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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养老金

发布时间:2022-04-20 00:38:24

Ⅰ 指出福利国家的基本内涵

一、福利国家的概念及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福利国家论把国家看作是全社会增加福利的工具,要求国家通过立法和财政经济措施,积极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
形成和发展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J.S.密尔最早提出了福利国家思想。最初这种思想旨在解决工业革命和自由放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困和失业等问题。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1911年英国的国家保险法案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都是福利国家思想的早期实践。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W.贝弗里奇向政府提出了《贝弗里奇报告》,首次明确地阐述了福利国家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西方各国的官方理论。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首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而后法国、联邦德国、荷兰、丹麦、卢森堡、比利时等国相继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美国现代自由主义者也把福利国家思想作为政治纲领。
基本内容福利国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贝弗里奇、社会主义思想家R.H.托尼,美国总统F.D.罗斯福,英国首相C.艾德礼。他们倡导福利国家的动机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又出于对社会矛盾加深的恐惧。他们认为,贫困和失业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无能或懒惰,是由社会不合理结构造成的。穷人和失业者是社会的受害者,理应由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帮助。国家为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福利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和应尽的义务,不是任意的施舍和恩赐,享受这种福利是个人的权利。福利政策也是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安全的必要措施。他们不相信传统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实现正常的经济秩序的神话,反对把国家仅仅看作保护自由竞争的消极工具,主张国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实现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别,保障下层群众起码的生活条件,为全社会提供福利服务。
福利国家思想有两个流派:一是现代自由主义(见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承认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把福利国家看作消除资本主义弊病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基础的手段;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把福利国家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

二、福利国家的现状:
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逐步扩大了社会公平,促进了整个西欧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1) 普遍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基本消除了贫困问题。劳恩屈50年代对约克郡进行了第三次贫困调查,他发现只有2.8%的工人(占居民总数的1.7%)仍生活在贫困中,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占第一位的是老年(68.1%),第二位是疾病(21.3%),根据调查结果,劳恩屈宣布18,19世纪式的贫困问题(绝对贫困)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消失,但是劳恩屈并不认为可以因此一劳永逸,他发现如果以"国民救助法"所规定的领取救助线为标准进行调查,仍有5.8%的居民处于需要补助的状态,所以劳恩屈一直主张设立国民最低生活标准,使低收入家庭都能够从改善的经济条件中受益。[1]西欧福利国家不仅使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威胁,而且会根据物价和生活指数逐年调高贫困线标准,因此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 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1949年英国1%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占所有收入的11.2%,到1976年降为5.6%,1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比例也从33.2%降到25.8%[2],一项根据国内税收数据所作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研究也表明,1949-1976年英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从0.35下降到了0.31。[3](3) 缓和社会矛盾,利于经济繁荣。西欧国家通过征收累进税和发放贫困津贴对社会各阶层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一方面可以缓和因收入悬殊引起的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可以拉动居民消费,以需求拉动生产从而促进经济繁荣。福利国家给维持了西欧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生活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但是西欧福利国家隐藏着一些问题,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的表面化和严重化直接使西欧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受到巨大挑战。

(1) 老龄化与失业问题。
人口问题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会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目前养老金在西欧福利国家的各项福利开支中居于首位,根据西欧各国的共同经验,养老金管理均实行现收现付制,即养老金主要来源于当时就业人员和雇主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变相当困难,而养老金支付标准降低亦非易事,所以社会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会加大国家养老金的支付额,另一方面则会导致老年抚养率的提高。如果西欧经济一直呈上升势头,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也许可以满足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但是一旦经济停滞、失业率攀升,人口老龄化势必给西欧福利国家造成巨大的养老金负担。战后西欧居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和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欧盟国家的人均寿命从二战结束的66岁上升到50年后的76岁,根据世界银行1990年的统计,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65岁以上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15.7%、11.4%、13.8%、20.3%、15.0%、13.2%、13.8%,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则分别为24%、18.4%、20.8%、21.7%、22.4%、19.1%、19.9%,[4]西欧社会早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个增长趋势还在继续。
失业率的持续攀升也是西欧福利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西欧经济受到明显影响,经济发展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战后长期保持在2%左右的失业率则开始大幅度攀升,1973-1983年的十年间,西欧有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充分就业是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重要前提,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家只需对少量失业者进行必要的收入补助,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只要就业率恒定,失业津贴就完全可以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可是70年代以后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失业津贴很快便超出原有预算,同时就业人口的减少造成纳税者减少,国家福利基金严重吃紧,失业问题越来越成为西欧福利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
表2:1973-1983年间西欧部分国家失业率[1]
(2) 财政问题。
西欧福利国家的财政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福利的扩张快于经济增长,福利开支寅吃卯粮。1960-1975年英、徳、法三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2.6%、3.8%、5.0%,而同期的社会保障开支年均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5.6%、6.7%、和7.4%,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了一倍左右,这种扩张方式为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二是社会保障支出日趋庞大,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养老金、失业津贴以及医疗费用的扩大促使西欧国家的福利开支逐年递增,1965-1970年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11.6%,1970-1975年间增长了15.3%,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从60年代的20%上升到了70年代的30%。[1]
(3) 劳动道德问题。战后西欧福利国家追求社会公平,努力使福利项目覆盖全体国民,而且不断地根据物价水平提高福利标准,形成全民享受高福利的现实,这是20世纪公民权的一次重大进步。然而高福利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劳动道德问题,假如劳动者从事低收入劳动的所得与不劳动者所获得的国家福利相差无几,甚至低于后者,那么肯定就有人选择不劳动而坐享国家的恩赐,所以高福利政策可能造成一种宁可吃失业救济也不愿寻找工作的懒汉思想,即所谓的"失业陷阱";还有一个就是"贫困陷阱"问题,由于高福利与高税收相联系,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了不仅需对增加的收入纳税,而且原先所享受的津贴额也可能因收入增加而下降,以致造成名义收入虽然增加,而实际收入反倒下降,这样就会严重挫伤劳动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甚至会损害生产率,制约经济发展。
(4) 效率问题。公平与效率是福利国家中的核心矛盾,虽说两者不可偏废,但过分倾向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不平衡。战后西欧福利国家显然更多地倾向于公平,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社会再分配,让国民普遍地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而对于高福利可能造成的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则缺乏足够的关注,直到70年代后期对福利国家进行反思时,西欧社会才重新认识到公平对效率的侵蚀,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诠释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并在其中加入效率元素。战后西欧福利国家对效率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福利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且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支出的比重逐年加大,这意味着新创造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入国民个人的钱袋,而用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积累的规模则相对减小,这样就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速度;②西欧福利国家大多实行高额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营造社会公平,这种劫富济贫的税收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社会公平暂且不论,但是高额累进税制会严重挫伤企业主投资生产的积极性,最终也会影响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③西欧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多、标准高,社会的福利开支自然会算进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体现为产品的高价位,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西欧产品的竞争力会因此而削弱,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三、改革与出路:
一是注重人力投资。主要是改变帮助人们的方式,着重于人力投资,而不再只是直接提供经济帮助。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国家不应操办一切,而应转变就业机制,降低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收入方面的刚性要求,促进妇女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强调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变生活福利为工作福利;强调福利国家不仅意味着“社会支出”,也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⑥具体来说,政府通过为公民个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来提高其素质,使个人具备适应新经济发展的知识技术能力。尤其是对于大批失业者,帮助的重点不再仅仅是通过发放救济金来提供保护,而是对其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帮助其掌握新技术,提高就业能力。这些做法改变了过去只是营造社会安全网的做法,将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方向稳步推进。在实践中,这些改革措施初见成效。
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第二个重点是着重解决风险管理危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结构性失业现象加剧,福利国家传统的保障方法遇到了有关“技术变迁、社会排斥、环境污染、单亲家庭”⑦等新型风险。为此,第三条道路依据“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靠积极福利措施来迎击风险管理的危机。吉登斯认为,应摆脱预后关怀的旧手段,而用直接的、参与的方式来解决风险,强调发展二次政治,福利政策在提供物资供应的同时还须关注个人体验和自我认同。⑧政府必须在保障公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关心其精神状态,如此才能在新的风险下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以“福利社会”逐步代替“福利国家”,是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第三个重点。主要内容就是实现两个“扩展”。一是扩展投资主体,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除了国家外,个人、企业以及整个社会都应积极参与到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建设中,共担社会风险。在这方面,英国工党政府就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大量引入私人资本并按市场机制运作,提高投资效益。芬兰在养老金制度上把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国家保障的最低基本收入和法定私人部门供给结合在一起。德国则以征收生态税来平衡养老金收支缺口,实现养老金负担向能源使用者和全体纳税人的转移。美国的雇员持股做法也体现了企业进行人力投资和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努力。另一“扩展”指的是社会关注对象的扩展。福利国家在保障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尤其是穷人)的基本生活之外,加强关注中上层阶级的福利。因为“福利若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那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积极福利也要给予中间阶层中的中下层以抗拒风险的信心和安全感,关心其中的上层对非物质方面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并引导他们给社会带去更多的关爱”。⑨
除了主要遵循责任和权利平衡原则外,第三条道路在福利制度的改革方面还非常重视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效率与社会公正相统一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坚持了撒切尔的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时又把社会公正与个人平等发展以及社会团结紧密联系起来。此外还致力于创建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促进政企间、雇主与雇员间、公私间的相互对话,通过交流与沟通使不同的利益在市场中彼此协调与平衡。
二是市场作用与政府干预相统一原则。全球化使西方福利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被削弱,于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思考如何协调好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作用。第三条道路认为旧左派的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新右派的“绝对市场自由”都过于极端。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方向应是在“过度市场自由”和“过度市场干预”间求得平衡。⑩同时,要缩小政府规模,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总之就是要求政府更多的关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积极扮演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角色,少些直接干预。
三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统一原则。当作为民族国家的福利国家置身于全球化产生的新的跨国体制和力量之中时,就更需要彼此间在区域性的跨国组织与机构的框架内进行充分合作。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福利国家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盟其各成员国在社会政策上的指导始终都在进行着。在其指导下,一个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欧盟—成员国”双层结构模式逐步构建起来。这一模式既尊重人的价值又适应市场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既保留福利国家的边界和民族特色又在共同市场上寻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间的新平衡。

Ⅱ 为什么说希腊养老金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第一,希腊发生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及。由于希腊目前债务已经远远高于其承受范围,进而导致主权债务危及。希腊作为欧盟成员国和欧元区国家,其发生严重的主权债务危及势必影响到整个欧元区。
第二,希腊主要借贷来源于欧洲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由于债务庞大,一旦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及进而发生如阿根廷,迪拜这样主权债务违约的情况,相关债权国的利益势必受到损失,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希腊,欧洲范围内的可流动资金势必减少,进而导致相关国家受到连锁影响。
第三,希腊之所以发生主权债务危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希腊的现行社会制度导致的。目前,希腊社会制度下,社会福利居高不下,养老金尤其是公务员的养老金及相关待遇过高,希腊的公务员以前是除非犯罪否则终身任职,比我国的公务员制度还要好,而且公务员工作时间短(每天不超过6小时),休假时间长,待遇高;对应的,其他岗位退休金也较其他欧洲国家水平更高,甚至可以说,希腊的各项福利对应国家经济已经超过德国!要知道,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希腊的各项福利尤其是退休金这一块效仿当年北欧国家,由于高福利高工资待遇,在世界经济良好时,希腊可以依靠借贷和旅游业来支持其高福利。但发生次贷危机进而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各国均捂紧钱袋子,而主要发达国家的国民因为收入减少而被迫取消了很多的额外支出项目,其中就包括旅行。这两点对于希腊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借贷减少使得其“贷款过日子”成了泡影,而旅游业的萧条使得其经济主要支柱濒临崩溃;而希腊本身并不像法国,德国一样具有强大的工商业支持,内需不足,难以支持其经济复苏。
矛盾是相互作用的,而希腊的养老金和福利问题与欧洲主权债务之间也是如此:希腊要维持现有的局面,需要大量资金借贷,而主要的求助对象是欧元区国家;而各国因为债务危机自顾不暇,无力再出手援助希腊;于是发生的恶性循环是:希腊需要钱,才能渡过危机,重振经济,进而维持主权债务偿付;但欧洲主要借贷国或自顾不暇,或对希腊现有制度不满,拒绝借贷;希腊借不到钱,经济难以复苏,更无钱还贷;欧洲主要借贷国收不回贷款,或无力继续借贷,或拒绝新的借贷(有借不还就不借了),如此循环下去,最终影响到整个欧洲。
而回过头来,为何说希腊养老金问题影响到主权债务呢?上面月长石说过,希腊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其养老金尤其是公务员养老金居高不下。在经济好时,尚能支撑这些待遇,但一旦经济转下,便难以支撑高福利高养老金。有句老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享受惯终身聘用,高福利,高工资,高养老金的希腊人,无法接受突然急转而下的局面。最初希腊政府通过开源节流,即赠税,减少公共开支等来满足欧洲借贷国的要求,但这样损害了希腊国民既得利益,于是,工会组织罢工,人民示威游行。而这次希腊紧缩银根的核心就是各项福利待遇及养老金。当年法国修改退休法案时,工会层组织十余次全国性大罢工抗议,但萨科齐最终还是循序渐进签署了法案。如今,希腊做了类似的改革,但因为希腊政府缺乏强力手段,尤其是反对派拒绝政府改革,这不但使得政府举步维艰,也使得人民对政府和反对派都产生强烈不满。由于改革法案难以推广,以德,法为首的欧洲债权国不愿继续借贷给希腊,使得上面的恶性循环继续,并蔓延到整个欧洲。

Ⅲ 年纪大了,去欧洲养老怎么样

欧洲养老是近几年人们开始关注的事情,其中环境是很关键的因素。空气好,环内境舒适,生容活节奏慢,没有了商业城市那种繁华喧嚣更适合生活,吃得健康,确实适合养老。很多大病之后的年轻人也再考虑去欧洲休养,更易于身体恢复。长期在欧洲居住就需要有一个长期居留身份,或者永居身份。签证是无法满足的。目前获得长期居住身份希腊是费用最少的,买房的方式也更适合我们,房子归自己,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Ⅳ 为了缓解养老压力欧洲国家普遍采取什么等措施

为了缓解养老压力,欧洲各国普遍采用延迟退休的政策,欧洲以外的很多国家包括我国都在采用延迟退休。

Ⅳ 法国总统的养老金为何如此“丰厚”

法国是众所周知是一个浪漫国家,它的经济十分发达,位于西欧,国际地位十分重要,法国总统也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职务,法国总统的养老金是非常丰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与他们本国的经济以及法国总统这个职位的地位息息相关,下面我将一一进行解释。

法国作为一个经济比较强大的国家,有着强大的经济基础,法国总统也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职位。所以在这两者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法国总统应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回报,因此丰厚的养老金便是很好的体现方式。

Ⅵ 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趋势

亚太养老金制度及其改革趋势
亚洲人口结构正面临剧烈且重大的挑战,整个亚太地区未来的养老金体系景像正在成形。
亚洲拥有全球六成人口,正面临全球最为剧烈的人口结构转变。2050年,亚洲平均老年人口依赖比率预计将从10%增加近3倍,至27%,而某些国家甚至可能高达70%。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都市化程度日益增长,亚洲传统家庭结构也日趋解体,并引发剧烈社会经济变革。在亚洲,老年人多半依赖子女奉养,在欧洲相当普遍的养老金准备,在亚洲尚属特例,并非常态。
亚太各国家和地区政府已开始建构稳健与财务健全的养老金制度,以应对未来需求。亚洲政府正试图避免重蹈西欧国家的覆辙—西欧的错误正是在于迟迟未能推动全面性的养老金改革。本报告将着重探讨亚太地区正在发展中的养老金制度,检视个别地区或国家为应对迫在眉睫的老年人口贫困问题而增加养老金覆盖率及提供充足的收入替代的种种做法,并分析亚太地区未来养老金市场的成长前景,同时也是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在出版西欧、东欧国家养老金制度报告后,系列养老金制度研究报告一部分。
亚太各国在养老金改革的步调上颇多差异。其中,澳大利亚改革压力最小,其养老金制度为全球所称道,能够为所有人口提供长期、财务健全的养老金收益,足以满足其财务需求。改革压力最大的则是印度,该国只有9%的工作人口加入各种养老金计划中,而政府也才刚刚推动养老金改革,以期弥补现有养老金制度的种种缺失。
亚太地区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在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好养老金准备。他们已经开始在强制性或自愿性的养老金制度中推行基金式养老金计划。
至2015年时,亚太养老金资产将较成长逾250%,金额从1.1万亿欧元扩增至2.9万亿欧元。以规模计,日本是亚太最大的养老金市场,然而在未来10年内,预期其养老金资产将不再明显增长。人口最多的中国内地与印度将最具成长潜力,终将成为全球最大养老金市场。
当前,随着全球养老金储备缺口愈来愈大,养老金资产管理将逐渐成为讨论重心。由专业资产管理者进行养老金投资,将影响退休人士所能取得的养老金福利水准与养老金制度的整体筹资成本。强化投资回报是民营资产管理业者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因此,基金式养老金的资产应由民营部门管理。投资监管应强化养老金投资组合最优化的过程,而不应干扰这一过程。卓越的投资解决方案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改革压力与全球养老金制度提存不足的问题。
日本与澳大利亚
为更清楚地描绘出本报告提及之亚洲国家养老金制度,我们认为,将其区分为工业化国家,即日本和澳大利亚,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两部分较为适宜。
日本与澳大利亚拥有全面性的、传统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类似前述所提之教科书架构。
澳大利亚相当倚重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第一支柱提供了普遍性的、依据生计与资产调查(means- andasset-tested)的全民养老金制度;第二个支柱则借由强制性的、与收入相关的架构以为营运。自1992年起,只要员工收入在特定水准之上,每位雇主最多必须贡献员工薪资的9%至对应的“养老金基金”(super annuation)中。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外,个人亦可自愿向现有或分立“养老金基金”账户供款。澳大利亚相当倚重基金式养老金制度,且其养老金制度的建构,祉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令其为即将来临的人口结构挑战做好准备。
同澳大利亚不同,日本的养老金制度更为复杂。1961年,日本建立了全民性养老金架构。其中,第一支柱由统一费率的基本养老金,即“国家年金”(NationalPension),及与收入相关的职工养老保险(Employee Pension Insurance,简称EPI)构成,此两种方案均为“随收随付”制。这些强制性的养老金计划通常同基金式就业养老金方案配合使用,一般是受益基准(defined benefits,简称DB),但可以转换为供款基准(Defined Confnibution,简称DC)。
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问题,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需求至为必要与殷切。当前,日本拟将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至65岁,并调降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替代水准。为了维持退休后生活的稳定,个人养老金准备将更显重要。
总之,由于人口结构情况日益恶化,加上高度依赖随收随付制,日本养老金制度前景并不若澳大利亚的乐观。
未来
综观亚太各国家与地区养老金制度,有些特点相当明显。许多国家养老金制度涵盖比率明显低于多数工业化国家水准,且收入替代率通常更低。各新兴经济体中,只有少数提供全面性养老金制度,在老年人口逐渐增加,且原有社会结构无法再支撑退休生活时,这些国家正在推动养老金改革以解决浮现中的老龄人口贫困问题。
改革浪潮几乎席卷各地,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性亦与日俱增。基金式养老金安排通常被设计为“供款基准”(DC)式,并通过雇主组织,非常适合拓展养老金涵盖范围。然而在许多国家,这些基金只开放让部分人口参与,如政府员工或正式部门劳工(如在印度的情形)等。
但当不同职业或企业设立自己的养老金架构时,从业人员转职时将更为困难,原本的工作年资也不见得会被承认,最终,劳工的养老金准备依然不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养老金制度内不同的基金开可以互相移转,比如当员工在不同产业间转换工作时都能适用。
政府角色
在新加坡和印度,养老金基金由政府控制,甚至成为政府的一部分。这就带来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而如果养老金制度是“供款基准”制时尤为如此。
“供款基准”式的养老金安排意味着个人要承担养老金的最终投资风险。如果运气不佳或年届退休时仍有相当规模的高风险投资,则退休时可能无法取得足够资金。在强制性“供款基准”式养老金制度中,基金由政府管理所引发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从基金经理人的角度看,究竟什么水准的风险-回报权衡水准才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政府直接或间接管理养老金基金,基金经理人的动机和一般民营基金经理人不同。民营基金经理人会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准下追求最大回报,但政府的动机则并非如此,因为养老金准备不足将使政府增加额外支出,以社会保险或任何其他型式的社会福利来“掏腰包”援助贫穷的老年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养老金余额超过必需,政府并不因此受益,而如果余额不足,政府则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政府普遍采用回报与风险较低的投资策略。
正因如此,将养老金基金交由专业化民营公司管理与操作,是较为恰当的作法。只要基金管理公司间有足够的竞争,对客户没有过高的转换成本,且搭配适当的规范与监管,民营资产管理业者将最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另外,养老金基金外包管理还有其他优点,即养老金基金不会被挪用为政府项目融资—毕竟,政府项目的投资回报通常极难量化。
如果政府将其核心任务定位为提供基本养老金、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则在养老金方面,政府与民营部门间可以形成良性分工。再者,政府必须设定养老金准备规则,并为民营产业建立适合的规范架构。公众亦必须明白了解自己在养老金方面的权利及其与养老金提供者的关系,并要接受充分的教育,了解有关投资过程的相关知识,从而明了自己需要承担为晚年生活储蓄的责任。
然而,“完美”的养老金制度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在现实世界中,政府在养老金准备方面扮演着
相当重要的角色。随收随付式的养老金只能由政府运营,因为这种制度必须以政府税收为依托。但从欧洲经验看,随收随付制根本无法应对老龄人口依赖比率日益高涨的情况,必须仰赖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的辅助。这种情况最好交由民营部门解决,但实际上很多国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有时政府会选择在重新设计养老金制度的过程中设立一个中央缓冲基金,其目有在于趁人口结构情况尚未恶化前积累资金,等到人口结构情况不再如以往乐观时再予提取应用。此类缓冲基金已在法国出现,中国内地也有类似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的资金来源包括来自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收入、彩票销售收益与政府注资,成立目的在于部分填补当前尚无资金准备的养老金缺口。
由政府主导成立的这些基金未必非得由政府管理不可,相反,要设定适当的激励模式,从而最大化养老金资产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此类基金的管理通常应外包给资产管理公司管理。
政府基金投资
除了民营的基金式职业养老金计划,政府养老金基金亦积聚了大量资产
截至2004年底,政府养老金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已达7090亿欧元,约占民营(或基本为民营)的职业养老金市场规模的63%。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养老金基金(GPIF)规模达5470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养老金基金,韩国的国家养老金(NSF)以900亿欧元规模居次。此外,中国内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印度的员工强制基金组织(EPFO)、中国台湾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PSPF)、劳工退休基金(LPF)与劳工保险基金(LIF)、泰国的政府养老金基金(GPF)等,也拥有大量资产支撑政府的养老金负债。
这些基金成立目的与架构差异极大:日本的政府养老金基金管理国家养老金体系中的基金式部分;中国内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则属于缓冲基金,在省市政府第一及第二支柱负债发生紧急情况时为其后盾;印度、韩国、中国台湾及泰国的养老金基金则属强制性的养老金基金,是基金式或部分基金式的养老金安排,只有特定人口可以加入。
这些基金传统上均属国家所有,资金经常被挪用为基础建设融资,或做“经济导向投资”,如投资于社会或房屋等福利计划等,甚至将资金转贷回政府机构亦是相当普遍的事。养老金基金投资回报通常差强人意,有时甚至还比不上通货膨胀,等于实质亏损。因此,许多政府已经开始让养老金基金管理更加专业化,意图强化与稳定投资回报。
改革的第一步是政府开始转移投资标的,从原来的政府项目,转向应用可以由市场定价的金融资产上。养老金基金管理的可靠性、透明度与治理因而得以大幅改善。
第二步允许基金资产配置适度多元化。过严的投资范围与量化投资规则可以带来次佳回报。养老金准备的最终目的在于覆盖收益基准制下的养老金负债,或最大化供款基准制下的养老金福利。因此,养老基金的投资政策不应为与此无关的目标所影响,否则,必然会导致储蓄错误配置与投资回报低于最优值的风险。

Ⅶ 中世纪欧洲人养老为什么信不过子女,靠自己

因为在西方世界,是以个人权力为主的,虽然子女赡养父母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对于西方来说,父母和子女都有自己的生活,而且西方更加注重个人。对于子女而言,虽然父母和子女不像陌生人那样陌生,但是却是两条平行线,永远都不会有重合的一天,因此,对于欧洲人而言,相比让子女来赡养自己不如通过一系列的协议或者是自己的养老金来赡养自己更实在。

在这样权利分明的协议中,老人的晚年生活得到了保障,也不会担心子女不会赡养的问题,虽说因为有了这份协议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利益化,但是这也是对老人晚年的一种保障。同时,如果子女不按照协议上规定的来赡养父母的话,那么父母就可以去法院告子女,这样子女就会受到惩罚。

Ⅷ 欧洲的老人是怎样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的

1、法国:完全型社会养老

法国成为老年型国家已有136年的历史。相对其他西欧国家法国老年人口比重高,总供养系数大,人口预期寿命长,法定领取退体金年龄低。

法国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退休人员增加,公共退休金支出加大。法国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增加用于老年人的支出;

2、鼓励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3、鼓励生育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

4、吸收外籍年轻工人入境,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

5、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

在养老设施上,法国人忌称养老院,而称公共机构.这种为老年提供居住方便的福利设施,大体上可分为四类,即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长期医疗医院.

对低收入的老年人国家还给予福利费用予以补贴.收容所设在社区,使老年人不脱离社会.

2、瑞典:福利型养老

瑞典是“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的国家,又称“北欧福利模式”的创始者。该模式有六原则:

1、普遍性的福利原则;

2、有一个强大的公共执行部门;

3、以国家税收作福利基金的来源;

4、公民和居民享受福利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5、待遇人人平等;

6、有较高的社会津贴水平。

养老保障是瑞典福利政策的重点之一.瑞典老年福利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使老年人有可靠的经济收入来源、良好的住房条件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并有机会参加各种有意义的社会活动.

3、爱尔兰:各种津贴领不停,养老福利超健全

爱尔兰的养老排名位列全球前列,这也跟爱尔兰不断提升的养老福利有莫大的关系。在爱尔兰退休后,老人就有资格领取各种各样的养老金。

不仅如此,还有各种交通补贴、水电费生活费减免、租金补助和独居津贴等等超多福利,加上全年舒适的宜人气候、全国高达90%绿色覆盖率、有保障的食物安全和热情友好的当地人,这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养老天堂”。

(8)西欧养老金扩展阅读

欧洲老年人不乏退休后再就业的。德国柏林泰格尔机场出站口,71岁的出租车司机米勒略显费力地把旅客手中的行李箱放到后备箱内。“我是退休后才做这一行的,五六年前开始开出租车。”米勒曾是一名公司出纳,退休后原本想过段清闲日子。

无奈子女不在身边,老伴儿去世得早,公立养老院迟迟排不上队,私立养老院又去不起,只得重新上岗。“工作了大半辈子,还是没有闲钱能满足周游世界的梦想。因为年纪大,退休后再上岗遇到了各种'闭门羹',开出租车是我最后的机会。”

在德国,像米勒这类高龄从业人员并不鲜见。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5年8月公布的退休老人生活现状报告,需要领取救济金度日的退休老人是10年前的两倍。

总体来说,欧洲的老人退休后,去公立医院就诊基本免费,重大疾病也不需要子女掏钱。养老方面,每个人都会有养老金,哪怕从来没有工作过,到了退休年龄

也会拿到一定的生活补助金,虽然可能金额不会很高,但基本可以满足生活需要。所以欧洲的年轻人无需为退休后的父母担负太多的养老负担。

Ⅸ 欧洲,加州和澳洲哪个国家福利更好

澳洲福利好。
儿童助养费 50-300澳元/人/两周 特别救济金 350澳元/人/两周。
儿童早期教育津贴 100澳元/人/周 失业救济金 350澳元/人/两周。
基础教育、医疗 免费 分娩津贴 4000澳元/次。
高等教育学生津贴 330澳元/人/两周 国家退休金 视个人情况而定。
澳大利亚于1910年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世界上实行社会福利制度最早、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新移民抵达澳大利亚后,马上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保健及家长津贴等福利。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津贴种类齐全,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养老金:
澳大利亚享受养老金的男子需65岁以上,女子60岁以上。领取者的妻子即使本人无资格享受养老金也可领到养老金。能否领取养老金或领取多少,将根据有关人收入、资产而定,并要满足居住条件的要求。年金与通货膨胀率挂钩,每两年调整一次。凡领取养老金者可以得到优惠的医疗药品和其他卫生保健待遇。政府对享受养老金者提供的其他优惠包括减收交通费、地方税、电费和汽车注册费等。
二、家庭子女补助金:
凡养育一个或一个以上子女的人可以得到补贴,但取得这笔补贴必须经过对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的调查。家庭补贴通常每两个星期发一次,交给主要监护人,一般都是交给孩子的母亲。孩子助养费的领取根据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年收入情况而定。
三、残疾人和病人救济金:
因伤残而领取抚恤金的人和因患病而领取临时补贴的人,接受康复治疗和培训,父母或监护人因孩子身体、智力或心理伤残而需要在家里得到护理和照顾的可以领取残疾人和病人救济金。已经就业或者正在接受培训但是不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伤残者可以领取交通费补贴;长期在家照顾严重伤残的养老金领取者或领取其他补助者的人可以得到护理者补贴。
四、失业救济金:
对于正在寻找职业的失业者或为寻找工作机会正在接受教育、培训或安置的失业者,为使其能得到足够的收入,以维持他们自己和家属的生活所发放的补贴,有"寻找工作补贴"和"重新开始津贴"等;失业救济金额度目前为每人每两周约410澳元。新移民在抵达澳大利亚两年后才有资格申领。
五、孕妇补助金:
居住在澳大利亚,且孩子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孕妇,可以申请孕妇补助金。如在前往澳大利亚定居途中孩子生在船上的产妇,以及在澳居住一年以上的外籍孕妇,也能享受此种补助。每分娩一个孩子
时,可得到一次性分娩津贴。
六、全民享有免费医疗保健:
国民保健(Medicare)是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保险计划,新移民可以即时享有大多数免费医疗服务,国民保健病患者也可享有免费公立医院的治疗。国家将会为病人支付:看医生的费用、在公立医院手术、住院(包括药品和饮食)的费用,通常情况下,开业医生和医院与政府实行统一结账,病人只需刷卡而不需要付费。国家虽不会为病人支付买药的费用,但政府通过“医药补贴计划”对许多医药处方给予补贴。
此外,还有学习津贴、边远地区津贴、看护津贴、配偶津贴、电话津贴、房租津贴、交通津贴、托儿津贴等,但大多数新移民要等两年才有资格申领部分社会保险补贴,其中包括失业救济金和学习津贴。新移民抵达澳大利亚后即可享受的福利包括医药津贴、孩子助养费、特别救济金、大学奖学金和学费免息贷款的偿还等项。
澳洲移民:
澳大利亚大陆面积为769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最小的陆块,是世界上第六个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但它拥有的人口却较少,大约一千九百万。
澳大利亚居民大多聚居在位于东部的太平洋沿岸城市,居民以早期英国移民后裔为主,外加来自欧洲及世界各地区国家的移民,目前世界上共有140个以上的国家的人民聚居在澳大利亚,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澳大利亚是一个英语国家,她的政治、法律、文化体系继承了英国传统,澳大利亚至今仍是英联邦国家之一,她与西方国家关系密切,与邻近的亚太地区国家的交往日益加深。
澳七大利亚有七个州,一个领地,西澳大利亚是最大的一个州,其面积与整个西欧一样大。
自然环境优美:
澳洲位于南半球, 自然风光绮丽, 气候四季宜人。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全球十个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澳洲占了五个。
2005年10月5日,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家》下属公司经济学家情报单位(EIU)公布:墨尔本(第二位)。佩思(第五位)、阿德莱德(第六位)、悉尼(第七位)。
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环境优良:
1999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人均财富的排名中, 澳洲排名第一。2004年人均GDP30000美元,过去五年平均增长率4.5%。2005年人均GDP3.47万美元.
经济与中国互补性强、商机无限:
在矿产能源和农副产品方面,澳洲与中国有巨大的合作前景。澳中自由贸易协定有望于2006年签订,届时两国之间关税将降为零。
福利:
澳大利亚是高福利国家,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先驱。基本福利制度具体体现在:
1.从小学到高中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
2.大学学费比留学生低2/3,并且是免息政府贷款;
3.十八岁前,享受福利部的小孩津贴;
4.十八岁后,享受学生津贴;
5.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保健;
6.60岁的女士和65岁的男士享受养老金;
7.低收入津贴;
8.失业救济金;
9.多子女津贴(5000澳币/人);
10. 未婚父母津贴
11.单身父或母津贴等
免费教育
澳大利亚实行从小学到高中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凡是澳籍的公民、取得绿卡的移民、取得临时居留权的新移民都可以享受这一待遇。
免费医疗服务
澳大利亚有超过1,100所医院,其中六成以上是公立医院,平均每千人拥有4.5张病床。澳大利亚约有4.2万名注册医生和19万名注册护士。
国民保健(Medicare)是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保险计划,新移民可以即时享有大多数免费医疗服务,国民保健病患者也可享有免费公立医院治疗,你应在抵澳后尽快去就近的国民保健办事处登记(登记不是自动的),请随身带好你的护照和证明你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的签证批准信。
国家将会为病人支付:看医生的费用、在公立医院手术、住院(包括药品和饮食)的费用,通常情况下,开业医生和医院与政府实行统一结账,病人只需刷卡而不需要付费。
国家虽不会为病人支付买药的费用,但政府通过"医药补贴计划"对许多医药处方给予补贴,低收入者(家庭年收入不超过24,000澳元)在药房购买处方药时仅需支付2.60澳元,其余部分由政府补贴。
澳大利亚每年政府预算的1/3是用于医疗事业,可见政府对国民健康保障力度之大。
税收:
澳大利亚是高税收国家,每个有收入的人都必须依法纳税,都有自己的个人税号。
当一个财政年度(澳洲为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结束时,每个在澳大利亚有工作且有收入的人,包括非澳大利亚公民。都必须在七月至十月间主动向税务局申报全年收入和纳税情况并多退少补税金,税率一般为17%至47%。 个人年收入低于免税额$6,000澳元,也须向税务局申明,有关计税方法如下:
税前收入应缴税额:
$0-$6,000 无
$6001 - $21,600 超过$6000的收入17%
$21,601-$58,000 $2,652 加上超过$21,600的收入的30%
$58,001-$70,000 $13,572加上超过$58,001的收入的42%
>$70,000 $18,612加上超过$70,000的收入的47%
与此同时纳税人如符合低收入家庭、多家庭成员赡养、个人小生意等条件的话,可以向税务局申请退回部分或全部税金。报退税的手续通常可以自己办理,但多数纳税人由于不十分了解有关规则而选择由会计师或税务代理来完成,手续费大约为30至60澳元。
政局稳定、保护私有财产:
民主社会,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权力,政府的主要职责仅限于提供公益性服务和维持秩序。个人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

Ⅹ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对比,以及中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已建立起了各自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根据西方国家的不同社会保障模式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征,以及影响主要因素,并结合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一、社会保障模式的类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一)强调效率的社会保障模式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储蓄基金型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以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强调效率。以新加坡为例,其中央公积金制度要求雇主和雇员各缴纳等额的保险费(中央公积金),专款专用。其特点是强调自我保障,强调统一的个人储蓄而不是分散的个人储蓄;筹资方式以强制性储蓄为主;管理机构集中于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二)注重公平的社会保障模式以干预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保障模式注重公平,主要有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型和自保公助型社会保障模式。前者的特点是实行收入所得再分配,用累进税办法使社会财富不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后者的特点是由政府进行有关社会保障立法,作为社会保障实施的依据。(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其主要因素由三方面组成,首先是各国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是各国在选择社会保障制度时的理论思想背景,再次是各国不同的文化因素。二、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我们选取西方国家几种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类型,以英国、美国和智利为代表来进行分析比较。(一)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分析二战后,西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英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工业制造由原先的世界第一位退居第三位。英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越来越明显,英国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与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推动了英国政府进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英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国民保险、国民保健、个人社会福利、住房和教育等五个方面。其自身的特点表现为,首先,社会保障项目的完整性;其次,向家庭的渗透较深,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家庭赡养职能。因此国民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保人承担了赡养家庭的责任。再次,普遍性原则是战后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准则。最后,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起主体作用。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由政府机构及公共雇员运作。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也有政府机构和公共雇员的参与,但比较强调社会组织的作用,如一些基金管理机构、工会、各种协会组织等等,在社会保障管理中起着较大的作用。而在制度化的保障体系之内,英国的社会组织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英国国民保险直接由政府管理,成为政府一个庞大的部门。(二)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分析凯恩斯主义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29年—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并改变了长期以来左右美国人们的传统看法,即认为贫穷出于懒惰。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产生深远影响。二战后,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为美国政府增加社会保险种类、扩大保障范围和提高给付标准提供了可靠的资金来源。美国广义的保障制度是由“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两部分组成:其中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包括狭义的“社会保障项目”(老年保险、鳏寡保险和伤残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同西欧国家一样,美国的雇主和雇员也必须缴纳社会保险税才能享受到社会保险支付。而社会福利完全依靠公共开支,接受者无须为此纳税,但申请人必须通过政府的“生计审查”方可领取福利,相当于西欧的“社会救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特点是,首先,市场化、社会化的内在倾向性。在继续实行传统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同时,大幅度改变原有社会保障的提供方式。它不仅抑制了联邦政府日益承担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的历史倾向,而且开辟了使社会保障制度向市场化、社会化方向转变的道路,进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市场化、社会化的社会保障模式”。其次,社会保障管理与运作的多元体制。公私兼顾,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兼顾,非盈利组织与盈利组织兼顾。再次,美国社会保障项目的多层次性。这种多层次性主要表现在项目的结构、形式和类型上。最后,社会保障资金筹措方式的多渠道性。这集中表现在: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起了主渠道作用;政府征收的企业雇主的税收及企业主为雇员提供的福利经费成为社会保障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各种社区及各种社会福利组织也为不同利益集团提供了社会保障的部分经费;私人通过交纳保险税和为特定的保险项目提供了社会保险经费,此外一些人的慈善性捐助也起了很大作用。(三)智利社会保障制度分析智利7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私有化改革深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在社会政策方面,它力主将能推向市场的社会福利事业转交私人经营,改变由国家出面举办全部社会福利的做法。此外,智利改革受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也非常大。1973年底,皮诺切特军政府执政,开始实施自由化经济改革。皮诺切特军政府在政治上基本代表中产阶级利益,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私有化。从70年代末开始,皮诺切特军政府开始实行全面的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而社会保障制度的私营化管理则是这场激进式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1971年—1973年间,阿连德政府由于推行国有化措施,严重损害了智利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矛盾,也导致经济运行效率急剧下降:1971—1973年,智利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95.9%,年均经济增长率下降至1.2%,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上升到11.5%,经济状况严重恶化。智利的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福利计划、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养老金制度(包括残疾和遗属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都是对原来的旧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后建立起来的。以养老金制度为例,其特点是,首先,个人养老储蓄金资本化。个人在职期间每月将一定比例的工资存入个人账户,作为资本,由养老基金管理机构进行投资,使基金不断增值。个人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个人在职期间的储蓄。其次,养老基金由私营机构管理。再次,将竞争机制引入社会保险部门。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通过提高投资利润率和服务水平吸引更多的投保人。目前的8家管理公司是在以前的20多家公司的基础上通过重组与合并后形成的,近70%的投保人选择了其中的3家大公司。我们综合上述分析,将分析归纳为表1(见表1)。表1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理论体系模式适合条件特色缺陷代表国家自由主义储蓄基金型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我保障,筹资方式以强制性储蓄为主,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政府财政负担重,降低竞争力新加坡、智利干预主义福利国家型经济发达,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全面的社会保障政府财政负担重,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英国及北欧国家自保公助型工业化国家或经济基础雄厚国家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经济安全保障企业成果成本高,不利于竞争德国、西欧、美国、日本三、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不同的社会保障模式均有利弊,我国应根据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模式,以满足国民的基本需要,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纵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它们在发展的初期都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制化。在严明的法律体系保障下,才能保证社会保障措施的顺利实施,这不仅提高了制度的稳定性,还有利于约束各方的行为。尽管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的办法、规则、决定等,但是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关于社会保障的立法,使得在实际操作中的许多问题找不到解决的法律依据,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弱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逐步建立各具体法规的立法,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确立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同时,还要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首先,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依据在于效率与公平目标的潜在冲突与市场失灵。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满足公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方面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保护边缘群体的需要;福利包容的范围远非经济增长、物质利益所能满足,它是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人类各种利益的综合;由于各种各样的市场失灵存在,从而不加干预的市场制度甚至难以实现效率的目标,更不说社会公平与人类关注的其它目标了,因此政府干预必不可少,通过干预来校正市场难以实现的社会功能与目标。公平和效率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两个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目标。在这里,公平不只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更是分享社会进步成果机会的公平,是性别间的公平,是强者与弱者间的公平,也是代际之间的公平;而效率则不仅指刺激人们努力工作与创新的积极性,不仅指企业不断提高经营效率的积极性,而且指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整个经济的有效运行。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公平和效率的度会有所不同。当效率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时,应当以追求效率增长为主要目标;当公平失衡形成妨碍经济增长的制约力量时,则应以调节公平关系作为推动增长的主要目标。透过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重视经济效率者强调自由主义,强调依靠市场力量;重视社会公平者,则主张扩大政府干预,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校正对公平目标的偏离。其次,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到价值观念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价值观念主要取决于政府对于不同发展目标重要性的判断与社会福利内容的解析,也受到一国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则决定了一国实现公共福利目标的层次与范围。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当很好地界定各个层次社会保障目标的责任分担关系。由于各个层次的社会保障目标(社会保障服务)的性质有别,因而不同类别的社会保障项目,其承担者权责划分也就有所差别。有些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如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有些则只能依靠政府来提供(如社会救济性保障服务);如维持普通生活水准的养老保障与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养老保障等。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在制度设计时不重视让企业、个人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责任,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计划也会走向崩溃。70年代以来,多支柱模式的兴起是对以往制度设计失误的一种校正。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满足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制度,而且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制度。第四,在养老保障方面,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虽然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也存在明显的转轨成本,并会对不同群体带来不同的利益。中国目前正由现收现付制向多支柱的模式转化,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问题、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与制度化问题等,政府在对于此类隐性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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