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支出占比GDP

『壹』 中国养老金占gdp比例

全球视角来看,建立多支柱养老体系已成为主流发展趋势。世界银行于 1994 年首次 提出了“三支柱”养老体系,即第一支柱的公共养老金计划、第二支柱的职业养老保险计 划和第三支柱的个人储蓄计划。2005 年,世界银行将“三支柱”扩展为“五支柱”,增加 了零支柱的非缴费型国民养老金、第四支柱的非正规养老保障支持,从更全面的视角概括 了风险分散的、可持续的养老金制度体系。其中,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为缴费 型、制度性养老金计划,在整体养老体系中发挥着最为核心的作用。

『贰』 全球老龄化对全球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第一，人口老龄化会使劳动力供给短缺，而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劳动人口不足会直接制约经济增长。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劳动人口总量达到最高峰，之后一直下降，2010年，劳动人口总量比1995年减少了7%，而劳动人口需要负担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则从15%上升到25%。同期，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尽管日本政府推行了超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努力刺激经济增长，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宏观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日本人口总量已连续10多年负增长，劳动力供给短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可见，老龄化社会中，改善劳动力供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第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相关的社会保障支出会大幅上升，将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为避免公共债务风险，政府或者压缩其他支出，或者增加税收，这又将制约经济增长。例如，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即源于养老保障带来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老龄化加剧要求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养老金支出。危机爆发前，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30%以上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都被用于养老保障，而希腊的这一指标接近50%，而且养老保障支出具有刚性特征。另一方面，与之相伴的赡养率下降可能会带来公共养老金缴费率下降，收支两方面的挤压导致政府日益依赖发债弥补财政赤字，最终导致债务累积和债务危机。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和医疗健康支出会从2015年占GDP的15%增加到2100年占GDP的近25%，老龄化问题正对各国公共财政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挑战和风险。
第三，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对资本形成产生不利影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分析，社会中处于中年和壮年阶段的人群储蓄倾向较高，老年人储蓄倾向较低，老年人口占比提高会降低储蓄倾向。同时，高抚养率会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和支出，阻碍资本积累，加之老龄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会进一步降低实际储蓄率。储蓄是投资的重要来源，储蓄率降低意味着资本积累和投资率的下降。
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特征。1975年，日本家庭储蓄率曾达到23.1%的峰值，高储蓄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导致日本储蓄率持续下降。2013年，日本家庭储蓄率首次出现了负值，为-1.3%，可见，老龄社会中，较高比例的居民动用存款进行消费，显然不利于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此外，人口老龄化还会通过改变消费行为、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金融资产结构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当然，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有些是正面的，或者兼而有之。例如，劳动人口既是生产年龄人口，也是消费能力最旺盛的人口，劳动人口数量减少不利于消费，但是，老年人对医疗护理、康复保健、老年用品及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为发展老龄产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叁』 俄罗斯人交养老保险吗

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经济 体制转型以来， 俄罗斯养老保障制度按照 三个方向进行了改革：一是逐步放弃国 家包揽一切的做法，实现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二是在处理社会公平的与效率的相互关系问题上，重点由过去的公平而忽视效率转向效率兼顾公平；三是不断提高了养老金水平。
1997年前，在这一领域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在俄罗斯除了实行自愿投保养老外，所有公民与企业事业单位均必须参加强制性养老保险，其基金来源与国家预算脱钩，建立专门的俄联邦预算外自治养老基金，基金来自联邦与各联邦主体预算拨款、投保单位和个人三方面。雇主按工资总额31.6%缴纳，雇员按工资收入5%缴纳，企业与职工的缴纳一般占该基金总额的90%以上。第二，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与苏联时期一样，男年满60岁工龄不少于25年，女年满55岁工龄不少于20年。
由于通胀率高并且变动大，原来那种长期不变的计算发放养老金的办法就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往往不能抑制由于通胀所引起的养老金实际水平的下降，从而使养老金领取者最低生活水平得不到保证。因此，从1992年起对养老金实行指数化。指数化主要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数额和养老金领取者原有工资与优抚金水平来计算。1997年9月，俄罗斯通过了《关于计算和增加养老金的程序法》，规定从1998年2月1日起，养老金的计算不再以价格的增长为依据，而以全国的月平均工资的提高水平为根据，同时规定采用个体系数来完善养老金。
1997年，俄罗斯还参照世界银行提出的“三支柱”模式，对养老金保障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第一支柱是社会养老保险，它仅限于为无力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特困人群提供帮助，由政府财政出资；第二支柱是强制养老保险，这是“三支柱”中最重要的部分，其资金来源由企业和职工的缴费和基金收益，2001年通过开征统一社会税形成。该税是把原来的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合并到一起，统一社会税按工资总额的35.6%征收。开征统一社会税后就取代了此前实行的向国家预算外基金缴纳保险费的制度。第三支柱是补充养老保险，是一种自愿养老保险，由雇主自愿建立，所有职工均可自愿参加，采用基金制的个人账户管理方式，使职工在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之外可自行通过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灵活调整退休后的收入。俄罗斯自愿养老保险的人数很少，只有1%的劳动年龄居民参加了这种保险。原因在于总的来说，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无力承担额外的保险支出；其次，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往往低于其它投资的回报率；另外，俄罗斯的非国有金融机构信誉差，广大居民对其缺乏信任。
俄罗斯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虽进行了多次改革，但仍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另外，在面临人口持续老龄化趋势压力的同时国家负担日益加重，使养老保障体系赤字运行，靠财政补贴难以维系。
针对上述情况，俄罗斯决定从2010年1月1日起，对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新的改革，其实质是向保险原则过渡，即公民所享受的养老金权利和养老金额度直接取决于每个人向国家养老基金的保险缴费，目的是使养老金收入由依靠税收收入向依靠保险收入转变。
总的来说，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重视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并不断提高了养老金水平，2000—2007年这8年间养老金增加了1.5倍。2012年全俄月均养老金为9800卢布。
俄罗斯养老保障制度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最为突出的首先是尽管俄政府采取诸如提高养老保险费率等政策来减轻国家负担，但国家财政仍面临巨大压力。2007年俄罗斯联邦政府用于养老保障的转移支付占GDP的比重为1.5%，到2010年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2%，整个养老金支出约占GDP的9%。俄从2005年养老基金开始出现赤字，数额为870亿卢布，准备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来缓解赤字，计划到2015年之后男性公民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到65岁，女性公民由55岁提高到60岁。
其次，在相当一个时期内难以解决一方面养老基金占GDP的比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的比率不高的矛盾。结果是使国家财政压力增大，同时退休人员还因养老金低对政府不满。为此，俄政府甚至承诺退休金从2015年起将至少提高45%。
由于俄人口老化与不断减少，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老年人将从2010年的36人上升到2031年的53人，抚养负担率将提高47.2%。这不仅对如何发展俄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重大问题，亦是俄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原来的医疗制度与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已不相适应，这些都要求俄罗斯政府改革医疗制度，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现代医疗保险制度。为此，实施的主要政策有：一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制度转为社会保险制度；二是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免费医疗制度转为由国家与居民共同负担的医疗制度。
1991年6月28目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公民医疗保险法》，为俄罗斯医疗制度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该法律规定：所有俄罗斯境内的常住居民均须参与强制医疗保险，保险费由国家及企业共同承担。有工作的居民，由其所在单位按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强制医疗保险，没有工作的居民由国家预算支付强制医疗保险；强制和自愿医疗保险缴费是俄罗斯医疗保障体系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强制医疗保险范围内由政府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其数量和条件依据联邦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批准的强制医疗保险基本纲要执行；改变医疗保险给付标准，国家为居民提供的医疗保障拨款不再以个人工资为标准，而改按其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用，采用多缴多付、少缴少得的原则；除强制医疗保险外，设立自愿医疗保险，保费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在居民享受免费之外的医疗服务时，由非国有保险公司承担其费用。
1993年4月和1996年又分别通过了《关于建立联邦和地方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规定》和《俄罗斯联邦公民强制性医疗保险法》，目的是为推进强制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俄根据上述法律文件，进一步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医疗保障制度。
建立了强制医疗保险基金，分为为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和地区强制医疗保险基金。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有：(1)雇主缴纳的强制医疗保险费，费率为工资基金总额的3.6%，其中0.2%纳入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3.4%纳入地区强制医疗保险基金；(2)用于完成国家级强制医疗保险计划的联邦预算拨款；(3)法人和自然人的自愿缴款；(4)基金闲置资金的经营所得，基金所得免征所得税。在上述资金来源中，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保险缴费，占强制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的90%以上。(自童伟等著：《2012年俄罗斯财经研究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页)
成立了医疗保险公司。公司是不受政府卫生医疗部门管理的独立经营主体，可承包各类医疗保险业务。企业和国家管理机关作为投保人同保险公司签订合同，被保险人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疗服务机构就医，保险公司为被保险人支付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公司可代表受保人的利益对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进行检查和监督，必要时对医疗单位提出索赔和罚款制裁。
在叶利钦执政期间，形成了新的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但由于这一时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转型危机，市场混乱，各种法律难以执行，因此有关医疗制度改革的法规与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由于资金短缺国家对卫生医疗的拨款大大减少，不少人求医遭到困难。
普京执政后，十分关注俄罗斯的卫生医疗事业。他在2005年提出，医疗是国家优先发展计划四大领域之一(其它三项为教育、住宅和农业)，并亲自担任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国家优先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健康”国家优秀发展计划当年开始实施，该年的支出就高达787亿卢布。普京提出实施“健康”国家优先发展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俄罗斯人的寿命。1994年俄人平均寿命为57岁，1999年提高到60岁，2012年为68岁。尽管人平均寿命在提高，但仍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这是俄罗斯亟待解决的问题。普京在2008年提出，到2020年要让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提高到75岁。因此，提高卫生医疗服务水平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为了医疗保险制度与市场化和现代化相适应，2010年11月29日通过了俄联邦《关于部分修订俄罗斯联邦强制医疗保险法》法律。主要内容有三：(1)给予被保险人有自主选择医疗保险公司的权利，这是以前被保险人没有的权利；(2)扩大强制医疗保险给付范围。强制医疗保险体系目前给医疗机构的保险给付范围仅包括薪金、工资、支出成本、药品和食物等5个方面。自2013年起，医疗机构中除用于基本建设、维修和购买10万卢布以上设备的支出外，其他所有支出全部由强制医疗保险体系承担；(3)取消私人医疗机构进入强制医疗保险体系的限制。这次改革，使俄罗斯强制医疗保险更便于广大居民就医。
但目前，俄罗斯卫生医疗体系仍存在不少问题：资金不足仍未很好解决，强制性医疗保险体系至2012年初资金缺口约为1000亿卢布；医疗服务水平低，工作效率不高。造成这一情况除医疗设备较落后外，与医务人员收入低也有关，2007年西方国家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3倍，而2007年俄罗斯医生收入仅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5%，这必然影响医务人员提高业务水平的积极性。俄这几年来一直在着力提高医务人员的收入水平。与全国一样，俄医疗领域的腐也十分严重，送“红包”现象十分普遍。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在俄罗斯特别像莫斯科那样的大城市，出现了不少私人医院，一些收入较高的患者会选择去私人诊所就医。
住房制度改革
苏联时期住房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改善进展缓慢，尽管在客观上有战争破坏与俄国留下很差的住房条件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苏联的住房制度造成的。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苏联的住房制度具有福利性质，主要特点是，由国家大包大揽，大多数公民的住房主要由国家负责建造和无偿分配给与，实行低租金与高补贴政策。
苏联上述住房制度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是国家承担沉重的财政负担。长期来，国家用于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中，住房建设投资要占15%—18%，仅次于工业、农业投资。二是极低的房租无法弥补住房折旧与保养维修，要靠国家大量补贴解决。据莫斯科市的材料，向居民收取的房租、水电费、暖气费与天然气费，只能弥补实际费用的1%—2%，甚至连维持收费单位的经费开支都不够。三是助长了人们对国家的依赖心理，削弱了多渠道建房的积极性。四是在分配住房的过程中，很难按统一规定分配住房，往往领导人利用权力多占住房。据俄国家建委负责人1993年年底发表谈话说，俄当时仍有1700万人的住房面积低于5平方米，约有1100万户几家合住一套住宅，约有200万户住旧房危房，约有950万在排队等房，全俄缺4000万套住房，排队等房的队伍越来越长，平均等房期限长达20年之久。(见俄《文学报》1993年12月29日)
在上述情况下，俄罗斯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必须对住房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改革的政策一是实行公有住房私有化，即以无偿方式把房产权交给居民；二是改变原来主要靠国家建房并无偿提供居民使用的住房制度，即国家不再分配住房，实行多渠道筹资建房，并鼓励公民个人建房与购房；三是提高房租，使其接近住房实际价值，以克服原来的低房租的平均主义；四是尽快建立与发展房地产市场，使其与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和整个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相适应。
俄住房私有化是根据自愿、无偿与一次性三原则进行的。自愿原则就是公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与住房私有化，使公有住房归己所有；无偿原则即所有公民均可按规定的标准无偿获得已住房屋的所有权。无偿转为公民所有的住房按俄罗斯人均住房面积确定，不得少于每人18平方米，特殊条件下，可按住房性能再向每户提供9平方米，超标部分按一次性或分期付款方式解决。一次性原则即公民可按私有化方式一次性获得归己所有的住房。
在推行住房私有化的同时，俄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公民建房与买房，如提供建房买房信贷。俄还通过发放住房券以吸引居民手中资金投资建房。住房券是具有保值作用的有价证券，持有者可用来分期购买住房。另外，俄对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建房、买房的公民，其个人存入住宅专项储蓄账户的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
逐步提高居民住房 公用事业的缴费比例，从2005年起由居民100%负担，如该项费用在居民家庭总收入中的比例超过20%的，国家可给与相应补贴。这一措施既有利于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又可以使住房公用设施的维修得到资金保证。
住房制度的改革使私人住房量大大增加，到2001年私人住房占存量住房的63%，公房占37%，而改革前的1989年67%的住房为公房，33%为私房。住房制度改革促进了住房建设的发展，人均住房面积从1992年的16.8平方米提高到2011年的22.8平方米。
目前住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住房私有化后，可提供无偿分配或以优惠价出售的房源大大减少，从而使无房户增加，产生这一问题还与房价大幅度上涨有密切的关系。随着住房私有化改革的进行，俄罗斯房地产走入市场，房价也随之上涨。根据俄罗斯报纸公布的俄各主要城市2011年10月房价排行榜，其中前三名城市的城市名单如下：莫斯科5902美元/平方米(套内面积)、圣彼得堡2895美元/平方米、叶卡捷琳堡1985美元/平方米。在莫斯科市黄金地段的高档住房，每平方米近1万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万美元。而2011年1～5月莫斯科市人平均月工资为1465美元，其中金融领域从业人员月工资为3500美元。2011年，全俄月均最低生活费的标准为6369卢布，约213美元。随着房价上涨，租房也很贵，根据俄罗斯联邦“房产世界”协会2011年10月20日公布的对24个主要城市租房价格的调查，莫斯科市一居室的平均月房租为1000美元、两居室为1723美元、三居室为3502美元。
普京在2012年2月13日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题为《构建公正—俄罗斯的社会政策》总统竞选一文中指出：目前俄只有1/4的公民有能力建设或购买新住房。俄政府将通过多种途径解决民众住房问题。他认为，随着各种措施的实施，2020年前可以让60%的家庭获得新住房，2030前可以彻底解决该问题。
在俄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另一个问题是房地产行业存在垄断，市场存在价格操控。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柴卡声明说：“鉴于联手操控价格的做法可能存在，已经委托联邦反垄断局组织一项调查，以判断房地产开发商在为房产定价时是否遵守反垄断法的规定。”这一问题普京在2004年的总统国情咨文中就强调指出，为了使房地产市场规范化，必须打破建筑市场的垄断，俄公民不应当为建筑业由于行政障碍造成的代价付钱，也不应支付建筑商的超额利润。
当今俄罗斯居民生活状况
由于实行一系列提高居民生活福利政策，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普京在2012年竞选总统发表的文章中说：“发展经济首先是人、就业、收入和新的机会。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贫困人口减少了3/5。大城市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找不到工作或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的停滞时代已经过去。”(普京：《俄罗斯在努力——我们要面对的挑战 》，[俄]《消息报》，2012年1月16日)
2012年俄月均实际工资为26690卢布；全俄月均养老金为9800卢布；人均住房面积为22.8平方米；失业率为5.3%(430万人)；实行全民基本免费医疗服务，手术免费，住院免费，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不管你是不是俄罗斯人，只要在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人得了病，都免费给你治疗。实行11年义务教育和部分免费高等教育。在公立大学中的公费大学生比例不得低于40%。实际上，公费大学生的比例约为50%；2012年月均最低生活水平线为6511卢布，约为217美元；2011年每100户家庭拥有电视机164台、电冰箱121台、洗衣机99台、轿车48辆。总的来说，俄罗斯百姓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
普京执政以来，之所以更多地关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首先是由于总结了叶利钦执政时期的经验，深知要使社会稳定，必须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坚持推行不断提高俄罗斯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在叶利钦执政时期，由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恶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使国家基本上不能保证满足人民对教育、卫生保键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这些因素是社会改革得不到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工资、养老金等大幅度提高是提高居民购买力的基础，从而才能扩大内需。这几年来，扩大内需已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
尽管普京执政后，在分配领域采取和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把重点放在改善低收入群体，也取得了积极效果，但至今，在俄罗斯分配领域中尚存在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由于存在垄断、腐败，贫困居民收入的增长落后于富人收入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克服而是继续强化。根据俄官方的统计，2001—2005年俄居民实际收入每年增长9%—12%，累计增长60%，但分配结果是明显朝着有利于富人倾斜。10%最富有的居民实际收入增长123%，而10%最贫困的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只有富人的50%。这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拉大，1999年10%最富裕与最贫困的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为14倍，2003年为14.5倍，2004年为 15.2倍，2005年为14.8倍，2006年为15.1，2011年为16.1倍。普京谈及此问题时指出：“最富有的和最贫困的群体间差距缩短得太慢……过分的分化则不公正，会造成社会紧张。”

『肆』 全国范围来看退休金能够达到4500元养老金以上的人占比是多少

全国退休工资达到4500元的人数占比是多少？

能够达到4500元退休金的人，工资水平已经是中等偏上水平。根据目前国家的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平均养老金水平在2900元左右，还不到3000元。而能领4500元多数还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企业退休人员多数还是在4500元以下，多数人甚至还在2000-3000元。要说具体占比是多数，这个不好说，保守估计在30%左右。

而且养老金年年上涨，仍然保持在5%的上涨幅度，相信现在养老金少的，会通过年年的上调而提高。那么以后能达到4500元的养老金人群也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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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之间的关系探讨

随着社会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负担将会加重，不仅需要支付更多的养老金，而且需要更多的医疗费用支出。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关国家统计，65岁以后每人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倍增加(见表1)。因此，社会保障收入难以承受老龄化必然带来的不断增高的支出需求，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出现了支付危机。

老龄化造成了养老保险缴费与支出之间的不平衡。据有关专家对OECD20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分析和预测，除英国和爱尔兰以外，其他18个国家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和支出之间将长期存在较大的差额，特别是在2005—2035年期间，差额将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有15个国家预计在2035年养老保险支出占GDP比例将比养老保险缴费占GDP比例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
对于亚欧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和福利主义政策指导下，已经实行了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而老龄化的到来大大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政府不得不以高赤字来支撑这样一个成本高昂的体系。

以德国为例，为了支付养老金，德国政府每年要拿出700多亿欧元来补贴。1965年，德国社会生产总值的9.8%用于福利支出，而今是17%。德国政府开支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福利和补贴。在2001年，德国政府的全部开支中，福利支出占51%，其中给老年人的福利补贴占全部开支的32.9%。高额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德国赤字和国债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年德国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6%，2002年超过61%。仅支付利息一项就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2002年此项开支占德国政府全部开支的11%，致使对教育和基础建设的投资不断缩减，1970年时德国这方面开支的比例还占16%，而如今联邦、州和市镇三级的投资却仅为6.2%。

在美国，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支出也是影响美长期预算赤字的结构性因素。美国社会保险和医疗福利支出在2002年占美国GDP的7%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提高到12%，这些开支将在今后10年使联邦政府赤字达到1.5万亿美元。

『陆』 全国养老金每年大概开支多少

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快速增长，为退休老人的养老金稳定发放奠定了坚实保障。截至2021年底，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60040.4亿元，较上年增加16068.6亿元，同比增长36.54%。

2016-2021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及增速

资料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智研咨询整理

随着包括个人储蓄、保险在内的民间资产更多投入到养老储备中来，我国也将有更强信心和更大能力应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规模仍在不断增加。截至2021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6500.3亿元，较上年增加5311.3亿元，同比增长10.38%。

2016-2021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及增速

资料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智研咨询整理

中国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呈现逐步加速趋势。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养老保障，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推进“新四化”建设的需要。截至2021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54797万人，较上年增加554万人，同比增长1.02%。

『柒』 养老金17连涨方案出炉引热议，应该如何平衡养老金的收入与支出

推迟退休年龄。当老龄化达到一定阶段时，一些发达国家将继续“延长退休年龄+减少养老金给付”，以确保养老金账户的长期余额。就我国而言，减少养老金福利的方法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当我国的老龄化发生在“先富起来先富”阶段时，但仍有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文章。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如果不适当调整退休年龄，养老金账户将难以实现长期均衡。关键是要提供一个设计良好的灵活退休制度，以利于人们的接纳。

实现养老金账户的长期精算结余。长期精算余额是维持养老金账户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养老金待遇水平上引入了“工资波动调整机制”和“价格波动调整机制”，目的是提高由工资增长和通货膨胀引起的养老金收益水平。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问题，给养恤金支付带来了巨大压力。 2004年，引入了“宏观经济浮动调整率机制”，以根据公共养老金参加者的减少率和平均剩余寿命的延长率来调整支付水平，以减轻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并减少养老保险的缴费。

『捌』 中国养老金占GDP比重仅7% 未来数十年养老市场将快速发展

10月27日，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于北京发布《中国养老金融发展报告（2019）》。会上，多家养老财富管理机构对中国养老金融提出了总结与建议，并纷纷赞同未来数十年养老市场将快速发展。
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提出，养老金融主要涉及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金融三大方面。到2030年，预计中国将有30%人口步入老龄化；而2018年，美国养老金/GDP占比逾135%，中国养老金/GDP占比仅7%，差距很大。
养老服务金融方面，出生于1960年代的人群正逐步退休，他们的下一代开始了独生子女政策，老龄化人口将持续增加，因而未来数十年养老需求前景广阔，市场将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养老金融储备意识、专业知识有待加强，应鼓励专业投顾公司发展。
其指出，细化到以房养老政策上，虽然该政策试点了很多年，但推行效果有限。
“2016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及空巢老人的数量达到了4060万人，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9500万人。”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冯丽英表示，应当科学调整资产配置结构，研发全生命周期型产品，参与第三支柱市场竞争、开展养老投资咨询。
养老观念方面，平安养老保险CEO甘为民表示，养儿防老已经逐渐转变为个人养老资产养老：“目前我国社保基金规模2.2万亿元，平均投资收益超过7.8%，企业年金1.4万亿元，平均投资收益率7%。”
另悉，养老金融资金管理方面，公募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是市场主力。
华安基金总经理童威透露，目前公募基金管理规模超过全国社保基金委外投资规模的70%，“房产净值占中国家庭资产的69.7%，金融资产占比不到20%且其中80%都是银行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现金”，因此，公募基金的参与将会是未来养老金融的一大发展趋势。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冯丽英表示，推行REITS产品、信托等产品以丰富养老金融资金来源，向客户提供“存房+养老”模式，以未来10年租金收益来购买相应的养老服务，可以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中国银行养老金业务部副总经理陈卫星表示，银行作为社会经济最主要的融资渠道，将不断发展受托直投业务。就海外投资而言，房地产、能源等另类投资已是年金投资重要的收益来源。

『玖』 社会保险给付结构受哪些制约因素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1、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社会保障的范围。
在社会保险发展的初期阶段，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其保障范围仅局限于机器制造行业和加工工业，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保险待遇的人数也相当有下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逐渐扩大至其他行业，最后扩大至农业劳动者、个体劳动者。例子：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用于射虎保险分配的资金和社会资源较为充足，因而为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奠定了件事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摇篮到坟墓”的全民高福利社会保险体系。以及二次大战后工业化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促进社会保险范围扩大的基本制约因素。
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受经济发展水平及二元经济结构的限制，社会保险的保障面相当狭窄，即使是社会保险制度相对发达的拉美国家，保障面一般也只有50%左右。而对绝大多数亚非国家而言，社会保险保障面的平均水平低于拉美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大多数劳动者收入低下，传统部门中存在大量隐蔽性事业，且容纳着绝大部分劳动力，人数使有支付能力的人保险需求很低，传统社会保险模式下的负担方式在乡村经济中难以找到合适的载体。
2、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社会保险的项目和内容。
在社会保险发展初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仅能提供基本保险项目如养老保险、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津贴，并且保障项目和内容都非常单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险由单一保障项目向综合性项目发展，如家庭津贴，附加养老金、培训津贴及各类临时性津贴。与此同时，福利待遇也不断攀升，形成高福利的发展格局。使社会保险的项目和内容，逐步超出最初的基本保障总之，向高福利和全面保障方向发展。
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和制约了社会保险项目和内容的发展，仍使其处于初级发展水平。社会保险的基本目标只能是保障工薪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项目和内容也只主要包括基本保障项目。
3、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险的保障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高速增长，对于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和保障程度，具有直接推动作用。以西方七国（美、英、法、德、日、意、加）养老保险支出占GDP和国民收入的平均比例为例，占GDP的比例由1960年的4.8%上升到1985年的9.3%，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60年的5.2%上升到1985年的10.5%。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社会保险的水平也随之提高。
4、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社会保险的给付模式。
日本于明治维新后陆续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但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失业者迅速增加，在职人员收入减少，而且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少子化”和“高龄化”以超预料的速度发展。缴保险费的人及其所缴保险费额在不断减少，而依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却在迅速增加。同时保险费在工资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增长，不仅将磋商在职人员的劳动积极性，而且必将扼杀经济再生的活力。因此，改革现行的以“后代人抚养前代人”为特征的养老金制度，降低保险费收费标准已成为日本在职人员的共同呼声。
二、社会保险目标的制约
社会保险作为一国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社会保险给付结构。无
论是强调效率的纳费型支付，还是强调公平的给付型支付，都不同程度的受到社会保险目标的制约。
1，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保险目标促使其选择不同的给付结构。如一些国家社会保险强调公平，社会保险给付结构则表现为不分收入状态、社会阶层差异、风险程度、就业期限长短等一律实行统一的全民社会保险给付标准，以实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而另一些国家强调高效率的社会保险机制（例如新加坡采取公积金制度）以个人账户缴费累积量为主来确定给付量，这种给付结构强调效率优先。当然，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给付结构也普遍存在。
2，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保险的给付结构会随着社会保障目标的调整而调整。通过提高待遇水平或增加临时性补贴，或改革原有给付结构或调整技术机制以适应特定时期的社会保险目标调整需要。例如，在90年代改革步伐加快时，为了保障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我国把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目标，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实行统账结合的原则。
现在，在我国新农保的机制设计上，采用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这样一种待遇的给付方式，实际上基础养老金部分采取普惠制，使得60岁以上的农民可以在政府的财政补贴基础上得到实惠。再一个通过个人账户的缴费机制，明确农民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过程当中自己承担的一份责任，这样一种给付形式体现了我国社会保险的目标定位时，更倾向于缩小社会保障领域内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这里指城乡之间的差距），兼顾公平和效率。
三、收入替代水平的制约
从运行机制和技术机制的角度分析，收入替代水平的确定是影响社会保险给付结构的重要因素。劳动者一定时期内的收入水平是计算社会保险给付水平的重要基础，但社会保险给付究竟应占劳动者收入的多少比例才能更好的实现社会保险的目标，则取决于收入替代率的确定。
收入替代率是指社会保险给付金额占劳动者收入的比例。它不仅反映社会保险待遇在何种程度上反映社会保险目标，而且还是影响社会保险给付总水平、制约社会保险财务机制和精算平衡的重要因素。
因为收入替代率的高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保险给付水平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国家、企业及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过高的收入替代率势必增大各方纳费比例并影响计划的长期精算平衡。同时，其他经济保障形式如企业补充保险、商业保险发展的程度也会通过收入替代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保险的给付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加大，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因此城乡之间的收入替代率也不断加大，这制约着我国社会保险给付结构，我国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收入逐渐增加，无论是在财政收支还是GDP中社会保障的投入比重都有大幅提升，由此可见收入替代率对社会保险给付结构的影响会逐渐提高。社会保障是再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制度安排，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险制度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作用显著。。调查显示，2012年社会保险收入占调查对象人均收入的14.5%，已成为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部分老年居民收入的唯一来源。根据测算，社会保险收入使全部样本的基尼系数下降了0.04，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因此收入替代水平与社会保险给付结构互相影响，相互制约。
四、指数调节机制的制约
经济学中，指数化是指根据物价指数对工资的一种校正，使得公众在通货膨胀之后依然拥有相同的购买力。这样的校正是在法律或合约的规定下、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自动进行的货币数量的调整。保险金指数调节机制，指的就是通过建立保险金与工资收入或物价挂钩的
自动指数调节机制，以防止未决的社会保险金的实际购买力因物价和工资水平的大幅度变化而受影响，从而保障劳动者的经济利益的一种机制。下面我们就以养老金给付水平为例对其进行分析。
一般来说，养老金指数调节机制有两种指标，即价格和工资。由此产生出三种养老金指数调节模式，分别是：
1、根据物价指数（通常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调整养老金水平的价格指数化，例如日本、美国、加拿大等。
这一调节模式旨在从真实水平或绝对值的角度衡量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准，即养老金调整前后退休人员实际生活水准基本不变。这一模式的缺点在于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准始终维持在退休初期的状况，没有同在职人员一样享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
2、根据工资增长率调整养老金水平的工资指数化，例如法国和德国。
这一调节模式旨在相对水平上评价与反映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准，即保证退休人员生活水准与在职人员生活水准同比例变化。
在实际应用中，这一模式又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以名义工资增长率来调整养老金，如法国。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名义工资的增长同通货膨胀率不同时，可能不能实现养老金的调整。例如名义工资增长率为10%，通货膨胀率为2.5%，按照工资增长率的50%来调整养老金，则养老金的涨幅是通胀率的2倍，这样会导致养老负担加重，在职人员压力大，代际分配不公；若通货膨胀率为7.5%，则养老金的涨幅低于通胀率，退休人员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二种是以景工资增长率来调整养老金，德国就采用了这种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减轻在职者负担，促进代际公平。
3、同时采用价格指数化和工资指数化来调整养老金水平的第三种模式，例如瑞士、瑞典。
在动态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指数化调节机制会对养老金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就一般情况而言，工资增长幅度快于价格上涨幅度，价格指数化将减少养老金支付水平，即实际生活水准下降；而工资指数调节机制就可以使收入替代率保持稳定。若在较长时期内价格涨幅快于工资增长水平，价格指数化可能提高劳动者退休时的收入替代水平，而工资指数调节机制可能会相对提高退休人员对在职人员的生活水准。
五、制度因素的制约
“自保公助”型社会保险给付，也称投保资助型社会保险模式，它的实施前提是工业化取得一定成效，经济成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美国：特点：多层次，低保障；管理和运行多元化；资金筹集的多渠道性和市场化相结合；保障的不平衡性。
理念：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崇尚个人奋斗的文化传统、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
本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美国引起了人们对老年生活的普遍关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老年人生活处于最困难境地，社会退休金成了老年人的希望所在。1934年，罗斯福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公布了社会保障法，1939年增加了伤残保险和老年配偶养老保险。经过几年准备。在积累了一大笔基金后，于1942年付诸实施，开始支付退休金。二次大战中没有新的变动。50年代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65年增加了老人医疗保险，1972年又增加了残废者医疗保险。经过50多年的逐步发展与健全，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险给付
英国：特点：内容广泛，无所不保；保障项目完整，给付水平很高；国家责任突出，政
府主体地位凸显；基本上取代家庭保障功能；平等享有定额保险待遇
理念：崇尚国家作用、强调政府社会经济管理职能
英国社会保险给付结构的形成是其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变化、发展的产物。二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和70年代，产业结构发生了变革，重工业和其它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批工人面临失业和转岗，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储蓄积累”型社会保险给付
新加坡：特征：效率优先，机会平等；传统色彩，家庭本位（最低存款计划、公共住房计划、住宅产业计划、家属保障计划、教育投资计划、非住宅产业计划）；政府定位，授人以渔；治理理念，会员之上（政府、公积金局投资公司三方的分工和合作、群策群力、为会员的福利最大化而努力）
理念：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面临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失业、住房紧缺、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绝大部分国民没有养老保障。但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初期,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提供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同时,新加坡政府认为,过分的社会福利不利于竞争,会使人民产生对政府的依赖。因此,新加坡政府在体察国情的基础上,本着务实精神立法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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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2022年中国养老金三大保障占比

我国养老金体系三大支柱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年金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后两者统称为补充养老保险。。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占比达70%，补充养老保险占比为30%。养老保险也称为养老金、退休金，是一种劳动者到达解除老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物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