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且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给社会带来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养老问题。本文首先研究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趋势，然后回顾了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障现存的主要问题及成因，最后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和人口年龄构成老化的社会发展过程。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同于老年人口问题。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按人口学理论，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是依据老年人口或未成年人口在人口中的不同比例来划分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当然，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是相对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数据显示到2005年时全世界在总体上即将进入老龄化世界，到2025年除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均将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其中北美洲、欧洲地区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可见人口老龄化在全世界加剧的态势，已形成了世界性的“银发浪潮”。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特征：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快，时间短；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庞大；老年人抚养比明显偏大；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步。迅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与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死亡率下降密切相关。随着20世纪中期出生高峰的人口陆续进入老年，可以预见，21世纪前期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险具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职工相对于向养老基金缴费的在职职工的比例不断提高，从而将对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的收支平衡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养老基金长期入不敷出，养老保险制度就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产生间接的影响。二、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回顾和现状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依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依据保险方式多层次”的原则，我国的养老保险的目标体系有三个层次组成：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采取的是一种混合式的养老保障制度。一方面，沿袭了家庭养老制度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中国逐步建立了城乡有别的养老保障制度。中国传统的养老保障制度是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带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的特点，即城镇建立了以高就业为基础的职工劳保福利制度；而农村建立的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三无”对象为主的保障制度，多数老人依靠家庭养老。从中国养老保障的历史来看，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受益基准制保障制度，即城镇职工个人不需要缴纳保险费，而完全是由企业或国家负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养老保障制度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整和变动。随着中国实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主体。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集体经济结构，从而使农村原有的集体社会保障解体。因而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迫切需要改革养老保障制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中国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可以概述为三个步骤：退休费社会统筹体制；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的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改进措施。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探索也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致经历了探索试点、逐步推开、整顿规范等阶段。1986年，民政部根据“七五计划”关于“抓紧研究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试点、逐步实行”的发展目标，开始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积极的探索。三、中国现行养老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中国现行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有：养老金支付“缺口”巨大；保险覆盖率低，非国有经济部门投保困难；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缺乏完善的发放养老保险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养老保险问题主要是保富不保贫，覆盖面窄，筹集资金困难和制度不稳定。造成上述中国养老保险主要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转制成本”由谁承担的问题没有解决；养老保险费收缴困难；养老保险资金非市场化运作，投资收益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不善，使用效率不高，损失严重；提前退休对养老保险体制的巨大冲击。四、养老保障制度国际借鉴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养老保障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德、美、日等国为代表的自保公助型养老保障模式，二是以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障模式，三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障模式。三种模式各有特色，利弊共存，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目的是为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障模式。国外养老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有：构建适应本国国情的养老保险体系；正确选择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养老事业要依靠社会，走市场化道路；逐步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五、建立和完善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如何选择切实的应对措施事关重要。具体的对策：一是逐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二是将“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分离；三是建立国家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四是建立养老保险补偿机制，多渠道筹集“转制成本”；五是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在养老保障体制中的作用；六是对养老基金进行有效投资，确保其保值增值；七是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
Ⅱ 求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养老保险论文相关资料
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来源：光明观察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人口未来的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期简报报道第二场专题“我国人口老化、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内容。
我国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及其未来影响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人口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人口抽样调查，国家计生委1993年的生育率调查，1997年和2001年调查。三个调查基本说明，生育率在90年代持续下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较高水平下降到2000年的1.23。分孩次看，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小；二孩和三孩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不断下降，三孩总和生育率已降到很低水平。考虑更长时期，终生生育率从70年代的六个孩子下降到80年代初二点几的水平；80年代没有明显下降；90年代出现新一轮下降。
生育率下降受到婚育年龄影响，生育年龄推迟会使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下降。如果不划分孩次，90年代的生育年龄变化不大。如果划分孩次，一孩、二孩、三孩的生育年龄都有所上升。把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剔除出去，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对终生生育率的一种估计，我们称作“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后的总和生育率比按常规方法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偏高0.2-0.3。调整后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由1.25上升至1.6左右。
进行地区间比较，生育率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以及全省（包括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江苏和四川。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不是统一的一胎化政策。东部较严，中西部较松，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多，一些地方甚至没有生育政策。
现行生育政策分为一孩政策（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二孩政策（主要在不太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及三孩政策（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生育政策人口比例是：一孩政策三分之一以上，一孩半政策50%以上，二孩政策约10%，三孩政策比例很小。把一孩半政策平分，一半生一个，一半生两个。最后得出生育一孩的人口占63%，二孩占三分之一以上，三孩忽略不计。全国平均生育1.47个小孩。
如果以1990年人口普查为基数，假定总和生育率从90年代初的二点几下降到2005年政策要求的1.47，模拟得出2000年总人口为12.67亿，高于人口普查数据。按照正式公布的2000年1.8的总和生育率（而不是1.6）计算会更高，少儿人口比例也会增加。
人口政策可以选择不同方案。下限方案是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其中考虑双独夫妇（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开放；上限方案是一步到位允许所有夫妇生两个孩子。中间可以有多种方案选择不同条件逐步开放二孩。
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最平稳，总人口数最低；一步开放危险较大，2005年出生人口从1400万上升到3300万，人口最高处超过16亿。老龄化水平，到2070年，一步开放政策65岁以上老人比例较低，不到20%；现行政策不变这一比例较高，达到28%。60岁妇女中只生一个小孩的比例，现行政策不变将超过50%；一步开放政策会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一步开放政策将先上升再下降；现行政策维持不变，会急剧下降，二十几年减少两亿。
一步开放会出现出生危机，总人口过多。现行政策长期不变会在其他方面带来风险，比如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过快、老龄化速度过快、独生子女家庭过多。因此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比较分析，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现行生育政策虽然已考虑开放双独甚至单独生二孩，但不足以完成整个过渡，还需要有中间的衔接过程。
农村发展、劳工迁移与社会保障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出路是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需要把农业劳动人口减少到10%以下，韩国目前低于10%，日本5%，美国1.7%，法国2.3%。目前的社保制度下，农民不参保，只有进了城市、工业、非农产业，才能够进入社保（尽管农村有一些合作制的社保）。农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是年轻人，这意味着人口老化，而社保体系可能年轻化。按照14亿人口高峰计算，农业人口降至10%需要转移2-2.5亿农村人口。目前非农就业每年新增900-1000万，其中300-400万来自城市，农村只有600-700万，按照这个速度，至少需要二三十年。
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了城的农民尚没有加入社保，成为老龄化的核心问题。进城农民的流动性很强，社保体制的统筹率很低，农民加入社保后无法带走，缺少动机加入社保。因此农民工加入社保比重很低，造成两个问题，一是他们自己的养老，二是社保体制没人付费。所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提高统筹程度的同时，实行一些过度办法，尽可能使新进城的农民工加入社保，对农民工的未来和整个体系都有好处。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留下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宣扬民族文化，鼓励农民工进城后将部分资金转移到农村，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投入，实行农村养老合作等。其他政策问题包括，如何让失地农民拿土地补偿的一部分买社保，创造商业保险模式、保险政策、保险产品，让进城的农民工为父母购买点商业保险等。
三农问题之所以被社会关注，是因为农民收入水平增长太低，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中国目前的收入格局是倒丁字形，80%劳动者属于低收入阶层。其中的一半已经从农村转移出来成为蓝领工人，平均年工资8000元左右；另一半是现在的农民，年收入平均3000元左右。GDP增长主要体现为20%人的收入增长，民工和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只有由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才从3000元涨到8000元。由于30%的劳动力等着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市场的竞争压力使这部分人工资不能增长。只有实现充分就业，这部分人的工资才能上涨。农村人口转移到10%以下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如果是16亿人口，就需要更长时间。
如果依靠人口红利增长，社会矛盾不能解决，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逆转，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国际上拉美、印度因为收入差距太大，出现各种补贴、社会运动、财政赤字、外债、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使经济陷入停滞。与此相比，失去人口红利的风险相对较小。在老龄化和充分就业之间进行选择，宁可要老龄化的问题，而不要不充分就业的问题。
人口老化、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与经济社会发展
曾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0年总和生育率是1.22，如果加上25%的漏报，实际是1.62。如果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假设2012年后失去生育年龄上升的效应，总和生育率将提高到1.7。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假定平稳过渡到2012年，城镇终身生育率是1.8，农村2.27。
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总人口2050年12.6亿；二胎晚育软着陆在2050年总人口是14.6亿。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25年将达到14.05亿的峰值；二孩晚育软着陆晚一点，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2050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是负的1-1.3%。
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老年人口比例和独居老人比例比二孩晚育软着陆都高得多，差距在2030年后急剧拉大。保持现行政策不变，65岁老人2050年占28%，2080年占38.6%，80岁以上老人占9%和17.6%。过高的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比例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应该向二孩晚育平稳过渡。
两个方案的劳动年龄人口2030年后差别很大。长期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30到2080年间，劳动年龄人口每10年减少1亿；二孩晚育软着陆在2030，2050，2080分别多2600万，1亿和2.74亿。劳动年龄人口急剧下降可能不是好事，劳动年龄人口过多会增加就业压力，这里面关系，请各位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一起探讨。
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是124，二孩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是109。一孩半政策实际上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导致了性别失衡；而二胎晚育软着陆不存在这种心理导向和负面影响。两种方案20-49岁婚龄女性与婚龄男性的比例的差异非常大，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在2030年到2050年2080年的总人口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少7840万，1.96亿和4.2亿，减少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劳动力资源，只有2060年后，减少的人口中才有一小部分是老年人口。长期保持现行政策不变将导致劳力资源每十年减少1亿，是不可取的。
由于政府需要花费巨额财政支出对农村计划生育户进行养老补助，如果保持现行政策不变，这项财政支出将大幅度增加。如果实行二孩晚育软着陆，这项财政支出2021年达到72亿峰值后迅速下降，2050年几乎为零。假定计划生育户每年领取的600元养老金不变，保持现行政策不变比二孩晚育软着陆多支出5千亿。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补贴标准提高，财政支出会大大超过5千亿。
现行政策中，农村独女户生二孩和双独或单独夫妇生二孩的方案作为临时的过渡措施尚可，但作为长期政策调整方案会产生一些问题。农村独女户生二孩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男孩价值等于女孩两倍，使性别比升高。生二孩需要指标，可能会出现抢指标甚至假证明。双独单独夫妇需要抚养四个父母和两个小孩，抚养比是3：1。非双独非单独夫妇只让生一个小孩抚养两个老年父母，抚养比是1.5。存在公平问题。城镇双独单独绝大部分是城镇老住户，非双独非单独多是农村迁进来的新住户，现行政策可能会人为强化社会分层，老住户间通婚，新住户间通婚。由于与非双独单独子女结婚不能生二孩，有可能产生家庭矛盾。
评论
于学军（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
郭志刚教授从人口发展前景比较不同方案，倾向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我国人口发展，惯性大，周期长，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口政策规划要有前瞻性。以前过于强调人口过多的负面效应，对人口的比较优势和减少人口负面影响研究不够。
樊纲教授从社会公平角度论证不需要太多人口，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和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促进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
曾毅教授详实地论证了不同政策的后果，提出抓紧落实两孩晚育政策。说明任何公共政策都有利有弊，决策者要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大的利益，时刻关注政策的效应，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进行政策调整。
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生育水平，预期寿命和人口迁移。国际移民忽略不计；国内的人口迁移不改变整个国家的老龄化程度；人均预期寿命越高越好，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会加深人口老龄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唯一可以调控的变量，就是多生孩子。不同政策方案，人口峰值相差1-2亿。
大家对与人口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四个问题：多生1-2亿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多方面代价，包括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殊轻殊重；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变，多生1-2亿人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假设调控多生1-2亿孩子，会是谁生的，生在哪里，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就业；人们是否意愿多生1-2亿。
过去中国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靠计划生育。今天生育水平下降，有更多的非计划生育因素，包括人们生育观念转变，婚育年龄上升，人口加速流动，城市化加快，生活水平提高，孩子抚养成本快速上升，效益下降，结婚人口比例下降，离婚率上升，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不孕不育比例增加。
人口问题包括：生育问题、结构问题，素质问题和分布问题。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且下降趋势并未停止，生育水平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问题才是大问题。
自由讨论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未来劳动力减少实现充分就业以后，我国的比较优势也不会完全丧失。如果2030年14亿人口充分就业，我国人均GDP是5-6千美元，与国际上是4万美元还有差距。下阶段发展应当靠提高生产率支撑经济增长及养老。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政府面临三个困难：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还有中国的继续发展问题。就业问题比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解决失业问题，也是解决老龄问题。现在社会保障的重点应放在中青年农民工和城市人口，解决他们的就业，对老年人也有好处。
赵耀晖（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出现不稳定，和人口出生率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人口多的国家，失业率不一定高。人口政策如果放松，增加的是相对高技能的人，因为原来的独生子女主要分布在城市和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用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解决城市社会保障，同时再负担自己家里的父母，是不公平的。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拉美、印度、菲律宾这些掉进陷阱的国家都是人口增长太快的国家。人口政策放松，首先增加的不是城市人口，而是教育水平不够的人口。让农民工承担两部分人确实不公平，但是假定在农村设立基金，与城市划分开，问题更大。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2 月5 日 | 文章来源：光明观察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三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分四期简报报道研讨会内容，本期简报报道第三场专题“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讨论内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探索
刘从龙（中国劳动部农业司）
中国存在城乡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超过3:1，如果加上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各种价格补贴，达到5:1或6:1。由于农产品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两方面的影响，农民收入不稳定，尽管免交农业税，由于农业资产资料和农药化肥涨价抵消了。我国农村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受计划生育和农村人口城镇化两方面影响，农村的老龄化比城镇高出1-2%。农民收入中土地收入只占1/3，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由于家庭小型化和年轻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经济联系减弱，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我国80年代中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2004年底在1887个县不同程度地展开。尽管覆盖面广，参保农民数量少，目前约5400万。1997年曾经达到8000万，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农民退保了。基金总量不断增长，目前为260亿。205万农民已经领取养老金，2004年支付保险金20亿左右。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不同。筹资方式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给部分补助，国家给政策扶持（城镇以企业缴费为主）。但事实上，国家政策扶持在大多数地方没有落实好。管理方面，农村养老保险完全采取个人账户制，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城镇采取部分集体统筹部分个人账户），以县为单位进行核算。发放养老金时，根据个人账户积累金额和运行收益确定发放标准（城镇有一个固定的替代率）。工作方法以政府组织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不是强制实行。
对目前工作开展情况举几个例子。山东省烟台市是最早开展农村养老保障的地区，98%农民参保，基本上每年缴费一次，金额从最初的20-30元钱增加到现在的300元钱，已积累基金16亿，有14万农民领取养老金，人均月领取80元。江苏省苏州市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金额达到农民缴费的50%，实行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北京市今年决定每年拿出5000万财政支持农民参保，大兴区每年拿出1400万。
不发达的地区中，安徽省霍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对农民养老基金给予2%的利率补贴。新疆自治区的呼图壁县，农民参保后可以用缴费证办理小额抵押贷款。因为农村房屋和耕地不能抵押，用保险证进行抵押可以解决农民小额贷款的抵押问题。操作上通过银行办理，到现在为止八年多来没有发生过一笔不良贷款。
农村养老保障还存在很多问题。土地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非常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老的时候不能把土地卖掉。而且农民年老后失去劳动能力，有土地也不能得到保障。土地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没有农民保险，是不完善的体系。商业保险等设想仍需要具体规划。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应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财政收入中应该有农民的份。基金安全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解决基金增值而不能丢失。
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以经济发达和城镇化较快的地区为重点，以非农就业和收入稳定的农民和重点群体，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包括两个重要群体：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全国有4000多万被征地农民，无地、无业、无创业资金，生活非常艰难。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应该适应农民工特点能够带走，而不像现在每退保一次蒙受很大损失，也不是以农民工补贴城镇。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若干东亚经济的作用
王德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东亚奇迹不仅收入水平大幅增长，整个社会也得到了发展。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人口和资源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变量。人越多，消费的资源和环境越多，从而产生悲观的看法，出现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如果按照早期发展理念，应该在非洲这样人口稀少的国家获得经济的奇迹；而事实上发生奇迹的恰恰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地区。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恢复并高速增长，人均GDP在70年代中期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经济也迅速增长，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是美国的50%，台湾和韩国30%左右（中国正处在这些经济60年代的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得到很大改善。
芝加哥的杨（Young）对亚洲四小龙进行研究后，认为它们的奇迹完全是依靠高投入，包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资的大幅增加。同时他强调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非农和制造业就业都得到快速增长。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后，来自于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与同期的拉美国家和OECD国家比较没有太大区别。
克鲁格曼（Krugman）引用了杨（Young）的资料并自己对亚洲的观察，认为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区别，日本人均GDP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亚洲四小龙还不到美国50%，日本实际上有很大的技术创新，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较高增长，而亚洲四小龙没有。
世界银行对亚洲经济的全面回顾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亚洲经济奇迹的发生。一方面存在高积累，另一方面通过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采取好的政策，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从人口学角度，东亚奇迹发生于人口快速转型时期。林毅夫教授用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解释人口变化；人口经济学家也用人口作为解释变量，衡量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包括劳动力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
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扶养比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东亚经济选择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贸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经济快速增长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出生率非常高，失业率很低。储蓄率大幅上升，人均资本拥有量迅速上升，体现为高投入。同时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改进教育、健康医疗措施，另一方面有劳动力政策支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改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
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以日本为例，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均出现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些问题。日本70年代建立了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由于人口转变产生了养老金账户危机，并引发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90年代后日本经济低迷增长。
人口既是消费者来，也是生产者，人口转变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和宏观经济相互影响。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是一次性的，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到来，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国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个非常态的政策。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理由，应该恢复到常态。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今后人口老龄化会比较严重，应考虑对生育政策做适当的调整。
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背景是短缺经济，当时希望通过减少生育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加快经济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宏观政策重要目标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局面，产业结构需要进行升级，不然经济将停滞。
人口学的重点应当放在人口质量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占GDP比重低于很多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政府要发挥更多作用。并要鼓励公平竞争，创立一个鼓励研发和创新的制度环境。
人口下降就业率的影响不确定。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会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下降造成劳动力需求减少。短期内多生孩子不会对就业产生压力；却会制造很多需求，中国人都愿意为孩子花钱。世界上出生率最低是欧洲和日本，欧洲失业率较高，日本失业率虽低，却在上升。低生育率不一定带来高就业率。国内低生育率的地区也不一定是高就业率的地区，上海人口多年负增长，失业率大约11.9%，在全国前列。
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有两种解释。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少年时期提取储蓄，成年后成为储蓄者，老年后再度成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费越多。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中青年看到社会养老保险不可靠会增加储蓄，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高。
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储蓄率没有下降，目前超过40%。中国家庭调查表明，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养老保障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是社会储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日本也是如此，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消费始终推不动。如果经济增长靠需求推动，没有需求就不能增长，今后老龄化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对技术进步没有决定作用，芬兰人口非常老龄化，科技创新能力却在世界前列。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是确定的。如果替代率不变，不缩减退休职工的福利，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赡养率成正比。医疗费用的上涨和老龄化是相关的，上海非常明显。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险资金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美国风险基金的50%来自养老基金。
对城市化的影响分两方面。移民的主体是年轻人，年轻人减少可能减慢城市化进程。移民减少，城市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目前城市对外来劳动力进入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是内生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制度安排。如果劳动力供给增加，这些制度可能会改变，城市可能会更欢迎农村人口进入。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可能会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减小城乡差别。政策上建议逐步放宽生二胎逐渐恢复常态，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素质上，着重考虑农村人口的老龄保障问题。
自由讨论
王国强（国家计生委）：
我国70年代以来开展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不容置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贡献和改革开放的贡献是相提并论的。人口政策不等同于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只是生育数量问题，还有人口素质、结构和迁移问题，人口政策是所有人口问题的政策。
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经过20多年，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我建议把人口政策扩展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应对当前遇到的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预测2010年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3.7亿，2020年控制在14.6亿，2033年左右达到15亿左右的峰值。为了实现这个指标，十一五期间需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地区间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生育率还比较高。我们不能把目前行政手段下的生育生平看作群众的生育意愿。50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的子女在十一五期间进入婚育年龄，会形成一个小高峰，1亿独生子女和部分单独可以生两个孩子，因此生育水平可能回升。生育政策应该采取缓渐变的方式，逐步针对不同人群进行调整。上海人口已经十几年负增长，但是如果在政策上率先放宽，会带来很大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壮年、学生涌向上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海的老龄化问题。
张二力（中国人口学会）：
现在各省新规定是双独生两个，农村单独生两个。这一政策对2010年以前十一五期间没有太大影响，影响到2010年后才开始体现。生育和就业之间有时间差，现在生的孩子2025年后才会能进入就业矛盾。2025年以前就业压力比较大，2025年后劳动力以每年900-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
生育政策调整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花25年降到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恢复到生两个孩子至少要15年时间。有很多技术上的准备工作要做，也要从计生干部工作的角度出发，才能保证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
赵宝华（中国老年学学会）：
Ⅲ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面临哪些挑战和问题
老无所养、老无所依，劳动力的减少，
Ⅳ 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怎么发展
未来养老保险制度必须与中国经济转型、经济全球化相适应，与城镇化、老龄化、社会结构多元化及养老需求多层次化相契合，具备普惠化、公平化、法制化以及可持续化特征。具体来看应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建立一个覆盖全体国民的制度，即通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排，保证居民具有平等参与养老保险的机会，以实现制度的准入公平，让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一份基本养老保障，形成基本养老保险的全民覆盖。
第二，不同国民的养老保险负担水平公平合理，享有均等的公共财政支持或资助，同时也能体现对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的倾斜与照顾。
第三，不同国民所享受的养老保障待遇水平均等。这里说的均等并不是所有人绝对待遇的相等，而是一种相对均等。完全或绝对相等是不可能的，差距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应该在社会可容忍范围之内。
第四，基本养老保障水平是适度的，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基本养老需求相适应；同时需要建立养老保险水平的动态调整机制，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中，消费支出的增长情况、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市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等因素来进行动态调整。
为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目标是最终建立起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统一的国民养老保险制度，这就必须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体系进行系统改革和调整，改变目前各种养老保险制度地区分割、城乡分割和群体分割的状况，把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孤立存在和运行的状态改造成有机联系的整体或体系，建立起制度相对统一、责任明确、分担合理、互助共济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并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缩小保障水平差异，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制度框架，以实现全体国民“老有所养”。一个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应该是提供主体多元化与制度多层化的混合型保障体系，以适应老龄化的需要并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按照责任承担主体与承担方式，养老保障体系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家庭养老或自我保障；
二是普惠式国民养老保险制度，即社会统筹部分，其资金来源是税收；
三是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制度，既个人账户部分，其资金来源是缴费；
四是作为职业福利重要组成部分的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或非企业单位提供的补充养老保险等）；
五是商业性人寿保险以及其他通过市场获得的老年保障。
其中普惠式国民养老保险与差别性职业养老保险可以组合成中国未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Ⅳ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你认为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应该如何改革
个人认为，不论如何改革，都要有利于老百姓的生活。
1、日本曾经出现过养老金事件，希望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要发生；
2、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金的规模要不断增大，受益面要发展；
3、养老金的管理应该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的道路，就像中国的外汇储备一样；
4、通过各种渠道的宣传，让老百姓知道按时足额缴纳养老金的重要性。
谢谢，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Ⅵ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存在的冲击及对策
新闻背景
2005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浮出水面。2006年1月1日，养老新政开始实施，在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做实个人账户、调整新的计发办法等方面提出了实质性举措。直面二十年养老保险改革难题，养老新政开始步入艰难的攻关战。
老人：新政影响不大
老章是名退休干部，正如一首歌里唱到的，“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如今的他，每天遛鸟、打太极拳、跳健身操，生活过得悠闲自在，而支撑他幸福晚年的经济支柱，则来自于他现在每个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
而老章的大学同学老汪的晚年境遇则大不一样。老汪退休前是一家企业的工程师，他现在的退休金还不到1000元钱，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只能说是勉强够用，为了下岗的孩子和自己的晚年着想，老汪在退休之后又去一家企业当起了会计。
对于中国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老汪的情形更代表了大多数普通老人的养老现状，日子过得拘谨而节制，和想像中的幸福生活还有一段距离。
“这次的养老金改革对老人的影响不大，就是说目前老人能拿到的养老金不会有任何变化，既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
这是专家的看法。
实际上，这次养老新政的出台，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证离退休老人的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据了解，为了离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发放，近五年来，中央财政基本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补贴金额高达2093亿元。
据了解，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各项缴费比例已高达40%，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新加坡。为维系这一制度的正常运转，不得不挪用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资金，形成了约7400亿元的空账，并且每年还在增长。
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中出现的最大难题，就是巨额“隐形债务”问题。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亏空达8000亿元，且每年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持续扩大。
中人：养老新政的受害者
“20年以后等我老了，能领到的退休金会因此变少吗？”在一家企业工作的马勇对自己的未来有些悲观。已过而立之年还在为事业打拼的他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但他对自己未来养老金是否会减少显得十分在意，“到那时候，社会上竞争压力肯定会更大，养老金要是少了，生活质量如何保证？”
“改革意味着政府将通过提高社会统筹的比例来筹集更多的资金，以支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专家的看法是，在基础养老金不变的情况下，个人账户规模的缩小，将使在职职工未来的养老金水平缩水。
有人算了一笔账，假设一名养老新政实施前参加工作且在新政实施后才退休的职工，如果他的平均月薪3000元，养老保险缴费期限为10年；再假设10年后本地月平均工资是3000元，那么退休后，他在政策变化前后各能领到多少养老金呢？
如果按养老新政之前的养老金政策看，这名职工在退休后每月可领到的养老金是880元；如果将个人养老账户的规模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即实施养老新政后，那么他退休后每月可领到的养老金690元。
也就是说，在养老保险制度调整后，这样的“中人”职工每月的养老金少拿了190元。对此，“新政”给出的应对办法是，国家将专门对中人发放“过渡性养老金”，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补偿，但发放标准和形式尚未有明确规定。
有关专家认为，“中人”在改革前并无个人积累，这意味着国家对这部分人负有“隐性债务”，“养老新政”实际上是通过牺牲在职一代的福利，来保障退休职工的福利。而且，再过30年，现在在职的一代人将到退休年龄，中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顶峰。届时，在个人账户养老金积累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支付日益增加的养老金，如果政府仍然采取现行的政策，即进一步缩小个人账户比例，提高社会统筹比例，将使未来工作的新一代个人账户养老金进一步减少，最终可能使养老金制度完全成为现收现付制。从养老金支付的自身规律看，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大国，没有积累的养老金制度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大挑战。
新人：养老不易
李楠可以说是一个新新人类，80后出生的他刚刚参加工作还不到3年，但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还不够自己用，谈到养老，他就一脸愁容，年轻时攒不下钱，老了以后怎么办呢？
刚参加工作的刘志坚最近一直在和同事讨论这样一件事情：自己结婚以后，如何来照顾双方的老人，虽然父母一再告诉他不用担心他们的养老问题，但刘志坚还是觉得父母加起来不到1000元的退休工资在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够用。
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4%，到2030年，中国人口结构将从现在的15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变为3.3个劳动力供养1个老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使得养老成为一个大问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一位学者认为，西方国家进入老龄时期一般都花费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从控制生育到进入老龄化只用了18年时间。“我们这个社会‘未富先老’，所承担的养老责任越来越繁重。”
相关链接：我们能领多少养老金？
目前，1997年前退休的那一部分老人已经全部在90岁以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很低；1997年前参加工作、1997年后退休的那部分“中人”由于多年来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拥有使用自己养老金个人账户的权利，政府的负担将大大减轻。也就是说，如果我国养老保障制度能平稳推进，做实个人账户，30年后养老金缺口才能得以填平。
按照新制度的设计，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分为两部分：一是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标准为每月发放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的1/120。
另外，国家对于“中人”还将给予过渡性养老金补偿方式，但是，对于过渡性养老金的制定和发放标准新政尚未明确。
养老金的计算公式：“中人”的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具体算法为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0%(缴费期限不满15年的按15%)+个人账户本息和÷120
举例：王先生是“中人”，他的平均月薪3000元，养老保险缴费期限为10年，假设10年后城市月平均工资是3000元，那退休后，他能领到多少退休金呢？
个人养老账户的规模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后，王先生退休后每月可领到的养老金=3000元×15%+3000元×8%×12×10？÷120=690元。
其中，(3000元×15%)为基础养老金；(3000元×8%×12×10÷120)为个人账户养老金。
众人话“养老”
李先生(40岁，广告人，月收入3000元)：对于我，既要上社保基金，又要上商业保险，我不会把自己的老年时代交给后代，对于养老院，可以考虑。也许自己的老年会去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不排除海外。我以后会去养老院，钱多就去高级的，身体很差的时候找24小时陪护；钱少就去普通的，慢慢等死。我不信任养老保障系统，只希望现在大力建设养老院，满足高中低档养老需求，等我老的时候可以像选择超市一样选择养老院。
王女士(30岁，企业中层管理人士，月收入2500元)：我想将来我老了的时候应该不会去养老院，保险可能会上。但也不会全指着养老保险。可能会在能挣钱的时候存一笔钱留作养老吧。说实话，我个人对养老院一直没什么特别的印象，总是不太信任吧。保险我还是会上的。首先钱不会太多，对于没有退休金的我们来说，商业保险可能是老了以后首选的保障吧。
小孔(28岁，会计，月收入1500元)：养老是一个遥远的话题，但一想起来还是觉得有压力，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注定是付出多于所得的，各种政策和社会方面的风险承受得要多一些，不过我认为到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就是再过20年，他们那一代人或许不会认为养老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吧。
小张(25岁，在校生)：还没有考虑个人养老的问题，我的父母都是企业退休职工，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还没有1000元钱，这点钱看起来不多，但在一个小县城里还是过得相对不错。我的愿望就是能在毕业几年后在大城市安定下来，然后把父母接到城市里过一种更有质量的晚年。
（本报记者：赵志国）
名词解释：老人、中人、新人
根据新政的规定，个人养老账户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减为8%，并采取“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办法、中人逐步过渡”的方式来设计。
老人：指“新政”实施前，即2006年1月1日前已经退休的人员，仍按照国家原有规定发给基本养老金，并随以后基本养老金调整而增加养老保险待遇。
中人：指1997年之前，即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简称《老决定》)之前参加工作，“新政”实施后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人员，由于他们以前个人账户的积累很少，退休后在发给基础养老保险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国家还将发给过渡性养老金。
新人：指《老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的人员，他们的缴费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将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
Ⅶ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怎么用英语
人口老龄来化背自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发展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dowment insur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Ⅷ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之间的关系探讨
随着社会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负担将会加重，不仅需要支付更多的养老金，而且需要更多的医疗费用支出。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国家统计，65岁以后每人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倍增加(见表1)。因此，社会保障收入难以承受老龄化必然带来的不断增高的支出需求，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出现了支付危机。
老龄化造成了养老保险缴费与支出之间的不平衡。据有关专家对OECD20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分析和预测，除英国和爱尔兰以外，其他18个国家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和支出之间将长期存在较大的差额，特别是在2005—2035年期间，差额将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有15个国家预计在2035年养老保险支出占GDP比例将比养老保险缴费占GDP比例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
对于亚欧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和福利主义政策指导下，已经实行了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老龄化的到来大大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政府不得不以高赤字来支撑这样一个成本高昂的体系。
以德国为例，为了支付养老金，德国政府每年要拿出700多亿欧元来补贴。1965年，德国社会生产总值的9.8%用于福利支出，而今是17%。德国政府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福利和补贴。在2001年，德国政府的全部开支中，福利支出占51%，其中给老年人的福利补贴占全部开支的32.9%。高额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德国赤字和国债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年德国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6%，2002年超过61%。仅支付利息一项就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2002年此项开支占德国政府全部开支的11%，致使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资不断缩减，1970年时德国这方面开支的比例还占16%，而如今联邦、州和市镇三级的投资却仅为6.2%。
在美国，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支出也是影响美长期预算赤字的结构性因素。美国社会保险和医疗福利支出在2002年占美国GDP的7%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提高到12%，这些开支将在今后10年使联邦政府赤字达到1.5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