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的改革方向

㈠ 2021养老金制度改革

2021养老金制度改革三大改革点：
1、基础养老金实现17连涨板上钉钉；
2、养老金业务全部经由社保卡办理；
3、养老金省级统筹全部完成。
众所周知，逐步调整与完善养老金制度，并加快推动社保制度改革是近些年来国家努力的一个方向。而且，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意识到社保的重要性，以及让更多退休职工及农民享受到政策红利，几乎每年各地的养老金标准都会有所上调。
2020年疫情肆虐，但各地均上调了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实现了16连涨，为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提供了更切实的保障。而到了2021年，养老金连涨的习惯不会就此中断，像甘肃、山东、江苏等省份已经陆续公布2021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上调方案。不出意外的话，其余省市详细的调整方案也将会在近期陆续公布，预期上涨幅度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社保卡可以应用到的场景其实比较多，比如买药、住院治疗、乘坐地铁和公交、金融账户取款等等。以往，不同地区办理养老金业务的处理方式不同，有的是直接发放现金，有的发放到存折。而自2021年开始，所有的养老金发放业务将全部经由社保卡办理，即通过社保卡领取养老金。
养老金省级统筹即同一个省份内养老保险业务实现统收统支，进行统一化管理。而之所以要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确保养老金能够足额按时发放，同时利于均衡各地的养老金负担。而且，养老金省级统筹完成之后，同一个省份内养老金的发放周期是一样的，基本不会再出现晚发或者不发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五条 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

㈡ 养老金改革个人缴费怎么改革

养老金改革个人缴费怎么改革

自从28年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尝试引入个人账户以后，关于个人账户的争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些年来，个人账户“存”还是“废”、“做大”还是“做小”、“做实”还是“做空”的争议并未因中央文件的屡次拍板定案而消弭。相反，种种分歧仍或明或暗地存在于理论和实践层面中。

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做实个人账户试点”改为“完善个人账户”后，业内在完善个人账户的路径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争议的核心是个人账户是否要转为名义账户以及是否需要扩大个人账户。

第一财经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了解到，经过两年多的激烈争议之后，个人账户的改革路径逐步明朗：个人账户不再做实，将8%的个人账户作为个人权益记录的方向正在赢得更多共识。但业内人士预计，完善个人账户的方案要待十九大之后才能确定。

养老保险回归现收现付制？

1966年，美国著名学者亨利·艾伦在《社会保险悖论》这篇论文中提出著名的“艾伦条件”（Aaron Condition）。他说，如果人均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超过利率，那么引入现收现付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就可改善每个人的福利现状。

朱青认为，我国的实际国情是满足艾伦条件的，即我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之和是远高于实际收益率的，所以我国建立现收现付制度是更有效率的做法，没有必要建立基金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新梅长期紧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她在研究了智利、新加坡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积累制养老金发展历程后提出，世界银行推行的公共养老金的私有化改革是基于错误的假设之上的。

王新梅说，在过去20多年的全球性养老金改革中，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积累制可以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全面地被所有发达国家所拒绝。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杨俊认为，从1981年启动的智利个人账户改革养老金待遇水平较低，已经引起参保者的强烈反对；个人账户制度的激励功能实际非常有限，很多人都是只维持最低需要的缴费年限，还有许多人逃离了这一制度。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周弘则认为，目前有些关于个人账户的讨论混淆了国家和市场。通常情况下，公共养老金也分为两层，一是体现公平的基础养老金，二是体现收入差别的补充养老金，有点像我国的个人账户，两者都是现收现付的，投资部分很少。真正的个人账户是市场行为。

从统账结合走向统账分离

郑功成表示，20多年的时间证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大失误是在缺乏理性论证的条件下，简单地将完全私有化的个人账户引入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仅损害了养老保险制度应有的公共性与稳定性，也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后遗症。

李珍从制度建立伊始就反对在基本养老保险中引入个人账户。她认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混入社会保险在理论上的困境是个人账户是私有财产，不具保险性质，将它嵌入社会保险之中在学理上不通。

李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正是因为在“统账结合”制度中共有私有产权混合，所以实践中没有人是由于个人账户制度的设计而愿意努力工作且积极参保多缴费，个人账户的激励假想理论并没有实现。

“当年想要通过统账结合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既要有公平性又要有激励性的美好愿望，在实践中证明是难以完成的，最后的结果是统账结合变成了一笔‘混账’。”宋晓梧说。

郑功成认为，简单地将完全私有化的个人账户引入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仅弱化了公共养老金的互助共济功能，也直接损害了这个制度的可靠性、可持续性，还造成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地区分割，并使完全个人账户化的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没法得到健康发展。

李珍认为，实行名义账户意味着对个人账户进行“做空”，空账迈不过的一个坎是如何计息。

名义账户和银行账户的根本不同在于，储户是真金白银拿给银行，银行实现投资收益之后给储蓄利息，而名义账户中是没有钱的，个人交的钱已经拿出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了。

“计息低则账户持有人受损，计息高则下一代受损。”李珍说，改革之后，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按一年期银行利率计息的话，参保人是受损的，并且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低下；而如果计入较高利息，那么很快会积累大量的负债。

李珍认为，与社会统筹不同，个人账户上的负债是硬约束的，未来不可能通过计算公式的调整减少养老金的支出，这意味着届时在职一代的负担会更重，会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

因此，李珍建议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从社会养老保险中分离出来，让参保人建立自愿性储蓄养老制度，会减少因政府干预产生的扭曲。同时，个人账户的分离还需要其他参量改革来配合，否则制度的收支平衡就会出问题。

“如果改革之初只是将国家和企业包办的养老保障改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引入个人账户，再在这个制度基础上推进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那么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会顺利得多。”郑功成说。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个人账户之后，学界提出了多种完善个人账户的方案，诸多方案中，从统账结合走向统账分离被认为是一条根本解决之道，即将第一支柱中的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分离，转向第二或第三支柱，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然而，统账分离需要对现行制度动“大手术”，尚难以成为完善个人账户的现实选项，养老保险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㈢ 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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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从1951年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开始，便和新中国相伴相随。但长期实行的是“企业养老保险”，新老企业负担畸轻畸重、苦乐不均。进入80年代中期，我国的养老保险事业进入建国以来最活跃、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其几次改革举措在养老保险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到1998年底，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包括了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全国有8475．8万企业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0．7％。有2727．3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离退休费社会统筹，占企业离退休人数的98．5％。全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1459亿元，支付全国离退休退职费总额为2073．7亿元。
社会统筹——均衡企业负担
1984年，我国开始了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对企业按照工资总额的同一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使退休人员多的老企业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199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将社会统筹确定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从而使企业从各自负担退休人员的“自我保险”变为社会互济、共担风险的保险。到目前为止，全国己全部实行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其中，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
三方负担——权利和义务的体现
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确定改变养老保险完全由国家、企业包下来的办法，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职工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个人按本人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的费率从1991年标准工资的3％到1997年的不得低于缴费工资的4％，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财政建立社会保险后备基金，在必要时给予补贴。实行三方负担，不仅扭转了国家包揽过多、企业负担过重、个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现状，缓解了国家和企业双方负担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转变了人们的观念，增强了个人的参与意识，使参保者个人始终关注着养老问题。
三个层次——责任的重新定位
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实行的是单—的退休金制度。职工退休后按月领取本人工资75％～90％的退休金，这是职工退休后生活的唯—来源。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企业、个人三者责任开始了重新定位，从而产生养老保险的三个层次，即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立法强制实施，政府统一组织，基本保险建立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待遇水平以满足基本需求为标准。目前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为60％。补充保险的建立是在国家政策规范下，由用人单位具体实施，重在使离退休人员的生活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得到不断的改善，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和地区发展水平及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异。个人储蓄性保险由劳动者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依赖商业保险类机构进行的自愿性养老储蓄。
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的体现
1992年前后，当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工作基本完成后，各地不约而同地把下一个改革的目标转向了养老金支付方法的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以求在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体现效率，突出激励机制。1997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个人账户规模为本人工资的11％。其中，个人缴费部分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由目前的5％逐步增至8％)。其余部分由企业缴费划入。待遇支付分为两部分：—是基础养老金，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20％左右；二是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支付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
全国统一制度——系统的管理体系建立
80年代中后期，养老保险制度出现了区域性管理，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劳动力难以跨地区流动，阻碍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中央政府失去宏观上的调控权，地区横向攀比待遇水平，而分散风险的能力却很弱；极易导致资金的流失。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至此，完成了50年来由企业保险到区域保险再到全国统一养老保险的演变，从而在我国养老保险史上写下了最完美的一笔。统—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标志为：统一和规范企业个人缴费率比例；统—个人账户规模；统一基本养老金支付结构和标准。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保险自身规律所决定，是劳动力资源配置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1998年，行业统筹顺利移交地方管理，为统一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另附一篇：】

㈣ 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趋势

亚太养老金制度及其改革趋势
亚洲人口结构正面临剧烈且重大的挑战，整个亚太地区未来的养老金体系景像正在成形。
亚洲拥有全球六成人口，正面临全球最为剧烈的人口结构转变。2050年，亚洲平均老年人口依赖比率预计将从10%增加近3倍，至27%，而某些国家甚至可能高达70%。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及都市化程度日益增长，亚洲传统家庭结构也日趋解体，并引发剧烈社会经济变革。在亚洲，老年人多半依赖子女奉养，在欧洲相当普遍的养老金准备，在亚洲尚属特例，并非常态。
亚太各国家和地区政府已开始建构稳健与财务健全的养老金制度，以应对未来需求。亚洲政府正试图避免重蹈西欧国家的覆辙—西欧的错误正是在于迟迟未能推动全面性的养老金改革。本报告将着重探讨亚太地区正在发展中的养老金制度，检视个别地区或国家为应对迫在眉睫的老年人口贫困问题而增加养老金覆盖率及提供充足的收入替代的种种做法，并分析亚太地区未来养老金市场的成长前景，同时也是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在出版西欧、东欧国家养老金制度报告后，系列养老金制度研究报告一部分。
亚太各国在养老金改革的步调上颇多差异。其中，澳大利亚改革压力最小，其养老金制度为全球所称道，能够为所有人口提供长期、财务健全的养老金收益，足以满足其财务需求。改革压力最大的则是印度，该国只有9%的工作人口加入各种养老金计划中，而政府也才刚刚推动养老金改革，以期弥补现有养老金制度的种种缺失。
亚太地区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在老年人口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好养老金准备。他们已经开始在强制性或自愿性的养老金制度中推行基金式养老金计划。
至2015年时，亚太养老金资产将较成长逾250%，金额从1.1万亿欧元扩增至2.9万亿欧元。以规模计，日本是亚太最大的养老金市场，然而在未来10年内，预期其养老金资产将不再明显增长。人口最多的中国内地与印度将最具成长潜力，终将成为全球最大养老金市场。
当前，随着全球养老金储备缺口愈来愈大，养老金资产管理将逐渐成为讨论重心。由专业资产管理者进行养老金投资，将影响退休人士所能取得的养老金福利水准与养老金制度的整体筹资成本。强化投资回报是民营资产管理业者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因此，基金式养老金的资产应由民营部门管理。投资监管应强化养老金投资组合最优化的过程，而不应干扰这一过程。卓越的投资解决方案有助于缓解养老金改革压力与全球养老金制度提存不足的问题。
日本与澳大利亚
为更清楚地描绘出本报告提及之亚洲国家养老金制度，我们认为，将其区分为工业化国家，即日本和澳大利亚，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两部分较为适宜。
日本与澳大利亚拥有全面性的、传统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类似前述所提之教科书架构。
澳大利亚相当倚重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第一支柱提供了普遍性的、依据生计与资产调查（means- andasset-tested）的全民养老金制度；第二个支柱则借由强制性的、与收入相关的架构以为营运。自1992年起，只要员工收入在特定水准之上，每位雇主最多必须贡献员工薪资的9%至对应的“养老金基金”（super annuation）中。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外，个人亦可自愿向现有或分立“养老金基金”账户供款。澳大利亚相当倚重基金式养老金制度，且其养老金制度的建构，祉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令其为即将来临的人口结构挑战做好准备。
同澳大利亚不同，日本的养老金制度更为复杂。1961年，日本建立了全民性养老金架构。其中，第一支柱由统一费率的基本养老金，即“国家年金”（NationalPension）,及与收入相关的职工养老保险（Employee Pension Insurance，简称EPI）构成，此两种方案均为“随收随付”制。这些强制性的养老金计划通常同基金式就业养老金方案配合使用，一般是受益基准（defined benefits，简称DB），但可以转换为供款基准（Defined Confnibution，简称DC）。
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问题，日本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需求至为必要与殷切。当前，日本拟将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至65岁，并调降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替代水准。为了维持退休后生活的稳定，个人养老金准备将更显重要。
总之，由于人口结构情况日益恶化，加上高度依赖随收随付制，日本养老金制度前景并不若澳大利亚的乐观。
未来
综观亚太各国家与地区养老金制度，有些特点相当明显。许多国家养老金制度涵盖比率明显低于多数工业化国家水准，且收入替代率通常更低。各新兴经济体中，只有少数提供全面性养老金制度，在老年人口逐渐增加，且原有社会结构无法再支撑退休生活时，这些国家正在推动养老金改革以解决浮现中的老龄人口贫困问题。
改革浪潮几乎席卷各地，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的重要性亦与日俱增。基金式养老金安排通常被设计为“供款基准”（DC）式，并通过雇主组织，非常适合拓展养老金涵盖范围。然而在许多国家，这些基金只开放让部分人口参与，如政府员工或正式部门劳工（如在印度的情形）等。
但当不同职业或企业设立自己的养老金架构时，从业人员转职时将更为困难，原本的工作年资也不见得会被承认，最终，劳工的养老金准备依然不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养老金制度内不同的基金开可以互相移转，比如当员工在不同产业间转换工作时都能适用。
政府角色
在新加坡和印度，养老金基金由政府控制，甚至成为政府的一部分。这就带来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而如果养老金制度是“供款基准”制时尤为如此。
“供款基准”式的养老金安排意味着个人要承担养老金的最终投资风险。如果运气不佳或年届退休时仍有相当规模的高风险投资，则退休时可能无法取得足够资金。在强制性“供款基准”式养老金制度中，基金由政府管理所引发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从基金经理人的角度看，究竟什么水准的风险-回报权衡水准才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政府直接或间接管理养老金基金，基金经理人的动机和一般民营基金经理人不同。民营基金经理人会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准下追求最大回报，但政府的动机则并非如此，因为养老金准备不足将使政府增加额外支出，以社会保险或任何其他型式的社会福利来“掏腰包”援助贫穷的老年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养老金余额超过必需，政府并不因此受益，而如果余额不足，政府则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政府普遍采用回报与风险较低的投资策略。
正因如此，将养老金基金交由专业化民营公司管理与操作，是较为恰当的作法。只要基金管理公司间有足够的竞争，对客户没有过高的转换成本，且搭配适当的规范与监管，民营资产管理业者将最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另外，养老金基金外包管理还有其他优点，即养老金基金不会被挪用为政府项目融资—毕竟，政府项目的投资回报通常极难量化。
如果政府将其核心任务定位为提供基本养老金、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则在养老金方面，政府与民营部门间可以形成良性分工。再者，政府必须设定养老金准备规则，并为民营产业建立适合的规范架构。公众亦必须明白了解自己在养老金方面的权利及其与养老金提供者的关系，并要接受充分的教育，了解有关投资过程的相关知识，从而明了自己需要承担为晚年生活储蓄的责任。
然而，“完美”的养老金制度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在现实世界中，政府在养老金准备方面扮演着
相当重要的角色。随收随付式的养老金只能由政府运营，因为这种制度必须以政府税收为依托。但从欧洲经验看，随收随付制根本无法应对老龄人口依赖比率日益高涨的情况，必须仰赖基金式养老金制度的辅助。这种情况最好交由民营部门解决，但实际上很多国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有时政府会选择在重新设计养老金制度的过程中设立一个中央缓冲基金，其目有在于趁人口结构情况尚未恶化前积累资金，等到人口结构情况不再如以往乐观时再予提取应用。此类缓冲基金已在法国出现，中国内地也有类似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的资金来源包括来自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收入、彩票销售收益与政府注资，成立目的在于部分填补当前尚无资金准备的养老金缺口。
由政府主导成立的这些基金未必非得由政府管理不可，相反，要设定适当的激励模式，从而最大化养老金资产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此类基金的管理通常应外包给资产管理公司管理。
政府基金投资
除了民营的基金式职业养老金计划，政府养老金基金亦积聚了大量资产
截至2004年底，政府养老金基金资产管理规模已达7090亿欧元，约占民营（或基本为民营）的职业养老金市场规模的63%。截至目前，日本政府养老金基金（GPIF）规模达5470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养老金基金，韩国的国家养老金（NSF）以900亿欧元规模居次。此外，中国内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印度的员工强制基金组织（EPFO）、中国台湾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PSPF）、劳工退休基金（LPF）与劳工保险基金（LIF）、泰国的政府养老金基金（GPF）等，也拥有大量资产支撑政府的养老金负债。
这些基金成立目的与架构差异极大：日本的政府养老金基金管理国家养老金体系中的基金式部分；中国内地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则属于缓冲基金，在省市政府第一及第二支柱负债发生紧急情况时为其后盾；印度、韩国、中国台湾及泰国的养老金基金则属强制性的养老金基金，是基金式或部分基金式的养老金安排，只有特定人口可以加入。
这些基金传统上均属国家所有，资金经常被挪用为基础建设融资，或做“经济导向投资”，如投资于社会或房屋等福利计划等，甚至将资金转贷回政府机构亦是相当普遍的事。养老金基金投资回报通常差强人意，有时甚至还比不上通货膨胀，等于实质亏损。因此，许多政府已经开始让养老金基金管理更加专业化，意图强化与稳定投资回报。
改革的第一步是政府开始转移投资标的，从原来的政府项目，转向应用可以由市场定价的金融资产上。养老金基金管理的可靠性、透明度与治理因而得以大幅改善。
第二步允许基金资产配置适度多元化。过严的投资范围与量化投资规则可以带来次佳回报。养老金准备的最终目的在于覆盖收益基准制下的养老金负债，或最大化供款基准制下的养老金福利。因此，养老基金的投资政策不应为与此无关的目标所影响，否则，必然会导致储蓄错误配置与投资回报低于最优值的风险。

㈤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方案的基本方向

养老保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各类群体实行大体相同的基本制度模式，同样的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从制度上实现公平，在规则上实现公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要像企业职工一样参保缴费，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破除“双轨制”

㈥ 2020年养老金怎样改革

国家2020年没有计划对养老金改革。

㈦ 有关养老金改革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国是以人民为本的国家，是一个人人平等为努力方向的国家。作为一个为了人民而存在的国家，所有的政策改革都是为了平衡社会资源，让每个人都尽可能的享受到平等的待遇。养老金是我国为了国人老年生活而准备的一种社会保障，让每一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能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拿到和自己的付出相应的回报。有关养老金改革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支持的。这次养老金的改革平衡了社会的资源分配，让同样为社会付出的人得到相似的待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这次养老金改革带来的好处。

这一次的养老金改革只是平衡了养老金的分配方式，并不是将谁的待遇降低了。有时候人会有一些错觉，就是我本来应该比谁高多少多少，但是现在竟然一样多了，是不是我的待遇降低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只是更公平了。

㈧ 养老保险未来发展趋势

当前,社保制度建设还存在的比较突出问题有：
一是尚有部分人群没有参保，其中私营企业、小微企业参加城镇职工各项保险的比率偏低；
二是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还不够顺畅,适应流动性不够；
三是待遇差距较大，公平性有待提高；
四是基金难以保值增值；
五是经办管理体制仍然存在部门分割的状况。
未来社保制度发展面临较大挑战：
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对参保和政府投入带来影响；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
三是城镇化加快，对制度适应流动性提出更高要求；
四是人民群众对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诉求日益增强。
完善社保体系的对策建议有：
一是进一步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享有社会保障。包括完善养老保险参保激励机制和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尽快出台遗属待遇和病残津贴政策。深化支付制度改革，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完善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完善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
二是继续深化改革，促使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包括整合城乡居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实现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增强基金统筹调剂功能。
三是建立健全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包括制定和完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支撑和保障。
四是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落实和完善税收支持政策，鼓励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建立补充保险。同时，鼓励商业保险发挥补充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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