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

『壹』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历史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之路，经历了1949—1955年的创建时期、1955—1965年的调整时期、1966—1977年的“文革”时期、1978—1985年的重建时期、1986年至今的改革时期。

（一）社会保障制度创建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社会保险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1949年到1955年，一系列发展社会保险事业的政策措施开始制定施行，全国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和体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做出要在我国“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的决定。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蓬勃开展，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下，1951年2月，由政务院公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工保险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前社会保险工作上“各行其是”的现象，该条例于1953年经政务院修正，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险的范围，并提高了某些社会保险的待遇标准。《劳保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社会保险的法规文件，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以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国务院于1955年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病假期间待遇等3个暂行办法，确立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退职的制度。从1951年《劳保条例》的制定试行，到1953年经过修改后的《劳保条例》的公布，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和病假期间生活待遇3个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保险体系基本建立，从此以后，我国社会保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

（二）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时期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起来。为了与当时社会、经济形势发展相适应，从1956年到1965年，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国家逐步修改、补充了干部和工人退休、退职的规定，通过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和工作年限计算等几个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使退休制度更加健全。195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则上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本规定在全国工人、职员中统一了退职条件和退职待遇标准，放宽了退职条件，适当提高了退职待遇标准，使工人、职员的退职问题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在医疗保险制度上，也进行了调整和完善。1965年9月，中央在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公费医疗应做适当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也应当适当整顿。”根据中央的批示，卫生部、财政部发布《关于改进公费医疗管理问题的通知》，劳动部、中华全总发出了《关于改进企业职工劳保医疗制度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些规定使医疗保险制度更加适合当时的实际。[2]1956年国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女工保护条例（草案）》，加强了对女工的保护。同时，我国社会保险的范围由过去只局限在有条件的国营企事业单位，逐步扩大到商业、外贸、粮食、供给合作社、金融、民航、石油、地质、水产、国营农场、造林等13个产业和部门，随着保险范围扩大，受保人数迅速增加。到60年代中期，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国家和单位为核心、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停滞期

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进入“十年动乱”时期。这10年期间，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从整体上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保障事业被当做“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在曲折和动荡中艰难发展。

1968年12月国家撤消了负责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的内务部，负责劳动保险事务的工会也陷入瘫痪状态。1969年财政部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劳动保险金，原在劳动保险金开支的劳保费用，改在税前列支。这一规定使国家的劳动保险蜕变为企业保险，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分割为国家、企业、乡村3个相互封闭和脱节的板块。“十年动乱”中主管社会福利事业的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状态，许多基层单位的相应机构被解散；工人文化宫、俱乐部被破坏、被抢占；许多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受到迫害。据统计，1978年全国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只有728所，收养人员5.74万人，与1964年相比，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下降了52%，收养人员数量下降了60%。[3]

这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并没有完全停滞。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探索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到1976年，农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合率已达到90%以上，在农村基本上能做到“小病不出队，中病不出社，大病不出县”，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看病问题。农村合作医疗模式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但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文革”的冲击，各种保险设施、管理机构被取消，基金制度被废除，职工正常的退休、退职工作被迫停止，社会保险的组织基础和财政基础被破坏殆尽，整个保险工作陷入瘫痪，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

（四）社会保障制度重建时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动乱，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1978年到1985年这7年期间，社会保障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各项社会保障工作陆续展开。

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的第48条、49条、50条分别对劳动者的福利，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物质帮助，革命残疾军人、革命烈士家属等的生活保障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同时国家重设民政部门，恢复其职能。1978年6月2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这两个办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恢复重建退休制度。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确立了我国特殊的养老制度——离休制度。1980年3月，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关于整顿和加强劳动保险工作的通知》，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依照通知的相关规定对由于“文革”中断的企业社会保险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恢复。在社会福利、优抚和救济方面，1984年3月，以筹集、管理和使用残疾人福利基金，举办残疾人福利事业为己任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在北京成立。1984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扶贫工作列入了国家的最高议事日程。

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恢复正常的社会保障制度，对“文革”时期造成的某些后果进行挽救性的修补。

（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探索发展，原有的强调由国家和单位“一管到底”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显得僵化，国家开启了建立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1986年，国家对劳动合同制工人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制度，拉开了社会保险改革的序幕。改革一直持续至今，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1.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阶段

1993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阐述了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目标。在此背景下，全国人大、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对职工享有的社会保险项目作出了规定、确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1998年以来，我国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障、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三条保障线制度，保障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及城镇困难家庭的生活。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深化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开始进入城乡统筹发展和制度创新完善的新阶段。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严重失衡，在制度设计中长期忽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2007年，国家开始在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2003年国务院发布的《工伤保险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工伤保险制度。2009年中央出台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回归公益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并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体现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改革。

这一时期，国家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逐步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以及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社会保障基金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法制化进程缓慢、转制成本等问题也亟待解决，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贰』 在近些年来，养老金政策是怎么变化的

养老金关系到我们退休人员的待遇，我们也非常重视。每年都会出台许多新政策，这对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实施方案，国家要求各地将养老保险企业承担的缴费比例降至16%。

如果许多低收入群体支付社会保障，负担将更重。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基础是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未来，所有养老产品的购买和投资都必须在账户中进行和完成。同时，该账户的背景与税务记录系统相关联，上面还可以看到当前递延税款和未来税款的记录。个人养老金作为一种长期财富，其收益率相对稳定。只要长期持有，可以提高退休后的收入水平，这对家庭和社会的稳定非常有利。中国的具体政策仍在制定中。我相信它能够符合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叁』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

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在过去年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不具备解决国民养老问题的整体方案。首先，现行政府养老金加企业年金制度方案尚处于制度建设期，配套制度尚不完备，甚至在试点地区也仅取得初步性进展；其次，现行方案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势必受到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的考验；第三，现行方案的覆盖面还不够宽，面向农村人口(特别是非农业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尚未启动。
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正在处于“为国有企业改制服务”转向“为全社会和谐发展服务”的初期，但类似于美国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 (ERISA)》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尚未出现，表现在国家相关政府机构的行动缺乏统一法规协调，全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还未得到全面统筹考虑，养老保障的各个部分还需要进一步整合。
养老保险制度现状
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进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初步改革(1984—1993)，暂时解决了国有企业养老金支付危机问题；
第二阶段:新型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初步构建(1993—2000)，试图解决代际间的公平问题；
第三阶段:新型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与目标(2000年以后)，初步确立了多支柱养老体系。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性被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提供适当水平的基本生活保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改善居民对改革的心理预期，增加即期消费，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发展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
根据上述原则制定的一系列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三支柱的共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在进行试点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强制执行的，适用于所有企业和劳动者，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形成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其中社会统筹基金由企业缴费的一部分形成，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由个人缴费的全部和企业缴费的一部分形成。
第二支柱是近年来逐步明确的企业年金基金。早在1991年，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文件和《关于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劳部发[1995]464号)文件，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补充养老保险是其中的一个层次。部分企业可以根据自身能力，为本企业职工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职工个人自愿建立储蓄性养老保险。企业为每个参保职工建立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完全积累，实账运行。
我国城镇养老的第三支柱主要包括自愿的个人储蓄和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一般属于个人行为，通常不列在社会养老保险计算范围内。
以上三个支柱在理论上将一个养老保险制度应有的再分配功能、储蓄功能与保险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个共同的养老保险制度之中。
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
要研究和解决中国当前养老保险体制变革中存在的问题，应以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野，从中国和世界养老制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其发展的时代特点和重要历史使命：
首先，现行制度应尽快调整代际公平性问题。目前基本养老金由于存在“虚账”、非公企业抵制、管理成本过高等问题，还不能完全发挥其基本养老保障的作用，老职工的养老金来源堪忧。
现行政府养老金加企业年金制度方案尚处于制度建设期，配套制度尚不完备，甚至在试点地区也仅取得初步性进展。根据2003年初国务院在相关会议上的精神，这一试点将在多个省份推开，个别省份将沿用辽宁省试点方式。而辽宁省试点方式能够取得一定成功的关键点之一，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了相当比例的资金，注入到基本养老金(第一支柱)，做实第一支柱，为发展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提供了公平性基础。国务院要求沿海发达省份则自行解决资金缺口。但实际上，这一方案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没有回答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些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已经高达1万亿至3万亿元。同时，社会保险覆盖面过于狭窄，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到劳动力人口的15%，而世界各类公共养老金计划覆盖的平均水平约为30％。另外，从养老、医疗和失业三项社会保险的项目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缴费总额已达到工资总额的 30％左右，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缴费水平(当然，这没有计入非工资性收入)。较高的缴费率影响了企业的人工成本和盈利水平，这导致很多企业以各种方式逃避参保。而为了维持收支平衡，政府就不得不进一步提高缴费率，于是有更多的企业选择逃避缴费。
因此，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作为中央政府重要的总调节基金，将在未来发挥重大作用。现在，其运作的重要环节都已经确立了基本模式，有的已有法律规范(如资金来源、投资范围及比例限制、投资方式、投资运作的基本原则、风险管理以及基金的支出和使用等)，但应进一步多渠道尽快充实基金资产。
其次，现行制度还应尽快调整代内公平性问题。企业年金作为非强制性的养老保险，设计、利用更多的税收政策鼓励各种类型的投资计划，如采用抵税、缓税和免税的优惠方法等，可以促进其发展，提高其替代率，减轻基本养老部分的财政压力。
从目前全球范围看，许多国家仍采用较单一的社会保障体制。长期融资不足，积累不平衡，投资回报低，支付困难，人口老龄化的压力等都对这种体制带来很大挑战。美国养老保险体制是社会基本保障和私人投资、储蓄积累两种形式的结合，但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历任政府在此问题上都有新的改革或修正方案提出或实施。但中心点基本一致：除保留现有的强制性养老保障体系外，还应大力发展建立自愿性的各类退休或退休补充体系，进一步降低替代率，形成更多层面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
有些国家企业年金计划达到较高的覆盖率和替代率，很大程度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当然也要制定相应的限制措施，避免雇主或雇员借此逃避国家税收。

『肆』 中国近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新变化及其特点

中国社保的最大特点就是“广覆盖，低保障”
就是说让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国家的这份福利保障，但是仅限于吃饱穿暖仅此而已。

『伍』 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

2015年之前，中国养老保险“双轨制”备受诟病。改革后，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在制度设计上基本保持一致，但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果仍须检验。以工资和养老保险作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衡量指标，比较中关两国改革前后公务员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效果（再分配效果），发现两国在改革前的制度聚焦于公务员本身，而改革后均考虑了公务员与其他群体的协同发展。未来中国养老保险须避免在改革后进入“隐性双轨制”，关注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不平衡、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差异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内部的性别收入差距。
在2015年的中国养老保险“双轨制”改革中，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参照企业职工进行了顶层设计。经过数年的改革推进，曾经的养老保险“双轨制”弊端是否已被消除？养老保险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收入的再分配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以效率至上的美国在20世纪末对其联邦政府雇员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平衡公务员和普通国民的养老保险方面有无可取之处？这些都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2015年养老保险“双轨制”改革之后，相关研究涉及了改革的价值取向应是底线公平、改革需重视工资和养老保险制度的相互影响、制度的公平性与效率性、改革对财政和单位支出的影响以及改革后财务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其中又以关注养老金替代率和职业年金两个方面较为集中。
在养老金替代率方面，多数研究对2032-2052年期间退休的机关事业单位“中人”和“新人”的养老金替代率的波动区间进行了预测，认为未来替代率的弹性会更大。其中部分学者还关注到改革后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两性之间养老金替代率差距拉大。
在职业年金方面，一类研究分析了职业年金的积极作用，比如推动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事业单位养老待遇不降低和促进企业年金制度的完善;另一类研究则关注职业年金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建议，比如美国过于重视职业年金单一支柱导致债务规模扩大、中国目前的职业年金制度设计不能灵活选择缴费比例，为此，学者们提出的建议包括建立科学的职业年金治理机制以及职业年金总体适度缴费率应在9.75%-12.91%之间。
从近年的研究看，学者们较为重视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的制度设计细节和实施效果。现有研究对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两个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分析，但是却没有将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和再分配结合，进行更为系统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比较研究。沿着这一思路，以美国作为参照，梳理中美两国公务员养老保险的制度变革，以工资和养老保险作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衡量指标，反思制度设计和制度效果（再分配效果），提出改革需要缩小不同群体之间（尤其是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机关事业单位内部两性之间的养老金差距。未来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工资、养老保险需要协同发展，比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平均工资增长率需要统筹、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的发展需要兼顾。在这些方面，美国可以作为他山之石。
来源：人口与经济 (2020年06期)

『陆』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有何创新点和突破点不要百度一下就找到的自述一下谢了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困境的分析
1991年6月，民政部在山东省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制定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到2000年末，我国约有6172万人参加了社会保险，占整个农村从业人员的11％，养老基金结余仅195．5亿元，参加者人均不足320元，也仅有几十万人享受了社会养老，所占比率很低。2001年随着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主管划归劳动保障部主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被“清理、整顿”，陷入停顿不前的困境，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农民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策微效”的结果呢？许多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或是具体操作层面来寻求制度萎缩的原因，例如：该制度以农民个人交费为主，缺乏互济性；养老保障基金投资渠道单一、运营层次低、银行利率下调等导致基金保值增值困难；缴费水平偏低，大多数农民选择2-4元／月的投保标准，难以满足农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需求；领取保险金的年龄缺乏灵活性；该制度保富不保穷，保少不保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混乱，出现了民政部门或政府挤占、挪用甚至贪污、挥霍保险基金的情况等等。笔者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试图探求该项制度停滞不前的深层原因。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理念发生偏移。社会学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但社会公平一直是核心问题。因此在社会学视野中，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应该是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价值目标，旨在保障公民个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一切社会政策都是为经济政策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配套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此背景下社会公平的基本价值理念只能让位于或偏移于效率优先的理念。因此，面对我国城乡收入的逐渐扩大和当前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的边缘化和弱势化的进一步加深，我国政府将更多的社会保障资源投向了城镇居民。在这种价值理念支配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出现了偏差。例如，该制度“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仅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则。国家的政策扶持是“对乡镇企业支付的养老保险资金予以税前列支”，集体补助也主要是来自于乡镇企业的资金。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拥有较多乡镇企业的地区的农民比只有很少甚至没有乡镇企业的地区的农民要富裕。在这种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无力缴纳保险费的同时也只能得到很少甚至得不到集体补助和国家财政支持，而富裕地区的农民自身有能力缴纳保费的同时又能得到集体补助和国家财政支持。显然，这条原则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养老需求

形成悖论，未来养老面临困难的欠发达地区和没有能力投保的贫困农民有着较强的养老需求却不能享受到这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造成了“保富不保贫”的不公平现象。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社会变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农村人口出现分化等。这一系列变迁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农民养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鉴于此，我国政府积极探索为农民养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可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对我国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但却又未能很好地适应并促进这一变迁过程。例如，该制度“坚持农村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一体化原则”与社会变迁事实不相符。现在，农民务工、经商不再仅仅局限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一部分农民已经进入大城市务工、经商并且站稳了脚跟，成为“准城市人”，他们不可能回到其户口所在地办理养老保险。而该养老保险却要求农村各类人员实行一体化原则，势必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也阻碍了、抑制了部分务工、经商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另外，著名的功能主义者帕森斯在其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中强调，文化(一个社会的共同信仰、规范和价值观)是维持社会紧密结合的“胶水”，因为它特别不易发生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相适应。我国农民应具备“享有社会保障是自己应有的权利”的公民权利意识。然而，“孝文化”和“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我国农民心中，他们的社会福利价值观迄今为止仍停留在前工业化阶段。在他们看来，国家给予公民的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仁慈之举而不是自己应享有的公民权利，“养儿防老”才是最为可靠的选择。因此，从“养儿防老”到“公民权利”的转变仍需要一定的过程。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农民这个亚文化圈内，存在着对国家政策不信任的现象，这就使得农民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接受缺乏主动性。再加上基层工作人员对该制度认识不足以及工作方法不得当，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抵制现象，有的农民有经济能力却拒不参加，有的即便参加了绝大多数农民也只投了最低档次的保费，不能满足其养老需求，从而使一项很好的满足农民养老需求的制度在基层得不到很好的实行。

从以上社会学角度的分析不难看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价值理念的偏移和制度未能很好地适应和促进中国社会的变迁，这就造成了制度设计自身的缺陷和农民对其接受缺乏主动性，从而导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陷入困境。

二、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建议

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和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曾经反复讨论过的 问题：中国农村现阶段到底要不要搞社会养老保险？如果要搞是继续现行的制度还是寻求其它的办法？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从社会道义和社会现状出发都必须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刚刚起步到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发挥，关键就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因此，为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要分类实施，针对不同的人群建立不同类型的保障。对于这一点，不会有不同的看法。关键是如何分类实施，笔者认为，根据当前农村人口的分化情况，可以把农村人口分为纯农业人口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两类人群。

(一)分类实施的对策建议

1、为纯农业人口（以经营土地为生的农民)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在已经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变“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国家给与政策扶持”的原则，国家应该给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定的财政投入，由国家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国家投入一部分纳入到社会统筹基金，农民个人缴费和部分国家投入全部划入个人账户，国家投入要偏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鼓励建立由集体补助的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式的商业养老保险。

\ 2、为农民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农民工是一个流动不定、庞大而且复杂的群体。有的农民工已在城市生活了较长时间并且有了稳定的工作和住所；而有的农民工则是初到城市或在不同的城市间流动。可见，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鉴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客观上已经走上了非农化、城镇化的不归之路，并必然会因各种生活风险的客观存在和平等意识的觉醒而提出相应的社会保障诉求，应该从现在起开始启动建立这项制度，并根据进城务工农民的不同情况纳入有差别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为农民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协调好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对于已经在城市生活较长时间(5年及5年以上)、就业稳定的农民工建立类似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即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农民工个人缴费和企业部分缴费划入个人账户。考虑到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对企业吸纳农民工积极性的影响，在实行此项养老保险时，应该允许企业根据农民工的工作年限进行缴费。工作年限短、缴纳费用低，工作年限长、缴纳费用高，但企业缴费费率(含划入个人账户部分)最高不得高于20％，个人缴费不得超过8％。对于在城市从事个体工商的自雇性农民工，可以参照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养老保障，实行自愿原则。

对于刚刚进入城市的务工农民工，鉴于他们的就业、收入不稳定的状况，最初仍把它们纳入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当他们在城市工作超过一定年限，他们就可转入到为农民工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针对农民工流动性较强这一特点，应该使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随工作城市的转变而转移。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全国的社会养老保险网络信息系统应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建设，使农民工在进入到新的工作地仍能连续缴费，保障其能够在交费达到一定年限后获得养老保险金。

(二)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资金来源

除了学者和专家提出的通过发行国债的部分收益和部分国有资产的部分收益进行融资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另外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就是把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补偿转化为社会养老保障资金。但是，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后，只能得到政府和用地单位支付的数额不多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据有关资料，目前在城市建设征用农用地的过程中，征地收入的分配比例大致是：农民得5-10％，集体得25-30％，政府及其机构得60-70％。《人民日报》披露，一些西部地区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如果把这仅有的补偿转化为养老保障基金是不现实的，对于建立养老保障基金也是杯水车薪。因此，国家在今后应该提高征地补偿，从其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保障基金。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能仅仅把这笔资金用来为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基金。如果认为谁的土地被征用谁得益的话，这样又会制造出新的不公平。因此，征用土地的补偿应该为全体农民甚至全体城乡人民分享。

(三)要使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顺利实施还要做好以下工作
1、要尽快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得以规范化。2.提高各级政府和农民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认识。各级政府要认识到经济发展是手段，人的生存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因此不能仅仅把经济工作当作政府工作的全部。要改变观念和提高认识，把农村社会保障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各级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农民宣传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民能主动接受。3.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障应与土地转让相结合。如果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就不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因此，要对已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民工的土地实现有偿转让，让纯农户对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纯农户的收入提高了，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积极性自然就会提高。4.继续倡导和推行家庭养老。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需要二个过程，为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仍需要家庭养老继续发挥作用，为农民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

『柒』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制是什么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实现农民的老有所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
一、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的现状用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存在，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农民子女扶养与农民个人自养相结合的方式为主。随着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剧，传统养老方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农村很多地区的老年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一)农村土地养老保障不断弱化
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曾经世代以土地为中心。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因此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减。目前，我国有1/3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亩，有660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已经接近或低于联合国测算的、土地对人类生存最低保障警戒线0.8亩。这意味着，减少了农作物播种面积，加大了农业生产继续增长的难度[1]。加上农业天生弱质和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低下，生产经营中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非常巨大，绝对收益越来越低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有限的土地越来越难以承载农民的养老需要。
(二)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挑战
我国农民的养老一直是以家庭为主。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家庭养老的问题日渐增多。 首先，家庭养老投入受到制约。人口流动性增强和社会价值观转变，使得更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外地独立谋生，以至于不能够切实地承担起扶养老人的责任。在农村，农民用在子女身上的花费，远远高于所支付的养老费用。农民家庭的财富由父母向子女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重幼轻老”的社会现象。
其次，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农民子女凸显养老负担。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规模小型化成为农村家庭的发展趋势。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农村家庭户均规模3.65人。越来越多的农民独生子女将形成“四二一”的家庭格局，一对夫妇可能赡养4个老人。农民子女的养老负担逐渐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
再次，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上升。子女不赡养，或者只提供很低的养老保障，老年农民只有自养。目前，农村老年人自养比例逐渐上升。他们年老体衰，生产经营能力很低，导致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已经沦为农民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三)农村人口老龄化拖累农民改善养老状况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2006年2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表明：2001—2020年是中国社会的快速老龄化阶段。到200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97%。同时，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老龄化水平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持续到2040年[2]。我国农村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民老年人队伍数量庞大，不仅影响他们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且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大人口因素。
(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重家庭养老负担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进城务工搞基础建设。而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促进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
长期的聚少离多所带来的“空巢家庭”和“代际”分化，造成了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去了依托。在此情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而是面临着更多的新困境。
(五)农村税费改革冲击集体养老基础
在我国农村，赡养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多年来实行的是以五保户和养老院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养老制度。集体养老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的物质丰富和管理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整体负担，但也削弱了县乡两级的财政实力。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来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情况更为严重。一些符合五保政策的对象，因为财政下拨资金有限而被挡在五保门外，未能实现应保尽保。各地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直接影响到集体养老的普及和规模化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迅速变化，集体养老只能作为农民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我国农村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一些地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积极工作，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扩大覆盖范围、创新制度模式、建立增长机制、防范基金风险，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到2006年末，全国已有1 900个县（市）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5 374万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354亿元[3]。农村特困老年人的生活救助工作也逐步展开，全国有1 200多个县（市）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享受农村低保的人数达到445万。
然而，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人口覆盖范围有限，保障水平低。已有的保障措施具有应急性，缺乏制度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居民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待发展
1.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分割。受到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覆盖广大农村居民。在很多地区，多数农民缺少社会保障。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所享受的退休金、公费医疗、福利住房、粮食和副食补贴等待遇，农民都不能够享有。尤其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们不得不退回到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障模式。
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从各地情况看，只有极少数失地农民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考试大网站整理许多失地农民家庭靠征地款来维持生计。征地款一旦“吃”完，生活往往没有着落。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生产生活、子女就学等得不到政策扶持。失地农民大量转化为城市贫民，已经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
3.农民工社会保障。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开始以不同方式从城镇职工向农民工延伸。据国家农业部2005年的调查，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仅占农民工总数的12.9%，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仅占农民工总数的10.0%，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占农民工总数的13.8%。只有9.6%的用人单位为农民工购买了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与农民工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农民工的参保率低，他们中间的伤残者不容易得到经济赔偿；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关系不能跨地区转移，参保不能受益，退保率高。根据现行规定，当农民工的工作发生变动的时候，退保只退还个人交费的部分，企业给农民工缴纳的保费是不予退还的。
(二)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待充实
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财政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财政投入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不相适应。投入总额不但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增加，反而逐年下降。另一方面，财政投入的社会保障资金分配不均衡，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比较严重。
实际上，我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明显少于其他国家。以2000年为例，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的总支出，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也主要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11%；占全国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总数的89%。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91%，而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只有2%[4]。
(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待健全
1.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比较高。从基金规模上看，排在前5位的是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和北京，共计221亿元，占全国农保基金总额的71.3%[5]。而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集中了我国大多数贫困人口，有些人甚至连温饱还未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相当低。在我国农村，付诸实施的社会保障项目，除了救灾救济、优抚安置之外，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基本上无从谈起。
2.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农村民政对象应保未保的现象普遍存在。截至2006年底，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占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66%和55%；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仅占农村人口总数的7.22%[6]。
3.农村社会保障机构效率低下。首先是管理体制不顺。从1998年机构改革至今，全国多数省区直辖市将农保管理的职能划入劳动保障部门，但多数地县和乡镇还未划转，形成劳动保障部门没有接、民政部门不好管的状况，造成不少地方的农保管理工作断档。在全国1 900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遗留在民政部门。其次是资金掌控不公。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既有商业保险的技术难度，又有依法实施的政策难度。由于缺乏专业人才、没有严格制度和健全机构，管理上出现很多漏洞。最严重的问题出自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与使用。许多贫困村民无法投保，少数农村基层干部却用公款为自己投保。他们置百姓生活于不顾，滥用公共权力，瓜分侵吞本来就不充裕的农村社保资金——农民的“活命钱”。养老保险成了这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致使养老保险项目无法正常运作，群众投保的积极性自然受到影响。一些地区还强制农民参保。筹集到的养老保险金被挪作他用以后，出现风险，以致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难以推行。
三、完善我国农村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目标。如何为4 000万失地农民、1.5亿农民工、1.6亿农村剩余劳动力、8 000多万农村老龄人口提供基本养老保障，如何衔接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最终形成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面对这些重大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探索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机制，建立与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一)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再造土地保障能力
“耕者有其田”是农耕社会极低层次的保障制度。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今天，土地保障功能持续弱化。考试大网站整理然而，在现代化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土地既是农民最为基础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可依靠的生活保障。
1.改“承包制”为“永包制”。只有永久性地确定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才能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和耕地的主人。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经营土地、长期投资土地的积极性，才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土地的生产潜力，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流转制度，逐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大幅度地增加农民的生产性土地收益。
2.改革征地制度。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它以政府的名义征地，不分公益性项目还是经营性项目。所以，必须修订有关非农建设用地的法律制度，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严格限制政府运用征地权的项目范围，切实保障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
家庭养老依然是我国农村居民养老的主要方式，在农村养老中具有基础地位。在新的形势下，需要继承和发扬家庭养老的传统优势，赋予农村家庭养老以新的内涵。一是继续倡导尊老敬老的风尚，强化家庭养老的思想观念；二是完善家庭养老规章体系，使家庭养老从伦理走向法制；三是把赡养农村老年人同其子女的切身利益(如遗产继承和职位升迁等)联系起来，鼓励尊老养老的行为美德。同时，还需要正确引导农村老年人加强自我养老。农村老年人应当切实转变传统观念，树立“防老”意识，提高自我养护能力。一方面，合理控制和有效利用自己的财产。老年人不应当将自己毕生积累的财产一味“无偿”地转让给下一代，而应当参加养老保险或进行储蓄，强化自我养老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积极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农村老年人不仅具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身体健康，劳动热情不减。他们有知识、有技能做到老有所为，自我养护。这种自养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三）搞好农民身份转换过程中的养老制度衔接
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加快了农村的城市化进程。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身份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变：其一是通过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成为城镇务工人员；其二是通过土地征用，一部分原来拥有土地的农民成为失地农民。
农民工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正规就业的，又有灵活就业的；既有稳定就业的，又有流动就业的。对此，应当分层次、分类别地保障农民工。对于稳定就业(从事正规就业，建立了5年以上合同劳动关系和事实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直接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中，养老保险基金由雇主和个人共同缴纳。对于不稳定就业(签订短期合同，频繁流动和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先建立过渡性质的个人养老保险账户，不实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对于转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可以按照缴费比例和个人账户规模，折算成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并且根据折算后的缴费年限建立城保个人账户。对于回乡务农的农民工，可以继续在原籍所在地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在本人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经本人提出申请、经办管理部门批准，也可以将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积累额并入本人在原籍的农保制度，改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执行。当前，从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国家要尽快出台全国性的统一政策，以解决农民工养老账户的合理流动问题。
至于失地农民，除了做到公平补偿，还要把好“土地换保障”这一关键环节，确保一定比例的土地补偿金能够进入失地农民本人的养老保险账户，或者将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让他们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
(四)建立社会统筹的农村养老保障框架
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式的变革与创新，就是要实现从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为主的转变。这个转变所遵循的原则主要是，朝着城乡统筹的一体化方向，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根据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实行低标准、广覆盖，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1.扩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范围。适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分阶段、有步骤地将农村居民基本养老账户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账户接轨，统一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衔接办法，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够在不同地区之间、在不同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的流转或接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资源的保值增值。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由完全个人账户的模式改革为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调剂金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也就改变了完全依靠个人账户增加积累、没有待遇调整、难以长期保障参保人员基本生活等一系列问题。
2.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核心问题，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制约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面向农民筹资，要降低门槛，坚持农民个人、农村集体、国家三方联合筹资的办法，采取以个人缴费为主、国家政策支持、集体适当资助的形式,实行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对于集体资助存在的不确定性,国家财政要保底，要适当投入,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落实到位。公共财政投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就不应该再提取管理服务费。其人员工资和工作经费相应地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有利于用多种方式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
3.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监管机制。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长期性的后备基金,具有累计性和刚性增长的特点。管理这部分社保基金，就要确保其安全，努力实现其保值增值。现行的基金统一与财政专户的管理方式，虽然可以规避投资风险,但很难保值与增值。随着资本市场不断成熟，国家应当逐步放松投资管制，以便农民养老基金能够通过股票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实现保值增值。
4.制定与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立法滞后，农民养老保障项目就不易开展。通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立法工作，进一步明确政府、农村社区、企业、农民个人等不同主体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法律的强制作用来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各种形式、各项措施都有法可依。
（五）开发农民养老保障和补偿保障的新模式
1.提高农民个人参保覆盖率。符合本地社会经济条件的个人筹资方案，必定得到农民的认可，因而能够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降低服务成本，增强服务效果。根据本地特点，各地区探索适宜的筹资、补偿、奖励的模式，已经形成了不少好的做法。如一次交纳、分期定额缴纳、以资产权利抵押融资，或者个人先不缴费，年老后倒扣个人应出资部分等，以及多种形式的困难农民参保补贴制度。
2.强化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的低成本服务。盘活养老资金，提高养老金的使用效率，发展集中公共养老服务，推进服务的规模化、专业化，降低服务收费价格，减轻农民养老的经济负担。建立参与式的便民服务机制，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好处，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受益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需要指出的是，在使用资金和具体提供养老服务的时候，应该允许有一定的运用灵活性和地区差异性，以便农村社会化养老机构等及时开展相关服务。

『捌』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革过程

一、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经过五个时期：

它虽然与历史上的社会保障实践有着渊源关系，却又与旧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直接继承关系。考察社会保障制度50年来的实践，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时期：

1、创建时期(1949—1956)。

这一时期以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最基本的法律依据，以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为重要标志，加上此前建立的优待抚恤制度，以后施行的救灾救济、公费医疗政策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制度等，到1956年时已初步创立了以国家为责任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套制度对于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2、调整时期(1957—1968)。

这一时期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与完善，国务院为此先后颁行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暂行规定》等，卫生部、劳动部、内务部等亦发布有关决定，对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农村五保保障和军属优待制度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其成效是退休制度趋向正常化、社会保险覆盖面扩大，但因受当时政治上日益趋“左”和经济波折的影响，对社会保障的调整任务并未完成。

3、挫折时期(1969—1977)。

“文化大革命”使新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以1968 年底撤销主管救灾救济、社会福利等事务的内务部为起始标志，1969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的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更造成劳动保险从此失去统筹机能并蜕变为企业或单位保障制。作为企业职工劳动保险统筹管理部门的工会组织亦被停止活动，其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办社会和社会保障单位化，并最终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了相互分割的板块结构状态，即国家保障制、企业保障制和乡村集体保障制三个相互封闭、脱节的板块组成的社会保障模式。

4、修补时期(1978—199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扭转社会保障领域的混乱状态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社会条件。1978年五届人大决定重新设置民政部，结束了全国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事务无主管部门的局面；国务院则先后颁行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军人抚恤条例》等法规，有关部门亦制定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等；同一时期，还在部分地区开始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及救灾保险等的改革试点。但就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恢复正常的退休制度，是对挫折时期造成的某些后果进行挽救性的修补。

5、创新发展时期(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确定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从而在根本上触动了板块式结构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如乡村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意味着乡村集体保障制失去了现实基础，而城镇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经济主体多元化、劳动力市场化，均决定了只有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重大变革，才能使这项事关亿万国民切身利益的事业获得真正的发展。

因此，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摸索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90年代进入创新式的改革、发展时期。自1990年起，全国人大加强了与社会保障相关的立法工作，先后通过了《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国务院则在继1991年发布《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后，不仅制定了失业保险条例、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法规，还制定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深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镇住房福利制度改革政策，制定并实施了大规模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由此走上改革创新的发展道路。

二、尽管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过程非常曲折，但50年来的实践却雄辩地证明了它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作用。

1、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新中国成立50年来并未出现过因为灾祸、贫困等而导致的社会动乱。这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灾害频繁、发展落后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中，除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保障功能外，自50年代初期相继建立的劳动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待抚恤、公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亦使亿万国民在各种灾祸及贫困面前免除了生存危机。这正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2、社会保障制度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①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政府通过经常性的救灾救济措施来解除城乡贫困人口的即期生存危机，更通过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工程劳促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大多数城乡居民家庭已步入小康生活阶段。

②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国家通过传统的公费医疗、乡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目前正在建立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等，使亿万国民的健康得到了有效保障，不仅早已洗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而且人均预期寿命日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义务教育等的实施，使全国人口的文盲率由建国前的90％以上降到现在的10%以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日益扩大。

③人民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如养老金使老年人得以安享晚年，医疗保险使疾患者免除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失业保险支持着失业工人重新就业，康复事业帮助残疾人融入主流社会等，人民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安全感、信心感的提升又促使着生活质量的提升。

④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力地维系和润滑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