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我国5064岁组受教育水平低

❶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怎么计算，数据怎么获得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某一特定年龄段人群接受学历教育的年限总和的平均数。数据通过人口普查获得。

学历教育指普通教育和成人学历教育，不包括各种非学历培训。其中普通教育包括：普通小学、普通中等学校(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职业初中、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用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按照现行学制为受教育年数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即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高中12年，初中9年，小学6年，文盲为0年。如按此系数计算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中国现状

2021年5月11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36万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

受教育状况的持续改善反映了10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提出，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为建设现代化国家提供人才支撑。

以上内容参考：

网络-人均受教育年限

网络-平均受教育年限

❷ 请问现在各年龄阶层受教育情况是怎样的

在我国，尽管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青年失业问题仍十分突出。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在2005年5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而在失业青年中，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占72％（代小琳，2005）。另据黑龙江、山东、安徽三省的统计，35岁以下的下岗失业青年分别占下岗失业人员总数的32％，34.2％和40％（刘爱平，2004）。

失业与贫穷可能会有世代效果，也就是说，父母亲这一代的失业与贫穷，可能会持续影响到其下一代的失业与贫穷，形成所谓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世代陷入贫困的生活之中而不易脱离出来，其贫穷效果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二、文献探讨

影响贫困家庭第二代就业的个人因素：人力资本的理论

经济学家Becker（1993）的人力资本理论，从个人特质出发，强调与生产力有关的知识与技术是一个可获得报酬的投资；劳动力品质的良莠和未来职场上的期待具有函数关系，个人应能够善用“理性”（rationality ）来做最佳的选择，使其报酬“最大化”（maximization）。因此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不足的个人，因为教育程度低，工作能力差，就业经验不足，往往会削弱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造成其工作报酬偏低。由于工作所得不足，个人极其家庭沦入贫困而依赖社会救助的可能性因此增高。

人力资本理论也常被用来说明一般家庭的经济差异，也就是假设家庭中的个人以其人力资本换取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其进而决定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简单地说，人力资本论重视市场如何将财富分配到家庭中，而个人的人力资本正提供了这样的机制。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虽然是个人在市场上所获得的薪资，当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必须考虑其内部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包括家庭中个别与整体的消费情形，其中能影响“再分配”的因素，除了文化还有家庭权力结构等（Curitis ，1986，转引自薛成泰，2000）。以一般的家庭来说，如果只强调个人（如家长）的人力资本，将忽略家庭中其他人（如配偶、子女）的人力资本，可能会造成解释上的偏差。此外，家庭的组成不论是男人、女人，成人或小孩，劳动力人口或依赖人口，都会影响家庭中财富的再分配。

影响贫困家庭第二代就业的经济因素：劳动经济结构的观点

人力资本论的观点是偏向以个人因素解释贫穷，个人是因为不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只能从事低薪工作，或者被市场排斥在外。这种观点可归为“需求”面看个人与劳动市场的关系，认为个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因为和生产有关的教育、技术等条件，无法满足劳动市场需求，因为缺乏经济的报酬而容易落入贫穷。可是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与理性的机制，人力资本理论受到最多的批评的，即是对结构因素的忽略；于是兴起从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性的观点来解释贫穷，即所谓新结构论者（neo-structuralists）的观点。

强调劳动力结构重要性的理论中，双元劳动市场（al labor market ）理论发展于1960年末期，该理论认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有逐渐二分的趋势。即主要（primary ）和次级（secondary）两个部门（sector）。前者具有高薪、工作环境好、就业稳定、具有较多机会转换和升迁等特质；后者则相反，具有相对低薪、工作环境差、缺乏升迁机会且不易更换工作的特性（Piocre，1971）。简单地说，这两个部分分别规范了成员的经济活动，即使成员具有类似的人力资本，也会因部门的不同导致经济报酬与地位的差异，这其中历史与结构的既定，超过了个人特质的重要性（Gordon，1972）。因此，有些人即使仍在劳动力市场上营生，却因工资低廉无法赚取到足够养家的水准，这些所谓的“工作贫穷”（working poor）有相当部分就是从事低层服务行业的女性和新生劳动力，他们即使有工作，因薪资低以致仍陷入贫穷（Mingione etal.，1996）。

影响贫困家庭第二代就业的社会因素：生活机会的观点

贫穷与父母世代的经济社会背景有关。根据Dahrendorf（1979）的“生活机会”（lifechances ）观点，每个人生活中的选择和机会（opitions and ligatures），不是天生而平等的，是取决于他出生时所在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的定位，即如果儿童出生在贫穷家庭，或弱势的社会结构环境中，其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选择和发展的“生活机会”受到限制和剥夺。所以，当他或她长大成人的历程中发生危机，例如婚姻中断、配偶死亡、组成单亲家庭等，就较容易陷入贫穷，依赖社会福利救助度过困境。Schiller（1989）所提出的“有限机会观点”（restricted opportunity argument ）也指出，和一般人比较，少数民族、女性和低经济阶层的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均等的机会去接受良好的教育，从事报酬较好的工作，获得较好的工作收入，因而阻碍和剥夺了其向上的社会流动（upword social mobility）的可能性，因而较容易成为贫困家庭的人口群。延续“经济剥夺”的观点，Rank（1994）提出“结构弱势的观点”（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explanation）来说明经济失利的两代效应，他认为美国社会中女性及黑人社会族群之所以有较高的贫穷率，是由社会结构的嵌入机制，以及两代间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所致。他指出贫穷人士沦入贫穷或依赖社会福利，一方面是由于有较低的人力资本，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原生家庭的经济资源不足，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无法投资和累积子女足够应对劳动力市场所需的人力资本，使其一旦发生婚姻中断、配偶死亡、组成单亲家庭等危机时，并没有足够的社会经济资源来应对生活的大变动，因而较容易陷入经济困境，而必须依赖社会福利的救助来维持家庭生活。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是贫困家庭的第二代，年龄在10～25岁，其家庭贫困的鉴别使用了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标准，即政府核定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中青少年。

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抽样调查，调查实施的时间为2003年10月至11月。抽样步骤是随机抽取10个城市，分别为哈尔滨、北京、兰州、杭州、济南、武汉、长沙、重庆、昆明和南宁，从各城市随机抽取一个区；再由区民政局所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领取家庭（以下简称低保家庭）的登记名单中，随机抽取75个有10～25岁的青少年的家庭；入户由青少年自行填答问卷。为了与非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还在所抽取的区中，随机抽取了35个有10～25岁青少年的普通家庭，也由青少年自行填答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其中贫困家庭750份，普通家庭3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8份，其中贫困家庭青少年问卷718份，普通家庭青少年问卷310份，回收率分别为95.7％和88.5％。二是深度访谈，分别于2004年1月和7月访问了住在北京市宣武区和海淀区的22位贫困家庭的青少年。

四、研究发现

1.教育程度：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低于普通家庭。

从受教育程度看，调查统计结果都显示出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低于普通家庭。以接受大专教育年龄一般为19岁来判断，调查对象年龄在19岁以上的青少年贫困家庭组为196人，占718人的27.3％，普通家庭组87人，占310人的28.1％，比例接近。在此基础上，调查统计显示接受大专（含高职）以上教育的青少年，贫困家庭有90人，在718人中占12.5％，在19岁以上的196人中占45.9％；普通家庭有58人，在310人中占18.9％，在19岁以上的87人占66.7％。两种统计结果都反映了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较低。王雪梅等（2003）在北京市东城区所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分布在238个贫困家庭中的256个学生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很少，仅占7.7％。与我们的调查结果比较接近。2005年，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的失业青年中，职业中等教育水平的青年和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比重最高，分别占37％和30％；高中、大专生的比例均为13％，大学生的比例为5％。而该抽样调查的15～29岁青年的文化程度构成看，实际上职业中等教育水平、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青年的失业率要高于各类文化程度青年的平均失业水平（代小琳，2005）。结合本调查所呈现的贫困家庭青少年目前受教育情况，这些孩子将来沦入失业的可能性非常高，不仅无助于家庭脱贫，而且还可能成为第二代社会救助对象。

2.教育品质：贫困家庭子女就读学校的质量低于普通家庭。

从就读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看，贫困家庭青少年所就读学校的质量低于普通家庭，从表1显示的就读学校的教学质量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贫困家庭青少年近70％就读于教学质量一般的学校，只有20％多就读质量较好的学校。而普通家庭中有40％多的青少年就读质量较好的学校，而只有不到3％的青少年就读质量较差的学校。

在访谈中，受访的22位青少年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有8位，他们基本上就近入学，学校大多数是北京的普通学校，孩子们对这些学校都比较满意，这主要与政府教育部门努力推行义务教育标准化，减少学校与学校间教学品质差异有关。但在学校内部，尤其是初中，班级则被分出了“好班”和“差班”，有些孩子就在所谓“差班”，致使这些孩子不能公平获得教育资源，学业成绩难以提高，最终不能考取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高中。在受访的14位进入高中阶段教育的孩子中，仅有4位进入了普通高中，这些高中多是普通学校，而不是北京市的“示范高中”，其余10位都进入了职业高中，比例相当高。在我国普通高中属于“升学准备教育”，孩子在高中毕业后主要会参加“高考”，成绩通过录取分数线的孩子将进入大学读书。由于高中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升入普通高中，经过“中考”（初中考高中），合格者才能进入普通高中，其余孩子一般进入职业高中、中专或技校学习，这类学校则属于“职业准备教育”，教学设计更多是着眼于就业，而非升学，所以也就等同于失去了普通高等院校深造的机会。我们从孩子的访谈中得知，他们进入职业高中，主要是中考分数不理想，而他们要想获得更高的学历，则需要通过“兼职读书”或报考“高等职业学院”的方式完成，且在求学的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就读职业高中的孩子对自己的学校硬件设施、专业设置、教师素质基本满意，但对学校的学风，同学的学习态度不满意。可见，贫困家庭青少年进入“职业准备教育”的情况较为普遍，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可以预计其从事的工作多为基层性的，收入不高，升迁机会也不会太多。

我初中也是在这所中学读的，是一所普通学校，不是重点中学。（案例1）

我的学校在职业高中里还不错，有六个专业班，毕业后我们一般都会给分配单位。（案例3）

我们学校一般，我当初考不上高中，想上个好点的学校所以才选了现在这个学校的。（案例4）

考高中的时候我报了两个普通高中，结果没考上，这个学校离我们家很近，而且听说是海淀区最好的职业高中，所以我就上这个学校，学校毕业管分配，高三下学期有实习，表现好就可以留在一个好公司。（案例6）

我们学校（普通高中）是双语学校（英语），但跟人大附中（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最好的“示范高中”）相比差远了。我们一学期分两次班，期中和期末各分一次，我现在在三班，属于中等吧。（案例8）

我们学校（职业高中）管理严格，学风还行。（案例9）

我们学校是一所职业高中，我学的专业还可以，汽车修理。（案例10）

我们学校在职业高中里算挺不错的，特别是师资力量方面，是其他一般学校没法儿比的。（案例11）

我们学校管理不错，但学生素质差，大多数学生不爱学习，教学方面比较落后，老师和学生经常有冲突，学校里有个心理调节室，锁着门平常都不开放，不知道为什么。（案例12）

我们学校是区重点，高中部正在申办市重点。学校的硬件挺破的，应该改善。（案例13）

我们学校是中医药学校和艺术学校合并的，师资雄厚，特别是艺术系的老师都是从全国各地招的。（案例14）

我们学校不好（普通高中），主要是纪律不好，同学上课的时候闹，老师都不管。（案例15）

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还可以，老师讲课不错。但学生的层次不同，有的学习比较好，有的不管什么课，都睡觉。（案例18）

3.教育期望：贫困家庭子女对未来的教育成就的期望低于普通家庭。

在我们的研究中认为青少年对于未来所获得的学历的期望，代表了对学业成就的憧憬。调查显示，贫困家庭青少年较多希望（36.6％）将来可以获得学士学位，而普通家庭中有约（47.6％）希望获得硕士以上学历，反映了贫困家庭青少年对自己学业成就期望低于普通家庭（表2）。

在访谈中我们也询问了部分受访者的升学打算，小学阶段的孩子一般都有较高的志向，而中学阶段，尤其是在职业高中就学的孩子教育期望则偏重现实和具体，甚至已经有毕业后尽早工作的打算。在谈到将来，一些孩子还流露出对自己、家庭条件和前途的茫然。

我以后打算读文科，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普通的就可以了。（案例1，15岁）

我也想过上大学，清华、北大，但我成绩不好。（案例2，13岁）

我有想过考大专，我爸也想我继续读书，看看高三的成绩再决定吧，成绩好的话就去考大学。（案例3，17岁）

我将来走一步算一步吧，毕业后先工作，我们必须考过“商务英语中级”才能毕业。以后或者也会考一个高职吧，现在说不准。我希望家里多点钱，像比尔盖茨那样有钱，有了钱，先帮妈妈把病治好。（案例4，16岁）

我没怎么想以后，看家里状况吧，不行就出去工作，要是还行而且我考试也可以的话就继续上学，应该继续学计算机方面的，其他感兴趣的方面也可以。我认为要上普高就上一个好点的，好好学习然后考大学；要不就上个职高，早点出来工作。（案例6，17岁）

我想上高中，还想考外地的大学，比如天津。（案例7，13岁）

我想过要考大学，但没想过考什么专业，妈妈也没提过这方面的想法。家里的经济状况要变好的话，就要靠我努力，所以我现在要好好学习为自己将来的前途打基础。上大学的话还是想留在北京，可以经常回家看看。（案例8，16岁）

现在还没想过继续读书还是工作，我对会计感兴趣。职高学习不吃力，如果继续读高职，还读这个专业。学习上就是希望成绩能再好点，尤其是英语更好，成为班里尖子。（案例9，16岁）

如果条件允许，自己又争气的话，我会接着读书，现在读职高，将来可以考大专。如果考上，找工作也好一些。但是最近特忙、特累，不想想太多。（案例10，16岁）

我想读完职高后去读高职，不过对自己的学习不太放心，如果有能力找工作的话，两年后也可以去工作，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案例11，18岁）

上个学期期末的时候，学校有一个高职班，有一个就业班，我想继续上学，就报了高职班，也考上了，我会继续补习高中的课程，然后参加高考。比如可以考联大（北京联合大学）的幼教系。（案例14，17岁）

如果能考上的话，当然想继续读书了，最想上到博士。（案例15，15岁）

我想继续读书，到大学，研究生，博士。（案例16，12岁）

我希望以后可以考大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可以升到硕士。（案例17，11岁）

我希望可以继续上学，参加成人高考，但具体拿到什么学历为止，没想过，反正自己努力呗。（案例18，17岁）

我下学期念初三，初三压力也挺大的，希望自己可以考高中，还想以后能够念大学，最好是能读到研究生。我对家里的经济情况还是知道一二的，我想改善这种状况，所以现在要努力读书。（案例19，14岁）

我还不知道以后拿什么学历，不过想考博士。（案例20，12岁）

我很想上大学，但能否继续深造，要看以后自己的情况，如果学得好，家里也有条件支持的话，我会选择继续读下去。（案例21，19岁）

我想上大学，读博士。（案例22，11岁）

4.综合素质培养：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较少参加课余补习班、兴趣班和聘请家庭教师。

从我们访谈贫困家庭青少年的情况看，他们课余较少参加补习班和兴趣班，即使参加，也多是出于应付升学考试或等级证书考试，属于迫不得已。曾上过或正在上兴趣班的孩子，主要是在小学阶段，年龄较小，功课压力不大，且学费多是亲属支持的。

初三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数学补习班，但觉得没什么提高。现在没有参加补习班，也没有请家教。（案例1）

我没有参加过补习班，也没请过家教。（案例2）

我们计算机专业经常有一些等级考试，多考一些证书对于将来找工作有好处，所以我想报一些有关的辅导班，提高一下自己的计算机水平。但是家里情况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没报班。（案例5）

我家没给我请过家教，也没参加过兴趣班。小学时有跆拳道班，我参加过。（案例9）

初中请过一次英语家教，挺管用的。（案例13）

我喜欢钢琴，但我们家没有条件从小让我学琴，进了职高，学了幼教专业以后才开始学的，平时是小班授课。我家里没有琴，都是在学校琴房练。我现在正上一个英语补习班，1000元半年，很贵，学完了以后可以考公共英语2级，学费是我舅舅出的，他是医生。我也想过学瑜伽，但也就是想想，我还去问过，但也是随便问问，像这样的班费用肯定高。（案例14）

我上过学校的补习班，就是补中考的那5科。我最想上的是吉他班。（案例15）

兴趣班、补习班都没上过，我觉得那个没有用，该学的学校里都学了。（案例16）

我平时没有参加什么补习班。以前倒是参加过一个，主要是为了计算机等级考试。（案例18）

我原来参加过一个英语班，学习剑桥英语，学费多少不清楚，是姥姥出的钱。（案例20）

5.就业现状：贫困家庭青少年的失业情况明显高于普通家庭，职业稳定性及月平均收入明显低于普通家庭。

从风险及就业型态的角度来看，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就业型态可能以三种相互流动的型态呈现：稳定就业、不稳定就业、低度就业以及失业。其中的稳定就业与失业，二者分别在安全与危险的两端，也是过去我们所熟知的就业位置。而如今则在这两端中间存在着各种多元向度、部分安全／部分风险的就业。而这些部分安全／部分风险的就业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不稳定的工作，如短期合同的劳动者，其处于随时可能失业的危机中；二是低薪或薪资不足的工作，这种工作与工作贫穷（working poor）往往高度相关，特别是部分时间的劳动者。三是低阶层或非技术劳动者。从工作内容来看，部分受雇劳动者只能处于低技术、低阶层的位置，特别是低阶层服务业在工作内容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 ）下，不但是低阶层或非技术劳动者，甚至又与前面的部分时间劳动者类型相结合。此外，失业者更因再就业不容易而沦为长期失业者，被社会所排除（social exclusion）。而处于这种部分安全／部分风险就业型态的就业者，其不但在就业／经济收入上处于不安全的位置，在经济收入之外的社会保障上，往往也是处于缺乏完整保障、甚至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外（谢文元等，2005）。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部分青少年已完成学业，作为新生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数据显示，开始工作的贫困家庭子女有107人，占718人中的14.9％，普通家庭有41人，占310人中的13.2％，贫困家庭子女投入工作的比例略高于普通家庭。而从其就业情况和职业稳定性看，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家庭青少年失业和无业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家庭的同类青少年，职业稳定性却明显低于普通家庭（参见表3）。而对其在2003年10月份的收入情况的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贫困家庭子女的平均收入为477元，普通家庭子女则为958元，t=-3.458，P ＜0.05，差异显著。

6.就业期望：贫困家庭青少年更倾向选择收入稳定的工薪阶层。

表4显示，较大比例的贫困家庭第二代（44％）选择职业声望较高、收入稳定的公务员和教师类工薪阶层，而较大比例的普通家庭第二代选择职业声望和收入都较高的管理人员（35.7％）。

在访谈对象中，受访青少年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也把未来的职业与家庭经济状况相联系，如想多“赚钱”或当医生为家人解除病痛等。

现在还没想好将来读什么专业，但自己对管理方面比较有兴趣。（案例1）

我爸希望我将来找个好工作。我将来想踢球、举重！干这些赚钱多，多挣点钱养活我老爸。我希望家里有钱一点，然后存在银行里。（案例2）

我自己喜欢旅游专业，所以就选了本地导游这个专业。我爸原来想让我读园林，但我不喜欢。上学期考了服务初级证，准备再去考一个导游初级证，拿了这两个证就可以带旅行团当导游了，将来也打算留在本地做导游。（案例3）

我没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可能会往英语方面发展的，只要挣够生活费就行。（案例7）

当初是我自己决定上职高和读金融专业的，主要看好它的就业前景。当时觉得大学毕业找工作也得一技之长，我们职高毕业时，有单位来择人，但职高毕业去不了太好的地方。（案例9）

我喜欢体育，家里说计算机有需求，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我以后还想搞体育，搞体育也能用上计算机，如果听他们的让我往计算机上发展，估计没太大潜力，我也不喜欢。（案例12）

我比较喜欢环保专业，搞建筑的人太多了。现在环保很热门，挺有潜力的，以后不管什么行业，首先要环保。不过现在我主要是把学习搞好，工作的事还没谱儿呢，不敢怎么想。（案例13）

我学的是幼教，就想先干着幼教，然后再转专业呗，想学外贸什么的。（案例14）

我以后想当医生。因为有一次我奶奶生病了，医生都会对我奶奶特别好，我就想以后也当医生，给其他人看病。（案例15）

我最想到电视台工作，上次我们去电视台录制节目，就看着那些主持人，特别羡慕他们。（案例16）

我希望以后能够挣钱，给妈妈，因为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案例17）

未来的工作，我想做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比如一些网络公司，但具体什么单位，还没想过。（案例18）

我以后拼命工作，拼命挣钱，来养这个家，让我们过得好一些。（案例19）

我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工作。（案例20）

我的就业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当上白领、坐办公室就行了。不过现在主要是好好学习，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好报答家人，用我的能力去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
上述的研究发现，我国贫困家庭青少年在人力资本蓄积已经处于劣势，加上我国整体就业压力，结合贫困家庭社会处境和生活机会的缺乏，未来这一群体陷入贫穷代际循环的可能性非常高，形成贫穷世袭。

❸ 辨析题： 1 我国现阶段，按劳分配并不是唯一的分配方式。 2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享有的公民权力

第一为正确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二为错误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权利。

分配制度为劳动产品在社会主体中如何分割、配给制度的总称。有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需分配以及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3)证明我国5064岁组受教育水平低扩展阅读：

分配制度的相关要求规定：

1、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分配结构。

2、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管理）都要有相应的市场评价，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应得到相应的收入。

❹ 和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受教育水平很低的人，的人讲话沟通交流有很大的压力，你感觉到了吗

对，和他们说些成语或术语或双义的笑语会冷场

❺ 我国人口受教育比例是多少（悬赏50）

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低下，从文化素质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占11.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52%"文盲半文盲等低质量的农村劳动力较多。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全国九年制义务教育平均完成率2002年仅为79.25%,2003年仅为79.57%。
－李莉，2006：《农民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状况相关性分析》，《广西社会科学》，第7期

各地区农民中每千人中高中上人数（人/千人）
西 藏13.47
贵 州23.75
四 川34.06
重 庆34.59
云 南36.30
安 徽38.63
青 海50.22
甘 肃54.52
广 西55.26
江 西55.48
浙 江57.51
辽 宁58.00
吉 林58.22
黑龙江58.92
湖 北60.19
宁 夏60.77
福 建61.96
山 东62.81
广 东65.46
河 北66.48
山 西67.24
海 南67.89
河 南68.97
湖 南69.88
内蒙古70.20
陕 西73.09
天 津76.06
江 苏77.78
新 疆81.50
上 海92.16
北 京145.06
－李传志、魏安民，2005：《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关系的分析》，《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❻ 在我国，为什么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

一般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和研究人员都认为这一看法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实际，反映了农民的实际情况。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对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找到问题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研究和社会会调查显示，一般认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可以从社会和农民两个方面分析，社会的问题太大，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稀有的是世界永恒的真理。农民在生产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但农民的收入最低，所以其间没有谁剥削谁的问题。关键是农民人数太多，农民没有办法获得更高的利润。农民的竞争对手绝对不是城市人。城市人是农产品的购买者。城市人越多，购买农产品的消费者就越多。农民的竞争对手是农民。一个农民的某些农产品只要赚钱，一夜之间就会有很多农民加入，生产大量同质农产品，结果导致其产品价格暴跌，都得不到利润。农民太多是我国农民收入不能提高的根本原因。

❼ 你认为中国要提高全民的受教育水平应该怎样做

应该是提高中小学的入学率，鼓励高校校企结合提高入学率

❽ 求答案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率越低；受教育程度越低，出生率越高。试分析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三、教育的社会功能
（一）教育的人口功能
1.教育可减少人口数量，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之一
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很多，发展教育是其中之一，而且被认为是长远起作用的手段。一些人口学家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全体国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成反比。有人在拉丁美洲做过的有关调查表明：有工作的妇女生育率低于家庭妇女;有专业知识的妇女生育率低于一般农村妇女;受过中等程度教育的妇女的婴儿死亡率低于文盲妇女。在我国的有些调查资料中也反映出同样的倾向,即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越高，人口出生率就越低，反之亦然。参见表4-1。
一系列资料表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育观: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或个人向于不加节制特别是高数量的生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或个人倾向于有所节制的比较合理的生育。据统计，70年代中期,苏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成年人口的文盲率不足1%，其人口平均增长率约为0.72%,而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成人文盲率在70%以上（例如埃塞俄比亚为85%,尼日尔高达92%,）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6%,1980一1984年又进一步升高到2.9%。另据统计,在美国,每百名受过中学以下教育的母亲, 一生生育的子女数为124.1个,受过中等教育的约为118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为96.9个。我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见表4-2。
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控制大致可通过图4-1来表述。也就是说：
教育的发展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什么能起到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呢?
国家经济的发展，必然提高对劳动者的文化要求，从而刺激家庭对教育的需要,而家庭教育要求的提高必然增加抚养儿童的费用，这就能起到控制生育率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转化的过程已证明了这一点。在工业化的初期，西方国家人口增长率也较高,人们并不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因为社会生产中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不需受多少教育，要养育和培养这类劳动力所需的费用不高,家庭养得起。现代发达国家社会生产却大不相同,它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技术比较熟练的工人，因此父母养育儿童时要付出更多的教育费用,以使子女将来能取得工作资格或较好的社会地位。这使许多人不得不少生一些子女，人们就产生了控制生育率的愿望。我国当前农村控制生育率的愿望不强烈是与农村劳动力文化构成低、教育水平低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们更容易理解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乐于支持政府计划生育的号召,他们比受教育较少的父母在保护环境生态平衡、有节制地利用资源、保证社会获得良好发展等方面，更具有责任心。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们更倾向于用现代的、科学的眼光看待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风俗，他们对生育子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孩子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受到良好教育以及孩子的未来发展和事业成就上。就是说,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希望孩子给家庭增加多少收入和作为防老养老的经济保证，而是在孩子的未来发展上,因此也就不再为“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观念所束缚。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们往往更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对人生幸福的追求,他们不愿意因多生育而耽误自身的发展和生活的美满。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男女结婚和生育的年龄一般会往后推移,而妇女结婚越晚，生育子女的数量一般会越少。前苏联学者曾做过这样的推算,如果不加任何节制,一个生理条件刚刚成熟就结婚的妇女,一生平均可生育10个子女,20岁结婚：平均生育8.4个,25岁结婚,可生育6.2个,30岁结婚,可生育4.2个。
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妇女就业的机会,提高了妇女养育儿童的难度。这些都使人们愿意控制人口的增长。
由此可见，教育具有控制人口增长的社会功能。为了更有效地发挥这一功能，不仅要普遍提高社会民族的文化水平，而且应对成人和青少年进行专门的人口教育。对成人的教育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使人人懂得控制人口增长与国家发展、家庭幸福的关系，懂得怎样实现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对青少年的教育主要通过学校来实现。在学校中增设人口教育课程,其主要内容是揭示人口变化、人口状况、人口发展以及与基本生活质量方面的相互关系。在我国,这门课程还包括我国的人口政策及青春期生理卫生等内容。
2.教育可提高人口素质,是改变人口质量的手段之一
人口素质是由人口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品德素质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它们都与教育息息相关。
人口身体素质是指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大脑的功能状况。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先天遗传,二是后天的营养、保健和锻炼。一般说来，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一般都容易掌握优生学和遗传学, 懂得近亲结婚以及各类遗传病对新生一代的危害,能有意识地注意妇女孕期的保健卫生,尽量减少因用药不慎、疲劳过度、神经紧张等对胎儿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大大减少了先天愚型儿和先天残疾儿的出生。近些年兴起的胎教,对胎儿的智力发展也有所帮助。可见，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为人口质量的提高把住出生关。此外,受过教育的父母对人类自身生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和认识也较深,在安排个人及孩子的饮食起居、卫生和体育锻炼方面更能符合科学的要求,这对提高身体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更为明显和直接，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教育的好坏。世界上通常用下列具体指标来衡量人口的文化素质：文盲率或识字率,义务教育普及和提高程度,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员数,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显然，这些指标直接受制于教育。近些年，联合国已经把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作为判断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如果一国的成年人口的识字率低于10%,就可把该国看成最不发达的国家。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据1993年的《世界教育报告》报道,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1990年中国是186人,同期的日本是2328人,美国5591人,阿根廷3293人,韩国3899人。在该报告所列的23个国家中，中国只高于印度。1994年《世界科学报告》载：每千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中国是0.4人,日本4.7人,美国3.8人,以色列4.4人,加拿大2.3人,印度0.1人。由这些数字可以看到,我国教育事业也比较落后，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十二周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23.5%。 这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极难适应的,现代化的所有梦想在低素质人口中都可能化为泡影!因此，教育人民,使人民成为自律自重、敬业乐业、团结刚健的人民,这是跨世纪的历史使命。
人口思想品德的形成也依赖于教育,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就会培养出什么品质的人。马卡连柯说过：“没有健全的教育环境而能养成真正可贵的品质的例子,我连一个也没有见过,或者反过来说，有了正确的教育工作而会产生堕落的性质,也是不会有的。”因此，一个文化素质较高、文化氛围较浓的家庭以及良好健全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环境，对提高人口思想品德素质的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
3.教育可使人口结构趋向合理化
人口结构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与社会结构。自然结构指人口的年龄、性别等方而的比例。社会结构指人口的阶级、文化、职业、地域、民族等方面的比例。所谓人口结构的含理化就是指人口结构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口的自然平衡。
教育与性别年龄结构。如前所述，由于受过一 定教育的妇女生育观的改变，使她们摆蜕了“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从而降低了女胎流产率,进而调整着新生儿的性别结构。教育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对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上。由于教育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使得生育率大大降低,人口增长缓慢。另外，一系列调查数据表明,教育与死亡率成反比例关系（见表4--3和表4--4)。这是因为受较高文化教育的人群,具有较丰富的科学知识，因而常常比较了解营养、卫生、体育与身体素质的关系,按照较科学的方法生活、劳动和锻炼,降低了自身死亡率；同时也能按照科学的方法培养儿童,使婴儿和儿童死亡率较低（见表4--5)。生育率与死亡率的改变,不可避免地要改变着人口的年龄结构。
教育与人口的城乡结构。人口的城乡结构实际上就是城镇人口的比重。城镇人口比重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从1983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看，全世界总平均为39%，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0%，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为29%。我国有史以来就一直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有所上升,城镇总人口比重，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时达到18.4%,1982年上升到20.8%,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们要赶超世界发达国家,要家加快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化，改变城乡人口比例,尽快实现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就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么如何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力,使多余农业人口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或工业人口,就有赖于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普及农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从而为提高农村科技水平,发展乡镇企业提供可能。
教育与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教育对人口的行业和职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教育所带来的科技进步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细密,有的行业淘汰了，衰退了，有的行业兴起了。最显而易见的是二战后随着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微电子学、激光、光导纤维和遗传工程等尖端枝术工业的急剧发展所带来的在业人口行业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一般说来，逐步提高脑力劳动者和体脑劳动者的比重,逐步减少体力劳动者的比重,将是现在和未来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我国1990年7月，通过对大陆30个省区、直辖市64724万在业人口的调查显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商业工作人员等比重较1982年都有所上升，其中各类专业人员所占比重为5.31%，仍只相当于美法的1/3。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创造相应的教育条件，为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提供相当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
4.教育有利于人口的迁移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的迁居活动，人口有计划的合理迁移，对适应生产力发展和资源开发,促进地区间文化技术的交流、合作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诸多,其中教育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受过教育的人口更容易作远距离迁移。这是因为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不易受本土观念的束缚,他们更想到最适合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去工作。另外也由于迁入城市大多是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或是第二、第三、第四产业为经济主体的城市,这就决定了迁入这些城市的人员必然是些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人。以广州为例，在1990年的流动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人口都较少，分别为93.04万人和13.06万人,占总人口的28.07%和3.94%,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达206.44万人,占总人口的62.28%。与全省人口平均水平相比,流动人口的大学、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分别高出0.13、3.48、26.35个百分点，相反,小学和文盲半文盲人口所占比重分别减少12.4和6.62个百分点，可见流动人口总体文化素质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文化教育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更吸引迁移人口。如前所述,迁入城市大都是些科学技术发达的城市。我国80年代以后,出现人口大量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倾向，迭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加快了科技发展的步伐，从而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仍以人口迁入量最多的广东省为例,迁移人口以珠江三角洲腹地为核心向外围呈梯级分布状态。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广东迁移人口的聚集地,而且是全国人口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迁入人口占全国总迁移人口的9.18%。人口迁入量仅次于广东的是全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京津沪三市。可见，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是吸引迁移人口的重要因素。
教育本身就实现着人口的迁移。现代教育,特别是现代高等教育如同一个人才集散地，它把各地区的人才收拢上去，加以培养,然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学习者的志愿和特长，再把他们输送出去，从而实现跨区域的人才流动。据统计,学习培训和录用分配与省际迁移量的比重分别为7.8%和4.7%。这种由教育本身所实现的人口迁移,最显著的优点在于可使各个地区有计划地输入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有利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❾ 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提高的因素有哪些

我国的文盲概率只有2.67%，而且人口城镇化比例有所提高。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已经公布，人们可以发现这些数据中出现了老龄化社会以及男女比例失衡。这些都是关乎行业发展和民生的重要数据，相关部门会根据数据制定不同的方案。

文盲率下降，教育水平普遍提升，城镇转化率有所提高，造成这些现象的因素包含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我国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案和教学模式，家长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以及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造成此类现象的因素众多，关键性因素无非是教育水平逐渐提高，而且各个地区开展了有效的教育方案。除此之外，居民生活质量提高，他们可以将钱用于孩子教育方面。这就导致我国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更何况城镇转化率与居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当城市与乡镇的差距越来越小，进而导致城市的城镇转化率越来越高。国家出台的各项方针尤为重要。不仅有效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还使得城镇转化率得到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