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甕安縣有哪些養老福利院

❶ 重慶到貴陽甕安有沒有直達車在哪坐車

好像沒有哦，具體你可以問問重慶長途客運站
重慶汽車站（新站） 菜園路6號（火車站旁）023-89033111-3104 023-89033855

❷ 貴州省甕安縣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啊 急，准備去那邊旅遊，在線等

1、江界河，那邊和可以釣魚，還有農家樂。。
2、猴場千年古邑，紅色文化，遵義會議前在猴場開了一個小會議，稱『歷史轉折的前夜』，周邊還有後岩觀，下司石林，石林歡樂谷。。
3、朱家山國家森林公園。。
4、穿洞河，瀑布下有天然的洞。。。

❸ 都勻市管轄下的有那幾個縣和鎮

截至2019年5月，都勻市沒有縣，都勻市下轄：文峰街道辦事處、廣惠街道辦事處、小圍寨街道辦事處、沙包堡街道辦事處、綠茵湖街道辦事處、墨沖鎮、平浪鎮、毛尖鎮、勻東鎮、歸蘭水族鄉。

都勻，簡稱「勻」 (布依族語的意思是「彩雲之城」)，地處貴州苗嶺山脈南部，東西寬64千米，南北長63千米，總面積2285平方千米，耕地面積4.6萬公頃。

都勻市東與丹寨縣及三都水族自治縣毗鄰，南與獨山縣、平塘縣接壤，西與貴定縣相鄰，北與麻江縣交界，是西南三省通向東南沿海的交通要沖，境內交通路網密集，交通便利。

(3)貴州甕安縣有哪些養老福利院擴展閱讀：

都勻市土地資源豐富。其中，耕地面積近5 萬公頃；林地面積12萬公頃；牧草地面積1.9萬公頃；水域面積近3000公頃；土地後備資源為25萬公頃，占土地面積的11.22%，為城建、工業、農牧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都勻自然生態保護完好。森林覆蓋率達50.40%，擁有原始森林、原始次生林、水源保護林等森林面積12萬公頃；城市綠化覆蓋率達37.33%,綠地率達34.97%，人均佔有公共綠地面積為7.94平方米。

都勻屬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冬無嚴寒，最冷的1月日平均氣溫5.6℃。夏無酷暑，最熱的7月日平均氣溫24.8℃。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431.1毫米。雨熱同季，年平均氣溫16.1℃，無霜期300天左右。

都勻市擁有大小河流257條，總長1321公里，年平均水資源總量為16.87億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4.75億立方米，地下水2.12億立方米。河流水力資源理論蘊藏量為12.5萬千瓦，可開發利用水能資源極為豐富。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都鈞市

參考資料來源：都鈞市人民政府-行政區劃

❹ 貴州省周邊的省份有哪些

貴州省周邊的省份有：湖南、四川、重慶、雲南、廣西。

❺ 跪求2009新聞時評10篇，長短皆宜

輸不下了
1. 在諾獎面前，我們更需要自省

今年的諾貝爾獎已陸續頒出，又沒中國什麼事兒，唯一讓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獲物理學獎的高錕是華裔。

對此，大家好像已經習慣了，因此基本聽不到有關官員和科技精英們反思的聲音，倒是楊振寧先生又說話了：在20年內，中國本土包括香港、澳門一定會有諾貝爾獎級的科技成果出現。

感謝楊振寧先生！他的預測，像打氣，也像安慰，更像精神按摩，來得又及時，聽著讓人心裡舒服。不過如果因此而把眼光投向這個「20年內」，對眼前的絆腳石視而不見，或者視而不願見，那這個「20年內」過後，恐怕還得再來一個「20年內」也說不定。

我的意思是說，別太把楊振寧先生的話當回事，對中國來說，他畢竟是個旁觀者。在諾獎面前，我們還是多一點自省更牢靠些。可這一點，恰恰是我們一些人的短板。不是嗎？請看有關人士的眼光：去年，科技部發展計劃司一官員與網友在線交流時指出，到2008年國家科研院所3775個，中國科技人力資源4200萬人，位居世界第一，媒體報道時的標題是「我國科技人力資源居世界第一位」；內地雖然尚沒有一所大學排名進入世界20強名校，但不久前教育部有關人士卻宣布，「中國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依據的卻是論文數量。這個「世界第一位」和「世界第五」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好像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稱體重稱出來的，而不是諾獎評出來的。

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對學術腐敗保持高度的寬容，彷彿「士林之恥」也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不是嗎？涉嫌論文抄襲的廣州中醫葯大學校長徐志偉、遼寧大學副校長陸傑榮、武漢理工大學校長周祖德等人，至今沒聽說他們有誰丟了校長職位。中國科學家拿不到諾獎，我們痛心、焦慮，但這些抄襲了人家的論文還顧盼自雄的大學校長們，在基本學術良知和規范面前「王顧左右而言他」，甚至整個社會都對他們輕聳雙肩，顯出一臉無可奈何狀，那就更令人痛心、焦慮！

輕松愉悅地展望未來，比清除學界的積弊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獲得掌聲，但卻未必有多大的用處，反而容易麻痹人的神經：好像這諾獎也會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一套，風水輪著轉，就是輪也該輪到中國了似的。如果連對揭露出來的學術腐敗都沒有痛下狠手的決心，要從根本上遏制學術腐敗恐怕也得來個「20年內」了，這只能讓我們離諾獎越來越遠，而不是越來越近。

我們從來不缺少表揚和自我表揚，不缺少安慰和自我安慰，我們缺少的是深刻的自省精神。中國又一次在諾獎面前失落了，當此之時，我們最需要聽到的是自省的聲音——當然沒有「20年內」的算命聽著舒服，但這樣的聲音更能給人希望。（張金嶺）

2. 公開真相會引發恐慌？荒唐！

新華網北京7月21日電（記者周芙蓉）近日，「鈷60將爆炸」的謠言在河南杞縣流傳，造成部分群眾恐慌，逃離家鄉，前往附近縣市「避難」。
網上謠言源於一個多月前杞縣利民輻照廠發生的卡源故障。6月7日，該廠在完成輻照辣椒粉作業後，因被輻照的貨物倒塌，造成放射源護源架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內，發生了卡源故障。卡源故障會不會造成輻射和污染、會不會影響群眾生命健康，是群眾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發生後一個多月內，當地政府始終沒有公開發布信息。直到7月13日，開封市政府才舉行了新聞發布會。而正是在這一個多月里，「鈷60將爆炸」的謠言藉助互聯網在當地傳播，部分群眾逃離家鄉「避難」。
遲到的政府新聞發布會，面對已經四處蔓延的謠言，顯得軟弱無力。17日，「杞縣發生核泄漏」「杞縣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謠言仍在通過互聯網和手機簡訊流傳。當天下午，一些群眾乘坐計程車、三輪車、拖拉機等交通工具從多個方向離開杞縣。
為什麼事發一個多月，政府不公開發布信息辟謠？開封市環保局有關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解釋：一方面是因為情況不嚴重，沒有輻射和污染；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引起恐慌。對這樣的解釋，人們恐怕只能報以荒唐可笑的評價。
謠言止於公開真相，這是極其淺顯的道理。杞縣利民輻照廠卡源故障是否屬於「核泄漏」、是否會造成環境污染、是否危及當地群眾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條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責任及時、詳細地公布事情真相。只要及時公布真相，群眾自然會作出正確反應。即便真的發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時公布真相也有利於及時疏散群眾、保護群眾。反之，掩蓋問題、迴避矛盾，只能使謠言滿天飛，社會秩序混亂。
杞縣部分群眾選擇相信謠言，不是他們不願意相信當地政府，而是當地政府不相信群眾、不尊重群眾的知情權。在中央高度關注民生問題的今天，當地政府的這種行為令人痛心

3. 公車送新生是最糟糕的「開學第一課」

一組曝光湘潭大學門口大量公車送新生上學的圖片在網上熱傳，照片顯示，湘潭大學門口簡直是公車大聚會，從公檢法用車到國土、衛生監督用車，甚至血防專用車，無所不有。同時，記者還注意到這樣一個學生，一個人擔著行李，走了10多公里來報到的新生。因為怕遲到，這個農村男生早上6點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車，就是因為怕花錢，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飯錢省出來了（9月2日《廣州日報》）。
新學年開學了，各式各樣的「開學第一課」也紛紛走入了課堂，教育部甚至組織全國中小學生收看專題片《開學第一課》。在這種開學氣氛之下，「公車送新生」在全國各地集體上演的鬧劇，無疑是最為糟糕的「開學第一課」。
不必諱言，對於國內的絕大多數寒門學子來說，每年的新學年開學之際，都會親眼目睹到「公車送新生」這一幕。此時此刻，寒門學子一定會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艷羨，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還是憤怒？
與此同時，那些脫離了普通學生身份的權貴子弟，悠然端坐於父輩權力所驅馳的公車中，一瞥之間望見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門學子，又會升騰起怎樣的心情呢？是驕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慚，還是麻木？
無論如何，一條根植於「代際效應」的「心理代溝」，已不經意地在校門口一劃而過，把同一個屋檐下的學子劃分得涇渭分明：一邊是「富二代」，另一邊是「貧二代」；一邊是少數特權家庭的成員，另一邊是大多數普通民眾的陣營。
一瞬間，我們心中彷彿於無聲中聽見一聲驚雷，所有關於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將在公車駛過之後被碾壓得一地粉碎。在顯意識或潛意識里，學子們會再次確認自己的「身份」和「權利」，明白自己位於不公平處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類似的一幕總是在不斷上演，所有的學子也都會漸漸麻木。無論是車中人還是車外人，都對呼嘯而過的公車見慣不怪。然而，所有的學子也許都會認定：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並且也是不可改變的。這正是最糟糕的結果。
事實上，面對最為強有力的社會現實，一切說教和口號都是蒼白無力的。學校外堂而皇之呼嘯而過的一輛公車，頓時讓學校內的諄諄教導都變得可笑。這對於學子們樹立人生觀、世界觀，無疑將會造成極為深刻的隱傷。
所以，「公車送新生」是最糟糕的「開學第一課」，關鍵在於它確認並強化了社會不公正，不利於廣大學子樹立積極向上的信念。這一點，必須引起教育部門的高度重視，會同全社會一起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取締這個最糟糕的「開學第一課」。（浙江宣華華）

4.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體的責任

雲南省陸良縣近日發生群體性事件，百餘群眾與維持秩序的民警發生沖突。在當地個別新聞報道中，稱「不明真相的群眾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農村惡勢力煽動下……」。藉此，雲南省委宣傳部下發通知，要求省內媒體在報道類似突發公共事件時，禁用「刁民」「惡勢力」等稱謂，不得隨意給群眾貼「不明真相」「別有用心」「一小撮」等標簽。
近年來，一些地方在發布有關群體性事件的信息時，愛用「不明真相人員」「不明真相群眾」等詞句。像雲南如此明確媒體在群體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詞，在我國還是頭一次。雲南省委宣傳部要求當地媒體，「對於沒有充分事實依據就給群眾亂扣帽子、亂貼標簽的行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門提供的新聞稿或召開新聞發布會的說法，新聞媒體也應該拒絕報道」。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處理群體性事件中借鑒。
對於群體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還有「捂」的慣性思維。雲南省委宣傳部提出「快報事實」的主張，有利於避免謠言傳播，有利於消除群眾怨氣，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人民內部矛盾中大多數群眾的共同訴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聯網普及、信息傳播便捷的今天，掩蓋矛盾往往是掩耳盜鈴，其結果不利於及時制止損害百姓利益、忽視群眾訴求現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發布群體性事件原因，不能張嘴就來。雲南省委宣傳部提出，各種公共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雖然誘因復雜，但往往與黨委政府決策不當、工作不力、作風不實等問題有關。《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明確，要對「在行政活動中濫用職權，強令、授意實施違法行政行為，或者不作為，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黨政領導幹部進行問責。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眾合理訴求尚未得到圓滿解決、權威調查結論尚未做出的情況下，一些地方領導幹部隨意用「不明真相」等詞句給事件「定性」，有敷衍視聽、推卸責任之嫌。這不利於社會穩定，不利於事件處理，不利於相關責任人吸取教訓。
當群體性事件發生時，少用「不明真相」等詞句、少指責成百上千的群眾，實際有利於及時化解矛盾、平息民怨。這是新聞媒體的責任，更是對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5. 風險時期考驗治理真智慧

當前我國發展正處於一個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頻繁發生的集體上訪和群體性突發事件，以及關乎公共安全的衛生、環境和災難等事故，昭示著高風險時期的來臨，對各級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從近期發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鋼的群體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應對公共危機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協調、信息公開和風險預警等機制亟待完善。
群體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頻繁發生
進入新世紀以後，我國人均GDP邁上了1000美元的台階。從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這意味著社會公共安全進入了高風險時期。從整體上看，當前我國社會是和諧穩定的。但也必須看到，我國正處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們的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導致影響社會穩定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高風險發展階段特徵明顯。
風險時期的主要標志是各種群體性事件呈高發態勢，規模和影響不斷擴大。僅在過去一年，全國就發生了一系列轟動性群體性事件，如貴州甕安、雲南孟連、甘肅隴南先後發生激烈的警民沖突……
今年初，中央綜治辦主任陳冀平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當前涉及農村土地徵用、城鎮房屋拆遷、國有企業改制、涉法涉訴、退伍軍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訪和維權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因非法集資、大學生就業、醫療養老和環境污染等誘發群體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遏制群體性事件多發態勢是一項艱巨任務。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體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發，參與人員沒有明確的組織，許多人並非利益相關者，主要是發泄不滿情緒，而沖擊對象往往是黨政機關或國家工作人員。貴州甕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現出以上特徵。
風險時期的另一特徵是涉及公共安全的衛生、環境和災難等事故頻繁發生。從非典危機到甲型流感，對我國傳染病控制體系提出了嚴峻考驗；松花江苯污染、陽宗海砷污染，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忽略生態環境保護的發展思路敲響了警鍾；地震、洪澇和台風等自然災害及安全生產事故，對政府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應對公共危機，消極懈怠必釀大禍
從去年以來先後發生的一些影響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應對危機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極懈怠，貽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致使矛盾激化釀成大禍。
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石家莊市政府於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團公司關於三鹿牌奶粉問題的報告後，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採取積極補救措施，從未就三鹿牌奶粉問題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過任何報告，也未向國務院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報告，導致事態進一步擴大，釀成舉國震驚的重大食品安全衛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門前發現一具男屍，當地警方調查後初步認定為自殺。由於對死因表示懷疑，親屬將死者屍體停放在酒店內，引起數千名群眾聚集圍觀，隨後引發激烈的警民沖突。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變成重大群體性事件，深刻教訓是：事發後民間謠言流布，政府卻沒有及時出面澄清事實；圍觀群眾開始聚集時，政府也沒有足夠重視，主要領導更沒有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當然，也有些地方領導很委屈，因為公共危機發生後，他們很賣力地「迅速反應」過。今年5月湖南省瀏陽市鎮頭鎮發生鎘污染死人事件後，瀏陽市委市政府迅速組織專家進行鎘檢測，隨後湘和化工廠被永久性關閉，工廠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瀏陽市環保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被停職。與此同時，瀏陽市積極對話村民和死者家屬，協調治療、賠償等相關善後事宜。盡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數百名村民涌到鎮政府，要求檢查身體與生活補助。第二天，上千村民圍堵鎮政府、派出所。
政府為何吃力不討好？瀏陽市副市長蔣國平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認為，化解民怨需要准確理解群眾訴求，否則也是一種消極懈怠。鎘超標到底對身體有多大影響，應該怎麼治療？當地村民未來生產生活會受到多大影響，如何修復？在對群眾進行物質補償的同時，是不是應該更多一些精神安慰？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眾真實訴求，才能把問題解決到點子上。
利益協調和信息公開是關鍵
高風險時期，預防和處置各類風險，首先必須要有高度的預見力，及時制定各類風險應急和長期預案。
尤其對於目前群體性事件頻發的態勢，各級黨政部門要深入開展矛盾糾紛排查和調處工作，將隱患排除在萌芽狀態。雲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李漢柏總結說：「各種群體性事件雖然誘因復雜，但矛盾的焦點都集中在黨委、政府和群眾的關繫上，往往與黨委政府決策不當、工作不力、作風不實等問題有關。」
其次，在各類風險「變現」之時，政府應該加強執行力，迅速作出反應化險為夷。特別是在資訊傳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風險時期，各級政府化解危機的執行力正在經受嚴峻的考驗。有專家指出，很多讓網路炒得沸沸揚揚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場，卻始終沒有出手，最後變成了網民做主政府埋單，付出了極大的社會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復成本。
此外，溝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項。領導幹部應該帶著對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積極主動為群眾排憂解難。綜觀各種群體性事件的背後，往往存在領導幹部作風飄浮、漠視群眾利益和干群關系緊張等問題。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恆曾就孟連事件痛斥道：「說話沒人聽，幹事沒人跟，群眾拿刀砍，幹部當到這份兒上，不如跳河算了！」
決策透明、信息公開是對政府溝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驗。杭州「飆車案」一審判決後，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立即召開新聞發布會，由審判長對判決結果進行詳細解讀，供公眾議論、審視、評判。一些社會事件發生後，公眾之所以不信任事發地執法、司法機關，正是因為這些部門長期以來總是認為自己對事件的處置具有天然的權威性，極端漠視群眾的知情權。西湖區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變這種心態，以坦誠換取公眾信任。 （記者伍曉陽）

6. 水價上漲的最大推力並非「外資」

據《經濟觀察報》報道，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員及有關專家正在就水價在部分城市調研。此前，中國多個城市上調水價，外資水務企業被認為是漲價的操縱者，並被指壟斷了中國水務市場。
關於水價上漲的各種說辭，已談論頗多。此次住建部出面將外資作為重點對象展開調研，足見水價上漲一事已經引起中央的高度關注。其實，關於「水價上漲乃外資操縱之嫌」的論調早前也有人提過，但是，基於我國目前水務市場現狀，外資雖佔有份額但仍然較低，能否達到壟斷之勢有待考證，若說間接影響或不為過，然致以「操縱」一詞，或冠以「外資威脅論」之名，恐言之過重。
單從市場行為角度來看，外資進駐我國部分城市的水務市場，對效益低下的企業實施合並重組屬於正常的市場行為。雖說操縱之嫌言之過重，但論及水價上漲的幕後推手，倒確實有些問題值得深思。
首先，出於戰略考慮，外資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遠高於企業凈資產的價錢實現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絕不只是外資一家。誠然，長期來看，外資在既定的特許經營期限內，的確要通過提價來收回成本，但這與水價上漲的關系間接性強，而直接性弱。
近幾年來，大規模的外資高溢價戰略之所以屢試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為所致。一方面，外資合並讓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價收益，並巧妙地利用水價上漲將外資水價成本轉給了消費者；另一方面，外資合並以後，水務企業冗員龐大的包袱，也同時轉讓給了外資。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結尚未破題。從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圍來看，屬於全國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國家安全的戰略考慮，水資源供應理應由中央政府來提供。而從我國當前的情況來看，水務行業管理重心卻在地方，水價調整的決策權歸於各地省級政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絕大部分省又把決策權下放到城鎮政府。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務能力各異，且供水服務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績觀的影響，地方政府自然更願意把這個包袱轉出去。
再次，水價形成機制透明度低，監督缺乏依據。從理論上看，構成自來水水價的基本公式為：水價＝水資源費＋（成本＋正常利潤）＋污水處理費。但是，具體到每個環節都離不開地方政府和供水企業的「捂捂蓋蓋」。目前，我國關於水價成本監審的法律法規尚未形成，無形之中又擴大了地方政府在調整水價時討價還價的空間和自由裁量權。如果外資的利益訴求與地方政府政績捆在一起，恐水價上漲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價上漲其背後最大的推力來自於誰，還不能簡單地以外資操縱妄下定論。但也從另一個側面給我們敲了一個警鍾。
一是作為具有國家戰略安全的水資源供給，政府要麼創新機制，尋求更為有效的供給方式，要麼在有效方式尚難找到的情況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積極介入，負責起全國水資源的分配和供給；
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是與中央博弈的結果，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更可怕，治理水務市場，要下大改革力度，與地方政府政績掛鉤，供水企業減員增效是改革必經的過程，不可迴避之；
三是，中央對於水務行業要上升到戰略高度全面考慮，盡快採取措施，制定可行性辦法，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否則，長此以往，地方政府定會競相將城市供水企業紛紛外包。待到日後，外資大規模進駐之勢形成之時，恐「外資威脅論」就不再是今天的「狼來了」。

6. 從昆明立法保障談如何看待輿論監督

最近，昆明市擬將保障新聞輿論監督列入地方法規，有專家認為，將「文件支持」轉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舉」。由此回首輿論監督之路，不禁感慨萬千。進而想到我們對輿論監督究竟該怎麼看的問題，以期能進一步形成共識，為輿論監督創造良好環境。
首先，輿論監督應當納入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的制度設計。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個陽光，首先應當是一種制度環境，指的是在制度設計上要充分體現對權力的制約、協調與監督。這個監督毫無疑問應包括輿論監督。同時，輿論監督應當作為監督權的一部分，和決策權、執行權一道，進入權力結構與運行機制的制度設計，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其威力與作用。
其次，輿論監督應被擺在重要位置。溫總理曾經說過：「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由於輿論監督特別是媒體的輿論監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內在優勢，因而輿論監督是各類監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潛力的部分。只有充分賦予媒體輿論監督的權力，只有充分發揮媒體輿論監督的作用，權力才不會不作為、亂作為、私作為、選擇性作為和恣意妄為。
其三，輿論監督也是主旋律。一味的稱頌只會讓被稱頌的人陶醉，身處危境、困境而不自知。對危險、矛盾、問題的視而不見，當駝鳥，只會坐等社會情緒發酵，等來的不會是社會的和諧穩定，反而是不和諧不穩定。惟有無處不在的眼神和聲音，在睽視、在提醒、在提防、在瞭望，我們才能避過航行途中的險灘暗礁，風正氣順一帆懸。因而，主旋律，應當既包括報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惡、丑。對前者的崇尚和對後者的鞭撻，有機統一於社會的主旋律。二者的相互作用、協調、配合，才會形成一種精神，體現一種氣度，凝聚一種力量，成為主流、主導，達致和諧、和美。對真善美的弘揚會激勵人向上，對假惡丑的批評會迫使人向上，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也是社會進步的辯證法。
其四，只有敢於進行輿論監督的媒體才更有公信力和影響力。在互聯網、手機等新技術條件下，一個地理位置上極為偏僻的地方發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夠的社會關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會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主流媒體如果對一些不正常的現象、問題不揭露，對一些事件背後的隱性矛盾不分析，公眾就不太會信任你，最終還會離開你。不斷失去讀者，主流媒體就會逐漸邊緣化。而這，將直接導致黨和政府的主張、意圖、決策等不能有效地傳遞。

7. 企業改制重組必須維護職工權益

新華網北京8月14日電（記者王敏）中華全國總工會14日發出《關於在企業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中進一步加強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這對於當前的企業改制重組具有重要意義。企業只有充分尊重職工、緊緊依靠職工，切實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改制重組才能順利推進。
受金融危機影響，伴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加快，企業改制重組愈加頻繁。許多企業通過改制重組獲得改革發展的動力，重新煥發生機。但值得關注的是，一些企業在改制重組過程中忽視職工民主權利，企業重大決策和改革方案在未經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甚至在職工不知情的情況下強制實施，結果事倍功半，甚至事與願違。
企業改制固然是經濟行為，但操作者、執行者、受益或受損者都是具體的人，有時上萬職工的切身利益。涉及成千沒有廣大職工的充分理解和積極支持，改制不可能成功。除商業秘密外，企業改制的一切事項，從企業的總資產、總負債到職工關注的工資福利、社會保障、裁員安置等問題，都應及時向職工公開，充分聽取職工意見，接受職工監督。
要充分發揮企業職代會的作用，在改制重組中嚴格履行民主程序。職工代表大會是職工參與決策、管理和監督的重要組織形式。企業要依法將改制方案提交職代會審議，廣泛聽取職工意見，保障職工各項民主權利的落實。
對改制企業而言，應更加重視工會組織的作用，讓工會組織真正成為「職工之家」，使職工可以依託工會組織反映自身合理訴求，暢通利益溝通渠道。企業也可以通過工會對職工開展細致、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讓工會真正成為聯結職工、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橋梁與紐帶。
廣大職工含辛茹苦為企業發展奉獻了智慧和汗水，企業改制重組必須讓廣大職工成為受益者。任何企業改革都應把「保障職工利益」作為首要任務，由職工全員參與重組方案協商確定。只有堅持以職工為企業之本，把職工作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順利實現企業改制重組，獲得新發展。

❻ 都勻市到甕安縣多遠

都勻到翁安當然是坐車走。。。
平橋汽車站
巴士車，應該是個中巴，或者稍大點的金龍。

貴陽勒話，市西路那邊有車勒嘛。反正是克汽車站交錢就行啊咯

甕安地處黔中腹地，西距省城貴陽170公里，南距州府都勻126公里，北距革命歷史名城遵義150公里。縣城距320國道、湘黔鐵路馬場坪站56公里。

都勻到貴陽186公里勒是2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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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您好，很高興為您解答該問題！

❾ 社會群體性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原因

內容提要：隨著社會利益格局的變革，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事件出現了擴大化、復雜化、對抗化、組織化、政治化等新特徵,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本文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中深入剖析了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社會分化嚴重，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二元對立，社會矛盾激化，強勢群體對社會的絕對主導、弱勢群體在利益博弈中的無力，政府的失職、應對群體事件的能力低下等，在此基礎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措施：注重社會公平，加大對弱勢群體的扶助，構建社會利益整合機制，政府加強自身改革，提高管治能力，培育社會自身整合機制等。通過各種機制的建立，逐步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

一、群體性事件概述

群體事件是指因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多採取集體上訪、集會、靜坐請願、阻塞交通、圍堵黨政機關、聚眾鬧事等方式，對政府管理造成一定影響的社會沖突事件，而較為惡劣的打、砸、搶事件則嚴重干擾乃至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其中參與者多是人民群眾，極少數是壞人，因此本文討論的范圍是人民群眾的內部矛盾問題。近年來，群體性事件呈上升之勢，其表現有以下特點：

1、數量增多，規模擴大，沖突升級迅速

從1994年到2007年，我國的群體事件數量已由一萬起增加至10萬多起，參與人數從73萬增至約307萬人。一旦事發，規模迅速擴大，在數小時內引起數千人乃至數萬人的參與。如2004年的萬州事件，搬運工余某的扁擔撞到行人曾姓婦女，曾某上前就是一耳光，其丈夫胡某又上前毆打余某，且胡某聲稱自己是公務員，什麼都能擺平，其真實身份是水果市場的臨時工，其行為引起了公憤，先是數百名群眾圍觀，接著砸燒警車，數千人集結，隨後上萬人聚集於區政府大樓，要求政府處理此事，還沖擊了政府大樓。

2、沖突激烈程度加劇，採取方式越來越極端

其參與者採取一系列極端和違法的手段發泄不滿情緒，近年來的群體事件較多的出現了集體圍堵黨政機關，堵塞交通、械鬥等行為，打、砸、搶、燒等過激行為愈演愈烈。在2008年中，6月28日，因為一個女學生的死亡，貴州發生甕安事件，160多間辦公室、42輛警車等交通工具被燒毀，150餘人受傷；7月19日，雲南發生孟連事件，2名群眾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眾受傷，9輛車輛損毀。11月，甘肅發生隴南事件，砸燒房屋110間、車輛22輛。

3、矛頭指向基層政府

越來越多的群體事件的矛頭指向與個體直接利益相關的基層政府，對基層政府的腐敗、不作為、亂作為的不滿。利益格局的二元分化使民眾的矛頭直接指向資源的分配者——政府，人們的關注面轉移到公平與效率方面，當訴求得不到解決時，民眾期望的挫折感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對政府的疑慮不滿使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從而引起社會騷動，威脅著國家的穩定。

4、事件後果影響極為嚴重

損失至少有三方面：一是發生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行為，造成巨大的財產損失，而責任者和受害方歸根結底是民眾；二是產生嚴重的國內政治影響，可能加重已有的社會不滿情緒，誘發類似事件。三是造成巨大的負面國際影響，在目前這個敏感政治時刻，產生多方面難以消除的有害效應。
二、社會群體事件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分析
「群體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級了」，歷時四年專項研究群體性事件的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單光鼐說，「這一方面緣於信息傳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對自身權利的認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夠捂住的事情被掀開了蓋子；另一方面，也說明矛盾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壞性的形式表現出來，必須引起高度警惕。」
群體性事件的頻繁發生，是我國經濟和社會變革過程中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綜合反映，群體事件的發生既有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也有現實的具體原因。具體原因大致如下：國企改革中的下崗職工再就業難，收入減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征地拆遷及補償安置費用不合理，政府出台的一些整治措施嚴重危害部分群眾的利益；企業拖欠工資、醫葯費、退休金，如農民工的工資拖欠；部分幹部違法亂紀、財務不明、貪污腐敗；某些政府機關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由於歷史原因，自然資源、遺留資產的歸屬問題等；社會治安、民間糾紛、行政執法等問題處理不好也極易引發群體事件。
群體事件的頻發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矛盾的凸顯，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研究員通過大量的調研後發現，中國99%的群體事件是由老百姓的利益受侵害引起。不平等現象的普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財產分布不平等，教育機會和教育資源不平等，就業和工資報酬不平等，公共衛生和健康不平等，社會保障不平等，稅收和財政收支不平等………。不平等的兩端是強弱的二元對立。一端是底層的弱勢群體，另一端是強權們的的合謀。社會公平正義長期得不到落實和伸張！
(一)二元對立的形成和強勢群體對社會的絕對主導
1、強弱二元對立的形成
20世紀80年代市場轉型的爭論，在今天似乎看出了些結果，如今的市場經濟分層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再分配權力轉變過來的，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擁有再分配權力的人將權力轉化為社會網路資源：政府官員在長期的權力結構中的經營已使其建立了龐大的權力網路和社會網路，形成了強勢的「場域」，權力擁有者同時擁有強大的社會資本。由於缺乏科學有效的市場經濟管理和調節控制機制，政治權力對社會財富的控制導致了各種尋租現象，擁有或收買政治權力成了暴富的必要條件。這種社會政治條件培養了新的利益集團和社會階層，政治與資本的合謀構成了社會的強勢群體。他們掌握著較多的社會資源在社會中處於主導地位，支配著社會的資源配置，主導著社會的主流話語，全力維護者自身的利益。
代表著權力主體的政治精英、代表著資本主體的經濟精英和代表著文化主體的文化精英，在「合法」的享受著社會主要經濟文化成果的同時，在共同利益的驅動下，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統治集團。而廣大工人和農民則因貧困而被排斥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之外，邊緣化程度不斷加強，成為弱勢群體。這種二元的社會排斥具有剛性結構，使社會呈現出明顯的斷裂分層。
2、強勢群體對社會的主導
在利益表達上，強勢群體的各個部分不僅已經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定的結盟關系，而且擁有強大的社會能量，對整個社會生活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強勢群體的社會能量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對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影響。在20C90年代中前期實行經濟緊縮的方針時，一些房地產商贊助了一系列的經濟發展研討會，由經濟學家出面呼籲政府實行寬松的財政和金融政策。這可以看作是一個開端。第二，對社會公共輿論的影響和話語權的主導。在20C90年代中期之後，傳媒更多地受到強勢群體的影響，而由知識分子製造的主導性話語也更直接地體現了這個群體的價值和主張。第三，形成了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依附型關系。因為不管你是否願意承認，弱勢群體的許多機會是由強勢群體提供的。近些年來，在諸如拆遷、征地等問題上，資本與地方政府的結盟關系，就已經清晰可見。而在2004年有關國有資產流失討論中，利益取向明顯的學者與資本的聯盟關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二）弱勢群體在維護自身利益上處於無力狀態
1、自身的弱勢，無力維護自身利益
我國的弱勢群體是一個規模龐大、結構復雜、分布廣泛的群體。有關數據表明我國的弱勢群體數量在1.4億-1.8億人左右，約占我國人口數的11%-14%,下崗失業人員、貧困農民、農民工構成了弱勢群體的主體。社會弱勢群體處於社會的底層，其經濟收入處於社會平均水平之下，甚至徘徊於社會貧困線左右。如上文所述，弱勢群體往往被排擠在主流社會之外，他們的交流和流動只限於社會底層，大都遠離權力中心，在維護追求自己的利益與權益方面沒有話語權。以農民工這個漂移在城市和農村的弱勢群體為例，他們出賣勞動，但沒有固定的職業和職位，生活在城鎮，但不享受城鎮居民的待遇，有巨大的群體，但尚未有真正代表自己權益的組織，保守侵權之苦，但維權之路艱難無比。
弱勢群體缺乏實現利益訴求的群體表達或組織表達，無法保障其利益訴求。因為即使法律和執法是公平的，但當進入市場的社會成員在相互對話、溝通、討價還價、利益博弈之間存在巨大的能力差別的時候，結果都難以保障公平，相對於資本與權力而言，單個的社會成員永遠是弱者。盡管我們有工會、婦聯、青年團承擔維權的責任，但他們至今在組織目標、組織形式、組織邊界等方面都沒有適應市場經濟的變化，難以成為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當利益群體之間缺乏平等對話的空間、機會和能力時，弱者只能把利益訴求的對象指向利益的管制者——政府。
2、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常遭遇體制性遲鈍
調查顯示，多數群體事件的爆發，盡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還在於群眾的利益訴求遭遇體制性遲鈍，其合理訴求的表達、反饋渠道不暢，長期得不到黨政部門的有效回應，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續累積，最終釀成沖突和對抗。

事實表明，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矛盾和問題，多數是當事群眾一而再、再而三向黨政部門反映過的，而這些問題與訴求之所以得不到及時解決和有效回應，專家認為，除了一些基層幹部執政為民意識淡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體訴求表達遭遇了體制性遲鈍：一方面，一些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長期把發展經濟這個「第一要務」當作「惟一要務」，只熱衷於招商引資、上項目，對民生問題不夠重視，把群眾中特定群體的合理利益訴求當成「雜音」，民意、民怨難以入腦、上心；另一方面，在現行體制下，基層政府和幹部有「唯上」的壓力，卻沒有「尊下」的動力，只要事情不「鬧大鬧炸」，就難以認真傾聽和有效解決群眾訴求。

3、弱勢群體處於相對剝奪的地位

在社會發展中。社會大眾的「相對剝奪感」甚至「絕對剝奪感」日益增強。政府在發展戰略方面，一味追求經濟高速發展，漠視和危害勞動者的基本福利和基本人權。對社會基本公平和公正的政治重要性認識不足，政府在制定一些政策時沒有堅守最基本的公平和公正原則，在對有關國企、教育、醫療、社會保障、農地非農化等這些關繫到社會大眾直接利益的重大制度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嚴重傷害了工人和農民等社會中下層群體的利益，導致近年來以農民「以法抗爭」和工人「以理維權」為主的維權抗爭事件增加。一份公開材料顯示，在過去的土地徵用中，一些地方政府佔有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開放商佔40%-50%,而農民作為土地使用權的主體，僅佔5%-10%。政府對轉讓土地樂此不疲，而農民顯然難以接受如此低的補償價，於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就起來抗爭，但在經濟政治上的弱勢地位，決定了他們很難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隨著改革的深入，各種利益主體的沖突加劇，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國家尚未建立起社會均衡機制，強勢對弱勢的剝奪成為普遍現象，以致出現弱勢群體的整體心理失衡，在弱勢群體無法找到適應自身需要的協商機制和利益維護機制下，群體事件「作為弱者的武器」，藉助群體的行動引起社會的注意，使弱者在博弈中可以得到旁觀者的同情，給訴求對象增加了一定的壓力，給自己增加了一份理直氣壯，這是中國特定社會狀態下抗爭者不得不藉助的利益訴求模式。

（三）政府工作的失職

1、基層組織渙散，幹部缺少責任心

目前，有相當數量的基層組織軟弱渙散，不起作用。大量調查表明，我們政府部門的一些官員特別是基層幹部缺少應有的責任心，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對群眾的疾苦和呼聲漠然處之，無所作為，幹部失職瀆職成為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對出現的矛盾用簡單生硬的辦法，拖延的原則，以致群眾開始上訪，但在屢次上訴得不到解決時，就會引發群體事件。現實中，大多數群體事件的群眾訴求是正當合理、事出有因的，可以說，某些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不正、工作不到位、越位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2、權力腐敗，權金化嚴重

新時期的腐敗問題與官僚主義並存，人在其位，不思其責，不顧群眾疾苦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對當地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吃拿卡要，致使干群關系緊張，對群眾正常途徑和渠道反應的問題，至若罔聞，能解決，該解決的問題不解決反而不擇手段，索賄受賄，與資本集團結為利益同盟。

媒體對這些事件真相不遺餘力的探究發現，在甕安事件的背後是當地幹部經商辦企業現象的普遍化，是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國企改制中侵犯群眾利益等諸多問題的長期積累沉澱，是社會治安惡化、社會管理失控、公共服務缺失，更是黨群、干群、警民關系的緊張。而透過孟連事件，人們也看到了官員和橡膠企業之間存在一個傷害膠農利益的利益共同體，以及當地幹部對群眾要求的漠視和粗暴的工作態度。

一系列現象將矛盾的深層原因指向了「權金化」：一些地方部門與民爭利、官商勾結，嚴重侵害群眾利益；一些幹部長期生活於官場「小圈子」，缺乏對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為、亂作為，將魚水關系變成了水火關系。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群體性事件破壞性升級，不是因為老百姓的訴求多了，而是由於一些幹部的責任心少了。為什麼幹部的責任心少了？因為他們的利益不是與群眾，而是與投資者和官場聯系在一起的。看到了這一點，也就看到了矛盾的症結。

3、官員問責制度的缺失

官員問責制度缺失，官員只需向上負責無須向下負責，官員的任用、考核、提拔和退出機制仍很不完善，群眾在選官、評官方面沒有發言權，一些不能維護群眾利益的無所作為的庸官、一些經常侵犯群眾利益的胡作非為的惡官長期得不到處理乃至步步高升，使群眾由對個別官員的不信任逐漸轉為對官員群體的不信任，由對個別部門的失望逐漸轉為對地方政權的失望，群體事件在這樣的地區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民眾的社會不滿長期得不到消解，就會產生國家政治合法性危機這一非常嚴重的後果。

（四）政府自身管治能力有待提高

1、政府缺乏預警機制和危機意識

一些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幹部對所轄范圍內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心中無數，不敢正視社會矛盾，事前不主動排查，事前不能及時預警，有了苗頭不是及早解決而是捂著壓著。某些官員在負面事件發生後不是第一時間公布真相、疏導民怨，而是想方設法鉗制媒體。在他們看來，不使家醜外揚，不讓群眾知道真相才是維護穩定的大事要事。而事實上，這種堵民之口的做法，恰恰成為謠言無節制滋長的沃土，是使官員喪失管治主動權的禍魁。事發之初，當地媒體並無只言片語，人們只能利用各種非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信息——政府如此輕易地將真實、權威信息的發布權拱手讓出，是使事件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對群體事件的處置技術水平較低

從總體來講，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處置社會沖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許多完全可以化解的事情由於處置不當而產生了嚴重後果。這些不當主要表現在，事情剛發生時不重視，往往錯過最佳處理時機，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層反應遲鈍——事態升級爆發——基層無法控制——震驚高層——迅速處置——事態平息」的怪圈。

近年來，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征地拆遷等工作中，一些幹部作風粗暴乃至無法無天，一遇群眾表達意見便推諉扯皮或動用警力，警察往往被推到與群眾對抗的第一線。甕安事件中，縣公安局成為群眾發泄不滿的主要目標，不能不說反映了當地警民關系高度緊張的現實。對此，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嚴厲質問：「用專政手段對待人民豈非咄咄怪事！」

防治群體事件發生的對策探討

（一）注重維護弱勢群體利益，促進社會公平

我國現階段，社會弱勢群體所具有的貧困性就意味著剝奪了他們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的共享，就是一種不公正。在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解決社會公平、公正的問題，實現社會共同富裕應當成為新時期改革的基本目標。

1、要建立利益協調和利益均衡機制

以解決基層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協調好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差別，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需求，使改革中利益受損的群體得到合理補償，讓發展帶來的利益增量為多數群眾所共享。具體來說，黨和政府要加大調節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調整不同階層的利益結構，調節好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努力遏制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的擴大，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分配體系。黨和政府要通過有效的政策機制，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

2、關愛弱勢群體，增強強勢群體的社會責任

關心弱勢群體，關注弱勢群體的需求，發展經濟是基本之策，擴大就業是民生之本，應尊重和保障弱勢群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在全社會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等方面的社會政策，為弱勢群體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另一方面，富人的為富不仁現象比較突出，他們一方面享受著改革帶來的高回報，另一方面社會觀念淡薄，履行社會責任的意識不強。這使社會裂痕加深，容易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實現社會公平事實上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無差別對待，社會強勢群體應該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我們至少應在依法納稅、保護環境、安全生產、擴大就業、社區服務和助弱濟貧等方面切實履行責任。

3、建立利益表達訴求機制

首先、要提高利益表達的理性化程度，完善法律訴求機制建設。政府應當確立群體利益問題解決機制，以司法制度來解決社會矛盾，建立處理群體事件的法律法規體系。改變行政訴求先於法律訴求的制度安排。如，針對大量出現的諸如拖欠工資等侵害弱勢群體利益的情況，簡化法律訴求的過程和程序；發展針對弱勢群體或弱者的社會法律援助體系和國家法律援助體系。把群眾利益訴求納入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

其次、要拓寬利益表達的渠道，具體如下：一、要充分發揮人大和政協的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功能，使之成為各利益主體進行利益表達的合法的主渠道，鞏固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探索成果，堅持並不斷完善黨代表常任制和民主懇談機制。二、在政府系統之外創建一個通過獨立的提供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平台來吸收不同社會群體意見，如信息公開制度、表達自由制度、社會聽證制度等，保證群眾廣泛參與決策全過程，政府根據群眾的意見制定、調整政策，試社會張力得以釋放，從而將社會沖突置於理性的范圍之內，及時抑制、消解可能出現的各種不穩定因素，減少社會損失，同時公眾也有了正當、規范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合理利益訴求。三、完善信訪制度，敞開信訪的大門，讓基層群眾進的來，也要讓政府人員深入下去，能夠聽得到基層群眾的真實聲音，真正去形成上下良性互動，使群體性事件通過上下的溝通得以化解。四、開拓利益表達新途徑。近年來，輿論媒體成為真正的無冕之王，網路、傳媒等各種渠道反映著民生的訴求，披露出事情的真相，民意的相背給了強勢群體從未有過的壓力，如記者在網上寫的給山西省長的一封信，打開了山西煤窯的黑洞。

（二）政府自身改革，提高管理水平

1、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加強基礎層自治組織建設，強化基層單位和行業部門的分權決策和合作管理制度，按照「誰負責誰管理」的屬地管理原則，將人民內部矛盾糾紛的管理決策機制重心下移，由當地政府具體負責辦理，由業務部門負責指導和配合，建立起一個不缺位、不錯位、不越位、完善、合理的基層管理網路。加強派出所、居委會、各鄉（鎮）、街辦（社區）等綜合的基層組織建設，牢固維護社會穩定。

2、強化領導責任，提高化解能力

完善行政首長負責制和政府責任追究制度，行政首長對所轄地方和主管事務范圍內出現的問題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要從責任落實入手，進一步明確和強化矛盾糾紛化解的責任，嚴格落實責任追究制度，真正使各級黨政領導擔負起化解矛盾糾紛的政治責任。把矛盾化解工作與群眾工作有機結合起來，認真研究和把握新時期群眾工作的特點和規律，不斷提高做好群眾工作的本領，真正把化解矛盾的過程變成提高做好群眾工作水平的過程，變成改進工作作風的過程，變成密切干群關系的過程。提高政府服務工作的效率和質量，降低政府運行和管理社會的成本，不斷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3、加強對政府的社會監督，公正司法

注重社會監督，倡導政府的公開透明與群眾的積極監督，如「天價煙周久耕」就是細心的網民的舉報得到查處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對司法的干預造成強勢群體「合法」的侵害弱者的利益。一方面利益集團假借司法之名胡作非為、大發橫財，另一方面是政府官員從中為個人漁利，法院檢察院被地方政府利益化，極大的損害了法律的威嚴和國家的形象，因此要公正司法，使檢察院、法院從地方行政中獨立出來。保障人民群眾的最後一道公正底線。

（三）政府應提高其應對群體事件的能力

1、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機制

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和應急機制，提高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形成綜合的風險防範和危機預警、處理系統。建立一套統一指揮、反應靈敏、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的預警體系。建立健全社會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制度。開拓社會信息收集渠道，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情報信息網路，將工作觸角延伸至社會各個行業，各個領域，准確掌握社會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動態。完善社會指標體系，研究制定社會管理的監測指標，堅持社會形勢分析例會制度，評價和監測社會發展進程，加強對各種不穩定因素發展變化趨勢的預測，及時預警，及時防範。

2、依法、民主處理群體事件

在處置群體事件中要堅持以下原則：加強領導、統一指揮、控制全局原則；及時介入、抓住時機、果斷處置原則；教育疏導、因事施策、區別對待原則；慎用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強制性暴力原則。堅持法治的精神，依法行政，自覺實現「秩序、效益、自由、平等、正義、人權」等價值追求。在具體的處置技術上要注重信息的公開和及時披露，掌握主流話語權；用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對群眾就行心理疏導，消解其不滿情緒；要引導群眾要依法維權，自覺維護社會建設的穩定大局。一方面，堅決反對和防止用壓服的辦法、強迫的命令來處理群體性事件。另一方面，要敢於和善於依法管理和依法解決。對那些蓄意製造事端和幕後策劃的組織者和在群體事件沖突中實施犯罪的活動者要區別對待，依法處理，維護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維護法律的尊嚴。

（四）在社會層面上，培育社會的自我整合機制

和諧社會不是鬆散、凌亂的狀態，而是充分組織化的社會。建立發達、多樣的社會組織，為社會的上層和下層提供一個交往和討論的平台，從而使民眾對現實的感知更為真實。多樣化的社會組織使民眾對社會利益和政治、經濟認同多樣化，從而降低了民眾被大量動員進一個活動中的可能。各類社會組織的發育，為社會橫向聯結提供了紐帶，它們的相互交織，使社會緊密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自我組織、自我調節的體系。

健全完善的社會組織體系，包括三個部分：第一是自治組織，第二是社團組織，第三是公益組織。構建和諧社會，需要發揮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協調利益、化解矛盾、排憂解難的作用；發揮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調整工、青、婦等群團組織的服務職能和服務方式，增進利益關系的同類組合，增強群眾的自我管理、自我協調和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這些措施，不僅可以促進群眾的自助互助意識，擴展滿足群眾多方面利益要求的渠道，而且也可以增強社會對利益關系多元化發展的承受能力，促進現代社會的形成。

總之，我們要認識和理解中國，一方面要看到她經濟的飛速發展，而這個發展是建立在工業化、城鎮化及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基礎上的；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經濟騰飛過程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在轉型期「制度真空」和結構張力等共同因素的作用下，我國正處於一個社會問題的多發期，中國正經歷著現代性轉型和市場過度的雙重變革，同時也要面臨雙重風險，社會沖突，貧富分化，利益不均等問題在考驗著中國的社會安全。敢於正視社會的矛盾和沖突是一個國家穩健發展的前提，妥善化解社會問題，協調社會利益關系，加強政府自身改革，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建設工程，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