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設養老金負債

Ⅰ 個人養老金制度落地，為什麼要建立個人養老金制度

各個地區的個人養老金制度已經落地，個人養老金制度是為了實行個人賬戶制度，尤其是許多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問題非常嚴重，導致養老的問題漸漸走進大眾的視野，因為很多年輕子女並不想贍養自己的父母，很多的老人都變成了獨居老人，所以國家為了改善這種情況才會建立個人養老金制度。

Ⅱ 什麼是基礎養老金，為什麼在基本養老金中要設置基礎養老金呢

就是最低檔次的養老金，而且這個養老金的金額是比較少的，你可以通過花錢的方式來提升額度，你也可以在前期多進行存款。為了更好的保障人們的收益，也是為了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所以才會設置基礎養老金。

Ⅲ 我國養老保險歷史債務是怎麼來的

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始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此前退休的人員沒有繳納過養老金，也就沒有個人賬戶，此前參加工作的人員個人賬戶由開始繳納養老金時算起，個人賬戶不完整。因此這些人的退休費用就只能由正在工作中的人員來承擔。

在歷史債務壓力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部分基金積累模式在大部分地區因為個人賬戶空賬運行而名存實亡。一旦我國經濟進入平穩發展時期，進入老齡化社會後，當期收取的養老金是不可能支付得起退休人員的退休費用的。

如果不能採取多種措施化解由於新舊養老制度轉型而形成的對中老年職工的歷史欠賬，未來終將會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產生重大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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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

1、多渠道補償養老保險金是消化債務的根本出路。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轉製成本較高，僅靠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繳費仍存在較大缺口，需要通過其它渠道籌集資金，來維護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平衡，維護制度平穩運行。

2、調整國家公共財政支出結構，提高社會保障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構建養老保險基金財政補助機制。加快立法，在法律上建立穩定、規范、法制化的養老保險財政補助機制。政府根據各地實際情況，進行養老金的發放。

3、加強國家基金投資的運營權利，促進現有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效益，嚴格財政專戶管理，防止養老基金被佔用，同時開辟新的投資渠道。

4、提高退休年齡，降低人口贍養比例，以減輕支付壓力。延長職工退休年齡、降低社會養老保險的待遇，是增強養老保險基金支撐能力的措施之一。

5、其他途徑

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提高繳費率。我國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保障框架剛剛建立，相關法律法規尚未健全，社會保險費的收繳不能完全做到有法可依，缺少法律的規范和強制，拒繳養老保險的現象十分嚴重，養老保險上繳不到位，因此，解決養老保險隱性問題還需要健全相關法律法規。

Ⅳ 為什麼國家要搞養老保險是不是為了收富人的稅收補貼窮人

經過逾四年的研究論證，養老保險頂層設計方案接近完成。
據《財經》記者了解，總體方案中的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國有資產劃轉社保、延遲退休年齡等內容，各方初步達成共識。但無可迴避的養老金個人賬戶何去何從，依然深陷爭議漩渦。
在中國，養老金個人賬戶由員工每月繳納工資的8％形成，權益為個人自有，相當於一份強制儲蓄；而單位繳納的養老金則會進入社會統籌部分，在領取時強調共濟，吃「大鍋飯」。
個人賬戶的部分職工退休後能領取多少，與賬戶里的儲蓄金額密切相關。
個人賬戶，是20多年前上一輪社保改革時引入的新生事物，彼時普遍的社會保障制度初建，但因諸種原因，個人賬戶很長時間處於空賬運行的狀態。過去幾年的政策也沒有明確個人賬戶的改革方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僅做出「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個人賬戶制度」的表述。
它的變動將如何影響參保人未來的生活，至今說法不一。
個人賬戶流變
與大多數國家不同，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建立基本養老金制度時，採取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並存的統賬結合模式。單位所繳納的員工工資的約20％進入統籌賬戶，員工自身繳納的8％則進入個人賬戶。
從政策設計看，兩個部分對應著兩種制度和不同理念。社會統籌對應現收現付制，即在職者繳費給退休者養老，其存款不在賬戶中停留，而是直接被發放至當下的退休者手中；而個人賬戶對應的是累積制，意味著職工自己攢錢，這筆資金被儲存在銀行賬戶上，作為未來的養老資產。
職工在退休時，領取的養老金同樣分為兩部分，對應著不同的計發方式。社會統籌的發放主要與社會平均工資等因素有關，雖然參考繳費年限、繳費數額等因素，但與個人繳費行為的關聯性遠不及個人賬戶明顯。後者相當於一份強制儲蓄，計發方式簡明，即將賬戶中的累計本息除以一個固定月數，每月發放，如對60歲退休的人員，每月發放的待遇為本息除以139，體現「繳得越多，領得越多」原則。
中國的統賬結合，意在兼具兩種制度的優點：社會統籌對應的現收現付制具有較強的二次分配功能，能幫助縮小貧富差距；個人賬戶對應的累積制產權清晰，能鼓勵人們多繳費。
但兩種制度同樣各具缺陷早前未受到足夠重視：現收現付制受到人口結構老齡化的巨大壓力，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年輕人的繳費壓力隨之上升，面臨可持續風險；累積制的壓力來自於保值增值，如運行不善，相當於人們的養老錢貶值。
當初頗為美好的制度設想並未完全發揮預期作用。
由於制度建立前退休或將退休的人們未曾為養老存下資金，而政府又期望他們能夠獲得充分的養老待遇，償還這部分歷史欠債的任務便轉移到了後來的繳費者身上，這也是國內養老保險高達28％的繳費率的由來。這也可以解釋，遭遇經濟下行期時，降低社保成本的呼聲一再出現，但降低養老保險費率的步子慎之又慎。
同樣由於這部分歷史欠債，以及老齡人口比例不斷提升，統籌賬戶部分不足以發放給已退休者，只能挪用個人賬戶資金填補窟窿。
這樣一來，本用於累積的個人賬戶內並無實際資金，只有一個繳費記錄。因此，籌賬結合實際上近似於回到了原本現收現付制的老路。
如果只是簡單走了回頭路，並不可怕。問題在於個人賬戶中的記賬額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最終是要拿真金白銀來還賬的。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李珍測算，若公共預算收入和個人賬戶記賬規模的年增長率都維持在2015年的水平，到2024年，也就是七年以後，個人賬戶的記賬規模將超過公共預算收入。
這頗令人撓頭，而且留給人們想出解決辦法的時間已經不多。
決策者多年前已注意到這個問題，並試圖加以解決。2000年起，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被列為試點，逐步做實個人賬戶，也就是向原本虧空的個人賬戶注入資金。2006年，試點擴大到天津、上海、山西等八個省市。
然而，事與願違，遼寧試點好不容易累積起來的一點資金再次被挪用作當期養老金發放。此後，「做實個人賬戶」的提法也消失在了後續的政策文本中，個人賬戶改革至今再無實質進展。
三條可能的改革道路
應該保留表現不佳的統賬結合制度，還是乾脆回到現收現付？
當前的改革思路大致包括三種：維持現有制度不變，或適當壓縮個人賬戶的比例；實行「分賬制」，即將個人賬戶部分或全部轉移至補充型養老制度中；實行名義賬戶制，並擴大個人賬戶的比例，改為16％的「大賬戶」，推動養老金制度向累積制過渡。
不同思路，可能帶來不同的結果。
若維持原制度不變，為應對老齡化的支付壓力，若干制度參數就必須調整。比如，延長退休年齡、延長養老保險最低繳費時間等。隨著人均壽命的提高，當前僅需繳納15年保險即可領取養老金的做法勢必有所改變。
「分賬」的思路近年越發活躍。所謂補充型養老金，主要指的是由部分企業為員工建立的企業年金制度。有學者構想，由政府為全體國民建立一個新的養老金賬戶，通過稅收優惠鼓勵企業和員工向該賬戶存錢。這一制度設計在國外早有實踐，如美國個人退休賬戶，人們可以輕松查詢到自己賬戶的繳存額記錄以及余額。補充型養老金的權屬十分清晰，即個人所有，且個人對如何投資享有一定的選擇權。但該思路當前最大的困難是企業與政府的積極性不高。2016年僅有2325萬人擁有企業年金。
更大的難處在於，轉移到補充養老金中的資金必須做實，這將給財政帶來壓力，或是迫使政府尋找新的財源。
保監會副主席黃洪在6月底公開稱，將盡快制定完成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方案。方案指向的是一些具體商業養老產品，而非建立一個新的養老賬戶。這或許說明，「分賬」思路並未被決策者採納。
設立名義賬戶制度，則是基於個人賬戶已空賬運行的現實。在這一設計中，職工依然向個人賬戶存款，但賬戶中沒有真實資金，所有繳費被用於支付當前退休者的養老金，職工的繳費和收益被記賬，作為未來發放養老金的依據，強化「多繳多得」，以鼓勵人們更多繳費。此外，隨著資金的積累逐漸向累積制轉型，以提高未來養老金的可持續性。
為了調動人們的繳費積極性，個人賬戶的比例需要被擴大，如從單位繳費中劃撥8％，使得個人賬戶擴大至16％，這也被稱作「大賬戶」改革方案。
這種方式能夠在短期內避免直接向實賬轉型的巨大成本，同時又由於賬戶內沒有實際資金，在國內資本市場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可避免投資運營的壓力。
對資金運營的擔心不僅僅對中國是個難題。
2001年前後，是否要引入個人賬戶就曾在美國激起討論。美國退休人員協會副會長桃樂茜·西蒙告訴《財經》記者，2008年發生經濟衰退後，沒有更多人來探討這個問題，因為人們不願意冒金融和經濟風險。但她再三重申，為了能獲得適宜的老年生活，人們必須盡早開始自己的儲蓄計劃。
對各國而言，考慮是否在基本養老金中引入個人賬戶時都頗為謹慎。
20世紀80年代以前，現收現付制的傳統養老金制度國際通行，進入八九十年代，養老金制度改革此起彼伏，個人賬戶制度引發了廣泛關注，但比較典型和持續的僅包括1955年新加坡建立的中央公積金制度，1981年建立的實行私營競爭性管理的智利個人賬戶制度，90年代出現的瑞典名義個人賬戶制度。
美國和德國等發達國家在基本養老金上依然採取現收現付制，職工和企業繳費全部進入統籌賬戶，養老金由社會統籌基金統一支付，不足部分由財政撥付，這種方式易於管理，但容易使財政不堪重負。
作為歐洲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養老保險制度的發源地，德國的養老金支付也面臨赤字危機，領取人數上升，待遇水平走低。盡管已採取延遲退休年齡、減少福利支出等補救措施，但形勢依然嚴峻。由於歐盟國家被規定不能通過舉債來提供養老金，德國面臨的選擇可能是需要降低替代率或提高繳費比例。
國內的大賬戶方案可以繞開資金運營的麻煩，但會為現有的養老金治理體系帶來不小的挑戰。《財經》記者了解到，在過去幾年間，該方案一度得到決策層的認可，但隨後又被擱置。
到底選擇哪種方案？
對中國而言，養老保險改革的特殊之處在於「超級老齡化」正在到來。
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席恆指出，從2015年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口比重持續提高，老齡化速度遠高於其他國家。總和生育率長期低迷，而預期壽命不斷增長，改善制度的緊迫性增加。
在擴大個人賬戶和維持現狀、通過參數調整提高養老金可持續性兩種選擇中，理念之別是最顯著的差別：前者更推崇精算公平，強調繳費積極性和待遇之間正相關關系；後者則強調在不同社會群體間發揮共濟效果。
在一些學者看來，現收現付制將個人的養老金水平和社會平均工資緊密聯系，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如果特別突出個人賬戶的「多繳多得」，原本懸殊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將被擴大，將更有利於富人群體，從而背離社會保障的初衷。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宋曉梧還擔心，若改革既不利於窮人，且個人賬戶的收益率不高，富人也不積極繳費，會使整個制度陷入尷尬。
作為建立養老金個人賬戶制度標桿的智利，正進退兩難。這個國家在1981年對原本的現收現付制進行徹底改革，由政府承擔轉軌成本，建立了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制度。
當前，智利的個人賬戶制度累積了1700億美元的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相當於智利國內生產總值的70％。但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楊俊介紹，智利的個人賬戶實際上並沒有發揮充足的激勵性，覆蓋率並不高。
即使強制國民參加養老保險，2009年至2016年智利的平均覆蓋率水平也僅為56％，雇員的繳費年份只佔其就業年份的一半左右，這事實上會導致參保人退休以後，無法獲得足夠的養老金待遇。
智利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投資回報率也在下降。1981年到1990年養老金實際的平均回報率為12.5％，1991年到2000年為9.24％，2001年到2010年下滑至6.74％，2011年至2016年僅為3.01％。
不過，也有學者提出，即使擴大個人賬戶，也可以通過一些機制設計來提高再分配作用，比如效仿德國的「里斯特模式」：在繳費時給予部分弱勢群體補貼，提高其未來的養老金待遇收入。
採取名義賬戶方案還有一個難點：如何為職工向個人賬戶所繳納的儲蓄計息，這關繫到當前職工在未來的養老金收入是高是低。
該方案的支持者、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曾告訴《財經》記者，記賬利率應該是動態的，即根據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確定。採用名義賬戶制意味著賬戶收益率與生物收益率（社會平均工資增長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之和）掛鉤，或直接將生物收益率作為賬戶記賬利率，使制度平衡運轉。簡而言之，如工資水平增長快，獲得的收益率也高。
當前的個人賬戶已空賬運行，即便未採取名義賬戶制，也需要給予合理的計息。過去的記賬利率既偏低，又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以2015年為例，山東、遼寧、四川的個人賬戶記賬利率分別為4.25％、2.76％、1.5％。
6月底，全國統一的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利率被首次制定並公布，為8.31％。新政提出將參考職工工資增長和基金平衡狀況等因素，而這次調整認為是在彌補過去偏低的利率，並提振人們對制度的信心。在名義賬戶制下，記賬利率的制定過程將更透明，精算程度更高，若個人賬戶的比例還被擴大，職工或需更多地承擔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的風險，養老金待遇未必會延續當前行政化上調的狀態。
此外，如下決心向實賬累積過渡，轉型成本無可避免，繳費的壓力可能會被分散到多代人身上，以實現制度的長期可持續。
因此，無論採用哪一種改革路徑，都難以稱得上是完美的解決方案，養老金個人賬戶將轉向何處，還需要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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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為什麼需要養老保險

養老一般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由國家立法，強制實行，企業單位和個人都必須參加，符合養老條件的人，可向社會保險部門領取養老金。

2、養老保險費用來源，一般由國家、單位和個人三方或單位和個人雙方共同負擔，並實現廣泛的社會互濟。

3、養老保險具有社會性，影響很大，享受人多且時間較長，費用支出龐大，因此，必須設置專門機構，實行現代化、專業化、社會化的統一規劃和管理。

有利於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

通過建立養老保險的制度，有利於勞動力群體的正常代際更替，老年人年老退休，新成長勞動力順利就業，保證就業結構的合理化。

有利於社會的安全

養老保險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使老年人老有所養。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老年人口的比例越來越大，人數也越來越多，養老保險保障了老年勞動者的基本生活，等於保障了社會相當部分人口的基本生活。對於在職勞動者而言，參加養老保險，意味著對將來年老後的生活有了預期，免除了後顧之憂，從社會心態來說，人們多了些穩定、少了些浮躁，這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有利於促進經濟的發展

各國設計養老保險制度多將公平與效率掛鉤，尤其是部分積累和完全積累的養老金籌集模式。勞動者退休後領取養老金的數額，與其在職勞動期間的工資收入、繳費多少有直接的聯系，這無疑能夠產生一種繳勵勞動者的職期間積極勞動，提高效率。此外，由於養老保險涉及面廣，參與人數眾多，其運作中能夠籌集到大量的養老保險金，能為資本市場提供巨大的資金來源，尤其是實行基金制的養老保險模式，個人賬戶中的資金積累以數十年計算，使得養老保險基金規模更大，為市場提供更多的資金，通過對規模資金的運營和利用，有利於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

用人單位和個人如何參加養老保險根據《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1]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在成立之日起30日內，持營業執照或者登記證書等有關證件，到當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審核後，發給社會保險登記證件。用人單位的社會保險登記事項發生變更或者用人單位依法終止的，應當自變更或者終止之日起30日內，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辦理變更或者注銷社會保險登記手續。用人單位必須按月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報應繳納的社會保險費數額，經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審核後，在規定的期限內繳納社會保險費。職工個人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由所在單位從其本人工資中代扣代繳。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按規定建立和記錄個人賬戶。

它到底怎麼算？

（一）企業繳費額=核定的企業職工工資總額×20％；職工個人繳費額=核定繳費基數×8％（目前為8％）。

（二）個體勞動者（包括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繳費額=核定繳費基數×18％。例如：2003年4月份河北省公布的2002年度省社平工資為每月747元，因此繳費基數可以在747—2241元之間自主選擇（即省社平工資每月747元得100％-300％之間選擇繳費）。全年繳費金額最少為：747×18％×12=1613.5元，最多為：2241×18％×12=4840.6元
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的比例

繳費比例分作以企業參保和以個體勞動者參保兩類：（一）各類企業按職工繳費工資總額的20％繳費，職工按個人繳費基數的7％繳費（2003年為7％，兩年提高一個百分點，最終到8％）。職工應繳部分由企業代扣代繳。（二）個體勞動者包括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按繳費基數的18％繳費，全部由自己負擔。

養老保險繳費基數的確定

核定繳費基數以河北省上年度職工社會平均工資（簡稱省社平工資）為基準。（一）企業職工凡工資收入低於省社平工資60％的，按60％核定繳費基數；高於省社平工資60％的，按實際工資收入核定繳費基數，但是最高不得高於省社平工資的300％。（二）個體勞動者可以在省社平工資以上至300％的范圍內，自主確定繳費基數。

Ⅵ 養老金負債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就是現在年輕人交的錢不夠現在退休的人發工資的。

Ⅶ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中的隱性債務是如何形成的應該怎樣解決

中國社會保障養老基金的隱性債務問題
[內容摘要] 本文旨在從理論層面上對由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的創立所產生的隱性債務問題進行定性的分析和解釋，並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國際經驗對於隱性債務中的責任認定、數值測算和債務安排等問題進行了具體闡述。
[關鍵詞] 隱性債務 責任認定 數值測算 債務安排

一、隱性債務問題的產生和概念界定

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中，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以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方式為准，可以分為基金制和現收現付制兩類，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是在國家相關法律和政策的強制下，由社會保障養老體系覆蓋范圍內的個人在其年輕時按一定比例自我積累形成的、以個人賬戶形式保有的養老基金，用以保障其自身年老時的基本經濟生活安全。對於任何一個社會而言，在此類基金形成之時都將面對全部年齡層次社會保障養老保險體系覆蓋范圍內的參與者群體，在其參與者群體中的已參加工作者和退休者，此前沒有繳納過以個人賬戶形式存在的養老金，無法按照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制度『自我積累、自我保障』的基本原則獲得養老金，然而由於他們已經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擁有（現在和將來）獲得養老金的權利，這樣就產生了基金的籌集和支付的實際情況與其基本原則之間的矛盾，形成了在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體制下的國家對於其覆蓋范圍內退休者和在職者的某種負債，這就是隱性債務。具體關系如圖1所示。
這里，為便於讀者理解有關概念和敘述的簡潔，我們對於隱性債務中的相關名詞作如下解釋：『新人』是指在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體制下剛參加工作的群體，他們的養老金完全可以按『自我積累、自我保障』原則籌集和支付；相應的『中人』和『老人』分別指在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體制下的在職者和退休者，他們未按上述原則支付的養老金是隱性債務的產生根源。這一債務稱為『隱性』的原因在於其總體規模隨時間而變化，並且是逐年地、部分地體現出來的。雖然對於基金制社會養老保險體制而言，隱性債務的發生是必然的，但是其存在具有時期性：從基金制社會養老保險的創立開始，到最後一個『中人』退出其覆蓋范圍結束。
顯然，隱性債務會影響到在基金制社會養老保險體制下養老金支付的順利進行，因此必須得以妥善解決，否則就不能達到『保障其自身年老時的基本經濟生活安全』的基本目標。
隱性債務可以具體分解為三個邏輯上具有承繼關系的基本問題：隱性債務的責任認定、數值測算和債務安排。

二、隱性債務的責任認定
隱性債務的責任認定實際上就是由誰來負擔支付義務問題。從法理上分析，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對於『中人』和『老人』而言屬於事後要約，對於其創立之前『中人』和『老人』的經濟行為不具備約束能力，因此不能要求他們按照『新人』的支付標准來實現個人養老基金的籌集。同時，由於『中人』和『老人』在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創立之前就已經對於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是隱性債務的債權方，因此對於他們就更不存在所謂債權回溯問題，不能要求他們自己來支付隱性債務，這樣做顛倒了債權——債務關系的基本權責邏輯。從中國的經濟發展的歷史考察也不存在債權回溯的經濟緣由：中國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逐步構建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體制，到目前為止，這一過程的制度建設和具體實施尚未結束，因此其中的『中人』和『老人』的具體規模難以精確確定，從時間上看，其大致包括從新中國建立開始至1997年參加工作，並被納入到其覆蓋范圍內的社會成員。此前的為『離休者』，養老金只有公家財政負擔，不進入社會保障范圍；此後的為『新人』，不會產生隱性債務。可見，從新中國建立開始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是我國隱性債務產生的主要時期，而在此階段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採用『高積累，低消費』的分配政策，通過降低居民工資的方式來積累建設資金，從而使我國迅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建立以企業為行為主體的養老、醫療等現收現付制保障體系。然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保障體系替代了原有經濟制度，產生了中國的隱性債務問題，而中國的『中人』和『老人』已經以『低工資』的形式向國家『預付』了社會保障的積累基金，因此沒有任何經濟理由要求中國的『中人』和『老人』為『債權回溯』支付金錢，而且中國的隱性債務基本上要由國家承擔。
從上述內容我們知道，中國隱性債務的權責認定問題的結論是由國家承擔『中人』和『老人』的隱性債務，而具體由哪一個部門來解決這一問題是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內容。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正處於初創時期，《社會保障法》尚未出台，具體的施行過程也存在眾多問題。隱性債務的具體承擔主體並不明確，這為該問題的解決帶來極大的困難。從上述對於我國經濟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隱性債務主要應該由財政部負擔。財政部作為計劃經濟時期唯一的經濟管理部門以『高積累，低消費』的分配政策從『中人』和『老人』獲取了資金，發展了公用制經濟，雖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剝離了一部分經濟管理職能，但它仍是國有經濟的主要管理者，因此作為原有政策的制訂者和主要受益者，中國的隱性債務應該主要由財政部來負責解決。然而，目前財政部並沒有履行這一義務，而是將其轉嫁給社會保障的具體管理執行部門——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除了『新人』和『中人』交納的個人賬戶養老金之外，沒用其他的收入來源，因此只能動用這部分基金來支付隱性債務，進而造成了『新人』和『中人』個人賬戶的『空帳』問題。
由於沒有《社會保障法》相關條款的約束和其自身支付能力的限制，我們承認目前不具備要求財政部全額支付隱性債務的現實條件，但是這不能成為其逃避應付責任的理由。由此產生的『新人』和『中人』個人賬戶的『空帳』問題，使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制變成了『名義上的基金制，實際上的現收現付制』。這樣，不僅使基金制的運行具有由『空帳』造成的資金不足的潛在支付風險，而且還會增加現收現付制由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支付困難（這一問題在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有力推動下正迅速凸現），從長期來看，將有可能誘發我國社會保障體制的全面危機，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因此，財政部必須承擔起支付隱性債務的責任，將之作為自己的核心工作。在這一問題上，智利的社會保障改革為我國提供了良好的範例。其具體改革方案見表1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國與智利在經濟和人文背景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不能在我國照搬智利的經驗。
表1：智利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隱性債務的解決方案

智利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隱性債務的解決方案
1925年，智利建立了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但是由於人口老齡化加劇、管理混亂等原因，該體制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
1973年，皮諾切特政變上台，成立軍政府，基於『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學說，於1979年進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建立基金制的養老保險體制，並於1980年頒布了《養老保險法》。
智利政府承擔支付隱性債務的義務：
1.1980年以前退休的『老人』，養老金由國家承擔，不建立個人賬戶。
2.1982年12月前參加工作的『中人』，有為期5年的自主選擇權。如果選擇舊體制，養老金由國家承擔，不建立個人賬戶，但個人按15%繳納保險費，僱主不再繳費；如果選擇新體制，可獲得標志其以往就業對舊制度的貢獻和積累的權益的『認可債權』，作為個人賬戶的儲蓄額，它不是按照基金投資的回報率計息，而是按照每年彌補物價上漲後的4%的固定利率計息，在持有人退休、死亡或殘廢後兌現。
在改革前，智利有200萬人參加養老保險計劃，退休人員有80萬人，新制度實行後只有40萬人選擇舊體制。目前，智利的社會保障體系運行基本正常，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隱性債務的數值測算

隱性債務的數值測算實際上是保險精算問題，由於我國的隱性債務存在上述責任認定方面的困難，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測算主體，測算對象的含義和范圍不明，同時更缺乏有效真實的統計數據支持，使得我們在此不能對隱性債務進行定量測算，而只是交待其測算的定性框架。

1. 隱性債務的存在時限。從基金制社會養老保險的創立開始，到最後一個『中人』退出其覆蓋范圍結束，記為N年。
2. 隱性債務的計算基年。即基金制社會養老保險的創立年。記為n(0)年。
3. 隱性債務的核算年。 即隱性債務存在的某一年，記為 i,其中n(0)≤ i ≤ N
4. 隱性債務的覆蓋人數。即社會保障養老體系覆蓋范圍內的『中人』(Pm)和『老人』(Po)的總數，記為P（ P = Pm + Po ）。
5. 隱性債務的生命表。即以社會保障養老體系覆蓋范圍內的『中人』和『老人』為研究對象，根據他們的平均年齡、最高年齡、最低年齡以及平均壽命等方面的特徵，得出的反映其生存和死亡規律的統計表，死亡概率記為Q(i),藉以反映以死亡退出隱性債務核算的情況。
6. 隱性債務基年的人均工資。即隱性債務基年中，社會保障養老體系覆蓋范圍內的『中人』和『老人』的平均工資，記為K。它可以通過已知工資水平和相關政策得出。
7. 隱性債務的因子。由於隱性債務的支付是在多年內完成的，這就涉及到資金的時間價值問題，這里用N年內年均通貨膨脹率表示，記為f；人民有權利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基本經濟安全』所包含的物質內容也會隨著經濟的變遷而改變，因此用一個調整因子來體現指數化收入政策在N年內的年均值，記為g。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計算某一隱性債務核算年的隱性債務的終值：F(i),
F(i)=P[n(0)]×[1-Q(i)]×K×(1＋f＋g) ^ i (1)
進而可以計算出其現值:AF(i)，折現因子為f (2)
以及隱性債務的現值總額：∑AF(i)，折現因子為f (3)
這樣也就完成了對隱性債務的數值測算體系的理論構架工作。

五、隱性債務的債務安排

在明確了隱性債務的責任主體和數值測算問題之後，我們要解決就是如何保證其責任主體及時、足額地支付特定年份的隱性債務的問題，即隱性債務的債務安排問題。
財政部作為隱性債務的責任主體，顯然只能運用其自身所控制的經濟資源來支付隱性債務，具體包括財政盈餘和國有資產變現兩個來源。
赤字財政是現代財政運行的基本特徵之一，財政盈餘、甚至是財政平衡已經不是現代政府的財政所追逐的主要目標，而是被以犧牲財政平衡為代價的財政赤字政策希望達到的『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所取代。因此，財政盈餘即便存在，其數量也不大。同時，財政盈餘並不是一個穩定的資金來源，其產生受眾多因素影響，財政部門對此的控制能力很差，顯然不能以此作為支付隱性債務的可靠資金來源。再者，有限且規模不定的財政盈餘是否必然投入到對隱性債務的支付也是值得商榷的問題，目前我國不存在將全部或部分財政盈餘用於支付隱性債務的法律或政策規定，而且由於它不會給財政部帶來任何經濟收益，財政內部也不存在這樣做的主觀願望。所以，將財政盈餘作為支付隱性債務的主要來源是不現實的，我國目前的財政收支狀況也印證了這一點。
國用資產變現是財政支付隱性債務的另一個可能的資金來源。從中國國有資產形成過程的歷史角度考察，其相當部分是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體制下『中人』和『老人』前期對於經濟發展貢獻的產物和物質形式，將其一部分變現用以支付隱性債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同時，財政對於國有資產的控制能力較強，可控國有資產數額巨大，能夠保證對變現市場的充分供給。目前，我國財政部門主要通過直接出售和『國有股減持』的形式變現國有資產。問題主要出在國有資產的需求方面，我國的市場經濟歷史不長，不存在足夠的國內投資者來購買國有資產，而我國對於外國投資者購買國有資產有一定的約束，從而使對國有資產的需求不足。同時，財政部門出於自身和國家利益的考慮，也不會將業績優良的或關乎國計民生的國有資產大量變現，這就進一步打擊了其需求者的購買願望，影響了財政變現國有資產的收入規模。以『國有股減持』的形式變現國有資產面臨著同樣尷尬的需求狀況。由於國有股本身存在著與現代市場經濟原則相悖的內容，同時中國股票市場的投資者對於國有上市公司的總體業績普遍不滿和不信任，都使得『國有股減持』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市場強烈的消極反映：股市一跌再跌，造成有行無市的局面。因此，以『國有股減持』的形式變現國有資產來支付隱性債務在近期內在我國也難以奏效。
由於財政部單獨承擔隱性債務的支付面臨嚴重的現實困難，同時缺乏明確的責任認定形式，作為社會保障管理、執行部門的勞動與社會保障部事實上分擔了絕大部分的隱性債務支付責任。目前其資金來源主要是『新人』和『中人』個人賬戶的積累資金，前面已經論述了這種『飲鴆止渴』方式對於社會保障體制，乃至經濟和社會的危害，顯然這不是解決隱性債務的理想辦法。
由於基金制社會保障養老保險可以在長時間內保持很大規模的基金積累，一些人士認為可以參照智利改革的有關經驗，將我國社會保障的基金積累用於投資，在保證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同時以一定比例的投資收益支付隱性債務，達到『雙贏』。本人認為這一方案是建立在『投資必將盈利』的一廂情願的基礎之上的，與經濟常識和社會保障基金的特殊性質存在本質沖突，同時我國經濟的現實情況也使該方案不具備可行性。

綜上所述，雖然智利的國際經驗有助於我國對於加深對於隱性債務的責任
認定、數值測算和債務安排等問題的認識，但是並沒用提供具體的方案，我國的現實情況也使得隱性債務問題的解決任重道遠。

[遼寧大學 人口研究所 劉洪海]

參考書目：
1.《社會保險基金運行論》 李連友 著 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2000 1
2.《壽險精算原理》 章琪 朱文革 編著 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1997 9
3.《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發展》 王東進 主編 法律出版社 2001 1
4.《社會保險基金管理》 林義 主編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2 2
5.《德國秩序政策理論與實踐》（文集） [德] 何夢筆 主編 龐健 馮興元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