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山区农村养老发展规划

A. 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解决人口贫困问题

第一，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是解决贫困老年人问题的根本出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0年仍将保持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势头。但中国总体上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解决老年人贫困所带来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努力壮大经济实力。“九五”以来，根据赣南的实际，我市创新发展思路，提出赣南的希望在“山”，希望在“路”，希望在“非”(非公有制经济)，希望在“外”(向外招商引资)，希望在“特”，确立了“开放带动、民营突破、城镇辐射、特色兴市、可持续发展，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几年来，全市上下以“缩差距、略高于、站前列、争一流”的精神状态，千方百计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千方百计增加投入，千方百计优化发展环境，千方百计增加财政和农民收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跃上了新的台阶。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282.77亿元；财政总收入23.3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6.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预计200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300亿元。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市贫困人口的生产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到2001年底，全市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增加到848元，贫困老人的生产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
第二，构建符合市情、县情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是解决贫困老年人问题的重要保障。我们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目前，我们还处于由家庭养老保障向社会养老保障过渡的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创新，量力择路。根据我市目前的实际，一是在城镇要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将实际收入低于所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老年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发放最低保障金；在农村，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完善社会救济和“五保”供养制度，不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二是扩大“低保”覆盖面，逐步做到“低保”覆盖全部城镇和农村，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提高“低保”标准。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个人储蓄式养老保险，使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仍然有生活来源。四是扩大高龄老人“高龄津贴”覆盖面，自80岁起，按年龄段逐步提高津贴标准，市、县财政列入预算，由各市、县(区)老龄办建立专门帐户，直接发放到人。五是加大“星光计划”实施力度，完善农村敬老院、光荣院和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建设，为贫困老人的生活照料提供服务。六是大力发展农村养老创收基地，收入用于补充养老，救助贫困老人。建议财政、税务、工商有关部门给予养老创收基地优惠政策，减免税费。集体经济较好的地方可以建立农民养老金或生活补贴制度，对贫(特)困老人给予更多的关照。
第三，不断完善扶助制度，发动全社会助老，是解决贫困老年人问题的重要补充。一是政府救济为主导，在各级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助老解困”专项资金，解决贫困老年人的实际问题。按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确定一定的标准列入财政预算。建议省一级按全省老年人口每年每人1元，设区市按市老年人口每人每年2元，县(市、区)按本县(市、区)每年每人3元的标准，列入当年财政预算。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逐步提高预算标准。二是以社会救助为主体，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募集“助老解困”资金。加大社会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所筹资金对老龄事业的投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事业、个人和外商投资老龄事业，建立多元化的老龄事业投资机制。在财政监管下，由各级老龄部门设立社会“助老解困”热线电话和银行专户，并向全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各界、单位和个人的捐赠。在较大的商业网点和公共场所设立“助老解困”捐赠箱。三是组织群众互助。象“希望工程”那样通过新闻媒体或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布贫(特)困老人的情况，动员单位和个人结对子助养或一次性救助贫困老人。在各级党政群机关中开展“扶贫济困献爱心”活动，每年组织机关工作人员捐资助养贫困老人，为社会作表率。另外，可组织文艺团体义演或名人和大型企业义演，所得款项用于“助老解困”。此外，还可以组织志愿者(包括专业人员、社会人士和低龄健康老人)定期或不定期帮助照料贫困老人的生活及农活等。
第四，依据国家制定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解决贫困老年人问题的法律保障。1996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老年人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中的基本权益及保障，以及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基本权利，为亿万老年人安度晚年提供了切实的法律保障。今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要把老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老年人口规模，加大对老龄事业的投入，并按一定比例提取老龄事业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集中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建设、人才培训、科学研究等资金补助。
第五、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级部门齐抓共管，是解决贫困老年人问题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把“助老解困”问题列入议事和工作日程，做到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检查。民政部门要继续发挥民政救助贫困老人的优势，抓好养老机构及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与管理，保障“五保”、贫困老人的基本生活。劳动部门对贫困老人的儿孙下岗再就业的培训、就业安排要给予特殊照顾，工商、税务部门要给予优惠政策。文教部门对贫困老人的儿孙入学缴费要给予减免，在校生活费给予补助，安排勤工俭学给予照顾。要继续组织好“三下乡”活动，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要做好老年卫生医疗保健工作，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对高龄病残的贫困老人发给“就医救助卡”，凭卡在医疗部门享受廉价甚至部分免费的医疗服务。要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为贫困老人提供政策、法律咨询服务。要切实加强对贫困老人状况的调查研究，形成制度长期坚持，各救助部门之间要资源共享，使真正困难的老人及时得到有效的救助，绝不能让老人饿着、冻着。建议省、市老龄委联合有关部门统一制定贫困老人评估制度，使救助对象的认定规范化、标准化。每年由老龄、民政、劳动、卫生等部门联合组织摸底评定一次，建立“贫困老人”动态档案和信息网络。凡确定为“贫困老人”的，发给“贫困老人卡”，凭卡享受救济、救助和有关优惠照顾。逐步建立贫困老人跟踪监测系统，定期走访受助老人，使救助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社会氛围。认真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运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扶老助困的先进典型，坚决查处虐老侵权案件，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敬老观念，努力营造尊老、敬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

最为传统的救助措施就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将救助款和物资拨付给地方政府然后再由地方政府将救助款交给贫困地区。这种做法的最大的弊端是许多的救助物资不断不能如数的到达贫困人口的手中，而且将导致中饱私囊或挪为它用的腐败行为产生。穷人们得不到好处，体会不到社会主义的温暖，而地方政府则从这种救济中获得好处，使这些钱财变为本来收入还可以的政府官员的收入补贴。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对国家救助资金和物资的有效监控的渠道。国家将救助款发给下一级政府，然后再由下级政府将资金和物资继续拨给下级，直至达到困难户手中，这中间至少要经过5道环节。政府没有足够的精力对于每一笔救助进行有效的监控，原因是这种监控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不仅能使物质上，而且在人力上。因此，在没有有效的监控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发放救助金的动力在于所谓的“自觉性”，当政府资金缺乏的时候，“顺手牵羊”将救助金挪为它用便是最优选择——除了一定的风险外，几乎没有太大的风险，甚至无需偿还成本。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层层“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为委托方，地方政府为代理方，但是委托方对于代理方没有有效的监控手段，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效果可想而知。最容易出现的结果就是，代理方侵害委托方的利益。这种贫困救助的种种弊端已为大家所知，因此专家开始探讨更优的救助手段，直接将救助款拨入贫困家庭的银行户口中——一种通过利用现代银行直接对贫困家庭进行资金救助的手段。

这种救助手段的优点在于他能够直接绕过重重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得救助资金直接到达贫困家庭的手中，从而杜绝了政府侵占、挪用救助款的行为。但是，这种做法有许多的基础和成本。首先，贫困人口多出于不发达的偏远山区，而在不发达的山区，基础设施极其简陋，没有像样的公路，方圆数十里没有银行，人们甚至对于银行没有一点的概念，由于知识水平和心理成本，不会到银行去办理存取款业务，因此，如何真正使得救助资金到达困难户手中仍然是一个问题。而为了实施救助金直接发放而对贫困山区村民进行存贷知识的教育活动的成本是巨大的。可以解决的办法是由贫困山区的农民推选出已为大家信任的村民为大家领取国家通过银行系统发放下来的救助金。这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存在代理人私吞部分救助款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政府将每个人口的救助金额传达给每个农户，即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这种代理风险将大大降低，但是，不能十全的是，这种信息的传输过程，即宣传活动也是存在成本的，因为考虑到这些贫穷地区的交通闭塞以及宣传人员的人力投入。

相比较而言，第二种通过银行系统直接发放贫困救助到困难人口手中的做法要由于层层代理的行政发放的方法。但是这种救助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因为通过现金和物资的救助方法不能够给贫困人口带来长久的收入，不能跟从根本上改变山区人们的贫困状态，反而会造成一种“等、靠、要”的不良思想。存在这种现象，即由于中央政府根据贫困人口的登记数量进行贫困救助款的发放，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这就产生一种负激励，使得地方的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救助资金而谎报贫困人口。“要来的比赚来的容易”，久而久之就产生一种安于贫穷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对于穷困山区的致富来说是致命的。因此，许多的经济学家对于直接救助的效果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并积极探讨更加有效的扶贫措施。

有人说，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这话不错。许多的政府扶贫往往从短期的角度考虑问题，满足于短期的“成绩”，结果往往是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被扶助对象日益贫困化。对于偏远地区的扶贫计划，从长期的角度来讲，最优的办法是迁移人口和集中人口。如果早在80年代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今天的扶贫工作应该更好。但是，每一项提出的扶贫方法都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但是，比较一下各种救助的成本收益，便可以得知各种方法的优劣。我在这里提出的偏远山区的扶贫方法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从理论上讲，这种扶贫的方法的优势和劣势是可以看到的。

迁移和集中贫困人口的方法的优势在于：

1、 避免了开发贫困区的各项支出，如修路建桥和救助金支出（假设贫困人口迁出后有就业机会）；

2、 避免了贫困山区在开发过程中造成的生态资源破坏。穷困山区一旦修路后，山内的资源，如煤、木材，就成了过度开采的对象，源源流向山外，资源浪费严重。这种掠夺式的开放对于环境造成的成本是不可估量的。

3、 贫困山区的人口的集中可以带来规模效应。贫困山区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理条件的恶劣以及人口的分散。人口的集中可以带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种服务业的开展，可以合理解决各种公共问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分散条件下，村民各自为生，自给自足、封闭阻塞，因而除了发展小农经济外，谈不上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和经济专业化。

4、 迁移会增加迁入地的劳动力供给和开发，优越的条件可以使得贫困山区的人口创造财富，发家致富，同时增加迁入地经济的总量和人口的规模，产生小城镇之类的人口集聚效应。由此而带来的各种知识、信息、观念等等方面对于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创造更多的条件，国家节省了救助支出，同时又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脱贫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迁移和集中贫困人口的扶贫方法的成本：

1、 文化利益冲突：迁入人口无疑会占用迁入地的土地，而土地又是人们非常重视的资产，因此，当地的居民会对外来人进行排挤。不同的习俗、文化也会产生磨擦，产生了政府调节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的成本。

2、 迁移成本：迁移过程中的运输费用、迁入居民的房屋建筑支出、对迁入者的补贴、帮助迁入者开展生产的费用等等。

3、 贫困人口的教育和安置：贫困人口的贫困与他们的地理位置有关，地理位置造成他们观念的闭塞、落后，因此，改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观念至关重要。对于贫困人口的再教育有利于他们再就业和发家致富。

B. 我国农村有哪些养老模式主要分为那几类

主要有三种模式，即

1、家庭养老。以家庭为中心，靠子女亲属养老。这是目前农村养老的主流，老人都有自己的子女、儿媳、女婿，再之后的孙子、孙女等等，作为一个家庭，家庭成员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就算子女不在身旁，同样生活在农村的亲戚朋友都会帮忙照料老人。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一直都有“孝”的影子，如果不赡养老人，就是不孝，是会被村里人瞧不起的。

2、社区养老。它以村庄或村落为依托，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力量，合理开发、调配、运用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具体就是开办敬老院、福利院，托老所等。

农村社区养老是当前农村社会养老的发展方向。农村社区养老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灵活性高，能因地制宜。

它以村庄或村落为依托，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力量，合理开发、调配、运用社区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

3、民间养老。一些民营企业投资开办的养老院等，有养老意愿的个人进行选择。一般这样的养老院收费较高。

(2)贫困山区农村养老发展规划扩展阅读：

全国老龄办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人，预计到2050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

其中，和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保障水平比较低。

“农村人口老龄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与城镇的差距呈扩大态势，且城乡导致状态将持续到2040年。”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表示，中国老龄化发展不均衡。

一方面表现在人口老龄化水平城乡倒置，即农村老龄化水平目前且长期高于城镇老龄化水平；另一方面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

比如，除了西藏外，各省农村老龄化程度均已突破10%，辽宁省、重庆市等地甚至均已超过20%。

城乡差异体现出的“城乡倒置”特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的生育率差异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密切相关，大量年轻人口离开中西部农村地区向东部和城市地区迁移，是该阶段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导因素。

而这种人口转移又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常住老年人口的比重，毫无疑问，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增加了应对的复杂度。

“养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时代性难题，农村养老更是如此，从目前社会的现实情况我们看到，城市养老正在成为创业的蓝海，各种现代化、人性化的养老模式层出不穷，受到社会资本、公益力量及媒体大众的广泛青睐和关注。

然而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尤其是老年人占有很大的比重，随着青少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农村空巢化程度越来越严重。

农村养老的体制短版和资源短缺也更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养老问题也更需要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

谁来为农村老人发声？谁来关注农村人的晚年生活？国家、社会、公民这三者应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有专家预计，到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接近3亿，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这也就意味着，届时，将有超过2亿空巢老人，而相当比例分布在农村，农村空巢老人日益成为重点。

C. 农村老年人如何养老

在我国的农村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种养老方式：

1、家庭养老

这是我国农村最主要、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孝”的集中体现，它具有其它养老方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短时期内不会被其它养老方式取代，仍然是我们主流养老方式。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正受家庭规模缩小、人口流动、失地、老龄化等因素的挑战，目前这种养老方式的质量有下降的趋势。

2、集体养老

这是一种在农村很常见的养老方式，它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其主要形式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部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但是适合这种养老方式的，只是农村老年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并不能成为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主要形式。

3、养老保险

随着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养老保险也是一种好的养老制度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4、储蓄养老

这种养老方式只有少部分的农村老年人采用，他们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一些农村居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需要时用。

拓展资料：

养老制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家庭的养老功能强大，家庭和单位合力使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资源得到很好的发挥，尽管资源有限，但各尽其力。在农村，政府和集体合力为“五保”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而其他农村居民只有靠家庭，有时需要求助亲戚和邻里来照顾。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在养老服务领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改革开放后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单位人”演变为“社会人”，企业办社会的现象消失了，单位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少了。很多企业在转轨后，职工已经完全失去了享受单位福利待遇的机会，退休后实行社会化管理。迄今为止，依靠单位提供各种养老服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由社区和企业以及各种组织提供的养老服务。

综上所述，随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原有的养老服务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为适应时代要求，重构养老服务体系、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D. 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如何建立与发展的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建立开始于“七五”期间。根据国家“七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的“建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雏形”的任务，针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原有社会保障制度趋于瓦解的状况，1986年10月，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沙洲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确定：在农村贫困地区，基层社会保障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社会救济和扶贫；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等的地区，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还有残疾人和老年人两个困难群体，在这些地区，基层社会保障的主要任务是兴办福利工厂，完善五保制度，建立敬老院，以解决残疾和老人的生活困难；在农村经济发达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发展以社区（乡、镇、村）为单位的农村养老保险。
1987年3月，国务院决定由民政部负责开展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在各级民政部门的努力下，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富裕地区，以村（少数为乡镇）为主体的社区型养老保险有所发展，到1989年6月，全国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养老保险试点，参加人数达90多万，积累资金4100万元，有21.6万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这一时期的社区型农村养老保险不是十分成功，但也加深了对养老保险的认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①范围小，层次低，效率不高；②养老保险金主要由集体承担，有的完全由集体负担，个人不缴费，不但使集体背上沉重的包袱，也没有体现自我保障原则；③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不能保证制度的稳定和安全，保险金的计发标准混乱，没有科学的标准；④养老保险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约束机制，保值增值问题无法解决，存在很大风险。
在总结前一阶段农村养老工作的基础上，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的“老有所养”问题，1990年7月，国务院第111次总理办公会议专题研究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问题，会议明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负责的精神。
1991年1月，国务院决定让民政部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建立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同年2月，民政部成立“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公室”，负责这项工作。同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农村养老保险（含乡镇企业）由民政部负责。
1991年6月，在总结经验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民政部农村养老保险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确定以县为单位开展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并在山东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试点。
1991年8月，山东牟平等5个县（市）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启动，仅一个半月，共计30个乡镇、281个村、38家乡镇企业近8万人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积累保险资金近500万元。
1992年1月，民政部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正式下发全国。同年7月，民政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经验交流会”，重点推广了武汉市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验。到1992年底，全国有1000多个县根据《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确定的原则，由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组织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其中，170个县基本建立起了面向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国已有3500多万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共积累保险费10多亿元。
1992年12月，民政部在江苏张家港市召开了“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会议”，重点推广了江苏省在全省全面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验。这次会议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大区域、大规模的试点工作告一段落，转入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E. 贵州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的主要举措有哪些

法律分析：各地将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县(市、区、特区)为单位编制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指南，规划建设一批带动性强、示范性好的优质项目。社会力量申办养老机构行政审批事项纳入政务服务中心统一办理，符合条件的要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设立许可。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服务项目，将加大建设用地支持和资金扶持力度。鼓励改造闲置医院、厂房、学校及其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机构根据床位数标准、投资额度、招工人数标准考核，将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并享受财政贴息的小额担保贷款。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八条 国家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第二十九条 国家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要。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老年人和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

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险办法，应当对老年人给予照顾。

第三十条 国家逐步开展长期护理保障工作，保障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

第三十一条 国家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给予基本生活、医疗、居住或者其他救助。

老年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扶养能力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供养或者救助。

对流浪乞讨、遭受遗弃等生活无着的老年人，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F. 关于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的论文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综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约为9亿。妥善解决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保障，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农村地区推广"低保"制度，体现了政府在积极承担更多的公共职能，但相应资源需求的扩张与地方财政困境之间也呈现出尖锐的矛盾，农村"低保"任重而道远。保障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 当前农村贫困的现状与农村低保工作存在的问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也是能否尽快建立与完善农村保障制度的关键。
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义：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使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解体，农村传统的以土地为基本手段的生活保障体系被削弱，农村的传统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养老、医疗问题以及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尽管1995年民政部为了帮助农村的贫困户解决衣食之忧，开始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试点工作，但仍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是实施范围窄，覆盖面小，相当部分贫困居民得不到救济和补助;二是标准偏低，难以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三是民政部门的救济经费不足，根本满足不了贫困人口的实际生活需要。所以，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尽快建立起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缓和改革中的社会矛盾。改革本身是经济利益在全社会的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会受益，一部分人会受损;或者一部分人的受益高于另一部分人的受益。因此改革蕴含社会风险并形成对社会成员的压力。但是，全社会每一个人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显然弱势群体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较低，当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时，贫困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产生严重的社会矛盾。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助于改善农村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活，缓和社会矛盾，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尽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即农民只有在温饱问题解决后才有可能投保参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农村全体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的保障，不仅经济发达地区需要，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其它各项制度都不能直接、及时、最大限度地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惟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做到这点。因此，尽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各项制度都很重要，都需建立起来，但相比而言，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1]
我国农村扶贫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解决普遍贫困的阶段，把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第二是区域性的开发式扶贫阶段，其目标是通过政府努力，直接投资于具体的开发性项目，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地区经济增长，增强贫困人曰的"造血"能力，实现减贫的目标。特别是通过"八七"攻坚计划，在上个世纪末贫困人口减少到了3000万。在目前遗留下的2820万贫困人口中，约1/5为五保户，1/3强为残疾人口，超过1/4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这意味着，现有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严重边缘化，用传统的区域开发的方式进行扶贫已经不能奏效。
鉴于与20世纪相比，农村贫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以普遍的增长为目标扶贫方式已经不适用于这些边缘化的贫困人口。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但也扩大了收入差距，只有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平均增长率。其次，区域性开发式扶贫的效果也日益减弱。2001-2002年年均扶贫投入分别为"八五"和"九五"时期的3.7倍和2倍，而每年减贫的效果不到这两个时期的一半和1/3。每年人约300亿元的扶贫资金主要投在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但这些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不到62%,
因此，针对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迫切需要一种比区域性扶贫战略更加精确的瞄准机制，以及比开发性扶贫更加直接的救助方式，来帮助他们脱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为此，农村"低保"是最适宜的制度选择。
农村贫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国的农村贫困，不单是农民收入低、县乡财政底子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它还包含了农民现有知识和文化的短缺、法制信息的闭塞、教育和科学的落后、卫生和保障的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即人文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给人文贫困所下定义为：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
1、从收入上分析。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1997年的1: 2. 47扩大到2003年的1: 3.24。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7年没有超过5%，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目前，7亿多农村居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38.9%，而不到全国人口40%的城镇人口却占有全国60%以上的消费品市场。持续较长时间的农村市场低迷，消费不振，事实上已经构成我国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提高的重要制约
2、缺乏金融支持已成为农村发展的制约瓶颈。(1)自1978年到2001年，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从151亿元增加到1516亿元，年均增长10.5%；同期，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3.4%下降到8%。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扣除农、林、水等行政部门的事业费用后，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已所剩无几。(2)长期以来，农村金融市场都是存多贷少，金融机构就像水泵一样，把农村聚集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抽取到非农部门，致使本来干涸的农村市场存贷倒差突出，发展生产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近几年，在全社会贷款余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比重一直分别只占5%左右。1998年-2002年，全国银行系统存贷差导致农村资金外流达3000亿元。
3、从公共产品在城乡的分配来看。(1)从总体上比较，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有20年以上的巨大发展差距。我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2/5,却要交纳比其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多得多的税收，农村贫困和非贫困人口来自国家或集体的转移收入分别占收入来源的-3.56%和-1.13%。然而，相比之下，城镇居民则长期享受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并直接得到各类财政补贴。(2)农村教育投资占全社会教育投资总量的23%，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农村的知识贫困。 (3)农村卫生方面的状况也不乐观。农村卫生投资占全国卫生投资总量的15%。据有关部门对湖北、江苏、广东三省的农户典型调查，"因病致贫"占贫困户的比例高达30%。(4)农村获得信息的渠道极其狭窄。就全国来看，目前网络用户中只有0.3%的用户是农民。
4、社会保险在农村的匮乏。到2001年底，全国有5462万农村居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占全部农村居民的15.37%；以四川省为例，截止2003年底，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有369.1万人，占全省农村居民的18-86%。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也刚刚起步，失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率接近于零。
5、土地产权残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国家可以依法对土地进行征用，即土地市场被政府垄断，而垄断所得的"超额利润"，农民则得之甚少。由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加之农业比较效益低，导致土地粗放经营、掠夺性经营乃至撂荒现象频频出现。据四川省的典型调查显示，农地撂荒比重已达到10%左右。
6、从社会政治地位上分析。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普遍面临组织化程度低，保护利益弱等突出矛盾。近一亿的农民工更是生活在城市边缘，低收入、低福利、被拖欠工资、超强度劳动、无安全保障、不签定劳动合同等利益被侵犯现象相当普遍。特别是收入问题和社会歧视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日益严重。
7、扶贫资金力度虽大，但收效甚微。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减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1978- 1999年，农村贫困人口由 2.5亿人减少到3412万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在扶贫资金和扶贫人力方面，均加大了农村扶贫的力度，但减贫的效果却不甚明显。[3]
在农村，传统的社会救济是对农村"五保户"、特困户实行不定期、不定量的临时救济，这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困难，但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随意、临时性。特别是对优抚对象的老弱病残和无劳动能力的人，一年一度的年关临时送温暖难以解决他们长期生活困难的问题。记者从福建省民政厅了解到，全省农村低保实施半年多来，出现三大不容忽视的问题。
1、农村家庭收入具体计算办法尚需规范。各地反映在审查、审核低保对象时，对困难家庭的收入计算虽有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农村家庭收入办法，但在实际执行时把握和确切计算还有难度；个别地方还存在人户分离，把年老父母与子女分开，单独由父母申请农村低保，而把法律规定由子女承担的赡养义务推向政府。
2、省级转移支付核定的五保户数量与部分地方实际"五保户"人数有偏差。去年福建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对五保户供养采取省级专项支付补助办法。由于多年来各乡镇未认真执行国务院颁发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对象的评定和发证工作没有正常开展，致使调查摸底人数偏少，影响了五保户的准确核定。
3、县、乡(镇)负担资金能否持之以恒按时足额到位，还有待今后加强督促。这次调查了解，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县、乡负担的保障金，仍有部分地方可能难落实。[4]
目前，农村低保工作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认识上的误区。①德政工程论。目前包括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许多人对低保工作的法制性认识不足，认为低保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现行的工作方式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随意性较大，钱多了就多保一点，钱少了就少保一点，因钱定人。②经济决定论。也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认为低保工作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财政资金不足，所以爱莫能助。就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言，经济和资金实力的确是一个重要条件，但绝不是决定因素。③城市优先于农村论。不少人认为，同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最起码还拥有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城市三无人员、下岗人员等，失去工作，就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因此，城市低保工作比农村低保工作更迫切、更重要。在实践中重视城市低保工作，忽视和轻视农村低保工作
2、农村低保对象界定标准上的困难。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收人有其自身特点，使得在收入界定上存在一定困难：第一，收入难以货币化。由于农村居民收入中粮食等实物收入占相当比重，在价值转化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第二，收入的不稳定性。除农作物收成的季节性及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等因素外，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也增大了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三，由于农村养老金制度远未普及，那些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口其生活、就医、子女求学等方面的困难加大。
3、低保资金难以落实到位。主观层面上，部分基层政府部门对农村低保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资金的挤占挪用；客观层面上，低保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完全依赖财政投入。不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收支状况尚属"吃饭财政"，依靠财政解决城市低保问题已勉为其难，对面更广、量更大的农村低保工作，供需矛盾突出、资金缺口难以弥补，这是制约农村低保工作整体推进的一个客观问题。
4、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形势的变迁。在户籍制度放开、人口流动频繁的新形势下，农村低保工作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地相对分散，而基层民政部门人员配备较少，由乡村两级逐一调查核实的工作量较大。[5]
在当前，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偏远山区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正常劳动力家庭、在正常的年份所获收入都只能勉强维系基本农业生产、生活的需要，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家中有人生病、有孩子上学，那就会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如果是五保户、残疾人家庭，则常年生活得不到有效保证。虽然地方上会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但是每个月几十元对当前的物价水平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很多农村特困家庭经常借米下锅。
因此，在城市低保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建议有关部门把农村五保户、特困群众纳入低保范畴，扩大覆盖面、提高标准额：对五保户最好能办理农转非户口，实行集中供养，执行城镇的低保标准；对特困群众则依据困难情况，由财政拨付专项资金，给予适当的定向补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确保他们的基本生产、生活。也许有些地方要说财政困难啊，没有钱啊等等。事实上，很多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们如果能少开几次兴师动众的大会、少买些高标准豪华轿车、少进几次宾馆娱乐场所，这点钱还会省不出来？关键是领导同志们心目中有没有装着老百姓的利益，有没有把百姓的冷暖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6]
二、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很多地方的城市都对生活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低保制度却忽视了农村的特困群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是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举措。
1、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殊性，加之受各种因素影响，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极为缓慢，有的甚至呈现负增长。而我国其他非农行业近几年都发展迅猛，由此导致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农村社会也因此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适当增加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缓解社会矛盾将发挥积极作用。
2、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发达国家经验证明，要建立完整的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的是城镇人口，这是不够全面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及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同时农业由于受科技落后、种植模式和管理模式落后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不利位置。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保证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适应市场，就显得尤为迫切。
3、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符合利益对等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举措。从农民角度看，他们不仅上缴农业税以及名目繁多的费直接为国家财政做出贡献，而且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间接为国家积累大量财政资金，且这种积累方式目前还在持续。按照利益对等原则，政府以财政资金向社会提供服务及公共产品，作为这些服务及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该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税费的农民。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政府向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与城镇居民一样，农民也应该享受社会保障服务。结合我国各级财政实际状况，目前应先建立农村人口低保制度为宜。[7]
第二种观点认为，具有最低生活保障作用的土地保障功能日趋弱化。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土地在充当农业家庭经营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成为包括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人口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托。这也是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持反对观点的主要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加入WTO对农业的冲击，农村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出现日趋弱化的态势。主要原因是：(1)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产品价格指数持续下降的走势，农民得自于土地的经营性收入大幅下降。 (2)农村土地的税费负担过重。以1999年为例，未扣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增加2.2，但人均农业各税却增加了5.8。日趋沉重的税费负担，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视土地为包袱，出现严重的土地"抛荒"或无偿转让现象。(3)根据现行土地政策，农民对所承包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因而不能凭借出售土地的收入来为自己提供保障，因而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主要体现于就业保障，即保障自己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然而一旦农民由年老或其他原因丧失劳动能力，这种保障功能将随之消失。[8]
第三种观点认为，能否在农村真正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大的难点在于资金的筹措。资金缺乏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的关键原因。原则上这部分资金应该来自于财政，通过各级政府来筹措，因为开办社会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立意。我国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够普遍建立起来，关键就在于政府的全力支持，并在资金上给予保证。但是这种主要靠政府、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的办法，在经济条件尚好的地方才有可能维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靠各级财政筹措资金难度很大，这直接影响到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征收社会保障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专项基金。
征收社会保障税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且这种税已成为仅次于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类，在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我国实际看，开征社会保障税也是必要和可行的。[9]
第四种观点认为，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2820万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他们认为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开发扶贫投入少，而且更见效。
这份题为《关于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面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建议》指出，中国政府从1986年以来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开发性扶贫计划。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2002年底的2820万。剩下的未获温饱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或最终需要搬迁移民的。剩下的未获温饱人口中，有相当大部分也是患有长期慢性疾病或体弱多病失去正常劳动能力的。对这几部分人口继续沿用开发性扶贫方式，不仅成本很高，而且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基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出现的新形势和特点，中国应该通过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村未得温饱人口的贫困问题，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具备这样的财力与能力。
第一，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如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确定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径计算，这仅需要27.07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的0.12％。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
第二，目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人均627元）是根据满足普通农村人口的最低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消费需要制定的，食物支出部分占全部支出83％。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来看，农民人均收入达到这一标准，平均来说，应该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水平。这一标准低于人均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最低保障线也往往是低于国际贫困线的。
第三，由于各地的物价水平与相对生活水平不同，627元的最低标准，对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于部分中部地区来说是低了一些。在具体发放农村低保时，中央财政可按统一标准向各地支付低保资金。而各地可根据地方的财力与具体情况调高本地的农村低保标准。
"建议书"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不意味着当前的开发式扶贫工作可以放松。事实上，以人均收入1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衡量，除了这2820万人之外，中国还有约6000万纯收入介于627到869元的低收入人群。他们刚刚跨过温饱线，极易返贫。但是与上述的2820万人不一样，这部分人是有生产能力的，开发式的扶贫方式对他们更为适宜。[1
第五种观点认为，在"保障待遇"上，农村"低保"标准应由县级市、区民政部门会同农村工作、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每年由民政部门提出保底指导标准。标准的确定和调整，还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当地农村年人均实际生活水平；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需的费用；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对于同一地区的"低保"对象，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不同待遇"。如把"低保"农民分为"失地农民"和"非失地农民"，给予不同的"低保"资金。土地实际上一直承担着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拥有土地的农民在土地上尚有一定的收入，而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一项重要的生活来源。所以对两者的"低保"资金也要制定不同的标准。
从工作发展情况看，经济较发达地区条件比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标准、办法有别的农村"低保"。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社会救济任务繁重和地方财政困难等因素，建立农村"低保"制度难度相对较大。农村'低保'资金筹措多是由县(市区)、乡(镇)、村(居)按比例承担。但县、乡财政紧张，村级财政没有稳定的来源。因此，农村"低保"大面积推广，还存在不少难题。
新出台的政策应将享受"低保"视为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政府对他们的一种施舍，不得设定各种附加"条件"和"义务"，让更多的困难群体有尊严有保障地拿到"活命钱"。[11]
第六种观点认为，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是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键环节。表面上看，农村有8亿人口，全面建立"低保"制度在财力上会承受不起。这也是很多人对农村建"低保"持消极态度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只要标准适宜，操作得当，建立农村"低保"的财政负担并不重，在财力上是可行的。
目前，每年中央扶贫资金总量超过300亿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100亿元，加上地方政府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用于扶贫的财政资金每年近140亿元。如果这些资金用于建立"低保"，甚至可以把"低保"标准提高到目前的绝对贫困线之上。此外，目前民政部门每年支出近14.2亿元，已经在为2289万农村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社会救济，而这些人口中有很大部分是与贫困人口重合的。将现行的农村社会救济与新建立的全面"低保"制度统筹起来，财政上的负担可以进一步减轻。另外，由于实际支付的低保资金是补足家庭人均收入和贫困线之间的差额部分，因此，实际的支付数额将低于按贫困线支付的数额。
每年需要投入的财政资金和资金所能覆盖的贫困人口。在财政投入和城市低保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低保制度解决现有的农村贫困问题。很显然，如果降低低保标准，仅仅利用现有的公共扶贫资源，就可以覆盖更多的农村贫困人口。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对现有扶持农村脆弱群体的公共资源进行结构调整，而不会对财政资金的总量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政策的延续性角度出发，应该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作是现有的专项扶贫计划的延伸和完善，是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化的过程。由于改变以往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会提高社会救助的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将以前的扶贫资金，尤其是扶贫资金中财政投入的部分，转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基金，不仅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建立农村社会救助的长效机制。[12]
第七种观点认为，现阶段我国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进一步强化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与社会保险制度强调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不同，社会救济制度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甚至生存。因此，国家对于社会救助对象要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础性制度的职责。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包括五保户制度、救灾救济、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等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际通行的普遍化的社会救济制度，也是发挥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的重要手段。因此，应当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继续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政策，使农村贫困人口既真正得到救助，又有利于提高制度运行的效率。其次，政府有责任强制性推动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医疗保障是目前广大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政府有责任在广大农村逐步建立"(大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以保大病为重点，并兼顾公共卫生保健。再次，在完善家庭保障的基础上适当扶持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发展。同时，还可以考虑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赋予农村土地"永佃权"，使地租成为农村老年人口的重要收入来源。[13]
三、对策建议
在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而国家财政目前又无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将城乡低保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非常必要而且可行的。

G. 到2020年国家对农村发展规划的目标是什么

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

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7)贫困山区农村养老发展规划扩展阅读：

一、实现上述目标任务，要遵循以下重大原则：

1、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必须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

二、认清形势

1、农业现代化发展挑战加大

“十三五”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内外部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部分农产品供求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日益凸显。

优质化、多样化、专用化农产品发展相对滞后，大豆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玉米增产超过了需求增长，部分农产品库存过多，确保供给总量与结构平衡的难度加大。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农业发展方式粗放的问题日益凸显。

2、农业现代化条件更加有利

展望“十三五”，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有利条件不断积蓄。发展共识更加凝聚。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为开创工作新局面汇聚强大推动力。

外部拉动更加强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共同发展新格局加快建立，为推进“四化”同步发展提供强劲拉动力。

H. 如何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

思想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老龄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随时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发挥县级老龄工作机构作用，明确职责任务，配强工作人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综合协调、督促检查等工作。乡镇配备老龄工作专职干部，村、社区设老年协会，确保老龄工作任务落实到基层。把农村老龄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解决老龄人口、贫困老龄人口问题时，应适当给予财力倾斜支持。
健全养老保障体系，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全面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农村贫困老人全部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确保其基本生活。推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家庭、集体、社会、国家”四位一体的养老机制，使养老保障覆盖全社会，实现老有所养。全面落实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制度，适当提高老年人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实现病有所医。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制定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加大对老龄事业的资金投入，坚持“政府搭台、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与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相结合，大力建设农村养老服务机构，逐步实施老年服务项目，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着力创造温馨和谐的养老环境。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以居家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机构养老为补充，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采取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多渠道筹资，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投资开发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服务业。大力发展家政照料、老年人互助、医疗保健、护理康复、精神慰藉等服务项目，实行有偿、低偿或无偿服务。加强老年生活产品的组织生产，建立老年生活产品专供市场，不断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发展老年文化事业，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积极探索发展农村老年人文化事业的新思路、新方法，把老年文化事业纳入全民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在政策上加强引导和鼓励，建立健全适应老年人多元化需求的教育体系。切实加强老年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把开展老年人文体活动与农民生产、生活相结合，与增收致富相结合，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全面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I. 农村养老问题论文大纲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分析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
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
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一种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低下的生产力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块土地上而无其它谋生手段，封闭的交往形式又使农民只能依靠自身积累经验而无其它获取知识的途径。于是，对土地和耕作知识的拥有就成了社会继承与世代交替的重要内容。土地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退出生产领域后，并不放弃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子女要想获得土地必须以赡养父母为代价。同时，子承父业是传统农民家庭的突出特点，后代不仅由父母抚养成人，而且还从父祖那里学会谋生的技能，继承一定的产业和土地，这种生活上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使得他们自觉服从父辈祖辈的制约，不敢有丝毫违抗。
父辈们靠土地生产生育，培育后代；子辈们靠土地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百姓们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确保农民拥有土地，历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分配政策，如井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等。除了土地制度之外，政府还通过法律条文，严禁子孙与父母分家分财。《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稳定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2．非货币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1）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进一步描述道：“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2）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极其落后，工业化程度很低，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在这种非货币的农业社会中，农民生产自己几乎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要不停地生产以获得生活资料的供给，否则便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因年老而丧失生产能力的时候，此刻要想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依赖于家庭其他成员的生产。很显然，非货币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家庭存在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家庭养老的必然性。
（二）家庭养老的主观条件分析
1．传 统的孝道思想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在任何年代里，老人的赡养不仅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而且还受到建立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赡养观念的制约。历史上，我国的老年赡养是以孝为核心在家庭内部进行的，孝道思想在中国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冠、众善之始，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德之本也。”（3）所以儒家立教以孝为起点，“孝字上半部为老，下半部为子，有老人扶子之义。”（4）因此，孝的道德观最初是调解长者与小辈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孝被抬到了极高的地位，成为一切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起点，并做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基础。封建统治者就是用孝束缚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孝的原则为：“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不同”。（5）封建统治者重孝的目的是为了效忠，显然以孝治天下，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和政治双重意义。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广大农民总是认认真真地行孝，孝顺父母的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
2．享受天伦之乐的本能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精神动力
人是社会的动物，不仅有物质上的需要，而且有精神上的需要。老人害怕孤独，乐于和儿孙生活在一起，于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群体感情，这就构成了家庭结构变化的向心力，形成一种牢固的封建家庭关系，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具有强大的保护职能，共同保护家庭成员和财产安全。每个家庭成员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更脱离不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且家庭还有一定的稳定性，每个人都重家庭，轻个人，为了家庭的生存、利益和光荣，个人便可以忽略，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和谐，个人必须各安其分，在人伦规范所界定的范围内，将自己的社会角色演好，而个人的真实意见和感受则慎藏于角色、行为之后。于是又形成近代农民家庭的内聚性和封闭性，主观上要求赡养老人必须在家庭内部进行。
3．政府的强力推行是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外在动力
中国传统社会自实施君主专制制度以来，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在“家天下”的政权模式下，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权力，努力造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绝对服从的心态。孝的本意是顺从和“无违”，将孝扩展到政治关系方面，就形成了“以孝移忠”的思想观念。另外，老年人是政府业绩的形象代表。在传统社会，老年人是知识和智慧的代表，更是国泰民安和国运长久的象征。乾隆三下江南，其间五六次都有百岁“人瑞”迎驾道旁，他认为是“太和之气”，“用征寿世”的吉兆。显然，当老年人被赋予国运和德治的象征意义时，家庭养老就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政府的公事了。因此，历朝历代的政府官员都将维护家庭养老作为国家任务进行推动。政府强力推行家庭养老的标志有三：第一，有负责相关事务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或专司其职的官员；第二，有保障家庭养老的制度和法规；第三，有维护家庭养老的思想观念和道德。（6）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养老是通过民政部门主管，县级机构直管，吏部考课，监察部门分察，孝文化灌输等逐渐纳入政府行为范畴的。
二、现代社会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及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开始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
（一）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功能弱化。1982年到1990年两次普查之间，家庭户规模从4.3人／户降到3.97人／户，到199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9人／户，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平均家庭为3.44人/户。中国的家庭结构也转变为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结构，1990年核心家庭占家庭总数的67.31%，其中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完全核心家庭占57.81%，比1982年增长4.92个百分点。家庭户平均规模的缩小和完全核心家庭的增多导致纯老年户不断增加。1990年四普时城乡合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单身户和一代户中所占比例为25.6%。据1992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12个省市的一份调查，老人中一代户的比例，城市达到41%，农村达到43%。（7）
生育率下降、子女减少和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还使得子女对老 年父母的照料产生了许多困难。子女多意味着老年人有较多的支持来源，独生子女现象的出现使得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变得异乎寻常的困难。总之，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家庭的增多，使得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同时居住方式的代际分离也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之外还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精神苦闷等问题。
（二）竞争压力增加、人口流动加快、代际倾斜严重。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越来越快，大量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使他们无暇顾及老父和老母；同时，一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这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同时，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超过75岁之后），老年人口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患病率、伤残率会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将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导致年轻人消极拒养老人情绪的增加。
各种挑战因素的结合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瓦解和分化，这就是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相分离的态势，而且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和慰藉也不象过去传统模式下那么密集和经常了。这是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在现代化冲击下的一种变革。导致这种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两个因素在农村正在逐渐突出：第一，两代人的居住偏好。喜欢分开过，是现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的时尚，也可以说是人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对我国14省市的一项调查表明，2/3的农村青年婚后一二年都要建立自己的小家庭。（8）在老人那一端，也有个图清静、少麻烦的想法。第二，家庭人口外流或外迁因素。子女不在身边，在外地学习或工作，条件不成熟，两代人只好分居两地。显然，作为家庭养老，无论是传统模式抑或现代模式，有二个基本因素决定家庭养老的质量，一是子女的支持和关照程度，二是自身的一些因素，如经济实力、健康状况、人际关系。在农村，传统孝道观念的淡薄和老人自身经济实力的弱小，决定了农村养老质量的下降，也决定了养老社会化在农村存在的空间正在形成。
三、当前中国农村养老的基本方式分析
现代社会，中国农村的养老方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多种养老方式并存的农村养老格局。许多新的养老方式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认真分析比较研究不同的养老方式，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养老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养老。这是当前中国农村使用最普遍的养老方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具体体现。这是一种最完美的养老方式，它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的主流养老方式。有关资料显示：老年人口的全部经济来源构成中，来自子女供给部分城市占16．8%，镇占21．0%，县（农村地区）占38．1%。这说明子女供养在城镇老年人中占有一定地位，而在农村中则占有重要地位。（9）
（二）集体养老。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农民意识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集体养老的普及化和规模化。笔者认为集体养老只能作为农村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而不可能象有些地方官员所言成为家庭养老的替代形式。
（三）养老保险。面对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和家庭养老的弱化，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1991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民政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0） 应该说，农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 说还是离他们较远。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
（四）储蓄养老。依靠平时的积蓄用来防老，在农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据笔者对河南省部分农村的调查，15%的农民对养儿防老已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只有钱财是可靠的，因而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储蓄以备老年之用。但是，低利率、高膨胀、天文数字的医疗费以及农民收入的降低，使得储蓄养老已失去太大价值。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基础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农民人口多，占全国12亿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7285万，占农村人口的8.2%，并且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如何建立和完善，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我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2010远景目标纲要为中国农村养老指明了方向。特别是指明了今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思路，那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是否已经成熟？能否替代家庭养老？”就成为每一个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的焦点。
根据笔者多年来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基础主要有：
（一）货币经济的发展
非货币经济决定了交换只能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分离，家庭养老成为必然。只有到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社会化生产达到了极度发达的程度，生产单位由家庭变为工厂，家庭成员各自都是独立的商品者，依靠参加社会化劳动而取得工资收入，即以货币经济完全取代非货币经济，老人才能挣脱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的桎梏，用货币来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维持生存，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才算成熟。因此，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的前提条件就是现代化的货币经济的存在。哈瑞斯说：“我们正在用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办法取代工业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制度。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父母孩子之间真正的反哺关系的遗迹也将消失”。（11）可见，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社会处于非货币经济即农业经济阶段时同样也是实行的家庭养老，不可用其它方式取代。
（二）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形成
养老的两个要素是物质保障和生活服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关键是解决了养老的物质基础，但是对于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一个没有生活能力或者生活能力很低的老人来说，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必须具备相配套的生活服务体系。生活服务的提供有三个来源，第一，老人自我服务；第二，家庭成员的服务；第三，社会化服务。家庭养老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家庭成员不仅提供了充足物质资料，还提供了完善的生活服务，而且亲人提供的服务又是最细致入微和完美周到的。因此，不管将来社会养老保险多么发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家庭养老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老人自理能力的降低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就使得社会化生活服务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关键因素。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村的经济发达程度、社会化服务程度、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可程度是完全成正比的。据《经济日报》记者王培楠报道，2001年初，广东省东莞市率先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正式运作。全市参保农民76万，16. 2万符合退休年龄的农村老人领取了首笔养老保险金。这意味着，从2001年起，东莞所有20岁至60岁的男性农民、20岁至55岁的女性农民，将全部进人“社会养老保险的安全网”中。广东省东莞市之所以率先实施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在于小小的东莞200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已达103. 56亿元，市、镇、村三级公有资产已达1168亿元，净资产652亿元；就在于每一个村的第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化生活服务水平已大大提高。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许多地方现在还处于摸索阶段，国外没有现成的模式 供使用，国内没有完善的法律作依据，操作的时候难免有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当的管理和不周到的服务都会影响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受管理体制改革、利息持续下调及政策变动等因素的影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方面的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12）
从国外成功经验来看，养老保险制度越完善、服务越到位，投保者的热情就越高，保险基金也就越充足；反之，越没钱，服务就越无法提高，投保者越没有热情，保险基金就越不充足，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四、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现状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我国起步较晚，制度也不完善，再加上农民素质、社会心理、东方文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民对保险制度的信任度、非货币经济等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相比，状况很不如意。尽管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改革试点，有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但以上数字对于8亿农民来说，社会化养老保险对大部分农民来说还是离他们较远。从目前农民缴费的情况看，人均缴费不到150元钱，根据他们的缴费额，几十年后，平均每人每月拿不到几元钱（相对于目前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养老保险金，根本达不到保险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部分参与社会保险并最终获得部分社会经济来源的条件已经产生：第一，除极少数未脱贫的地区之外，中国农民已经过上了温饱生活，很多农民已经在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具有了一定参加社会保险的经济承受能力。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地区农民，开展养老保险的乡镇覆盖率已达到95%，一些富裕的年迈农民通过一次性交纳几千元养老基金，已开始按月50元、60元不等数额领取养老保险金（13）。第二，随着全国保险业务的发展，社会影响的扩大，计划生育政策手段的强化等等，农民参加保险的观念不断增强。他们开始理解到了参加社会保险对自身利益的保障作用，自觉性不断提高。上海市早在1984年即顺应农民需要而推出了《农村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山东烟台从1989年开始，大胆地进行农村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果。
这种喜忧参半的现状是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完全一致的。我国的农村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差距大，因而在养老问题上，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全面覆盖，如东莞、温州以及山东的一些地方，而有些贫困地区，连一般的保费还无法收齐。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因此，在现有经济水平条件下及传统文化模式下，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方式。
五、解决我国农村养老的方式选择及立法的价值取向
根据当前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模式、社会化服务状况以及养老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中的主要养老方式，只不过这种家庭养老已不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而是以家庭作为养老的载体辅助于多种养老方式的农村养老模式。可以这样说，不管今后农村养老如何改革，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因此对于家庭养老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我们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切不可以偏概全，随意放弃对家庭养老的研究和规范，更不可武断地认为社会养老保险能够完全替代家庭养老。
之所以说家庭作为养老载体的地位是其他养老方式无法替代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家庭养老的成本较低。同居一室，家庭成员更便于照顾老人，无需由专人脱离生产而专职对老人进行看管，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影响养老，符合帕累托效率最优原则。第二，我国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由于诸多的原因，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全面推广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家庭养老这种古老的养老方式不能随便地减弱或放弃。第三，家庭服务业不甚发达。即使人人都参加了社会养老，年老时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由于农村家庭服务业刚刚起步，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员十分有限，因而，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养老载体， 老人们即使手中握着钱也仍然无法安度晚年。第四，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对老人养老载体选择的影响。传统的“子孙满堂”观念在农村依然根深蒂固，年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家庭的依赖性、对子孙理解的渴望会进一步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拿到保险金的老人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人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吗？很显然，家庭永远都是最理想的养老载体。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观念更新以及人口的流动对家庭养老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单靠原有的道德、法律法规对家庭养老进行规范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必须将家庭养老放在重要的位置。
养老的载体与养老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家庭愿意承担养老责任，但没有物质上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仍然无法得到保障；或者相反，老年人仅有资金上的保证，但无人对其进行照顾，其生活也是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在巩固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前提下，必须在农村强制推广社会养老保险，使农民建立防患意识，在其年轻力壮、创造力最强时，能有少部分的储蓄，以备年老、多病没有生活能力时所用。
鉴于上述分析，根据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参照“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农村养老的基本精神，我国农村养老立法的价值目标应该定位于：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14）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除了加强对全社会的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外，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依靠完善法制。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种分散的规定方法不仅容易造成彼此的不协调，而且影响到农村养老制度的实施。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障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本着“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农村养老立法价值取向，我国农村养老法律体系可按以下思路构筑：
第一，尽快制订农村养老基本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农村养老保障法可以作为我们正在制订中的《社会保障法》的部门法。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农村养老的原则、农村养老的形式、农村养老的种类、农村集体养老机构及其性质、家庭养老的内容、集体养老的内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及其性质、农村社会养老基金的筹集管理发放、法律责任等等。
第二，根据《农村养老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制订如下部门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法》、《农村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农村家庭养老示范法》等等。
第三，制订农村养老的行政法规。这一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法律规范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方面，在整个农村养老保障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应该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家庭养老条例》、《农村集体养老条例》、《农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办法》、《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税收减免办法》。
综上所述，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相信其研究对国家今后的农村立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