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养老现状

『壹』 农村老年人如何养老

在我国的农村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种养老方式：

1、家庭养老

这是我国农村最主要、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孝”的集中体现，它具有其它养老方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短时期内不会被其它养老方式取代，仍然是我们主流养老方式。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正受家庭规模缩小、人口流动、失地、老龄化等因素的挑战，目前这种养老方式的质量有下降的趋势。

2、集体养老

这是一种在农村很常见的养老方式，它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其主要形式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但是适合这种养老方式的，只是农村老年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并不能成为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主要形式。

3、养老保险

随着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养老保险也是一种好的养老制度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4、储蓄养老

这种养老方式只有少部分的农村老年人采用，他们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一些农村居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需要时用。

拓展资料：

养老制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家庭的养老功能强大，家庭和单位合力使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资源得到很好的发挥，尽管资源有限，但各尽其力。在农村，政府和集体合力为“五保”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而其他农村居民只有靠家庭，有时需要求助亲戚和邻里来照顾。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在养老服务领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单位人”演变为“社会人”，企业办社会的现象消失了，单位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少了。很多企业在转轨后，职工已经完全失去了享受单位福利待遇的机会，退休后实行社会化管理。迄今为止，依靠单位提供各种养老服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由社区和企业以及各种组织提供的养老服务。

综上所述，随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原有的养老服务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为适应时代要求，重构养老服务体系、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贰』 1991年民政部在农村进行的试点工作是A.养老保险B.医疗保险C.生育保险D.社会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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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西方国家（如德国），从事独立经营的农民与具有雇佣关系的工人和职员一样，能够享受到所有社会保险的保护。而在我国，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限制，农民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相比，不仅建立得比较晚，而且项目不全，保障水平也很低。农民社会保障的现状表明，农民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不仅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因此，重视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对于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快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且对于减少社会冲突和矛盾、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介绍，进一步论证我国农民是否应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在我国健全和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建构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以此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作出些许努力。
一、中国农民社会保障的产生发展、现状和问题
我国目前的农民社会保障包括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个方面。
1、农民养老保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颁布“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但是当时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没有被纳入保障之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出于迅速建立工业化国家的考虑，有意对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实行倾斜政策，即对有工资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营企业的职工，大中小学的教师等实行国家保障，对没有工资收入的城市贫民实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社会救济；另一方面当时国家没有充足的国力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保障。这种把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的制度延续了43年。
1983年中国农村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把过去由农民共同经营的土地承包给农民个人耕种，这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和内地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由于兴办乡镇企业和实行科学种田，农村和农民很快富裕起来。据1990年的统计，年人均收入在千元以上的县有184个，在800元以上的有431个，[1]而人均年收入700－800元的农民就具备了投保条件。而且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以后，他们的收入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还有剩余，于是就产生了强烈的养老保障愿望。同时，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的平均寿命在延长，这又加快了人口老龄化。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我国农村60岁以上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2％，并且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2]人口学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是14.0－17.7％。[3]在中国农村，老人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虽然高达88.7％，但是收入来源和生活料理依靠老人自己的比例分别是50.7％和82.2％，[4]可见目前在农村，家庭养老已不占绝对主导地位，很大一部分农村老人的生活缺少必要的保障。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农村核心小家庭迅速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跨地区或者城乡迁移的速度和规模在不断上涨，而迁移者大多数是青壮年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老化。所有这些情况都使得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1991年1月，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民政部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并从1991年6月开始在山东省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取得了很大成效。当时的实践证明，“方案”比较符合农村实际，是可行的。1992年1月3日民政部正式颁发“方案”，使农村养老保险在“方案”的引导下逐步在全国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推开。《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只有7条，是中国政府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制定的、引导广大农民自愿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它虽然由于不具有强制性，因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但是它的颁布和实施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好了，就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农民的老年保障问题历来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养儿防老”就是农民对自己老年生活依靠的一个生动写照。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于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对于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二、在国际上尚无大范围解决无固定收入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险问题的成熟经验以及中国整体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农民的责任和关心，这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方案颁布之前，中国农民依靠或者希望依靠家庭养老，根本没有社会保险的意识。方案的颁布和实施不仅使农民产生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意识，而且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保障意识，这对于促进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第四、“方案”虽然只具有引导功能，但是它的制定和颁布实现了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在中国从“0”到“1”的突破，标志着中国在不断健全和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坚持资金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自助为主，互助为辅，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农村农、工、商等各类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由点到面，逐步发展。
“方案”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农民养老保险不是商业保险，而是有集体与国家参与其中的、以确实保障农民老年基本生活为目的的政府行为；2、对于农民个人来说，是否参加养老保险，选择何种交费标准，由农民自己决定，不强制，不搞“一刀切”。对于一个村，一个乡镇，一个县来说，也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统筹范围，能搞多大规模就搞多大规模，也不搞强制。这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策略，非常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能被广大农民接受，有发展前途和成功希望；3、“集体给予补助，国家给予政策扶持”，体现了集体和国家的责任，又不至于使集体和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这将更有利于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长远发展。总之，由于“方案”从中国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出发，因而是一个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以及地方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重视，几年来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基金积累初具规模。到2000年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94个地区，2052个县（市、区），32610个乡镇，428889个村，101691个乡镇企业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全国参保人数为6172.34万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积累总额为195.5亿元。2000年当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为97.81万人。[5]
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群众生活解决了温饱问题，基层组织健全的地区，采取政府组织引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办法，就可以逐步建立较为规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在中国农村建立农民养老保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国内和国际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因此在这一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第一、一部分干部对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这项工作列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有的干部认为，农民应该依靠家庭和土地养老，有条件的农民可以搞商业保险，不必搞社会养老保险；有的认为，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会加重农民负担，不应推行而应制止；有的认为，农民养老是农民个人的事情，政府不应过问，由农民自己计划和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
第二、基金管理存在着比较棘手的问题。基金投资渠道单一，收益有限。基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难以使基金的增殖同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国民收入增长水平同步，难以回避通货膨胀的风险；基金由县级管理，使得基金分散、运营层次低和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县级财政普遍吃紧，有些地方用养老保险基金发工资或弥补财政赤字。
所有这些问题，尤其是1999年国家有关部门在有关文件中指出的“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保险的条件。有条件的可以逐步将其过渡为商业保险”，[6]给农村养老保险带来较大震动，造成消极影响，使农保业务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具体表现在：1、由于一些基层单位退保，使得已开展农保工作的基层单位比上年减少，县级单位有所减少，但主要是乡镇单位从去年的33806个减少到32610个；2、由于机构改革、人员精简，地方各级专门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数量有所减少，其中乡镇机构减少4569个，人员减少2338个；3、由于一些农民怕政策变化而不再续保，有些农民干脆退保，使得参保人数逐年下降，到2000年底，参保人数下降到6172.34万人，比上年下降了287.65万人；4、由于退保人数增加，尤其是由于根据国务院对农村社会保险整顿规范指示精神，不再接受新的业务，造成参保人数下降，因而保险费收缴额下降，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积累总额为195.5亿元，虽比上年增加12亿元，但增幅比上年下降了4%；5、2000年提取的管理费为4173.3万元，而各地实际支出为6958.33万元，缺口为2785万元。管理费严重不足，使得动用调剂金成为普遍现象，部分省市甚至动用责任金发工资；6、由于农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存入银行和买国债，而目前银行存款的不安全性有明显的表现，由财政部门管理的基金也有违规经营的情况，这就使得农民养老保险基金潜在很大风险。[7]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在经历了几年的蓬勃发展之后，进入到目前的这种立法没有进展、实践在倒退的局面。
2、农村合作医疗
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追溯到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的医疗合作社。在群众积极参与和政府的支持下，医疗合作社迅速发展，到1946年达到43个。[8]1955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一些省份（例如山西、河南、湖北等省）的农村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通过由农民出保健费，由农业社从公益金中提取适当补助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以解决本社农民的防病治病问题。可以看出，这是将我们中华民族的合作互助、同舟共济精神应用于农民防病治病领域的一种尝试。1965年湖北省麻城县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强合作医疗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和《麻城县合作医疗暂行管理办法》，这对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合作医疗制度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8年，毛泽东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之后农村合作医疗迅速发展和普及起来。1979年卫生部在总结合作医疗经验的基础上，与农业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在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下，到1980年，全国约有90%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
1982年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集体的公益金积累明显减少，由此也使以公益金为一部分资金来源的合作医疗制度受到严重影响，加之政府没有及时给予引导和支持，到1985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下降到5%.[9]近几年，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对合作医疗给予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是总的情况仍不尽如人意，1996年实行合作医疗的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7.7%，农村人口覆盖面仅为10.1%.[10]
实践证明，重建合作医疗有相当大的困难。主要问题是：第一、从政府官员到农村基层干部以至于到一部分农民对合作医疗不重视甚至有不正确的看法，是影响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思想障碍。许多政府官员认为合作医疗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大，甚至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农民可以加入商业保险，政府不必过问，因而对农村合作医疗支持和领导不力；有些农村基层干部在农村合作医疗问题上有畏难情绪，认为合作医疗资金难筹措、难管理，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意见，因而对办合作医疗缺乏积极性和主动精神；有些农民对合作医疗的互助互济的性质认识不清，生怕自己因不生病而吃亏，生怕干部生病吃好药、自己生病吃次药，所以也不积极参加合作医疗。第二、资金筹措有困难是最主要的问题。应该说，国家在农村合作医疗上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然而实际情况是，近年来政府财政对合作医疗投资在逐年减少。例如，国家财政在卫生事业费中用于农村合作医疗的补助费1979年为1亿元，1992年下降到了3500万元，仅占卫生事业费的0.36%，农民人均不足4分钱；[11]目前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合作医疗事业；在以个人集资为主的筹资原则下，由于多数农民并不富裕，加之思想上有各种顾虑，对集资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即使逐户收缴也比较困难，成为农村合作医疗难以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第三、缺乏相关的法律保障，是农村合作医疗不能持续、稳定发展的又一个主要原因。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稳定性，不仅使法律所规定的参加合作医疗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和履行，而且可以避免人为的想搞就搞，不想搞就散的随意性。而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一直以来是在用政策进行指导，不是用法律进行规范，这就决定了农村合作医疗不能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
3、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995年以前，在我国农村只对五保户和困难人口提供救济。1995年，民政部在部分地区开展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工作，以此改革以往的农村社会救济事业，保障真正困难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的县区市有1935个，占全国2126个县的91%，占农村人口的3.4%.保障资金由国家和集体筹集。例如1999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北京为295万元，其中国家支出229万元，占78%，集体支出66万元，占22%；上海为1031万元，其中国家支出434万元，占42%，集体支出597万元，占58%；广东为10218万元，其中国家支出8628万元，占84%，集体支出1590万元，占16%；陕西为11024万元，其中国家支出1852万元，占17%，集体支出9172万元，占83%；新疆为17万元，全部由国家支出。1999年全国共投入资金62240.6万元，其中国家支出32483.8万元。对于保障对象的确定，各地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作了具体规定。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316.17万人，占农业人口的0.34%，全国共投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62240.6万元，其中国家预算安排32483.8万元。农村五保户政策得到较好贯彻，集体为195.4万人提供资金17.9万元，国家提供了1.55亿元。[12]
农村社会救济存在的问题与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基本相同，这就是：第一、社会救济资金严重不足。1999年农村实行税费改革之前，农村社会救济资金主要靠县财政和乡村集体经济投入。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农村税费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只规定五保户的供养资金列入农业税附加，而没有规定对特困户救济的资金来源。由于税费改革使乡镇经费大幅度减少，只靠县财政提供的有限资金不能保证为所有特困户提供救济，有些经费紧张的地方，农村社会救济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第二、覆盖范围小、待遇标准低。由于经费短缺，需要救济的人多（到1999年底，全国农村共有社会救济对象4750.4万人，国家临时救济贫困人口1659.8万人次），所以只能按照低标准提供待遇，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形同虚设、不能贯彻。
二、中国农民有权利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
中国城乡和工农的巨大差别，使得民间有“跳龙（农）门”之说。人们向往城市，希望改变农民身份，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城市人一生的生活有保障。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社会保障支出977亿元，占支出总数的886%，农村仅支出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这其中包括农村特困户救济和优抚军烈属等），相差将近30倍。[13]造成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原因，其中政策方面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以农村养老保险为例，1995年至1998年间是农村养老保险搞得最火热的几年，农民参保的积极性非常高，但是到了2000年参保人数急剧下降，这其中除了农保资金没有得到很好管理、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保工作不够重视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1999年国务院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目前尚不具备普遍推广农村养老保险的条件的文件，导致农村社保工作大幅度下滑。究其原因，还在于对农民和农民利益的忽视和轻视。
也有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发展历程来说明，我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的状况是符合社会保障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他们指出，工业化一般经过以农养工阶段、工农自养阶段和以工养农阶段。只有当工业化水平处于第三阶段，经济水平总体较高时（人均GDP2000美元以上），才有条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不发达地区处于以农养工阶段向工农自养阶段过渡时期，建立规范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还不够成熟。[14]诚然，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础和前提，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不可能建立象发达国家那样健全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然而，我们现在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有没有权利获得社会保障的保护？我们能不能基于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或者中期阶段，而放弃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保护？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给予论证，对于澄清人们在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重视并进而积极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获得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农民的一项权利。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显然，这里所说的公民也包括农民在内，农民也应该象城市居民一样，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有从国家和社会[15]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反过来说，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为那些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提供物质帮助。如果过去我们把这段话理解为在农民处于困境时由国家或者社会向他们提供定期或不定期的社会救济的话，那么在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有了极大推进、人权实践也有了较大发展的今天，我们就应该把它理解为，农民作为人，与城市居民一样，也能够或者可能遇到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这些一般生活风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就应该向他们提供社会保障保护。至于社会保障待遇标准的确定，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必须将农民社会保障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哪怕给予最低限度的待遇。这样，我们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的社会保障覆盖了人口的绝大部分。
第二、我国农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民无论是送子送夫参军，还是用小米养育革命军队，用小推车运送前线物资，用乳汁拯救受伤的人民战士，都是希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剥削压迫劳苦大众的反动政府，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广大农民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有权利分享社会发展、文明和进步的成果。这种分享，在我国经济还不发达、城乡差别还比较大的情况下，不是让农民以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而首先是当他们处于不利地位时（例如，年老、疾病、残疾时），国家应承担起为他们提供物质帮助的责任，也就是为农民建立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救济这些最基本保障项目在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这样，农民才能感受到，国家和社会对于他们付出的贡献和牺牲所给予的回报，增加对于国家的亲和力。
第三、我国农民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可观的积累。工业化是符合农民长远利益的，因此从50年代工业化初期到现在，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1952年至1990年，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额总计11594.14亿元，平均每年300亿元，其中13.2%来自税收，75.1%来自剪刀差，11.7%来自储蓄。1978年至1984年，农民上缴国家农业税为211.2亿元，乡镇企业缴纳税金为350.2亿元，两项合计561.4亿元；1985年至1994年农民上缴农业税为979.2亿元，乡镇企业缴纳税金5475.9亿元，两项合计为6455.1亿元。虽然国家也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农业，1952年至1990年约为1900亿元，1978年至1984年为979.9亿元，1985年至1994年为3973.8亿元，然而农业的贡献仍高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到90年代初这种贡献仍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16]然而，工业化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居民所垄断，即使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问题。[

『叁』 我国哪一年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

2012年。

2012年底，我国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专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属有户籍的老年人，不用缴纳养老保险费，即可按月领取55元的养老金，实现了老有所养。

55元的基础养老金是2009年制定的标准，这一标准高于当时全国农村每月49元的低保金。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水平普遍低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月人均支付水平达到106元。

(3)我国农村养老现状扩展阅读

以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为例，2011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平均每月142元，2012年提高到每月164元。2013年，晋城市将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到80元，但与低保金相比也少了一半。

农村老人反映，如今不足百元的养老金难以满足老年人养老的基本需求。特别是75岁以上老人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差，患病率越来越高，是最需要社会和政府关爱的弱势群体。

『肆』 浅谈我国农村养老保险

中国的养老最主要和最突出的是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我国现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已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十分紧迫。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提出了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以期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更加完善，我国城镇养老社会保险发展比较成熟,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资金筹资主要以国家财政拨款、单位负担一部分及个人上缴一部分三方共担的形式。而我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发展得比较缓慢,仍是采取“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与国家扶持为辅”的资金筹集模式。特别是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农村,社会保障只能以社会救济以及“五保”等传统办法尽量达到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则没有力量投入资金了。因此,综观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农村养老保险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意义：解决好我国农村养老保险面临的矛盾不仅是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更是整个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步骤。同时，解决好农村养老保险也对国家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意义如下：第一，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亿万农民发出国家将为他们建立由财政全额支付的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这一信号，使他们老有所养。农民无后顾之忧，就会敢于消费，这对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无疑将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动力。第二，第二，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建立新农保制度，就实现了城乡居民在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的制度平等，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就可以逐步缩小乃至最终消除城乡居民在这方面的差距，这对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也体现了国家政策的统筹第三，第三，从农村当前的新情况来看，建立新农保制度，有利于化解农村社会中的各种矛盾。首先，它将极大地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自立能力，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增强他们对生活的自信心；其次，它减轻了子女的经济负担，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因经济利益引发的家庭矛盾，从而有利于形成敬老爱幼的风气与更为和谐的家庭关系；再次，它将有效化解一些农村集体组织无钱办事的困境，使它们能够集中有限财力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从而形成文明的乡村风气与和睦的邻里、干群关系，有利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希望采纳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

『伍』 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现状及发展情况是什么

今年的政策是逐步城乡通一。没有城填和农村之分了。

『陆』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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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给两份保险交钱。这肯定是没有冲突的。但是将来退休后，是有点麻烦，首先要确定你是留在现单位生活还是回户籍地，如果回户籍地，那养老保险是转不回去的，或许以后可以，但现在转的话是相当麻烦，就算是转，也不会全额转。而如果你要留到现居住地生活，可你的户籍是农业户口，你的各项社会保障将不会得到，除非你转成非农户口，如果你转成非弄，你现在的这个农村养老保险就会失去，两者还是存在一定意义上的不能兼容。我建议，如果现在的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未来的生活有保障，可以考虑把户口转成非农业。这样的话，你的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以及其他福利就可以有保障了。

『柒』 关于农村养老问题

军人养老津贴
退役军人的“规定”在11月1日1954年义务兵役的实现在军队之前,至少60岁(60岁)不享受国家普通养老金退休士兵每个服务1年的农村义务兵役每月增加5元补贴,按照去年25元的标准,今年如果你每月增加到30元,3年来,60年后,不仅可以享受养老保险,还可以获得90美元的每月生活津贴。当然，因为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二:西部农村乡农村退伍军人，红军，红军失去了老兵的提高标准:
在红军老兵的乡乡，在红军西路军队的乡:每年每人每年增加到50520元，农村零星的红军老兵:每人每年增加到22790元
退休金类别详情:
1 .工作红军西路农村乡的退伍军人在1937年7月6日之前，在中国红军(包括反日联盟和中国共产党的全时游击队领导)，一种退休或严格的证明程序
红军输了2场。人事指的是1937年7月6日之前，红军中国(包括抗日联军和中国全党游击队的领导)，由于受伤、疾病，或者因为失去了分散的战斗动员，失去了

三个:在他们的家乡生病，退伍军人升级标准核能:
他们家乡的退伍军人去年的生活津贴标准从450元增加到500元。生活补贴标准参考核人员去年从500元增加到550元
1 .工作生病的退伍军人在家乡:试验后义务兵役系统在10月31日,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在疾病尚未达到额定剩余情况,和军队医院或退伍军人,并认为复员证书回农业或居住在城镇没有工作单位,确认为生病的退伍军人在他们的家乡。
2。老兵:1954年11月1日,在军队和参加民政部(最低Fa[2007]102号)14军事文件”,举行了一个退休证书(复员证书),回到农业农村或城镇没有工作单位和家庭生活困难的退休人员,被认为是战争的退休人员。
的3。参数核退役人员是指,从5月31日、1962年12月31日-1996年在最初的8023名士兵和军队和其他退休军人参加了核试验,退休证书(复员证书)考试不符合条件的残疾和享受生活在家乡帮助生病的退役军人,但是生病或困难生活在农村地区和城市非工作单位退休人员,确认为核退役人员。
四:农村养老保险。
1、退休退伍军人基本养老金:按照养老金问题统一标准。
2、个人账户养老金:退伍军人按照一定的标准账户。
注:年度退伍军人的平均养老金数额加上补贴作为基数，乘以服兵役年限(少于1年到1年的数额)，个人账户内的金额储存额。个人帐户养老金计划发法与其他保险相同。

『捌』 我想问一下现在国家出台的新农村社保对于不满60周岁的参保人是差几年缴几年的还是必须补齐十五年的

根据2011年7月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项目被分割成五个独立运行的养老保险项目：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城镇企业职工、城镇无业居民和农民的养老保险。在这几个项目中，除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之外，国家对哪类人群给予力度最大的补助呢？本文将以研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为基础，以净现值法为工具，通过比较微观个体（城镇企业职工、城镇无业居民和农民）的养老保险终身财政补贴额，确定政府补贴社保资金的主要流向和最大受益群体，探讨其中的公平性问题，并提出完善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些政策建议。
注：由于我国多数城市尚未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计划，所以城镇无业居民一般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项目。
一、我国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现状
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下文简称“《意见》”），建立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根据这一文件，现行的养老金计发公式如下：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其中：
（1）中央政府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全国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我们在此假设国家根据通货膨胀率g上调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
（2）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财政补贴构成。我们假设个人缴费标准为每年100元（最低缴费标准）、集体不补助（国家没有强制集体组织缴费）、地方政府每年补助30元（最低补助标准）。我们假设每年个人缴费和地方政府补助标准均按通货膨胀率g进行上调。
（3）个人账户养老金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计发月数的标准是根据城镇人口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的，由国务院统一确定。当前计发月数为139。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基本养老金的计算公式：
其中，P为基本养老金，即退休领取第一个月领取的养老金，i为名义利率，g为通货膨胀率，n为缴费年限。
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区别
一是保障对象不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下文简称“城保”）主要面向城镇企业职工、没有雇主的灵活就业人员以及部分农村被征地人员；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要面向缴费能力较低的成年农民。
二是实施力度不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依据国家社保相关法规实施强制参保的，雇主和雇员都必须按照规定缴费；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强调的是自愿原则，由政府加以引导，农民自愿参加。
三是筹资结构不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供款方主要是雇主（个人的缴费部分全部纳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不参加贫富再分配）。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供款方是政府，政府在个人参保缴费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在养老金给付时支付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及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兜底。
四是缴费和待遇的标准不同。养老保险的待遇享受和费用缴纳是直接挂钩的，多缴纳多享受是基本原则。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采用“高缴费、高保障”的模式，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遵循“低缴费、低待遇”的原则。以福建厦门市为例，2010年该市在职职工养老保险缴费金额为4812元~24060元不等，厦门市的职工月平均退休金在1800元左右，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年最低缴费金额为100元，月平均退休金在200元左右。
从这一角度看，两种养老保险项目是各有特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针对收入较高的人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针对收入较低的人群，并具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性质。
三、新农保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对新农保制度的分析：一是合理性，新农保制度能否给农民带来足够的养老金？二是公平性，相对于其他养老保险项目，国家对新农保项目的补助力度如何？本节将讨论第一个问题，下一节讨论第二个问题。
下面，我们假设：
（1）领取养老金的初始年龄是60岁。根据《意见》，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
（2）缴费年限为15年。根据《意见》，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本文根据最低缴费年限15年进行计算。
（3）通货膨胀率g等于名义利息率i，此时实际利率为零。
（4）新农保目前设有五个年缴费标准（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本文假设第一年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额为100元/人，政府补贴30元，共计130元。以后各年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额以及政府补贴额根据通货膨胀率g进行上调。
四、养老保险项目的公平性分析
我们将一位农民、一位城镇居民、一位城镇低收入的企业职工进行比较：农民参加新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之所以研究城镇低收入企业职工，是因为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收入最低的职工在领取养老金时获得最多的补贴（来自于人际间的转移支付和政府的财政补贴）。需要指出的是，城镇企业职工、城镇无业居民和农民在参保时都建立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考虑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可继承的特点，我们认为这部分资金不会发生贫富再分配，因此不纳入本节研究范围，即本节仅研究基本养老金中的基础养老金。
（一）假设条件
1、缴费规定。如表2所示，农民、居民和低收入企业职工的缴费率、缴费基数都有所不同。其中，低收入企业职工是指收入低于或等于缴费基数下限（上年当地社平工资的60%）的职工必须按照缴费基数缴费。假设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参保时，当地上年社会平均工资为3000元/月，那么城镇居民的缴费基数为3000元/月（缴费率为12%），低收入企业职工的缴费基数为1800元/月（缴费率为20%）。假设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为5%；由政府出资并支付给农民的基础养老金的年上涨幅度为同期工资增长率的50%。
2、养老金计发办法。如表3所示，农民、居民和企业职工的基础养老金计发办法有所不同。
（二）模型测算
根据上述假设，我们可以计算出未来各年三类人群的年缴费额和养老金领取额，如表4所示。
注：（1）缴费阶段表现为资金的给付，视为投资成本，所以用负数表示。
（2）从领取养老金的第二年起，养老金逐年上调，上调幅度为工资增长率的50%（这一假设符合我国养老金调整的实际情况）。
根据表4数据，我们可以采用净现值法判断国家对三类人群的补助力度。如果我们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看作是一种长期投资的话，缴费就相当于长期投资中的投资阶段，而职工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则为长期投资中获得收益的阶段。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参加养老保险项目的净现值为：
（1）
其中，Bt是t年的养老金数额，Ct是t年的缴费成本金额，n为参保人从参加养老保险到去世的全部年限（可为分两个阶段，一是在职时的缴费阶段，二是退休后的养老金领取阶段），r为贴现率。上述几项均为已知数，据此我们可以求出参保的净现值（NPV）。
（三）测算结果
根据公式（1）和表4，我们可以计算出在不同贴现率下三类人群的参保净现值（见图1）。
从图1中可以发现：
（1）当贴现率低于5.5%时，净现值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是：城镇居民、低收入企业职工和农民。
（2）当贴现率高于5.5%且低于7%时，净现值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是：城镇居民、农民和低收入企业职工。
（3）当贴现率高于7%时，净现值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是：农民、城镇居民和低收入企业职工。
对于上述结果，我们认为：
第一，城镇居民的净现值始终高于低收入企业职工的净现值，这就意味着政府对城镇居民给予了较大的政策优惠力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考虑到参保的城镇居民大都是个体工商户以及灵活就业人员，政府给予这些人群较大的政策优惠，一方面体现了对低收入群体的参保激励，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更多的人通过灵活就业方式解决就业问题，免去他们的养老之忧。从操作层面来讲，由于城镇居民参保是自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也无法吸引这部分人群参保。
第二，大多数情况下，农民的净现值都是最低的，意味着农民受财政补贴的力度是最小的。此外，在上述模型计算中我们假设三类人群的预期寿命均为80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75.21岁，而农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9.55岁。如果考虑到农民的预期寿命低于城镇居民，那么农民的净现值与居民的差异就更大了。
五、主要结论
如前所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割裂的，各个项目之间不发生财富转移，没有贫富再分配的功能。这种制度客观上造成了城镇保险转制成本和基金缺口由城镇职工自行承担，即城镇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由城镇在岗职工负担，农民不承担改革成本，对农民是有利的。当然，目前新农保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
1、地方财政负担过重。
（1）基础养老金部分。目前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为55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此基础上提高当地基础养老金标准。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基础养老金的标准由省级财政根据当地财力确定。这就造成财政紧张的地区连最低养老金都无法保证，而财政宽裕的地区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标准（见表4），加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2）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作为个人账户缴费的配套补助，地方政府每年需要至少补贴每位农民30元。这部分资金常常由省与县级财政共同承担，造成县级财政负担较重。以江西省为例，补贴资金由省财政负担24元，县（市、区）财政负担6元。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由省、县（市、区）政府为其代缴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100元，代缴资金省财政负担80%，县（市、区）财政负担20%。由于农民缴费金额越高，地方政府的补助额也越高，可能导致地方政府推动农民参保缴费的积极性不高。
2、地方财政负担苦乐不均，有失公平。
与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制度不同的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求参保人在户籍地参保。由于全国各省的农业人口比重差异非常大，2009年底我国农业人口比重为53.41%，然而，落后省份（例如西藏、贵州、甘肃、云南）的这一指标均在65%以上，而上海和北京等发达省市的农业人口比重仅有15%。一些农业大省将由于农业人口众多而付出较大的财政代价，一些直辖市或工业大省则因农业人口较少而只支付较低的财政资金。
3、补助力度太低。
如前所述，每位农民每年可领取基本养老金828元，夫妻双方每年可领取1656元。与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977元）相比，夫妻双方的养老金收入仅占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仅为23.74%，远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最低养老金标准险（不低于在职人员年平均收入的40%）。虽然这一做法符合新农保“低水平、广覆盖”的实施原则。但从长期看，统筹城乡发展，真正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使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仍应该切实逐步提高替代水平。当前，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为60％左右，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了3.33﹕l，即便考虑农民还有土地保障等传统保障因素，新农保制度逐步完善后农村居民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替代率也不应低于50％。如果考虑社会保障特有的调节收入分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以及逐步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筹资和待遇水平的差距，农村社会养老替代率还应有进一步的提高。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贫困》中首次采用并介绍了“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世界银行最近的一次更新是在2008年的3月，即依据2005年的价格将国际贫困线提高到1天1.25美元。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对13个亚洲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指标分析中，所使用的国家贫困线的均值是1天1.35美元。我们认为养老金的最低水平不应低于国际公认的贫困线水平。如果我们取1.5美元/天的标准，那么最低月养老金标准应该至少在300元以上。
4、一些制度规定有失公平。
第一，现行模式按照“量额补助”的方式，容易造成马太效应。目前新农保的缴费标准设为100元、200元、300元、400元和500元5个档次，个人多缴费，地方政府多补助（见图2）。我们认为每个农民的经济状况不同，“多缴费、多补助”的规则将造成农民之间的马太效应，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第二，养老金没有与参保年限挂钩，容易造成道德风险。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农民可自愿参保，没有强制性，因此大多数农民可能选择在缴费满15年以后就不再缴费，这必将导致今后的养老金给付水平过低，难以维持晚年生活开支。目前一些省市社保部门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并进行补充和完善。例如：2010年2月出台的《杭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意见》规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缴费年限养老金三部分组成，其中缴费年限养老金月标准根据长缴多得的原则，按缴费年限分段计发。我们认为这一做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5、人群间不公平。
第一，对农民的补助力度较小。如前所述，政府对城镇居民、农民和低收入企业职工都有一定的财政补助，但对农民的补助额最低。收入最低的农民得到的社保补助最少，有违基本的财政公平原则。
第二，部分城市居民成为“夹心层”，成为被社保“遗忘的角落”。从本文的计算中可以看到，政府对城市居民参保实施了较大的政策倾斜力度，优惠程度甚至超过了农民。但部分城市居民仍然未能享受到，究其原因在于缴费金额过高。对于许多大龄失业人员来讲，每年4000元以上的缴费额是很高的门槛。对于这部分人员来讲，“低缴费、低享受”的新农保制度也许是最合适的，但宥于其城镇户籍身份，无法参加新农保，成了“夹心层”。
6、按人群设立养老保险制度将造成新的不公平。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项目被割裂成几个独立运行的养老保险项目。然而，人的身份是会变化的，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在各项养老保险制度间进行转换，对社会来说这增加了管理成本，对个人来说也增加了人员流动的风险和成本，反过来又会约束人员在不同社会角色间的正常流动，这对社会来讲也是利少弊多。我们认为不需要为农民、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分别建立三套养老保险制度，而应将其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制度。因为归根到底，农民和城镇居民只不过是收入较低的群体而已。
此外，制度割裂就难免会出现制度覆盖的“盲点”。目前60岁以上的城镇老年居民中有许多人既不能被城保覆盖，也无法被新农保覆盖。以昆明市为例，截至2009年底，昆明市18周岁以上的常住城镇居民有191.27万人，其中，141万人已有各种社会养老保障，近50万尚未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的人，这些人多为年轻时无业或缴费年限达不到领取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资格的城镇居民，他们面临老无所养的窘境。
7、制度衔接尚不明确。
目前，农民工流动频繁，他们可能在城市安家成为市民，也可能回到农村。他们如果在企业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且享受城保待遇，那就不用参加“新农保”了；如果没达到享受城保待遇的要求，比如累计缴费不满15年，他们可以按有关规定，把城保的缴费积累转入“新农保”个人账户，按“新农保”的规定领取养老金。当农民工由城保转入新农保以后，领取新农保养老金，那么原来他们在城市打工期间雇主缴费部分就被忽略了。换一句话讲就是，如果缴费年限相同的话，在城里打工多年的农民工与在终身农村的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是完全相同。这显然对于在外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而言是不平等的。
总之，我国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起来，并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但是，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还需要在公平性、合理性等方面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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