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由國家壟斷的養老金制度會帶來哪些危害
在市場經濟中，個人有權自主決定以什麼方式參與經濟過程以及如何生活，然而，由於個人能力有限，在個人生活中仍然有可能遇到沒有他人的幫助和共濟，就要陷入困境，為此，社會有責任來保護個人渡過難關。在此背景下，社會保障計劃在所有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起來，社會保障體系所覆蓋的生存風險包括疾病、年老、疾病、死亡、失業和工傷。社會保障的作用是在社會需要的情況下支持個人。
養老保險又稱老年保險，是社會保險的三大支柱之一，而社會保險又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指國家通過立法建立一整套機構，採取相關措施強制勞動者及其僱主繳納建立養老保險基金，勞動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並退出勞動就業時，可以從養老保險基金中領取養老金，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
1889年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制定對老年人和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提供義務養老撫恤的國家，隨後，許多國家相繼建立了公共養老保險制度，如，丹麥，1891年；紐西蘭1898年；英國1908年；瑞典1913年；巴西1923年；美國1935年；芬蘭，1937年，日本，1941年；瑞士1946年。養老保險制度產生與19世紀的工業革命期間，使養老保障從家庭走向社會，最終成為各工業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其產生及發展到現在，中間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經濟危機的爆發，這也使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也經歷了重重困難。養老保險制度的產生和曲折的發展歷程向我們昭示著其背後所蘊含的深刻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和法治背景。國與國之間在上述因素的差異，必然導致其養老保險制度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存在差異。然而，各國養老保險制度又存在一些共同的元素，即構成養老保險制度的基礎性問題、理論性問題。為此，必須對這些深層次的基礎性的理論問題予以疏理，篩選出具有現時代意義的基礎性理論為我國立法所用。
任何一種大規模的社會變革都需要有一定的理論支撐，以說明其合理性。養老保險制度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分支，其產生和發展本身也是一種社會變革，也存在其自身的理論依據，其中既有社會學家、法學家、哲學家的貢獻，也有經濟學家的貢獻。所有這些理論學說的產生有其特定社會發展背景，有著深刻的思想基礎和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原因。然而，縱觀這些理論，既有一定的趨同性，又有一定的對立性；既有歷史的局限性，又有時代的超然性，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養老保險制度的政治學與社會學理論分析
（一）工業制度理論
工業制度理論[i]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後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帶來的各國經濟的復甦，該理論得到進一步完善。該理論認為公共養老金和其他社會福利計劃是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是有助於維護社會平衡、滿足現代經濟的資金需求、對工業化進程的技術規則做出的響應，而政治因素幾乎不起作用（ Pampel and Williamson,1988; Williamson and Weiss, 1979 ）[ii]。
該理論學派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慈善事業領域由於工業化進程而出現了趨同現象。工業化進程改變了勞動力結構，農業人口大量流向城鎮成為產業工人，自我僱傭被有報酬的勞動替代，隨著出生率下降、人口結構老化，使家庭內部的老人贍養負擔加重。上述變化改變了社會資助、家庭以及社會團體的傳統形式，對政府提出了促進社會和諧和經濟增長的要求（Kerr,etc.,1964, p.152）。養老金計劃的倡導正是對現有養老計劃所做出的積極反應[iii]。因此說，公共養老金支出和其他社會保險計劃最本質的起因是經濟發展（Wilensky,1976，P. 13）；不過，經濟發展對養老金支出所產生的大部分影響是間接的[iv]。
根據該理論分析可見，工業化發展引發勞動力結構變化和城市化發展，由此進一步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對服務以及提供這些服務的勞動的需求增加，對提高社會生活質量的需求增加，由此，引發對公共養老金和其他社會福利項目的需求增加。而反過來，經濟的發展正好滿足了這一的需求增加。
（二）社會民主理論
社會民主理論[v]。該理論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時代，強調階級結構和階級沖突。20世紀後期，該理論流派注重推介各種社會福利計劃，注重增加工人階級真實收入的再分配計劃。社會民主理論認為，政府在公共養老計劃和其他社會福利計劃上的支出是階級斗爭的結果。養老金計劃的支出的表明了勞動者在與資本的階級斗爭中取得的勝利。福利國家通常被看做是階級問題。福利計劃的相對支出水平代表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平衡。在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中，工人在經濟領域內受資本家的控制；但在政治領域內工人能夠獲得力量，通過公共養老金和其他的國家福利支出計劃同市場的消極影響相抗衡。公共養老金和其他福利支出水平也被視為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和代表資本家階級利益的政黨之間進行民主的階級斗爭的結果[vi]。
該理論從階級對立、階級沖突的角度詮釋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原因與基礎。在階級矛盾、階級斗爭較為嚴重的國家裡，這一理論有利於指導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組成強有力的政黨，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斗爭，以爭取改善和提高無產階級生存質量。
（三）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或稱壟斷資本主義）
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追溯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時代，但20世紀60、70年代，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強調階級結構、階級沖突和階級決定社會福利等階級政策的觀點[vii]。但該理論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理論，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國傢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國家會不時作出從短期來看有利於勞工、但長期來看是維護資本利益的決策。在公共養老金和其他的社會保險計劃支出上，國家是被用來控制勞工的一種機制，而不是勞工獲得的勝利。養老金支出是一種階級內部的利益轉移而不是階級間的利益轉移，即養老金支出是同一階級內部從一部分人轉移給領一部分人。因此，公共養老金和其他社會保險支出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不平等。
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從公共養老金的支出流向剖析資本主義國家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本質。即利益的階級內部轉移，而不是階級間的轉移；是階級內的互濟，而不是階級間的互濟。階級間的不平等依然存在，階級矛盾、階級利益沖突、階級斗爭依然存在。
（四）新多元主義理論
新多元主義理論可以追溯到阿列克斯·德·托克奎威爾（Alexis de Tocquewill）的《美國民主（1840－1976）》。該理論建立在對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證考察基礎之上，認為，社會政策是各種利益集團競爭的結果，利益集團對制定社會政策具有影響力。因此，公民要想影響政府的決策，其方式是同他人共同組成一個利益集團。利益集團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保護功能，可以通過倡導符合其利益的政策變革來反對與其自身利益相抵觸的其他利益集團所提出的政策變革，以實現本利益集團所追求的目標。民主社會最典型的結構包括大量的互相牽制的利益集團，這有助於減少沖突，鼓勵妥協、培養平等。養老金政策正是多種利益集團競爭的結果。
新多元主義理論從利益沖突和利益集團的角度詮釋社會政策產生的原因和基礎。從該理論的分析可見，社會的利益結構不是簡單的二元的，而是多元的。任何社會政策的產生都是建立在各種利益集團的相互斗爭、彼此妥協的基礎之上。
（五）國家中心理論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家中心理論流派從國家結構對公共養老金政策的影響角度出發，論證國家在公共養老金政策中的作用。該理論認為，國家某些結構特徵、歷史發展背景以及國家權力的配置模式等對象公共養老金這樣的重要社會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影響。此時，國家被看作是介於各種階級或非階級利益集團之間的中性組織。國家的參與以及國家的結構特徵已經成為老年保障政策的重要決定因素。
在國家中心理論眾多觀點中，一種觀點認為，民主水平與養老金支出存在關聯，換句話說，民主水平對養老金支出有積極影響。政治競爭越激烈的國家養老金支出數量越多（Pampel and Williamson, 1988）；或者說，在民主國家裡會更早引入社會保障計劃（Cutright, 1965）。特別是選舉制度會導致公共養老金和其他社會福利支出出現周期性變化，通常在選舉前呈現增加態勢。此外，另一種觀點認為，中央集權程度高的國家，其決策組織會推行更加慷慨的養老金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Deviney, 1983）；單一制國家與聯邦制國家相比具有更慷慨的公共養老金計劃和社會福利計劃（Castles, 1982）。
國家中心理論從兩個視角揭示國家結構與公共養老金政策的關系。一是從國家政治的視角，揭示公共養老金政策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裡是政黨之間博弈的一枚重要棋子；二是從國家結構的視角，揭示公共養老金政策在單一制國家裡更容易得到實現。
（六）合作主義理論
合作主義理論[viii]產生於20世紀初，20世紀80年代得到充分發展。該理論又劃分為民主的合作主義和專制的合作主義兩種形式。兩種形式均要求社會福利政策與經濟政策的綜合、協調。合作主義的理論核心在於數量非常有限的利益集團也能夠參與國家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以及以國家為基礎的對勞動和商業組織成員的合法壟斷。合作主義決策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強調合作和獨立，反對沖突[ix]。
民主的合作主義是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培養協作的經國家批準的組織機構。此時，勞動者在國家層次上被組織成具有十分有力的聯盟中心，僱主也通常組成高度集中的代表自身利益的團體。當勞工、資本家和政府領導人為討論公共養老金政策和其他經濟、社會政策聚集在一起時，勞工代表由勞工選舉並全權代表勞工利益。勞工與資本家參與這一過程，是因為他們認為民主的合作主義代表了共同的最大利益。專制的合作主義是指合作主義組織結構受到政府的強烈影響，代表勞工的組織是由政府選舉出。此時的合作主義意識形態是一個大力加強國家權力的同時，削減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尤其是勞工的影響力，勞工代表實質上是對中央政府負責而不是對普通的工會成員負責。
合作主義理論強調階級緩和、階級間合作的必要性。強調在制定公共養老金政策時，國家、勞工和資方三方合作會實現共同的最大利益，同時強調國家在協調勞資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反對階級沖突。
（七）社會安全理論
社會安全思想最初產生於德國的新歷史學派，後來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英美國家所發展。德國新歷史學派[x]主張的一種理解。德國新歷史學派認為，國家的要在財富的國民分配上體現公平，以改善勞動者的生存狀況，藉以緩和勞資雙方的對立關系，保護勞動者的正當利益。主張通過徵收累進稅率，以緩和財富的不平等，減損資產階級的所得，提高勞動者所得。財產分配的私有制不可消除，但可以將其差距縮小。該學派強調倫理道德因素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勞資沖突不是經濟利益上的對立，而是情感、教養和思想上存在差距引起的對立，勞資問題是一個倫理道德問題，不需要階級斗爭，而需要對工人進行教育，改變其心裡和倫理道德上的觀點予以解決；另外，國家應當直接干預經濟生活的管理，負起「文明和福利」的職責。國家必須通過立法，實現包括社會保險、孤寡救濟、勞資合作以及工廠監督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政策措施，自上而下地實行新的社會改革，以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藉以改變工人階級的教養和心理狀態，從而緩和勞資沖突[xi]，進而維護社會秩序與控制。
美國羅斯福總統認為，國家有義務對總體經濟予以介入，通過制定社會安全法案援助需要援助之人，特別是針對工人由於職業帶來的危險給以特別的保障，而對於其他人，則根據需要予以保障[xii]。
一九四四年國際勞工會議，即決議收入保障及醫療保障為主要社會安全目標，一九五二年國際勞工組織（ILO）制定「社會安全最低基準」公約；一九四八年人權宣言將社會安全列入基本人權概念中；一九六一年歐洲會議提出歐洲社會憲章，作為歐洲國家社會安全基準。
時至今日，各國都以社會安全思想作為國家重要目標[xiii]，將社會保障體系納入社會安全體系之中。以養老保險為核心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維護社會安全與秩序的重要手段，通過這一手段可以實現減少不平等現象、縮小貧富差距、改善勞動階層的生存狀況，從而緩解階級矛盾，實現社會安全與穩定。
（八）社會福利思想
1942年11月正式出版的以《社會保障及有關服務》為標題的貝弗里奇報告確立了戰後英國福利體系重建的基本框架，標志著福利思想開始由理論轉變成現實。該報告確立了4條基本原則：（1）普遍性原則。社會保障應是普遍而非選擇性的。（2）滿足最低需求原則。即社會保障應旨在維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並防止貧困。（3）充分就業原則。即社會保障必須與充分就業聯系起來。（4）費用共擔原則。即社會保障計劃實行由雇員、僱主和財政部三方承擔社會保障費用的原則。貝弗里奇設計的社會保障計劃涵蓋了養老、疾病、殘疾、死亡、工傷、失業和家庭津貼等7大保險項目。
貝弗里奇德福利思想德核心是要建立一系列普遍而全面的社會服務，以此作為抵抗貧困德主要防線和維持國家最低標准德手段，這正是福利國家理論的內核[xiv]。
二、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
（一）庇古的「經濟福利」理論
經濟福利思想[xv]是指用經濟政策和經濟手段以實現福利國家的目標。庇古認為社會福利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應包括社會成員對財物、知識、情感、慾望等的佔有和滿足或效用的總和。而只有以貨幣計量的那一部分社會福利，才能稱之為經濟福利。而經濟福利的最大，又取決於國民收入總量的增大和分配的平均程度。庇古在《福利經濟學的幾個方面》一文中將福利經濟學歸納為兩個命題：「一是，對於一個人的實際收入的任何增加，會使其滿足增大；二是，轉移富人的貨幣收入於窮人會使滿足增大[xvi]。」
（二）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與國家干預思想
凱恩斯認為，一個國家的總就業量取決於有效需求[xvii]的大小，失業是由於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態勢，因而，只有依靠國家干預才能使資本主義經濟實現充分就業。通過國家干預擴大就業，因為就業不再僅僅是與工人的生存有關，而是涉及到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能否順利運轉的問題。社會政策不僅僅是屬於倫理問題，它還涉及到維護整個現存制度的生存問題。福利制度已不僅是給窮人撒下的安全網，而且是給現存制度撒下的最後一張安全網。此外，國家通過累進稅和社會福利措施重新調節國民收入分配，對社會福利領域的干預有助於增加消費傾向，使社會保障機制自發作用於社會總需求，從而具有調節和緩和經濟波動的自動穩定器作用，實現宏觀經濟的均衡。
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控制著整個經濟學領域支配著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戰後20多年西方世界普遍持續的經濟繁榮似乎驗證了該學派的成功，但70年代後由石油危機引發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性的經濟滯脹困境，又開始打破這一新教條，隨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不約而同地走上調整改革之路。
（三）勞動力維持理論
勞動力維持理論是關於如何維持保持勞動力市場中富有活力的勞動力流。生產力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又受勞動者因素的制約，只有保障和提高勞動者的「活勞動」，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保障，「活勞動」在經濟發展中起著發動機的作用。「活勞動」的提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提高勞動者的身體素質和勞動技能，使之能夠應付現代工業的勞動強度的要求；二是，改善勞動者的生存環境，使之能夠一天工作之餘迅速恢復體力，以迎接第二天的工作任務；三是，讓勞動者沒有後顧之憂，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四是，活的勞動力是指那些年富力強、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能的勞動者，而年老體衰的勞動力應當從勞動力市場中撤出來，即通過退休制度撤出來。養老保險制度正是起到在勞動者由於年老或疾病退出勞動力市場時，能夠獲得一筆退休養老金以保障其生活能夠繼續下去。
因此，勞動力維持理論解決的是經濟發展與勞動力關系問題，而勞動力能夠維持的條件之一是有養老保險制度做支撐。養老保險制度促進了勞動力的再生產，從而對經濟制度的再生產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四）帕累托有效理論
新古典養老金經濟學對於養老金制度的評價是以收入的再分配效應為依據。認為，如果在增加了受益者的福利的同時不會使其他的任何人的福利狀況有所惡化，這樣的養老金計劃就是一個帕累托有效計劃。
該理論是指導一個公共養老金計劃在具體設計時盡量能夠實現帕累托效應。帕累托效應是養老金分配最優狀況，它追求的是在公共養老金再分配過程中實現整體養老金的提高，而不是將某一部分人的養老金增加，而另一部分人的養老金減少。即要避免使某一部分人養老金增加，而另一部分人蒙受養老金上的損失這一結果出現。目前各國養老金計劃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現收現付制」，一是「基金制」。前者涉及代際間及代內間的福利再分配效應，即涉及帕累托效應能夠實現；而後者不存在再分配效應，也就不存在帕累托效應問題。因此，在採取「現收現付」模式的國家，其養老金計劃的設計要考慮帕累托效應問題。
（四）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理論[xviii]
該理論(Pogue，Sgontz，1977)、（Becker，Murphy1988）試圖說明養老金是老年人對年輕一代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養老金數額即是他們早年的投資所產生的收益。姆里甘（Mulligan）和薩拉·艾·馬丁（Sala-i-Martin）建立了一個模型來解釋這一理論：假定每代人生活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進行其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如接受教育等)；第二個時期工作；第三個時期退休。每一代人在工作時期要拿出收入的一部分用於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投資，同時還要支付上一代人給予他們的人力資本投資而應產生的利息(第一代工作人口除外)。因此，每一代人對養老保險體系的貢獻都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以工資稅的形式對上一代人給予他們的人力資本投資產生的利息的支付；二是對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投資。
這一理論為「現收現付」計劃提供了理論依據。即正是由於上一代人對下一代人進行了人力資本的投資，所以，下一代人有義務為上一代人支付養老保險金，以補償上一代人的福利損失。
（五）退休效應理論
薩拉·艾·馬丁(Sala-i-Martin1996)認為，養老保險制度的目標是誘導處於退休年齡的老年人退休[xix]。由於老年人的勞動生產率比較低，如果他們到了退休年齡後不工作，社會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會得到提高，從而整個經濟的效率也得到提高。由於勞動力市場需求不足，老年人繼續工作會對年輕人的就業有負面影響，因此年輕人希望老年人盡早退出勞動力隊伍，以緩解就業壓力，然而老年人又有工作的自由,為了使老年人願意放棄這種自由，就必須通過建立一種補償機制，補償老年人因不工作而遭受的工資損失，這種補償機制就是養老保險制度。
該理論成立的基礎在於，勞動力年齡結構不存在老齡化現象，同時，勞動力維持良好。而對於勞動力短缺和人口老齡化凸出的社會，該理論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六）「代際公平」理論
「代際公平」理論[xx]是由凱斯勒（D. Kessler）提出的,是針對人口老齡化、人口出生率下降、經濟危機以及現在的退休體制狀況提出的。該理論認為，退休者被看做了特權享有者，他們給在職者造成的負擔越來越重，後者再也不願意承受了，退休者應該自己努力。
「代際公平」理論是針對「現收現付」計劃提出的。原因是，在現收現付制度中存在支付轉移，即由在職的一代人支付退休一代的養老金。隨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齡化不可避免，如果法定退休年齡不變、養老金支付水平維持不變，就會引發在職一代的薪金收入扣除養老金分攤、其他稅賦、通貨膨脹率等，在職一代的福利水平將不及退休一代的福利水平。由此，在職一代與退休一代在福利上的分配出現不公平後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就要重新確定養老金分攤模式和分攤比例。
（七）個人短視理論
各人短視理論[xxi]認為大多數人年輕時目光短淺，沒有儲蓄足夠的錢以維持他們老年時的生活，因此需要有一個養老保險體系關心他們。該理論又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人們年輕時缺乏遠見，幾乎不進行儲蓄。為此，狄厄蒙德（Diamond，1977）認為有三個原因:(1)人們缺乏必要的信息判斷他們退休時的需求。(2)人們不願意麵對將來變老的事實。(3)人們在年輕時對未來考慮甚少。以上三個原因造成人們決策時短視。因此，政府強迫他們工作時儲蓄足夠的錢也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第二種解釋則認為，父輩在年輕時是有遠見的，他們不僅考慮到了將來退休時的需求，也能預測到下一代人對他們退休需求的反應。他們預期社會能在他們老年陷入困境時幫助他們，即使這種困境是他們自己造成的。這兩種解釋都表明，靠公民自己日常儲蓄來保障其養老是困難的，只有通過強制保險方式，可以迫使年輕人通過養老保險制度積累一定的資金，在他們年老時返還給他們，以保障其老年生存問題。
2. 為擺脫經濟危機,英國走什麼路
二戰後，英國通過一系列社會保險保障法案，早在1948年就宣布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福利國家」。然而，在70年代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後，英國與其
他歐洲國家一樣，「福利國家」持續處於「危機」之中。自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台執政以來，英國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改革。
英國的一些基本經驗和做法很值得我國借鑒。比如：力圖使社會福利的增長與經濟的增長相平衡；力圖使社會保障的供給與需求相平衡；在社會保障的供給方面，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在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關系方面，更多地讓企業和個人承擔責任等。
沉重負擔難以承受
近20年來，英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會保障支出的擴張快於經濟的增長。據統計，在1960年到1975年間，英國的GNP增長率為2.6%，而社會保障支出的年增長為
5.6%。這里，社會保障支出的增長速度要比GNP快1倍多。造成社會保障支出擴張的主要因素有：(1)人口老年化。經濟的發展和福利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生
活改善，人均壽命延長。男人的平均壽命由30年代的58.4歲延長到80年代的69.8歲，婦女由62.4歲延長到76.2歲。老年人口的比率上升，意味
著處於工作年齡人口的比重下降。人口老年化不僅使退休金和養老金支付上升，而且還使得提供社會保險費收入的能力降低。(2)醫療保健支付劇增。老年人的保
健費用增加和先進醫療設備的應用，造成醫療保健支付劇增。(3)龐大的失業隊伍存在。
第二，政府承擔不了沉重的財務負擔。
英國的社會保障支付占政府支出總額的比重，在1953年為38.6%，到1982年為53.5%。從社會保障的籌資來源看，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一半以上由政府承擔，1989年為52.93%，這個比率在歐洲國家是比較高的。
第三，社會保障制度的負面效應日趨突出。雖然社會保障制度對保證大多數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長期穩定社會局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較高的福利容
易造成一種社會觀念：即「不幹或少干可照樣生活」，容易使部分社會成員養成坐享國家恩賜的心理，這突出表現為「貧困陷阱」和「失業陷阱」的問題上。
所謂「貧困陷阱」，即當個人所得增加時，可獲得的與個人收入水平有關的津貼下降，而卻對所增加的收入課征稅收，以致造成名義收入雖增加，而實際收入卻下降。見表1。
所謂「失業陷阱」，是指某些失業者存在一個很高的替代率，即失業時的實際收入對就業時實際收入的比率，從而失業者擺脫不了貧困，而缺乏尋找工作的動力。見表2。
表2說明，就業時的實際收入僅比失業時多近15英鎊，假如失業者認為沒必要為增加15英鎊去工作，那就失去尋找工作的動力。
改在當代利在千秋
在1997年5月的英國大選中，執政18年的保守黨終於下野，以布萊爾為首相的工黨政府上台。經過改造過的工黨，經濟和社會政策向右轉，基本上
沿襲保守的做法。工黨政府圍繞建設英國的「新生活」，推動英國經濟向穩定的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前進，在社會保障問題上，工黨認為過高的社會福利是阻礙英國發
展的重要原因。為此，實行了下述的初步改革：
其一，不增加所得稅，促進社會福利。工黨改變以往的「(提高)稅收和(擴大)支出」形象，遵從大選時的諾言，在1997年7月的新預算中，以不提高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和最高稅率為前提，提出為期5年的削減公共支出赤字、促進社會福利的計劃。
其二，促使「不工作階層」回到社會中去。英國有5800萬人口，其中100萬成年人從未工作過。工黨政府竭力要使這個「不工作階層」參加工作。假如私人企業僱傭新職工，僱主每周可從政府機構領取若干補貼。
其三，採取積極措施，鼓勵25萬年輕失業者就業，並取消失業津貼。政府把徵收的52萬英鎊「意外收入稅」(對私有化後取得暴利的電信、航空、鐵路、供水等公共部門征稅)作為基金，用於資助青年人和單親家庭的就業。
其四，加強財政紀律，清除欺詐行為。英國有5800萬人口，卻擁有7900萬個社會保障號碼。其中，有些是合法的，比如寡婦可依靠死去丈夫的養老金生活而繼續使用其號碼，但卻有很多號碼為詐騙者所利用。為此，政府擬嚴加審核，重新登記領取養老金與失業津貼者。
其五，提出發展社會保障的新思路。政府的政策重點將不再是增加社會津貼，而是增加社會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工黨政府在1998年4月公布福利改革綠皮書「我們國家的新動力：新的社會契約」，大體勾畫出到2020年英國福利制度的「新藍圖」，其內容是：
首先，提出跨世紀的新福利制度的八項原則：
(1)圍繞「工作觀念」重塑「福利國家」。政府著重幫助工作年齡的公民盡量參加工作，對有工作的家庭提供稅收減免或更多的幫助。
(2)公私福利合作。政府不應壟斷福利行業，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應進行福利合作，鼓勵公民的私人養老保險。
(3)提供高質量的教育、保健和住房等公共服務。政府的職責決不僅是發放各類津貼。
(4)扶助殘疾者。將建立「殘疾者權利委員會」來維護殘疾人的權利，保證其生活補助和出勤補助的普遍性。
(5)減少兒童貧困。英國有三分之一的兒童生活在低收入的貧困家庭之中，今後5年，政府將對100萬兒童及其父母進行幫助。
(6)幫助極度貧困者。處理「社會排斥」問題，為其提供就業、教育機會。
(7)清除欺詐行為。加強監督檢查，防範冒領住房津貼等欺詐行為的發生。
(8)政府的工作重心從發放福利津貼轉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使現代福利制度靈活、高效和便民。
引入競爭開源節流
從1979年5月撒切爾夫人執政起，到1997年5月梅傑政府下野為止，長達18年間，先後有四屆保守黨政府執政。
1985年6月政府公布社會保障改革的綠皮書，經過修改，同年12月政府提出關於社會保障改革的白皮書。保守黨認為，設法壓縮日趨增長的社會保
障支付，具有深遠的意義，它不僅使政府在當前，而且還使政府進入21世紀後繼續能承擔得起這筆巨額的費用。保守黨採取的措施有以下幾點：
一、實行私有化，擴大福利提供領域的市場經濟成份。
政府採取優惠出售公有住房和減少住房津貼的辦法，鼓勵住房私有化。除此以外，在衛生領域，鼓勵建立私人醫療機構，並同國立醫院競爭。在養老保險
方面，希望私人保險機構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私營經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可能有更大的覆蓋面，它只能作為「福利國家」的一個補充。
二、養老金制度的重大改革
養老金支付一直是英國最大的單項社會保障項目，在1995年，養老金支付占公共支出總額的38%，或占該年GDP的10%。
按1946年國民保障法規定，凡交納國民保險費3年以上的英國公民，達到退休年齡(男65歲，女60歲)都可以申領國家基本養老金。養老金領取
者占退休年齡人口的比率從1951年的60%猛增到1979年的91%。據英國《勞工研究》雜志估計，考慮到醫療條件改善和人均壽命延長，養老金領取者將
從1985年的930萬人增至2025年的1030萬人。為適應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政府在養老金方面實施重大的變革。
推遲退休年齡，壓低國家基本養老金。政府計劃在2010-2020年間將女性由原來的60歲提高到65歲，與男性持平。此外，政府強調國家基本養老金只能提供最低限額的生活費用，不能期望過高。
降低國家收入養老金的發放標准。國家收入養老金是工黨政府於1978年4月開始實施的。保守黨規定，對於現滿50歲的男人和45歲的婦女，凡已
交納和願繼續交納按收入水平支付保險金的，在20年後可按原水準領取養老金，即相當於退休前20年的平均工資收入的25%。但對於不足50歲的男人和45
歲以下的婦女，則降低其發放標准，其數額相當於在崗工作的平均工資水平的20%。
強制要求企業推行職業養老金。政府通過法律規定，從1988年4月起，所有企業，不論以往有無職業養老金，都必須推行職業養老金。職工在改變工
作單位時，有權帶走自己的職業養老金，職業養老金的下限要求能彌補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貨幣貶值，職業養老金的上限則不受限制，允許職工自願交納更多的捐助
費，以提高自己的職業養老金。政府為鼓勵企業推行職業養老金，允許頭五年向國家繳納的國民保險費給予2%的回扣。
鼓勵職工獲取個人養老金。政府提倡職工與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掛鉤，按期交納一定的費用，到退休時獲取個人養老金。
三、採取有選擇的原則，引入市場機制改革醫療保險制度。
英國的醫療保險是社會保險制度僅次於養老保險的第二大項。英國國民保健支付佔GDP的比重，1970年4.4%，1980年升為
5.9%，1990年增至6.3%，1992年達到6.7%。另一方面，由於限制公共支出，政府撥付的國民保健費用卻未有相應的增加，廣大醫務人員抱怨待
遇低，1988年曾發生全國范圍護士的象徵性罷工。
保守黨政府在1989年提出醫療制度改革的白皮書，並在1991年付諸實施。改革的宗旨是：一方面繼續保持國民保健系統(NHS)具有廣泛覆蓋和有效控製成本的優點；另一方面在控制國民保健支付的前提下，提高國民保健系統的醫療效率和增強公眾的滿意程度。
改革的內容如下：
一是引入競爭機制。強調公民有權自行選擇醫院，各醫院根據病人多寡獲取相應的醫療保險費用，此舉迫使國立醫院努力提高醫療水平，改善醫療服務，以吸引更多的病人。
二是擴大地方保健當局的許可權。地方保健當局從提供醫療服務到幫助公眾挑選醫院，與醫院簽訂合同，分配國家下撥的醫療保健基金。
三是嚴格全科醫生的審核，賦予全科醫生的財務自主權。按英國的習慣，患病者初診由全科醫生負責，然後視病情確定是否轉到醫院。政府規定，全科醫
生可自行支配大約20%的人均醫療費用的轉帳收入，以用於添置必要的醫療與診斷設備，改善醫療條件。然而，對於全科醫生的審核很嚴，需要有診療過7000
名(到1992至1993財政年度升至9000名)病人的實踐經驗。
四是醫院必須要獲得「受委託者」(Trust)的地位。醫院要獲得醫療收入，必須與地方保健當局、全科醫生和私人醫療機構簽訂合同，以便獲得
「受委託者」的地位，從而可自主地管理可支配的醫療保健費用，可自由僱傭醫務人員，並允許獲得相當於可支配的醫療費用的6%的贏利。「受委託者」須支付使
用資本設備的費用，可以自行保留計劃外的贏余和由議會規定的財務借貸范圍內的自由借貸。
經過上述的改革，醫院和全科醫生的服務水平有所提高，公眾的滿意程度得到提高，國民保健支出總額逐漸得到有效的控制。見表3。
改革實效尚待檢驗
從撒切爾夫人上台算起，英國歷屆政府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持續進行了20年。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與貝弗里奇報告相比較，英國社會保障制度現已發生重大的變化。
1942年牛津大學經濟系教授貝弗里奇受政府的委託，制定了在英國實行社會保障的計劃。二次大戰後，工黨艾德禮政府以貝弗里奇報告為藍本，通過一系列法案，將英國建成「福利國家」。
經過20年的改革，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已發生重要的變化。首先，「普遍性原則」弱化，「有選擇性原則」加強。以往，不分貧富均享有社會津貼大平等權利。如
今，政府發放津貼的著眼點是幫助有工作的低收入者，而對有工作能力卻未從事工作的則減少津貼。其次，在「平等」和「效率」的權衡上，政府加重「效率」的砝
碼，力圖在保障基本社會需要的前提下，努力提高「效率」。再次，更多地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讓企業和個人在社會保障的融資方面承擔更多的義務。最後，政府
的管理重心將逐漸從發放社會津貼到提供優質的社會服務。
第二，從改革的實際情況看，已取得若干明顯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問題。
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現為：通過「開源」(拓寬社會保障的收入來源)和「節流」(減少社會保障支付)，英國的社會福利發展逐漸與經濟的增長相協調，
福利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抑制。英國的社會保障支付佔GDP的比重，在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間增長了5.6個百分點，而在1980年到1995年
的15年間只增長5.8個百分點。
然而，英國社會保障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比如，在21世紀隨著人口老年化的趨勢發展，社會津貼支付的增加，社會保障的財務危機將繼續存
在。還有，高福利造成的社會問題依然存在，「干與不幹一個樣」的負面效應僅僅是有所減弱，貧富分化仍然很大。現任工黨政府雖然提出很好的改革新思路，但還
缺少具體的措施，這些措施能否奏效尚待時間的檢驗。
3. 關於社會養老保險，求專業人士回答
你屬於在職保險，在職不在職是看原始檔案的，在職保險50歲退休
4. 當前的經濟危機對退休職工的生活有影響嗎
對已退休的職工養老金的領取是不會受影響的！但在生活中，生活日用品、生活消費品的日常支出就不好說了。
5. 中國政府面對經濟危機採取的政策
肇始於美國次貸危機的經濟危機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較高的外貿依存度（78年為9.80%，04年為70.01% ，07年為71% ），無論是金融領域還是實體經濟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因此，從大眾輿論一直討論中國政府是否會「救市」，到從9月開始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拉開了宏觀調控干預經濟危機的序幕。從出台的這些政策來看，國家應對這次經濟危機採取的是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
一。積極的財政政策。
國務院決定對財政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是繼1998年我國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之後，再次轉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1998年，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國內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趨勢明顯的問題，經濟增長乏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果斷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有效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且推動了經濟結構調整和持續快速增長。2004年以來，我國經濟開始走出通貨緊縮的陰影，呈現出加速發展的態勢。但也出現了部分行業和地區投資增長過快等問題，通脹壓力不斷加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又一次相機抉擇，從2005年起將積極的財政政策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
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
這次也是中國10多年來貨幣政策中首次使用「寬松」的說法。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在增加貨幣供給，在繼續穩定價格總水平的同時，要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1998年在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2007年下半年，針對經濟中呈現的物價上漲過快、投資信貸高增等現象，貨幣政策由「穩健」轉為「從緊」。如今，貨幣政策轉為「適當寬松」，意味在貨幣供給取向上進行重大轉變。 從歷史上看，貨幣政策的變化，始終與一國宏觀經濟形勢緊密相連。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的轉向，凸顯了國家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心。
「這次調整是在傳遞國家提振經濟的信號。」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認為，國內經濟已經出現了增速下滑的苗頭，提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應對之策。
自去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連續5個季度出現回落，沿海地區的一些工廠經營困難；同時，外需減弱使我國出口面臨新的壓力。
央行有關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當前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是要確保貨幣信貸穩定增長及金融體系流動性充足，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支持擴大內需，維護幣值穩定和金融穩定，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會對促進經濟增長起到拉動作用，另一方面也會為將來經濟健康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在『寬松』前加上『適度』二字，就是要強調信貸放鬆的規模不是全面放鬆，而是有保有壓、有所選擇。」張斌認為，「將更加註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三。具體政策實施(以時間為序)
1.9月15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下調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和中小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從2008年9月25日起，除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郵政儲蓄銀行暫不下調外，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下調1個百分點，汶川地震重災區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下調2個百分點。
簡評：本來隨著近年來的一次次加息，央行加息的空間已經不斷縮小。然而卻在今年年初開始，CPI指數開始瘋狂上漲，讓金融部門陷入到兩難境地，如果通過加息來抑制通脹，則會導致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和股市走低，而降息則會縱容CPI高漲。無奈之下，只能停止調整銀行利率，而是改用提高存款准備金率來實現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果。
就在CPI指數連續四個月下降後，更重要的是8月CPI指數下降到4.9%。在8月份CPI指數剛剛公布幾天後，央行就突然宣布降息，這次情形基本跟往常一樣，央行政策跟著CPI指數進行調整。突然降息不僅是為了打破民眾對於銀行利率向上調整的預期，這跟最近沿海地區出現的眾多中小企業資金緊張、經營困難有很大關系。
央行結束加息周期，進入政策調整期，無疑對樓市是一個利好的消息。這是央行自2004年10月29日以來首次下調貸款基準利率,也是央行9年以來首次下調存款准備金率。在近幾年，隨著銀行利率的一步步向上調整，國內居民購房的貸款需求也逐步被抑制了。關於下半年的銀行加息預期不斷，如果央行再次加息，無疑給正在處於低迷的樓市更大的沖擊。
雖然這次央行降息主要是給中小企業解困，但也從另一個層面說明了，通貨膨脹已經得到合理有效控制，未來銀行利率和存款准備金率將會處於一個相對穩定時期，短期內不會再進行重大調整，至少不會繼續再向上調整。因為國家金融政策一般不會在短時期內進行上下調整，除非是國內通貨膨脹惡化。金融環境的寬松將給目前的樓市發展帶來活力。
普通居民對於銀行加息的疑慮消除之後，在各樓盤紛紛推出特價和優惠價格情況下，居住貸款需求有可能得到釋放，推動國內房地產市場逐步走出低迷，進入健康發展時期。
2. 證券交易印花稅徵收方式調整為單邊征稅。 18日，經國務院批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決定，從2008年9月19日起，調整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徵收方式，將現行的對買賣、繼承、贈與所書立的A股、B股股權轉讓書據按千分之一的稅率對雙方當事人徵收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調整為單邊征稅，即對買賣、繼承、贈與所書立的A股、B股股權轉讓書據的出讓方按千分之一的稅率徵收證券(股票)交易印花稅，對受讓方不再征稅。
簡評：減少股票交易成本可能短期內增加交易量，但是受國際股市受挫，持續低迷的這種本質上金融風險，彷彿有些指標不治本，正如摩根大通經濟學家龔方雄預計，「鑒於全球性危機已嚴重沖擊投資信心，18日中國調整印花稅的決定可能無力振奮中長期股市。」 可能會像過去一些人批評「布票」、「糧票」，現在批評戶籍制度一樣，取消了它們難道就解決了問題了嗎？關鍵是應該使得附著在它們上面的權利義務的剝離。單邊印花稅的實施對短期可能會對股市產生利好現象。
2. 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購上市公司股份。國資委主任李榮融18日也表示，國資委一貫強調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要成為推動資本市場穩定發展的積極力量。在目前股市低迷的時候，國資委支持中央企業增持或回購上市公司股份。
3. 匯金宣布將在二級市場自主購入工、中、建三行股票。為確保國家對工、中、建三行等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的控股地位，支持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發展，穩定國有商業銀行股價，中央匯金公司將在二級市場自主購入工、中、建三行股票，並從即日起開始有關市場操作。
簡評：國家增持股票、向國企（大型企業）注資無論是在任何意識形態的國家都是無可厚非，也曾經有人批評美國救市是搞社會主義，且不談國家用公眾稅收拯救企業的合理性，單就國家調控市場經濟的工具而言，大型企業盛衰尤其關乎基本民生的領域，國家對其扶持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在其發展逐漸成熟的時候更應該增強自身的風險預警機制和抵禦風險完善缺陷的免疫力。
4. 10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同意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從10月6日起繼續接受非金融企業中期票據發行的注冊。
簡評：重啟中期票據發行將有助於部分大型企業獲取流動資金，緩解其融資困境，不排除將資金用於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同時，由於中期票據發行有一定門檻限制，因此對於中小企業的融資幫助有限。
5.10月5日證監會表示，將於近期啟動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試點工作。
簡評：有人稱之為「買空賣空」的套現，證券公司融資困難在股市低迷的此刻尤其困難，推行這項業務既能擴大收益也能擴大損失。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試點的推出是我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也為當前的證券市場注入新的活力，對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穩定發展與改革創新具有積極的意義。
6. 10月8日，國務院決定自2008年10月9日起，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
同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從10月15日起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0．5個百分點；從10月9日起下調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0．27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作相應調整。
簡評：對於這兩項相互矛盾的措施引起了一些人的誤解，免徵利息稅明顯會增加個人儲蓄，並且會成為個人所得的避稅港，並且當前通貨膨脹調控得當，沒有必要進一步採取措施。下調准備金率也明顯是對股市利好的政策，因此可見國家對這兩項措施同時出台目的不同，無意沖突。
7. 10月21日，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出《關於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提高3486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率。
簡評：此次政策調整主要為了應對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出口增速的放緩，通過減輕出口企業經營壓力，促進出口企業自我發展，提高應對風險能力。
此次大規模調整商品出口退稅率再次凸顯了中國政府「保增長」的宏觀調控意圖，也是繼近期增加商業銀行信貸規模、實施新的外匯管理條例和兩次下調「雙率」之後的又一次重大調控舉措。
今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動盪、全球經濟減速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趨勢明顯，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數字顯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為9．9％，這一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3個百分點。
通過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將有助於增強企業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支持中小企業克服經營困難健康發展，從而促進城鄉勞動力就業。此外，通過提高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將有利於引導企業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加快產業升級的步伐。
8. 10月22日，財政部宣布，從11月1日起，對個人首次購買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稅稅率暫統一下調到1% ，對個人銷售或購買住房暫免徵印花稅，對個人銷售住房暫免徵土地增值稅。金融機構對居民首次購買普通自住房和改善性普通自住房提供貸款，其貸款利率的下限可擴大為貸款基準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調整為20% 。同時下調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各檔次利率分別下調0.27個百分點。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勵住房消費的收費減免政策。
簡評：明顯的鼓勵買房提振房市的措施，對於政府拯救房地產市場一直以來觀點不一，包括美國收購「兩房」很多人認為這是對房地產商的保護。房價虛高，產生泡沫是眾所周知的，以北京為例，首都房價確實該長，但是明顯不能一直扶搖直上。0.7倍的基準利率經過測算便知會出現「存貸倒掛」現象，當然這或許這是形式上的口號，用以提振大眾信心是主要目的。鼓勵購房的這些措施的出台讓人也不得不產生懸念：這不會造成中國的「次貸危機」吧？房價不降，不改變「土地」財政等根基性的頑疾，成效顯著的背後或許是一些人謀得了灰色收入和搭了政府便車，佔了政策的便宜。
9. 10月29日，央行宣布，從10月30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下調0.27個百分點。
簡評：一個月內兩次降息，足以見到政府在這次經濟危機中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防止調控過火，和剛滅了火又去救水的現象。不過這樣添油戰術的效果往往不會特別明顯。
10. 11月4日，央行表示，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不再加以硬約束。
簡評：有人說危機危機，既是危險又是機遇。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來說也是機遇。目前中國金融資產、企業、操作過於國有化，防範風險的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提高到了小巷當中，適當放手金融商業市場的管束也是金融市場完善的措施，當然也有人認為正是中國金融的相對封閉保護了金融領域（比如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但是金融資本全球一體化加快，中國參與國際金融的程度要求了我們金融市場的改革迫在眉睫。
11. 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會議確定了當前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
簡評：這是財政政策的一個大手筆，基本投資4萬億，拉動地方和各方投資十幾萬億，可能讓西方國家看得瞠目結舌，也有一些國家贊嘆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力度，但是我們自己應該頭腦清醒。投資促進經濟不錯，應該注意的是一要嚴防腐敗，二是要防止政策失誤，投資偏離方向。這些投資主要是基礎工程和民生方面，直接促進消費的並不多，主要集中在增加農民收入，看好農村市場，擴大內需目標指向農村也成為這次「土改」題中之義，沒有實際增收何來消費？李昌平教授曾經說過「有人測算最近十幾年以來農民實際收入增加不超過9%（扣除通脹因素）」 因此，這次大手筆改善民生輪也該輪到農村了。
12.推進增值稅轉型。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提交的增值稅轉型改革方案，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
簡評：增值稅制的一大優點是能夠避免生產專業化過程中的重復征稅問題。小規模納稅人徵收率水平的大幅下調，將減輕中小企業稅收負擔，為中小企業提供一個更加有利的發展環境。面對中小企業目前的關閉困境，不管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6.7萬家還是像一些領導辟謠說的那樣，出口困難和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生存都遇到了麻煩。一些人提出的借這次危機正好促進製造業轉型，但是大量勞動力就業問題不得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列。吳敬璉先生也提出了中國製造業轉型的障礙 。此外，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還將通過調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等政策在稅收上進一步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當然實施消費型增值稅也會造成財政收入的減少，據統計會大約減少稅收2000億元，有人質疑這會不會給4萬億的支出造成後力不足，時機選擇不對。
13. 11月5日，發改委表示，明年我國將較大幅度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和良種、農機具和農資補貼，較大幅度提高支持農業生產和農村發展的投入。
簡評：從十七屆三中全會一路過來，可以看到中央支農決心，記得******總理到人民大學看望學生的時候說：「不了解三農問題的中國領導者不是稱職的」
中國農村發展嚴重滯後，城鄉二元結構在多方面阻礙了社會發展，真正到了不改不行了。
14.11月10日，******部署落實中央政策措施的七項工作。
1、加大投資力度和優化投資結構
2、著力擴大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
3、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4、努力保持出口穩定增長
5、著力提高企業素質和市場競爭力
6、認真做好金融財政工作
7、推進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改革
15.11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決定四項實施措施：
措施1 核准審批固定資產投資項目 ，措施2 提高3770項產品出口退稅率
措施3 確定災區重建基金具體方案 ，措施4 加強支持林業生態恢復重建 。
16.11月19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出台十項措施，應對工業增速下行壓力。
財政部：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徵收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將為企業和社會減輕負擔約190億元，財政安排中小企業專項資金共51.1億元。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從2009年1月1日起，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的水平按照當地08年企業退休人員人均基本養老金的10%左右確定。國土資源部：從2009年起國家逐步適當提高征地補償標准。
17.11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和金融機構存款准備金率：從2008年11月27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1.08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作相應調整。同時，下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等利率。從2008年12月5日起，下調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郵政儲蓄銀行等大型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1個百分點，下調中小型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准備金率2個百分點。同時，繼續對汶川地震災區和農村金融機構執行優惠的存款准備金率。
簡評：之所以綜合這幾項措施一起，是因為或許一些並不簡單是為了應對這次經濟危機所採取的，但是或多或少都會對經濟復甦和發展產生影響。同時通過這些政策可以發現應對這次經濟危機貨幣政策應用的較97年金融危機要多，財政、貨幣政策形成組合拳，更為自如。尤其是中小企業問題、農村發展問題等都是基於長期發展目標的，而不是簡單的經濟危機問題。
目前來看，經濟危機還沒有接近尾聲，正如成思危所言：「中國無力英雄救美」，他預測本次金融危機2至3年內就會過去，從2011年開始將迎來世界經濟的復甦。 至於中國的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如何，有些已見成效，走出經濟危機還要各方努力。
政府要解決的就是「二元經濟」！要把過熱的基礎建設收緊，吧資金用到過冷的製造業，引導民間資本迴流到過冷的領域，政策扶持，增加就業，讓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不要老是盯著「保八」這個政績工程！總而言之就是要務實不要務虛！！
6. 養老金是不是最大的龐氏騙局
不要聽樓上瞎說，養老金和商業保險的本質都是以未來的支付能力為擔保，而在當下進版行透支消權費。
首先，不是龐氏騙局，龐氏騙局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未來的支付能力，先進入方的利益完全從後進入方的資金中抽取，所以一切，一切，涉及實業，有生產能力的金融產品，都不能說是龐氏騙局，只是有的產品可能由於各種原因入不敷出，比如養老金。
養老金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的人口結構是4-2-1型，換句話說是縮小式的，導致一個人交的養老金需要養兩個人。未來人口紅利消失，生產力不足，當然會有缺口啦。
更重要的是，如果養老金這一塊出現了問題，那絕對是國家層面上的經濟危機了，大廈將傾之下沒有完卵，而且縱觀世界上所有經濟危機，先出現違約支付的絕對是商業性質的公司，最後才輪到國家擔保。
如果你認為在國家都拿不出錢養老的情況下，商業保險拿得出來，那隨便你。
目前的方法就是希望國家通過延遲退休，鼓勵生育，引進外勞，增加生產力水平把缺口拉平，不然未來沒有年輕人幹活，老年人有再多錢也是白搭。養老金不是錢的問題，是幹活的人數小於退休人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