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听父母教令判什么罪

Ⅰ 如果在明朝不孝顺老人会怎么样有什么法律条文

明律法律规定：“凡是不孝顺或弃养父母的人，均杖罚八十大板。”“虐待父母者专，处以死属刑。”“诬陷或辱骂父母者，判以死刑或处以绞刑。”

Ⅱ 中国自古孝为先，古代对于不肖子孙是怎样处

1、 告发、咒骂祖父母、父母。《唐律》规定，除了祖父母、父母犯有谋反、大逆、谋叛等罪行时子女必须告发之外，如果子女告发祖父母、父母的其他罪行，要被处以绞刑。诬告父母更是死罪。

2、"父母在，不有私财"【父母、祖父母还在世，就要分家的】，禁止子孙拥有私有财产，可以说是孝道的一贯要求。唐朝对另立门户的子孙处三年徒刑，宋代对此处罚更重，有时甚至可以判死罪。明朝清朝在这一条上稍微宽松些，经祖父母、父母提出来才受理，刑罚也比较轻，明朝处杖刑一百，清朝处杖刑八十。

3、如果子孙有能力赡养父母却不赡养，或者不尽心尽力赡养，只要祖父母或父母向官府提出控告，子孙就会被判刑。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通假字：缺少的意思】者,徒二年。

4、居丧期间男婚女嫁、弹琴作乐，或者丧期未满就把丧服脱掉。依据唐律，为父母居丧期间男婚女嫁，或者把丧服换成吉服，或者弹琴作乐，判徒刑三年。即使路上遇到别人弹琴作乐，停下脚步聆听的，也要处杖刑一百。在居丧期间怀孕，或者在居丧期间兄弟分家，也要被问罪。

5、隐瞒祖父母、父母死讯，不奔丧不办葬礼，或者谎称祖父母、父母死亡的。按照法律的规定，祖父母、父母死后，不奔丧不办葬礼的子孙流放二千里；官员如果隐瞒父母死讯，不辞职回家居丧，查实后判两年半徒刑；如果谎报祖父母、父母死讯，判三年徒刑。另外，如果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在牢房，而子孙或其妻妾弹琴作乐，要以"不孝、不义"的罪名被判一年半徒刑。

6、殴打祖父母、父母致死的。"十恶"中的第四条"恶逆"【十恶不赦之罪】，就是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这是情节最为严重、不能赦免的不孝之罪。甚至连诅咒父母死的，也以"谋杀"罪论处。犯了"恶逆"罪，各代都是不论有伤没伤、伤势轻重，只要有"殴"、"杀"的行为，一律杀而不赦。即使子孙已经畏罪自杀，也要曝尸示众，以示惩罚和警示。明代的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受到子孙威逼而死亡的，依照殴打祖父母、父母罪问斩。清律更具体地规定，如果因为子孙触犯而导致祖父母、父母自杀，子孙要被斩决；如果因为子孙违反教令而使祖父母、父母轻生，处绞刑。即使父母并非故意寻死，只是无意中死亡，只要起因于子孙，子孙也仍然要负同样的刑事责任。

Ⅲ 从唐朝到明朝关于不孝罪的处罚

在古代，不孝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孝经·五刑》中写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隋唐律中，不孝被列属“十恶”范畴。此后，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一一沿袭。古代统治者以不孝罪打击不孝行为，是以长幼不平等为基础，以牺牲子女们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但是，不孝罪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不孝罪的治理下，形成了尊老敬长的社会风尚。

1、 中国早期法制（习惯法时代）
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制，其主要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
夏王朝的建立统治者便将古代的习惯法作为治国的根本进行推行来完善自己的统治体制。到了商朝经历了从“兄终弟及”制即“兄死弟继，无弟子继，弟死兄子继的制度。说明第一代继承人是弟，这主要是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护，弟比兄子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但由于经常会引发社会争斗，所以更改为“嫡长子继承制”。从此嫡长子成为继承政治权力和物质财产的合体。到西周时期沿袭了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之子为嫡系，其他为庶出，正妻及其所生子女有明显的不同地位。西周进一步完善了礼治，出现了“周公制礼”的情况。礼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孝”，
礼中的核心是“亲亲”尊尊。西周时期还出现了明文的“不孝”罪，被认为是很严重的罪行，《尚书》中记载周公曾经告戒康叔说：“元恶大敦，引为不孝不友”要“刑兹无赦”。西周时期对告诉权中规定“父子不得相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不孝动摇了家族政治的根本，也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当然要大力惩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诗经》中“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宗法制下婚姻决非男女当事人之事，未经父母家长同意而行婚姻之事谓之“淫奔”是不为礼法所容。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掌握在父母手中。七出三不去是对父权的典型反映，作为西周婚姻制度主要体现的六礼制度也沿袭到后代，对汉唐，明清制度有广泛的影响。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大动荡时期，礼治开始衰落，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家族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

2、 战国以后的封建法制时期
秦朝时出现了“破坏婚姻家庭罪”其中包括了‘擅杀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尊幼殴尊长’秦简《法律问答》中“擅杀子，黥为城旦舂”秦律中对继承人的确定有法定继承人和指定继承人两种，秦律中限制了子告父母的权利，把子告父母定为“非公室告”司法机关不得受理。到了汉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更进一步强化了家庭观念，汉律仍以七出三不去为弃妻的主要原则，西汉由于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妇女在公婆少不欢欣的条件下，便可以强迫夫妻离弃，古乐府中《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妻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例，汉律中有不孝罪依法，无论什么情况下殴打父母皆处死刑，殴死父母到枭首，杀父母以论处腰斩，甚至居父母丧，司与人通奸着也处死刑。汉为推行孝道，提倡同居共财，即不与父母祖父母分居析财。继承法中两汉规定爵位的继承，基本沿袭嫡长子继承制，非子，非正没有爵位的继承权，关于财产继承，主要是土地和其他财产，汉代开始出现诸子均分财产的情况，庶子女儿都有财产权。三国两晋南北朝在继承上严格惟有嫡长子有继承权，服制定罪是其一大特色，尊长杀伤卑幼关系越近则定罪越轻反之则越重，但幼犯尊长则正好相反，重罪十条中出现了不孝罪，隋朝把不孝进一步放到了“十恶”中。

盛唐时期《户婚律》中极力维护封建婚姻家庭的制度，首先法律确认了封建买卖婚姻的合法性，家长有主婚权，卑幼不依家长私定婚姻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在家庭生活方面，唐代法律赋予家长极大的支配权，家长拥有教育惩戒子女的各项权利，子女有非礼行动，家长可以动用家法惩戒，严重者还可以送交官府处以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财产一应有家长支配，子孙如果另立户口私存资财要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罚适用上亲属相犯，同罪异罚。宋辽金元并未有所发展，明代基本沿用上朝，在继承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在财产继承上明律规定“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

3、 近现代时期
清朝末年修律过程中出现了法理派与礼教派的斗争。“子孙违反教令”是传统法制中一条针对子孙卑幼的不听教令的弹性很大的条款，只要子孙违背了尊长教令即可成为罪名，随唐以后各代法律都有此条，赋予违反父母尊长的子孙以惩罚。还有“送惩权”对于多次触犯父母尊长者，尊长可以直接要求官府发遣，法理派则认为这是教育问题无关法律。天下父母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最多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忍’只有忍受之理，断无防范之说，但法理派则提出“正当防卫之说”和“父杀子，君主治之以不慈之罪”之假想，以拉近中国法制与西方法制之距离，势必会受到当时传统势力的打击而被迫流产。到了民国时期，民法典中规定废止旧法中长期沿用的宗祧制度，子女对遗产的继承权改变过去那种有男子独占的局面，采用平等的继承制度，婚姻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定订，但司法院的解释还公然承认买卖婚姻的合法性。确认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家长制。父母得于必要范围内惩戒子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才从立法上彻底废除了家长集权制。

Ⅳ 在明朝的时候，不孝顺老人会受到什么惩罚

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们始终离不开一个话题，那就是“养老”问题。

养老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夏商两代继承之，但西周才在制度上臻于完善。《礼记·王制》中说：“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脩而兼用之。”《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也说道：“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

在现代社会，国家福利体系比较完善，老人们可以去敬老院养老、领取政府补助等。那么，在封建社会，人们是如何处理老人问题的呢？为了安置老人，政府具体做了哪些措施？

Ⅳ 大明律、大明会典是一码事吗

《大明律》，是中国明朝明代法令条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包括：《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是全律的纲领。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简称。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论罪判刑的基本原则。其中“五刑”条规定刑有五种，即笞，杖、徒、流、死；在“六律”的具体条款中又有凌迟处死、边远充军、迁徙、刺字等刑罚；“十恶”条规定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所谓“常赦所不原”的重罪，集中地表明了明律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的阶级实质。“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确定了皇族、贵戚、官绅的法律特权。这八种人犯罪，法司皆不许擅自鞫问，须实封奏闻，取自上裁。但《明律》“八议”中文武官员的特权与前代比较有所下降。

《吏律》包括《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主要规定文武官吏应该遵循的职司法规及公务职责。其中“大臣专擅选官”、“文官封公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交结近侍官员”、“擅为更改变乱成法”等死罪条款为明律所特有，反映出明代君权及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日趋强化的历史特点。

《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条。此律是人口、户籍、宗族、田土、赋税、徭役、婚姻、钞法、库藏、盐法、茶法、矾法、商税、外贸、借贷、市场等有关社会经济、人身关系及婚姻民事内容的立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课程》、《钱债》、《市廛》专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关系等方面也有时代特点。不限制私人土地拥有量，但严禁“欺隐田粮”；允许土地买卖，但规定典卖田宅必须税契、过割，并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土地兼并。有关钱粮等事明律科罪较唐律重，但“脱漏户口”、“商嫡子违法”、“别籍异财”、“居丧嫁娶”、“良贱为婚”等科罪却较轻。另外，还规定庶民不准蓄奴，田主不得随意役使佃客抬轿、佃户对田主只行“以少事长”(即以弟事兄)之礼。

《礼律》分《祭祀》、《仪制》二卷，二十六条。此律是对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种礼仪的法律规定。律中除“留难朝见官员”、“阻挡上书陈言”、“假降邪神惑众”等直接侵犯皇权的行为外，对其馀“亏礼废节”行为(有的尚属“十恶”)的科罪大都较轻，“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坚固”等，尽管属“十恶”范围，但仅定杖罪。“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亦属“十恶”，仅为徒罪。

《兵律》分《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共七十五条，此律是有关军戎兵事的立法。对军人犯法科罪较重，除在《名例律》中增立“军官有犯”、“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等律条外，复设此专篇。

《刑律》分为《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共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了对刑事犯罪的论罪定刑及诉讼、追捕、审判的原则，是全律的重点。其中对“谋\反”、“大逆”、“造妖书妖言”、“强盗”、“官吏受赃”以及“强奸”等论罪均较重。如“谋反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处斩，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绞；明律规定本人“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皆斩；“强盗”罪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官吏受赃”罪，明之死罪起点比唐低得多，此举意在加重制裁直接触犯封建统治的犯罪，与此同时，对“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和奸”以及雇工人殴、骂、奸、告家主等间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罚则有所减轻。

《工律》分《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是关于工程营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桥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设置专篇为明代所独有。

此外，又有丧服图和五刑图。

而大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又名《明会典》。始纂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经正德时参校后刊行。共一百八十卷。嘉靖时经两次增补，万历时又加修订，撰成重修本二百二十八卷。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仿《唐六典》敕修《诸司职掌》。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通政使司、都察院、大理寺和五军都督府十门，共十卷，记载了明王朝开国到洪武二十六年前所创建与设置的各种主要官职制度。孝宗嗣位后，因洪武后累朝典制散见叠出，未及汇编，不足以供臣民遵循，遂于弘治十年三月，敕命大学士徐溥、刘健等纂修，赐书名为《大明会典》，十五年（1502）修成，但未刊行。正德四年（1509）武宗命大学士李东阳对《大明会典》重加参校，六年，由司礼监刻印颁行。有明刻本传世，一般称《正德会典》。

纂修《大明会典》时，定有凡例二十四条，该书以《诸司职掌》为本，参考《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教民榜文》、《军法定律》、《宪纲》、《大明律》、《孝慈录》等十二种颁降的官书，并附以历年有关的事例，以本朝官职为纲，使官领其事，事归于职，将六部中的吏、礼、兵、工四部各有司例者，均以司分。其余户、刑两部所属诸司，则分省而治，如江苏、浙江等布政司等。与《诸司职掌》不同处是增添“宗人府”一门，列为首卷。其后第二至一百六十三卷皆记六部掌故，第一百六十四至一百七十八卷为诸文职官，最后两卷为诸武职宫，仅录职务及沿革。

万历四年（1576）六月，明神宗朱翊钧敕命张居正为总裁，定纂修凡例十五条，校订弘治、嘉靖旧本，补辑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后的六部现行事例，分类编纂，改编年为从事分类，从类分年。书成于万历十三年。十五年二月，大学士申时行奏进，由内府刊行。全书共二百二十八卷，合凡例目录共二百四十卷。通称《万历重修会典》。其卷一至卷二百二十六记文职衙门，卷二百二十七和二百二十八记武职衙门。文职先后为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僧录司、道录司；武职则为五军都督府与锦衣卫等二十二卫。南京存留诸司附于北京诸司之后。

该书辑录明代的法令和章程，对研究明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与职掌、官吏的任免、文书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行政管理和监督、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土地制度、赋税、户役、财政等经济政策，以及天文、历法、习俗、文教等，提供了比较集中的材料，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其版本通用的为万有文库本，以及1976年台湾的影印本。

Ⅵ 谁知道大明律

大明律
明代综合性法典。

制定过程 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议定律令。十二月，编成《律令》四百三十条，其中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一百四十五条。同时又颁《律令直解》，以训释《律令》文意。洪武六年十一月，明太祖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以《律令》为基础，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修成，颁行天下。其篇目仿《唐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名例》等十二篇。三十卷，六百零六条。二十二年又对此作较大的修改，以《名例律》冠於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传统的法律体例结构至此面目为之大变。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同时规定废除其他榜文和禁例，决狱以此为准。由於朱元璋严禁嗣君“变乱成法”，此次重颁《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

基本内容 包括：《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是全律的纲领。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简称。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论罪判刑的基本原则。其中“五刑”条规定刑有五种，即笞，杖、徒、流、死；在“六律”的具体条款中又有凌迟处死、边远充军、迁徙、刺字等刑罚；“十恶”条规定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种所谓“常赦所不原”的重罪，集中地表明了明律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的阶级实质。“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确定了皇族、贵戚、官绅的法律特权。这八种人犯罪，法司皆不许擅自鞫问，须实封奏闻，取自上裁。但《明律》“八议”中文武官员的特权与前代比较有所下降。

《吏律》包括《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主要规定文武官吏应该遵循的职司法规及公务职责。其中“大臣专擅选官”、“文官封公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交结近侍官员”、“擅为更改变乱成法”等死罪条款为明律所特有，反映出明代君权及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日趋犟化的历史特点。

《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条。此律是人口、户籍、宗族、田土、赋税、徭役、婚姻、钞法、库藏、盐法、茶法、矾法、商税、外贸、借贷、市场等有关社会经济、人身关系及婚姻民事内容的立法。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课程》、《钱债》、《市廛》专篇，反映出明代封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人身依附关系、宗法关系等方面也有时代特点。不限制私人土地拥有量，但严禁“欺隐田粮”；允许土地买卖，但规定典卖田宅必须税契、过割，并严禁正常土地买卖之外的土地兼并。有关钱粮等事明律科罪较唐律重，但“脱漏户口”、“商嫡子违法”、“别籍异财”、“居丧嫁娶”、“良贱为婚”等科罪却较轻。另外，还规定庶民不准蓄奴，田主不得随意役使佃客抬轿、佃户对田主只行“以少事长”(即以弟事兄)之礼。

《礼律》分《祭祀》、《仪制》二卷，二十六条。此律是对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种礼仪的法律规定。律中除“留难朝见官员”、“阻挡上书陈言”、“假降邪神惑众”等直接侵犯皇权的行为外，对其馀“亏礼废节”行为(有的尚属“十恶”)的科罪大都较轻，“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坚固”等，尽管属“十恶”范围，但仅定杖罪。“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亦属“十恶”，仅为徒罪。

《兵律》分《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共七十五条，此律是有关军戎兵事的立法。对军人犯法科罪较重，除在《名例律》中增立“军官有犯”、“军官军人犯罪免徒流”等律条外，复设此专篇。

《刑律》分为《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共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了对刑事犯罪的论罪定刑及诉讼、追捕、审判的原则，是全律的重点。其中对“谋\反”、“大逆”、“造妖书妖言”、“犟盗”、“官吏受赃”以及“犟奸”等论罪均较重。如“谋反大逆”罪，唐律规定本人处斩，父子年十六以上者绞；明律规定本人“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皆斩；“犟盗”罪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官吏受赃”罪，明之死罪起点比唐低得多，此举意在加重制裁直接触犯封建统治的犯罪，与此同时，对“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和奸”以及雇工人殴、骂、奸、告家主等间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罚则有所减轻。

《工律》分《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是关於工程营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桥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设置专篇为明代所独有。

此外，又有丧服图和五刑图。

主要特点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虽然以《唐律》为蓝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发展。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在内容上，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实；在定罪判刑上，体现了“世轻世重”，“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原则，“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其律文结构和量刑原则对《大清律》有较大影响。

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凡七誊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视其为维护朱明皇朝长治久安的法宝。为把《大明律》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朱元璋还汇集官民“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洪武十八年颁行《大诰》，次年又颁《大诰续编》、《三编》，二十一年又颁赐《大诰武臣》，令全国官吏军民诵习。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服从封建统治。

《大明律》，是中国明朝明代法令条例，由开国皇帝朱元璋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而详细制定而成。

制定伊始
按《明史‧刑法志》，元至正25年（1365年），朱元璋占领武昌后，开始著手议订律令。1367年，朱自称吴王，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编修法律。同年年底，律令修成，计令145条，律285条。（明朝中叶以后又有条例，万历时，刑部尚书舒化定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律例相合，令就不再通行了）除此之外，又修了《律令直解》把适用於民间的律令条文及违犯法令的案例，分类编辑成册，颁发到州县。洪武六年（1373年）冬，朱元璋令刑部尚书刘惟谦再次修订律令，第二年书成。经过实践考察之后，又经过三次修改和增删，洪武30年（1397年）才将大明律正式颁发，作为各级司法部门决狱量刑的依据。

内容
《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条。这种以六部分作六律总目的编排方式，是承《元典章》而来的，与《唐律》面目已不尽相同，在内容上也较《唐律》有许多变更。又增加了「奸党」一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轻者更为减轻，罪重者更为加重。前者主要指地主阶级内部的诉讼，后者主要指对谋反、大逆等民变的严厉措施。不准「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反映了明朝初年朱元璋防止臣下揽权、交结党援的集权思想。

在刑法上，《大明律》渊源於《唐律》，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即所谓正刑，其他如律例内的杂犯、斩、绞、迁徙、充军、枷号、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有的承自前代，有的为明代所创。所谓廷杖就是朱元璋开始实行的，其他大明律未规定的酷法漤刑也层出不穷。至於锦衣卫的「诏狱」杀人最惨，为害最甚。其后又有东厂、西厂、内厂相继设立，酷刑峻法，愈演愈烈，直到明亡。

Ⅶ 传统法律条文是怎样惩罚"不孝"的

传统社会里，与"孝为百善先"的道德观念相对应，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法律意识，不孝是最大的罪行。因而，惩罚"不孝"，也是维护孝道的重要法律内容。 古代中国把"不孝"作为罪，并对不孝行为实施法律上的制裁是很早的事情。迄今为止，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成熟文字可考的朝代，所谓"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说的就是商朝的事情。如果史料确凿可靠的话，说明商朝已经定"不孝"为罪了。到了西周，已经明确把"不孝"视为"元恶大怼"，不孝是罪大恶极的，被列为"八刑"之中的第一刑，不容赦免。秦始皇独操权柄，严刑峻法，对不忠不孝者不会心慈手软，秦代法律中也有不孝罪处死的规定。两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被正式定为罪名列入律书。 北齐法律首次确立了"重罪十条"，把"不孝"列为第八条，这是"十恶"之罪的最早形态，也是后世法典的重要内容。隋朝正式确定了"十恶"的罪名，"不孝"罪列第七位。从此以后，"不孝"就成为"十恶不赦"的重罪。唐以后各代都沿用"十恶"的罪名。《唐律》明确地规定了"不孝"的内容及相应的刑罚，具体包括下列几项： 1．告发、咒骂祖父母、父母。《唐律》规定，除了祖父母、父母犯有谋反、大逆、谋叛等罪行时子女必须告发之外，如果子女告发祖父母、父母的其他罪行，要被处以绞刑。诬告父母更是死罪。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还规定，虽然揭发祖父母、父母罪行的子孙要受刑，但被揭发的父、祖却被视为自首，可以免除惩罚。这就给子孙以死救亲提供了机会。换句话说，为了使祖父母、父母免于遭受刑戮，子孙可以不惜以身试法，揭发尊长的罪行，自己去受刑。另外，子孙詈骂祖父母、父母的，也要处刑。明、清律甚至把"骂詈"专列一门，不仅儿子骂祖父母、父母的要处刑，妻妾骂丈夫的祖父母、父母，也要被处刑。 2．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另立户籍、分割家产。传统孝道认为，子孙另立门户后，孝心就会沉沦丧生。所以，"父母在，不有私财"，禁止子孙拥有私有财产，可以说是孝道的一贯要求。唐朝对另立门户的子孙处三年徒刑，宋代对此处罚更重，有时甚至可以判死罪。明朝清朝在这一条上稍微宽松些，经祖父母、父母提出来才受理，刑罚也比较轻，明朝处杖刑一百，清朝处杖刑八十。 3．赡养父母不尽心的。赡养父母是孝道的基本要求，如果子孙有能力赡养父母却不赡养，或者不尽心尽力赡养，只要祖父母或父母向官府提出控告，子孙就会被判刑。 4．居丧期间男婚女嫁、弹琴作乐，或者丧期未满就把丧服脱掉。依据唐律，为父母居丧期间男婚女嫁，或者把丧服换成吉服，或者弹琴作乐，判徒刑三年。即使路上遇到别人弹琴作乐，停下脚步聆听的，也要处杖刑一百。在居丧期间怀孕，或者在居丧期间兄弟分家，也要被问罪。 5．隐瞒祖父母、父母死讯，不奔丧不办葬礼，或者谎称祖父母、父母死亡的。按照法律的规定，祖父母、父母死后，不奔丧不办葬礼的子孙流放二千里；官员如果隐瞒父母死讯，不辞职回家居丧，查实后判两年半徒刑；如果谎报祖父母、父母死讯，判三年徒刑。另外，如果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在牢房，而子孙或其妻妾弹琴作乐，要以"不孝、不义"的罪名被判一年半徒刑。 6．殴打祖父母、父母致死的。"十恶"中的第四条"恶逆"，就是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这是情节最为严重、不能赦免的不孝之罪。甚至连诅咒父母死的，也以"谋杀"罪论处。犯了"恶逆"罪，各代都是不论有伤没伤、伤势轻重，只要有"殴"、"杀"的行为，一律杀而不赦。即使子孙已经畏罪自杀，也要曝尸示众，以示惩罚和警示。明代的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受到子孙威逼而死亡的，依照殴打祖父母、父母罪问斩。清律更具体地规定，如果因为子孙触犯而导致祖父母、父母自杀，子孙要被斩决；如果因为子孙违反教令而使祖父母、父母轻生，处绞刑。即使父母并非故意寻死，只是无意中死亡，只要起因于子孙，子孙也仍然要负同样的刑事责任。这就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孝道观念在法律领域的典型体现。有这样两个案例：一个母亲要把不听话的儿子甲某送到官府，甲某苦苦哀求，母亲不为所动；在向官府提出控告后，母亲却又追悔莫及，投井自尽，甲某因此而被判绞刑。另一个案例是，乙某平日里对母亲极为孝顺，他的母亲向别人索要了非分的财物，乙某极力劝阻，母亲不听，乙某私自凑钱退还了非分之财，他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羞愤自杀，乙某先以违犯教令罪被判绞刑，后来才被改判为流放三千里。 综观历代法律，对不孝罪的处罚，都采取加重处罚的原则。官府审理案件时，都是先分别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然后才听是非缘由，对于以下犯上、以卑凌尊的人，严惩不贷。皇帝在对不孝罪的申报批复中，也往往任意加重刑罚。例如，唐代京官李氏兄弟，二十多年没回过故乡，隐瞒母亲的死讯，查证以后，皇帝命令对他们处以当时早已经废止的车裂之刑。 最后要说一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家法、族规。家法族规同封建国家的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除了维护家族内部秩序、调整族里关系、履行国家规定的各项义务外，还用严厉的惩罚手段从思想道德上控制着家族成员，"家法伺候"在古代曾是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断喝。在家规家法的教育和约束下，家庭俨然是公府衙门，族权完全成为专制王权的化身。尤其是明、清两朝，家规家法教育与前代相比更加严厉。在维护孝道方面，家规家法发挥着国法所不能发挥的作用，所达到的效果比国法更为显著。特别是在闭塞的边隅山区，天高皇帝远，政权、法律鞭长莫及，家法族规就成为惩治非礼、禁恶扬善的主要手段，家(族)长既是家族内的立法者，又是执法者。其中最突出的是对不孝子孙的处罚。一个家族出了个不孝之子，那便由这一家族辈份最长的族长出面，开祠堂门，严刑惩治，直至处死忤逆父母的不孝子孙。

Ⅷ 清朝法律不孝敬父母者

根据大清律例，不孝父母者最重可判绞监候（绞刑缓一年执行）。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可判笞杖、流放、有期徒刑等。不孝罪，父母不告则无罪。

清代(1644～1911)是中国末代封建王朝，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统治的开端。清代法规继承了封建法律发展的源流，有些是沿用明律而重加修订，有些是在满洲旧律基础上的补充发展。至20世纪初期变法修律，又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为蓝本。因此，清代的法规不仅兼有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性质，而且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也反映了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和要求。

Ⅸ 古代儿子对父母不孝，父母上报官可以对儿子处以极刑，这个刑法叫什么

一、谋反。指的是以各种手段企图推翻封建政权的，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内。

二、谋容大逆。指毁坏皇帝的宗庙、陵寝、宫殿的行为。

三、谋叛。指叛国罪。这与谋反有明显的不同，谋叛是叛逃到其它敌对国家。

四、恶逆。指打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长辈和尊亲。

五、不道。杀不应该处死因的三人以上以及肢解人体。

六、大不敬。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及误犯食禁。

七、不孝。指咒骂、控告以及不赡养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祖、父辈死后亡匿不举哀，丧期嫁娶作乐。

八、不睦。殴打、控告丈夫和大功以上的尊长以及小功尊属。

九、不义。指殴打、杀死长官(一般指州县长官)，丈夫死后不举哀并作乐改嫁等。

十、内乱。指与祖父、父亲的妾通奸。

古代不孝为仵逆大罪，为十大罪之一。最严厉的莫过于明朝的一例案件，不孝者被罪处凌迟。

Ⅹ 请问谁能够详细介绍一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不孝罪啊，谢谢！

在古代，不孝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孝经·五刑》中写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隋唐律中，不孝被列属“十恶”范畴。此后，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一一沿袭。古代统治者以不孝罪打击不孝行为，是以长幼不平等为基础，以牺牲子女们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但是，不孝罪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不孝罪的治理下，形成了尊老敬长的社会风尚。

盛唐时期《户婚律》中极力维护封建婚姻家庭的制度，首先法律确认了封建买卖婚姻的合法性，家长有主婚权，卑幼不依家长私定婚姻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在家庭生活方面，唐代法律赋予家长极大的支配权，家长拥有教育惩戒子女的各项权利，子女有非礼行动，家长可以动用家法惩戒，严重者还可以送交官府处以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财产一应有家长支配，子孙如果另立户口私存资财要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罚适用上亲属相犯，同罪异罚。宋辽金元并未有所发展，明代基本沿用上朝，在继承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在财产继承上明律规定“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

清朝末年修律过程中出现了法理派与礼教派的斗争。“子孙违反教令”是传统法制中一条针对子孙卑幼的不听教令的弹性很大的条款，只要子孙违背了尊长教令即可成为罪名，随唐以后各代法律都有此条，赋予违反父母尊长的子孙以惩罚。还有“送惩权”对于多次触犯父母尊长者，尊长可以直接要求官府发遣，法理派则认为这是教育问题无关法律。天下父母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最多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忍’只有忍受之理，断无防范之说，但法理派则提出“正当防卫之说”和“父杀子，君主治之以不慈之罪”之假想，以拉近中国法制与西方法制之距离，势必会受到当时传统势力的打击而被迫流产。到了民国时期，民法典中规定废止旧法中长期沿用的宗祧制度，子女对遗产的继承权改变过去那种有男子独占的局面，采用平等的继承制度，婚姻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定订，但司法院的解释还公然承认买卖婚姻的合法性。确认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家长制。父母得于必要范围内惩戒子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才从立法上彻底废除了家长集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