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养老金对冲基金

Ⅰ 俄罗斯 养老金 三支柱是什么。。跟中国的一样吗 不一样的话，那中国的是什么

俄罗斯：形成了以建立由基础养老金、保险养老金及积累养老金三个支柱构成的养老保险制度。
1 基础养老金：为固定给付制；
2 保险养老金： 与工作期所缴纳的保险费的数额相对应，多缴费者多得养老金，这样就加强了养老金给付水平与工作期工资的联系；
3 积累养老金： 根据个人账户基金的运用情况确定给付水平.
中国：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社会统筹金，另一部分是个人账户。
1 社会统筹金： 就是由国家和企业每年按一定比例拿出一部分钱，来支付养老金；
2 个人账户：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开设一个个人银行户头，每月交纳一定的保费存入个人帐户，到退休后再支取。

Ⅱ 2008经济危机后期,美国国债利率大幅下降并保持低利率水平很长一段时间,是否合理

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而不可能大量抛售手上的美国国债，股市的风险仍然很大，而目前的情况不是很明朗，就中短期而言，美国的国债持有者们很难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对于投资者而言，目标市场只有那么几块，如果美圆大举流出美国，将推升美圆利率，从而严重打击世界经济，进入期货市场的资金也会减少，巴西的底子太薄，找不到美圆的合适替代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在于象中国这样的债主已经被拴在美国的利益链上了，任何对美国不利的经济举动都将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渠道反过来伤害中国的经济。中国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今后少买美国国债。而对于美国的债主来说，是极不情愿看到美联储靠印钞票的方式来购买美国国债的，因为这意味着债主们的权益将在必然到来的通货膨胀中减少。。，看低美圆是个趋势，但也应当看到，但这决不意味着股市是一个胜过国债的好去处，经济危机还没有见底，不定时炸弹还随时可能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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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国内投资者的选择问题,这是个难题。从长期看，向中国的转移已经将国内制造业掏空，长期的财政赤字和0利率政策使得日本经济弱不经风。金砖四国，正如前说的,第二句则是不能随意下断语的一个疑问美联储购买美国长期国债将导致国债价格上升。。.
如上说述，那些风险偏好稳健的投资者更愿意投资国债。
对于债券市场而言，在各个公司破产频现的今天有几个投资者愿意买公司债。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昭示，它无法撼动国债市场的资金。最后只剩下国外市场了，并通过贸易和资本渠道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从而也会影响美圆的流入！
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而敏感的，任何异动都可能改变整个资金的走向。外汇市场也是个投机市场，它能吸引的资金是有限的？相对而言，国债的风险要小的多。对于股票市场,美联储的做法已经改变了长期国债的的既期利率，赶在通胀之前抛售美圆及美国国债是理性的选择，但为什么还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债主们没有其他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能长期的改变长期国债的利率。如果象中国、日本等持有巨量美国国债的国家。
因此美国长期利率的飙升仅仅是个理论上的存在，在实际中我们不会看到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带动下，中国是外资的最好去处。
但是。。，美股走出了一波比较大的反弹，欧洲？不行,国债的既期利率下降，本来就与国债市场离的比较远，又经历了货币的大幅震荡。看来看去只有中国才是“救市主”财政赢余+外汇赢余+外贸赢余+汇率升值预期+金融业没有开放+高储蓄+医疗改革+开发农村市场。、美圆资产失去信心而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名义利息是不变的,因此国债的既期价格的上升就意味着国债的既期利率下降.你问题中第一句是对的，印度还不错可是市场还太小容不下太多的资金。。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对美圆、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和国外的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因为国债的既期利率等于国债的名义利息/既期价格，看一下期货市场的成交量就知道了，而且容量太小，如果没有出现好的机会（比如象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可能唯一的希望也只有这了，但是俄罗斯的石油依赖症很严重。
美联储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问题。日本？不行严重依赖出口，衰退的比美国更严重。对于期货市场，本来就是一个投机的市场，他吸引的是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那么当然有可能使美国国债重新走低，从而使美国的实际利率抬升

Ⅲ 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后果严重

本来，俄国经济经过连续6年下降，在世界经济中已微不足道，它的GDP仅占全球的不到2%。俄金融市场规模也很小。到1997年股市最兴旺的8月的日成交额也不过1亿美元。这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无足轻重。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配角可撼动全球经济，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惊慌呢?这里有三个原因。
一是，由于从1997年7月到1998年8月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几乎都相继出了问题，使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纷纷撤资避险，形成连锁反应，俄罗斯当然也在其中。8月俄罗斯金融市场崩溃后，9月上旬短短两周内，巴西也出现外资撤走140亿美元、外汇存底从700亿美元减到500亿美元的金融危机。下次将轮到谁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关注热点。
二是，美国对冲基金染指俄罗斯金融市场，并在俄8月17日那次汇市大跌、股市崩盘、国债停市中遭到了巨大损失。这是造成全球效应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现已获悉，外国投资者在俄那次金融大风波中约损失330亿美元，其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即对冲基金)亏损25亿美元，索罗斯量子对冲基金亏损20亿美元，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亏损4.88亿美元，现已面临被德意志银行合并的可能。现行的对冲基金借巨资进行金融投机，一旦失利，提供贷款的银行即闻讯逼债，甚至惊动政府出面救急(如美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由原来的“暗箱”操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多方面惊恐，形成连锁反应。
三是，德国是俄罗斯的最大债权国，俄罗斯出现由金融危机引起的信用危机很快波及德国乃至欧洲。俄迄今已欠德国750亿马克(约合444亿美元)，其中主要是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俄罗斯金融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影响德国债权人的安危，因此引起震动。其冲击波也传到了欧洲金融市场，如法兰克福股市上的DAX比价曾一度下跌3%；巴黎股市的CAC40指数下跌1.76%；阿姆斯特丹股市下跌2%；苏黎世股市下跌1.6%，等等。
俄罗斯金融危机把俄罗斯经济推向深渊，1998年经济下降已成定局，估计1999年经济还将下降。这是坏事，但这也可能促使俄转变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抛弃货币主义一套作法，成为俄绝处逢生的转机。从普里马科夫3个多月来的作为看，只要以后政局稳定，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

Ⅳ 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 谁来说下全过程 详细点

俄罗斯金融危机
【内容提要】文中较详细地分析了俄罗斯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8月经历的由三次金融大风波构成的金融危机的起因、政府应对政策、后果。指出根本原因是俄本身经济虚弱；具体诱因则略有不同。第一次大波动主要是外来的，由东亚金融危机引起的；第二、三次则主要是俄政府的政策失误，引起对其不信任所致，国际金融炒家染指俄金融市场也是产生全球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进程与原因
俄罗斯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8月经历了由三次金融大风波构成的金融危机。其特点是，金融大波动的间隔越来越短，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最终导致两届政府的垮台，甚至波及全球，产生全球效应。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三次金融大风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长期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导致生产萎缩，经济虚弱，财政拮据，一直靠出卖资源、举借内外债支撑。但具体诱因，则有所不同。第一次大波动主要是外来的，由东亚金融危机波及之故，第二、三次则主要是俄政府的政策失误，引起对政府的不信任所致，国际金融炒家染指俄金融市场也是产生全球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金融风波发生在1997年10月28日至11月中旬之间。
本来，俄罗斯自1992年初推行“休克疗法”改革后到1996年生产连续下降，到1997年才出现止跌回升，但升幅很少，只0.8%。俄于1996年起对外资开放，人们看好俄金融市场，纷纷投资股市和债市，因股价上升潜力大，回报率高。俄股票面值定得很低，平均只值50美分到4～5美元之间，股票回报率平均高达1倍以上；国债的回报率也在20%以上，而且80%是3～4个月的短期国债，兑现快。1997年是俄经济转轨以来吸入外资最多的一年。俄从1991年起一共吸入外资237.5亿美元，其中1997年即达100多亿美元。但是外资总额中直接投资只占30%左右，70%左右是短期资本投资，来得快，走得也快，这就埋下了隐患。1997年10月间，外资已掌握了60%～70%的股市交易量，30%～40%的国债交易额。
1997年7月泰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俄金融市场的影响还不大，因8～9月间还有大量外资涌入。及至10月韩国大爆发金融危机立即对俄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因在俄金融市场中韩资占有一定比重。韩本国发生金融危机，韩资急忙大量撤走，以救其本国之急，其他外国投资者也纷纷跟进，结果，自1997年10月28日到11月10日间由于大量抛售股票，股价平均下跌30%，股市殃及债市和汇市，后者也纷纷告急。当时央行拿出35亿美元拯救债市，以维持国债的收益率吸住外资。虽然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5%，但外资依然撤走了100亿美元。
第二次金融大波动发生在1998年5月～6月间。这次大波动的诱因则主要是国内的“信任危机”引起的。这次至少抽走资金140亿美元。具体原因主要是3条。
一是，长达月余的政府危机引起投资者对俄政局的不安。1997年3月23日总统出于政治考虑，突然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及解除其总理职务，引致政府、总统与杜马在新总理任命问题上的争斗。经过三次杜马表决才勉强通过基里延科总理的任命。在这一个月政府危机期间，经济领导受到很大影响，政府少收税款30亿美元，使拮据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同时，由于新任命总理基里延科年轻，资历浅，缺乏财团、政党的支持和治国经验，人们对新政府信心不足，那时已有部分投资者开始撤离。
二是，俄罗斯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突然暴露在世人面前，引起投资者的心理恐慌。其实，俄自1992年以来一直存在财政赤字，由于政府采取发行国债、举借外债、拖延支付等所谓“软赤字”办法加以弥补，再加上偿付债息不包括在预算支出内，因此公布的财政赤字不高(除1994年赤字占GDP10.7%外，其余年份均在3%～4.6%之间)[2]民众不甚了解其实际严重程度(实际在8%～10%之间). 1998年大笔债务陆续到期，拖欠需要偿还，新政府要承担偿债任务，责任重大，才公布了财政债务危机的严重情况。俄罗斯生产一直下降，财政收入基础越来越小；再加上税种过多，税率过高，引致企业税务过重，因此逃税现象十分普遍，几乎一半单位偷、漏税；拖欠工资额不断增加，1998年上半年又增200亿卢布，总数达700亿卢布。国际能源价格下降，使俄少收入50亿～70亿美元。俄为支撑经济生活运转，不得不大量借新债还旧债，而且要借更多新债。除还内债外，还要弥补财政缺口，于是债务越滚越多，形成债务金字塔。到基里延科接任总理时，俄内债达700亿美元(其中国债达4500亿卢布), 外债达1300亿美元。1998年预算中偿旧债和补赤字加在一起，占国家开支的58%。当时财长承认，今年至少需再借100～150亿美元才能渡过难关。
三是，议会修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是引起这次金融市场波动的导火线。“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已有28%的股票售予外商。可俄国家杜马又专门通过关于该公司股票处置法，规定外资拥有该公司的股票份额不得超过25%。这样一来，引起外资对俄政府的不信任，纷纷抛售股票。这个公司的股票在两周内下跌40%，别的股票也跟着下跌25%～40%。受此影响，国债价格急剧下滑，收益率被迫由50%上升至80%，更加重了政府还债的负担。美元兑卢布的汇率上升到1∶6.2010～6.2030，超过俄央行规定的最高限额6.1850。而且，这次私有化政策变动已影响后续私有化的推行。最明显的例子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拟出售75%股份而无人问津。当然，这也与世界石油市场价格暴跌、人们不看好石油生产有关。
面对上述不断发生的金融市场动荡，基政府当时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三条。
首先，保卢布，办法是提高利率。央行将贴现率由5月19日的30%不断上调至5月27日的150%。短短8天，提高了4倍。6月4日起曾降至60%，但不久又上调至110%。同时抛售美元干预汇率，外汇储备由年初的200亿美元减少到150亿美元。
其次，由举借内债转向举借外债。俄从1993年到1998年5月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但代价很大。据报道，财政从市场每筹1卢布资金就要花费12卢布的代价，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的利息一般无如此之高，故而俄于1996年11月起大规模发行欧洲债券，并已筹得约45亿美元，1998年拟再发行60亿欧洲债券。1998年7月13日又从IMF为首的西方大国金融机构借到226个亿美元的贷款。
第三，延长整个债务的偿还期，以缓解还债高峰。俄当时的内外债务总额不算高，还未超过GDP的44%。其主要问题是还债集中，短期债务缺乏偿债能力，当时俄债务构成中绝大多数是借期不到一年的短债，近三年间将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由于3～4月间的政府危机，增加了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购买国债大量减少。1998年4月俄发行国债不到200亿卢布，而当月还本付息高达367亿卢布，借新债已抵不上还旧债，财政更加紧张。当时测算，1998年下半年内每月需归还310亿卢布，如新的国债乏人购买，税收又困难，则还债额要超过国家月收入的40%。因此必须改变还债的期限结构，用借长期新债来归还短期旧债，以错开还债高峰。IMF原承诺年内将分3期先提供148亿美元，无疑对俄推迟还债高峰起一定作用。原以为，俄这次金融危机由于IMF和西方大国出手支援可能得以缓解，至少能稳定半年。殊不料，不到一个月，于8月中又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第三次金融大波动，而且导致基里延科新政府的垮台。
这次金融大波动的直接诱因是由于基政府贸然推行三项强硬的稳定金融措施，导致投资者对政府的信心丧失，叶利钦再次临阵换马，更加剧了危机的严重程度。
8月1日基政府推出稳定金融的经济纲领，投资者对其能否产生预期效果，信心不足。因社会经济形势已相当严峻，政府的增收节支措施难以立竿见影，反映在债券上外资不愿购买俄有价证券，相反还抛售手中的证券。俄报称为“黑色星期一”的8月10日那天，世界证券市场上，原苏联欠外国商业银行的旧债券的价格跌至面值的36%，俄新发行的欧洲债券只值一半。8月11日，俄国内证券市场的短期国债券收益率激增至100%。俄政府为增强投资者信心，对8月12日到期的国债进行清偿。财政部将7月13日从IMF得到的48亿美元贷款中拨出10亿美元用于清偿，余下38亿美元增加外汇储备。原以为当天付出的53亿卢布中会有一部分再购债券而回笼。殊不知，债民不但未购新债券，还将大部分清偿款用于购进美元，其余则或撤出市场，或留在手中以待时机。第二天(8月13日)国际大炒家索罗斯在报刊上公然敦促俄政府卢布贬值15%～25%。当天，俄国际文传电讯社计算的100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大跌，跌到仅及年初的26%, 跌掉74%。若干外资银行预期卢布贬值，纷纷要求俄银行提前还贷。在这期间美国的标准-蒲耳氏计算机统计服务公司和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都宣布降低对俄外债以及俄主要银行和大工业集团的信誉评估等级。同时，7月份税收只征收到120亿卢布，而执行预算每月不少于200亿卢布，缺口很大。在这些内外压力下，政府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眼看国债券又将陆续到期，年底前政府需偿还内外债240亿美元，而当时外汇储备仅为170亿美元，不够还债，更难以干预外汇市场。政府在此内外交困形势下，就贸然决定，于8月17日推出了三项强硬的应急措施，即：第一项，扩大卢布汇率浮动区间，调低卢布汇率的上限到9.5∶1。这实际上是将卢布兑美元的汇率由6.295贬至9.5，贬值50%以上，市场有此预期，以后卢布汇率必然大跌，10天内跌到20～21∶1，将稳定了3年多的卢布汇率一下冲垮了。
第二项延期90天偿还到期的外债，估计有150亿美元。
第三项转换内债偿还期，将1999年12月31日前到期的价值达200亿美元的国债转换成3、4、5年期限的中期国债。在转换结束前，国债市场暂停交易。
这三项措施一公布，立即引起舆论大哗，股票大跌而停摆，卢布汇率猛跌，后来，央行干脆宣布任由卢布自由浮动，老百姓挤提卢布以兑进美元，或者抢购消费品。卢布汇率失守，股市更是一泻千里。到8月28日，俄国际文传电讯社综合指数所包括的100种股票的市价已跌至159.2亿美元，比年初的1033.56亿美元，下跌85%，后来干脆停业，变成一文不值。
[编辑本段]后果
俄罗斯这次金融大风波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使本国已是困难重重的经济雪上加霜，还震撼了全球金融市场。
首先，国内居民存款损失一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2～3倍，国产品也连带成倍上涨。9月份，消费物价上升40%，超过1992年2月的上升36%，成为转型以来的最高。居民实际工资收入下降13.8%，近1/3的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整个经济下降5%，工业--5.2%，农业--10%，外贸--16.1%.
其次，大批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损失惨重。西方报刊已惊呼“俄罗斯金融寡头们的没落”。它们前期为牟取利差，曾大量借取利率较低的外债，估计共约300亿美元，兑为卢布后，购进高回报率的国债券。现在卢布贬值，国债券又要由高利、短期转换为低利、长期，里外损失巨大。仅金融七巨头之一的SBS-农业银行当时就握有相当于10亿美元的国家短期债券，顷刻之间不值几文。据估计，商业银行中有一半濒临破产。俄罗斯的SBS-农业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已被暂时置于中央银行管理之下，其余几家大银行不得不将自己的商业账户转移到俄罗斯储蓄银行。由于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组成中左政府，金融7巨头与政治关系基本被割断，势力大为削弱。
第三，俄罗斯金融危机波及欧美、拉美，形成全球效应。本来，俄国经济经过连续6年下降，在世界经济中已微不足道，它的GDP仅占全球的不到2%。俄金融市场规模也很小。到1997年股市最兴旺的8月的日成交额也不过1亿美元。这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无足轻重。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配角可撼动全球经济，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惊慌呢?这里有三个原因。
一是，由于从1997年7月到1998年8月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几乎都相继出了问题，使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纷纷撤资避险，形成连锁反应，俄罗斯当然也在其中。8月俄罗斯金融市场崩溃后，9月上旬短短两周内，巴西也出现外资撤走140亿美元、外汇存底从700亿美元减到500亿美元的金融危机。下次将轮到谁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关注热点。
二是，美国对冲基金染指俄罗斯金融市场，并在俄8月17日那次汇市大跌、股市崩盘、国债停市中遭到了巨大损失。这是造成全球效应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现已获悉，外国投资者在俄那次金融大风波中约损失330亿美元，其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即对冲基金)亏损25亿美元，索罗斯量子对冲基金亏损20亿美元，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亏损4.88亿美元，现已面临被德意志银行合并的可能。现行的对冲基金借巨资进行金融投机，一旦失利，提供贷款的银行即闻讯逼债，甚至惊动政府出面救急(如美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由原来的“暗箱”操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多方面惊恐，形成连锁反应。
三是，德国是俄罗斯的最大债权国，俄罗斯出现由金融危机引起的信用危机很快波及德国乃至欧洲。俄迄今已欠德国750亿马克(约合444亿美元)，其中主要是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俄罗斯金融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影响德国债权人的安危，因此引起震动。其冲击波也传到了欧洲金融市场，如法兰克福股市上的DAX比价曾一度下跌3%；巴黎股市的CAC40指数下跌1.76%；阿姆斯特丹股市下跌2%；苏黎世股市下跌1.6%，等等。
俄罗斯金融危机把俄罗斯经济推向深渊，1998年经济下降已成定局，估计1999年经济还将下降。这是坏事，但这也可能促使俄转变经济改革和发展道路，抛弃货币主义一套作法，成为俄绝处逢生的转机。从普里马科夫3个多月来的作为看，只要以后政局稳定，是有可能出现转机的。
内容如下：1998年8月，俄罗斯媒体中"Default"这个外来词成为当年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金融危机对俄罗斯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不但卢布对美元比价暴跌，居民储蓄大幅缩水，也实际上摧毁了整个俄罗斯脆弱的金融体系。

俄罗斯前中央银行行长谢尔盖·杜比宁回忆说，1997年10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此后连续10个月，俄罗斯为生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当时国家大量发行国家债券，向市场投放大量外汇，结果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存底急剧减少。

这样，俄罗斯政府就面临两难选择：或者继续维持"货币走廊"的汇率浮动政策，或者支持债券市场。俄罗斯政府最后选择了前者，但金融局势并没有好转，卢布开始大幅度贬值。当时俄罗斯有一家很著名的银行，叫做SBS农业银行，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居民开始大量收购外汇，一天之内俄罗斯居民仅在SBS银行就抛出了5千万美元的卢布。银行前总裁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说，当时甚至出现了一笔购买5美元的业务：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在领到退休金后，马上跑到银行，把微薄的退休金换成了美元。

杜比宁认为，如果不是当年居民大面积的挤兑风潮，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不会如此深重。他说，当时很多人有种幻觉，似乎卢布贬值和金融危机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但是当卢布急剧贬值的时候，没有人会购买新的国家债券，这样为了弥补财政危机，俄罗斯政府只能从中央银行以贷款方式拿到钱。再往下就是恶性通货膨胀，通膨率达到五位数，发行货币的票面价值以"万"为单位，很类似今日的津巴布韦。

据中央银行数字，1998年俄罗斯资本净流出量为110亿美元，资本流出的结果是俄罗斯无力维持6卢布兑换1美元的汇率水平，于是迫不得已宣布卢布贬值。当年在俄罗斯财政部负责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阿列克谢·库德林说，俄罗斯当时没有采取预防性的货币贬值政策，因为俄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身上，希望能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汇支持，此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曾出售援助过波兰。但这一次俄罗斯显然失算了。

还在俄罗斯政府宣布破产前，在98年8月初，联邦政府召集俄罗斯银行和金融界人士开会，当时的总理基里延科、政府高官丘拜斯、杜比宁、亚历克萨申科等人列席。政府官员们见不一致，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令银行和金融界巨头们也无所适从。杜比宁后来回忆说，中央银行在7月份时曾建议将所有国家债券兑换成美元，而只有不超过10%的赵券持有人对此表示同意。

当联邦政府和国家银行开始同信贷机构开始谈判后，闻风而动的金融界陷入恐慌，一时间政府和银行算不清楚谁到底欠谁的钱，欠钱的数额是多少。俄罗斯政府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政府无力偿还如此数量的国家债券。联邦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债务重组，但是债务重组的对象只有两家银行，俄罗斯中央银行和俄罗斯储蓄银行，因为这二者手持的国家债券数量综合超过总数量的50%。其他信贷机构和个人手中的国家债券将由联邦政府分期偿还。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了众多信贷机构的一致反对，他们要求所有的债权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最初代表俄罗斯政府和债券持有者进行谈判的是第一副总理尤里·马斯柳科夫，后来是主管税务的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等到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卡西亚诺夫开始主持谈判后，谈判才取得了进展。卡西亚诺夫曾成功地将伦敦俱乐部债务重组，他担任俄罗斯政府谈判代表后，将债权人分为两组，一组以德意志银行为代表，另一组以J.P.摩根公司为代表。

谈判进程异常艰苦，债权人之间的意见也不统一。俄罗斯政府最后逐一说服了债权人接受俄罗斯的债务重组方案。债权人最终还是承担了一部分损失，凡是持有年收入17%卢布债券的公司遭受的外汇折算损失不超过10%，同样在八月初购买俄罗斯国家债券（年收益率为30-70%的债券）的债权人将获得的外汇折算收益率为3-4%。最后的结果是，平均算下来，原来进入债券市场，希望获得50%回报率的投资人只回收了7-8%的卢布盈余，个别投资人进入市场时计算的年投资回报率高达160%，但结果只回收了卢布结算的票面价值的本金。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众多银行收到国家债券的高额回报诱惑，于是纷纷向西方银行贷款，用外汇贷款大笔购进国家债券。所以很多银行在8月17日联邦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债券后，这些银行不但资金短缺，同样也无力偿还西方银行的贷款。

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俄罗斯大型银行必须购买俄罗斯国家债券，购买额不得少于5000亿旧卢布，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周，俄罗斯储蓄银行动用巨资购进国家债券，这笔资金相当于银行吸收的所有储蓄存款总额。

杜比宁说，如果俄罗斯银行资金流动体系被摧毁，那么此前脆弱的金融体系本身也随之被摧毁。当储户们在银行门口排起长队，纷纷要求提款时，只有阿尔法银行一家动用股东们的资金，满足储户们的提款要求，而其他银行纷纷宣布倒闭，实际上没有完成对储户的商业承诺。

在98年金融危机中，受害最深的还不是俄罗斯国家债券的持有者，而是以卢布为收支货币的普通民众。金融危机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动荡，俄罗斯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要把民众的利益放到第一位来考量，是此后历届俄罗斯政府领导人得到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

Ⅳ 对冲基金是什么样的金融衍生品具体的盈利操作模式是什么样的

在2007年的金融行业大事记上，“对冲基金”这个词汇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而且往往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令人精疲力竭的荷兰银行(ABN AMRO)收购大战中，对冲基金TCI和Atticus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收购企图，使荷兰银行落入了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的手中；在今年7月到8月，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高盛(Goldman Sachs)和巴黎银行(BNP Paribas)的几个对冲基金严重亏损，成为了次级按揭贷款崩盘的导火线；在次级贷款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对冲基金的表现呈现出两极分化，有的因为赌博成功而大赚一笔，有的则因为亏损过重而黯然退场。作为一个整体，对冲基金行业在2007年的表现还算及格，在扣除管理费和利润分成之后，总体盈利12%左右（截止2007年10月31日，数据由Barclay Hedge提供），高于大部分发达国家股市和债市的回报率。 提到“对冲基金”，中国人会立即回忆起乔治-索罗斯，这个投机天才领导的量子基金(Quantum Fund)曾经成功进行对英镑和泰铢的投机，引发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且差一点使香港金融市场崩溃。不仅仅是中国人这么想，在许多国家的民众心目中，对冲基金经理是一群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心家、阴谋家，是对政治经济局势进行超级豪赌的吸血鬼。但是，以上观点只适合于以索罗斯为首的一小撮“全球宏观对冲基金”(Global Macro Hedge Fund)，这些基金紧紧盯着各国宏观经济局势，企图在全球财富创造与流动的大环境中进行激动人心的宏观投机；大部分对冲基金却并非如此。在对冲基金经理这个群体中，有人像巴菲特或彼得-林奇那样坚持基本面分析，做坚定的价值投资者；有人像索罗斯那样对政治脉搏和经济周期非常敏感，视投机为生命；还有人像数学家或物理学家那样醉心于数学公式和计算机模型，试图通过科学手段找到稳定的盈利模式。近年来，又出现了类似于私人股权公司(Private Equity Firm)的对冲基金，它们不仅满足于买卖股票和债券，还试图主动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与治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对冲基金都试图取得稳定的超额收益：它们希望在市场上升的时候能够赚钱，市场下跌的时候也能够照样赚钱，同时尽可能降低自身承担的风险。 对冲基金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游戏，只适合机构投资者和大富翁玩。在美国，个人投资者想要投资于对冲基金，必须至少具备100万美元的金融资产（不包括土地、房屋等实物资产）以及20万美元以上的可支配年收入。事实上，为了做到分散投资，一个人至少要拥有上千万美元的金融资产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投资于对冲基金，这就把99%的美国人排除在了投资群体之外。只要投资者总数控制在100人以下，对冲基金可以不在美国证交会注册，不进行信息披露，在经营管理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作为限制条件，对冲基金不能进行广告宣传，其中许多甚至连网站都没有，完全依靠个人关系和经纪人的介绍来招揽投资者。投资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每年2%的管理费和20%的利润提成，比传统的共同基金高的多。如果一个对冲基金经理足够天才，他可以在两三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例如著名数学家、文艺复兴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在2006年获得了高达14.6亿美元的管理费和利润分成，几乎相当于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CEO的薪酬之和。资历更老的对冲基金经理，例如索罗斯、罗杰斯(Rogers)和兰伯特(Lambert)之流，早就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的常客了。在华尔街取得一定成就的交易员和分析师，往往会选择开设自己的对冲基金，虽然失败的几率很高，一旦成功却可以带来数不清的利益与荣誉。 由于对冲基金只向富人开放，往往被媒体谴责为“让富人更富的工具”。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拉美债务危机都有对冲基金的影子，今年的次级贷款危机也使某些对冲基金飞黄腾达，但这些成就都与中小投资者无关；恰恰相反，对冲基金的成功往往伴随着大部分投资者的失败，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慈善捐赠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等涌入对冲基金，使平民百姓能够间接享受到它们的回报。此外，中小投资者还可以买进“对冲基金的基金”(Funds of Hedge Funds)，这种基金投资于其他对冲基金，一般不设立最低投资限额，对投资者的净资产也没有限制，而且可以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即便如此，在对冲基金领导的全球财富再分配中，富人获得的份额总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有平民百姓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和人脉优势，可以更容易地找到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使自己的财富规模变得更大。2005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贫富差距都接近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点，其中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和其他贵宾理财工具的贡献很大，金融家们不停地帮助世界上最富裕的1%设计理财方案，99%的中小投资者却被边缘化了。 平心而论，对冲基金具备某些特殊风险，可能的确不太适合中小投资者。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持有空头仓位，持有金融衍生工具，并且采用很高的财务杠杆，以求尽可能提高风险收益比例。某些对冲基金还投资于流动性很差的证券（次级按揭贷款就是一个例子），甚至像私人股权公司那样投资于非上市公司的股票，还有对冲基金专门投资破产公司的证券，这种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问题在于，对冲基金经理经常利用监管方面的漏洞，进行内幕交易、恶性投机，承担过于巨大的风险，这种行为实际上使金融市场变得更不稳定。一旦危机降临，那些赌博失败的对冲基金要么疯狂抛售，要么禁止投资者赎回，有的甚至伪造业绩，让投资者以为事情还没有变糟。这些行为都严重违法了法律和职业道德，不仅损害了对冲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也损害了整个市场的利益。 今年的次级贷款危机，同时展示了对冲基金的优点和缺点：优秀的对冲基金经理可以利用市场危机获利，但糟糕的对冲基金经理却使得市场危机更加严重。危机的起点是贝尔斯登旗下的两个自称投资于“高级抵押证券”(High Grade Mortgage)的对冲基金遭受沉重打击，由于财务杠杆比例过高，投资者的钱几乎一分都没剩下，其中包括巴克莱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钱。贝尔斯登在历史上一直是最出色的抵押证券交易公司，既然它的基金都出了问题，那么谁还能独善其身呢？在恐惧之下，投资者纷纷抛售抵押证券，与房地产抵押贷款有关的股票也纷纷大跌。结果，第二个打击出现了——高盛旗下的一个自称“市场中性”的股票对冲基金在短短一个月内亏损26%，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当巴黎银行旗下的抵押证券对冲基金遇到问题时，这家银行宣布禁止投资者赎回投资，其他对冲基金管理机构争相仿效。很多遇到麻烦的对冲基金还拒绝披露具体的损失数字，借口“市场流动性不足，无法公允定价”，以避免投资者的指责。以上不负责任的行为加剧了市场恐慌情绪，投资者们几乎歇斯底里地抛售所有与次级贷款有关的证券，余波直到现在还未平息。当然，那些事先赌博次级贷款将要崩盘的对冲基金赚的盆满钵满，但总体来说这是一场负和游戏，绝大部分人都是输家。 华尔街各大投资银行在次级贷款风暴中受到的打击颇深，原因之一就是对冲基金游戏玩过了火。几乎所有顶级投资银行都有强大的对冲基金管理部门，摩根大通、高盛和巴克莱旗下的对冲基金规模可以列入世界前十；而且投资银行还大量利用自有资本进行自营交易，这种交易的性质与对冲基金非常类似，采用的策略几乎一模一样。对冲基金经理们根据他们对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形势的判断，对房地产抵押证券进行投机，而高盛、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投资银行的交易员们也在这么做。有些投资银行还投资于自己经营的对冲基金，例如花旗就是自己旗下几个对冲基金的最大投资者。投资银行不满足于扮演传统的中间商角色，大胆投入对市场波动的赌博，固然能够在平时大幅度提高收入，却会在危机爆发时雪上加霜。根据今年华尔街各大巨头的财务报告，除了高盛因为赌博次级贷款即将下跌而逃过一劫，其他巨头都蒙受了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巨额损失，这些损失基本上都来自自营交易和旗下的对冲基金。受损最严重的美林和花旗的CEO还因此丢掉了职位。对冲基金游戏导致如此严重的下场，恐怕是这些投行高管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为什么很多历史业绩良好的对冲基金会在次级贷款危机中倾覆呢？如果你观察贝尔斯登、高盛和花旗的几个出了问题的对冲基金，你会发现过去几年它们的盈利都比较稳定，看不出有亏损的趋势；然而一旦亏损，后果就无法挽回。原因很简单：在债券领域，尤其是房地产抵押证券这种复杂的结构化债券领域，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高度依赖计算机模型，交易过程变成了一场数学游戏，由一大堆数学家、统计学家和金融工程学家制订游戏规则。计算机模型无法预测未来，只能根据历史数据和模型制订者的假设得出结论。如果假设出现错误，或者未来的市场环境出现显著变化，计算机模型就变成了废物，原先被认为价值连城的资产就将一钱不值。直到次级贷款危机蔓延开来，许多对冲基金仍然宣称自己采用的是“风险很低的策略”，几乎不可能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其实类似情况在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中就曾经出现，当时著名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雇佣了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一大堆才华横溢的程序设计师，为其设计非常精巧的套利模型，试图捕捉政府债券交易中的微小获利机会；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俄罗斯政府债券会突然违约，结果这群伟大的科学家最终亏的血本无归。在今年夏天遭遇同样的灾难之后，华尔街痛定思痛，开始反省过去过于迷信数学推理和计算机模型的风格，“人脑取代电脑”成为了对冲基金改革的主题之一。至于这一改革能否持续下去，还很难预料。 依赖电脑的对冲基金大亏了一笔，依赖人脑的对冲基金却在2007年大出风头，尤其是那些依靠战略决策和人际关系取胜的所谓“行动主义”基金。传统的基金经理只对企业的财务价值感兴趣，对企业管理层面的问题并不关心；行动主义基金经理却喜欢主动影响企业的重大决策，通过资本运作、战略重组和管理层更替来提高企业的价值，从而获得利润。传统的基金只是在市场中发掘潜在的财富，行动主义基金却在主动地创造财富，所以它们的定位更像企业家，而不像投资家。在荷兰银行收购战中，它们的威力得到了集中体现。 荷兰银行是一家拥有1.5万亿美元总资产和7万员工的超级全能银行，其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大洲，在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私人银行业务上都颇具实力。但是，由于各项业务整合情况很差，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都很缓慢，最近几年的股票回报率落后于欧洲同行。今年2月，位于伦敦的行动主义对冲基金TCI向董事会和股东写信，要求在股东大会上讨论将荷兰银行拆分并出售，引起了分析师和媒体的一致叫好。为了自救，荷兰银行董事会急忙请来了英国第三大银行巴克莱担任“白衣骑士”，两家银行迅速展开了合并谈判，并于4月中旬敲定了细节，荷兰银行股价因此上涨超过30%。但是，对冲基金TCI对这一结局仍不满意，联合其他股东与苏格兰皇家银行、西班牙国家银行(Banco Santander)和比利时富通银行(Fortis)接触，终于促使这三家银行提出了比巴克莱银行开价更高的收购方案。与此同时，位于纽约的对冲基金Atticus也对巴克莱银行施加了压力，使巴克莱管理层难以将收购进行到底。在两家对冲基金和其他行动主义投资者的默契配合下，巴克莱的收购方案以失败告终，荷兰银行于今年10月落入苏格兰皇家银行之手，股价至此累计上升50%。这桩惊天大收购给TCI带来的回报是丰厚的：它手中握有3%的荷兰银行股票，至少产生了15亿欧元的利润。 受到TCI的成功事迹鼓舞，对冲基金纷纷向欧洲其他大公司发起挑战。著名的行动主义基金Knight Vinke对汇丰银行(HSBC)董事会发出了制订重组计划的要求，董事会在多次抗拒之后，不得不与该基金举行圆桌会谈；世界最大的无线通信运营商沃达丰(Vodafone)也受到对冲基金的压力，开始考虑改变公司战略与资本结构。在美国，类似现象早已屡见不鲜，著名的行动主义对冲基金ESL于几年前收购了美国第二大连锁超市凯马特(Kmart)，接着又收购了历史悠久的西尔斯百货公司(Sears)，通过出售资产和改良业务，使股价一飞冲天，基金经理兰伯特由此赢得了“巴菲特第二”的美誉。在人们心目中，收购公司多数股份并改变企业发展战略，似乎是私人股权公司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了对冲基金的新舞台。有的媒体把行动主义基金经理称为“新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无论是荷兰银行这样的庞然大物，还是西尔斯这样的传统企业，都无法摆脱对冲基金资本家的魔掌。 对冲基金越来越多的卷入企业战略和并购决策，对财富创造与流动是否起到了积极作用？基金经理们当然认为自己是财富的创造者，因为拆分和收购可以提高荷兰银行、凯马特这样的绩差企业的效率，发掘潜在的价值，最终扩大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不少企业高管和媒体认为，对冲基金是急功近利的投资者，它们希望的是短期利益最大化，没有耐心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例如荷兰银行的业务整合本来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假以时日很可能走出泥潭，但TCI等对冲基金没有给它这个机会。某些基金经理频繁地对企业管理层指手画脚，可能扰乱企业的发展战略，对长期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当对冲基金经理们为一次次成功的交易干杯时，企业员工、消费者和监管部门却在为他们的成功买单。荷兰银行被收购之后，至少需要裁减2万到3万个职位，客户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各国监管部门也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监督并购流程；ESL在收购凯马特和西尔斯的过程中，也大量裁减了员工，并关闭了许多历史悠久的业务部门。从某种程度上讲，行动主义对冲基金把大量财富从员工和客户手中，转移到了股东手中，这符合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却可能无助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 从宏观经济的层面上看，对冲基金通过对商品期货和外汇的投机，对全球范围的国家财富流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力。全世界专门从事商品投机的对冲基金规模高达1830亿美元，考虑到期货交易的杠杆效应，它们的实际能量超过1.8万亿美元。再加上可以投资商品期货的“多策略对冲基金”(Multi Strategy Hedge Fund)，投机者对重要商品价格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著名基金经理罗杰斯发出“商品市场有十年大牛市”的预言之后，更多的基金经理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热门商品投机的浪潮。2007年，多种重要商品的价格达到或接近了历史最高点：石油突破每桶100美元，黄金突破每盎司800美元，铜价一度超过每吨10000美元，燃料油、天然气、铝、铅和其他工业金属的价格也出现剧烈波动。虽然商品价格上升受到了美元贬值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过热的影响，投机者的热情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以石油为例，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从2006年初的每桶60美元涨到2006年夏天的80美元，在2007年初暴跌至约55美元，此后缓慢回升到70美元，今年9月以来则暴涨到近100美元，如此剧烈的波动不可能完全由现货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解释。根据纽约能源对冲基金中心(Energy Hedge Fund Center)的统计，约有200家对冲基金对原油、燃料油和其他形式的能源产品进行大规模投机，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占据整个北美能源期货市场的28%，交易量则在过去五年内增长近200%。美国最大的石油精炼商之一——特索罗公司(Tesoro Corp.)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原油价格本来应该是每桶60美元，但对冲基金等投机者却利用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性，把它推到了90美元。在次级债危机爆发时，许多对冲基金不得不抛售原油以补充现金，现在它们纷纷返回市场继续进行投机，这使得原油价格的波动性更加剧烈。 长期暴涨的商品价格，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各国等自然资源出口大国的福音，却使中国、日本等自然资源进口大国付出了沉重代价，美国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商品价格上涨还带动了自然资源类企业的股价上涨，石油公司、钢铁公司、矿产开发公司成为了投资者的新宠儿，必和必拓、米塔尔乃至中国石油都是资本市场的受益者。此外，太阳能、风力能源、核能和清洁煤等“替代能源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仅仅中国大陆的太阳能企业就有十多家在美国上市成功。作为投资者，对冲基金经理的职责只是为客户谋取最大利益，但他们的交易行为却给全球财富流动带来了深远影响。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经济的复苏，中东各国经济的强劲增长，非洲投资热潮的兴起，乃至近年来自然资源类企业的兼并重组风潮，都是商品价格暴涨引起的连锁反应；当对冲基金经理们对能源、贵金属、基本金属和农产品等商品期货合约进行投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推动着一次全球经济体系的重新洗牌，也刺激了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崛起，给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外汇产品方面，对冲基金活跃地进行现货、远期合约、互换合约和一系列其他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对各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进行各种赌博。美元汇率的暴跌，日元汇率的回升，以及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都有对冲基金的一份贡献。按照中国媒体的惯用词语，它们代表着所谓的“国际热钱”。当然，相对于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力量，对冲基金的实力仍然是薄弱的，它们只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或者顺从已经形成的趋势，以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任何对冲基金经理代表的都是客户资本的利益，与传说中的所谓“国际金融战争”有本质的区别。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对冲基金产业已经变得过于庞大，过于难以驾驭，即使是发达国家的监管者也不得不对其忌惮三分。对媒体公开的对冲基金资产接近2万亿美元，不公开的对冲基金至少有数千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GDP。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和欧洲都开始酝酿针对对冲基金的严厉监管措施，包括强迫其在证交会注册、扩大信息披露，甚至对交易策略进行限制等等。在政治与法律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开始转为“离岸基金”(Off Shore Fund)，将注册和办公地点转移到监管力度比较薄弱的国家，其中就包括亚太地区的香港、新加坡等地。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资本市场大牛市，加剧了对冲基金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目前香港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之外最大的对冲基金基地，有些国际对冲基金还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代表处。可以想象，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进一步开放，股指期货、期权等衍生品不断推出，对冲基金在中国股市和债市的活动将越来越频繁。中国本土也必将诞生自己的对冲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一种创造财富的新途径。

Ⅵ 一个历史问题

楼上回答的很好 大概专业人士看到也会佩服 但是好象提问的小妹妹是初中生吧?也不怕把人家累着
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在此之前的 1929 年夏天，美国还是一片歌舞升平，夏季的三个月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由 268 上升到391, 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人们见面时不谈别的，只谈股票，直至9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但是，10月24日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 86000 家企业破产， 5500 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 由危机爆发时的 1044亿美元急降至 1933 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 150 万猛升到 1700 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 1913 年。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为了保证价格农民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同时 人民却得不到最基本的生存保证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这种情况下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 32 届总统。他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历史上被称为“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 , 即复兴 (Recover) 、 救济 (Relief) 、改革 (Reform) 。由于大萧条是由疯狂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也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被称为“百日新政” (1933年 3月9日至6月16日 ) 期间制订的15 项重要立法中 , 有关金融的法律占 1/3 。罗斯福于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总统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在罗斯福的要求下，3 月 9 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 , 允许尽快复业。从 3 月 13日至15 日，已有 14771 家银行领到执照重新开业，与 1929 年危机爆发前的 25568 家相比，淘汰了10797 家。罗斯福采取的整顿金融的非常措施，对收拾残局、稳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 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罗斯福在整顿银行的同时，还采取了加强美国对外经济地位的行动。从 1933 年 3月10 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开始，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 , 美钞停止兑换黄金 ;4月19日 , 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 6 月 5 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 1934 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 30 亿美元纸币 , 并使美元贬值 40.94% 。通过美元贬值，加强了美国商品对外的竞争能力。这些措施 , 对稳定局势 , 疏导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间，罗斯福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还竭力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这两个法 律成了整个新政的左膀右臂。罗斯福要求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在得到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说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 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 , 他们的贡献将是为 1 至 10 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的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中小企业的发展，为美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救济工作。 1933 年 5 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 1700 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但这部分财源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失业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办到。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促请国会通过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 25 万人，在遍及各州的 1500 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 200 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 740 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 9 个月，月 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对于千千万万依赖州、市养活的人们，罗斯福还敦促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救济机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 之间的使用比例，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 ( 政府先后拨额 40 多亿美元 ) 和民用工程署 ( 投资近 10 亿美元 ) ，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 , 先后吸引了 400 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 50 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 2300 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 180 亿美元，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 1000 座飞机场、12000 多个运动场、800 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这一笔钱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不同渠道和消费，又回到了资本家手中，成为以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消费和个人投资的“引动水”。

从 1935 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为此，制定了《社会保险法》，法律规定，凡年满 65 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 10 至 85 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 , 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 1 ％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

1937 年5月24日 , 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 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由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 1937 年 10 月 12 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 1938 年 6 月 14 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 ( 又称《工资工时法》 ) ，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 40 小时工时，每小时 40 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 16 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 18 岁以下工人。关 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 5 万美元纯收入和 4 万美元遗产征收 31 ％， 500 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 75 ％；公司税过去一律是 13.75 ％，根据 1935 年税法，公司收入在 5 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 12.5 ％， 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 15 ％。

到 1939 年，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从 1933 年的 742 亿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 2049 亿美元，失业人数从 1700 万下降至 800 万 , 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为后来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达100亿美元，农场主为了销毁“过剩”的产品，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

“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疯狂的20年代”暗藏危机

1920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经济危机。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在股票、债券等“经济泡沫”的影响下迅速增长，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从1923年直到1929年秋天，每年的生产率增长幅度达4％。与此同时，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虽然清教徒传统的价值观念仍在农村中流行，但在城市中的主导道德观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财致富成了人们最大的梦想，投机活动备受青睐，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及享乐之风盛行。相当一部分人终日沉醉于物质享乐之中，而精神生活则体现出浮躁和粗鄙，以至于许多美国历史学家把这时的美国称为精神上的“饥饿时代”或“疯狂的20年代”。

上个世纪20年代的繁荣虽然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这一繁荣本身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首先是美国农业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农村购买力不足。1919年时农场主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6％，而在1929年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8.8％，农场主纷纷破产。此时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收入的1／3左右。

其次，是美国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极端不均衡。工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而采矿、造船等老工业部门都开工不足，纺织、皮革等行业还出现了减产危机，大批工人因此而失业。这一时期兼并之风盛行，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全美最大的16家财阀控制了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53％，全国1／3的国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另一方面，约60％的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还挣扎在仅够温饱的每年2000美元水平上下，更为严重的是，有2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美元。此外，国际收支中的潜在危机也加深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危机。美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同供应大大超过国内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危机的到来。

1920年，民主党总统威尔逊离任。继威尔逊后的3届共和党总统哈定、柯立芝和胡佛先后执政。有美国史学家认为，“这3届政府在美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时代”，“在这短短10年中，政治生活中道德水平的低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再要低落就连负责公众利益的影子也说不上了。”

“美国往地狱里冲”

1929年上台的总统胡佛是一位靠个人奋斗起家的“美国英雄”。他在竞选演说中对人民许诺，“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但由于胡佛在经济领域顽固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在随后到来的经济危机中应对无力，从而使他的诺言成为一张永远无法兑付的空头支票。当年10月24日，一场经济危机风暴席卷美国。这次危机使生产下降的幅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失业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

从10月29日开始的一周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达100亿美元。为了维持农产品的价格，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到1932年，钢铁工业下降了近80％，汽车工业下降了95％，至少13万家企业倒闭，占全国劳工总数1／4的人口失业。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意在讽刺胡佛总统。除此之外，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被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身上盖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纽约大街上流行这样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新政”把美国拉回人间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就任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罗斯福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政策后来被称作“新政”（NewDeal），其核心是三个R：改革（Reform）、复兴（Recovery）和救济（Relief）。罗斯福的“新政”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场为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肌体内部进行的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罗斯福的“新政”处方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在就职后的第三天，即1933年3月6日，罗斯福宣布全国银行“休假”，这是他所采取的重建银行和经济结构的第一步。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令》，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13日至15日，全国绝大多数银行经过财政部审核，在政府监督下，分批陆续恢复营业。罗斯福对惊魂不定的美国人民说：“我向你们保证，把你们的钱存入重新开业的银行比藏在床褥下更为保险。”6月16日，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建立由联邦承担责任的联邦储备体系。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银行信用很快恢复，银行存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近20亿美元！

在整顿农业方面，从1933年5月开始，新设立的农业调整管理局着手开展了一场雷厉风行的行动，在春夏两季有计划地犁掉了大约1000万英亩棉田，收购和屠宰了大约20多万头即将临产的母猪和600多万头小猪，几千万头牛和羊。物缺则贵的无情法则发生了作用。随着农业生产的下降，加上1933—1934年遭到严重旱灾，农产品价格开始回升。从1932年到1936年农业总收入增加了50％，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包括政府补贴）几乎翻了一番。保持平价的比例从1932年的55％上升到1936年的90％。

1933年春天，罗斯福政府制定了旨在整顿工业的《全国产业复兴法》，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宗旨是订立可免受托拉斯法案限制的公平竞争规约；第二部分提出要成立“公共工程署”，并为此拨款33亿美元。罗斯福称之为“向工业界提出的艰巨任务”。7月又提出订立“一揽子规约”的想法，规定如愿意合作的雇主应保证遵守全国复兴总署规定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标准。200万雇主接受了“一揽子规约”，并在企业门口悬挂以印第安人的雷鸟为蓝本而设计的蓝鹰徽———服从规约的标志。

在“新政”中，“救济”是一个主要方面。在进行直接救济的同时，更主要的方面是以工代赈。罗斯福上任后从一开始就倾注了极大的力量兴办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扩大政府开支来弥补私人投资下降而出现的空白，并解决部分就业问题。1935年4月28日，罗斯福正式宣布工赈计划，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发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

“新政”功过众说纷纭

“新政”刚一推出，就引起美国社会上下的普遍关注，不同政治集团对其给予了不同的评价。罗斯福的坚决反对者、报业大王赫斯特说“新政”就是苛政（RawDeal）；不是榨取富人（SoaktheRich），而是榨取成功者（SoaktheSuccessful）。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约翰·根室说他所听到的关于“新政”的最好定义，是说“那是一些没有骨气的自由派为了那些失魂落魄的资本家而去拯救资本主义的一种企图”。另外还有人谴责“新政”是披上自由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

美国经济学家对“新政”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新政”在鼓舞私人企业的信心方面没有成功，资本主义秩序成功的基本条件是鼓舞企业家的创业精神，而诱发这种精神就需要刺激和补偿，“新政”的一些措施是抑制这种精神的。另一派是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或半追随者，他们认为，只有真正执行大胆的增大开支的赤字政策，才能使国民经济走上复兴的轨道，而罗斯福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

罗斯福“新政”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帮助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度过了1929—1933年的一场空前大灾难。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缓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一席之地。

Ⅶ 为什么这么多人骂索罗斯

索罗斯被俄罗斯迷住了，“它的辽阔，它的历史挑战，它的落后，它永远不能实现的承诺。”在苏联解体之前，索罗斯就在莫斯科成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分部，当苏联解体且代表改革派的叶利钦掌权后，索罗斯一开始并不愿将慈善事业与自己投资挣钱扯上关系（众所周知，索罗斯从来没有攻击过中欧和东欧国家货币，也从不在这些地区投资以获取经济利益）。

1996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公布了自己的市场经济改革方案，大量的对冲基金经理飞到莫斯科，开始在这里投资，俄罗斯股票指数在9个月之内暴涨了2倍，成为新兴市场股市中的大热门——他们似乎忘了，产权和法治在俄罗斯一直都是个模糊概念，但是，人们相信改革派叶利钦政府将解决这一切。

索罗斯也相信了。

1997年6月，索罗斯接到叶利钦政府的紧急融资请求，为了融资，叶利钦郑重承诺，政府将在7月1日前补偿积压未付的国家工资和养老金，但是他需要一个临时美元贷款，以便在最后期限前兑现承诺。

按照正常的思路，索罗斯是不会贷出这么一大笔钱的，一是这违背了他在做慈善的区域不投资的原则；二是根据俄罗斯恶劣的债务状况，这笔贷款很可能得不到偿还。不知为何，此时的索罗斯对俄罗斯的政治参与意愿爆棚——如果他不借这笔钱，未拿到报酬的工人可能会闹事，叶利钦的统治地位可能会崩溃，他决定帮叶利钦渡过难关。

显然，索罗斯违背了金融只能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的原则！

就这样，在一场公开拍卖会上，索罗斯以9.8亿美元的最高价购买俄罗斯电信Svyazinvest公司25%的股权，通过这种方式将9.8亿美元借给叶利钦政府，很多对冲基金及索罗斯团队中其他人都不明白索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要知道，除非叶利钦的改革取得完美成功，否则这些股权根本没有流动性的，无法退出……

Ⅷ 养老金却到65岁才发，俄罗斯还有哪些奇葩制度俄罗斯

奇葩，贵国也马上要延迟退休了，何来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