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寿是哪里的人

1. 马长寿的人物评价

马长寿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早年他引进西方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先进科学方法，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发表一批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之作。
20世纪50年代后，他在中国民族中领域内，融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发展成独具一体、自成体系的学派。
在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藏学等如今已成为世界“显学”领域内，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凡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都要参考他出版的一系列论著。《马长寿民族学论集》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反映马先生学术思想的代表作。
作为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与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的学术活动始终与边政问题密切相关。他特别强调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边政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边政问题结合起来，以自己一生的学术实践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2. 西北大学考古系介绍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建立的考古学专业之一。

陕西及西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下、地上文物资源，以及校内大量馆藏文物标本，是本专业教学科研的坚实基础。

专业教育高度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校内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旨在培养创新研究型、综合交叉型或专业技能型等多种专业人才类型，既能满足个人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也能更好地适应文物考古研究、博物馆、文物行政管理等部门的专业人才需求。

西北大学考古学研究起始于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组对张骞墓的调查发掘。新中国建立后，西北大学服从国家文物事业整体布局，于1956年设置全国第二个考古学专业。

经过60多年的发展，目前的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已经成为专业设置全面、目标方向明确、学术团队充实、科研条件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的国内一流考古学科，是我国文物事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在国内最早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以考古学研究为价值的认知体系、以文物保护技术为价值的保存体系和以文化遗产管理为价值的实现体系），是我国文化遗产事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

结合所在区位优势，形成了以周秦汉唐和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为重心的研究特色，在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早期周秦文化研究、古代游牧文化研究、历代长城综合研究、佛教考古研究、科技考古研究以及文物分析、土遗址保护等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文化遗产管理和大遗址保护规划研究等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和鲜明的特点。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47人，具有正高职称的14人，副高职称的12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1人，省级教学名师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1%。先后有多项成果获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学院下设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和文化遗产管理三个系，分别开设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和文物与博物馆学3个本科专业。

有考古学一级学科博、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考古学），省级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工作站1个（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建），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区1个（考古学），陕西省名牌专业2个（考古学、文物保护学），陕西省特色专业2个（考古学、文物保护学），省级教学团队2个（考古学、史前考古学），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3门陕西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程，4门西北大学精品课程。

3. 古代匈奴人现在在哪个国家

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内蒙古东部一带。

匈奴人原本是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今外蒙古和中国内蒙古地区。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东亚的蒙古高原，就是凶猛的游牧部落的故乡，他们是草原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他们四处侵略农耕文化的国家。

尤其是每当出现较大的自然灾害，牲畜大批死亡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入农业文明的领地，通过掠夺资源，来延续着自己的存在——他们一批批的从蒙古高原冲出去，他们征服了许多的亚洲帝国，并且一度成为了小半个欧洲的统治者。

在东汉初年，匈奴就大量进入塞内。46年前后，匈奴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人畜饥疫，死亡大半。而统治阶级因争权夺利，发生分裂。

48年，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为单于，与蒲奴单于分庭抗礼，匈奴分裂为两部。后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臣称为南匈奴，安置在汉朝的河套地区。而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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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在匈奴建国以前，东北亚草原被许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割据着。那时的部落和部族联盟的情况是“时大时小，别散分离”；是“各分散居溪谷，自幼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然莫能相一”。

当时分布在草原东南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是东胡部落联盟；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以南色楞格河流域的，是丁零部落联盟；分布在阴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谓“河南”（鄂尔多斯草原）一带的，是匈奴部落联盟。

此外还有部落集团分散在草原各地。后来的匈奴国，就是以匈奴部落联盟为基础，征服了上述诸部落联盟、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国而建立起来的。

自西周起，戎族开始威胁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犬戎部落攻陷镐京，迫使平王东迁。战国时林胡、楼烦多次侵扰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林胡、楼烦，在北边新开辟的地区设置了云中等县。林胡、楼烦北迁融入新崛起的匈奴。在战国末期，赵国大将李牧曾大败匈奴。

前3世纪匈奴统治结构分为中央王庭、东部的左贤王、和西部的右贤王，控制着从里海到长城的广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亚北部、中国东北等地区。

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出动战车1300乘、骑兵13000人、步兵5万、弓箭手10万，与匈奴会战，大破匈奴十余万骑，从此匈奴十余年不敢南犯；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14年，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河套，屯兵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蒙恬从榆中（今属甘肃）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连接秦、赵、燕5000余里旧长城，据阳山（阴山之北）逶迤而北，并修筑北起九原、南至云阳的直道，构成了北方漫长的防御线。蒙恬守北防十余年，匈奴慑其威猛，不敢再犯。

4. 汉族与苗族的文化差异与习俗差异(急)

众所周知，苗族民间节俗活动多，而且非常活跃，几乎每月苗族民间都有节庆民俗活动。这是无文字的苗族先民，以繁富的民俗载体来传递苗族的历史和文化。一年中，不同地区的苗族民间，直接与神农有关的节庆民俗活动有赶秋节、跳香节，跳香节又称跳香大会。

1.赶秋节

传说在远古时代（神农取谷种母题神话的另一传说），苗族先祖神农，派一男一女去东方取谷种，教苗民种植，使人们有五谷食用。所以，湖南花垣县麻栗场至吉首市矮寨一带的苗民，每年立秋日到来前，要过赶秋节，把神农派去取谷种的一男一女称为秋公秋婆，以此纪念神农的恩德。因为农历立秋日到来之前，水田、旱地作物正在黄熟，由于神农的护佑，丰收已成为定局，因此，赶秋节如同动员会一样，四面八方的苗民都去赶秋集会举行对歌、跳鼓、打秋千及其他娱乐活动，纪念神农先祖与秋公秋婆。后来，赶秋节插入英雄美女的爱情传说，使赶秋节具有祷念神农取谷种伟业和歌颂自由爱情意义的群众性娱乐节俗活动。近年来，花垣县麻栗场的赶秋节，每年参加的群众达七八万人之多。可见苗民对神农派人取谷种之崇拜。

2.跳香节

苗族不仅在丰收定局时的立秋之前祭拜神农，而且在秋收完成后，还要举办大祭神农的节庆，苗民谷称为跳香。跳香节，一般在秋后农历十月举行。盛行跳香节祭五谷神和神农的地区，有湖南泸溪、吉首、古丈、沅陵、辰溪等县市，每当跳香节到来时，由苗族祭司主持，节期一般为一天一夜，除祭祀五谷神与神农外，还要跳跳香舞，当地苗族称之为“督熊”，“督”苗语意为起伏地跳，“熊”，意为苗族。即这天，苗族祭司要主持男青年跳苗舞来祭祷五谷神与神农。像苗族这样的秋收前和秋收后的十月，有专门的节俗和舞蹈来祭祷神农，在其他民族尚未发现。

3、苗族水牛角银饰等具象的文化符号意义

如前文所述，黔东南苗族女性头饰所戴的水牛角银冠和湘西、黔东北苗族把水牛角高挂在火塘左边的中柱上进行祭祷，很明显，都是“人身牛首”这一母题的牛耕稻作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和具象，是苗族先民早期牛耕稻作经济的产物。这种文化符号表明早期苗族先民对“用水牛耕种稻田”获得美好生活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的记忆、归纳、抽象和积淀。这个高挂的水牛角与装饰在头顶上的水牛角银饰，具有“人身牛首”符号具象的含义，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那个时代苗族的族微。湘西、黔东北苗族把水牛解高挂在中柱上祭祷，并为此水牛角而以引为豪。黔东南苗族把宽大的牛水角银饰戴在头顶上，以此为美，以此为殊荣。这种顶礼膜拜水牛角与水牛角银饰，正是历史文献所载“炎神农，人身牛首”含义的写照。显然，“人身牛首”的神农与“人身牛蹄”的蚩尤，属于同一人们集团，表明二者同属于牛耕稻作部族不同时期的首领。“牛首”、“牛蹄”，寓意着“人身牛首”的神农为先，“人身牛蹄”的蚩尤为其后，历史传说，二者是牛耕稻作文明的君王，为中华民族历史作过开拓性的贡献。“人身牛首”与“人身牛蹄”的文化符号是具象的，有其特定的人文内涵，并非此乃“半人半牛”人种。历史行人根据“人身牛首”与“人身牛蹄”的汉文写含义，绘制了“一个人长一个水牛头”，另“一个人长一双水牛蹄”，使之成为“半人半牛”的神话，其实，这是一种附会与误会的阐释，并非言中“人身牛首”和“人身牛蹄”的原生意义。绘制一个人长一个牛头，另一个人长一双水牛蹄的历史先人，显然是以中原旱地农牧文化为坐标来阐释南方水乡牛耕稻作文化，阐释者与被阐释对象之间，存在着时空距离，无法言清“人身牛首”的原本意义。对“人身牛首”准确的解释，莫过于黔东南苗族妇女头上的水牛角银饰，可以说那是“人身牛首”的原生性具象。不难知道，水牛角，最初是作为一种膜拜与装饰两全的具象符号，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膜拜内涵减弱，装饰与审美意象加重，最后形成水牛角银饰。而“人身牛蹄”，实际上亦是一种文化具象和物质符号，解放前的湘西苗区，有一种为贫苦民众在冬天自制自用的“水牛皮鞋”，即当剥下水牛皮时，按事先计算好的尺寸，割两块相等宽度的牛皮，包在两根事先水削好的下粗上小的木柱上，待牛皮干后定型，取走木柱，便成一双不用针线缝制的“水牛皮鞋”，要穿时，先打绑腿，并在“鞋”内垫棕衣，就可穿上，再用细绳捆住，便能在冬天雪地里行走了。笔者认为，这种在下雪天用的“水牛皮鞋”，极为可能是最原始的“皮鞋”。古时，长江中下游水乡盛产水牛，而湘西的苗族，有一部分是从荆湖和句吴水乡迁来。水乡的苗族先民穿这种原始的“水牛皮鞋”，对于北方旱地农牧生态圈的先民来说，认为其为“人身牛蹄”，也是洽当不过的描述了，其间并不存在贬侮之意。苗族为蚩尤之裔，所以说，蚩尤“人身牛蹄”，极可能源于此。 为何苗族要用“人身牛首”式的水牛角银饰装饰自己并以此为美呢？其他民族为何又无此种装饰？

我们知道，受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同民族在审美观上存在着差异。在苗族看业水牛角是美的，在其他民族看来也许是不怎么美的，这是正常的。此种审美意识的民族性差别，是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生境、族源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差异所致。古时，苗族居住在江淮荆州水田平原及其南北地区，用水牛耕种稻田为生。汉族先民曾称“苗”族为田里种草（稻）的人，种稻的苗族，利用水牛耕种稻田，获得丰衣足食的好生活，因而家水牛，对水牛角顶礼膜拜，不仅把水牛角装饰在自己家里的中柱上，而且还把水牛角银饰载在本民族女性的头上。其他民族没有此种“人身牛首”式的具象装饰。苗族的头顶水牛角银饰，可以说是苗族“人身牛首”的炎帝神农之裔的明证。 以上，从历史文献和前人对神农的研究、“神农”一词的语言文化意义、神农的苗文化形态以及水牛角银饰的文化符号意义等多维材料，均一致证明苗族与神农的密切关系：神农之后为三苗，三苗之后为苗族的论点是正确的。正如另一位民族学家马长寿在其文《苗瑶起源神话》中指出：“自中原与楚苗交通后，汉苗文化交流，于是楚苗之古帝王及主神……汉族亦从而假借之……盖汉族之假借伏羲神农为古帝，亦犹苗倮之祀孔子。”汉族采借伏羲神农为古帝，如同苗族彝族祭祀孔子一样。此种文化上的采借，是历史上民族交往，形成文化相互涵化，亦可证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古远。“计神农建国，奄有中原。黄帝之际，蚩尤尚争涿鹿。尧舜之时，或窜集三危，或负隅丹水。禹伐共工，三苗乃格。周室有讨平荆蛮之师……至汉武时武陵五溪，苗蛮啸聚。光武之际，苗患特深。考武陵即今常、桃以上及黔东各县是也。”可见，神农为苗族先祖无疑。

5. 陕西澄城县地区的人有羌族血统吗那里原来有羌族吗

有，这个可以根据地名推断出来，渭北的地名中有雷，井，贠的都是古代羌族的寨子，这些都是他们的大姓，西北大学有个老先生，已经过世了，叫马长寿，对这个最有研究，你可以网络他

6. 段氏由来的历史

段姓是多源姓氏，主要来源有：
一、源自共叔段，根源于姬姓，属黄帝的后代。
段姓受姓始祖是共叔段。他的曾祖父是周厉王，公元前841年，发生 “国人暴动”， 厉王死于囚所。据《左传》、《史记》的记载，周宣王继位，把他的弟弟姬友分封到镐京附近的郑（今陕西省华县）。姬友就是共叔段的祖父郑桓公。他是周幽王的司徒。公元前770年，犬戎攻破镐京，姬友死于王事。姬友的长子姬掘突继位，助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仍为周朝司徒，并把郑室迁到洛阳东南，史称“新郑”。故城至今保存完好。武公娶了申侯的女儿武姜，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寤生”，因难产，姜氏受了惊吓，对他一直不喜欢。姜氏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段”，人们称他“叔段”。共叔段死后，家人子孙四处逃散。郑庄公的儿子郑厉公继位，态度有所改变，他曾对臣下说：“不可使共叔段无后于郑。”并于周釐王四年（公元前678年）将出奔在卫国的共叔段的孙子公父定叔及其家人迎回郑国。公父定叔的父亲名叫公孙滑，定叔回郑以后，共叔段的子孙始称“公孙段氏”。这就是所说的河南段氏。共叔段的后代子孙将“段”作为自己的姓氏，这表明了他的后代子孙对共叔段的爱戴与尊重。
二、来自段匹磾,根源于鲜卑族后裔。
段匹磾，辽西石城人。据《辞海》载，西晋时，鲜卑族的一个部落首领叫段务勿尘，在归顺朝廷后被封为辽西公。他的领地内原有三万家，分布在今辽宁西部。但后味他的领地被十六国之后赵 石虎于太宁元年（349年）占领，其属民逃到中 原各地，与汉 人杂居，并逐渐与汉人融合，在生活习惯上也没有两样。 又据清人张澍《姓氏寻源》一书载，段务勿尘本鲜卑人檀石槐之后，其属民在与汉人融合之后，其东晋怀帝时的左贤王兼幽州刺史，段匹磾，作为段务勿尘之后人，即将这“段”作为这些属民统一的姓氏，使之成为段姓族人重要的一支。是为辽西段姓。
《晋书·卷八十六王浚传》称“鲜卑务勿尘”《 晋书·段匹石单传》曰:“段匹石单,东部鲜卑人也。《晋书·惠帝纪》:“王浚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邺。光熙元年 ,司空越遣祁弘等帅鲜卑西迎车驾⋯⋯祁弘等入长安,所部鲜卑大掠⋯⋯“ 《 《北史·徒何段就六眷传》[1-3] 曰：“日陆眷，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大人库辱官家奴。诸大人集会幽州，皆持唾壶，唯库辱官独无，乃唾日陆眷口中。日陆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愿使主君之智慧禄相，尽移入我腹中。’其后渔阳大饥，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使将人诣辽西逐食，招诱亡叛，遂至强盛。” 魏晋之际，段氏祖先段日陆眷作为一个社会地位极低的家奴，以口接主人痰唾，获得乌桓大人库官氏的信任，并乘渔阳大饥，吞并了库官大人“诣辽西逐食”的乌桓人众，以此作为最初最基本的部众建立起段部。而后，日陆眷又于辽西“招诱亡叛”，继续扩充实力。日陆眷所招诱的“亡叛”， 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没有组织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成员，或者是和日陆眷同样身份的奴隶，他们没有领袖与部落，很容易便统一于日陆眷的旗帜下，成为段部部众。 据中国民族史家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等考据，段部可能是在东汉中叶迁入辽西的，段部世袭部落大人，历经了段日陆眷、段乞珍、段务目尘、段就六眷、段涉复辰、段匹磾、段末波、段牙、段辽、段兰、段龛、段勤等部落首领的统治，于东晋永和年间全部鲜卑化。段部其后裔以及与之相关的乌桓部落和高车部落全部鲜卑化，并融入北朝的鲜卑人之中。
鲜卑段氏也称段部或者段国，是东晋十六国前期活跃于北亚的力量。 段部最初是由乌桓化的高车段氏家族主导的乌桓部落，在迁入辽西以后，又吸纳 不少少数民族加入不断壮大， 所统少数民族至少包括乌桓、鲜卑、匈奴和高车。段部与慕容部、宇文部并列为东部鲜卑三部，因其族属为鲜卑，史书称其为鲜卑部落。
段日陆眷本是高车族库狄部落族人， 高车族的先祖便是春秋时期的赤狄。段日陆眷的祖先很有可能便是赤狄部落的铎辰氏（段干氏），因而以段为姓。 唐代 《元和姓纂》卷九“辽西段氏”条记北平襄侯段文振是东部鲜卑段匹磾之八代孙。段匹磾即段日陆眷之侄孙、段务目尘之子。《周书》卷三十六《段永传》记载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史段永亦匹磾之后：“段永，字永宾，其先辽西石城人，晋幽州刺史匹磾之后也。” 段部后裔还有一支因避难改姓库狄，恢复了段部首领先祖库狄部落氏姓。 《周书》卷三十三“库狄峙传”：“其先辽东人，本姓段氏，匹磾之后也，因避难改焉。后徙居代，世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贞，上洛郡守。”唐朝《元和姓纂》卷八“库狄”条记载：“鲜卑段匹磾之后，避难改姓库狄，居代北，后迁中夏河南。后魏上洛太守库狄陵生保真，保真生峙，周宣州刺史，生嶷、徽、崧；徽生璠，益州总管、乐成公；崧生仁志，千牛郎中；仁志生益利，益利生履温，库部郎中。” 唐代的襄阳令库狄履温即出自此族。 库狄氏为 鲜卑著姓，《北齐书》为之立传的有库狄干、库狄回洛、库狄盛等，《周书》为之立传的有库狄昌、库狄峙，《隋书》为之立传的还有库狄嵚。《北齐书》卷六《孝昭帝纪》：“赵郡王壑与库狄显安侍坐。帝曰：‘须拔我同堂弟，显安我亲姑子。今序家人礼，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
三、云南白族（还有哈尼族），根源于段思平。
唐宋时期，在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白蛮出身的段思平，建立了大理王朝，其子孙在这里相继统治了317年 （737—1053年）。白蛮就是白族，段姓一直是白族的大姓之一。特别是大理王朝被蒙古人忽必烈灭亡之后，有更多的白族人改姓段氏。如今在大理一带，多为段姓。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中说：“云南蛮段氏，魏末段延没蛮，代为酋帅。裔孙凭入朝，拜云南刺史，本出武威。”这就是云南段氏的来历。始祖段延是出自武威的地道的汉人，是共叔段子孙西迁武威后的后裔。如此看来，云南段氏同河南段氏本是同根生，云南段氏被世人视为白族(还有的是哈尼族)。清人冯苏在《滇考·段氏大理始末》一数千字的长文中说：“段氏之先为武威郡人。唐天宝末，段俭魏佐南诏王蒙氏有功，赐名忠国，擢清平官（相当于宰相）。六传生思平。”
四、源于蒙古族，属于文化上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1、蒙古族土尔扈特氏，源出蒙古土尔扈特部等，本姓巴达盖、给尔给斯氏、土尔扈特(陶尔高德)氏以部为氏。
2、蒙古族陶日根席日氏，陶日根沙拉(陶日根席日、陶尔干锡热)氏、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字姓为段氏、黄氏等。
五、据《皇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段姓，其先清代八旗段氏。
六、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锡伯族、土家族、苗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段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字姓氏，世代相传至今。

7.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西北大学考古专业50年历程回顾

举世闻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得天独厚条件。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陆懋德教授等对张骞墓、樊哙墓等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博望侯印”封泥和绿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1939年，西北联大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陆懋德教授等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和《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国亭发表了《勉县考古记实》等。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
1938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黄文弼，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点在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
1940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资料。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积极开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调查研究，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遗址获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此外，还举办有关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专题展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5月，为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古迹的研究，历史、边政两系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组织会员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迹，利用假期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时代遗址，并将考察之成果，精制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边政学系21位学生对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之新发现”等学术报告。
1951年，陈直先生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1954年，陈直受聘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来校任教，为考古教学增添了新生力量。
这一时期，武伯纶、刘士莪等组织历史系的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汉墓的发掘、咸阳底张湾北周隋唐墓发掘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积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经验，而且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于当时国家对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冶秋（时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和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等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关心下，1956年，历史系首先在54、55级历史专业选出部分学生，成立考古班。其后设立了考古专门化，考古专业正式创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马长寿先生任主任，陈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师有刘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专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陕西乃至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石兴邦：《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贺文》，载《考古文物研究》第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从1956年开始，考古专业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考古教学除本校的几位老师（马长寿、陈直、刘士莪、李家瀚、贾德耀、蔡尔轨等）承担外，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石兴邦、金学山、杨泓、郭仪孚、王伯洪、林寿晋、马得志等相继来校分段讲授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术课，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师队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考古教学活动。
时任校长侯外庐还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家埃米尔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教授等作考古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形成一股考古热。
除了系统的考古学理论教育外，还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唐兴庆宫、铜川耀州窑等遗址的发掘。1958年，在蔡尔轨老师的率领下，考古班的学生参加了宝鸡北首岭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60年，56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陕西彬县（今属长武县）下孟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地层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专业创立以来，曾琪、段浩然、黄碧芳、高建民、韩伟、韩保全、郭长江等先后留校任教，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61年，考古专门化改称考古专业，但不久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精简专业，考古专业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
1972年，考古专业恢复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陈直任主任，刘士莪任副主任。之后，王世和、戴彤心、段连勤、孔哲生、肖安顺等先后到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任教，考古专业的教师队伍得以重建。特别是有丰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学田野考古发掘教学与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73年，刘士莪、张洲与西北大学地质系共同发掘了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刘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连勤指导72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掘。1974年，刘士莪等带领74级考古班部分学生，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发掘了周原凤雏和召陈建筑遗址、庄白青铜器窖藏和云塘制骨作坊遗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导74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75年，贾正中带领74级考古班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上述发掘不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实践中锻炼了教师，培养了学生。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56年考古专门化以来，共培养了7届130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我国各地考古学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和著名学者的优秀学生，在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考古专业的科学研究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进了西北大学的文物研究。其中马长寿在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资料，对关中古代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部族人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论。陈直著有《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等论著，其中《秦汉瓦当概述》一文对秦汉瓦当的文字书体及规格、断代及分期、制法及窑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至今对秦汉瓦当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考古专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考古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980年以后，刘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发展。1986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博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设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专业被评为陕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了考古学系（含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并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建立了考古技术与文物修复实验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的条件。200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被批准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组成的“砖石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基地”通过专家组评审，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化遗产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学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组织编印了《原始社会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参考图录，邀请苏秉琦、安志敏、李学勤、张光直、田边昭三等著名学者先后来校讲学。1994年开始，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传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门课程成为方向性的专题课。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了田野考古学、考古技术课程的教学。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周原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个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课程实习与综合实习构成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形成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发掘、博物馆实践相结合的特色。2003年，对教学内容又进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加强了重点课程的建设。赵丛苍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学概论》被列入国家级精品课程（2005年），张宏彦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学》（2004年）被列入陕西省精品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课程被列入西北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设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赵丛苍、张宏彦、钱耀鹏教授编写的教材《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概论》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设计划，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2003年）、《科技考古学概论》（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专业电化辅助教学体系的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王建新、张宏彦、钱耀鹏等的“考古专业教学实践的改革”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一届教案展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等奖；2003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质量奖二等奖；2004年张宏彦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案展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等奖， 2004年张宏彦获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2005年张宏彦编著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年来考古专业始终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强调“三个重视”，即重视专业基础教学，重视知识视野拓宽，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从1977年至2006年，考古专业连续招收本科生27届（含2届专升本班），毕业571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共20届，毕业获得学位者83人。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物馆专业、文博专业专科生10届共250人。毕业生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其中陕西地区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机构的业务人员90%以上、西北地区70%以上均是我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已担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的领导职务，或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及各省区文博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业务骨干。此外，多年来还承担了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工作，培训了文物干部数百人。特别是2003、2005、2006年先后承办了三期全国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级领导73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稳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取得了显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张洲指导77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梓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顺带领78级学生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
1982年，王世和、张宏彦指导79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遗迹、遗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带领80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遗址的发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张宏彦、王建新、钱耀鹏等主持发掘了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1级、84级、90级考古班和双学位班、85级文博班、陕西省有关县市的文物干部、外国留学生等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案板遗址的考古发掘实习或培训，成为20世纪80年代培训学生最多的考古实习基地。
1985年，刘士莪等主持发掘了西安老牛坡遗址（含许家寺地点），至1989年，共发掘了六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商代的墓地、车马坑、建筑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3级、86级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进行了考古实习，取得了教学与科研双丰收。
1985年，戴彤心、张洲、王维坤等指导82级考古班发掘了陕西宝鸡石嘴头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领85级考古班发掘了青海化隆县四更卡拉遗址，为研究卡约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1990年，王世和、张宏彦、钱耀鹏带领87级考古班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加藤隆也，参加长安北塬（风雷仪表厂）汉、北周、隋、唐墓的发掘。同年，刘士莪、赵丛苍指导88级考古班首次发掘了陕西城固宝山遗址。至2001年，宝山遗址共发掘了3次，发现有大量商时期的烧烤坑、建筑基址、墓葬等，为探索汉中地区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1991年，赵丛苍、张克平指导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新疆维丄吾丄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柴窝堡遗址和拜城县克孜尔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万里率领部分学生首次发掘了校园内的唐太平坊和实际寺遗址。之后，累积历年发掘和收集的校园文物，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内设立了校园考古陈列室，成为西北大学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1994、1995年，王建新、冉万里、指导91、92级考古班发掘了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镇遗址，并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在班村遗址开展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96年，王世和、赵丛苍、王维坤、张宏彦、周晓陆、冉万里、刘瑞俊等指导93级考古班发掘了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唐崇化坊遗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遗物。
从1997年开始，考古专业开始承担国家基本建设重大考古发掘与科研项目。1997年由陈洪海、刘瑞俊主持发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库区盐东遗址。1997至2004年先后由王建新、张宏彦、赵丛苍、钱耀鹏、陈洪海、冉万里、刘瑞俊主持发掘了重庆长江三峡水库区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余家河、白河沟遗址，巫溪河坪遗址的发掘与研究。2006年，由陈洪海、冉万里主持发掘了南水北调河北涞水县西水北遗址，河南镇平县姚寨遗址。
从2000年开始，考古专业启动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计划。2000～2002年，王建新、刘瑞俊等与新疆、甘肃两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试掘了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敦煌西土沟遗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新疆东部及甘肃西北部秦汉时期遗迹的考古调查”，调查新疆哈密马鬃山区的相关遗存。2003年，钱耀鹏、陈洪海率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参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库区、特克斯恰卜其海库区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战国至汉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年，赵丛苍带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发掘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遗迹，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古豳地区域考古研究”项目，钱耀鹏等对陕西彬县、旬邑、淳化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4年，陈洪海、刘瑞俊、陈靓老师指导2001级考古班学生发掘了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陶窑，其中新发现了可能专用于烧制石灰的窑址。2006年，钱耀鹏、魏女指导2003级考古班学生，主持发掘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现了先周时期的聚落和大批极具特色的蛇纹陶器。对于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与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资料。
2004年，考古学系师生参加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联合实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对甘肃东部礼县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5年，王建新、赵丛苍、陈靓老师主持，指导2002级考古班学生发掘的甘肃礼县西山遗址，获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遗迹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资料。
2005年，在多年对汉水上游城固宝山遗址和城洋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由西北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启动了汉水上游先秦时期文化调查研究项目，赵丛苍主持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近十年来，考古专业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旺盛势头，在中国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40余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考古学报》、《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5部、译著2部。其中，刘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张宏彦教授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与麟溪桥》、赵丛苍教授的《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与调查的重要收获。此外，王建新教授的《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王维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张懋镕教授等的《文物鉴定秘要》、张懋镕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周晓陆教授的《秦封泥集》、赵丛苍教授的《中国古代玉器》、钱耀鹏教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在中国史前考古、周秦汉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体现了专业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显著的学术特色。其中王世和、张宏彦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获2003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建新的《慈善寺与麟溪桥》、《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赵丛苍的《城固宝山》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8. 金川县有哪些旅游景点

去金川县旅游哪里最好玩，金川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不少去金川县旅游的人都有这个问题，下面我就为你介绍金川县有哪些旅游景点。

1、土基钦波观音庙

土基钦波观音庙建于公元七世纪（土基钦波是指四臂观世音菩萨），有长达1200多年的历史，它具有独特的藏旌建筑风格，气势雄伟，规模庞大，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扎巴和信徒的维护修建，到现在建筑面积达1822平方米。庙内供奉着观音菩萨、莲花生大师、文殊菩萨等100多尊神像，庙中还有各种价值昂贵金银塔，并藏有大量经卷。庙壁上挂满笔调考究的唐卡，内外墙壁上有色彩鲜艳的壁画，壁画尽雕刻佛教传略，具有浓郁的佛教文化风格。该庙第年农历正月十五跳神，庙会称“跳布扎”。僧人们带上面具，淋漓至地演绎人世间的因果报应，叫人们改邪向善。

2、金川广法寺

曾被列为清代四大皇庙之一的广法寺，位于金川县南，安宁乡末末扎境内，距县城23公里．该寺前身名雍忠寺，“雍忠”意为吉祥神，由本教八个派列中的雍志本得名，为黑教寺院。乾隆四十一年帑银重修，赐名广法寺。御书“正教恒宣”扁额，悬于殿堂．厂法寺建筑雕塑宏伟壮观，富丽堂皇，正殿西南而立，纯金屋顶映日生辉，前后四门有四座藏经塔，玲珑古朴，辉映生彩、寺内钟鼓齐鸣，诵经朗朗，聚僧曾达2000余众，嘉绒佛徒凡欲进西藏深造，无广法寺所授名号，入藏无果，有则能优厚晋级。这里不仅有让人留恋往返的古建筑物，而且还有让人浮想联翩的传说，据传，宋代有一苯波教高僧，于嘉绒藏区主山神一一嘉莫木尔多山狮子岩下石洞中发现了苯教寺、稀贵经卷，经卷中有“苯教东方主寺”三建造图，其中一位土司叫拉谢雍忠，为大鹏所生花蛋变为人，受父差遣传授苯教于金川，后与魔头斗胜而成了国王．

3、索乌山风景区

索乌山风景区，位于金川县城东部万林乡二甲村线碉沟内，面积100余平方公里，景区地质结构以花岗岩为主，以松木坪为中心向周边幅射的索乌大庙、菩萨沟、线碉沟、竹厂沟，大树子沟等景点组成。索乌庙 索乌庙位于男、女山的山脚下，该庙原坐北向南，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殿顶为单檐歇山式，造型古朴雄伟。中间为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索乌大庙。1944年靖化县政府又拨款重修，更显得雄伟壮观，可惜，在-中完全被毁，现仅存木结构庙房二层三间，供有莫尔都、索乌、哈姆神像和神位，年年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不断。菩萨沟 菩萨沟为风景名胜集中区，它又分为男山、女山、城墙山、棋盘山。男山，亦称索乌（意思是先祖父）。是索乌山主峰，海拔3750米，象一高大威武的男子汉，昂首挺胸，目光炯炯，高出云霞。因其山体自然形成一尊巨大的佛像。女山，又名哈姆峰，传说为嘉绒藏区十八土司辖区的第一大神山嘉莫尔都山神之女，是索乌山主峰之一。

4、嘎达山风景区

嘎达山风景区位于金川西北部安宁地区一带，距县城42公里，景区面积近100平方公里，是古东女国和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原始宗教——苯波教圣地。在状如圈椅的苍茫环山中，莽莽-之上翻腾着万态云霞；流彩山岗之中，飞瀑与奇峰怪石相映相衬，刚柔济溶；凌空绝壁之间，古庙遗文光影神色杂陈期间。嘎达山风景区由中国碉王——关碉、龙龟飞瀑、自然天成高达240米的东巴·石菩萨、巨型岩洞、悬空古庙群、原始森林等景观组成。中国碉王——关碉 此碉威然矗立，高达49.5米，是目前已知保存较好的最高古碉，被誉为“中国碉王”，迄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本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马长寿先生在考察井冈山五次反围剿的'碉堡时指出：“中国之碉源出四川，四川之碉源出金川”，这是嘉绒藏族对丰富战争艺术的杰出贡献，著名美国记者索尔兹伯看到金川的石碉惊叹，这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明珠。

5、金川阿科里风景区

阿科里躲在阿坝的一个高原河谷里，安安静静地等待你去发现它，爱上它。这里，有淳朴的藏族人民，有高山、河流、原始森林、村庄，更有很难见到的藏族古风民情。阿科里是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它被一条名叫“太阳河”的河流滋养着，延续着神奇而古老的文明。如果你愿意，请跟我们一起走近它。

6、阿坝御制平定金川之碑

阿坝御制平定金川之碑简介 该碑位于金川县安宁乡炭厂沟口，并有碑亭，建立于清乾隆51年。该碑座东向西，面对大金川河。碑为穹降形碑首，碑首上浮雕二龙戏珠图案。碑身为长方形，正面以汉文刻平定金川喝拉依战事史略，全文447字。碑身背面以满文和藏文刻与正面汉文字内容相同的碑文，碑高4.50米，宽2米，厚1.30米。碑下为龟座，座高0.80米，长4.30米，宽2米。该碑外建有碑亭，以保护该碑。碑亭平面呈方形，而阔3间4柱8.30米，进深亦3间4柱8.30米。

9. 1938年属虎关口年，1938年男属虎寿终

1938年属虎关口年

徐达在这里筑长城，戚继光在这里首创“空心敌台”，军民在这里浴血战日寇

白羊峪村边戚继光像。 本报记者王文华摄

冷口，1933年长城主战场之一，而今是河北省迁安市建昌营镇所属村庄，有南、北冷口两村。

明长城冷口关城在北冷口村，南门拱门洞尚存。村边有个村史馆，也称冷口关长城纪念馆。

57岁的佟顺利为建这馆花了不少心血。他1996年到2006年在村里当副支书，发现村里老人常念叨的冷口，年轻人很少知道，于是收集旧物筹建馆舍，2022 年开馆，村里还投入近千万元建成馆前的小广场。

纪念馆只是几间简易房，墙上挂着展示板，桌上摆放旧家什，还有壳等。发锈的壳如黄瓜条般摆在瓷盘里。简陋，但也算致敬冷口丰厚历史和悠长过往。

冷口关城有600多年历史，比关城更悠久的是它扼守的道路——无终道。

无终道、平冈道、卢龙道和傍海道是古代华北通往东北4条通道，标志性关口分别为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榆关（明移至山海关）。4条道路在燕山内外蜿蜒，千百年里此起彼伏、屡经兴废，见证了不尽的征伐与流离。其中，无终道开拓最早，可远溯到商周时期。

冷口，3000年来，路过的人，经过的事，不知多少。

江畔何人初见月

冷口关也称清水明月关，说是因关边水清月明而有此称。北冷口村东是沙河，属滦河水系青龙河支流，至今水流清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称沙河为小沮水，说其发源于冷溪，人们称之冷池。冷口或由此得名。

冷口名字 康熙，他路过时遇风雪，寒冷难耐，惊叹：“好难过的冷口关啊！”其实冷口之名明代已正式使用，成书于明万历三（1610年）的《卢龙塞略》载：“冷口关提调，城砖，高二丈九尺，周三百八十七丈有尺……”

皇太极曾过冷口，那是在明崇祯三年（1630年）。之前他率军突入喜峰口，以反间计使明帅袁崇焕入狱，射杀明将满桂、俘获总兵黑云龙、麻登云，劫掠京畿，经冷口走无终道回沈阳。崇祯九年（1636年），又命其弟阿济格率军入攻独石口，再次劫掠周围，掠获大量人口、牲畜、财物出关，《国榷》载，清兵“出冷口，掠我子女，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斫塞上木白而书曰：‘各官免送’。凡四日乃尽”。

明代傍海道已成东北通往华北的主要道路，明军重点防守山海关及其关外，皇太极始终未攻下山海关，5次选择明长城薄弱处攻入，畿辅后出关。其中两次从冷口出关。无终道是除傍海道外去沈阳最近的通道，冷口向险可守，携带大量“战利品”的后金兵自然愿走冷口。顺治入关，天下一统，清帝往返东北就多经山海关走傍海道了。

从地形看傍海道沿海边的辽西走廊而行，更大限度绕开燕山的绵绵群峰，是东北与华北间的最便捷通道。但自古以来傍海道沿海泥泞难行，直到10世纪辽国大量开山铺路才彻底开通。无终道开通要早得多，从经冀东平原，由冷口进入燕山，沿沙河北上后进入青龙河谷，再转大凌河谷沿河到辽宁朝阳，一路多河谷低丘，这条道是无终道。

无终道何时开通？没有记载，考古发现推断不晚于商周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大凌河谷和青龙河谷出土了大批殷商到西周时期青铜器，其中不少是接受中原地区文化传统影响的器物，有些应是中原地区输入，如大凌河小波汰沟出土窖圉簋，铭文与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出土青铜器上的一致，当为同组器物。

由此判断，经冀东平原和青龙河、大凌河谷的无终道，在商周时期已成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通道。

小波汰沟出土西周圉簋高29.8厘米，口径24厘米，现辽宁省博物馆。圉簋本天地所用，却成了后人探知过往的凭据。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但人走过了不留下点什么，这人和路对后来者就成了谜。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最早走出无终道，领略冷口清水明月的是什么人，尚难知晓。

从现有典籍和考古发现看，山戎人曾在无终道上奔波。

山戎是春秋时期活跃在燕山南北的游牧，《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均有记载。不少学者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是山戎文化，这一文化1960年在赤峰夏家店首先发现，为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青铜文化。无终道北端的大凌河流域有集中发现，被认为是山戎主要活动地。

无终道南缘有3个氏族小国，冷口所在的迁安为令支，迁安以东的卢龙为孤竹，天津蓟州、宝坻和河北玉田一带为无终，与他们相邻的诸侯国是燕国。

《史记·齐世家》载：“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这事《国语》也有记载。说的是公元前663年，山戎带领令支和孤竹攻打燕国，齐桓公率军援燕，征讨令支和孤竹，击败山戎。

《辽宁公路交通史》描述双方行进路线：“齐从燕都蓟（今）出发，经无终、令支至孤竹，山戎则从大凌河谷出发，越青龙河与大凌河支流的分水岭，过大煤岭，顺滦河支流青龙河而下，进抵孤竹。”称这条从辽西到冀东北通燕都蓟的无终道是“辽宁最早通往中原的大道”。

虽称大道，尚少路标，靠马，齐桓公这次行军留下个成语——老马识途。

红粉哭随马

《》中刘备平黄巾后被授安喜尉，安喜县在今河北定州境内。冷口一带也曾称安喜县，辽太祖迁定州安喜县俘户到此，设平州安喜县。金代改安喜为迁安，沿用至今。

迁安是迁来的安喜，不过这“迁”对于被迁者来说很难说是“安”和“喜”。辽人将战争俘掳的人口入户称之俘户，常采用其原籍州县名称。战争俘掳人口被迫古来常有，与、流民等同为古代人口移动的主要形式。马长寿先生《北狄与匈奴》中说，匈奴最强盛时总人口150多万，其中所掠及其他人口有60万左右。

207年，曹操征乌桓，到无终遇雨道路不通，得田畴指引走卢龙道。卢龙道从喜峰口出发，沿滦河支流瀑河北上转入大哈河谷，由山谷通大凌河谷。这条路战国时开拓，西汉末荒弃。曹操重修卢龙道，开山填谷500余里，奇袭乌桓成功，返程经傍海道转无终道，带回乌桓降众20万人。

无终道上，千百年不断的中，有太多无奈的踯躅流连。322年，鲜卑慕容部经冷口袭令支，掠走千余家居民。338年，后赵击垮占据令支的段部鲜卑，北出冷口攻前燕，将辽西和令支居民两万户迁往河南等地。341年，前燕南出冷口攻打后赵，将今、河北一带居民3万多户劫往辽西……1636年，阿济格经冷口出关，俘掳人畜十余万。

绵延烽火，无限山河，曾有多少背井离乡，生离死别，庞大而模糊的数字里，淹没着海量个体的苦痛与哀伤。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这是汉末蔡文姬作品。她是蔡邕之女，被南匈奴所掳，沦于左贤王，历12年生两子，后被蔡邕旧友曹操赎回，作《悲愤诗》记述被掳前后的辛酸凄苦。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马，为谁一步一回头。”这是金亡时元好问描绘的人劫掠场景，随马而去的女子们一步一回头，“哭”是她们留给故土、留给历史的最后声音。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冬，瓦剌部入宣府（今张家口）劫掠，返程在清水河遇明军主力，当时河面冰薄尚不可行，瓦剌兵疲力弱，慌忙丢弃所抢财物，明军将士请战，总兵江桓怯战不前，瓦剌得以全军渡河而去。当时瓦剌军中有被掠女子千余人，见大队明军以为，结果无望，被迫北渡时“皆南向而哭，声闻数里”。

尹耕在《两镇三关通志》中详述此役，称这是土木之变后明军对瓦剌作战的最有利时机，江桓“罪深矣”。江桓被问责，夺俸6个月。次年军多次入侵，江桓仍不敢出战，嘉靖命锦衣卫将他械京讯治。

尹耕是蔚州卫（今张家口蔚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因知兵为权臣严嵩赏识。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拟任河南按察司佥事，为倒严力量攻讦，械京问罪。其后下落说法不一，有说他受严嵩未被重责，有说遣戍辽东，也有说遣戍冷口所属的蓟镇。这一年尹耕38岁，之后再无他的记载。

尹耕著《乡约》《塞语》讲述边防虏情要害，今收《中国长城志》中。他在《朔野山人记》中收录宣府，其中有《清水河谣》讲述清水河之役，“哭声渐入阴山境，将军者谁江不省”。江不省指江桓，今张家口方言中骂人蠢说“不机密”，和“不省”或是一个意思。

嘉靖三十一年的蓟镇，戍守者中有位25岁的将领，3年后他受命赴浙江抗倭，屡战屡胜。入侵掳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昼则缫茧，夜则聚而之”。这位年轻将领转战东南，救出大量被掠人口。

花街之战救出5000人，长沙之战救出1200人，上峰之战救出1000人，林墩之战救出2100人……长沙之战前，得知敌中囚禁着上千百姓，他说：“被掳子女皆吾类也，宁无俘馘功，惟祈救此足矣。”林墩之战一年后他又率军经过，百姓捧茶果于马前，唱道：“奠我再生兮，维戚元辅。”

对，他就是戚继光。

犹照渔阳塞外秋

2022 年春，冷口附近白羊峪村立起一尊戚继光雕像。

白羊峪距冷口14公里，是冷口西边的长城关口。明隆庆二年（1568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戚继光镇守蓟镇16年，增筑长城，练兵强军，屡败犯敌，北疆。

冷口关和白羊峪关都是明洪武年间徐达修建的，当时在燕山一线建设的重要关隘有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和松亭关，冷口、白羊峪均不在其列。

傍海道彻底开通后，无终道地位和通行能力下降。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许亢宗出使金国，作《奉使金国行程录》，其中说居庸可行大车，古北口、松亭关能过马，“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冷口的无终道应属“兔径鸟道”。明万历年间《四镇三关志》中称，冷口关“通单骑”，看来冷口通行情况已有所改善。这对明朝人来说不是。

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今宁城设大宁都司，管辖燕山长城以北广阔地区。元年（1403年）大宁都司内迁保定，归附明廷的兀良哈三卫占据这一区域。

兀良哈三卫指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是东部部落，虽称归附，并未，仍常协助鞑靼部、瓦剌部或自己侵扰明朝。冷口是其进扰地之一，为加强防范，明不断建设长城。《四镇三关志》载：冷口关，洪武年间建；边墙三十八里，嘉靖年间建，隆庆年间增修；空心敌台六十座，隆庆三年至万历元年建。建设空心敌台的是戚继光。

戚继光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起在闽浙练兵抗倭，戚家军所向披靡，赢得沿海安宁。隆庆元年（1567年）奉召入京协理军事。明代中期骑兵重新崛起，屡犯长城。隆庆继位后，朝臣建议调抗倭成功的两广总督谭纶和总兵俞大猷、戚继光北上。皇帝同意调谭纶，以俞大猷年老不调。戚继光时任福建总兵官，当地上疏：“盖一日有闽，即不可一日无此官。”皇帝正犹豫，人又来了。

同年，俺答汗攻入山西，从雁北到晋中且行且掠，死者数万。兀良哈三卫及土默特部从界岭口攻入蓟镇，冷口以东的皆被，死者数万。十月，召戚继光北上，次年任其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务。

在大学士张居正和蓟辽总督谭纶支持下，戚继光实施“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的战略应对骑兵。成立配有火器战车的车步骑营，加强训练，建起可的部队。同时增修长城，加强防御，其中重要一环就是建空心敌台。之前长城上只有孤立的实心砖石小台，既无士兵掩体也无武器存放处，易受攻击。

戚继光建的空心敌台高三到五丈，分三层，有驻兵屯粮，这在明代边防工程中是首创。他拟定筑台规则，实地走访勘察，蓟、昌两镇建成空心敌台1448座，提高了长城防御能力。

隆庆二年（1568年）朵颜部首领董狐狸聚众进犯青山口，刚到任的戚继光率军出击获胜。万历三年（1575年），董狐狸及其弟长秃进犯董家口，戚继光出兵俘获长秃，董狐狸率众到喜峰口请罪，对天盟誓不再进犯。《明史·戚继光传》称其“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但将军命运并不都取决于战场。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受到攻击，波及戚继光。次年他调任广东总兵官，虽属平级调整但离开要地已含贬抑，两年后被免职，回家乡山东蓬莱，万历十五年冬去世。

白羊峪村1998年开始以长城遗迹为招牌发展旅游，村边保留下来的空心敌台是重要景致。村支书龚洁民说，这几年村里旅游收入每年有上千万元，为纪念曾在此建设、守护长城的戚继光，村里投资建起他的雕像。长城研究专家董耀会在《长城：追问与共鸣》中说：“只要万里长城在，戚继光就活着。”

戚继光赴任广东总兵官时曾有诗云：“北去南来已白头，逢人莫话旧时愁。空余庾岭关前月，犹照渔阳塞外秋。”

拼将筑长城

1933年1月，进攻山海关，国民军五十七军部抵抗后突围，山海关沦陷。2月，进犯热河。3月，热河省 兼五十五汤玉麟临阵而走，进逼燕山，长城打响。

中队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奋勇拼杀，赢得国民支持，唱响《大刀进行曲》等歌曲。

负责冷口防守的是国民军三十二军，商震。到前线时正值隆冬，地冻如铁，修筑工事困难，民众纷纷来助，开滦矿务局送来万把镐，一天就磨钝，就在工地支起红炉，随时锤打淬火。商震穿梭于战地，提出“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这年春节，部队在锤镐叮当声中度过。

3月6日，十四旅团进抵冷口，一三九师将敌击退。22日，再攻冷口，商震亲临前线指挥，苦战数日退敌。4月上旬，第六师团猛攻冷口，炮火疯狂轰炸，我方工事多被摧毁，官兵浴血奋战，营长张克巽等阵亡。

亲历者北冷口村民佟连成曾回忆说：“飞机轮番地炸，坦克冲到关外，大炮对着城墙猛轰，水关炸开一个大洞，士兵用装沙的袋子堵上，塌一块堵一块……打到第二天，守军死伤了一大半，到处都是死人，也顾不上管，一直打到第三天，听说白羊峪失守了，冷口守军所剩无几，只好退走。”

这一天是4月11日。佟连成说，战后冷口附近村民将阵亡中人遗体放进村南大坑里，坑长30多米，宽和深都有6米多，几乎被填平，遂称“万人坑”。2006年，坑前立起纪念碑，上写“”，距北冷口村史馆不远。

冷口失守后，喜峰口等地也被迫弃守，长城失利。1933年5月7日，占据迁安城，迁安县党部各自逃离，县党部自行解散。沦陷、危亡之际，中国人敌后，唤醒民众，坚持。到1936年迁安已建立支部30多个，发展300多名。1937年，迁安建起华北联军之一游击支队。1938年1月，支队员、员王平陆在攻打伪警所的战斗中负伤牺牲。

1938年7月7日，中国发动冀东。31日，一部迁安，会合地方武装攻克被占领5年的迁安县城。之后，反扑我军撤出，我军再克又撤出。中国的武装在燕山长城一线与血战抗争，1940年到1942年，先后三任丰滦迁联合县长卢启明、魏春波、于沐之在战斗中牺牲。

1945年投降，的武装迁安全境。

古道新衢无终道

2022 年7月，北冷口村史馆前小广场上立了块碑，上书“平津战役中国入关纪念地”。

为了隐蔽，1948年冬，东北军先遣及其后4个纵队未走山海关，从冷口入关。

莫文骅当时在先遣，他回忆：“我们从冷口进关时已经黄昏了……这一带是冀东老区。老区热烈欢迎进关部队。他们了秧歌队，晚上点燃了花灯和火把，辉煌的灯火照耀得如白昼一般……大家心里的，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们胜利的基础就在这里啊！”

在迁安，莫文骅看到了连夜修路的人们：“他们听说东北大军进关都摩托化了，公路要修6米宽，能并排跑大卡车，好拉大炮。”

不只是迁安，这条从辽西延伸来的古道，当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拓宽改善，《朝阳古近代交通史》记载，东野入关前“朝阳地区各级对辖境内公路，发动群众和调集民工再次进行大规模整修”，桥梁载荷标准提高到15吨。

征尘飘散，古道适应人们新需求，仍不断更新。

古道在迁安境内被称为冷大线（南到乐亭大清河）。1956年，迁安民工400人，在冷大公路迁安段铺设掺黏土的碎石、碎砖，实现晴雨均可通行，这是迁安之一条硬化的道路。

1974年，冷大公路迁安段在当地率先铺装沥青路面。1978年，其部分路段又率先进行水泥混凝土路面改建。

而今，冷口边的道路是从赤峰到河北曹妃甸的508国道，目前全线仍在建设中。

古道具体起自何时尚无从知晓，还会有多少变化也未可知。无终道因经无终而得名，古人从华北平原到冀东，前望燕山茫茫无际，起地名为无终，表达此地通往无穷无尽之意。（王文华）

：新华每日电讯

以上就是与1938年属虎关口年相关内容，是关于戚继光的分享。看完1938年男属虎寿终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10. 姓马的名人有哪些

历史姓马的名人有:
汉朝
马援：（前14—49）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咸阳兴平）人。东汉开国名将，汉族，字文渊。西破陇羌，南征交趾，北击乌桓，建武17年任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后在进击武陵“五溪蛮”时，在军中病逝。
马皇后：(39-79)扶风郡茂陵县人，东汉名将马援之女，汉明帝的皇后。
马武: （？~61年)南阳郡湖阳县（今河南唐河县）人，东汉开国名将，光武帝刘秀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刘秀称帝后，马武任捕虏将军，封杨虚侯。
马成: （约前12-56）南阳郡棘阳（今河南新野县）人，东汉开国名将，光武帝刘秀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刘秀称帝后，马成任扬武将军，封平舒侯，后改封全椒侯。
马融：东汉右扶风茂陵人，著名哲学家。
马宫：西汉大臣，东海戚县人，莽新时期授任师疑。
马良：东汉文士，学问好，才气又高，文章动人。马良还有四个弟弟，也是当时的才子，他们兄弟五个中马良最才高，他眉毛花白，人们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三国
马超：（176年—222年）字孟起，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汉末凉州（今甘肃武威）军阀、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刘备称帝后，拜为骠骑将军、凉州牧，封为斄乡侯。
马岱：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生卒不详。三国时期蜀汉武将，蜀汉名将马超的从弟。官至平北将军，陈仓侯。
晋朝
马隆：字孝兴，东平平陆（今山东汶上）人，西晋名将，兵器革新家，官至东羌校尉、宣威将军、平虏护军、西平太守，封奉高县侯。
隋朝
马文举：隋代禁军骁果军将领，参与发动江都兵变，害死隋炀帝。
唐朝
马三宝：（？-629年）唐朝开国名将，初为柴绍家僮。晋阳起兵，护送平阳公主，聚兵数万，唐国公李渊封马三宝左光禄大夫，带兵到竹林宫军门拜见秦王，跟随平定京城，任太子监门率。后又在北山击败判胡刘拔真，随军平定薛仁杲。后与柴绍攻打吐谷浑，斩杀名王，俘获数千人，因功封爵新兴县男。贞观初年，任左骁卫大将军，又晋升公爵。贞观三年（629年）去世，唐太宗为之废朝，谥曰忠。
马周：（601年-648年）字宾王，贞观朝宰相，博州茌平（今山东省茌平县茌平镇马庄）人。历任博州助教、监察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中书侍郎、检校晋王（李治）府长史、中书令，太子右庶子，代理吏部尚书。贞观二十二年病逝，陪葬唐太宗昭陵，追赠幽州都督。唐高宗即位追赠高唐县开国公，尚书右仆射，配享高宗庙廷。
马怀素：（659―718）字惟白。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幼时家境贫寒，苦读经史，擢进士第，累迁御使。唐玄宗开元初，为吏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兼昭文馆学士，四迁左台监察御史。有诗作《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酒字》。年六十病逝，上特为之举哀，废朝一日，赠润州刺史，谥曰文。
马璘：（721年—777年 ）字仁杰，岐州扶风（今属陕西）人。唐代中期名将。开元末，仗策从军安西都护府，以功升金吾卫将军。安史之乱爆发，统精甲三千赴凤翔，唐肃宗李亨委以东讨，升任镇西节度使，战卫南，河阳等地。昭觉寺之战时，以所部五百人突入十万叛军中，取得大捷，叛军首领史朝义率轻骑数百向东遁逃，马璘因功获授试太常卿。唐代宗李豫时期官至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多次与吐番交战。大历九年（774年）五月，代宗任命他为检校尚书左仆射、知省事，封扶风郡王。大历十一年（777年），马璘在泾州军中去世，唐代宗废朝以示哀悼，追赠司徒，谥号“武”。
马季龙：大唐中期名将北平郡王马燧之父，右扶风（今陕西扶风）人，后迁徙至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唐玄宗开元九年（721）“知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科登第，官至岚州刺史。
马燧：（726年-795年）字洵美，河南郏县人，唐德宗三大名将之一。少时博览群书，又攻兵书战策，多谋略。历任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赵城尉、左武卫兵曹参军、河阳三城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司徒兼门下省侍中，封北平郡王，唐德宗李适绘马燧像于凌烟阁，位列开国元勋之后。贞元十一年（795年）于长安私宅病逝，唐德宗为其辍朝四日，追赠太尉（一作太傅），谥号庄武。
马炫: （713~791年）河南郏县人，大唐北平郡王马燧之兄。博学工文，不求闻达，隐居苏门山，得到太尉李光弼赏拔，授孝义县尉、幕府管记，迁殿中侍御史、太子中允、刑部郎中。唐德宗时期任银青光禄大夫、刑部侍郎、兵部尚书、上柱国、润州刺史、封爵汉阳郡公。贞元七年，薨于长安，追赠太子少保。
马异：唐朝中期诗人，才子，代表作《送皇甫湜赴举》、《贞元旱岁》、《答卢仝结交诗》。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进士第二人及第，后不知所终。马异和卢仝诗风相近，集有《唐才子传》传世。
马总（？－823年）字会元，扶风（今陕西）人。唐朝中期大臣、学者。早年曾任大理评事，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任义成军节度使从事。唐宪宗元和年间任虔州刺史、安南都护、本管经略使兼御史中丞、桂管经略观察使、桂州刺史、刑部侍郎。长庆年间，任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户部尚书。长庆三年（823年）八月去世，唐穆宗追赠他为右仆射，谥号“懿”。马总生前论著颇多，摘录诸子要语，撰《意林》。
马植：陕西扶风人，凤州刺史马勋之子，唐朝宰相。唐宪宗时期任饶州刺史。唐文宗时期迁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安南招讨使。唐武宗时期任大理卿。唐宣宗登基升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天平军节度使、许州刺史、检校刑部尚书。
五代十国
马缟：五代十国时期文士，著有《中华古今注》。
马殷：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政权马楚的建立者。
宋朝
马依泽：（921~1005）号渔叟，西域鲁穆国人，是一位通天文精历算的伊斯兰星历学家。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应诏入华。入华以后，即协助王处纳在962年至963 年间编制《应天历》 ，后封爵世袭司天监。
马令：北宋史学家，宜兴人，著有《马氏南唐书》。
马廷鸾：南宋宰相，饶州乐平人（今江西乐平市），最终因政敌排挤被迫辞官回乡，宋亡后拒绝蒙元授予的官职，不与之合作。
马钰：宋代进士。传说，大定年间他遇重阳子王嘉，授以道术，与妻孙氏同时出家，孙先仙去。钰后游莱阳，入仙宫羽化，赐号丹阳顺化真人。
马远：祖籍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附近）人，南宋时著名画家。擅画山水。初师李唐，能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多作“一角”、“半边”之景，构图别具一格，有“马一角”之称。与夏圭、李唐、刘松年合称“南宋四家”。与夏圭并称“马夏”。
元朝
马致远：今北京市人，元代著名的杂剧和散曲作家，为“元曲四大家”之一。
马琬：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人，元末明初画家，曾官至抚州巡府。擅画山水，兼工书法，能诗。
明朝
马皇后：（1332-1382），朱元璋妻秀英，朱元璋称帝时封后，生于宿州市北70里闵子乡新丰里。
马士英：明末官员，后任弘光朝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人称马阁老。
马中锡：明代文学家，山东故城人，著有《东田集》《中山狼传》等。
马欢：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航海家，曾多次参加郑和的下西洋航行，任翻译，著有《瀛涯胜览》。
马愉（1395～1447），字性和，号澹轩，明朝官吏，山东省临朐县朱位村人。
马世龙：明末将领。（1594～1634） 字苍渊。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人。
清朝
马注：云南保山人，明末清初伊斯兰学者，回族，对佛学和伊斯兰教义颇有研究，著有《臣权》、《樗樵》、《清真指南》。
马化龙：清朝回族穆斯林人事变主要领导人。
马荃：清朝女画家，字江香，江苏省常熟人，马逸妹，龚克和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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