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为多少

Ⅰ 2019年全国养老保险参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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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指数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通过测算2011年的数据指出，虽然全国养老保险待遇有所提高，但替代率呈下降趋势。其中上海市替代率仅为36.97%，在各省区市中排名最低。全国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明显提高，各省区市间差距明显，最高的北京市为97.18%。
本报告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保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编著，旨在通过建立指标指数体系等量化工具评价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现状，判断中国社会保障发展趋势。
各省养老保险参保率差距明显北京最高97%
报告指出，全国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明显提高，由2010年的39%升至2011年的59.26%。但各省区市间差距明显，最高的北京市为97.18%，最低的广西仅为29.05%。
在褚福灵的评价体系中，北京、上海以超过90%的城乡养老保险覆盖率被评为优秀。广西、吉林、四川的覆盖率均不足40%，被认为属于较差水平。
在全国城乡养老保障覆盖率方面，报告认为水平在不断提高，由2010年的42.78%扩大至2011年的62.38%。这一指标涵盖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农保、城乡低保、农村五保户和优抚制度。
通过指数化分析，重庆市是唯一在这一指标中被评为优秀的地区，覆盖率达到81.51%。青海、山东、宁夏紧随其后。内蒙古、黑龙江、天津覆盖率均未超过50%，位列最后三席。
养老保险替代率呈下降趋势上海最低37%
报告指出，虽然全国养老保险待遇有所提高，但替代率呈下降趋势。全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支出由2010年的月人均1395元，提高到2011年的1558元；相比之下，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却由2010年的51.92%，下降到2011年的51.18%。
从各省区市情况看，替代率差距也较为明显。山东、海南和新疆分别以71.34%、64.73%和64.62%的替代率排名前三；上海、天津及北京的替代率水平位列末席，其中上海只有36.97%，是唯一一个在这一指标体系中被认为处于较差水平的省级地区。
在褚福灵看来，提高替代率需要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只交15年肯定无法达到50%-60%的替代率水平，30年的缴费年限比较合适。
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各地不均衡
报告认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为1.5274，基本处于合理区间。但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结余系数差距明显，存在不均衡现象。
结余系数的计算是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除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根据测算，广东省的结余系数最高，达到4.0656，表示能用四年多；浙江省为2.7985，位于次席；山西达到2.4043，位于第三。
结余系数少于1的省市包括福建、海南、黑龙江、陕西、上海、天津和重庆。养老负担相对较重的上海市，结余系数仅为0.5613，为31个省区市中最低。
褚福灵认为，从全国总体情况看，个别省份养老金缺口现象是存在的，但这是在没有中央补贴的情况下。如果加上累计结余和中央转移支付的部分，就不会有缺口现象。

Ⅱ 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

现在只有部分省市能给农民工上养老保险，主要有许多难处在其中，给你总结一下：
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运作的困境
从各市的实践情况看，参保率低、覆盖面窄是三类制度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东莞，2001年劳动部门登记的外来工达201.46万人，实际外来工已超过400万人，而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只有85万人。2003年，广东省外来工超过1300万人，而全省参加“城北的仅有1100万人，参加保险的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2003年上海市有3.9万个单位为77万外来农民工购买了综合保险，仅占外来劳动力总数的20%。北京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也面临同样的困惑例。为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应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但是各地的政策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困境是政府积极地设计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态度尚未得到企业的拥护与农民工的支持，从而表现为“一头热、两头冷”的矛盾现象。
(一)政府缘于劳动力市场发育、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对“工北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无疑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二元的社会保障体制并未对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农民工进行覆盖，从而在城镇形成了没有社会保障的劳动阶层。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不利于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完善，也不符合成熟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在同一劳动力市场，如果农民工不能像城镇职工那样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待遇，由于在城市生存的需要和心理的不平衡，有可能会有过激行为，引发社会问题，威胁社会稳定与安全。其实，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不光是“减震器”，也是一个“指挥棒”。如果农民工进城打工获得收入，不是出于养家糊口和维持生存的需要，而是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那么，在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工不会去从事危险性的、脏的；苦的或累的工作。自2004年起，全国范围内相继出现的“民工荒”便是佐证。与此同时，解决农民工问题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更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此外，从解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空账”压力的角度看，为农民工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既可以保护农民工利益，又可以聚集资金，缓解“空账”压力，实现政策效果上的“双赢”。基于以上社会背景和现实需要的种种考虑，不少城市政府积极地探索解决农民工利益的长久计策，研究如何将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险制度的问题。
(二)企业对“工北持冷漠态度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降低产品成本、压低产品价格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的手段；而社会保障费是企业产品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被企业看作不利于保持、提高自身竞争优势的因素。因此，在对待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态度上，企业对政府政策并不拥护。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改制时，大量的企业宁愿选择招用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民工也不愿使用下岗职工，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使用农民工就不用支付社会保障费，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目前，部分地方政府要求所在地企业为签发劳动合同关系的民工办理养老保险，结果产生了种种逃避参雹逃避缴费的现象：有些企业为了应付政府部门的检查，瞒报农民工数量，能“少北就“少北；有些企业老板为完成上级的任务，仅给自己的亲属或朋友买保险，使保险利益不外流；更有甚者，出现了有些企业不按照真正的农民工名册参保，名义上企业参保了，但实际上农民工未必清楚。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因保险费收缴工作存在问题，常常使部分企业处于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目前养老保险费统筹部分是通过税务部门收取的，而税务部门在收取社会保险费后，不能立即通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出现了企业缴费与劳动者参保脱节的情况，使许多职工把矛盾转向企业。此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是企业对农民工养老保险不够积极的又一个原因。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在许多时候充当着企业利益的保护神。在这些地区，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表面上虽是强制性的而实际上多数情况却要同企业协商，而且有些地方是遵从企业的意见。如此，企业就可以坦然地不为农民工参保
(三)农民工对政府建立“工北不感兴趣
在对待养老保险的态度上，农民工是真正的理性人，他们并非不领政府和企业的情，他们多数不愿意参加养老保险是有苦衷的。一是贫困制约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我国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民普遍较穷，家底薄，收入不高，而有限的收入还要养家糊口，还指望着去改善住房、置办家具、供孩子上学等，以解决眼前的急需。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多数农民工最需要改善的是经济状况，而不是社会保障；二是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影响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目前全国缺乏较高层次上的保险关系迁转机制，使得保险关系仅限于统筹地区，出了统筹地区，就失去了养老作用。现实中，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多数农民工离开工作单位时，就面临着保险关系转移的问题，由于迁入地没有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没法对接，或者社会保障没有全国联网，也没有实施信息化管理，迁出、迁入手续很麻烦，从而使得多数农民工最终只能选择“退北；三是“退北手续繁琐，让农民工很反感。各地对保险关系发生迁转，都作了个性化规定，可以退还保险费，但由于“退北手续复杂，多数农民工依然不感兴趣。四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意识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没有风险防范意识，也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农民工眼里，干完活，能领到工资，就是最大的保障。他们不知道除了工资外，还有工伤、医疗、生育乃至养老保险也是自身利益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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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养老保险参保率怎么计算

参保率的计算：

1、参保率等于已参保人数占应该人数的比，多数用于社会保险的统计工作内中。

2、社会保险参保率容就是指全国实际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占全国应参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即实际参保人数/应该参保人数*100%=完成率。

(3)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为多少扩展阅读：

基本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负担：企业按本企业职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北京是19%，其他城市可能不同），职工个人按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一般为8%）。

城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以个人身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以所在省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按20%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全部由自己负担。

Ⅳ 我国政策养老保险农村参保率

我国的政策养老保险农村参保率，农村参保率还是挺高的，现在只要允许政策允许他们都会交的。

Ⅳ 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数据

目前在中国，有一部分“亦工亦农、城乡两栖”的农民工，有调查表明，这部分人大约有1.2—1.5亿之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特点是：流动性很强，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社会保险如何覆盖农民工以及在城市间流动迁移的流动人口。
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工的流动与“块块分割”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矛盾。参保的农民工一旦流动，其本应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的“大头”就会被原参保地截留。具体而言，在现行社会保险政策中，有两点规定对流动人口和农民工极为不利：其一，在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本决定实施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支付给本人。”[1]其二，在2001年劳动部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根据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申请，将其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凡重新就业的，应重新参加养老保险。”[2]
以上的规定意味着，农民工必须至少在一个地方工作15年，才能得到“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的待遇；如果流动，则只能带走“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工实际上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15年，所以即使被迫参保，他们也选择了参保后又退保，大多数人当年就拿走了他们的“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而“企业缴费部分”则为当地的城镇职工作贡献了。
以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后地方上获益最大的广东省为例：1998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不到600万人；在出台了将农民工“纳入”的政策后，参保人数急剧增加，到2004年增长到将近1600万人，6年中增加了167%，约占当年全国参保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与此同时，参保的离退休人员却只从143万人增加到220万人，仅占全国参保离退休人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从累计结余的养老保险基金看，广东省也是全国之最，2004年达597亿元，约占全国累计结余基金总额的五分之一。[3]但是，有研究表明，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维持在95%以上”。[4]由此可见，广东省将近600个亿的“累计结余”中，农民工作出了多大“贡献”。
或许有人会提出，即使这样，农民工毕竟也没有吃亏。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联想到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十二年一贯制”——2006年新华社报道：“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在珠三角地区，12年来平均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达到了600元至1000元，到目前仍然维持在这一水平。”[5]——这难道与社会保险的“企业缴费”没有关系吗？
因此，要使社会保险制度覆盖到流动人口，就必须使制度本身能够与其“流动”的特点相适应。现在的思路常常停留在提高统筹层次和等待制度统一，但这在中国可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妨换个思路，看看在没有实行全国统筹的前提下，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
从国际经验看：“在欧盟，劳动者先后在不同的国家就业，……不论在哪个国家工作并缴纳社会保险费，都可以在当地进行权益记录。将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退休，也都可以通过相关凭证就地享受养老保障。”[6]在欧盟不同的国家之间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之内就不能做到？
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制度安排：首先，参保人的最低缴费年限不要局限在一个地方，到退休时可以将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工作的时间累加，如超过15年即承认其资格。其次，参保人在某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并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在其准备向其他地方流动时，可到当地的社会保险机构办一个结算手续并取得一份证明文件，其社会保险交费记录应该由当地机构妥善保存。其三，劳动者在不同地区工作，就会留下若干份交费记录。等劳动者到退休年龄时，可以在不同的地区按以往的记录和退休当时当地的养老保险实际待遇水平领取养老金，有一年是一年（甚至可以精确到月），由相关各地的社会保险机构向其支付。这样，就可以以“不带走”的思路来解决现下经常讨论的流动时社会保险记录如何“带走”的问题。
当然，这样做看起来会很琐碎。但只须在中央和省一级建立一个专门的社会保险金支付的核算中心，为曾经在各省市之间流动的退休人员服务。这样，流动人口就可以在其退休后定居的地方领到其应该领到的所有养老金，然后再由中央的核算中心牵头，实现各省市之间的资金流转。
以上的政策设计可概括为“工作地缴费，分段记录；退休地发放，全国结算”。现在的电脑资讯如此发达，在技术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者，布设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即使将来统筹层次提高，走向全省统筹、全国统筹，都是有需要的。而且，以上方案也可以顺带解决退休后“异地养老”的问题。
有人或许会提出问题：如果农民工退休后的居住地“赖账”怎么办？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各地的社会保险给付仍然会得到中央的财政补贴，这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手段。

Ⅵ 中国养老保险参保率

参保率的计算：
1、参保率等于已参保人数占应该人数的比，多数用于社会保险的统计工作中。
2、社会保险参保率就是指全国实际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占全国应参加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即实际参保人数/应该参保人数*100%=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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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

咸阳市把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并轨，即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合并实施，实行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2011年7月1日开始全面启动实现全覆盖。当月，符合领取条件的城乡居民可领到每人每月80元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于2011年7月1日全面启动，力争7月底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城乡居民全部发放到位，年底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使全市城乡居民参保率达到90%以上，待遇享受率达到100%。
按照《咸阳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我市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统一和调整。一是明确参保范围。凡具有本市户籍、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纳入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可在本人户籍地自愿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应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确有困难的，也可自愿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二是统一缴费档次。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费采取按年缴费的方式缴纳，个人缴费标准全市统一确定为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11个档次。各县市区要严格执行全市统一的缴费档次。要引导群众早缴费、多缴费，最低年缴费标准原则上不得低于本人上年度缴费标准。三是调整财政缴费补贴(进口补)标准。具体补贴标准为：缴费200元(含200元)以下档次的，财政补贴为每人每年30元;缴费300元的，补贴为40元;缴费400元以上(含400元)档次的，每提高一个档次，补贴在40元基础上分别增加5元，最高补贴标准为80元，城乡居民缴费补贴由省财政承担50%，其余部分由市财政承担25%，县市区财政承担75%。个人缴费越多，财政补贴越多，鼓励个人多缴费。四是提高基础养老金(出口补)标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最低不应低于80元，各县市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符合领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高龄老人，可增设两个档次加发基础养老金，其中70至79周岁每人每月加发10元，80周岁及其以上每人每月加发20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补贴由各级财政分级负担，纳入国家级试点县的由中央财政支付每人每月55元，未纳入国家级试点县的，省财政承担每人每月55元的50%，剩余部分由市县两级财政按各县市区人均财力分类承担，基础养老金加发部分资金由县市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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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中国农民工参保率数据

经济发展能否让全民共享，不仅决定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决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口，更要高度重视共享发展的落地与实施。
据媒体报道，作为中国内地独有的符号，农民工正在逐渐完成“更新换代”，第一代农民工开始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二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主体。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总量逾1.6亿人，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约占6成。解决农民工问题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
要把提高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作为重点。第一代农民工出门打工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这些年来，社会保障建设在加快推进，但农民工参保率仍然偏低。2014年，农民工参加五险一金的比重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
外出农民工在工伤、医疗、住房公积金方面的参保率，高于本地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和生育方面的参保率，低于本地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需要着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重点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他们能够在城市中扎下根来，成为真正的新市民。相关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脱离农村，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学在城市，他们与农村之间的联系远比前辈要弱，生活方式城市化趋势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打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无障碍地融入到务工所在地，享受与户籍居民平等的市民待遇。从过去几年各地户籍改革试点的情况看，“十三五”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已具备条件，关键是要下决心打破利益格局，实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破题，到2020年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
同时，加快配套制度改革，比如尽快明晰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责任，建立财随人走、以流动人口变动为基础、财力与事权动态匹配的财税体制。
加快发展中小城镇，也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重要一环。对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融入大城市，难度相当大。这就需要以中小城镇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为重点，加大投资，使中小城镇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
首先，加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投资，填平户籍制度形成的公共福利“洼地”；其次，把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作为中央地方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实质性地提高中小城镇人口集聚功能；再次，加快改革用地制度，推动中小城镇服务业发展和乡镇工业转型升级；此外，重点改善中小城镇的公共基础设施。这样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地融入到城镇中，共享经济发展与转型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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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北京市 农民工 参保率

农民工本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字眼，为什么会被人们嘲笑？就是因为个别农民兄弟的行为实在令人反感。从而破坏了‘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整体形象。人们口口相传，在经过岁月的沉淀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想，把‘农民工’与没文化、没素质、没学历等同起来。“白领”“金领”同理可证。
其实高学历不等于高素质，有些人研究生毕业照样骂大街。有些人小学毕业能见义勇为。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如何，通俗点就是看家教如何！
参考资料：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个又一个躁动的身影，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镇，汇聚成让人叹为观止的亿万农民工大军。他们以打工者的身份吃苦受累，高强度地劳动，支撑起经济的快速发展；他们建设城市，创造财富，提供税收，已成为我们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如今，他们中许多人已青春不再，靠打工那点收入又不足以在城里置业安家，“打道回农村”差不多成为他们必然的归宿。“农民工40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用之而不养之”，农村又怎么可能无限制地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长此以往，将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宗旨，同时还有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这些农民工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更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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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农民工被城市“嫌弃”
8月14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虎坊桥附近的宣武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从中午一直到下午5点，记者观察发现，年轻力壮的农民工最受用工者青睐，一批批不断被招走。而年纪稍大些的则明显不受欢迎，迟迟找不到雇主。今年42岁、老家湖南的张大亮，等了4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对记者说：“外出打工就趁年轻，稍微上个年纪，到哪儿都没人稀罕！”47岁的瓦工王东方告诉记者：“尽管有些手艺，找工作也是一年难似一年！”
不仅仅是张大亮和王东方。在各地的大中城市里，许多打工多年、人到中年的农民工正切实感受着被城市“嫌弃”的滋味。他们虽然工作更熟练、对城市更熟悉，但在体力和精力开始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正被一批批新下火车、源源不绝赶来的年轻劳力所替代。
记者在一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了解到，很多用人单位在招收农民工时，一般都明文要求年龄在40岁或者35岁以下，一些服务行业甚至要求25岁以下。而中年农民工之所以会被企业淘汰，主要原因在于体力的下降。京郊某仓库招收民工30名，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负责招工的翟先生告诉记者：“工人主要干装卸的活，年纪大的怕扛不住。”而一家被服厂只招收25岁以下的工人。招工者说：“我们需要常年夜里加班，干的也是精细活，年纪大的精神不好，手头也不活，基本就没法用。”
返乡农民工与农村“不合拍”
记者了解到，很多农民工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20定出山，40必收山。”讲的是年轻村民必定外出打工，到了中年必然回家。但是，离开城市，“收山”回家的农民工很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很多人不会干农活，他们或者从零学起，或者成为农村闲人。
多年来，许许多多十八九岁甚至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离开校园后就来到城市，走进工厂、工地、车间。由于基本上与土地“断绝”了关系，依靠工资生活，他们在实质上已经转化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而这些产业工人在城市奉献了青春回到农村老家后，种种不适应必然不可避免。
记者在河南农村采访时了解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家休假的时候，一般都不会操持农活。一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离开学校直接进入城市，根本没有进行过农业生产的训练。二是因为他们往往是家庭的收入来源，比较受宠，所以家长也很少要求他们再去干农活。这样，当地农村对打工者有这样一种略含贬义的说法：“在外当孙，回家作爷。”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批批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很多已经青春不再，而他们在无奈中回家以后，也很难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和农业劳作。在河南省鲁山县金章村，一名姓杜的村干部告诉记者，在他们村，打多年工又回到家中，年龄三四十岁的人很多。这些人大致可分成三类。第一种：就是用打工的积蓄做些小本生意，或者买辆农用车搞些运输；第二种：不会干农活，也找不到好的生意门路，只好在家带带孩子、打打牌，主要依靠多年的积蓄维持生活；第三种：回到农村突然失去了定位，不知道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沉溺与打牌、赌博，将积蓄挥霍完了事。这位村干部总结说，打工回来的明显跟农村不合拍，讲究吃穿，不愿下田，半个劳动力也比不上。
企业对农民工“用而不养”
2004年4月，某科研单位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年龄从15岁到64岁不等，占90％的人为44岁以下，其中15－29岁者占到了一半（51.5％）。按说，40来岁正是壮年，农民工却为何纷纷离去？
记者在调查后发现，农民工之所以在40岁以后干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体力透支，同时没有其他资本可供出卖。导致农民工只有体力可供出卖的原因，是农民工普遍文化素质不高、技术技能缺乏。而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则是企业对农民工“用”而不“养”，从不提供培训和提高的机会，造成他们技能老化、无法与年轻人竞争。
有关专家也指出，之所以产生农民工的“40岁现象”，其实是一些企业处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农民工的各种支出。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事低水平重复劳动，在被透支了体力之后，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技能不够，到40岁左右时由于又被企业嫌弃，无奈之中只好告别城市。
有识之士认为，这些40岁左右，在城市工作超过10年的农民工，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是企业的宝贵财富，不该让他们回流到农村，而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工作。
城市对农民工“取而不予”
针对农民工40岁后大量返流农村的现象，有专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城市没有给农民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导致农民工病无所医、贫无所助、老无所养，被迫返回家乡，去寻求最原始的家庭保障。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讲师杨桂宏认为，农民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不论从哪种理论来讲，都应该覆盖这一群体，但事实恰恰相反。而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最直接的深层原因就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眼下尽管全国很多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并没有形成让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下来的制度引导，也没有真正改变原来以户籍为基础二元社会保障体制，自然也就解决不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传统体制方面的原因。
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眼下全国约有1.3亿农民外出务工，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8亿农村人口、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仅仅是个开始，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他说。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他呼吁城市不仅要善待农民工，关键还要使他们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分享成果。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张虎林向记者评论，农民工参与城市的建设和生产，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被隔离在城市社会保障之外，这种取而不予的做法，本身是对农民工合法权利的剥夺。他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回流农村，是一股逆潮流，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企业，应该纠正这种短视行为，作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引导城市能够留住这些曾经奉献了青春的外来工。
40岁，对于城市中的企业精英们来说，这正是他们走向事业巅峰的年龄。但是，对于许多民工而言，40岁却意味着他们在城镇打工生涯的终结。
农民工社保养老险参保率仅15％（链接）
据一份最新调研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参保率普遍偏低———在“五大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已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参加外，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目前，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规模巨大。据统计，到今年5月，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约为1.2亿人，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人，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6000万。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专家近日完成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调研报告尖锐地指出，“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导致参保困难，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各有顾虑”，“社保制度门槛高、转移难，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保障”，是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由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规定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而农民工流动频繁，如果不能实现转移接续，多数农民工参保很难达到该年限标准。有的地方还规定退休前5年必须到该地参保，这实际上把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排除在外。
《市场报》(2005年08月19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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