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由国家垄断的养老金制度会带来哪些危害
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有权自主决定以什么方式参与经济过程以及如何生活，然而，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在个人生活中仍然有可能遇到没有他人的帮助和共济，就要陷入困境，为此，社会有责任来保护个人渡过难关。在此背景下，社会保障计划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生存风险包括疾病、年老、疾病、死亡、失业和工伤。社会保障的作用是在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支持个人。
养老保险又称老年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三大支柱之一，而社会保险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一整套机构，采取相关措施强制劳动者及其雇主缴纳建立养老保险基金，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退出劳动就业时，可以从养老保险基金中领取养老金，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1889年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对老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义务养老抚恤的国家，随后，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如，丹麦，1891年；新西兰1898年；英国1908年；瑞典1913年；巴西1923年；美国1935年；芬兰，1937年，日本，1941年；瑞士1946年。养老保险制度产生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期间，使养老保障从家庭走向社会，最终成为各工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产生及发展到现在，中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也使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重重困难。养老保险制度的产生和曲折的发展历程向我们昭示着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法治背景。国与国之间在上述因素的差异，必然导致其养老保险制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存在差异。然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又存在一些共同的元素，即构成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性问题、理论性问题。为此，必须对这些深层次的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予以疏理，筛选出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基础性理论为我国立法所用。
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都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以说明其合理性。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产生和发展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变革，也存在其自身的理论依据，其中既有社会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贡献，也有经济学家的贡献。所有这些理论学说的产生有其特定社会发展背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因。然而，纵观这些理论，既有一定的趋同性，又有一定的对立性；既有历史的局限性，又有时代的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分析
（一）工业制度理论
工业制度理论[i]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带来的各国经济的复苏，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该理论认为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计划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有助于维护社会平衡、满足现代经济的资金需求、对工业化进程的技术规则做出的响应，而政治因素几乎不起作用（ Pampel and Williamson,1988; Williamson and Weiss, 1979 ）[ii]。
该理论学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慈善事业领域由于工业化进程而出现了趋同现象。工业化进程改变了劳动力结构，农业人口大量流向城镇成为产业工人，自我雇佣被有报酬的劳动替代，随着出生率下降、人口结构老化，使家庭内部的老人赡养负担加重。上述变化改变了社会资助、家庭以及社会团体的传统形式，对政府提出了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的要求（Kerr,etc.,1964, p.152）。养老金计划的倡导正是对现有养老计划所做出的积极反应[iii]。因此说，公共养老金支出和其他社会保险计划最本质的起因是经济发展（Wilensky,1976，P. 13）；不过，经济发展对养老金支出所产生的大部分影响是间接的[iv]。
根据该理论分析可见，工业化发展引发劳动力结构变化和城市化发展，由此进一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服务以及提供这些服务的劳动的需求增加，对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的需求增加，由此，引发对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的需求增加。而反过来，经济的发展正好满足了这一的需求增加。
（二）社会民主理论
社会民主理论[v]。该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时代，强调阶级结构和阶级冲突。20世纪后期，该理论流派注重推介各种社会福利计划，注重增加工人阶级真实收入的再分配计划。社会民主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养老计划和其他社会福利计划上的支出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养老金计划的支出的表明了劳动者在与资本的阶级斗争中取得的胜利。福利国家通常被看做是阶级问题。福利计划的相对支出水平代表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平衡。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工人在经济领域内受资本家的控制；但在政治领域内工人能够获得力量，通过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的国家福利支出计划同市场的消极影响相抗衡。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水平也被视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和代表资本家阶级利益的政党之间进行民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vi]。
该理论从阶级对立、阶级冲突的角度诠释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原因与基础。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较为严重的国家里，这一理论有利于指导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组成强有力的政党，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以争取改善和提高无产阶级生存质量。
（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称垄断资本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但20世纪60、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强调阶级结构、阶级冲突和阶级决定社会福利等阶级政策的观点[vii]。但该理论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国家会不时作出从短期来看有利于劳工、但长期来看是维护资本利益的决策。在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的社会保险计划支出上，国家是被用来控制劳工的一种机制，而不是劳工获得的胜利。养老金支出是一种阶级内部的利益转移而不是阶级间的利益转移，即养老金支出是同一阶级内部从一部分人转移给领一部分人。因此，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险支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公共养老金的支出流向剖析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本质。即利益的阶级内部转移，而不是阶级间的转移；是阶级内的互济，而不是阶级间的互济。阶级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阶级矛盾、阶级利益冲突、阶级斗争依然存在。
（四）新多元主义理论
新多元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阿列克斯·德·托克奎威尔（Alexis de Tocquewill）的《美国民主（1840－1976）》。该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证考察基础之上，认为，社会政策是各种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利益集团对制定社会政策具有影响力。因此，公民要想影响政府的决策，其方式是同他人共同组成一个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保护功能，可以通过倡导符合其利益的政策变革来反对与其自身利益相抵触的其他利益集团所提出的政策变革，以实现本利益集团所追求的目标。民主社会最典型的结构包括大量的互相牵制的利益集团，这有助于减少冲突，鼓励妥协、培养平等。养老金政策正是多种利益集团竞争的结果。
新多元主义理论从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的角度诠释社会政策产生的原因和基础。从该理论的分析可见，社会的利益结构不是简单的二元的，而是多元的。任何社会政策的产生都是建立在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斗争、彼此妥协的基础之上。
（五）国家中心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家中心理论流派从国家结构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影响角度出发，论证国家在公共养老金政策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国家某些结构特征、历史发展背景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模式等对象公共养老金这样的重要社会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影响。此时，国家被看作是介于各种阶级或非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中性组织。国家的参与以及国家的结构特征已经成为老年保障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国家中心理论众多观点中，一种观点认为，民主水平与养老金支出存在关联，换句话说，民主水平对养老金支出有积极影响。政治竞争越激烈的国家养老金支出数量越多（Pampel and Williamson, 1988）；或者说，在民主国家里会更早引入社会保障计划（Cutright, 1965）。特别是选举制度会导致公共养老金和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出现周期性变化，通常在选举前呈现增加态势。此外，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集权程度高的国家，其决策组织会推行更加慷慨的养老金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Deviney, 1983）；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相比具有更慷慨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和社会福利计划（Castles, 1982）。
国家中心理论从两个视角揭示国家结构与公共养老金政策的关系。一是从国家政治的视角，揭示公共养老金政策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是政党之间博弈的一枚重要棋子；二是从国家结构的视角，揭示公共养老金政策在单一制国家里更容易得到实现。
（六）合作主义理论
合作主义理论[viii]产生于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得到充分发展。该理论又划分为民主的合作主义和专制的合作主义两种形式。两种形式均要求社会福利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合作主义的理论核心在于数量非常有限的利益集团也能够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以及以国家为基础的对劳动和商业组织成员的合法垄断。合作主义决策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强调合作和独立，反对冲突[ix]。
民主的合作主义是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培养协作的经国家批准的组织机构。此时，劳动者在国家层次上被组织成具有十分有力的联盟中心，雇主也通常组成高度集中的代表自身利益的团体。当劳工、资本家和政府领导人为讨论公共养老金政策和其他经济、社会政策聚集在一起时，劳工代表由劳工选举并全权代表劳工利益。劳工与资本家参与这一过程，是因为他们认为民主的合作主义代表了共同的最大利益。专制的合作主义是指合作主义组织结构受到政府的强烈影响，代表劳工的组织是由政府选举出。此时的合作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大力加强国家权力的同时，削减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尤其是劳工的影响力，劳工代表实质上是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普通的工会成员负责。
合作主义理论强调阶级缓和、阶级间合作的必要性。强调在制定公共养老金政策时，国家、劳工和资方三方合作会实现共同的最大利益，同时强调国家在协调劳资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反对阶级冲突。
（七）社会安全理论
社会安全思想最初产生于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后来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英美国家所发展。德国新历史学派[x]主张的一种理解。德国新历史学派认为，国家的要在财富的国民分配上体现公平，以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借以缓和劳资双方的对立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正当利益。主张通过征收累进税率，以缓和财富的不平等，减损资产阶级的所得，提高劳动者所得。财产分配的私有制不可消除，但可以将其差距缩小。该学派强调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劳资冲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是情感、教养和思想上存在差距引起的对立，劳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阶级斗争，而需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其心里和伦理道德上的观点予以解决；另外，国家应当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实现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及工厂监督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新的社会改革，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借以改变工人阶级的教养和心理状态，从而缓和劳资冲突[xi]，进而维护社会秩序与控制。
美国罗斯福总统认为，国家有义务对总体经济予以介入，通过制定社会安全法案援助需要援助之人，特别是针对工人由于职业带来的危险给以特别的保障，而对于其他人，则根据需要予以保障[xii]。
一九四四年国际劳工会议，即决议收入保障及医疗保障为主要社会安全目标，一九五二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制定“社会安全最低基准”公约；一九四八年人权宣言将社会安全列入基本人权概念中；一九六一年欧洲会议提出欧洲社会宪章，作为欧洲国家社会安全基准。
时至今日，各国都以社会安全思想作为国家重要目标[xiii]，将社会保障体系纳入社会安全体系之中。以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一手段可以实现减少不平等现象、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劳动阶层的生存状况，从而缓解阶级矛盾，实现社会安全与稳定。
（八）社会福利思想
1942年11月正式出版的以《社会保障及有关服务》为标题的贝弗里奇报告确立了战后英国福利体系重建的基本框架，标志着福利思想开始由理论转变成现实。该报告确立了4条基本原则：（1）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应是普遍而非选择性的。（2）满足最低需求原则。即社会保障应旨在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并防止贫困。（3）充分就业原则。即社会保障必须与充分就业联系起来。（4）费用共担原则。即社会保障计划实行由雇员、雇主和财政部三方承担社会保障费用的原则。贝弗里奇设计的社会保障计划涵盖了养老、疾病、残疾、死亡、工伤、失业和家庭津贴等7大保险项目。
贝弗里奇德福利思想德核心是要建立一系列普遍而全面的社会服务，以此作为抵抗贫困德主要防线和维持国家最低标准德手段，这正是福利国家理论的内核[xiv]。
二、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一）庇古的“经济福利”理论
经济福利思想[xv]是指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以实现福利国家的目标。庇古认为社会福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应包括社会成员对财物、知识、情感、欲望等的占有和满足或效用的总和。而只有以货币计量的那一部分社会福利，才能称之为经济福利。而经济福利的最大，又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大和分配的平均程度。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几个方面》一文中将福利经济学归纳为两个命题：“一是，对于一个人的实际收入的任何增加，会使其满足增大；二是，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于穷人会使满足增大[xvi]。”
（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国家干预思想
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总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xvii]的大小，失业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态势，因而，只有依靠国家干预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通过国家干预扩大就业，因为就业不再仅仅是与工人的生存有关，而是涉及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能否顺利运转的问题。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属于伦理问题，它还涉及到维护整个现存制度的生存问题。福利制度已不仅是给穷人撒下的安全网，而且是给现存制度撒下的最后一张安全网。此外，国家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措施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有助于增加消费倾向，使社会保障机制自发作用于社会总需求，从而具有调节和缓和经济波动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控制着整个经济学领域支配着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战后20多年西方世界普遍持续的经济繁荣似乎验证了该学派的成功，但70年代后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性的经济滞胀困境，又开始打破这一新教条，随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约而同地走上调整改革之路。
（三）劳动力维持理论
劳动力维持理论是关于如何维持保持劳动力市场中富有活力的劳动力流。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受劳动者因素的制约，只有保障和提高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活劳动”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发动机的作用。“活劳动”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劳动技能，使之能够应付现代工业的劳动强度的要求；二是，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环境，使之能够一天工作之余迅速恢复体力，以迎接第二天的工作任务；三是，让劳动者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四是，活的劳动力是指那些年富力强、拥有先进的生产技能的劳动者，而年老体衰的劳动力应当从劳动力市场中撤出来，即通过退休制度撤出来。养老保险制度正是起到在劳动者由于年老或疾病退出劳动力市场时，能够获得一笔退休养老金以保障其生活能够继续下去。
因此，劳动力维持理论解决的是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关系问题，而劳动力能够维持的条件之一是有养老保险制度做支撑。养老保险制度促进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对经济制度的再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帕累托有效理论
新古典养老金经济学对于养老金制度的评价是以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为依据。认为，如果在增加了受益者的福利的同时不会使其他的任何人的福利状况有所恶化，这样的养老金计划就是一个帕累托有效计划。
该理论是指导一个公共养老金计划在具体设计时尽量能够实现帕累托效应。帕累托效应是养老金分配最优状况，它追求的是在公共养老金再分配过程中实现整体养老金的提高，而不是将某一部分人的养老金增加，而另一部分人的养老金减少。即要避免使某一部分人养老金增加，而另一部分人蒙受养老金上的损失这一结果出现。目前各国养老金计划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现收现付制”，一是“基金制”。前者涉及代际间及代内间的福利再分配效应，即涉及帕累托效应能够实现；而后者不存在再分配效应，也就不存在帕累托效应问题。因此，在采取“现收现付”模式的国家，其养老金计划的设计要考虑帕累托效应问题。
（四）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理论[xviii]
该理论(Pogue，Sgontz，1977)、（Becker，Murphy1988）试图说明养老金是老年人对年轻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养老金数额即是他们早年的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姆里甘（Mulligan）和萨拉·艾·马丁（Sala-i-Martin）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解释这一理论：假定每代人生活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进行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接受教育等)；第二个时期工作；第三个时期退休。每一代人在工作时期要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还要支付上一代人给予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应产生的利息(第一代工作人口除外)。因此，每一代人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贡献都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工资税的形式对上一代人给予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的利息的支付；二是对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
这一理论为“现收现付”计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即正是由于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进行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以，下一代人有义务为上一代人支付养老保险金，以补偿上一代人的福利损失。
（五）退休效应理论
萨拉·艾·马丁(Sala-i-Martin1996)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是诱导处于退休年龄的老年人退休[xix]。由于老年人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如果他们到了退休年龄后不工作，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从而整个经济的效率也得到提高。由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足，老年人继续工作会对年轻人的就业有负面影响，因此年轻人希望老年人尽早退出劳动力队伍，以缓解就业压力，然而老年人又有工作的自由,为了使老年人愿意放弃这种自由，就必须通过建立一种补偿机制，补偿老年人因不工作而遭受的工资损失，这种补偿机制就是养老保险制度。
该理论成立的基础在于，劳动力年龄结构不存在老龄化现象，同时，劳动力维持良好。而对于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凸出的社会，该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六）“代际公平”理论
“代际公平”理论[xx]是由凯斯勒（D. Kessler）提出的,是针对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下降、经济危机以及现在的退休体制状况提出的。该理论认为，退休者被看做了特权享有者，他们给在职者造成的负担越来越重，后者再也不愿意承受了，退休者应该自己努力。
“代际公平”理论是针对“现收现付”计划提出的。原因是，在现收现付制度中存在支付转移，即由在职的一代人支付退休一代的养老金。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如果法定退休年龄不变、养老金支付水平维持不变，就会引发在职一代的薪金收入扣除养老金分摊、其他税赋、通货膨胀率等，在职一代的福利水平将不及退休一代的福利水平。由此，在职一代与退休一代在福利上的分配出现不公平后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重新确定养老金分摊模式和分摊比例。
（七）个人短视理论
各人短视理论[xxi]认为大多数人年轻时目光短浅，没有储蓄足够的钱以维持他们老年时的生活，因此需要有一个养老保险体系关心他们。该理论又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人们年轻时缺乏远见，几乎不进行储蓄。为此，狄厄蒙德（Diamond，1977）认为有三个原因:(1)人们缺乏必要的信息判断他们退休时的需求。(2)人们不愿意面对将来变老的事实。(3)人们在年轻时对未来考虑甚少。以上三个原因造成人们决策时短视。因此，政府强迫他们工作时储蓄足够的钱也许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第二种解释则认为，父辈在年轻时是有远见的，他们不仅考虑到了将来退休时的需求，也能预测到下一代人对他们退休需求的反应。他们预期社会能在他们老年陷入困境时帮助他们，即使这种困境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这两种解释都表明，靠公民自己日常储蓄来保障其养老是困难的，只有通过强制保险方式，可以迫使年轻人通过养老保险制度积累一定的资金，在他们年老时返还给他们，以保障其老年生存问题。
2. 为摆脱经济危机,英国走什么路
二战后，英国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险保障法案，早在1948年就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然而，在70年代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英国与其
他欧洲国家一样，“福利国家”持续处于“危机”之中。自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以来，英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改革。
英国的一些基本经验和做法很值得我国借鉴。比如：力图使社会福利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相平衡；力图使社会保障的供给与需求相平衡；在社会保障的供给方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关系方面，更多地让企业和个人承担责任等。
沉重负担难以承受
近20年来，英国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保障支出的扩张快于经济的增长。据统计，在1960年到1975年间，英国的GNP增长率为2.6%，而社会保障支出的年增长为
5.6%。这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速度要比GNP快1倍多。造成社会保障支出扩张的主要因素有：(1)人口老年化。经济的发展和福利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生
活改善，人均寿命延长。男人的平均寿命由30年代的58.4岁延长到80年代的69.8岁，妇女由62.4岁延长到76.2岁。老年人口的比率上升，意味
着处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人口老年化不仅使退休金和养老金支付上升，而且还使得提供社会保险费收入的能力降低。(2)医疗保健支付剧增。老年人的保
健费用增加和先进医疗设备的应用，造成医疗保健支付剧增。(3)庞大的失业队伍存在。
第二，政府承担不了沉重的财务负担。
英国的社会保障支付占政府支出总额的比重，在1953年为38.6%，到1982年为53.5%。从社会保障的筹资来源看，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一半以上由政府承担，1989年为52.93%，这个比率在欧洲国家是比较高的。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负面效应日趋突出。虽然社会保障制度对保证大多数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长期稳定社会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较高的福利容
易造成一种社会观念：即“不干或少干可照样生活”，容易使部分社会成员养成坐享国家恩赐的心理，这突出表现为“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的问题上。
所谓“贫困陷阱”，即当个人所得增加时，可获得的与个人收入水平有关的津贴下降，而却对所增加的收入课征税收，以致造成名义收入虽增加，而实际收入却下降。见表1。
所谓“失业陷阱”，是指某些失业者存在一个很高的替代率，即失业时的实际收入对就业时实际收入的比率，从而失业者摆脱不了贫困，而缺乏寻找工作的动力。见表2。
表2说明，就业时的实际收入仅比失业时多近15英镑，假如失业者认为没必要为增加15英镑去工作，那就失去寻找工作的动力。
改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1997年5月的英国大选中，执政18年的保守党终于下野，以布莱尔为首相的工党政府上台。经过改造过的工党，经济和社会政策向右转，基本上
沿袭保守的做法。工党政府围绕建设英国的“新生活”，推动英国经济向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工党认为过高的社会福利是阻碍英国发
展的重要原因。为此，实行了下述的初步改革：
其一，不增加所得税，促进社会福利。工党改变以往的“(提高)税收和(扩大)支出”形象，遵从大选时的诺言，在1997年7月的新预算中，以不提高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和最高税率为前提，提出为期5年的削减公共支出赤字、促进社会福利的计划。
其二，促使“不工作阶层”回到社会中去。英国有5800万人口，其中100万成年人从未工作过。工党政府竭力要使这个“不工作阶层”参加工作。假如私人企业雇佣新职工，雇主每周可从政府机构领取若干补贴。
其三，采取积极措施，鼓励25万年轻失业者就业，并取消失业津贴。政府把征收的52万英镑“意外收入税”(对私有化后取得暴利的电信、航空、铁路、供水等公共部门征税)作为基金，用于资助青年人和单亲家庭的就业。
其四，加强财政纪律，清除欺诈行为。英国有5800万人口，却拥有7900万个社会保障号码。其中，有些是合法的，比如寡妇可依靠死去丈夫的养老金生活而继续使用其号码，但却有很多号码为诈骗者所利用。为此，政府拟严加审核，重新登记领取养老金与失业津贴者。
其五，提出发展社会保障的新思路。政府的政策重点将不再是增加社会津贴，而是增加社会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工党政府在1998年4月公布福利改革绿皮书“我们国家的新动力：新的社会契约”，大体勾画出到2020年英国福利制度的“新蓝图”，其内容是：
首先，提出跨世纪的新福利制度的八项原则：
(1)围绕“工作观念”重塑“福利国家”。政府着重帮助工作年龄的公民尽量参加工作，对有工作的家庭提供税收减免或更多的帮助。
(2)公私福利合作。政府不应垄断福利行业，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应进行福利合作，鼓励公民的私人养老保险。
(3)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保健和住房等公共服务。政府的职责决不仅是发放各类津贴。
(4)扶助残疾者。将建立“残疾者权利委员会”来维护残疾人的权利，保证其生活补助和出勤补助的普遍性。
(5)减少儿童贫困。英国有三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低收入的贫困家庭之中，今后5年，政府将对100万儿童及其父母进行帮助。
(6)帮助极度贫困者。处理“社会排斥”问题，为其提供就业、教育机会。
(7)清除欺诈行为。加强监督检查，防范冒领住房津贴等欺诈行为的发生。
(8)政府的工作重心从发放福利津贴转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使现代福利制度灵活、高效和便民。
引入竞争开源节流
从1979年5月撒切尔夫人执政起，到1997年5月梅杰政府下野为止，长达18年间，先后有四届保守党政府执政。
1985年6月政府公布社会保障改革的绿皮书，经过修改，同年12月政府提出关于社会保障改革的白皮书。保守党认为，设法压缩日趋增长的社会保
障支付，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使政府在当前，而且还使政府进入21世纪后继续能承担得起这笔巨额的费用。保守党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实行私有化，扩大福利提供领域的市场经济成份。
政府采取优惠出售公有住房和减少住房津贴的办法，鼓励住房私有化。除此以外，在卫生领域，鼓励建立私人医疗机构，并同国立医院竞争。在养老保险
方面，希望私人保险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私营经济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有更大的覆盖面，它只能作为“福利国家”的一个补充。
二、养老金制度的重大改革
养老金支付一直是英国最大的单项社会保障项目，在1995年，养老金支付占公共支出总额的38%，或占该年GDP的10%。
按1946年国民保障法规定，凡交纳国民保险费3年以上的英国公民，达到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都可以申领国家基本养老金。养老金领取
者占退休年龄人口的比率从1951年的60%猛增到1979年的91%。据英国《劳工研究》杂志估计，考虑到医疗条件改善和人均寿命延长，养老金领取者将
从1985年的930万人增至2025年的1030万人。为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政府在养老金方面实施重大的变革。
推迟退休年龄，压低国家基本养老金。政府计划在2010-2020年间将女性由原来的60岁提高到65岁，与男性持平。此外，政府强调国家基本养老金只能提供最低限额的生活费用，不能期望过高。
降低国家收入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国家收入养老金是工党政府于1978年4月开始实施的。保守党规定，对于现满50岁的男人和45岁的妇女，凡已
交纳和愿继续交纳按收入水平支付保险金的，在20年后可按原水准领取养老金，即相当于退休前20年的平均工资收入的25%。但对于不足50岁的男人和45
岁以下的妇女，则降低其发放标准，其数额相当于在岗工作的平均工资水平的20%。
强制要求企业推行职业养老金。政府通过法律规定，从1988年4月起，所有企业，不论以往有无职业养老金，都必须推行职业养老金。职工在改变工
作单位时，有权带走自己的职业养老金，职业养老金的下限要求能弥补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货币贬值，职业养老金的上限则不受限制，允许职工自愿交纳更多的捐助
费，以提高自己的职业养老金。政府为鼓励企业推行职业养老金，允许头五年向国家缴纳的国民保险费给予2%的回扣。
鼓励职工获取个人养老金。政府提倡职工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挂钩，按期交纳一定的费用，到退休时获取个人养老金。
三、采取有选择的原则，引入市场机制改革医疗保险制度。
英国的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仅次于养老保险的第二大项。英国国民保健支付占GDP的比重，1970年4.4%，1980年升为
5.9%，1990年增至6.3%，1992年达到6.7%。另一方面，由于限制公共支出，政府拨付的国民保健费用却未有相应的增加，广大医务人员抱怨待
遇低，1988年曾发生全国范围护士的象征性罢工。
保守党政府在1989年提出医疗制度改革的白皮书，并在1991年付诸实施。改革的宗旨是：一方面继续保持国民保健系统(NHS)具有广泛覆盖和有效控制成本的优点；另一方面在控制国民保健支付的前提下，提高国民保健系统的医疗效率和增强公众的满意程度。
改革的内容如下：
一是引入竞争机制。强调公民有权自行选择医院，各医院根据病人多寡获取相应的医疗保险费用，此举迫使国立医院努力提高医疗水平，改善医疗服务，以吸引更多的病人。
二是扩大地方保健当局的权限。地方保健当局从提供医疗服务到帮助公众挑选医院，与医院签订合同，分配国家下拨的医疗保健基金。
三是严格全科医生的审核，赋予全科医生的财务自主权。按英国的习惯，患病者初诊由全科医生负责，然后视病情确定是否转到医院。政府规定，全科医
生可自行支配大约20%的人均医疗费用的转帐收入，以用于添置必要的医疗与诊断设备，改善医疗条件。然而，对于全科医生的审核很严，需要有诊疗过7000
名(到1992至1993财政年度升至9000名)病人的实践经验。
四是医院必须要获得“受委托者”(Trust)的地位。医院要获得医疗收入，必须与地方保健当局、全科医生和私人医疗机构签订合同，以便获得
“受委托者”的地位，从而可自主地管理可支配的医疗保健费用，可自由雇佣医务人员，并允许获得相当于可支配的医疗费用的6%的赢利。“受委托者”须支付使
用资本设备的费用，可以自行保留计划外的赢余和由议会规定的财务借贷范围内的自由借贷。
经过上述的改革，医院和全科医生的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公众的满意程度得到提高，国民保健支出总额逐渐得到有效的控制。见表3。
改革实效尚待检验
从撒切尔夫人上台算起，英国历届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持续进行了20年。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与贝弗里奇报告相比较，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现已发生重大的变化。
1942年牛津大学经济系教授贝弗里奇受政府的委托，制定了在英国实行社会保障的计划。二次大战后，工党艾德礼政府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本，通过一系列法案，将英国建成“福利国家”。
经过20年的改革，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已发生重要的变化。首先，“普遍性原则”弱化，“有选择性原则”加强。以往，不分贫富均享有社会津贴大平等权利。如
今，政府发放津贴的着眼点是帮助有工作的低收入者，而对有工作能力却未从事工作的则减少津贴。其次，在“平等”和“效率”的权衡上，政府加重“效率”的砝
码，力图在保障基本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效率”。再次，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让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的融资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最后，政府
的管理重心将逐渐从发放社会津贴到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
第二，从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已取得若干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
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现为：通过“开源”(拓宽社会保障的收入来源)和“节流”(减少社会保障支付)，英国的社会福利发展逐渐与经济的增长相协调，
福利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英国的社会保障支付占GDP的比重，在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间增长了5.6个百分点，而在1980年到1995年
的15年间只增长5.8个百分点。
然而，英国社会保障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在21世纪随着人口老年化的趋势发展，社会津贴支付的增加，社会保障的财务危机将继续存
在。还有，高福利造成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干与不干一个样”的负面效应仅仅是有所减弱，贫富分化仍然很大。现任工党政府虽然提出很好的改革新思路，但还
缺少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否奏效尚待时间的检验。
3. 关于社会养老保险，求专业人士回答
你属于在职保险，在职不在职是看原始档案的，在职保险50岁退休
4. 当前的经济危机对退休职工的生活有影响吗
对已退休的职工养老金的领取是不会受影响的！但在生活中，生活日用品、生活消费品的日常支出就不好说了。
5. 中国政府面对经济危机采取的政策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较高的外贸依存度（78年为9.80%，04年为70.01% ，07年为71% ），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实体经济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从大众舆论一直讨论中国政府是否会“救市”，到从9月开始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拉开了宏观调控干预经济危机的序幕。从出台的这些政策来看，国家应对这次经济危机采取的是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
国务院决定对财政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继1998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再次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国内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明显的问题，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快速增长。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也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一次相机抉择，从2005年起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从历史上看，货币政策的变化，始终与一国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连。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凸显了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
“这次调整是在传递国家提振经济的信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为，国内经济已经出现了增速下滑的苗头，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之策。
自去年以来，我国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出现回落，沿海地区的一些工厂经营困难；同时，外需减弱使我国出口面临新的压力。
央行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当前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要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会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为将来经济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宽松’前加上‘适度’二字，就是要强调信贷放松的规模不是全面放松，而是有保有压、有所选择。”张斌认为，“将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具体政策实施(以时间为序)
1.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从2008年9月25日起，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暂不下调外，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
简评：本来随着近年来的一次次加息，央行加息的空间已经不断缩小。然而却在今年年初开始，CPI指数开始疯狂上涨，让金融部门陷入到两难境地，如果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胀，则会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和股市走低，而降息则会纵容CPI高涨。无奈之下，只能停止调整银行利率，而是改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
就在CPI指数连续四个月下降后，更重要的是8月CPI指数下降到4.9%。在8月份CPI指数刚刚公布几天后，央行就突然宣布降息，这次情形基本跟往常一样，央行政策跟着CPI指数进行调整。突然降息不仅是为了打破民众对于银行利率向上调整的预期，这跟最近沿海地区出现的众多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经营困难有很大关系。
央行结束加息周期，进入政策调整期，无疑对楼市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这是央行自2004年10月29日以来首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也是央行9年以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近几年，随着银行利率的一步步向上调整，国内居民购房的贷款需求也逐步被抑制了。关于下半年的银行加息预期不断，如果央行再次加息，无疑给正在处于低迷的楼市更大的冲击。
虽然这次央行降息主要是给中小企业解困，但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通货膨胀已经得到合理有效控制，未来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短期内不会再进行重大调整，至少不会继续再向上调整。因为国家金融政策一般不会在短时期内进行上下调整，除非是国内通货膨胀恶化。金融环境的宽松将给目前的楼市发展带来活力。
普通居民对于银行加息的疑虑消除之后，在各楼盘纷纷推出特价和优惠价格情况下，居住贷款需求有可能得到释放，推动国内房地产市场逐步走出低迷，进入健康发展时期。
2. 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调整为单边征税。 18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将现行的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按千分之一的税率对双方当事人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税，即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的出让方按千分之一的税率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对受让方不再征税。
简评：减少股票交易成本可能短期内增加交易量，但是受国际股市受挫，持续低迷的这种本质上金融风险，仿佛有些指标不治本，正如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预计，“鉴于全球性危机已严重冲击投资信心，18日中国调整印花税的决定可能无力振奋中长期股市。” 可能会像过去一些人批评“布票”、“粮票”，现在批评户籍制度一样，取消了它们难道就解决了问题了吗？关键是应该使得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权利义务的剥离。单边印花税的实施对短期可能会对股市产生利好现象。
2. 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18日也表示，国资委一贯强调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成为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在目前股市低迷的时候，国资委支持中央企业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
3. 汇金宣布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为确保国家对工、中、建三行等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控股地位，支持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发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股价，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并从即日起开始有关市场操作。
简评：国家增持股票、向国企（大型企业）注资无论是在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都是无可厚非，也曾经有人批评美国救市是搞社会主义，且不谈国家用公众税收拯救企业的合理性，单就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工具而言，大型企业盛衰尤其关乎基本民生的领域，国家对其扶持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在其发展逐渐成熟的时候更应该增强自身的风险预警机制和抵御风险完善缺陷的免疫力。
4. 10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同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从10月6日起继续接受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发行的注册。
简评：重启中期票据发行将有助于部分大型企业获取流动资金，缓解其融资困境，不排除将资金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同时，由于中期票据发行有一定门槛限制，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帮助有限。
5.10月5日证监会表示，将于近期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工作。
简评：有人称之为“买空卖空”的套现，证券公司融资困难在股市低迷的此刻尤其困难，推行这项业务既能扩大收益也能扩大损失。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推出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也为当前的证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与改革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
6. 10月8日，国务院决定自2008年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0月1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10月9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
简评：对于这两项相互矛盾的措施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免征利息税明显会增加个人储蓄，并且会成为个人所得的避税港，并且当前通货膨胀调控得当，没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下调准备金率也明显是对股市利好的政策，因此可见国家对这两项措施同时出台目的不同，无意冲突。
7. 10月21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提高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简评：此次政策调整主要为了应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出口增速的放缓，通过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促进出口企业自我发展，提高应对风险能力。
此次大规模调整商品出口退税率再次凸显了中国政府“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也是继近期增加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实施新的外汇管理条例和两次下调“双率”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控举措。
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动荡、全球经济减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明显，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9％，这一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3个百分点。
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将有助于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克服经营困难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此外，通过提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将有利于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8. 10月22日，财政部宣布，从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 ，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土地增值税。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性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
简评：明显的鼓励买房提振房市的措施，对于政府拯救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观点不一，包括美国收购“两房”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房地产商的保护。房价虚高，产生泡沫是众所周知的，以北京为例，首都房价确实该长，但是明显不能一直扶摇直上。0.7倍的基准利率经过测算便知会出现“存贷倒挂”现象，当然这或许这是形式上的口号，用以提振大众信心是主要目的。鼓励购房的这些措施的出台让人也不得不产生悬念：这不会造成中国的“次贷危机”吧？房价不降，不改变“土地”财政等根基性的顽疾，成效显著的背后或许是一些人谋得了灰色收入和搭了政府便车，占了政策的便宜。
9. 10月29日，央行宣布，从10月30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
简评：一个月内两次降息，足以见到政府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调控过火，和刚灭了火又去救水的现象。不过这样添油战术的效果往往不会特别明显。
10. 11月4日，央行表示，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不再加以硬约束。
简评：有人说危机危机，既是危险又是机遇。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来说也是机遇。目前中国金融资产、企业、操作过于国有化，防范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高到了小巷当中，适当放手金融商业市场的管束也是金融市场完善的措施，当然也有人认为正是中国金融的相对封闭保护了金融领域（比如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是金融资本全球一体化加快，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的程度要求了我们金融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
11. 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简评：这是财政政策的一个大手笔，基本投资4万亿，拉动地方和各方投资十几万亿，可能让西方国家看得瞠目结舌，也有一些国家赞叹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度，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头脑清醒。投资促进经济不错，应该注意的是一要严防腐败，二是要防止政策失误，投资偏离方向。这些投资主要是基础工程和民生方面，直接促进消费的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增加农民收入，看好农村市场，扩大内需目标指向农村也成为这次“土改”题中之义，没有实际增收何来消费？李昌平教授曾经说过“有人测算最近十几年以来农民实际收入增加不超过9%（扣除通胀因素）” 因此，这次大手笔改善民生轮也该轮到农村了。
12.推进增值税转型。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提交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简评：增值税制的一大优点是能够避免生产专业化过程中的重复征税问题。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水平的大幅下调，将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面对中小企业目前的关闭困境，不管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6.7万家还是像一些领导辟谣说的那样，出口困难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生存都遇到了麻烦。一些人提出的借这次危机正好促进制造业转型，但是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不得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吴敬琏先生也提出了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障碍 。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将通过调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政策在税收上进一步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也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据统计会大约减少税收2000亿元，有人质疑这会不会给4万亿的支出造成后力不足，时机选择不对。
13. 11月5日，发改委表示，明年我国将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良种、农机具和农资补贴，较大幅度提高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投入。
简评：从十七届三中全会一路过来，可以看到中央支农决心，记得******总理到人民大学看望学生的时候说：“不了解三农问题的中国领导者不是称职的”
中国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在多方面阻碍了社会发展，真正到了不改不行了。
14.11月10日，******部署落实中央政策措施的七项工作。
1、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
2、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3、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5、着力提高企业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6、认真做好金融财政工作
7、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
15.1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四项实施措施：
措施1 核准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措施2 提高3770项产品出口退税率
措施3 确定灾区重建基金具体方案 ，措施4 加强支持林业生态恢复重建 。
16.1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十项措施，应对工业增速下行压力。
财政部：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共51.1亿元。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从2009年1月1日起，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的水平按照当地08年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的10%左右确定。国土资源部：从2009年起国家逐步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17.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2008年11月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从2008年12月5日起，下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下调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同时，继续对汶川地震灾区和农村金融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
简评：之所以综合这几项措施一起，是因为或许一些并不简单是为了应对这次经济危机所采取的，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对经济复苏和发展产生影响。同时通过这些政策可以发现应对这次经济危机货币政策应用的较97年金融危机要多，财政、货币政策形成组合拳，更为自如。尤其是中小企业问题、农村发展问题等都是基于长期发展目标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危机问题。
目前来看，经济危机还没有接近尾声，正如成思危所言：“中国无力英雄救美”，他预测本次金融危机2至3年内就会过去，从2011年开始将迎来世界经济的复苏。 至于中国的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如何，有些已见成效，走出经济危机还要各方努力。
政府要解决的就是“二元经济”！要把过热的基础建设收紧，吧资金用到过冷的制造业，引导民间资本回流到过冷的领域，政策扶持，增加就业，让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不要老是盯着“保八”这个政绩工程！总而言之就是要务实不要务虚！！
6. 养老金是不是最大的庞氏骗局
不要听楼上瞎说，养老金和商业保险的本质都是以未来的支付能力为担保，而在当下进版行透支消权费。
首先，不是庞氏骗局，庞氏骗局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未来的支付能力，先进入方的利益完全从后进入方的资金中抽取，所以一切，一切，涉及实业，有生产能力的金融产品，都不能说是庞氏骗局，只是有的产品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入不敷出，比如养老金。
养老金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人口结构是4-2-1型，换句话说是缩小式的，导致一个人交的养老金需要养两个人。未来人口红利消失，生产力不足，当然会有缺口啦。
更重要的是，如果养老金这一块出现了问题，那绝对是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危机了，大厦将倾之下没有完卵，而且纵观世界上所有经济危机，先出现违约支付的绝对是商业性质的公司，最后才轮到国家担保。
如果你认为在国家都拿不出钱养老的情况下，商业保险拿得出来，那随便你。
目前的方法就是希望国家通过延迟退休，鼓励生育，引进外劳，增加生产力水平把缺口拉平，不然未来没有年轻人干活，老年人有再多钱也是白搭。养老金不是钱的问题，是干活的人数小于退休人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