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对于养老保险的影响

❶ 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优待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即在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内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容制度、权益保障制度、资源分配制度等方面使他们获得公平的对待，提供基本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因此，政府要认真研究，制定一个可操作性的方案，设计一个可考量的融入城镇的社会指标体系，如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若干年工作经历；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有一定的适应城镇生活的能力；有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等等。

比如
在国家、省、州的统一部署下，一些地区从2010年起开始实施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工作。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即：新就业职工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符合条件的将能够逐步纳入保障。国家、省、州相继出台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日趋完善，社会各阶层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难”问题，也将得到逐步改善。

❷ 形势：如何进一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400字左右

（一）加强技能培训。不管是采取那种方式妥善解决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本身的素质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原则，创新培训模式，采取职业技能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创业人才培训等多层次地加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切实将新生代农民变为“专业农民”，将新生代农民工变为“技术工”或创业者，切实解决他们的衣食之忧。
（二）完善政策配套。虽然近年来,我市在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廉租房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一些有益探索，但还应继续完善帮助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问题，更好地为农民进城落户做好服务；研究农村土地和资产权益保障以及促进其货币化、资本化的问题，增强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发展的能力；研究为农民工进城提供住房保障的问题，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工在城镇的住房需求；研究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要研究提高农民工医疗保障水平的问题等，逐步完善政策配套。
（三）积极鼓励创业。我市正在实施的引导返乡创业和鼓励发展微型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为此，建议继续实施积极的鼓励扶持政策，首先财政要加强保障，要将扶持返乡创业、微型企业的扶持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进一步完善创业扶持体制和机制。其次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鼓励和扶持创业的积极作用，探索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微企创业的资金担保机制。同时，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也要针对自主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合理政策探索，扩大贷款对象范围，放宽贷款条件，下放审批权限，提高贷款办理效率。第三，在已有税收优惠的基础上再加大优惠力度，逐步扶持壮大我市农民工创业群体。
（四）解决子女入学问题。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工作流动性大，子女在城区就近入学时可能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工商执照等有效证件，造成子女无法在城区定点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的情况，为此建议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村委员的必要证明即可入学的优惠政策；二是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存在上学远且交通不便的情况，建议按照适度集中的原则，多建农村寄宿制中小学；三是针对农民工特殊的情况，建议对困难农民工子女上学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政策。
（五）加大公共服务力度。政府公益设施，如体育文化娱乐设施、政府公租房在分配、使用时应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求，给予大力倾斜；积极推进进城农民工纳入社区化管理，加快农民工党、团、工会的组织管理；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种经济利益，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制定和发布不同行业的工资指导标准，加大执行标准的监督检查力度，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落实用人单位欠薪保障、企业工资支付信用等制度，切实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权益保障。同时，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向农民工提供各种保障服务、文化娱乐以及情感交流互动平台，政府要大力推进和扶持，将其建成真正的农民工交流感情、互通信息、追求感情归属的“农民工之家”，满足其心理归属需求。同时，也可向杭州“草根之家”学习，引导建立一些民间非正式组织。

❸ 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后得三次“民工潮”催生了第一、第二代农民工人群。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从1978年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的问题，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这种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
乡镇企业共接纳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第一次“民工潮”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的目的地，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乡镇企业发展成为计划部门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部门形成冲击，局限于特定观念，改革没有珍惜难得的农村城市化的大好机会。1988年，出现大抢购，乃至于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失去资金支持以后，90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此时恰逢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1992年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第二次“民工潮”同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
大量农民工的进入，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上世纪末，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 的出现，而且，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2亿。
第三阶段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居住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第三阶段的农民工所处社会环境也有了改观，人们开始认识到农民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等。
“民工潮”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突破了数十年牢不可破的城乡二元分割，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它涉及到我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民工潮”一产生就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的不同学科积极参与到对流动农民工的研究中。

❹ 请问你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发展困境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他们有着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今天面对新形势，他们在城市面临着不少新的困境，比如：迫切的婚姻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因此亟须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些困境予以关注。

想当城市人 无奈门槛多

(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二)身份：非城非乡

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 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三)职业：高不成低不就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

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四)落户“三壁垒”

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

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

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 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是社会矛盾能够逐渐消弭并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变穷”(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

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❺ 如何认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发展困境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富士康半年来连续发生员工坠楼事件更加暴露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社会因素、企业因素及个人因素是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据报道，去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29亿人，其中年龄在16岁至30岁的占61.6%，总数高达1.41亿。可以说，目前中国有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支持着经济的发展，然而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富士康连发13起员工坠楼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笔者结合这一事件，在此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被学术界认为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就是进城从事非农产业的80后、90后青年农民。他们既不完全属于城市，也不完全属于农村，而是处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具有双重身份的边缘人。这在中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显得有点特殊，而“新生代”这个词则被用来区别于他们的父辈——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涌进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的根还结结实实地扎在农村，他们没有更多的奢求，他们很清楚自己不属于城市，最大的梦想往往就是赚些钱回家盖房子，让家人过更好的日子。
而新生代农民工有的就出生在城市，他们的根已经不在农村，有的从小在农村受过一定的教育，相当一部分是高中毕业，他们对农村的背离更加决绝，对城市则更加渴望。但是现实却像一堵墙挡在他们面前——他们并不属于城市。户籍、就业、福利和保障，还有别人看待他们的眼光，这给他们贴上了一个无形的标签：农民工——当了工人的农民，但依然是个农民。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显著特点。
今年4月份，广州市总工会联合《广州日报》在全市范围抽样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二、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
（一）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环境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身份，使得这些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是游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
就农村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乡土中国所赖以存在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考上大学的，花光了父辈们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也不一定能在城市找到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于是上学之初就把户口留在了家里，最起码还有一份田地；考不上大学的，更无法如祖辈般务农，只有沿着父辈的打工路，继续前行。他们都明白，农村没有社会保障，靠农业不足以过上富足的日子，甚至都无力养家；农产品不值钱，农民唯一的财产——土地不能交易，有的土地升值了被征收，使得这部分人成了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使得农村富余了大量的劳动力。只有把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去，才能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
就城市而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城市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农民工进城刚好解决了不少企业的用工问题。但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也给没有准备好接纳条件的城市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诸如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由于中国实行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使得这些农民工替城市的美好拼命，却无法享受城市的基本福利，他们只是稍稍蹭了点城市的公共设施。
（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企业环境
中国被称为世界的加工厂，这个地位是在全球化格局下形成的。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出口企业为中国赢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出口企业的产品优势就在于这些企业既有低福利的优势，又有低工资的优势，于是在全球化竞争中以制造业独占鳌头。
在这些制造企业的内部，一般实行罗泰制的管理模式。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富士康硬设备以及对员工待遇不错，但是制度和管理有缺失。例如员工上班不能说话；厂房除单调机器声之外，没有其他；由于工时长，还要加班，工人回到宿舍时，室友不是加班，就是正在睡觉，因此很少交谈。长久下来，富士康员工感觉与社会隔离，非常苦闷。此外，农村青年来到城市，不受尊重，适应不良，也加重他们的苦闷。换句话说，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需要的是企业提供的符合标准的硬环境，更需要以人为本的软环境，而这恰恰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企业的缺失。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素质教育缺失
军事化管理、碎片化生存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写照。对于这些员工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被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倒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一些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新生代农民工就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上世纪90年代前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没有像其父辈一样完全经历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也没有经历过像现代海军陆战队一样的磨练，一旦现实生活与自己的梦想有偏差，心理素质就表现出了较弱的一面。
人的生命都是父母给的，并且只有一次，所以每一个来到世界上的人都要好好活着，珍惜生命。古人讲得好：人最大的不孝就是先于父母而去。纵观这些用极端方式结束生命的新生代农民工短暂人生，他们所受的教育与其所尽的孝道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认为，在现代的教育体制下，分数成了学生唯一追求的目标，关于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有很大的缺失，这也是造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素质较差的原因。
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问题的途径
（一）政府应切实履行其社会职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安全阀”。而大多数企业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少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在这方面，政府的社会职能缺失。我认为，政府应该切实履行其社会服务职能，关爱这些农民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譬如提供大量的廉租房、为农民工解决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为其子女提供和城市居民子女一样平等的教育机会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化地消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成果。
（二）企业应切实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营造良好的软环境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到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选择了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GDP已经居于世界前几位的今天，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发展模式，转向内需导向型经济。与之相适应的是，企业除了注重硬环境的建设外，更要注重软环境的建设。即要改善管理方法，照顾员工的精神需求，切实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三）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素养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些励志语言应该伴随着孩子一生的成长过程。在教育方面，教育机构不仅要重视课本上知识的教育，还要注重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培养；不仅要注重现代科技的学习教育，还要注重综合素质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另一方面，社会学也是一门大学问，员工自己也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耐受力、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良好的心理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在压力下不断前行。

❻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是现时的流动新力军，以蚁簇形式话跃于城市各行各业。其中大部分人从事加工服务业。在各地，习惯将非本地户籍的流动打工簇统称为农民工。农工民和其它一个流动人群官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无论流动到那官员都是当地的主人。无法切身感受到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的辛酸。而农民工则被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多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后代。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口。也就是过去的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中的大部分长大后的新一代。80后出生的农民工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分界线。他们走的还是父辈的路子——进城寻梦.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最大区别是他们比上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父辈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许多。再不是当年大字不识几个的群体。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上有了质的转化。着重追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他们意识到了自已这个群体在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开始寻找属于自已的合理社会地位。然而！现时主要制爪他们的还主要是他们的权利、义务和被认同这个问题上受到侵害。同时这些侵害也正在教下一代农民子女走到与政府相对立的面上埋下仇恨的种子！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例如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教育，国民感、同工同酬等。画饼充肌是解决不了的。
1.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2.健全法律，严格执法;
3.转变政府职能，克服“缺位”、“错位”问题;
4.加强农民工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建设;
5.加强培训，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

❼ 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从开始到现抄在，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是被剥削被压榨的角色。在中国有句话叫的很响“出口创汇”，中国的策略就是靠尽量压低最底层的普工的工资来降低成本，然后以低价在国际中竞争出位。然后拿那点点可怜的钱换取外汇，然后被欧美威胁，人民币升值（本来也被低估），然后外汇当然就大幅缩水了。反正就是一脑残。
新生代的农民工，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要拿几个月工资才买得起从自己手中生产出的I PHONE4，但他们又热忱去追求这样的“高端”，尽管在别的地方并不被当做高端。
随着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像中国这样的“招商引资”，中国所谓廉价劳动力也不再成为优势，到时候新的一代农民工想要被剥削都不可得了。

❽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问题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编辑本段]产生背景 面临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函数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函数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编辑本段]与第一代农民工区别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在本报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民工招聘会”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
“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用更为“学术”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王玉明今年23岁，初中毕业，一家招工单位对他有意向，但因为单位地处偏僻，上网、外出都不方便，他一口回绝。
“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我要进大企业工作。我原来那家单位管吃管住，但早晨馒头、咸菜加白开水；中午一年到头都是炒白菜，这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这是一个第二代农民工对找工作一直持观望态度。
许多用工单位很需要这些人,但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忧。“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工厂有点不高兴，什么也不想，马上走人。”一家企业招工负责人曾说，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 [编辑本段]歧视与城市融入“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其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那个例子要归纳进去。

❾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向对于老一代有何不同之处

新一抄代农民工并没有摆脱农民工的袭群体特征。首先，这个群体依然吃苦耐劳，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着加班现象，有89.2％人需要加班。加班已经成为了新生代工作中的常态，有56％的人加班时间超过法定时间。第二，尽管新生代受教育程度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有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比例只有36.7％。但是，老一代月平均消费1317.2元,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消费为1211.9元,勤俭节约，收入和消费均低于老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