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各国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措施

㈠ 德国有什么政策,法律,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

一、改革养老保险制度。

德国养老保险制度自957年以来， 一直实行着 年德国政府第一次承认了这种养老保险体系已无法支付足额的养老金，并推行了“里斯特”改革，将原来单一的法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成 为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该项改革削减了第一支柱养老金，通过津贴和税收减免，发展基金制的第二、第 三养老保险体系。

为了鼓励补充养老金体系的建立， 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例如：直接养老储 蓄津贴、税收抵免特别指出、延期纳税等此外，德国还延长了法定养老金缴费年限： 年龄满63少工作35年才有权利提前退休， 但每提前退休一个 月就会扣除其退休金的 0.3%， 年满 65 岁并且工作 45 年才有权退休并且不扣发养老金， 残疾人则需要 年满62 岁并且工作35 年才有退休的权利。

二、延长退休年龄。

为了保持一定的缴费人数，以保证足够的养老金供给，德国政府不得不逐步提高退休年龄。 1997女性为60岁；2004 目前，德国已经决定将强制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 岁，现在两个智库正在研究，要把退休年龄再延后3年，到70岁欧洲执委会在去年7月也进行了类似研究， 预测欧盟的27 员国到2060年，可能需要把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

三、教育改革。

自2010 年起，德国的高等院校将全面实施“博洛 尼亚进程”，本科学业时间为3 年，硕士学业时间一般为4个学期，博士学习时间由原来的5年缩短3~4年。其次，强化职业培训，提高教育与职业相关性，培养能够适应市场需要的人才。 2009 德国政府拿出近150 亿欧元作为对大学和培训机构的投资，2010 年又提出了新的措施： 与经济联合会和各州文化部签署职业教育和专业技术人才接班 人国家公约，特别约定了职业教育数量目标。 德国 政府相信由此可以提高社会效益，延长人们一生中 的工作时间， 从而也延长了交纳各种捐税和保险费 的时间。

四、鼓励移民。

通过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增加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可以从其他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的国家引进劳动 力来解决德国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 因此，德国政府积极鼓励移民，特别是吸引优质移民，通过同化和 整合移民来提高就业人员所占的比例。 据统计，2010 年德国8200 万人口中就有1500 万是移民。德国已然 成为欧洲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

五、鼓励生育。

随着新生儿的减少， 提高生育率已经成为德国的一项重要国策。根据2010 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德国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 预计2010 年－2015 年每名 妇女的生育数仅为1.3。对此，《法兰克福汇报》编辑希尔 马赫尔博士说：“不生孩子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竞争 力，它早晚会毁了德国。 ”为了鼓励生育，2010 德国政府又一次提高了用于儿童和家庭的补助支出：有孩子的家庭将获得每个孩子 100 欧元的额外补贴。

六、提供多种养老方式。

入住“专业护理老人院”是德国老人最普遍的一种选择， 这些养老院拥有世界一流的硬件设备和人员管 理方式。 不过近年来，德国又兴起了一种名为“老年之 家”的互助养老方式。 德国一些社会团体和地方政府也 探索出了包括“多代屋”在内的多种互助养老模式。

七、发展长期护理保险。

1995 日德国启动了长期护理保险法案。长期护理保险成为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 险、失业保险四大险种之后的“第五大支柱”险种，所有医疗保险的投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保险资金由 政府、企业、个人和医疗保险机构四方负担，政府承担 1/3 以上。护理分为在宅和住院护理两大类，按需要强度又可分为三类。 可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能在一定 范围内解决老年人的长期照料问题。

㈡ 国外都有哪些养老金制度

由于人口不断减少和老龄化不断加剧，降低退休金或再度延长退休者的年龄也难以避免，很多国外的养老制度也不断的在改变。

按照新生效的法律，德国退休者的年龄将由过去的65周岁逐步过渡到67岁。所谓逐步过渡是指将延长的2年分为24个月。前12个月，用12年的过渡期，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增加1个月的工作时间，这样在2024年即可过渡到66周岁时退休。后12个月分6年过渡完，即每年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多工作2个月方可退休，这样到2031年时即可执行67岁退休的制度。

总之，大多数国家都是让你在年轻时创造更多财富，老了之后才会有好的养老保险，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延长退休年龄。

㈢ 法国独特的“多轨制”养老金体系具体指的是什么

法国的多轨制养老金是缴费年限短，退休年龄低，待遇高。

由于法国现代养老金制度存在许多不同的类别，其中许多已经过时。如果这些由特殊退休制度覆盖的公司和雇员能够在养老金中承担自己的损益，那么如今法国政府也不会改革。由于在特别养恤金计划下许多工业的养恤金缴款率不足，这些特殊工业部门不仅受益于远远超过法国社会平均水平的大规模养恤金福利。为了维持这一特别福利，他们还必须依靠法国政府的资金来弥补养恤金的短缺。

㈣ 养老保险中做实个人账户和名义账户两种不同举措看法

经过逾四年的研究论证，养老保险顶层设计方案接近完成。
据《财经》记者了解，总体方案中的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国有资产划转社保、延迟退休年龄等内容，各方初步达成共识。但无可回避的养老金个人账户何去何从，依然深陷争议漩涡。
在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由员工每月缴纳工资的8％形成，权益为个人自有，相当于一份强制储蓄；而单位缴纳的养老金则会进入社会统筹部分，在领取时强调共济，吃“大锅饭”。
个人账户的部分职工退休后能领取多少，与账户里的储蓄金额密切相关。
个人账户，是20多年前上一轮社保改革时引入的新生事物，彼时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初建，但因诸种原因，个人账户很长时间处于空账运行的状态。过去几年的政策也没有明确个人账户的改革方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仅做出“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的表述。
它的变动将如何影响参保人未来的生活，至今说法不一。
个人账户流变
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立基本养老金制度时，采取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并存的统账结合模式。单位所缴纳的员工工资的约20％进入统筹账户，员工自身缴纳的8％则进入个人账户。
从政策设计看，两个部分对应着两种制度和不同理念。社会统筹对应现收现付制，即在职者缴费给退休者养老，其存款不在账户中停留，而是直接被发放至当下的退休者手中；而个人账户对应的是累积制，意味着职工自己攒钱，这笔资金被储存在银行账户上，作为未来的养老资产。
职工在退休时，领取的养老金同样分为两部分，对应着不同的计发方式。社会统筹的发放主要与社会平均工资等因素有关，虽然参考缴费年限、缴费数额等因素，但与个人缴费行为的关联性远不及个人账户明显。后者相当于一份强制储蓄，计发方式简明，即将账户中的累计本息除以一个固定月数，每月发放，如对60岁退休的人员，每月发放的待遇为本息除以139，体现“缴得越多，领得越多”原则。
中国的统账结合，意在兼具两种制度的优点：社会统筹对应的现收现付制具有较强的二次分配功能，能帮助缩小贫富差距；个人账户对应的累积制产权清晰，能鼓励人们多缴费。
但两种制度同样各具缺陷早前未受到足够重视：现收现付制受到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巨大压力，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年轻人的缴费压力随之上升，面临可持续风险；累积制的压力来自于保值增值，如运行不善，相当于人们的养老钱贬值。
当初颇为美好的制度设想并未完全发挥预期作用。
由于制度建立前退休或将退休的人们未曾为养老存下资金，而政府又期望他们能够获得充分的养老待遇，偿还这部分历史欠债的任务便转移到了后来的缴费者身上，这也是国内养老保险高达28％的缴费率的由来。这也可以解释，遭遇经济下行期时，降低社保成本的呼声一再出现，但降低养老保险费率的步子慎之又慎。
同样由于这部分历史欠债，以及老龄人口比例不断提升，统筹账户部分不足以发放给已退休者，只能挪用个人账户资金填补窟窿。
这样一来，本用于累积的个人账户内并无实际资金，只有一个缴费记录。因此，筹账结合实际上近似于回到了原本现收现付制的老路。
如果只是简单走了回头路，并不可怕。问题在于个人账户中的记账额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最终是要拿真金白银来还账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李珍测算，若公共预算收入和个人账户记账规模的年增长率都维持在2015年的水平，到2024年，也就是七年以后，个人账户的记账规模将超过公共预算收入。
这颇令人挠头，而且留给人们想出解决办法的时间已经不多。
决策者多年前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2000年起，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被列为试点，逐步做实个人账户，也就是向原本亏空的个人账户注入资金。2006年，试点扩大到天津、上海、山西等八个省市。
然而，事与愿违，辽宁试点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一点资金再次被挪用作当期养老金发放。此后，“做实个人账户”的提法也消失在了后续的政策文本中，个人账户改革至今再无实质进展。
三条可能的改革道路
应该保留表现不佳的统账结合制度，还是干脆回到现收现付？
当前的改革思路大致包括三种：维持现有制度不变，或适当压缩个人账户的比例；实行“分账制”，即将个人账户部分或全部转移至补充型养老制度中；实行名义账户制，并扩大个人账户的比例，改为16％的“大账户”，推动养老金制度向累积制过渡。
不同思路，可能带来不同的结果。
若维持原制度不变，为应对老龄化的支付压力，若干制度参数就必须调整。比如，延长退休年龄、延长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时间等。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当前仅需缴纳15年保险即可领取养老金的做法势必有所改变。
“分账”的思路近年越发活跃。所谓补充型养老金，主要指的是由部分企业为员工建立的企业年金制度。有学者构想，由政府为全体国民建立一个新的养老金账户，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和员工向该账户存钱。这一制度设计在国外早有实践，如美国个人退休账户，人们可以轻松查询到自己账户的缴存额记录以及余额。补充型养老金的权属十分清晰，即个人所有，且个人对如何投资享有一定的选择权。但该思路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企业与政府的积极性不高。2016年仅有2325万人拥有企业年金。
更大的难处在于，转移到补充养老金中的资金必须做实，这将给财政带来压力，或是迫使政府寻找新的财源。
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6月底公开称，将尽快制定完成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方案指向的是一些具体商业养老产品，而非建立一个新的养老账户。这或许说明，“分账”思路并未被决策者采纳。
设立名义账户制度，则是基于个人账户已空账运行的现实。在这一设计中，职工依然向个人账户存款，但账户中没有真实资金，所有缴费被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职工的缴费和收益被记账，作为未来发放养老金的依据，强化“多缴多得”，以鼓励人们更多缴费。此外，随着资金的积累逐渐向累积制转型，以提高未来养老金的可持续性。
为了调动人们的缴费积极性，个人账户的比例需要被扩大，如从单位缴费中划拨8％，使得个人账户扩大至16％，这也被称作“大账户”改革方案。
这种方式能够在短期内避免直接向实账转型的巨大成本，同时又由于账户内没有实际资金，在国内资本市场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可避免投资运营的压力。
对资金运营的担心不仅仅对中国是个难题。
2001年前后，是否要引入个人账户就曾在美国激起讨论。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副会长桃乐茜·西蒙告诉《财经》记者，2008年发生经济衰退后，没有更多人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人们不愿意冒金融和经济风险。但她再三重申，为了能获得适宜的老年生活，人们必须尽早开始自己的储蓄计划。
对各国而言，考虑是否在基本养老金中引入个人账户时都颇为谨慎。
20世纪80年代以前，现收现付制的传统养老金制度国际通行，进入八九十年代，养老金制度改革此起彼伏，个人账户制度引发了广泛关注，但比较典型和持续的仅包括1955年新加坡建立的中央公积金制度，1981年建立的实行私营竞争性管理的智利个人账户制度，90年代出现的瑞典名义个人账户制度。
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基本养老金上依然采取现收现付制，职工和企业缴费全部进入统筹账户，养老金由社会统筹基金统一支付，不足部分由财政拨付，这种方式易于管理，但容易使财政不堪重负。
作为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发源地，德国的养老金支付也面临赤字危机，领取人数上升，待遇水平走低。尽管已采取延迟退休年龄、减少福利支出等补救措施，但形势依然严峻。由于欧盟国家被规定不能通过举债来提供养老金，德国面临的选择可能是需要降低替代率或提高缴费比例。
国内的大账户方案可以绕开资金运营的麻烦，但会为现有的养老金治理体系带来不小的挑战。《财经》记者了解到，在过去几年间，该方案一度得到决策层的认可，但随后又被搁置。
到底选择哪种方案？
对中国而言，养老保险改革的特殊之处在于“超级老龄化”正在到来。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席恒指出，从2015年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提高，老龄化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总和生育率长期低迷，而预期寿命不断增长，改善制度的紧迫性增加。
在扩大个人账户和维持现状、通过参数调整提高养老金可持续性两种选择中，理念之别是最显著的差别：前者更推崇精算公平，强调缴费积极性和待遇之间正相关关系；后者则强调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发挥共济效果。
在一些学者看来，现收现付制将个人的养老金水平和社会平均工资紧密联系，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如果特别突出个人账户的“多缴多得”，原本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被扩大，将更有利于富人群体，从而背离社会保障的初衷。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还担心，若改革既不利于穷人，且个人账户的收益率不高，富人也不积极缴费，会使整个制度陷入尴尬。
作为建立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标杆的智利，正进退两难。这个国家在1981年对原本的现收现付制进行彻底改革，由政府承担转轨成本，建立了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
当前，智利的个人账户制度累积了1700亿美元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相当于智利国内生产总值的70％。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俊介绍，智利的个人账户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充足的激励性，覆盖率并不高。
即使强制国民参加养老保险，2009年至2016年智利的平均覆盖率水平也仅为56％，雇员的缴费年份只占其就业年份的一半左右，这事实上会导致参保人退休以后，无法获得足够的养老金待遇。
智利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也在下降。1981年到1990年养老金实际的平均回报率为12.5％，1991年到2000年为9.24％，2001年到2010年下滑至6.74％，2011年至2016年仅为3.01％。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即使扩大个人账户，也可以通过一些机制设计来提高再分配作用，比如效仿德国的“里斯特模式”：在缴费时给予部分弱势群体补贴，提高其未来的养老金待遇收入。
采取名义账户方案还有一个难点：如何为职工向个人账户所缴纳的储蓄计息，这关系到当前职工在未来的养老金收入是高是低。
该方案的支持者、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告诉《财经》记者，记账利率应该是动态的，即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确定。采用名义账户制意味着账户收益率与生物收益率（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之和）挂钩，或直接将生物收益率作为账户记账利率，使制度平衡运转。简而言之，如工资水平增长快，获得的收益率也高。
当前的个人账户已空账运行，即便未采取名义账户制，也需要给予合理的计息。过去的记账利率既偏低，又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以2015年为例，山东、辽宁、四川的个人账户记账利率分别为4.25％、2.76％、1.5％。
6月底，全国统一的职工养老金个人账户利率被首次制定并公布，为8.31％。新政提出将参考职工工资增长和基金平衡状况等因素，而这次调整认为是在弥补过去偏低的利率，并提振人们对制度的信心。在名义账户制下，记账利率的制定过程将更透明，精算程度更高，若个人账户的比例还被扩大，职工或需更多地承担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的风险，养老金待遇未必会延续当前行政化上调的状态。
此外，如下决心向实账累积过渡，转型成本无可避免，缴费的压力可能会被分散到多代人身上，以实现制度的长期可持续。
因此，无论采用哪一种改革路径，都难以称得上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养老金个人账户将转向何处，还需要审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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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法国的养老金制度

法国政府公布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要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富人也须支付更高的税率。政府希望通过改革来降低预算赤字，但预料将面对工会的强烈反弹。

法国劳工部长沃尔特说，在这项改革方案下，退休年龄将从今年的60岁逐步提高到2018年的62岁。他说：“工作年限的延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有的欧洲伙伴都已延长了。我们不可能不加入这个大趋势。”

法国总统萨科齐希望，这场改革能使紧张不安的投资者相信，他关于清理严重负债的国家财政，使法国公债回到AAA等级的计划是认真的。法国退休年龄发达国家中偏低

即使按照该计划改变退休年限，法国在发达国家中退休年龄仍然是最低之一。德国打算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英国和意大利正在把退休年龄统一在65岁。

㈥ 西方福利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和背景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滞胀”局面,社会福利制度也陷入了重重困境。西欧发生“福利国家危机”,美国出现“福利困境”,日本惊呼21世纪年金制度将要“崩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出了“福利国家在危机中”的警告。可以说,各国面临的重重“福利困境”是后来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诱因。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面临的“福利困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困境。在各“福利国家”中,社会福利的各项开支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大幅度下降,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而使社会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严重的失衡。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都在不断增长。例如,英国自1990年开始,社会福利开支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1995年达到了最高值,占当年GDP的30%,瑞典、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境况也大体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都开始考虑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二是失业困境。近几年来,西方福利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工业化福利国家内部大
规模的工业换代,使知识和技术陈旧的工人和教育不足的青年都成了这种转型换代的失业者。除此以外,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萧条也使创造就业机会的活动减缓。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失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业人群信心大减,造成了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虽然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失业造成的压力,但效果不佳,高失业率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三是公平与效率双重失衡。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财富分
配两极分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其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在效益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
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处于疲软状态,甚至有些国家出现负增长;在公平方面,由于经济增长缓慢,西方社会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下降,贫困现象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的存在,成了“福利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种现象和问题,充分说明“福利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四是观念危机。由于实行普遍的高福利政策,社会福利收入同劳动收入的差距逐渐缩小,如瑞典
的社会保险给付甚至相当于一般工人工资的50%。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不愿工作而过分依赖社会福利为生的消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好逸恶劳现象的滋生,有害于社会勤勉精神和工作道德的建立,使得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减退。另外,高福利由高税收支撑,沉重的税收负担,也阻碍了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二)理论依据
改革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就为西方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提
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70年代,“滞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制度模式的迷信和追求,高福利的社会福利制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福利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为解决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只应向社会上无自助能力的群体提供社会福利,而其他群体则应通过市场渠道或依靠家庭来满足自身的保障需要,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培养自我保障意识,家庭也要对其成员承担责任。他们认为,当前的福利制度使人们养成了依赖政府的习惯,削弱了家庭保障功能,降低了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认为只有运用市场的力量,通过商业保险等私营计划来分担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才有可能最终解决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福利财务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针对福利国家的弊端,强调个人、家庭责任和市场功能,为西方国家进行社会福利政策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消除实行普遍福利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摆脱所谓的“福利困境”,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
始,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各自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各国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措施,归纳起来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
随着高福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在社会福利财政支出方面力不从心,政府财
政无力供给庞大的福利支出需要,因此,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为了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各国都在努力让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逐渐向私营部门转移,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私人化”、“资本化”。“资本化”即鼓励私营部门以职业年金与私人养老计划、医疗计划形式参与福利资源的配置,导致福利管理中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兴起②。“私人化”,即政府尽量缩小干预社会福利的范围和项目,把这些项目交由非政府志愿机关、工人合作社和其它社会团体承担。以瑞典为例,社会福利一直是以国家福利为主,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提倡和支持企业在国家福利的基础上开展补充保险、经营保险和行业保险,提倡和鼓励社会保险向“私有化”、“资本化”和“市场化”发展。
(二)增收节支
增收节支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各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提高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上限,甚至取消上限;提高社会保险费率,包括提高职工的保险费率和雇主的保险费率;征收社会保障所得税,对退休金、疾病保险金、残疾补贴、失业救济金都收取一定的税。修订社会保障金的调整办法,过去普遍实行“社会保障金自动指数化”制度,即社会福利待遇标准自动随着物价、工资或生活指数的变化进行调整,现在改为限制保障金的增长,从而减少社会保障金的支出。
各国增收节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退休年龄。例如,美国规定67岁退休,法国、意大利规定
65岁退休,瑞典将原退休年龄60-65岁延长到65-67岁。提高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通过延长劳动者
的工作年限来延长社会福利的缴费期限,对社会福利计划产生潜在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工作年限的延长又会减少受保人领取年金的期限,从而减少社会福利计划的日常支出,增加社会福利基金储备。
(三)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引入“工作福利”制度
“工作福利”是指凡接受政府福利补助者,必须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例
如,澳大利亚规定,失业救助金领取人必须努力寻找就业机会,并接受政府安排的再培训计划,否则剥夺救助金领取资格。引入“工作福利”制度后,社会福利金就由无偿给付转变为有偿领取。
(四)改善社会福利管理
改变社会福利的管理体制,完善并增强社会福利的依法运行机制,使社会福利的行政管理、事务经
办、监督控制三者分开,这是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个共同取向。另外,各国还严格审查福利资金发放的资格条件,缩小覆盖面。比如,养老金支付的年限要求,疾病、失业的天数要求等。例如,荷兰、比例时等国采取对申领福利补助的公民规定一些附加条件,以促进相关人员的劳动愿望,减少非正常失业人口。
(五)调控社会福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福利基金的运营管理
各国为了使社会福利基金保值增殖,并更好地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纷纷通过立法对社会福利基金
的投资结构和运营管理采取新的措施。转变社会福利资金支出,如削减公共福利支出,限制国家退休金发放量等。虽然各国都采取了各种措施,旨在改革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只是对原有社会福利制度的修补,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保持不变。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手段之一。另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社会福利体系是经过去100多年的发展演化而形成的,其基本框架的合理性与完备性勿庸置疑。这是各国保持原有福利制度基本框架不变的另一重要原因。

㈦ 为摆脱经济危机,英国走什么路

二战后，英国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险保障法案，早在1948年就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然而，在70年代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英国与其
他欧洲国家一样，“福利国家”持续处于“危机”之中。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以来，英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改革。
英国的一些基本经验和做法很值得我国借鉴。比如：力图使社会福利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相平衡；力图使社会保障的供给与需求相平衡；在社会保障的供给方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关系方面，更多地让企业和个人承担责任等。

沉重负担难以承受

近20年来，英国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保障支出的扩张快于经济的增长。据统计，在1960年到1975年间，英国的GNP增长率为2.6%，而社会保障支出的年增长为
5.6%。这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要比GNP快1倍多。造成社会保障支出扩张的主要因素有：(1)人口老年化。经济的发展和福利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生
活改善，人均寿命延长。男人的平均寿命由30年代的58.4岁延长到80年代的69.8岁，妇女由62.4岁延长到76.2岁。老年人口的比率上升，意味
着处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人口老年化不仅使退休金和养老金支付上升，而且还使得提供社会保险费收入的能力降低。(2)医疗保健支付剧增。老年人的保
健费用增加和先进医疗设备的应用，造成医疗保健支付剧增。(3)庞大的失业队伍存在。

第二，政府承担不了沉重的财务负担。

英国的社会保障支付占政府支出总额的比重，在1953年为38.6%，到1982年为53.5%。从社会保障的筹资来源看，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一半以上由政府承担，1989年为52.93%，这个比率在欧洲国家是比较高的。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负面效应日趋突出。虽然社会保障制度对保证大多数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长期稳定社会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较高的福利容
易造成一种社会观念：即“不干或少干可照样生活”，容易使部分社会成员养成坐享国家恩赐的心理，这突出表现为“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的问题上。

所谓“贫困陷阱”，即当个人所得增加时，可获得的与个人收入水平有关的津贴下降，而却对所增加的收入课征税收，以致造成名义收入虽增加，而实际收入却下降。见表1。

所谓“失业陷阱”，是指某些失业者存在一个很高的替代率，即失业时的实际收入对就业时实际收入的比率，从而失业者摆脱不了贫困，而缺乏寻找工作的动力。见表2。

表2说明，就业时的实际收入仅比失业时多近15英镑，假如失业者认为没必要为增加15英镑去工作，那就失去寻找工作的动力。

改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1997年5月的英国大选中，执政18年的保守党终于下野，以布莱尔为首相的工党政府上台。经过改造过的工党，经济和社会政策向右转，基本上
沿袭保守的做法。工党政府围绕建设英国的“新生活”，推动英国经济向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工党认为过高的社会福利是阻碍英国发
展的重要原因。为此，实行了下述的初步改革：

其一，不增加所得税，促进社会福利。工党改变以往的“(提高)税收和(扩大)支出”形象，遵从大选时的诺言，在1997年7月的新预算中，以不提高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和最高税率为前提，提出为期5年的削减公共支出赤字、促进社会福利的计划。

其二，促使“不工作阶层”回到社会中去。英国有5800万人口，其中100万成年人从未工作过。工党政府竭力要使这个“不工作阶层”参加工作。假如私人企业雇佣新职工，雇主每周可从政府机构领取若干补贴。

其三，采取积极措施，鼓励25万年轻失业者就业，并取消失业津贴。政府把征收的52万英镑“意外收入税”(对私有化后取得暴利的电信、航空、铁路、供水等公共部门征税)作为基金，用于资助青年人和单亲家庭的就业。

其四，加强财政纪律，清除欺诈行为。英国有5800万人口，却拥有7900万个社会保障号码。其中，有些是合法的，比如寡妇可依靠死去丈夫的养老金生活而继续使用其号码，但却有很多号码为诈骗者所利用。为此，政府拟严加审核，重新登记领取养老金与失业津贴者。

其五，提出发展社会保障的新思路。政府的政策重点将不再是增加社会津贴，而是增加社会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工党政府在1998年4月公布福利改革绿皮书“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的社会契约”，大体勾画出到2020年英国福利制度的“新蓝图”，其内容是：

首先，提出跨世纪的新福利制度的八项原则：

(1)围绕“工作观念”重塑“福利国家”。政府着重帮助工作年龄的公民尽量参加工作，对有工作的家庭提供税收减免或更多的帮助。

(2)公私福利合作。政府不应垄断福利行业，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应进行福利合作，鼓励公民的私人养老保险。

(3)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保健和住房等公共服务。政府的职责决不仅是发放各类津贴。

(4)扶助残疾者。将建立“残疾者权利委员会”来维护残疾人的权利，保证其生活补助和出勤补助的普遍性。

(5)减少儿童贫困。英国有三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的贫困家庭之中，今后5年，政府将对100万儿童及其父母进行帮助。

(6)帮助极度贫困者。处理“社会排斥”问题，为其提供就业、教育机会。

(7)清除欺诈行为。加强监督检查，防范冒领住房津贴等欺诈行为的发生。

(8)政府的工作重心从发放福利津贴转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使现代福利制度灵活、高效和便民。

引入竞争开源节流

从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执政起，到1997年5月梅杰政府下野为止，长达18年间，先后有四届保守党政府执政。

1985年6月政府公布社会保障改革的绿皮书，经过修改，同年12月政府提出关于社会保障改革的白皮书。保守党认为，设法压缩日趋增长的社会保
障支付，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使政府在当前，而且还使政府进入21世纪后继续能承担得起这笔巨额的费用。保守党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实行私有化，扩大福利提供领域的市场经济成份。

政府采取优惠出售公有住房和减少住房津贴的办法，鼓励住房私有化。除此以外，在卫生领域，鼓励建立私人医疗机构，并同国立医院竞争。在养老保险
方面，希望私人保险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私营经济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有更大的覆盖面，它只能作为“福利国家”的一个补充。

二、养老金制度的重大改革

养老金支付一直是英国最大的单项社会保障项目，在1995年，养老金支付占公共支出总额的38%，或占该年GDP的10%。

按1946年国民保障法规定，凡交纳国民保险费3年以上的英国公民，达到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都可以申领国家基本养老金。养老金领取
者占退休年龄人口的比率从1951年的60%猛增到1979年的91%。据英国《劳工研究》杂志估计，考虑到医疗条件改善和人均寿命延长，养老金领取者将
从1985年的930万人增至2025年的1030万人。为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政府在养老金方面实施重大的变革。

推迟退休年龄，压低国家基本养老金。政府计划在2010-2020年间将女性由原来的60岁提高到65岁，与男性持平。此外，政府强调国家基本养老金只能提供最低限额的生活费用，不能期望过高。

降低国家收入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国家收入养老金是工党政府于1978年4月开始实施的。保守党规定，对于现满50岁的男人和45岁的妇女，凡已
交纳和愿继续交纳按收入水平支付保险金的，在20年后可按原水准领取养老金，即相当于退休前20年的平均工资收入的25%。但对于不足50岁的男人和45
岁以下的妇女，则降低其发放标准，其数额相当于在岗工作的平均工资水平的20%。

强制要求企业推行职业养老金。政府通过法律规定，从1988年4月起，所有企业，不论以往有无职业养老金，都必须推行职业养老金。职工在改变工
作单位时，有权带走自己的职业养老金，职业养老金的下限要求能弥补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货币贬值，职业养老金的上限则不受限制，允许职工自愿交纳更多的捐助
费，以提高自己的职业养老金。政府为鼓励企业推行职业养老金，允许头五年向国家缴纳的国民保险费给予2%的回扣。

鼓励职工获取个人养老金。政府提倡职工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挂钩，按期交纳一定的费用，到退休时获取个人养老金。

三、采取有选择的原则，引入市场机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

英国的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仅次于养老保险的第二大项。英国国民保健支付占GDP的比重，1970年4.4%，1980年升为
5.9%，1990年增至6.3%，1992年达到6.7%。另一方面，由于限制公共支出，政府拨付的国民保健费用却未有相应的增加，广大医务人员抱怨待
遇低，1988年曾发生全国范围护士的象征性罢工。

保守党政府在1989年提出医疗制度改革的白皮书，并在1991年付诸实施。改革的宗旨是：一方面继续保持国民保健系统(NHS)具有广泛覆盖和有效控制成本的优点；另一方面在控制国民保健支付的前提下，提高国民保健系统的医疗效率和增强公众的满意程度。

改革的内容如下：

一是引入竞争机制。强调公民有权自行选择医院，各医院根据病人多寡获取相应的医疗保险费用，此举迫使国立医院努力提高医疗水平，改善医疗服务，以吸引更多的病人。

二是扩大地方保健当局的权限。地方保健当局从提供医疗服务到帮助公众挑选医院，与医院签订合同，分配国家下拨的医疗保健基金。

三是严格全科医生的审核，赋予全科医生的财务自主权。按英国的习惯，患病者初诊由全科医生负责，然后视病情确定是否转到医院。政府规定，全科医
生可自行支配大约20%的人均医疗费用的转帐收入，以用于添置必要的医疗与诊断设备，改善医疗条件。然而，对于全科医生的审核很严，需要有诊疗过7000
名(到1992至1993财政年度升至9000名)病人的实践经验。

四是医院必须要获得“受委托者”(Trust)的地位。医院要获得医疗收入，必须与地方保健当局、全科医生和私人医疗机构签订合同，以便获得
“受委托者”的地位，从而可自主地管理可支配的医疗保健费用，可自由雇佣医务人员，并允许获得相当于可支配的医疗费用的6%的赢利。“受委托者”须支付使
用资本设备的费用，可以自行保留计划外的赢余和由议会规定的财务借贷范围内的自由借贷。

经过上述的改革，医院和全科医生的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公众的满意程度得到提高，国民保健支出总额逐渐得到有效的控制。见表3。

改革实效尚待检验

从撒切尔夫人上台算起，英国历届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持续进行了20年。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与贝弗里奇报告相比较，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现已发生重大的变化。

1942年牛津大学经济系教授贝弗里奇受政府的委托，制定了在英国实行社会保障的计划。二次大战后，工党艾德礼政府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本，通过一系列法案，将英国建成“福利国家”。


经过20年的改革，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已发生重要的变化。首先，“普遍性原则”弱化，“有选择性原则”加强。以往，不分贫富均享有社会津贴大平等权利。如
今，政府发放津贴的着眼点是帮助有工作的低收入者，而对有工作能力却未从事工作的则减少津贴。其次，在“平等”和“效率”的权衡上，政府加重“效率”的砝
码，力图在保障基本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效率”。再次，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让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的融资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最后，政府
的管理重心将逐渐从发放社会津贴到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

第二，从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已取得若干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现为：通过“开源”(拓宽社会保障的收入来源)和“节流”(减少社会保障支付)，英国的社会福利发展逐渐与经济的增长相协调，
福利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英国的社会保障支付占GDP的比重，在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间增长了5.6个百分点，而在1980年到1995年
的15年间只增长5.8个百分点。

然而，英国社会保障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在21世纪随着人口老年化的趋势发展，社会津贴支付的增加，社会保障的财务危机将继续存
在。还有，高福利造成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干与不干一个样”的负面效应仅仅是有所减弱，贫富分化仍然很大。现任工党政府虽然提出很好的改革新思路，但还
缺少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否奏效尚待时间的检验。

㈧ 法国的退休金改革为何引起公愤改革内容是啥

——析法国近期社会冲突的深层原因

22日，法国交通系统大罢工造成巴黎地铁站内人满为患。

22日，法国政府、交通部门和工会“三方会谈”首轮谈判宣告破裂！致使全国陷入混乱的交通大罢工由此进入第9天。除罢工外，接连两天法国均爆发了示威游行。医务人员、教育系统、公务员、警察、邮电、航空部门职工、烟草店老板、渔民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均“大街上见”。法国社会冲突因萨科齐总统推出的体制改革而进入高潮。

起因：退休金改革

这次社会冲突与1995年希拉克总统和朱佩总理推出同样改革而引发大罢工几乎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社会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法国国内和全球化高速发展中的国际大 环境两个领域。从理论上来说，从9天前开始的交通部门大罢工，首先是因退休体制改革而引发的。法国因各种工作性质的不同，规定了多种特殊的退休金制度。其中地铁和铁路职工因工作艰辛而享有国家规定的特殊养老金政策，即可以在支付37.5年的养老保险金后全额领取退休金而退休。这样，其他国家职工大多要干到65岁才能退休,而铁路和地铁职工可以提前退休。

问题在于37.5年所交纳的退休保险金，并不能支付提前离职职工的退休金，国家必须对亏空部分进行补贴。早在十几年前法国政府就酝酿着要取消这一特殊政策。一则国家已经负担不起这笔大约30亿欧元左右的支出，这占法国国家各种补贴的6%。二则铁路和地铁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早已与当年制定这一政策时大为改善，不再存在特殊艰苦的问题。法国有些制度确实制定于很久以前，如国家歌剧院职工所享有另外一种特殊退休的制度制定于1698年！而铁路职工养老金制度制定于1855年。1945年曾对旧制度做出了一定的修正。但总的来说，开煤烧的火车和今天按按电钮的高速列车的工作，两者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萨科齐总统下决心要修改所有特殊规定，将交纳退休保险金的年限一律提高到40年，以填补国家赤字。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铁路与地铁特殊养老金涉及的人数并不多，但铁路和地铁职工并不准备放弃他们的这一“既得利益”；或说他们同意放弃，前提是国家进行另类补贴，但如果这样，对政府来说等于没有改革。因此双方谈判破裂，即在讨价还价中尚未找到一个平衡点。由于交通是一国经济命脉的“血管”，一旦堵塞，后果严重。9天来，法国每天因罢工而损失近4亿欧元。

目前工会组织决心要给政府点颜色看看——毕竟二十多年来在法国罢工者从未尝过败绩。而法国政府也一再强调，这一次“绝不再让步”。萨科齐指责工会以少数人利益拿全国公交乘客作为“人质”，是不可接受的。政府显然在动用一切力量，试图削弱罢工者的决心和意志。双方冲突肯定将会加剧。

斗争：劳方维护权益

但这次罢工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2.5年的退休金问题，而涉及更为深层的因素。

冷战结束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为代表的西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全球主流。“历史终结”论被及时地提出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阶级斗争从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全球都将共享“和平红利”——一个富裕、和平、民主的世界将会甚至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然而全球化和对利润的追逐，却使资本主义的本质重新充分地表现出来。冷战时的“福利资本主义”现在看来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情况下的一种“让步政策”而已。当外部的压力消失后，这几年西方国家内部，特别是法国，追逐利润变得日益疯狂。事实上，就在法国政府以解决赤字为借口要取消铁路和地铁职工的“特殊退休制度”的同时，其他不公平的现象却在法国社会迅速发展。法国社会几十年来首次明确向资产者倾斜。

只要举几个例子即可理解这一不公平现象的严重性质：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而盈利高达90亿欧元，但这一盈利却只对执股者分红，即资本的胜利。在要求铁路和地铁职工勒紧裤带的同时，政府却通过立法，将高达150亿欧元的税收还给法国最富有者（通过税收封顶政策）。当政府决心修改特殊退休金制度的同时，法国大老板的退休金或赔偿金却提高到历史空前的程度（理由是向美国看齐）。事实上有专家指出，改革特殊退休金制度给国库只能带来区区2亿欧元而已。但给富人减税一项就使国家多支出150亿欧元。这是无法说服穷人的。

但法国政府这样做也并不是没有理由。法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力越来越差，原因就是法国人工资太高。法国的出口越来越困难，贸易赤字不断增加。不对富人减税的话，就会有很多资金流向低税收的周边国家，特别是一些小国，如比利时、卢森堡等。因此，法国政府这次确实是下定决心要将改革推到底。

结局：最后一次罢工？

事实上，从欧洲的范围来说，这一改革与欧洲目前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英国早在十来年前就由撒切尔夫人强行改革而将自由经济推给英国人。人们对英国煤矿工人长达一年半的大罢工惨遭失败至今记忆犹新。德国也在默克尔上台后左右翼联手向工会“宣战”，迫使德国社会接受一系列痛苦的改革。法国目前可能是欧洲“最后的一个堡垒”。

社会学家们注意到的是，在英、德等真正推行了全面自由经济的国家，罢工已经成为一种“奢侈行为”。工人在严酷的社会背景面前，已经没有选择。法国如果这次罢工失败，政府下一步的改革措施必然是放宽解雇条件，随后即降低工资，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利润收入；也就是说，穷人将日趋贫困化……2006年当时的政府总理德维尔潘推出“首次青年雇佣法”就是一个先例。当时工会和学生的示威、罢工，在执政党内部因争夺总统大选起内哄的有利时机，获得了成功。但这一次，则不是那么容易取胜了。

对此，右翼政治家和左翼工会领导心里其实都很清楚。法国预算部国务秘书桑蒂尼在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漏出了一句真话：“这次罢工很有可能是法国的最后一次……”言下之意非常明确：一旦罢工失败，从此工会力量将走向消亡。事实上法国公众对公务员罢工带来诸多不便也都心甘情愿地忍受，就是因为他们的罢工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被雇佣者。在法国，私营企业职工几乎无法罢工。如果这次罢工失败，用不了多久，宪法规定的罢工权利，将会成为一种摆设。

法国选民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法国政治图谱这几天正在迅速地朝着两极分化。极左翼的“工人革命团”领袖贝尚什诺的民望因明确且全面支持罢工迅速上升，相反对罢工至今态度暧昧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亚尔则直线下跌。两者在民意测验中已经持平。这非常说明问题，也证明法国社会危机正在加剧，而工人们也明白了这一点。在罢工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出现了高速火车系统遭致人为破坏的现象。这是绝望中的工人的一种无望挣扎。对此，政府与工会都是一致的：破坏者将遭致司法的无情镇压…
法国改革养老金制度（综述）

新华社记者 ;郭京花

法国总理若斯潘21日宣布对法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进行改
革，虽然只是提出了改革方向，并没有具体措施，但仍在法国
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

二战后，法国建立起来的养老金体系实行的是分配制，即
用企业和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分摊金作为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退休金管理机构把在职人员的分摊金汇总后，按有关规定分配
给退休人员。这种分配方式打破了新老企业和盈利高低企业间
的差异，较好地解决了企业负担不匀的问题。退休人员欲拿到
全额退休金，在私营部门供职者要达到40年工龄，公立部门的
职员须达37年半工龄。法国的养老金制度十分繁杂，除了多行
业的基础系统外，还有各行业的增补系统。

近年来，法国养老金制度遇到了无法回避的难题。一是社
会面临人口老化，战后出生、被喻为“婴儿潮”的一代人从20
05年起将逐渐步入退休行列，老年人口比例将剧增，而就业人
口相对减少，每年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将少于退休人员。二是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更长了，预计到2040年，
法国人的平均寿命将比现在提高6岁，男性和女性将分别达到8
0岁和89岁。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对养老金需求的增加。

法国计划委员会去年向政府递交的一份报告指出，按现在
的养老金制度，法国的退休金金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
例将从目前的12％增加到2040年的15％左右，而1959年，这一
比例仅为5．4％。从在职与退休人员的比例看，目前10个在职
人员供养4个退休人员，40年后，这一比例将是10∶7。若要保
证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就业者，维护社会各方人士的利
益，改革养老金制度势在必行。

改革养老金制度是法国近年来历届政府面临的棘手难题，
因为它涉及到各个社会阶层和所有人的利益。若斯潘提出的改
革方向强调坚持退休金分配制这一基本原则，立足于通过刺激
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人数，来应对养老金制度
所面临的挑战。

面对退休人员即将大增而带来的压力，若斯潘决定进一步
加强去年设立的养老金储备基金，将其数额由今年的200亿法郎
增加到2020年的1万亿法郎，以渡难关。这笔钱从哪里来？若斯
潘说，来自国家在国营企业中所占有的股份，比如法国电信公
司。具体办法是拿出部分股份还是用股息作为储备基金，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政府提出将逐步缩小公职人员与私营部门的职员在领取全
额退休金所需要达到的工龄方面的差异，但未提出具体措施。
若斯潘只是建议将公职人员的部分奖金纳入退休金计算。政府
对各种增补系统的改革不作硬性规定，但希望由劳资各方谈判
协商解决。

若斯潘还宣布在两个月内成立有关养老金制度的方向委员
会，由劳资代表、国民议会议员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员组成，
任务是保证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连续性，同时就养老金制度各种
不同系统间的平衡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

法国舆论界普遍认为，若斯潘的改革计划谨慎，能在多大
程度上解决问题，尚需观察。

㈨ 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趋势

亚太养老金制度及其改革趋势
亚洲人口结构正面临剧烈且重大的挑战，整个亚太地区未来的养老金体系景像正在成形。
亚洲拥有全球六成人口，正面临全球最为剧烈的人口结构转变。2050年，亚洲平均老年人口依赖比率预计将从10%增加近3倍，至27%，而某些国家甚至可能高达70%。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都市化程度日益增长，亚洲传统家庭结构也日趋解体，并引发剧烈社会经济变革。在亚洲，老年人多半依赖子女奉养，在欧洲相当普遍的养老金准备，在亚洲尚属特例，并非常态。
亚太各国家和地区政府已开始建构稳健与财务健全的养老金制度，以应对未来需求。亚洲政府正试图避免重蹈西欧国家的覆辙—西欧的错误正是在于迟迟未能推动全面性的养老金改革。本报告将着重探讨亚太地区正在发展中的养老金制度，检视个别地区或国家为应对迫在眉睫的老年人口贫困问题而增加养老金覆盖率及提供充足的收入替代的种种做法，并分析亚太地区未来养老金市场的成长前景，同时也是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在出版西欧、东欧国家养老金制度报告后，系列养老金制度研究报告一部分。
亚太各国在养老金改革的步调上颇多差异。其中，澳大利亚改革压力最小，其养老金制度为全球所称道，能够为所有人口提供长期、财务健全的养老金收益，足以满足其财务需求。改革压力最大的则是印度，该国只有9%的工作人口加入各种养老金计划中，而政府也才刚刚推动养老金改革，以期弥补现有养老金制度的种种缺失。
亚太地区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在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好养老金准备。他们已经开始在强制性或自愿性的养老金制度中推行基金式养老金计划。
至2015年时，亚太养老金资产将较成长逾250%，金额从1.1万亿欧元扩增至2.9万亿欧元。以规模计，日本是亚太最大的养老金市场，然而在未来10年内，预期其养老金资产将不再明显增长。人口最多的中国内地与印度将最具成长潜力，终将成为全球最大养老金市场。
当前，随着全球养老金储备缺口愈来愈大，养老金资产管理将逐渐成为讨论重心。由专业资产管理者进行养老金投资，将影响退休人士所能取得的养老金福利水准与养老金制度的整体筹资成本。强化投资回报是民营资产管理业者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因此，基金式养老金的资产应由民营部门管理。投资监管应强化养老金投资组合最优化的过程，而不应干扰这一过程。卓越的投资解决方案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改革压力与全球养老金制度提存不足的问题。
日本与澳大利亚
为更清楚地描绘出本报告提及之亚洲国家养老金制度，我们认为，将其区分为工业化国家，即日本和澳大利亚，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两部分较为适宜。
日本与澳大利亚拥有全面性的、传统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类似前述所提之教科书架构。
澳大利亚相当倚重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第一支柱提供了普遍性的、依据生计与资产调查（means- andasset-tested）的全民养老金制度；第二个支柱则借由强制性的、与收入相关的架构以为营运。自1992年起，只要员工收入在特定水准之上，每位雇主最多必须贡献员工薪资的9%至对应的“养老金基金”（super annuation）中。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外，个人亦可自愿向现有或分立“养老金基金”账户供款。澳大利亚相当倚重基金式养老金制度，且其养老金制度的建构，祉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令其为即将来临的人口结构挑战做好准备。
同澳大利亚不同，日本的养老金制度更为复杂。1961年，日本建立了全民性养老金架构。其中，第一支柱由统一费率的基本养老金，即“国家年金”（NationalPension）,及与收入相关的职工养老保险（Employee Pension Insurance，简称EPI）构成，此两种方案均为“随收随付”制。这些强制性的养老金计划通常同基金式就业养老金方案配合使用，一般是受益基准（defined benefits，简称DB），但可以转换为供款基准（Defined Confnibution，简称DC）。
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问题，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需求至为必要与殷切。当前，日本拟将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至65岁，并调降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替代水准。为了维持退休后生活的稳定，个人养老金准备将更显重要。
总之，由于人口结构情况日益恶化，加上高度依赖随收随付制，日本养老金制度前景并不若澳大利亚的乐观。
未来
综观亚太各国家与地区养老金制度，有些特点相当明显。许多国家养老金制度涵盖比率明显低于多数工业化国家水准，且收入替代率通常更低。各新兴经济体中，只有少数提供全面性养老金制度，在老年人口逐渐增加，且原有社会结构无法再支撑退休生活时，这些国家正在推动养老金改革以解决浮现中的老龄人口贫困问题。
改革浪潮几乎席卷各地，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性亦与日俱增。基金式养老金安排通常被设计为“供款基准”（DC）式，并通过雇主组织，非常适合拓展养老金涵盖范围。然而在许多国家，这些基金只开放让部分人口参与，如政府员工或正式部门劳工（如在印度的情形）等。
但当不同职业或企业设立自己的养老金架构时，从业人员转职时将更为困难，原本的工作年资也不见得会被承认，最终，劳工的养老金准备依然不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养老金制度内不同的基金开可以互相移转，比如当员工在不同产业间转换工作时都能适用。
政府角色
在新加坡和印度，养老金基金由政府控制，甚至成为政府的一部分。这就带来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而如果养老金制度是“供款基准”制时尤为如此。
“供款基准”式的养老金安排意味着个人要承担养老金的最终投资风险。如果运气不佳或年届退休时仍有相当规模的高风险投资，则退休时可能无法取得足够资金。在强制性“供款基准”式养老金制度中，基金由政府管理所引发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从基金经理人的角度看，究竟什么水准的风险-回报权衡水准才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政府直接或间接管理养老金基金，基金经理人的动机和一般民营基金经理人不同。民营基金经理人会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准下追求最大回报，但政府的动机则并非如此，因为养老金准备不足将使政府增加额外支出，以社会保险或任何其他型式的社会福利来“掏腰包”援助贫穷的老年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养老金余额超过必需，政府并不因此受益，而如果余额不足，政府则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政府普遍采用回报与风险较低的投资策略。
正因如此，将养老金基金交由专业化民营公司管理与操作，是较为恰当的作法。只要基金管理公司间有足够的竞争，对客户没有过高的转换成本，且搭配适当的规范与监管，民营资产管理业者将最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另外，养老金基金外包管理还有其他优点，即养老金基金不会被挪用为政府项目融资—毕竟，政府项目的投资回报通常极难量化。
如果政府将其核心任务定位为提供基本养老金、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则在养老金方面，政府与民营部门间可以形成良性分工。再者，政府必须设定养老金准备规则，并为民营产业建立适合的规范架构。公众亦必须明白了解自己在养老金方面的权利及其与养老金提供者的关系，并要接受充分的教育，了解有关投资过程的相关知识，从而明了自己需要承担为晚年生活储蓄的责任。
然而，“完美”的养老金制度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在现实世界中，政府在养老金准备方面扮演着
相当重要的角色。随收随付式的养老金只能由政府运营，因为这种制度必须以政府税收为依托。但从欧洲经验看，随收随付制根本无法应对老龄人口依赖比率日益高涨的情况，必须仰赖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的辅助。这种情况最好交由民营部门解决，但实际上很多国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有时政府会选择在重新设计养老金制度的过程中设立一个中央缓冲基金，其目有在于趁人口结构情况尚未恶化前积累资金，等到人口结构情况不再如以往乐观时再予提取应用。此类缓冲基金已在法国出现，中国内地也有类似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的资金来源包括来自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收入、彩票销售收益与政府注资，成立目的在于部分填补当前尚无资金准备的养老金缺口。
由政府主导成立的这些基金未必非得由政府管理不可，相反，要设定适当的激励模式，从而最大化养老金资产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此类基金的管理通常应外包给资产管理公司管理。
政府基金投资
除了民营的基金式职业养老金计划，政府养老金基金亦积聚了大量资产
截至2004年底，政府养老金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已达7090亿欧元，约占民营（或基本为民营）的职业养老金市场规模的63%。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养老金基金（GPIF）规模达5470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养老金基金，韩国的国家养老金（NSF）以900亿欧元规模居次。此外，中国内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印度的员工强制基金组织（EPFO）、中国台湾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PSPF）、劳工退休基金（LPF）与劳工保险基金（LIF）、泰国的政府养老金基金（GPF）等，也拥有大量资产支撑政府的养老金负债。
这些基金成立目的与架构差异极大：日本的政府养老金基金管理国家养老金体系中的基金式部分；中国内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则属于缓冲基金，在省市政府第一及第二支柱负债发生紧急情况时为其后盾；印度、韩国、中国台湾及泰国的养老金基金则属强制性的养老金基金，是基金式或部分基金式的养老金安排，只有特定人口可以加入。
这些基金传统上均属国家所有，资金经常被挪用为基础建设融资，或做“经济导向投资”，如投资于社会或房屋等福利计划等，甚至将资金转贷回政府机构亦是相当普遍的事。养老金基金投资回报通常差强人意，有时甚至还比不上通货膨胀，等于实质亏损。因此，许多政府已经开始让养老金基金管理更加专业化，意图强化与稳定投资回报。
改革的第一步是政府开始转移投资标的，从原来的政府项目，转向应用可以由市场定价的金融资产上。养老金基金管理的可靠性、透明度与治理因而得以大幅改善。
第二步允许基金资产配置适度多元化。过严的投资范围与量化投资规则可以带来次佳回报。养老金准备的最终目的在于覆盖收益基准制下的养老金负债，或最大化供款基准制下的养老金福利。因此，养老基金的投资政策不应为与此无关的目标所影响，否则，必然会导致储蓄错误配置与投资回报低于最优值的风险。

㈩ 为了缓解养老压力欧洲国家普遍采取什么等措施

为了缓解养老压力，欧洲各国普遍采用延迟退休的政策，欧洲以外的很多国家包括我国都在采用延迟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