着巨大风险，主张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宜“进”不宜“退”，宜早不宜迟。“进”应该是正视现实，在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而不是不顾客观情况一哄而上(王芳、王天意，2005)。鉴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计划生育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中，在重视社会救助的同时，要把社会养老保险作为重心来抓(刘书鹤，2001)。东部地区基本上具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中西部地区个别省份具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合理的方案是在中西部选择部分发达地区试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待条件成熟后再全面推行(王国军，2002)。本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做一综述，去粗取精，以利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
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多数学者均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这一制度的条件，但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尚不具备。有代表性的观点出自何文炯等(2001)。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于农民，都是处在该国工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工业化由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即工业化靠自身积累且其剩余能反哺农业时期。这时，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农民收入大大提高，农民人口相对一国人口总数已不占绝对多数。而目前，中国农村多数地区仍处于相对封闭的小农经济阶段，且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他们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全国而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然后逐步扩大其实施范围。不管是发达的农村地区还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都应建立综合性、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对付农民的老龄化风险。梁鸿(1999)在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财力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根据“发展优先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必定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福利病”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再加上中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已达到相当程度，因此，现阶段中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
第二种观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已经具备。卢海元(2003；2004)认为：①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条件基本成熟。2001年，以美元计价，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185元)已经超过欧洲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的最高水平(爱尔兰，1998年为9580元)。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达到5774美元，也超过了发达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平均水平(5226美元)时。2002年，中国农业GDP比重已经下降到15%。可以说，中国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目前已经基本具备。②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条件基本具备。首先，中国GDP将突破10万亿元，财政收入也突破1.7万亿元，经济发展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和手段都已具备。其次，由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中西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农村，已经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再次，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一方面打破了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方式，另一方面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这些都要求中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后，加入世贸组织要求严格限制使用农产品价格保护等与之相抵触的农业政策。为避免农业受到重大打击，为避免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对农民实施更有效的保护。不失时机地为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郭秀亮、范作雄(1997)认为，农村能否顺利推行社会保障，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作保障；其二，农民有较为强烈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参与意识。前者是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硬件”，是物质基础，后者则是一种软件，是顺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而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氛围。基于此，他们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中国农业产生了巨大的质的飞跃，已初步具备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首先，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为集体经济组织缴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提供了可能；其次，农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民具有了较为强烈的社会保障参与意识；再次，存在通过国家政策性调节措施(向高收入阶层征税和在国家财政中设立社会保障支出项目直接拨款)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可能。
二、政府责任
不能以政府对农村居民没有承诺为借口来拒绝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郑功成，2002)。陆解芬(2004)认为，政府必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运营中起主导作用。具体而言，政府的责任主要可分为：第一，政策责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政府应起主导作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和前提。第二，财政责任。一项社会政策的执行，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持，其中，财力支持是最重要的。第三，法律责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这种强制性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来保证。李迎生(2005)认为，政府担负着构建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兑现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以及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等重要职责。当前，为保证政府切实地履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职责，需要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对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趋势应有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估计，以及实践上的偏差——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
三、模式选择
建立和完善以农民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适应各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坚持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是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新创造(赵瑞政、王爱玲、任伶，2002)。
第一个观点：分类分层。郑功成等(2002)认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进行分类处置，优先考虑已经非农化、城市化的农村户口劳动者，优先考虑响应国家号召的农村计划生育夫妇，优先在发达地区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及其他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先行一步。郑秉文等(2001)认为，按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模式，要做到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序发展。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改变目前农村既定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实施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接近的制度形式；在农村中等收入地区，农民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可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养老金产品来实现。总而言之，在一种渐进的动态整合中，逐步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统一(陈志国，2005)。
第二个观点：“三结合保障”。杨翠迎(2005)认为，面对庞大的农村人口群，单纯地靠哪一种养老方式都难以担此重任。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袁春瑛等(2002)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有学者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然要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供养为辅的模式(阎昆，2000)。
第三个观点：创新制度。卢海元(2003)在《实物换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之路》中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行“土地换保障”；进城农民工实行“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的“双轨制”；乡镇企业职工实行“股权换保障”+“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闫艾茹(2003)和孙洁(2004)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政府目前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做出的现实选择，也符合国际养老保险的发展方向。
四、筹资模式
目前，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集模式的探讨较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采取怎样的基金筹集模式?多数学者(例如郑秉文等，2001；杨东乐，2005；刘翔，2006；等等)赞成《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提出的“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资金筹集模式，认为它比较符合中国农村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福利国家养老保障的弊端。相反的观点(例如高和荣，2003；赵建国，2004；等等)则认为，这种筹资模式下，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不仅会造成资金来源不足，降低其保障水平，而且会影响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难度。
五、基金管理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委托保险公司管理是一趋势。刘贵平(1999)认为：①由于政府垄断经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容易出现官僚作风、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的后果，所以，不应放弃和排斥依托于保险公司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②实行按季节或按年度缴费符合农村实际，而按年度缴费更符合农村实际情况，但养老金按月领取比较好。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该是“按年缴费，按月领取”；另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应实行封闭运行，将其归集在财政专户。即一方面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集中在省级管理；另一方面委托专业管理机构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运营。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模式从国家经营向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转变过程中，政府承诺的最终担保所起到的稳定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实际上，专家理财也有风险，为此，政府应承担最终担保(牟放，2005)。目前，以县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中，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际上担当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人的角色，却不具备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资格。对此，可行的办法是在中长期内，一是建立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集中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省一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集中管理一个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二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的省份，应当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开展、基金积累规模较大，同时具备相应的基金管理人才和技术的省份。三是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归集、支付和基金收益的分配(赵殿国，2004)。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商业保险公司有助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推行。罗世瑞(2004)指出，农民的养老问题关键在于经济保障，农民的养老问题可以采取让农民参加商业保险的办法来解决，不依赖于国家财政支持。商业人寿保险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农民可根据缴费能力、保障需要和其他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险种。但是，中国农村寿险市场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经营主体单一、费率不合理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引入相互保险形式，增加保险市场供给主体，降低费率，激活农村保险市场，推动中国农民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郑功成等(2002)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不能对商业保险公司寄予过高的期望，更不能指望依靠商业保险来替代政府承担的责任。
六、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对于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方法，建立以就业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涂文明，2004)。但是，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专家学者又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一个观点：土地使用权置换保险金。张时飞、唐钧(2004)和楼喻刚、金皓(2002)提出了“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建议，即从土地征用款中确定一定数额建立失地农民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他们认为，土地征用款是农民失去土地后维持生计的唯一资本，政府利用这一“历史性时刻”积极弓[导失地农民投资于养老保障，是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只有切实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才能降低企业吸纳失地农民的成本，增强失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从而为他们的长远发展拓宽空间，进而形成“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闫艾茹(2003)认为，国家在征用土地时，对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可让其直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并根据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为5年以上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促进农民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养老保险的平稳过渡。土地使用权置换出的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个人账户，增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积累；同时，还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促进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加快农民城市化进程。常进雄(2004)认可“土地换保障”的理论，认为上海市“小城镇保险模式”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第二个观点：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党国英(2004)提出，现阶段应该建立“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让农民能够陆续使用出售土地所获得的资金和这部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将这两部分资金与地方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统一起来，使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一致的社会保障水平或者比城市居民略高的社会保障水平。
此外，设计一种替代耕地占用补偿金的新税种(例如叫“农地交易特别税”)，实行累进制，将高出一定水平的货币化的级差收益集中到国家手里，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就是说，对于一些大中城市的郊区和一些发达的对外开放地区，在土地交易总收入中扣除了必要的部分(主要是农民的安置费和“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资金这两个部分)以后，对其余部分实行累进税，将相当一部分资金集中到国家手里，形成全国统筹使用的“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的主要用途是：第一，对一部分失去耕地以后所获得的补偿收入不能满足生活保障需要的农民进行援助。特别在一些落后地区，由于公用事业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土地征用中，农民有可能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偿(因为土地的市场价格很低)，需要“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进行转移支付，以帮助这里的农民。第二，开垦或复垦一部分土地，安置因公用事业征地而丧失土地的农民。第三，补充“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资金的不足。
第三个观点：实行“三方”付费制。宋斌文、荆玮(2004)倾向于给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应是个人账户式的完全积累制，采取“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其中，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30%，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出，直接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以备调剂使用；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40%，从土地补偿费中支出；个人负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交，集体和个人所缴资金进入个人账户。他们认为，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险的支出标准要低于城镇职工，并且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风险准备金，以应对将来养老保险的支付风险。鉴于政府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难以一次性拿出全部资金，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以向失地农民发放债券的形式支付，等以后土地有收益再分阶段向农民个人账户注入资金。同时，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参加商业保险。
第四个观点：“农转工”。成得礼、董克用(2004)提出，吸收失地农民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对于“农转工”人员，要按照将其农龄按一定的比例折算为工龄的办法，使农龄与工龄接轨，从而将这部分人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对于自谋职业人员，要为其开辟参加养老保险的渠道，对达不到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允许一次性补缴，使他们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失地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在无业或失业期间不再有任何收入来源，也不再有退回农村的可能，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拓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内，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七、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
鉴于农民工数目庞大和短期内其转移潮流不可能停下来的事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焦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他们在农村的父母的养老保障造成了极大影响，但同时，经济因素、文化认同、权益意识的觉醒等，对他们自身未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在政策、立法和管理上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不应该重城镇、轻农村(戴卫东，2005)。
(一)第一个视角，总体原则
第一个观点：分类参加。郑功成(2002)认为，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必要设计两个以上的方案供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有较长时期的劳动关系和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无稳定职业的农民工(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自主选择，并作为全国性的政策出台；否则，养老保险可能演变成一种不确定的强制储蓄，从而失去这项政策的本源意义。政府在实施此类政策之前，还可以先对农民工进行适当分类，对达到规定居住年限及有相对固定住所和单位的农民工，给予享受本市居民权益的资格条件，并正式纳入当地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而对不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则另提方案加以解决，并视情形逐步纳入。
第二个观点：城乡逐步统一。李迎生(2001)主张将进城农民逐步纳入城市职工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原因在于改革以来，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已在城市和小城镇居住多年，职业、生活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和城镇企业职工已无二致。他们实际已和农村脱离了联系，再让他们向家乡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缴纳社会保险金，已不现实，只会给当事双方造成困难和不便。从农民工收入来源、农民工养老保险具体操作、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管理和监督角度来考虑，也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把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为宜(曹信邦，2005)。
第三个观点：回乡参保。杨立雄(2004)认为，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体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破，目前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可行的方案是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在适当时机，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在资金筹集和缴纳方式上应实行差别对待：东部地区，采取强制保险，以农民个人交纳保险费为主，集体补贴为辅的方式；中部地区，采取自愿参加为主，个人缴纳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西部地区，采取自愿参加为主，个人缴纳为辅，实行中央、省(区)、市(地区)三级政府补贴的方式。
(二)第二个视角，账户设计
第一个观点：个人账户比例化。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工资水平低，多数农民工是“离土不离乡”，简单地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前既无条件也无必要。有土地的农民工，可按“土地换保障”的方法换算出积累额，计入个人账户。当前主要的工作是为农民工建立与城镇企业职工规模相同的个人账户。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其中，雇主按员工个人缴费工资的10%缴纳，员工按本人缴费工资的5%缴纳。对雇用农民工的企事业单位，除缴纳保险费享受税前列支政策外，还可按其缴纳的保险费额度，确定给企业减免一定期限(例如5— 8年)和比例(例如缴费额的5%)的税收，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工的个人账户进行间接补贴，可使企业和农民工直接感受到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扶持，提高企业和农民工缴费的积极性。同时，通过间接的财政支持，政府作为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的作用也得以体现了。农民工在转换工作时，养老金个人账户可随同转移，退休后按规定领取养老金(闫艾茹，2003)。
第二个观点：“混合型”养老保险制度。徐赛嫦(2003)认为，应该建立“混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一，企业按大、中、小等级缴费建立社会统筹账户，并采用现收现付方式支付给老年农民工。国家养老保险机构将所有企业缴纳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汇合统筹，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保险金，平均注入当前本地区的每一按时缴费的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妨称个人账户中的这部分基金为基本养老保险金。另一部分基金采用现收现付的支付方式，平均打入当前已经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的统筹账户。两部分基金的比例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老年农民工的生活保障需求而定。当地区差异逐渐减少时，企业缴费标准和企业缴费分配比例将逐渐实现全国统一，并最终达到现收现付部分的全国统筹。其二，以自愿原则为前提吸引农民工建立个人永久性账户，采用完全积累模式管理基金。农民工可以凭借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在务工城市建立个人永久性帐户(帐号与身份证一致)，并可随时查询。其三，进行规则和信息的全国统一。制度只有被法律的形式确定后，其实施才有合法依据，地方立法才有约束，规则才能全国统一。只有规则统一了，才能符合农民工的需求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跨地域转移。另外，只有建立以地市一级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实现全国范围内地方之间的信息互联互换，才能及时无误地处理养老保险关系的地区之间转移和接续事务。
第三个观点：弹性养老保险制度。卢海元(2005)提出了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缴费门槛较低、缴费方式灵活、可随人转移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弹性”主要涉及个人账户的缴费、政府对个人账户的补贴、待遇调整、覆盖对象。改变现行制度设计中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只有到达领取养老金年龄才能动用基金的传统规定，允许农民工通过保险证质押借款的方式，解决其生产、生活面临的资金困难。
八、简要评论
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整个制度还未定型，因此，学术界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仍处在争论之中。在认可中国农村有条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以及政府应该承担该责任的基础上，学者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对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政策。例如，有学者(卢海元，2003)在借鉴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物换保障”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土地换保障”(陈颐，2000；常进雄，2004；于淼，2006)、“住房换保障”(潘岳，2006；袁友文，2006)等理论。究竟孰优孰劣，莫衷一是。
第二，对整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相对较少。鉴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特殊性，学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设计显得冷落，更多关注的是对失地农民、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从长远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的角度看，如果对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先制定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这一点，不能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态度。
第三，没有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在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时候，仍然静止地以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为蓝本去分析。除了该方案是一个草案外，十几年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除了要考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外，还要考虑农村社会分层、文化、伦理、权益意识的觉醒等因素。
第四，缺乏对非经济影响因素的理性分析。在分析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因素时，大多数学者偏爱从经济因素去看问题。事实上，在农村，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笔者认为，传统文化、道德伦理以及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在更大程度上阻碍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戴卫东）
⑷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对于70.80后的人还有必要参保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按照统筹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其中，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老有所养，是重大民生工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给人们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对经济发展又会产生什么影响?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保险能否兜得住?
并轨扩面
养老改革啃下硬骨头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关系着每个人年老后的生活，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社会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柱性制度安排，肩负着维系国家长治久安与人民世代福祉的重大责任。而养老保险又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支柱性制度安排。养老保险改革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中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项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
把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放在“更好发挥改革牵引作用”的重要位置，如何理解?
郑功成表示，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化解养老后顾之忧，维护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正与文明进步。二是优化制度结构与功能，均衡并适度降低法定劳工成本，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三是平滑个人收入，提振居民消费，持续助力经济增长。“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利于惠民生、促公正、稳预期、助发展，既是稳中求进的重要基石，又是稳中求优的重要方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3年来，养老保险领域多项改革措施出台，啃下了不少硬骨头。
——由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共同构成的法定养老保险体系正式形成。
——养老保险覆盖面取得新飞跃。2014年，启动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截至2016年9月底，领取养老金人数达到2.4亿人。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机制明确。
“最近，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把‘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是对近年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的肯定。”郑功成说。
改革提速
坚持统账结合不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加快出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这引发不少人畅想：养老保险改革举措推出不少，还会有哪些改革?
“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形成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促使养老保险制度从单项突破向总体优化转变，最终使养老保险制度走向成熟定型。”郑功成表示。
养老保险顶层设计，应该围绕什么?郑功成说，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5个部分。一是明确发展目标，即养老保险要追求制度统一、均衡责任负担、保障适度水平、完善多层结构、维护公平公正。二是确定多层次架构及其功能定位。即以基本养老保险为根本，辅之以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积极发展商业保险，建立起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三是均衡责任主体的负担，即政府、用人单位与参保者个人的负担相对均衡，同时逐步降低用人单位缴费费率。四是尽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以更高层次社会统筹充分体现社会公平。五是设计合理过渡方案，为实现顶层设计目标提供操作依据。
基本养老保险是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和根基。一段时间以来，基本养老保险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是否要在此轮改革中调整，一直存有争议。“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工作总基调，也应当是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总基调。我国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一点不会变。那种主张大账户或全账户制的观点，不符合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常识与规律，只会导致制度异化。”郑功成说。
据了解，我国养老保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在基金筹集上采取传统的国家、单位、个人共同负担模式，实行社会共济，在养老金计发上强调个人账户养老金激励因素。经过20多年发展，这项制度运行平稳有序，效果总体良好。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进一步完善个人账户制度，但坚持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个前提没有变。
迎接挑战
通过改革实现全国统筹
我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1.77亿人，已占总人口13.26%。公众对于养老保险高度关注，格外担心可能出现的风险。特别是近两年，“养老保险不保险、一半省份靠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扩大”等说法时时冒出来，更让参保者紧张。
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可靠?改革将如何增强养老保险可持续性?
“老龄化的确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巨大挑战，但并非不可应对。”郑功成解释，养老保险制度是否可靠，不取决于一时一地之基金多寡，而取决于责任分担机制是否合理、取决于能否根据人口结构等变化对制度进行合理微调。我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5.9万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累计节余约4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还管理着约2万亿元战略储备基金。这些数据表明，养老保险基金状况良好。此外，我国还有2亿多青壮年劳动者应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平均退休年龄54岁左右，第二、三层次养老保险发展空间巨大。这些因素对于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都非常有利。
郑功成认为，对养老保险制度有必要澄清3个认识误区。
——财政是否应当补贴养老金支出?“回答无疑是肯定的。这不仅是国际惯例，更是确保老年人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正常途径。我们可以探讨财政补贴方式，但不能否定政府财政对养老金制度应当承担的法定补贴义务。”
——眼下局部地区出现收支缺口是否必然导致全局性风险?答案是否定的。这只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采取地区分割统筹导致的结果，未来应通过改革实现全国统筹。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会不可持续吗?“这种悲观看法没有根据。包括德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现收现付制，都在稳步持续发展。我国有数以万亿元计的战略储备基金与滚存结余基金，还有巨大政策调控空间。只要加快改革步伐，构建起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一定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郑功成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值得信赖，是可靠的制度安排。随着改革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不仅能为全体人民提供晚年生活稳定安全预期，也将为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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