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管理制度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或即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在“银发浪潮”的冲击下，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的公共养老金支付危机日渐加深。如不加以化解，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后，潜在危机极有可能酿成现实风险。有鉴于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了解这些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创新养老模式、制订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才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设计方面，我们借鉴了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也因特殊的国情有着特定的改革道路和政策选择。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养老基金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养老保险体制的潜在风险越来越突出，直接影响到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本课题就是要认真总结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推动我国养老保险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论文充分借鉴国内外社会保险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采取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到制度，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多角度审视了我国养老体系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险模式与制度，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政策建议。全文由导论、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模式的运行机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现行制度的政策建议等部分构成，共九章，约13万字。
第一部分导论。介绍论文写作的目的和研究范围，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及主要结论。
第二部分运行机制由《全球养老保险制度综述》、《养老保险模式的运行机制》、《模式转轨的路径选择》、《转轨成本与筹资分析》等四章组成。侧重于养老模式的经济学描述，运行机制比较，模式选择引发的问题及其争议，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变迁，转轨模式的路径选择及其筹资成本的比较分析。
第三部分制度选择与政策建议由《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我国养老保险模式、问题及政策选择》、《国家储备基金》、《个人账户基金》、《企业年金》等五章组成。本部分重点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历程与成就、“统账结合”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的评价、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若干政策建议。通过论文的研究，力求在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体系、国家储备基金的投资运营、企业年金以及个人账户基金的制度安排与模式选择等四个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
本文对于养老保险模式与制度研究的主要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相结合，鼓励自愿性的职业年金计划和个人养老储蓄，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世界各国养老制度改革的方向。这种模式实现了管理多样化（公共管理和私人管理）、筹资多渠道（劳动力和资本）和投资分散化（股权和债券，国际和国内），有利于化解养老金的管理、筹资与投资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论文分析了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的运行机制以及模式运行面临的问题，提出任何单一的养老模式都存在较大的风险，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体系是最稳妥的制度安排。
2、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或多支柱模式转轨是大势所趋。论文对典型国家的不同转轨模式的利弊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制度转轨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转轨成本是制约一国养老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并对各种化解转轨成本的措施进行比较分析。如果一国公共养老金规模相对较小，制度的转轨成本问题并不突出。如果采用NDC模式，基本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制，不存在转轨成本问题。相反，如果采用拉美模式，在改革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遇到一个现实而严峻的转型成本问题，或一个稳妥的过渡方案如何设计的问题。养老金隐性债务较为沉重的国家正面临从现收现付体系向多支柱或积累制体系转轨的困难。一些国家的改革经验表明，养老体系的模式转换有高度路径依赖，一旦一国已经实行现收现付制体系，体系已趋于成熟，要完全转型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改革面临大量的隐性养老金债务、转轨成本，以及围绕旧体系发展起来的各种政治阻力。从各国实践情况看，无论是隐性债务，还是转轨成本，都可以通过提高缴费率，推迟退休年龄、调整养老金替代率、严格领取条件等技术手段适度缩减。尽管如此，转轨成本毕竟是一笔很大的公共债务，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筹集资金，以确保制度转轨的顺利实施。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论文提出，值得中国借鉴的国际经验是：最好在覆盖面、隐性债务和转制成本上升到难以解决之前选择一条正确的改革路径，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只有这样不断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
3、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有些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原因引起的，需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有些是当初时机不成熟，使某些项目，如机关、事业单位、农村养老保险等改革相对滞后，现在应组织力量加强研究；也有些是由于我们工作或管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必须着力加以改进。论文指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下一步的改革应重点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资金缺口，二是管理体制。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完善养老保险的重点是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加快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步伐，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基金，划转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基金管理与投资运营体系。
4、个人账户“做小做实”，有利于明晰个人账户所有权。个人账户基金经过历年积累和投资运营，其储存额成为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保证了一定的替代率水平，为个人退休生活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论文指出，个人账户制度的完善面临两个基本问题：首先，做实个人账户是“钱”的问题；其次，个人账户基金投资运营是“体制”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能否实现其初衷：既发挥社会统筹的共济功能，又实现个人对其养老承担责任。
5、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问题出现已久。试行国家储备基金之前，各国政府曾经多方寻求缓解之法，这些办法包括：提高缴费率，延长法定退休年龄，严格领取措施，降低养老金水平等等。实践证明，这些办法对维持现收现付制的运转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无望从根本上化解未来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储备基金，成为一些国家新的选择。就其性质而言，国家储备基金与我国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极为相似，其改革经验颇有借鉴价值。论文指出，完善储备基金需解决以下问题，一是法制环境，修订投资办法，放宽管制，由严格限量监管逐步过渡到谨慎人规则；二是资金来源，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预算拨款应逐年增加，启动国有资产的划拨工作，补充全国社保基金；三是机构定位，人事薪酬等问题应根据社保基金的实际情况以及事业发展的需要，逐步加以解决。
❷ 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需要，很急，希望得到帮助
国内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研究现状
目前，城市居民大部分都已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农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民还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仍是中国社会保障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为了适应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实现国家多次提出的健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宏伟目标，近年来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发展和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从宏观的角度，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实践中的区域差异、今后发展方向、对策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其中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现就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1．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实可行性争论
近年来，学术界和政府实际工作部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其主流观点认为，依据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中国现阶段尚无能力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杨翠迎、张晖等人对中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建立中国范围内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可行的。但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分步骤、分阶段、“渐进式”发展。任保平认为：应从实际出发，走“渐进式”发展的路子，坚持社会保障范围由小到大，项目由低到高，积极稳妥地建立起低水平、全方位、不遗漏、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2．经济因素对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
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实施目标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重要依据，社会保障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建立全国统一的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可行性的讨论中，不少观点多是强调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片面夸大经济因素对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经济因素并非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唯一充分条件，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是搞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重要保障。
3．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学术界也存在着明显分歧。主流地位的观点：强调土地保障功能在农村以及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认为必须“以土地承包权为主要依据”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孟祥林指出：这里所指的“土地承包权”是：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更新与变革土地保障形式意义上的“土地承包权”。可以把土地保障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的传统意义上的保障，土地由各家各户农民耕种，用所生产的产品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间接的与使用权流转相联系的保障，即在坚持农户对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土地集中耕种和规模经营，农民依据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得到用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相应收益。
4．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和建议
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应注重转变政府和学术界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城镇轻农村”的观念。一是各级党政部门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力争早日建成我国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以指导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实践。三是搞好农村社会保障的普及教育和宣传，增强农民的社保意识，调动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四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集体补贴能力和个人缴费能力，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五是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构，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科学化、社会化、法制化，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进程，分步骤、分阶段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逐步建立起能够替代家庭和土地社会保障模式的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性别和不分职业的全体农村公民均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最终目标和发展趋势，进一步树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的理念。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和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于理论支撑、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及经济发展模式、水平等因素的差异性和一国发展需要，不同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会存在差别。不过，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借鉴合理成分从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国外以美国为例
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背景分析
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全面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否定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市场上有支付能力或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且是社会总需求。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导致有效需求经常低于社会总供给，造成就业小于充分就业水平。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问题，凯恩斯提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用举债方法扩大政府支出，承担公共事业投资，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实行社会救济，对私人企业进行订货和贷款。凯恩斯还主张实施补偿性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情况变化，有意识地扩大或紧缩政府支出，使财政起到反危机的作用。凯恩斯主张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由政府增发货币，刺激投资。凯恩斯主义从维系再生产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大幅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属于有限再分配，以此理论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有限责任的社会保障，强调个人责任，政府负担较轻，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干预也是有限的，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的。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建立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被称为保障型社会保障制度，在该制度模式中，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是责任主体，在不同的保障项目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在社会保险中，企业和个人是主要缴税人或缴费人，政府充当最后责任人；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中，政府是最主要的责任人。
二、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效应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则社会保障的项目更齐全、覆盖面更广、保障标准更高，这也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水平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水平的根本原因。美国社会保障立法虽然较晚，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超常规发展，其立法种类、保障范围与水平均达到美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增值所提出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对美国社会经济发挥了以下积极作用：一是维护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促进社会生产率稳定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如通过强制性保险和补助性救济及工作性培训使劳动力得到保护并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变化，又如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二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如降低贫穷人口的比重，在一定时期内补偿失业者，照顾弱势群体，通过收入累进税和社会福利开支调节经济周期，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以促进资源配置等。此外，美国的公共年金计划是发达国家中运行最有效的，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相比，其特点是低税率、低保障水平，一个重要原因是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低，从而为企业年金的发展留下很大的空间，促进了基金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成为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典范。
三、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背景和理论基础之上的，也是和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其国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多年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明确指导思想
首先，应以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学说为理论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六个必要扣除”，其中扣除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基金，总之，现在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其次，应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领导同志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拿工人来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述重要论述都是我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
（二）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总结美国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当社会保障水平限制在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时，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两者是良性互动的，而当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时，社会保障就会引发财务危机，损害了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只能实行“广覆盖，低水平”，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但是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当前，我国应当继续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做实个人账户扩大试点工作。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
（三）完善社会保障负担模式
由于我国是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和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形式，既不采取完全市场形式，也不采取国家包揽形式，而是将效率与公平、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求得平衡，在社会保障领域，主张国家负责与个人负责并重，走国家和市场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障模式，由国家、非政府机构和个人共同参与提供保障，国家提供非普遍的社会服务，帮助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倡发展私人的和志愿的福利事业作为补充，引进竞争机制和消费者选择福利服务的自由。在这里我们强调要正确处理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角度出发，为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国家或政府应承担制度的设计、执行和调整等职责，还要负责筹措资金和承担最后资金责任；从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发展功能这个角度出发，它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工具，它的运行应建立在市场这个基础之上，以成本效益分析作为服务是由国家提供还是由市场提供的衡量工具，这一点也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取得的成效所证明。
（四）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
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社会保障制度保护了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社会稳定功能，还可充当需求管理工具，以及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有效管理推动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发挥经济发展功能。因此，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也须充分发挥上述两重功能。以我国正在改革和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为例，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分开管理、做实个人账户，一方面可以为迎接人口老龄化做好充分的准备，消除后顾之忧，稳定人心，另一方面，还要创造条件让养老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既实现保值增值，又促进经济繁荣。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在社会保险制度上尝试建立基本保险、强制性企业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相结合的多支柱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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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您不知道看看内容自己总结一下么。。。别人又不知道你的l论文要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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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我国农村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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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中国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及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经过多年的摸索、实践，在资金的管理上逐步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建立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但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也愈来愈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加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隐性债务和个人空账等问题，已使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力不从心;而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土地保障”功能已日趋退化，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刚刚开始试点，任务艰巨。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针对我国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中出现的难点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改革与完善对策，是社会保障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发展历程
我国的养老保险以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起点，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其发展可概括为四个阶段:1951－1965年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创建阶段。该阶段以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标志，主要工作是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并逐步趋向正规化和制度化。1966－1976年是养老保险制度严重破坏阶段。当时中国社会保险事业与全国社会经济文化一样遭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保险基金统筹调剂制度停止，相关负担全部由各企业自理，社会保险变成了企业保险，正常的退休制度中断。1977－1992年为养老保险制度恢复和调整阶段。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采取渐进的方式对养老保险进行了调整，恢复了正常的退休制度，调整了养老待遇计算办法，部分地区实行了退休费统筹制度。1993年到现在是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创新改革阶段。本阶段主要是创建了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改变了计算养老金办法，建立了基本养老金增长机制和实施了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最终基本建成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
制度结构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部分和主要环节，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内容。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养老保险制度中由政府管理和提供的那一部分，又被称作基础养老保险制度或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强制性、互济性和普遍性的特点。
中国目前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构架按照人口类型可分为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三大部分。中国最初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即是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分离出来的，其后，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又经历了合并和分离的过程。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先后经历初步建立（1950—1966）、“文革”中的破坏以及“文革”后的恢复（1966—1986）、改革与完善（1986年至今）三个阶段。初步建立阶段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以下特点：（1）有明确的法律依据；（2）完全现收现付制的模式；（3）企业缴费，职工个人不缴费；（4）企业间实行全国统筹的保险费率；（5）政策制定、监督和执行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承担。劳动部负责政策的制定和监督，工会系统负责具体的保险经办，二者相互监督相互制衡[1]。但该制度也存在明显问题：（1）覆盖范围狭窄，即仅限于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正式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2）按岗位划分参保条件。计划经济的特征使人们一旦进入特定岗位就享受到相应的保障。（3）保险体系层次单一，所有责任都由政府承担。而且在现收现付制度模式下，基本没有任何积累资金。
“文革”中，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文革”结束后，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恢复。此阶段的制度特点为：（1）单位成为养老保险金筹集发放的主角，企业完全承担了原来劳动部和工会的职责，制度中的监督与制衡关系不复存在；（2）依然实行现收现付制的模式[1]。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覆盖面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主要集中于国营企业；（2）企业完全负担社会养老保险，且新老企业负担不均；（3）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无法适应工资制度改革的要求。经济改革使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企业工资制度也发生变化，以标准工资为基础的养老金计发难以为继；（4）基本养老金没有调整机制，如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等；（5）退休条件以及待遇水平与工龄挂钩的做法欠科学。
1995年，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首次引入个人缴费和缴费确定型制度，打破了以往现收现付制模式下缴费责任主要由企业承担的局面，强调个人在养老保险中的责任和义务。然而，现实中还存在着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1）统筹范围实际上仍以县市为主，与“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目标相距甚远；（2）各地养老金收缴、支付标准不一，阻碍了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3）企业仍然担负着养老金发放和管理退休职工的责任；（4）1995年的改革导致前后两个实施方案并存，在制度设计和管理上带来新的混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造成资金运作上的账目、管理混合运行现象，给统筹资金挪用个人账户提供了方便；（5）覆盖面依然很小，统筹层次依然很低。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制度本身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但改革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1）最突出的便是巨大的隐性债务。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渡的过程中，由于一部分人的过渡养老金全部或部分没有个人积累，所有都要从社会统筹中支付，但规定要求“企业缴费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但又要求“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于是很多地区的缴费比例大大超过了有关规定；（2）过高的费率负担使很多已参保的企业采取各种手段逃避拖延缴费；（3）覆盖面虽扩大但一些非正规就业的社会弱势群体如农民工仍得不到保障；（4）由于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均衡，仅以省为基础的养老保险制度难以解决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分离→合并→分离的过程。1955年12月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职处理暂行办法》使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从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分离出来；1958年3月，国务院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合并；1978年6月，国务院发布文件分别规定了干部和工人的离、退休制度，从而将自1958年起干部和工人实行的统一退休退职办法重新分成两个不同的制度；1980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和1982年4月颁布的《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几项规定》共同构建了老干部离休制度；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养老制度做了较大修改和调整，公务员不需要为养老缴纳任何费用。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特点是：（1）养老保险金固定。一般以退休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为基数按一定比例计发；（2）保障水平高。无论是名义替代率还是实际替代率都高于企业；（3）个人不承担缴费义务完全由财政负担。
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由于没有统一的政策和法规相配套，各地区根据自身的财政收入状况自行其是，致使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待遇与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不相衔接，而且事业单位彼此之间差距明显。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先后经历了初步探索与试点推广（1982—1994）、逐步发展（1994—1997）、衰退停滞（1998—2008）以及崭新发展（2008年至今）四个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1982年，全国11个省市3547个生产队实行养老金制度，养老金由大队、生产队根据经济状况按比例分担，从队办企业利润和公益金中支付[3]；1987年3月，民政部下发《关于探索建立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制度的报告》[4]；1991年，国务院授权民政部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此阶段农村养老保险的主要特点是：（1）在养老保险金的筹集渠道上，集体经济承担了主要义务，资金的多少受集体经济效益的影响，来源不稳定，个人不承担缴费义务；（2）在养老金的计发上，没有科学严格的计算；（3）养老金的管理上，以村镇企业或乡镇为单位，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资金安全性差，流失严重。
1994—199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先后提出整顿方案：继续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探索。在此基础上，针对进城农民工、城镇农转非人员和农村劳动者研究设计标准不同、可互相转变的养老保险办法。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在筹资模式上，采用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在基金管理上，新农保基金要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新农保制度模式的主要特点为：（1）基金筹集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突出自我保障为主的原则；（2）实行储备积累，建立个人账户，个人领取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个人缴费的多少和积累时间的长短；（3）农村务农、经商等各类从业人员实行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便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4）采取政府组织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保比例较小，保险水平偏低；政府没有补贴农村养老保险费；养老基金难以实现保值增值等等。
❹ 农村社会保障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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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关于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的论文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综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约为9亿。妥善解决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农村地区推广"低保"制度，体现了政府在积极承担更多的公共职能，但相应资源需求的扩张与地方财政困境之间也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农村"低保"任重而道远。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 当前农村贫困的现状与农村低保工作存在的问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也是能否尽快建立与完善农村保障制度的关键。
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义：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解体，农村传统的以土地为基本手段的生活保障体系被削弱，农村的传统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养老、医疗问题以及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尽管1995年民政部为了帮助农村的贫困户解决衣食之忧，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但仍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是实施范围窄，覆盖面小，相当部分贫困居民得不到救济和补助;二是标准偏低，难以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门的救济经费不足，根本满足不了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需要。所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尽快建立起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缓和改革中的社会矛盾。改革本身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的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会受益，一部分人会受损;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高于另一部分人的受益。因此改革蕴含社会风险并形成对社会成员的压力。但是，全社会每一个人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显然弱势群体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较低，当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时，贫困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助于改善农村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活，缓和社会矛盾，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即农民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有可能投保参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农村全体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的保障，不仅经济发达地区需要，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其它各项制度都不能直接、及时、最大限度地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惟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做到这点。因此，尽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各项制度都很重要，都需建立起来，但相比而言，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1]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解决普遍贫困的阶段，把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第二是区域性的开发式扶贫阶段，其目标是通过政府努力，直接投资于具体的开发性项目，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地区经济增长，增强贫困人曰的"造血"能力，实现减贫的目标。特别是通过"八七"攻坚计划，在上个世纪末贫困人口减少到了3000万。在目前遗留下的2820万贫困人口中，约1/5为五保户，1/3强为残疾人口，超过1/4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这意味着，现有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严重边缘化，用传统的区域开发的方式进行扶贫已经不能奏效。
鉴于与20世纪相比，农村贫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以普遍的增长为目标扶贫方式已经不适用于这些边缘化的贫困人口。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但也扩大了收入差距，只有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平均增长率。其次，区域性开发式扶贫的效果也日益减弱。2001-2002年年均扶贫投入分别为"八五"和"九五"时期的3.7倍和2倍，而每年减贫的效果不到这两个时期的一半和1/3。每年人约300亿元的扶贫资金主要投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这些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不到62%,
因此，针对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种比区域性扶贫战略更加精确的瞄准机制，以及比开发性扶贫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来帮助他们脱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为此，农村"低保"是最适宜的制度选择。
农村贫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国的农村贫困，不单是农民收入低、县乡财政底子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它还包含了农民现有知识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闭塞、教育和科学的落后、卫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即人文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给人文贫困所下定义为：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1、从收入上分析。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1997年的1: 2. 47扩大到2003年的1: 3.24。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超过5%，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目前，7亿多农村居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38.9%，而不到全国人口40%的城镇人口却占有全国60%以上的消费品市场。持续较长时间的农村市场低迷，消费不振，事实上已经构成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提高的重要制约
2、缺乏金融支持已成为农村发展的制约瓶颈。(1)自1978年到2001年，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从151亿元增加到1516亿元，年均增长10.5%；同期，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3.4%下降到8%。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扣除农、林、水等行政部门的事业费用后，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已所剩无几。(2)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都是存多贷少，金融机构就像水泵一样，把农村聚集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抽取到非农部门，致使本来干涸的农村市场存贷倒差突出，发展生产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近几年，在全社会贷款余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比重一直分别只占5%左右。1998年-2002年，全国银行系统存贷差导致农村资金外流达3000亿元。
3、从公共产品在城乡的分配来看。(1)从总体上比较，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有20年以上的巨大发展差距。我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却要交纳比其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多得多的税收，农村贫困和非贫困人口来自国家或集体的转移收入分别占收入来源的-3.56%和-1.13%。然而，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则长期享受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并直接得到各类财政补贴。(2)农村教育投资占全社会教育投资总量的23%，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农村的知识贫困。 (3)农村卫生方面的状况也不乐观。农村卫生投资占全国卫生投资总量的15%。据有关部门对湖北、江苏、广东三省的农户典型调查，"因病致贫"占贫困户的比例高达30%。(4)农村获得信息的渠道极其狭窄。就全国来看，目前网络用户中只有0.3%的用户是农民。
4、社会保险在农村的匮乏。到2001年底，全国有5462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占全部农村居民的15.37%；以四川省为例，截止2003年底，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有369.1万人，占全省农村居民的18-86%。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也刚刚起步，失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接近于零。
5、土地产权残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国家可以依法对土地进行征用，即土地市场被政府垄断，而垄断所得的"超额利润"，农民则得之甚少。由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加之农业比较效益低，导致土地粗放经营、掠夺性经营乃至撂荒现象频频出现。据四川省的典型调查显示，农地撂荒比重已达到10%左右。
6、从社会政治地位上分析。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普遍面临组织化程度低，保护利益弱等突出矛盾。近一亿的农民工更是生活在城市边缘，低收入、低福利、被拖欠工资、超强度劳动、无安全保障、不签定劳动合同等利益被侵犯现象相当普遍。特别是收入问题和社会歧视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日益严重。
7、扶贫资金力度虽大，但收效甚微。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减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1978- 1999年，农村贫困人口由 2.5亿人减少到3412万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在扶贫资金和扶贫人力方面，均加大了农村扶贫的力度，但减贫的效果却不甚明显。[3]
在农村，传统的社会救济是对农村"五保户"、特困户实行不定期、不定量的临时救济，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困难，但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随意、临时性。特别是对优抚对象的老弱病残和无劳动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关临时送温暖难以解决他们长期生活困难的问题。记者从福建省民政厅了解到，全省农村低保实施半年多来，出现三大不容忽视的问题。
1、农村家庭收入具体计算办法尚需规范。各地反映在审查、审核低保对象时，对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在实际执行时把握和确切计算还有难度；个别地方还存在人户分离，把年老父母与子女分开，单独由父母申请农村低保，而把法律规定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
2、省级转移支付核定的五保户数量与部分地方实际"五保户"人数有偏差。去年福建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对五保户供养采取省级专项支付补助办法。由于多年来各乡镇未认真执行国务院颁发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对象的评定和发证工作没有正常开展，致使调查摸底人数偏少，影响了五保户的准确核定。
3、县、乡(镇)负担资金能否持之以恒按时足额到位，还有待今后加强督促。这次调查了解，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县、乡负担的保障金，仍有部分地方可能难落实。[4]
目前，农村低保工作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认识上的误区。①德政工程论。目前包括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许多人对低保工作的法制性认识不足，认为低保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现行的工作方式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随意性较大，钱多了就多保一点，钱少了就少保一点，因钱定人。②经济决定论。也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认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资金不足，所以爱莫能助。就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言，经济和资金实力的确是一个重要条件，但绝不是决定因素。③城市优先于农村论。不少人认为，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最起码还拥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城市三无人员、下岗人员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因此，城市低保工作比农村低保工作更迫切、更重要。在实践中重视城市低保工作，忽视和轻视农村低保工作
2、农村低保对象界定标准上的困难。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人有其自身特点，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难：第一，收入难以货币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粮食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第二，收入的不稳定性。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三，由于农村养老金制度远未普及，那些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医、子女求学等方面的困难加大。
3、低保资金难以落实到位。主观层面上，部分基层政府部门对农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资金的挤占挪用；客观层面上，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完全依赖财政投入。不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收支状况尚属"吃饭财政"，依靠财政解决城市低保问题已勉为其难，对面更广、量更大的农村低保工作，供需矛盾突出、资金缺口难以弥补，这是制约农村低保工作整体推进的一个客观问题。
4、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形势的变迁。在户籍制度放开、人口流动频繁的新形势下，农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地相对分散，而基层民政部门人员配备较少，由乡村两级逐一调查核实的工作量较大。[5]
在当前，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偏远山区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正常劳动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获收入都只能勉强维系基本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学，那就会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如果是五保户、残疾人家庭，则常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证。虽然地方上会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但是每个月几十元对当前的物价水平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很多农村特困家庭经常借米下锅。
因此，在城市低保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建议有关部门把农村五保户、特困群众纳入低保范畴，扩大覆盖面、提高标准额：对五保户最好能办理农转非户口，实行集中供养，执行城镇的低保标准；对特困群众则依据困难情况，由财政拨付专项资金，给予适当的定向补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确保他们的基本生产、生活。也许有些地方要说财政困难啊，没有钱啊等等。事实上，很多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们如果能少开几次兴师动众的大会、少买些高标准豪华轿车、少进几次宾馆娱乐场所，这点钱还会省不出来？关键是领导同志们心目中有没有装着老百姓的利益，有没有把百姓的冷暖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6]
二、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很多地方的城市都对生活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低保制度却忽视了农村的特困群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举措。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殊性，加之受各种因素影响，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极为缓慢，有的甚至呈现负增长。而我国其他非农行业近几年都发展迅猛，由此导致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也因此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适当增加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缓解社会矛盾将发挥积极作用。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发达国家经验证明，要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的是城镇人口，这是不够全面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同时农业由于受科技落后、种植模式和管理模式落后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利位置。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适应市场，就显得尤为迫切。
3、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对等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举措。从农民角度看，他们不仅上缴农业税以及名目繁多的费直接为国家财政做出贡献，而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间接为国家积累大量财政资金，且这种积累方式目前还在持续。按照利益对等原则，政府以财政资金向社会提供服务及公共产品，作为这些服务及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该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税费的农民。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政府向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与城镇居民一样，农民也应该享受社会保障服务。结合我国各级财政实际状况，目前应先建立农村人口低保制度为宜。[7]
第二种观点认为，具有最低生活保障作用的土地保障功能日趋弱化。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土地在充当农业家庭经营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成为包括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托。这也是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持反对观点的主要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农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出现日趋弱化的态势。主要原因是：(1)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的走势，农民得自于土地的经营性收入大幅下降。 (2)农村土地的税费负担过重。以1999年为例，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加2.2，但人均农业各税却增加了5.8。日趋沉重的税费负担，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视土地为包袱，出现严重的土地"抛荒"或无偿转让现象。(3)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而不能凭借出售土地的收入来为自己提供保障，因而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主要体现于就业保障，即保障自己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然而一旦农民由年老或其他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保障功能将随之消失。[8]
第三种观点认为，能否在农村真正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难点在于资金的筹措。资金缺乏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原则上这部分资金应该来自于财政，通过各级政府来筹措，因为开办社会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立意。我国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够普遍建立起来，关键就在于政府的全力支持，并在资金上给予保证。但是这种主要靠政府、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的办法，在经济条件尚好的地方才有可能维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难度很大，这直接影响到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征收社会保障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专项基金。
征收社会保障税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且这种税已成为仅次于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类，在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我国实际看，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必要和可行的。[9]
第四种观点认为，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2820万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他们认为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开发扶贫投入少，而且更见效。
这份题为《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指出，中国政府从1986年以来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开发性扶贫计划。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2002年底的2820万。剩下的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或最终需要搬迁移民的。剩下的未获温饱人口中，有相当大部分也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或体弱多病失去正常劳动能力的。对这几部分人口继续沿用开发性扶贫方式，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基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出现的新形势和特点，中国应该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村未得温饱人口的贫困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具备这样的财力与能力。
第一，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如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确定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径计算，这仅需要27.07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的0.12％。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
第二，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人均627元）是根据满足普通农村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费需要制定的，食物支出部分占全部支出83％。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来看，农民人均收入达到这一标准，平均来说，应该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水平。这一标准低于人均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最低保障线也往往是低于国际贫困线的。
第三，由于各地的物价水平与相对生活水平不同，627元的最低标准，对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于部分中部地区来说是低了一些。在具体发放农村低保时，中央财政可按统一标准向各地支付低保资金。而各地可根据地方的财力与具体情况调高本地的农村低保标准。
"建议书"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意味着当前的开发式扶贫工作可以放松。事实上，以人均收入1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衡量，除了这2820万人之外，中国还有约6000万纯收入介于627到869元的低收入人群。他们刚刚跨过温饱线，极易返贫。但是与上述的2820万人不一样，这部分人是有生产能力的，开发式的扶贫方式对他们更为适宜。[1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保障待遇"上，农村"低保"标准应由县级市、区民政部门会同农村工作、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每年由民政部门提出保底指导标准。标准的确定和调整，还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当地农村年人均实际生活水平；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费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对于同一地区的"低保"对象，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不同待遇"。如把"低保"农民分为"失地农民"和"非失地农民"，给予不同的"低保"资金。土地实际上一直承担着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拥有土地的农民在土地上尚有一定的收入，而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生活来源。所以对两者的"低保"资金也要制定不同的标准。
从工作发展情况看，经济较发达地区条件比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标准、办法有别的农村"低保"。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社会救济任务繁重和地方财政困难等因素，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难度相对较大。农村'低保'资金筹措多是由县(市区)、乡(镇)、村(居)按比例承担。但县、乡财政紧张，村级财政没有稳定的来源。因此，农村"低保"大面积推广，还存在不少难题。
新出台的政策应将享受"低保"视为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政府对他们的一种施舍，不得设定各种附加"条件"和"义务"，让更多的困难群体有尊严有保障地拿到"活命钱"。[11]
第六种观点认为，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键环节。表面上看，农村有8亿人口，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在财力上会承受不起。这也是很多人对农村建"低保"持消极态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只要标准适宜，操作得当，建立农村"低保"的财政负担并不重，在财力上是可行的。
目前，每年中央扶贫资金总量超过300亿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100亿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扶贫的财政资金每年近140亿元。如果这些资金用于建立"低保"，甚至可以把"低保"标准提高到目前的绝对贫困线之上。此外，目前民政部门每年支出近14.2亿元，已经在为2289万农村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会救济，而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与贫困人口重合的。将现行的农村社会救济与新建立的全面"低保"制度统筹起来，财政上的负担可以进一步减轻。另外，由于实际支付的低保资金是补足家庭人均收入和贫困线之间的差额部分，因此，实际的支付数额将低于按贫困线支付的数额。
每年需要投入的财政资金和资金所能覆盖的贫困人口。在财政投入和城市低保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低保制度解决现有的农村贫困问题。很显然，如果降低低保标准，仅仅利用现有的公共扶贫资源，就可以覆盖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对现有扶持农村脆弱群体的公共资源进行结构调整，而不会对财政资金的总量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政策的延续性角度出发，应该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作是现有的专项扶贫计划的延伸和完善，是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化的过程。由于改变以往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会提高社会救助的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将以前的扶贫资金，尤其是扶贫资金中财政投入的部分，转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不仅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建立农村社会救助的长效机制。[12]
第七种观点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进一步强化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与社会保险制度强调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不同，社会救济制度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甚至生存。因此，国家对于社会救助对象要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制度的职责。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包括五保户制度、救灾救济、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等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普遍化的社会救济制度，也是发挥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当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继续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政策，使农村贫困人口既真正得到救助，又有利于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其次，政府有责任强制性推动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疗保障是目前广大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政府有责任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大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以保大病为重点，并兼顾公共卫生保健。再次，在完善家庭保障的基础上适当扶持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发展。同时，还可以考虑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赋予农村土地"永佃权"，使地租成为农村老年人口的重要收入来源。[13]
三、对策建议
在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而国家财政目前又无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将城乡低保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❻ 农村养老保险国外研究综述，必须有国外一些学者的观点，求帮助
多少字呢。什么时候要，
我来帮你看看。
❼ 求劳社保专业毕业论文，文献综述：关于农村养老保险中政府责任。最好是国内国外学者观点都有哦
不要代写论文的回抄答你
那可能就没有人回答你问题了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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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上有Q
❽ 河北农村失地养老保障有什么新政策呢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今天，农村社会保险越来越受到政府、理论界和广大学术界的关注。郑功成(2002)认为，农村养老保险的停滞潜伏着巨大风险，主张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宜“进”不宜“退”，宜早不宜迟。“进”应该是正视现实，在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而不是不顾客观情况一哄而上(王芳、王天意，2005)。鉴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计划生育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中，在重视社会救助的同时，要把社会养老保险作为重心来抓(刘书鹤，2001)。东部地区基本上具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中西部地区个别省份具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合理的方案是在中西部选择部分发达地区试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待条件成熟后再全面推行(王国军，2002)。本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做一综述，去粗取精，以利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
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多数学者均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这一制度的条件，但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尚不具备。有代表性的观点出自何文炯等(2001)。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于农民，都是处在该国工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工业化由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即工业化靠自身积累且其剩余能反哺农业时期。这时，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农民收入大大提高，农民人口相对一国人口总数已不占绝对多数。而目前，中国农村多数地区仍处于相对封闭的小农经济阶段，且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他们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全国而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然后逐步扩大其实施范围。不管是发达的农村地区还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都应建立综合性、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对付农民的老龄化风险。梁鸿(1999)在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财力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根据“发展优先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必定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福利病”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再加上中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已达到相当程度，因此，现阶段中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
第二种观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已经具备。卢海元(2003；2004)认为：①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条件基本成熟。2001年，以美元计价，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185元)已经超过欧洲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的最高水平(爱尔兰，1998年为9580元)。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达到5774美元，也超过了发达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平均水平(5226美元)时。2002年，中国农业GDP比重已经下降到15%。可以说，中国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目前已经基本具备。②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条件基本具备。首先，中国GDP将突破10万亿元，财政收入也突破1.7万亿元，经济发展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和手段都已具备。其次，由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中西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农村，已经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再次，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一方面打破了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方式，另一方面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这些都要求中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后，加入世贸组织要求严格限制使用农产品价格保护等与之相抵触的农业政策。为避免农业受到重大打击，为避免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对农民实施更有效的保护。不失时机地为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郭秀亮、范作雄(1997)认为，农村能否顺利推行社会保障，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作保障；其二，农民有较为强烈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参与意识。前者是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硬件”，是物质基础，后者则是一种软件，是顺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而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氛围。基于此，他们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中国农业产生了巨大的质的飞跃，已初步具备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首先，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为集体经济组织缴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提供了可能；其次，农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民具有了较为强烈的社会保障参与意识；再次，存在通过国家政策性调节措施(向高收入阶层征税和在国家财政中设立社会保障支出项目直接拨款)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可能。
二、政府责任
不能以政府对农村居民没有承诺为借口来拒绝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郑功成，2002)。陆解芬(2004)认为，政府必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运营中起主导作用。具体而言，政府的责任主要可分为：第一，政策责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政府应起主导作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和前提。第二，财政责任。一项社会政策的执行，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持，其中，财力支持是最重要的。第三，法律责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这种强制性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来保证。李迎生(2005)认为，政府担负着构建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兑现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以及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等重要职责。当前，为保证政府切实地履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职责，需要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对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趋势应有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估计，以及实践上的偏差——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
三、模式选择
建立和完善以农民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适应各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坚持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是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新创造(赵瑞政、王爱玲、任伶，2002)。
第一个观点：分类分层。郑功成等(2002)认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进行分类处置，优先考虑已经非农化、城市化的农村户口劳动者，优先考虑响应国家号召的农村计划生育夫妇，优先在发达地区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及其他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先行一步。郑秉文等(2001)认为，按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模式，要做到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序发展。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改变目前农村既定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实施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接近的制度形式；在农村中等收入地区，农民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可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养老金产品来实现。总而言之，在一种渐进的动态整合中，逐步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统一(陈志国，2005)。
第二个观点：“三结合保障”。杨翠迎(2005)认为，面对庞大的农村人口群，单纯地靠哪一种养老方式都难以担此重任。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袁春瑛等(2002)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有学者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然要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供养为辅的模式(阎昆，2000)。
第三个观点：创新制度。卢海元(2003)在《实物换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之路》中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行“土地换保障”；进城农民工实行“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的“双轨制”；乡镇企业职工实行“股权换保障”+“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闫艾茹(2003)和孙洁(2004)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政府目前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做出的现实选择，也符合国际养老保险的发展方向。
四、筹资模式
目前，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集模式的探讨较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采取怎样的基金筹集模式?多数学者(例如郑秉文等，2001；杨东乐，2005；刘翔，2006；等等)赞成《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提出的“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资金筹集模式，认为它比较符合中国农村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福利国家养老保障的弊端。相反的观点(例如高和荣，2003；赵建国，2004；等等)则认为，这种筹资模式下，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不仅会造成资金来源不足，降低其保障水平，而且会影响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难度。
五、基金管理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委托保险公司管理是一趋势。刘贵平(1999)认为：①由于政府垄断经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容易出现官僚作风、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的后果，所以，不应放弃和排斥依托于保险公司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②实行按季节或按年度缴费符合农村实际，而按年度缴费更符合农村实际情况，但养老金按月领取比较好。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该是“按年缴费，按月领取”；另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应实行封闭运行，将其归集在财政专户。即一方面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集中在省级管理；另一方面委托专业管理机构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运营。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模式从国家经营向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转变过程中，政府承诺的最终担保所起到的稳定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实际上，专家理财也有风险，为此，政府应承担最终担保(牟放，2005)。目前，以县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中，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际上担当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人的角色，却不具备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资格。对此，可行的办法是在中长期内，一是建立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集中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省一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集中管理一个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二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的省份，应当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开展、基金积累规模较大，同时具备相应的基金管理人才和技术的省份。三是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归集、支付和基金收益的分配(赵殿国，2004)。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商业保险公司有助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推行。罗世瑞(2004)指出，农民的养老问题关键在于经济保障，农民的养老问题可以采取让农民参加商业保险的办法来解决，不依赖于国家财政支持。商业人寿保险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农民可根据缴费能力、保障需要和其他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险种。但是，中国农村寿险市场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经营主体单一、费率不合理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引入相互保险形式，增加保险市场供给主体，降低费率，激活农村保险市场，推动中国农民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郑功成等(2002)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不能对商业保险公司寄予过高的期望，更不能指望依靠商业保险来替代政府承担的责任。
六、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对于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方法，建立以就业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涂文明，2004)。但是，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专家学者又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一个观点：土地使用权置换保险金。张时飞、唐钧(2004)和楼喻刚、金皓(2002)提出了“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建议，即从土地征用款中确定一定数额建立失地农民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他们认为，土地征用款是农民失去土地后维持生计的唯一资本，政府利用这一“历史性时刻”积极弓[导失地农民投资于养老保障，是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只有切实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才能降低企业吸纳失地农民的成本，增强失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从而为他们的长远发展拓宽空间，进而形成“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闫艾茹(2003)认为，国家在征用土地时，对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可让其直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并根据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为5年以上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促进农民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养老保险的平稳过渡。土地使用权置换出的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个人账户，增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积累；同时，还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促进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加快农民城市化进程。常进雄(2004)认可“土地换保障”的理论，认为上海市“小城镇保险模式”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第二个观点：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党国英(2004)提出，现阶段应该建立“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让农民能够陆续使用出售土地所获得的资金和这部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将这两部分资金与地方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统一起来，使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一致的社会保障水平或者比城市居民略高的社会保障水平。
此外，设计一种替代耕地占用补偿金的新税种(例如叫“农地交易特别税”)，实行累进制，将高出一定水平的货币化的级差收益集中到国家手里，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就是说，对于一些大中城市的郊区和一些发达的对外开放地区，在土地交易总收入中扣除了必要的部分(主要是农民的安置费和“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资金这两个部分)以后，对其余部分实行累进税，将相当一部分资金集中到国家手里，形成全国统筹使用的“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的主要用途是：第一，对一部分失去耕地以后所获得的补偿收入不能满足生活保障需要的农民进行援助。特别在一些落后地区，由于公用事业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土地征用中，农民有可能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偿(因为土地的市场价格很低)，需要“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进行转移支付，以帮助这里的农民。第二，开垦或复垦一部分土地，安置因公用事业征地而丧失土地的农民。第三，补充“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资金的不足。
第三个观点：实行“三方”付费制。宋斌文、荆玮(2004)倾向于给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应是个人账户式的完全积累制，采取“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其中，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30%，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出，直接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以备调剂使用；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40%，从土地补偿费中支出；个人负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交，集体和个人所缴资金进入个人账户。他们认为，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险的支出标准要低于城镇职工，并且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风险准备金，以应对将来养老保险的支付风险。鉴于政府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难以一次性拿出全部资金，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以向失地农民发放债券的形式支付，等以后土地有收益再分阶段向农民个人账户注入资金。同时，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参加商业保险。
第四个观点：“农转工”。成得礼、董克用(2004)提出，吸收失地农民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对于“农转工”人员，要按照将其农龄按一定的比例折算为工龄的办法，使农龄与工龄接轨，从而将这部分人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对于自谋职业人员，要为其开辟参加养老保险的渠道，对达不到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允许一次性补缴，使他们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失地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在无业或失业期间不再有任何收入来源，也不再有退回农村的可能，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拓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内，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七、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
鉴于农民工数目庞大和短期内其转移潮流不可能停下来的事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焦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他们在农村的父母的养老保障造成了极大影响，但同时，经济因素、文化认同、权益意识的觉醒等，对他们自身未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在政策、立法和管理上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不应该重城镇、轻农村(戴卫东，2005)。
(一)第一个视角，总体原则
第一个观点：分类参加。郑功成(2002)认为，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必要设计两个以上的方案供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有较长时期的劳动关系和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无稳定职业的农民工(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自主选择，并作为全国性的政策出台；否则，养老保险可能演变成一种不确定的强制储蓄，从而失去这项政策的本源意义。政府在实施此类政策之前，还可以先对农民工进行适当分类，对达到规定居住年限及有相对固定住所和单位的农民工，给予享受本市居民权益的资格条件，并正式纳入当地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而对不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则另提方案加以解决，并视情形逐步纳入。
第二个观点：城乡逐步统一。李迎生(2001)主张将进城农民逐步纳入城市职工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原因在于改革以来，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已在城市和小城镇居住多年，职业、生活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和城镇企业职工已无二致。他们实际已和农村脱离了联系，再让他们向家乡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缴纳社会保险金，已不现实，只会给当事双方造成困难和不便。从农民工收入来源、农民工养老保险具体操作、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管理和监督角度来考虑，也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把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为宜(曹信邦，2005)。
第三个观点：回乡参保。杨立雄(2004)认为，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体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破，目前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可行的方案是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在适当时机，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在资金筹集和缴纳方式上应实行差别对待：东部地区，采取强制保险，以农民个人交纳保险费为主，集体补贴为辅的方式；中部地区，采取自愿参加为主，个人缴纳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西部地区，采取自愿参加为主，个人缴纳为辅，实行中央、省(区)、市(地区)三级政府补贴的方式。
(二)第二个视角，账户设计
第一个观点：个人账户比例化。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工资水平低，多数农民工是“离土不离乡”，简单地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前既无条件也无必要。有土地的农民工，可按“土地换保障”的方法换算出积累额，计入个人账户。当前主要的工作是为农民工建立与城镇企业职工规模相同的个人账户。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其中，雇主按员工个人缴费工资的10%缴纳，员工按本人缴费工资的5%缴纳。对雇用农民工的企事业单位，除缴纳保险费享受税前列支政策外，还可按其缴纳的保险费额度，确定给企业减免一定期限(例如5— 8年)和比例(例如缴费额的5%)的税收，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工的个人账户进行间接补贴，可使企业和农民工直接感受到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扶持，提高企业和农民工缴费的积极性。同时，通过间接的财政支持，政府作为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的作用也得以体现了。农民工在转换工作时，养老金个人账户可随同转移，退休后按规定领取养老金(闫艾茹，2003)。
第二个观点：“混合型”养老保险制度。徐赛嫦(2003)认为，应该建立“混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一，企业按大、中、小等级缴费建立社会统筹账户，并采用现收现付方式支付给老年农民工。国家养老保险机构将所有企业缴纳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汇合统筹，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保险金，平均注入当前本地区的每一按时缴费的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妨称个人账户中的这部分基金为基本养老保险金。另一部分基金采用现收现付的支付方式，平均打入当前已经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的统筹账户。两部分基金的比例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老年农民工的生活保障需求而定。当地区差异逐渐减少时，企业缴费标准和企业缴费分配比例将逐渐实现全国统一，并最终达到现收现付部分的全国统筹。其二，以自愿原则为前提吸引农民工建立个人永久性账户，采用完全积累模式管理基金。农民工可以凭借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在务工城市建立个人永久性帐户(帐号与身份证一致)，并可随时查询。其三，进行规则和信息的全国统一。制度只有被法律的形式确定后，其实施才有合法依据，地方立法才有约束，规则才能全国统一。只有规则统一了，才能符合农民工的需求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跨地域转移。另外，只有建立以地市一级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实现全国范围内地方之间的信息互联互换，才能及时无误地处理养老保险关系的地区之间转移和接续事务。
第三个观点：弹性养老保险制度。卢海元(2005)提出了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缴费门槛较低、缴费方式灵活、可随人转移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弹性”主要涉及个人账户的缴费、政府对个人账户的补贴、待遇调整、覆盖对象。改变现行制度设计中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只有到达领取养老金年龄才能动用基金的传统规定，允许农民工通过保险证质押借款的方式，解决其生产、生活面临的资金困难。
八、简要评论
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整个制度还未定型，因此，学术界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仍处在争论之中。在认可中国农村有条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以及政府应该承担该责任的基础上，学者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对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政策。例如，有学者(卢海元，2003)在借鉴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物换保障”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土地换保障”(陈颐，2000；常进雄，2004；于淼，2006)、“住房换保障”(潘岳，2006；袁友文，2006)等理论。究竟孰优孰劣，莫衷一是。
第二，对整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相对较少。鉴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特殊性，学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设计显得冷落，更多关注的是对失地农民、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从长远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的角度看，如果对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先制定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这一点，不能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态度。
第三，没有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在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时候，仍然静止地以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为蓝本去分析。除了该方案是一个草案外，十几年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除了要考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外，还要考虑农村社会分层、文化、伦理、权益意识的觉醒等因素。
第四，缺乏对非经济影响因素的理性分析。在分析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因素时，大多数学者偏爱从经济因素去看问题。事实上，在农村，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笔者认为，传统文化、道德伦理以及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在更大程度上阻碍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戴卫东）
❾ 我国有哪些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从1889年德国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到今天，养老保险制度早已成为工业化国家普遍覆盖全体公民的一项最基本社会保障措施。从各国推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模式。世界上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投资资助是最普遍、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开始于19世纪的德国。
投资资助型养老保险，是通过国家立法强制雇主和劳动者分别按一定的缴费比率投保，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多层次的养老金制度，退休金一般由普遍养老金、雇员退休金和企业补充养老金组成。国家在财政、税收和利息政策上给予扶持。
投资资助型养老保险制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与缴费义务相联系，即与员工工资挂钩，但缴费和享受待遇的量并不一定完全对应。
这种制度可以实现一定的基金积累，作为支付的后盾，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的冲击。
（2）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模式。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由国家和雇主负担全部养老保险费，雇员个人不缴纳。是一种完全福利型养老保险制度，这种制度会使政府和企业负担沉重，高福利和高税收并存。
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险有以下特点：
①实施范围广。一般覆盖全体国民，甚至包括在本国侨居一定年限的外国居民，是一种人人皆养老的养老保险制度。
②与个人收入无关。即养老金的给付与在职时的工资、投保时间、对社会的贡献大小等无关，只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均可获得相同数额的养老金。
③养老保险金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国家财政补贴。如丹麦养老保险基金的90%由国家财政提供。
（3）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