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孝正谈养老金

『壹』 为什么现在中国光棍越来越多

日前出炉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报告》显示，男比女多出3700万，中国当代青年未婚比例越来越高。报告引起相关媒体纷纷关注，称“中国光棍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性别比的连续失调超出正常，未婚青年增多已经构成了威胁国家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和谐的一个弊病。（1月1日《新快报》）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重视生育的数量控制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今后，我们的政策制订者也许更应该注重人口性别比的总体平衡。多年来，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同时，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迅速攀升，已经演化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许多省份男女比例失衡现象严重，产生了“人口生态”的赤字，导致对正常婚姻与家庭形态的负面影响：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难人群会遭遇严重的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婚外性行为也许会增多；家庭稳定性也会受冲击。毫无疑问，这些都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可以说，改变重男轻女的错误观念，刻不容缓。

性别失衡是人为的，是错误观念在现实中的反映。旧时代，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极端落后，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广泛存在并蔓延，抛弃女婴和溺死女婴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女性人口比例下降，男性人口比例上升。而在变革了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代，已经贯彻实施党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利等政策的若干年后，却依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了旧社会那种导致性别比严重失调的社会根源，男女性别构成依然未能趋于合理，这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重视。有些女性生了女孩，父母、邻居等周围的人就会歧视她们；由于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时重男轻女，竟使一些求职者使出女扮男装的招数应对；更有过犹不及的行为，江西省永丰县潭城乡一位古稀老太，为了生个“龙孙”继承香火，竟对孙女下了狠心。这已经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如果任凭此种不合理持续下去，管理不严，打击不力，将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的戕害。

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生育的有计划性与国家生育控制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封建观念残余的存在依然严重，传宗接代是男孩偏好的主要动机。李银河认为，在西方国家，只有贵族世家才保留着传宗接代的信念，而在中国，百家姓的每一家似乎都把传宗接代视为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因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传宗接代是中国人唯一的宗教信仰。值得注意的是，养儿防老是生育男孩的最主要动机之一，即男孩在农村是作为老年生活保险的“主要投资方式”。所以，要遏制性别比例失调，需要从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入手，触动父权制的根子，改变从夫居和男性主导的资源分配形式。需要指出的是，改变传统观念去接受新的观念，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改变观念需要引导，改变现象需要时间。笔者认为，要实现自然生育，遏制并消除人为因素，除了政府的介入，从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方面入手，严厉控制B超和人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之外，更需要建立完善医疗、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标本兼治，才能调整乃至改变。实现根本转变的关键在于要用社会保障取代家庭保障，形成养老既不是靠儿子，也不是靠女儿，而是靠整个社会的良性机制，养老金、生活保障都由社会提供，让每一个人不再为养老而发愁。

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项综合工程，牵扯人口素质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城市与农村人口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人口战略应该调整的方向是：降低婴儿出生性别比、提高人口素质、协调人口年龄结构、稳定低生育水平。目前中国人口数量压力已相对减轻，但人口老化、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却开始浮现，“未富先老”将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命题。《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认为，逐渐放宽生育控制政策可避免人为加剧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未富先老”的进程，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因此从现在起，对人口发展政策要有新的战略思考，不仅要考虑控制生育率，更要在实践中注重人口的结构和素质协调，以及如何解决好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贰』 宝宝名字周正泯。有人说泯字不好。消失的意思怎么样啊

上海东方卫视《东方眼》栏目播出《小崔看两会俭朴胜过往年周孝正畅谈公民参与权力》。

『叁』 一道社会学概论的论述题，急~~~

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
构成要素

主要指构成社会问题的基本成分或单元。对于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社会学家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社会学家R.C.富勒认为，社会问题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因素。前者表现为威胁社会安全的一种或数种情况；后者表现为社会上多数人公认这种危害，并有组织起来加以解决的愿望。中国社会学家孙本文也认为，社会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共同生活发生了障碍，一是社会进步发生了障碍。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社会问题涉及的人数，或为社会全体成员，或为社会部分成员。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C.W.米尔斯区分了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两个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上流行一时，同时又使个人深感其害的问题不一定就是社会问题。只有超出个人特殊生活环境，与人类社会生活、制度或历史有关的，威胁社会多数成员价值观、利益或生存条件的公共问题，才具备形成社会问题的条件。

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构成要素的分析。R.K.默顿提出了一种两维分析方法，认为一方面社会问题从类型角度应有社会解组和离轨行为之分；另一方面社会问题应有潜在性和外显性两种特性。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强调社会问题的破坏性，认为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应包括问题的社会性、紊乱性和破坏性。即社会问题必然是社会共同具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和功能失调、社会规范和社会生活发生紊乱，并直接造成社会日常生活的破坏。

中国社会学家大多从4个方面来考察社会问题的构成。有的学者认为，判定一种社会现象是否为社会问题，应从以下 4个方面来考察：①发生的情境；②价值、规范和利益几个方面的失调或破坏；③并非由个人或少数人引起或所能负责的；④必须有多数人或整个社会采取行动加以改进。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问题的构成应考虑它的形成原因、影响范围、问题的性质和社会后果等4个方面。一般认为，社会问题由下述4种要素构成：①必须有一种或数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的情况；②这种情况必定影响许多人；③这种失调情况必须引起许多人的注意；④必须通过集体行动予以解决。

社会问题的特征

主要表现为普遍性、变异性、复合性和周期性4个方面。普遍性,指社会问题自始至终存在于每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变异性，指社会问题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或社会，表现各不相同，各具特性；复合性，指社会问题在产生原因、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以及后果等方面的复杂的性质，即社会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常常是几种社会问题同时并存，并引起一系列破坏性的社会后果；周期性，是指社会问题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时间规律性。通常说,社会问题总的时间进程及其阶段性,是周期性的两个基本含义。社会学家则特别强调周期性中潜伏性和反复性的特征。

当代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在各时代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在当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人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劳动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和老龄问题。

人口问题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虽然它在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各异，但其实质主要表现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失调，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而出现人口过剩。以中国为例,当前社会生活和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无一不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巨大的人口压力相联系。首先，人口压力使社会在提供现有人口生活条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突出表现为就业困难,住房紧张,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短缺。其次,人口压力造成消费与积累比例失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降低等。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严重。它是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重大障碍。预测未来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将集中到生态环境上。如不及早解决，它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甚至是全球性的、毁灭性的破坏。

劳动就业问题源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比例关系失调。这种失调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作为社会问题主要指人口过剩及经济发展缓慢或停滞，造成劳动人口失业或待业现象。中国的劳动就业问题，首先表现为就业不充分；还存在现有从业人员冗员严重、劳动生产率低下、就业及待业人员素质低下等问题。就业问题的社会后果，一方面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诱发社会动荡及社会犯罪；另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而威胁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青少年犯罪指少年或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近30年来，世界各国青少年犯罪急剧增加，突出特点是：犯罪次数增多、犯罪年龄提前、蔓延广泛、手段残忍、团伙作案突出、反复性增强、改造难度加大。

老龄问题又称人口老龄化问题，一般指人口中60岁及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大，从而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项重大社会问题。目前在发达国家较为突出，不发达国家则被高出生率造成的人口年轻化掩盖了这一现象。从人口年龄构成上看，中国将在20世纪末、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社会。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老年人口总数都将居世界首位。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和问题，它要求对社会生产、消费、分配、投资、社会保障及福利、城乡规划等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

德国社会学家较早开始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社会问题理解为劳工问题。许多人都对劳资关系、阶级矛盾、分配关系、就业、工会、罢工、劳工住宅及妇女就业等开展过广泛研究。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较为宽泛。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触，要有一种适合、平衡和规律,才能使社会关系协调,才有社会运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如果一旦失去适合、平衡和规律，就会出现社会问题。早期美国社会学家大多将社会问题的起因归结为社会变迁时发生的社会失调。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时快时慢，这一快一慢之间往往出现文化失调，社会问题即产生于文化失调。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富勒提出，多数人认为偏离他们持有的某些社会规范的社会状况即为社会问题。4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学家孙本文归纳了当时社会学关于社会问题的种种解释，认为对社会问题下定义可以有 4种角度：①奥格本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失调的角度。②认为社会问题并无特殊内容，无论什么社会情况，只要引起社会上多数人的注意，并需要社会集体采取行动以求调整和补救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③社会心理学派认为，社会问题不仅是一种见得到的现象，更主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价值判断。④富勒等人提出的社会问题的主客观标准。其中，客观标准就是说它是可以确认的，其存在具有数量上的可验证情境；主观标准指人们认识到某种社会问题对其价值观造成威胁的情形。孙本文在总结归纳社会问题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共同生活或社会进步发生障碍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等人总结了40年代以来的社会问题研究,提出社会问题应包括3个方面的含义：社会期望或愿望的事物安排的中断；社会规定的正当东西的破坏；社会所珍视的社会模式与关系的脱节。依据这种理解，他们认为社会问题有社会解组和离轨行为两种类型。

还有贫富差距也是社会问题啊,我可是学经济学的哦

『肆』 “穷忙族”指的是什么样的人 [社会话题]

“穷忙族”成网络热词，七成网友对号入座吐心声
近年来，国内各大论坛上“workingpoor”一词开始流行。“workingpoor”在英文中是个专有名词，被翻译成“穷忙族”或“在职穷人”，是指拼命工作却得不到回报、看不到太多希望的人。

如今，越来越多的网友在抱怨自己是“穷忙族”，其中不乏一些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甚至是拿着每月近万元收入的办公室白领。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某网展开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5%的人自认为是“穷忙族”，其中有82.6%的人为在职者，9.2%的人为学生。

“穷忙”是必经阶段？

“我们‘穷忙族’比‘月光族’可怜多了。”北京市某私企白领黄燕华很坦率地承认，自己就是彻头彻尾的“穷忙族”。

调查显示，和黄燕华一样，75%的人自认为是“穷忙族”，12.7%的人表示“不清楚”自己是否为“穷忙族”，也有12.3%的人明确表示自己不是“穷忙族”。

黄燕华说，“月光族”也许多少有些“自得其乐”在其中，而“穷忙族”更多的是“越忙越穷，越穷越忙”。

由于工作的关系，黄燕华经常要出入高档写字楼。“人总得穿得体面精神些，才能见客户；有客户，效益才会好。”为此，今年26岁、正值妙龄的黄燕华不得不将每月开销的大头安排在穿衣打扮上。

“我身边的‘穷忙族’很多，他们大多兼了好几份差事，不仅每天过得忙碌，更是迷茫，永远觉得自己只是在过‘日子’，而不是在‘生活’。”不过黄燕华确信，“穷忙”是事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是论及前途，她仍然一筹莫展。

此外，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人(57.6%)认同“穷忙族”多为“80后”，16.7%的人认为多为“70后”，也有13.2%的人认为“哪个年龄的都有，但人数都不多”。

个人欲望膨胀产生“穷忙族”？

欧美国家通过客观指标发现，在他们的社会里存在着庞大的“workingpoor”群。此外，随着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近年来全球化发展愈趋明显，也出现愈来愈多的“穷忙族”。

美国都市社会学家卡斯塔尔斯通过对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观察，提出全球化及劳动市场弹性化发展，导致除了高技术、核心人员的大量增长之外，非典型、边陲性工作者也愈来愈多，后者在劳动权益与社会安全保障上远远不如前者。“穷忙族”的出现，成为后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上海社科院咨询师刘波认为“穷忙族”的划分虽然有很强的主观色彩，但是在人们越来越关注CPI、收入分配、个人理财的今天，“穷忙族”的提出有其必然性。

调查显示，60.9%的人认为“穷忙族”拼命工作却得不到回报、看不到太多希望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压力过大，竞争激烈；48.9%的人认为原因是“穷忙族”缺少合理的人生和职业规划；39.5%的人认为是由于起点太低机会太少；26%的人认为是太急于求成，反而容易受挫；24.5%的人认为是盲从、随大流造成的；18.8%的人认为是由于耐心不够。

此外，此次调查中，88.1%的人因为竞争激烈而感到过压力，11.9%的人表示没有感到过压力。

国家心理咨询师王闽认为，“穷忙族”感到压力很大，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价值观的问题。“感觉自我价值得不到认可，这主要还是从金钱角度衡量的。年轻人应该从整个工作职业生涯来看长远的目标。”

一位名为“王者归来”的网友认为，“穷忙族”产生的原因是个人欲望膨胀。“有的人，没钱的时候买个二手手机就是他最大的心愿，在月薪1500元时就想买个电脑，等到工资3000元时就盘算着买台高档IBM……薪水增加的同时，个人欲望也在上升，于是不断地为达成心愿而忙碌、奔波。”

要摆脱“穷忙”，就积极充电

“我是‘穷忙’，但我不是‘穷忙族’！”在北京某投资公司上班的安泰，极力将自己与“穷忙族”这个词“划清界限”。

两年前进入职场的安泰月入3000元。在他看来，自己网页维护的职业只是一个简单的、玩“打擦边球”的基层岗位，而且义务加班的频率还很高。“所以我到月底拿出工资卡时也不会有多少喜悦感。但我肯定不会是‘穷忙族’，因为我能看到希望。”安泰说，身边的同事中不乏因为薪水低而跳槽的，但他肯定不会，“付出了努力肯定就不会白忙，老板是看得到的。”

此次调查中，和安泰一样，14.1%的人认为应该“穷忙”，在过程中总会有收获。但是，更多的人则在为摆脱“穷忙”而纠结。

调查显示，在被问及“怎么做才可以摆脱‘穷忙’”时，人们给出的排序是积极充电，增强竞争力(55.7%)；调整好心态，适时进行工作减压(50.4%)；只要有合理的人生规划和目标，就不会“穷忙”(46.5%)；主动去适应社会(39%)；社会不应该过于强调竞争(12.6%)。

对于如何摆脱“穷忙”的状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处于不断转型的时期，就业市场化趋向日益明显。各式各样的风险也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不断呈现。因此，应对风险的能力以及面对风险时及时调整心态的能力比学到多少文化和技术更重要。同时，青年人在初涉职场时，不应该过分考虑物质条件或附加条件，最好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

此外，国家也应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并干预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实现社会公正，为劳动者提供更多、更公平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保证。

『伍』 养老金的专家评论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指出，2014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上调标准是综合考虑了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物价上涨、养老保险基金和财政承受能力，以及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等因素来确定的。虽然养老金年年涨，但是这样的调整在企业退休职工看来，由于物价上涨因素的抵消，“含金量”并不高。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比较温和，但其中的肉、蛋、米、油等生活必需品涨幅较大，而这些恰恰是退休人员的主要消费去向。
周天勇说：“养老金上涨老百姓肯定叫好，但物价水平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养老金上涨的好处。”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熊晖认为，每年上调10%的做法体现了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重视，但是养老金的上调缺乏制度层面的保障，老百姓“心里没底”，因此有必要建立养老金调整的正常机制。“政府必须下定决心，把这个机制尽快建立起来。”熊晖说，“调整机制可以选取通货膨胀率特别是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涨幅为挂钩指标，同时调整幅度还应与在职职工的工资水平挂钩。”
同时，养老金差距也不可忽视。差距不单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与企业退休人员之间，很多国企退休员工养老金也明显高于非国企员工。更大的养老金差距还存在于城乡居民之间。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中位数为每年720元，而城镇及其他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中位数为每年1200元，前者仅及后者的60%。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陈步雷教授指出，中国现行法定养老保险制度按照职业对企业职工、农村居民、城镇个体户、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不同群体进行分割，过多的制度性区隔损害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与互济性。
随着养老金水平的逐步提高和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坦言，基金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针对养老金运营制度改革，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指出，在确保当期养老金发放和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推进基金的市朝、多元化投资运营，健全基金监管体制，努力消除基金贬值风险，实现保值增值，以利基金长期平衡。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认为，养老金是全国人民的养命钱，投资运营必须慎重，实现增值过程中，“安全稳健”是先决条件。与此同时，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运营，提高统筹层次必然得先做好，不可能放开由各地进行投资，那样风险太大。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养老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公众一直关注的养老金双轨制广为诟病。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孝正接受人民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要想养老改革有实质进展，相关部门需出台改革时间表，不能将改革一拖再拖。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研究“超老龄社会”课题时计算出了这样一组数据：15年后，养老金缺口将达4.1万亿元；35年后，这一缺口将约为6.1万亿元。2050年，中国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总量超过4亿人，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30%，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此背景下，必须通过大力发展养老金融来预防老年时期的各种风险，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金融产品，开发养老金融业将是一个重要的金融战略。
2015年12月9日，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在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立大会上表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这为今后一段时期全国养老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