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养生的哲学有哪些

㈠ 嵇康有哪些成就

音乐书法

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他主张声音的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嵇康作有《风入松》，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

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被列为草书妙品。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品为草书第二。又善丹青，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时有嵇康《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俱已失佚。

文学创作

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诗歌和散文。其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律诗为多，占一半以上。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又别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明代诸本卷数与宋本同，但篇数减少。明本常见的有汪士贤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张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等。1924年，鲁迅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 卷中。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除校、注外，还收集了有关嵇康的事迹、评论材料。

养生之道

嵇康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

《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看法。

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但当时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

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举例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

二、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

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

嵇康自己也身体力行，其友人言：“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最终受人诬陷而遇害。

㈡ 嵇康在《养生论》中提出了哪些养生理论措施

嵇康在《养生论》中，提出了完整的养生理论和养生措施，其中也包含了心理养生的论述。

嵇康首先论述了心理健康对于身体健康的作用，他将人的身体比喻成国家，而把精神比喻成国家的君主：“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人的心理健康与否对于身体的影响，与君主对于国家的影响是一个道理。

因此，人的养生要形神兼养，而重在养神，要“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这就充分肯定了心理养生的重要意义。

嵇康提出的“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心理保健的重要意义；他还叙述了“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的养生方法，说明他既重视心理的调养，也重视身体的养护，这样的养生理念对后世很有借鉴意义。

嵇康主张，善于养生的人要保持内心的清静虚无，精神专著而舒畅，要减少私情欲望，淡泊名利，还要避免饮食中的滋腻厚味。比如他“甘为市井一铁匠”，而且有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提出的具体的养生方法，是排除对于世间名利、饮食厚味等的欲求，使自己的内心淳朴恬静，精神饱满，远离忧愁和思虑。他说：“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泊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

嵇康又提出服食滋补的良药，饮用甘美的泉水，沐浴温煦的朝阳，聆听优雅的音乐，这样就能达到心境超脱、身体轻健、欢愉而满足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很有利于健康长寿。

嵇康警醒人们注意滋腻厚味和过激情志对于人体的内外夹击：“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膳食不平衡和心理不平衡，是许多慢性病的发病原因；嵇康的警句，是让人们提高自我保健意识，珍惜身体。

嵇康还强调，养生者要自觉自愿地养生，养成良好的心态或习惯，远离不良的诱惑，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他指出，善于养生者知道追逐名利对于精神的伤害，因而自觉自愿地淡泊名利，而不是内心充满对于名利的欲望，却勉强压抑自己的欲望。他说：“善养生者，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

淡泊名利带来的是心理愉悦，强压欲望带来的是焦虑和痛苦。显然，前者比后者有利于身心健康。对滋腻厚味的饮食，嵇康主张“识厚味之害性，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这是倡导人们让健康饮食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生活常态，远离滋腻厚味饮食的诱惑，而不是面对丰盛厚味的饮食却竭力控制自己的食欲。

㈢ 求嵇康《养生论》

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两失其情，请试粗论之。 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於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馀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丧於外，犹君昏於上，国乱於下也。 夫为稼於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燋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於情，忧喜不留於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馀斛。田种一也，至於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鱼不养，常世所识也。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害之使暗而无使明，薰之使黄而无使坚，芬之使香而无使延哉？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 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绝；风寒所灾，百毒所伤，中道夭於众难。世皆知笑悼，谓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纵少觉悟，咸叹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无功之治；驰骋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寿。仰观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其次狐疑，虽少庶几，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药，半年一年，劳而未验，志以厌衰，中路复废。或益之以畎浍，而泄之以尾闾。欲坐望显报者，或抑情忍欲，割弃荣原，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心战於内，物诱於外，交赊相倾，如此复败者。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譬犹豫章，生七年然后可觉耳。今以躁竞之心，涉希静之涂，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故莫能相终。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专丧业，偏恃者以不兼无功，追术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类，故欲之者万无一能成也。善养生者则不然矣。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恕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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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嵇康的个人简介

嵇康（223——262年或者224——263年）
嵇康,字叔夜,本姓奚,谯国铚县(今安徽濉溪）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诗人与音乐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嵇康从小喜爱音乐，有极高的音乐天赋。《晋书.嵇康传》云：嵇康“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他精于笛，妙于琴，善于音律。他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而《广陵散》更是成为我国十大古琴曲之一。他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太师箴》、《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千秋相传。
据说古琴曲《孤馆遇神》和《广陵散》为嵇康所传，但其来历却一直是个千古之迷。
最近陕西潼关隋朝皇家大墓中出土文物中有葛洪遗书，对《广陵散》的出处有说法。
《嵇中散孤馆遇神》 东晋 葛洪
“纪年曰：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后河上公丈人者登山悟道，授徒升仙，仙道始播焉。
有嵇康者，师黄老，尚玄学，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好仙神。是年尝游天台，观东海日出，赏仙山胜景，访太公故地，瞻仙祖遗踪，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河上公坐痕犹存。至女巫之墓，墓与屋相连，人与鬼同居，乃叹曰：“阴阳两界，实一墙之隔耳”。遂夜宿仙台，见月光泻泻，清风徐徐，碧波荡荡，仙岛渺渺，天台巍巍，星汉迢迢。赞曰：大美不言，真人间仙境也！忽闻谷中琴声幽幽，玄乐绵绵。寻声觅去，至一茅舍。屏息静听，恐乱仙音也。曲终，一清丽女子开门曰：“先生光临寒舍，不胜荣幸。请入内稍坐”。康喜遇知音，欣然入室。备茶对坐，方知是谷中女巫。虽人鬼殊途，竟一见如故，彻夜长谈。或论天地自然生死轮回之法，或证诗词音律琴棋书画之妙。谈至兴浓，康曰“敢问神女所弹何曲？”神巫曰：“情之所至，信手而弹耳，无名之曲”。康请教再三，始授之，今《孤馆遇神》是也。神巫曰：“见先生爱琴，吾另有《广陵散》相赠。此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不可轻传”。康问“何人所为？”对曰：“广陵子是也。昔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康恍然大悟，恭请神女赐之，习至天明方散。
康毕生独爱此二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盥手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及康将刑东市，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终不得许。康刑前索琴而扶。玄起处风停云滞，人鬼俱寂，唯工尺跳跃于琴盘，思绪滑动于指尖，情感流淌于五玄，天籁回荡于苍天，仙乐袅袅如行云流水，琴声铮铮有铁戈之声，惊天地，泣鬼神，听者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竟慷慨赴死。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增补者： 罗浮山人)

亳州嵇康墓 卒年考疑
《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云：“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按魏元帝景元凡四年(260——263年)，又《晋书·嵇康传》记康被诛时年四十，故《资治通鉴》将时间系于景元三年,即262年，文学史界订嵇康生卒年为223——262年，当是依此而定。关于嵇康被诛的时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还见到不同的记载，如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皆云康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被诛，裴氏认为他们的记载有误，故专门作了考辨。又，《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徐震先生《世说新语校笺》云：“按《晋书·阮籍传》，籍以魏陈留王奂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则其生当在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山涛传》言卒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年七十九，则当生于建安十年，长阮籍四岁。《嵇康传》但云死时年四十，不言死于何年，《通鉴》系其事于景元三年，则其生当在魏文帝黄初四年，盖小山涛十八岁，小阮籍十四岁，故云“少亚之”。按《通鉴》记嵇康事迹，主要依据《晋书》，但也利用了《三国志》，故抄录了其中“谯郡嵇康”至“尚奇任侠”一段，而《三国志》云康景元中坐事诛，故《通鉴》将其事系于景元三年，审矣。但《晋书》记嵇康事迹以及徐先生考嵇康生卒年，皆未利用《三国志》的材料，故有所失。
庄万寿先生则认为嵇康的卒年应为景元四年。即景元三年冬钟会虽任镇西将军，但仍有可能兼领司隶校尉，而伐蜀真正开始在景元四年，故嵇康被害的事件下限完全可能在景元四年。根据《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线索，山涛于景元二年除吏部郎，《绝交书》言“前年自河东还，闻……”，则绝交书当作于景元三年。《绝交书》言嵇绍“年八岁”，《晋书》载嵇绍“十岁而孤”，若持景元四年论，自作《绝交书》至嵇康被害间有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满足这个时间差，若持景元三年则嵇绍的年龄误差较大。 生平影响及评价 编辑本段嵇康,字叔夜,本姓奚,谯国铚县(今安徽濉溪）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嵇康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他写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太师箴》、《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千秋相传，并且他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演奏《广陵散》，倍受人们关注。当时与他齐名的还有比他大十三岁的阮籍，音乐史上常有“嵇琴阮啸”的说法，但在思想和人格上，嵇康要比阮籍更高出一筹。嵇康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他为人耿直，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长乐亭主(一说为曹操孙女,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孙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嵇康如此藐视圣人经典、痛恨官场仕途，长久下去，岂不危害我太平江山的统治，此人非杀无以正民风、清王道，这里不是现成有个吕安的案子吗？将他牵连进去，既可杀之，又不会施人以柄，岂不妙哉。于是，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这正是向社会昭示了嵇康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但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会被当权者接纳。而此刻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飞扬的生命即将终止，却是一首美妙绝伦的音乐后继无人。他要过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弹毕之后，嵇康从容地引首就戳，时年仅三十九岁。
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不为谋生，只是随从自己的意愿。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籍、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嵇康作《风入松》，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
嵇康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这就是其《琴赋》与《声无哀乐论》。 《琴赋》主要表现了嵇康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 《声无哀乐论》是作者对儒家“音乐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其中闪烁着嵇康对音乐的真知灼见 。
王戎与嵇康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唐张彦远《书法会要》品为草书第二。又善丹青，唐朝时尚有《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可惜现在俱已失佚。 相貌风度编辑本段嵇康风度非凡，为一世之标，史有所载：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世说新语·容止》）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晋书·嵇康传》）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晋书·嵇康传》）
●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世说新语·容止》引《康别传》）
●康美音气，好容色。（《文选·五君咏》引《嵇康别传》）
也就是说，嵇康身材高大（魏尺无明确换算标准，约在汉尺与晋尺之间，折合约为181.74~191.1），仪容俊美，声音悦耳，文采卓越。虽然不刻意装扮自己，却能通过超脱的气度流露出自然的美感。

㈤ 嵇康的玄学思想产生于他的什么哲学观

嵇康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

《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看法。

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但当时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

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举例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

二、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

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

嵇康自己也身体力行，与他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曾说：“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最终受人诬陷而遇害。

(5)嵇康养生的哲学有哪些扩展阅读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

但窃以为，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说地明白点，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

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庄子注》，此书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

从嵇康、阮籍、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等玄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养生可谓是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

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

牟宗三先生也说过：“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无论是‘不离于宗’之天人，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神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这一论断甚为精透。道家本体的实体性、实在性，透过养生、长生说即可转化为神仙术。

他又说：“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成仙，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已发于第二义。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他认为：“原始道家并不自此第二义上着眼，嵇康之《养生论》却正是自此第二义上着眼，而向、郭之注庄，却是自第一义上着眼。”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玄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嵇康

㈥ 三国时期嵇康的养生诀窍是什么

三国时期嵇康有自己的养生诀窍。他认为，人之所以能长寿，在于注意平时在细微之处保养自己。这就好比“为稼于汤之世，偏一溉之功者，必一溉而后枯，而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养生之道与此相仿，关键在于平日一点一滴的修养，不使自身为七情所伤、六淫所中，如此才能身体强健，得以长寿。

嵇康认为，正确的养生应该是：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出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㈦ 嵇康的美学观点有哪些~

嵇康所作琴曲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被后人合称为“嵇氏四弄”，和蔡邕所作的“蔡氏五弄”被合称“九弄”，在中国音乐史上倍受推崇，隋炀帝将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宋代的杨瓒向民间搜此四弄曲谱，结果应征十多种，可见其流传之广。《玄默》、《风入松》据传也是他的作品，《玄默》反映的是老庄思想。这些作品见于明代刊传的谱集，但未必是原作。

他的有关其音乐思想的著作《声无哀乐论》是我国第一篇音乐理论著作，书集中了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直到现在，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他在文章中探讨了音乐与感情，创作与演奏，演奏与乐器、欣赏，欣赏与习惯等问题，通过“秦客”和“东野主人”之间的反复辨驳，提出了声无哀乐的观点（即音乐是客观存在，哀乐是主观渲泄），这是中国音乐史上“自律”论美学最早的典型表达。《声无哀乐论》中提到的许多音乐美学问题，具有创始的意义。鲁迅曾指出：“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

《琴赋》也是他的一篇音乐评论文章，在文中他肯定了音乐的作用：“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琴赋》中提到了许多琴曲，包括传说中师旷演奏的《白雪》、《清角》以古代的《渌水》、《清徵》等曲目，他还将当时流行的作品分为“曲引所宜”的雅曲及“下逮谣俗”的通俗琴曲两类。此外，他还具体细致地分析了琴曲从开始到结尾的发展过程及表现特点。

嵇康是玄学情感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按照他的声无哀乐论，音乐之美是没有情感的内涵的，它只是“和平”，然而却可以使各具不同德性的音乐的听者得以增进各自的德性。这一针对着德性的综合作用他称之为“触类而长，所致非一，同归殊途”（《琴赋》），它的性质是审美的。嵇康与庄子不同的是他讲善，不过这个善不是普遍的伦理概念，而是每一个体的个性德性即寓于特殊的普遍或是具有个性的普遍。嵇康的理论与王弼也有不同，嵇康并非以善为主导来统一美，而是以美为主导来统一善。这种统一下的情感也并非单纯的审美情感，而是所谓的“同归殊途”，殊途者即不同个体各自的德性，同归者即审美经验将那些不同的德性统摄起来，使之增强了，它们表现为各各不同的融汇了个体德性的审美情感。

论嵇康《声无哀乐论》的美学思想
作者：马钦忠
在中国这个传统和成见看得特别重要的文化的国度里，嵇康应该说是一个特例。从他的生活行为到他的哲学美学思想，就表面而言，都显得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他的骨子里还是特别看重传统的道德标准的；比如，一方面，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但另一方面，他抱着终身不仕二主，保持作为一个士人的名节，甚至还准备参加田丘俭的起事，试图把政权从司马氏手里夺回来还给曹魏宗族。假如说，这种矛盾贯穿着他的终生的话，那么，《声无哀乐论》却就是他试图从有限的人生中解脱出来的审美建构。正因此，这篇关于音乐哲学问题的论文便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一、人的自觉和审美的自由境界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里说，魏晋之际是文的自觉的时期。这个“文的自觉”首先是以人的自觉为先导。当然，这个“人”不是今天的历史的实践主体，也不是结构主义的静态化的结构要素之一的人，而是追求自我完善、在变幻莫测的生死循环的永不止息、人与人的福与祸、权力与毁灭、囚犯和权贵之间的无常的转化和变换过程中寻求灵魂净土的“人”。

这种追求和嵇康所生活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长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显现一片凋蔽的景象。曹操在他的《蒿里行》中曾有如下的描绘：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王粲的《七哀诗》也描绘了这样悲惨的景象：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这简直就是一幅战乱之后的“难民图”。凄冷和悲惨的社会境况和个人生命的霎时幻灭，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人生的苍凉感和生存的艰难迟重的感悟。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生存欲的强烈的跳动，给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投上一层苍凉和浑厚的悲壮的色彩。渴望和平，渴望破碎的河山复归于一统。可是当这个统一的局面实现之时，跟着来的是人与人的倾轧和权力的勾心斗角。在这种政治的倾轧中，所谓的有识之士便惟有独善其身了，借助诗、酒、药，游览名山大川，沉迷于声色之乐来排遣个人有限生命的忧患。阮籍的《咏怀诗》可谓是此方面典型代表：“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这儿描绘了衰朽和趋向死亡的无可奈何。个人在这个生死频繁交替的时代，更是如一草芥。“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先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在这样的优患中，惟有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找到灵魂凭依的栖居之所。这便是嵇康的“养生论”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背景。而“养生论”亦是他的“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他在《养生论》里有如下一段话：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哀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

这儿提出的养生的中心是：一要清心寡欲；二要不为名位利禄去伤德——自然生命之特性；三是不要贪美味佳馔；四是不为外物所累。由此而回到自我的心灵世界，达到生存的“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虚”的“至乐”境界。在《答难养生论》的驳难中，嵇康又从反面论证了养生需要净化的条件，即“名利不灭”、“喜怒不除”、“声色不去”、“滋味不绝”、“神虑转发”。实际上，从嵇康自己的表白来看，他的确是达到了他的上述“养生”的准则，但至于是否能从内心世界上实现这些原则，并乐斯于此却就难以取证了。但他作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在音乐演奏中体会到那妹凭于音乐旋律的绝对自己的心境却是无可置疑的。在他的《琴赋》中，深刻而又细致地描绘了在听琴时的心灵的解放。最后他感叹地说：

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感天地以致和，况歧行之众类，嘉斯器之懿茂，咏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厌，信古今之所贵。乱曰：音音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 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纷翕响，冠以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

在音乐美的绝对的自律性的存在中，他感受到了心灵和天地的合一。而这些，对那些总是把音乐和哀乐联系起来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想认识“琴”的“不可测”的至理，惟在于像有他嵇康这样的“至人”。当然，这个“至人”不是孔、孟，而是“采药山泽，会得其意，忽焉忘反”的庄子式的“至人”。“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于是，我们看到，嵇康看待音乐与哀乐的关系是从他自身的追求的这种人从物欲和各种功利目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角度来立论的。只能净除这种种之“欲”，音乐的形式之美才更能体现契合于宇宙的精神。

假如我们把嵇康的上述关于人生的自由境界的“养生”之问题，加上一个“审美的”前缀的话，似乎便可以看作为康德的关于审美鉴赏的心理感受的规定：

规定一个对象为美时的这种关系，现在是和快感结合着的；而鉴赏判断却声明这种快乐是对每个人都有效；所以绝不是一个伴着表象的快适，也不是对于这对象的表象，也不是善的概念所含有的那种规定根据。所以除掉在一个对象的表象里的主观的合目的性而无任何目的(既无客观的也无主观的目的)以外，没有别的了。(《判断力批判》上册，中译本，第59页)

康德的论述是就审美的时间特殊性所产生的心理感受性质来说的。而这个性质的核心便是摆脱外在限制的心灵的自由，是无任何目的的合目的性，正如嵇康所说的“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两相比较，我们可见，康德的论述和嵇康的论述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和审美的追求：无欲无动、淡泊无为。但也因此见出中西美学落实在人生问题上的根本分野。在嵇康这儿，这种审美性质的构成，就是人生的至尚追求和生存的目的，关键是人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它并转化成为个人的生存状态。而在康德那儿，这种心境不过是人的诸多心境的一种心境之特征而已，至于它是否会转化成为个人的切实的生存状态；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之时，已解了这个秘密了：“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有至乐者，非充屈也；得失无以累之耳!”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审美鉴赏之特征在此化成了嵇康的人获“至乐”的标志。

这儿，还有必要添上一笔的是：在前此，中国古代的乐论总是强调音乐的“群”的“和”的意义。就是说，音乐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助教化，淳人伦”，而嵇康却从这种“群”之“和”转移到了“个人”之“和”。这种“和”是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之完成和终结。这可以说是嵇康对中国音乐哲学思想的新的发展。

二、《声无哀乐论》的理论难题和“声无关哀乐”的理论宗旨

自先秦以来，物感心动，发之于声，声之比而成乐，正因此而说“乐与政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几乎丝毫没有怀疑的余地。如刘向《说苑·修文》所说：

乐者，至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啴奔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断之礼义，含生气之和，带五常之竹，……皆安其位不相夺也。

这种把音通于“哀乐”并进而等同于“哀乐”的音乐观，一直就被认为是不变的真理。嵇康针对这种观点，提出“声无哀乐”，既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传统的压力，同时他的理论自身的逻辑统一性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这里，有相互关联的两个命题：其一，“声”无“哀乐”之义是声与哀乐是非对应的，有什么样的“声”未必一定有什么与之相对应的“哀”与“乐”，但这不等于说“声”就不包涵某种情感；其二，“声”无“哀乐”表明声本身不存在哀乐之谓，所谓什么声有什么感情等等，完全是听者的主观附与。我把前者称之为弱证明，后者称之为强证明。

此处先说弱证明。

嵇康正确地指出了把声与古圣贤的德等等之类的问题对应起来，既有夸大事实的一面，又盲目崇信古人。但由这种“夸大”和“盲目”并进而从理论上彻底推翻这一论断并非易事。也就是说，推翻“物感心动”而有“介之卢而闻牛鸣知其三犊牲牺”的论点是容易的，但再进一步，证明声根本和哀乐无关却就要难得多。

关于嵇康的论证声无哀乐的哲学基础，有诸多不同的观点。李泽厚和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关于嵇康的部分说他是从元气论的观点来构筑音乐的本体论，把音乐的无关于哀乐的自身之“和”看成是外在自然之和的自然延伸。至于这种延伸怎样和“音之比”的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活动联系起来却没有明确的证明。吉联抗在他的关于《声无哀乐论》的注释本小册子里说嵇康是以二元论的方式来论证声无哀乐，即社会之内容的哀乐为一元，声自身之数比的关系之构成为另一元。这和哲学上的作为看待精神与物质问题的二元论完全不是一回事。修海林著的《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1 9 8 9年)，说嵇康是以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基础来论证音乐的自律性存在。这儿的解释似乎更有些不着边际。如果把音乐看成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物，显然难以说何以大自然从来就没有提供过任何一部乐曲。而且，嵇康只是开始从自然的演化说明音乐之“和”的数比是秉承了自然的“和”的性质，但并没有说这“和”的性质就直接成了音乐。

我认为，解释嵇康的声无哀乐的理论问题应该站在人生论的立场上，才是切合于中国美学问题的原则。

嵇康的“声无哀乐”的立论目的很显然，那便是：假如说任何一种声都与一定的社会内容相联系，人们在音乐的感受中也就根本不存在自由的心境之可能了，生之有限性的悲惨乃至到了连一片净土也找不到的地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嵇康从他的切身的音乐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这可以从他的《琴赋》里找到例证。对此，前边已有引述，此处不赘。

正是从这样的切身感受出发，嵇康站在他的时代的玄学思辨的高度，阐述了他的主张：

首先，就音乐来说，它是以乐曲的不同数比的关系构成的一种自律性文本。但是，又该怎样解释诸如此类现象呢？比如伯牙与钟子期的以音乐的相互心灵的感应，善听察音乐的人与不善听音乐的人自然会对音乐之美有不同的领悟。这些岂不是都证明了音乐自身即有哀乐?

嵇康的证明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坚决摈弃这些俗儒之妄见，听凭自身心理感受的契悟，即“得之于心”。他说：

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酝酒之发人性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

显然，这个反驳是非常有力的。由此，另一方面再回到音乐自身来说：

且声音虽有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氽而泣；非进哀于彼，道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珠涂异轨，不相经纬， 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就音乐自身来说，“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再就音乐演奏的乐器来说，不同材质制成的乐器亦有一种自然之“太和”：

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谭，而不能令籁篱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篱不因慧心而调节器，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

嵇康是从音乐自身的特点和听者对音乐反映的主观差异这样两个方面来证明声无哀乐。就音乐自身的形式化特点来说，某种特定的或清或浊的乐曲，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不因演奏的善与不善而改变其基小性质。从听者来说，同样一首乐曲，由于与自我的“审美关系”不同，则会有或哀或乐的巨大差异。在此，音乐好比是一个应合哀与乐的契机，因而会有‘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假如我们把嵇康的上述观点，和1 9世纪的音乐美学经典之作，汉斯立克著的《论音乐的美》所提出的音乐形式美相比，更可见中国人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前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该书第二章说：

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 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之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 并且使我们感受到美的愉快。

这些说法正是嵇康在《声无哀乐论》说的“官商集比，声音克谐”，“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但是，汉斯立克并没有说“声无哀乐”，他认为声与哀乐及情感是非对应的，而且，由于音乐正如艺术的装饰之美一样，不同的线条有不同的表情特征，比如“一些弧形曲线，有时轻悠下降，有时陡然上升，时而遇合，时而分离，这些大大小小的弧线相互呼应，好像不能融合，但又构造匀称。”音乐之形式美正是这种宽泛的多义性的表情特征。嵇康也谈到这一点。他说：“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过去，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正是嵇康的声无哀乐理论的漏洞。其实，这儿也是从音乐的表情性功能来二二分化，即音乐本身之象征的功能和感受者的哀乐之感受。因此，“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

这样，嵇康基本上完成了他的理论目标，把“声无哀乐”释为“声”非对应于“哀乐”，然后再从个人的心理感受音乐美的差异来张扬个体在聆听音乐之自律性的形式之时的“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的自由的心境。

把音乐之美，从传统的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化成为个体人格的心灵自由的媒介，是嵇康《声无哀乐论》这篇名作所要说的中心内容。

三、“声”无关于“哀乐”和音乐教化问题的社会赋予

我在前边说过，证明音乐无关于哀乐远远比证明音乐非对应于哀乐要难得多。

这里有这样两点要明确：第一，嵇康并不否认音乐的教化作用，第二，嵇康把音乐与哀乐的传统的直接对应性关系割裂开来的目的何在。

贯穿在《声无哀乐论》里的逻辑线索是把我前边说的“弱证明”和“强证明”混为一体来谈的。也就是说，在嵇康看来，说“声无哀乐”就是等于指音乐本身不含有任何的社会内容。遗憾的是，嵇康的这一证明并不是完全成功的。

其一，嵇康举乐器之不同来证明声无关于哀乐。那么，这儿的问题是：不同的声音何以相互区别呢?一方面是他说的形式的区别，即所谓的“声之比”而成为“乐”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宽泛的表情性特征的问题。不同的声音虽然经过提炼、净化，但其任何一种声音的特征，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表情性，而这种表情性也是感受者把它与特定的哀乐对应起来的基础。否则，仅仅靠从纯形式的角度去感受音乐，那么音乐只可能是“和寡”之艺术形式了。再说，音乐家和音乐鉴赏家也非是由纯形式的“数比”之关系去思考和感受音乐之美。反过来说，纯粹之数比是无所谓美与不美的。乐曲之数比在于落实在怎样打动人的感官这一层次上才有美与不美的问题。即就嵇康自己之对琴之声所抒发的自由心境的美的感受而言，正是在于声音之数比所封闭起来的与生活隔绝的“自律性”的媒介，缘此而契合于他的人生之感悟。当然，只是这种“感悟”不能用传统的哀乐去加以诠释罢了。

其二，嵇康在由说“声与哀乐是非对应的”过渡到“声与哀乐无关”这一强证明之时，偷换了概念。如：他一方面说，“玉帛非礼敬之实，歌哭非悲哀之主也。”证明是：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就是说，玉帛不是礼之本身，而只是借以表达礼的内容的媒介。音乐也是如此。如把这种或哭或欢当成音乐之本身的特征，岂不是说：“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嵇康在此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他的证明：起先他是描述音乐之构成的特征，如汉斯立克所说的那一系列形式特征，即专注于作品之本身，然后跟着便置这音乐本体之说明于不顾，而跳到关于对音乐的价值论的说明。也就是说，嵇康是从音乐本体的自律性存在之设定，然后跳到社会的历史的特定条件下对音乐评价的差异来得出“声”无关于“哀乐”这一结论的。

于是，我们看到嵇康为他解释音乐的教化问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那便是：他把音乐的教化问题看成是教化问题，并不是音乐自身特性的自然顺延，而是从外在方面对音乐之社会价值的功能给予。这正是所谓“声有哀乐’’的社会根源。他说：

……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 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

社会的礼仪和所谓之“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正是人们比附音乐之“数比”的秩序关系，从上到下比附成为一个社会化的系统，年深日久，便深化成了所谓的一种教化方式。

再一个教化问题是从音乐所具有的“导情”的功能看待的。音乐自身无所谓“情”，无所谓“哀乐”，但通过听音和演奏却可以抒发人心中的积愫，从而令人心气和畅。这又是人们从社会的功能上来给予音乐教化意义的又一个原因。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理由在于：

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 感之以太和，道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惰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含弘尤大，显于声音也。

应该说，嵇康从社会对音乐的价值赋予的角度对音乐的无关哀乐和这种哀乐因而是外在于音乐自身的证明还是成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完成了他的“声”无关“哀乐”的强证明。不过却由此为他的理论宗旨找到了社会学的基础，，即音乐的哀乐的价值内容是社会历史的赋予。在特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历史主体总是体现为个人。所以，就对特定的音乐作品而言，就是独立的审音者。从而审音者赋予音于作品的他自身的独特的人生价值也便是合情合理的。这个隐含在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里的深刻的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接触到了马克思在《1 8 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鉴赏音乐的耳朵和音乐作品的意义之展示的内在关联性。这一点，正是嵇康非得把音乐自身之特点与作为社会内容之体现的哀乐的传统的直接对应性关系割裂开来不可的目的所在。

“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自得之域”是人们从音乐中感受到的形式化的自我。人们也是借助这种形式来触摸自我的自由状况。难怪嵇康在临刑的一刹那，之所以奏《广陵散》，是触摸他最后之自由乎?

主要参考资料
1、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2、《晋书·嵇康传》。
3、《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4、《世说新语》中《任诞》、《德行》、《稚量》等有关嵇康的言论。
5、吉联抗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
6、修海林著：《古乐的沉浮》，山东文艺出版社，其中有关嵇康的专论。
7、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中有关嵇康的专论。

㈧ 嵇康的养生论

嵇康（223——262年或者224——263年）。“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诗人与音乐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养生论》是我国古代养生论著中较早的名篇。本文论述了养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主张形神共养，尤重养神；提出养生应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以防患于未然；要求养生须持之以恒，通达明理，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养生途径。文章论述透彻，富有文采。

原文

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两失其情，请试粗论之。

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至於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馀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丧於外，犹君昏於上，国乱於下也。

夫为稼於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燋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於情，忧喜不留於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

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馀斛。田种一也，至於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鱼不养，常世所识也。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害之使暗而无使明，薰之使黄而无使坚，芬之使香而无使延哉？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

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绝；风寒所灾，百毒所伤，中道夭於众难。世皆知笑悼，谓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纵少觉悟，咸叹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无功之治；驰骋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寿。仰观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其次狐疑，虽少庶几，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药，半年一年，劳而未验，志以厌衰，中路复废。或益之以畎浍，而泄之以尾闾。欲坐望显报者，或抑情忍欲，割弃荣原，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心战於内，物诱於外，交赊相倾，如此复败者。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譬犹豫章，生七年然后可觉耳。今以躁竞之心，涉希静之涂，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故莫能相终。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专丧业，偏恃者以不兼无功，追术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类，故欲之者万无一能成也。善养生者则不然矣。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恕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

译文  概说

世上有人认为 神仙可以学成，不死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又有人说：人得最高寿命是一百二十岁，这是自古以来共有的认识，超过这个岁数往上的说法，没有不是蛊惑人心而又荒谬的。这两种说法都搞错了寿命的实情，请允许我试着粗略地论述这个问题。

世人与神仙的区别

神仙虽然不能凭者眼睛看到，但记事之书记载的史实、历代史籍传写的人物中，都明明记述锗神仙及其事迹，看来神仙是一定有的了。似乎是独独禀受了特异的东西，是从自然中禀受的，不是长期学习能够获得的。不过要能导气养性得当，用来使人享尽天年，上等的获得一千多岁的寿命，下等的获得大约数百岁的寿命，是能够实现的。然而世人都不精通导气养性的方法，所以无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寿命。

凭什么说明这一道理呢？人们服用药物来希求发汗，有时并不能够取得效果；可是惭愧的心情一旦汇集，就会大汗淋漓。整个早晨没有用餐，就饥肠辘辘、很想吃饭；可是曾子由于亲人去世而心情悲伤，七天不吃东西也不饥饿。到了夜半还坐着不睡，就昏昏沉沉，很想就寝；要是心存深忧，那么到了天亮也不能合眼。梳子可以梳起头发，浓酒可以使脸红热，不过是靠外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罢了；壮士如果发怒，愤怒的样子看起来和平常人大不相同：是竖起头发、冲起帽子。由此说来，人的精神对于身体，犹如国家的君主。精神在内躁乱不安，身体就会在外受到损害，犹如君主在上位昏庸无道，国人就会在下边作乱一样。

修养性情

在商汤时的大旱年间种庄稼，独独有过一次灌溉的禾苗，虽然终归也要枯萎，但必定是那有过一次灌溉的最后枯萎。既然这样，那么，一次灌溉的益处本来就不能轻视啊！可是世人常说一次生气不能够伤害生机，一次悲哀不能够伤害身体，于是轻率的放纵自己，这就犹如不明白一次灌溉的益处，却对着旱苗、期望她长成好的庄稼一样。因此精通养生的人知道身体是依赖精神来挺立的，精神是凭借身体来依存的，明白生机容易丧失，懂得一次过错也会伤害生命，所以修养性情来保养精神，使心志安定来保全身体，在感情上不留爱憎，在心中不留忧喜、清净淡泊，不受哀乐的影响，这样就会身心和洽，气机平顺；还要进行呼吸吐纳的修炼，服食但要来调养身体，使身体和精神相互融合，这样就会表里一起相辅相成。

食物的相对性

采用播种之后不再管理的田种法，一亩地能出产十斛粮食，就叫做良田，这是天下的共同说法；不知道采用播种之后讲究管理的区种法可以使一亩地出产一百多斛粮食。土地和种子是一样的，然而种植管理的方法不同，那么成效就会相差很大。认为商人没有十倍的利润，农民没有一亩地收获百斛粮食的希望，这些都是墨守成规而不知变化的看法啊！

常吃黑大豆就会让人身体沉重，过量使用榆皮和榆叶就会让人昏昏欲睡，合欢能让人消除郁忿，萱草能让人忘记忧愁：这是愚蠢人和聪明人都知道的常识；打蒜会伤害眼睛，河豚鱼有毒不能使用；这也是一般世人所懂得的道理。身上虱子寄生到了头上就会逐渐变黑，雄麝吃了柏叶就能生成麝香；生活在有些山区的人由于水土不好颈部就会生出瘿病，生活在晋地的人则由于水土的原因牙齿就会变黄患病。从这些情况推论来说，凡是吃的东西的特性，在熏陶性情、影响身体方面，无不产生相应的作用。难道只是吃了黑大豆而影响身体使之沉重就没有什么东西使之轻健、大蒜伤害眼睛使之昏暗就没有什么东西使之明亮、水土熏染牙齿使之变黄生病就没有什么东西使之洁白坚固、柏叶的香气袭入雄麝使之生成麝香就没有什么东西使之生成臭物吗？！

神农氏的启示

因此神农氏所说的“上品药保养生命、中品药调养性情”的话，实在是由于深知养性保命的道理，才要靠药物的辅助养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啊！可是世人不去仔细思考这一道理，只是看到五谷的作用，沉溺于声色之中，眼睛被天地间的事物所迷惑，耳朵致力于欣赏淫邪的音乐，让美味佳肴熬着他们的脏腑，让美酒烧灼着他们的肠胃，让香气腐蚀他们的骨髓，让喜怒扰乱着他们的正气，让思虑损耗着他们的精神，让哀乐伤害着他们平和纯正的本性。就小小的身体来说，摧残它的东西不是来自一个方面；精气容易耗尽的身体，却要内外受到攻击，身体不是木石，难道能长久吗？！

不善于养生的表现

那些自行其是表现过分的人，饮食不加节制，因而产生百病；好色不知疲倦，因而导致精血亏竭。他们是风寒侵袭的对象，是百毒伤害的目标，在生命的中途就会因这种种灾难而早死。是人都只知道嘲笑或哀伤，说他们不善于养生。至于安排生命活动不够妥当，在疾病还未显示征兆时就疏忽了它的危害，以致没有显示的病症累积起来造成虚损，虚损累积起来造成衰弱，从衰弱发展到头发变白，从头发变白发展到精力疲极，从精力疲极发展到寿命终结，竟糊里糊涂地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们，还以为那是自然的规律。纵使稍有醒悟，也只是在患病开始之后叹息并表示遗憾，却不懂得在疾病还没有显示征兆时就小心防范各种危害。这就犹如齐桓侯染上了将死的疾病、却为扁鹊的先见之明而生气一样，把感到了病痛的时候当作患病的开始。病害是在没有显示征兆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却要在病情显著之后救治它，所以会有白费力气的治疗，奔波于常人的世界，所以只能有短暂的寿命。总览古今人间，无不都是这样。用多数人的情况来证实自己的看法，用跟常人同样的寿命来安慰自己，认为天地之间的事理，完全都在这里了。纵使听到了养生的方法，就用自己的见识评判它，认为它不怎么样；再者则是疑虑重重，即是稍有仰慕养生的奥妙道理之心，却不知道遵从的途径；又再者是自己努力服用丹药，半年一年之后，劳苦一番却不见有效，心劲因此倦怠而衰退下来，中途又放弃了。有的人补益自己就像用田间小沟的细流去浇地一样，又小又慢，可是耗散起来却象用海水流归之处的巨洞让大水奔泻而去一样，又多又快，还想坐待明显的好报；有的人压抑性情，强忍欲望，违心舍弃宏大的志愿，可是世俗的嗜好却常常萦绕在耳目之前，而期待的养生功效要在数十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又担心两者都会失去，心中犹豫不决。思想在内不断校正，物欲在外不断诱惑，近前的物欲享受与远期的养生功效相互排斥，这样也要失败的。

养生道理的特点

养生的道理隐微奥妙，可以从事理上推知，难以用眼睛识别，譬如枕木与樟木，生长七年之后才能区分开来。如果以急于求成的心理来跨入清心寡欲的修养之路，意图速成但收效缓慢，希望迫切但效应久远，所以没有谁能坚持到底。

心志远离养生之道的众多世人既然认为养生没有效果，于是就不去追求；然而追求养生的人由于不专心也会丧失成效，片面依靠一种方法的人由于不全面也最终会没有建树，只是追求养生技术的人由于思路狭窄则会自毁大业。因为都是像这种种的情况，所以想要享尽天年的人一万个里边也没有一个能成功的。

善于养生的表现

善于养生的人就不是这样，是思想上淡泊虚无，行为上安静泰然，不断地减少直至去除私心和贪欲。懂得名利地位会伤害精神，所以轻视而不去追求，并不是心中希望得到而后要在行动上硬行克制；明白美味佳肴会伤害生机，所以抛弃而不眷恋，并不是心中贪恋不已然后要在行动上强行压抑。名利地位等外在东西因为会使心性受害所以不留在心中，精神因于淳朴淡泊就能特别饱满。胸襟坦荡而没有忧患，心性宁静而没有思虑。又去用纯一功之约束自己，用和谐之气调养自己，两者一天天地相辅相成，就会在安定的境界统一起来。然后再用灵芝薰蒸身体，用甘泉滋润脏腑，用朝阳沐浴皮肤，用音乐安定神志，顺其自然而为，自感适意，这样就会身体轻健，心性沉静。忘掉物质享受带来的所谓欢乐然后就会得到真正的愉快满足，摆脱生命的牵挂然后就会使身体获得长寿。象这样地坚持下去，差不多就同羡门比一比寿命，同王子乔较量年龄了！为什么说养生没有应有的成效呢？！

㈨ 竹林七贤之嵇康在历史上的主要奉献是什么

一、在音乐方面。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他主张声音的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嵇康作有《风入松》，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作“嵇氏四弄”，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隋炀帝曾将弹奏“九弄”作为取仕条件。
二、在书法方面。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其墨迹“精光照人，气格凌云” ，被列为草书妙品。后人称其书法“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集，群乌乍散”。
三、在绘画方面。嵇康善丹青，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时有嵇康《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但已失佚。
四、在文学方面。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诗歌和散文。其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律诗为多，占一半以上。 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又别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明代诸本卷数与宋本同，但篇数减少。明本常见的有汪士贤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张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1924年，鲁迅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卷中。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除校、注外，还收集了有关嵇康的事迹、评论材料。
五、在养生方面。嵇康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
六、嵇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 。三国曹魏时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 ，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官至曹魏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因得罪钟会，为其诬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年仅三十九岁。

㈩ 竹林七贤之嵇康的简介

嵇康画像嵇康（224—263），字叔夜，谯国铚县（现安徽宿州境内）人。嵇康在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在整个魏晋文艺界和思想界，嵇康都是一位极有魅力的人物，他的人格和文化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嵇康是著名的琴艺家和哲学家。他精通音律，“广陵散绝”体现的是嵇康作为一个伟大音乐家的悲剧。
中文名： 嵇康
国籍： 魏
民族： 汉
出生地： 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境内)
出生日期： 公元223年
逝世日期： 公元262年
主要成就： 竹林七贤
代表作品： 广陵散，养生论
字： 叔夜
1、人物介绍
广陵散三国时魏末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谯郡铚人[1]，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隋炀帝曾把“九弄”作为科举取士的条件之一。其留下的“广陵绝响”的典故被后世传为佳话，《广陵散》更是成为我国十大古琴曲之一。他的《声无哀乐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琴赋》《养生论》等作品亦是千秋相传的名篇。
[编辑本段]引2、卒年考疑
嵇康墓《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云：“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按魏元帝景元凡四年(260——263年)，又《晋书·嵇康传》记康被诛时年四十，故《资治通鉴》将时间系于景元三年,即262年，文学史界订嵇康生卒年为223——262年，当是依此而定。关于嵇康被诛的时间，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还见到不同的记载，如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皆云康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被诛，裴氏认为他们的记载有误，故专门作了考辨。又，《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徐震先生《世说新语校笺》云：“按《晋书·阮籍传》，籍以魏陈留王奂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则其生当在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山涛传》言卒于晋武帝太康四年，年七十九，则当生于建安十年，长阮籍四岁。《嵇康传》但云死时年四十，不言死于何年，《通鉴》系其事于景元三年，则其生当在魏文帝黄初四年，盖小山涛十八岁，小阮籍十四岁，故云“少亚之”。按《通鉴》记嵇康事迹，主要依据《晋书》，但也利用了《三国志》，故抄录了其中“谯郡嵇康”至“尚奇任侠”一段，而《三国志》云康景元中坐事诛，故《通鉴》将其事系于景元三年，审矣。但《晋书》记嵇康事迹以及徐先生考嵇康生卒年，皆未利用《三国志》的材料，故有所失。 庄万寿先生则认为嵇康的卒年应为景元四年。即景元三年冬钟会虽任镇西将军，但仍有可能兼领司隶校尉，而伐蜀真正开始在景元四年，故嵇康被害的事件下限完全可能在景元四年。根据《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线索，山涛于景元二年除吏部郎，《绝交书》言“前年自河东还，闻……”，则绝交书当作于景元三年。《绝交书》言嵇绍“年八岁”，《晋书》载嵇绍“十岁而孤”，若持景元四年论，自作《绝交书》至嵇康被害间有一年以上，完全可以满足这个时间差，若持景元三年则嵇绍的年龄误差较大。
[编辑本段]3、生平及成就
嵇康，“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谯郡铚人[1]。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嵇康幼年丧父，成年后娶长乐亭主(一说为曹操孙女,沛王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孙女）为妻，任郎中，中散大夫。 嵇康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 司隶校尉钟会想结交嵇康,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于钟会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钟会准备离开。嵇康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仇隙。 景元二年，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因此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自己的心志。 嵇康原本与东平吕巽吕安兄弟为友。吕安的妻子被其兄吕巽奸污，吕安原本准备休妻并起诉吕巽。吕巽请嵇康从中劝解，并发誓不会恶人先告状，于是嵇康劝说了吕安将这件事平息下来。但是之后吕巽害怕吕安反悔，于是抢先告吕安不孝。嵇康义不负心，写信与吕巽绝交，并出面为吕安作证，因此也被收押。钟会劝司马昭乘此机会除掉嵇康。 晋墓壁画中的嵇康嵇康入狱后，立刻激起舆论的不满，许多豪杰纷纷要求与嵇康一同入狱。经有司劝谕后，众人一时遣散，然而最后嵇康和吕安却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 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后，嵇康从容地就戮，时年四十。 嵇康通晓音律，尤其喜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他主张声音的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嵇康作有《风入松》，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科举取士的条件之一。 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品为草书第二。又善丹青，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时有嵇康《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可惜现在俱已失佚。
[编辑本段]4、相貌风度
群英7嵇康嵇康风度非凡，为一世之标，史载：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世说新语·容止》）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晋书·嵇康传》）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晋书·嵇康传》） ●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世说新语·容止》引《康别传》） ●康美音气，好容色。（《文选·五君咏》引《嵇康别传》） 也就是说，嵇康身材高大（魏尺无明确换算标准，约在汉尺与晋尺之间，折合约为181.74~191.1），仪容俊美，声音悦耳，文采卓越。虽然不刻意装扮自己，却能通过超脱的气度流露出自然的美感。
[编辑本段]5、文学创作
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律诗为多，占一半以上。 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又别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明代诸本卷数与宋本同，但篇数减少。明本常见的有汪士贤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张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等。1924年，鲁迅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 卷中。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除校、注外,还收集了有关嵇康的事迹、评论材料。 嵇康得罪小人太多，特别是钟会，抓住这个机会，报复嵇康，力劝司马昭杀掉他。从此广陵散绝矣。
6、嵇康的养生之道: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为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同时也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他虽然因政治原因只活了40岁(为司马昭政权所杀)，但在中国云台山百家岩养生学史上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 《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看法。 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但社会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 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精辟地阐述以下几个问题： 一、提出形神兼养，重在养神。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 二、指出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 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 可见，嵇康在养生问题上研究颇深。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其友人言：“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最终受人诬陷而遇害，令人惋惜不已。
[编辑本段]7、史料记载
《晋书·嵇康传》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则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乃著《养生论》。又以为君子无私，其论曰：“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忽然任心，则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其略如此。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至汲郡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沈默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又于石室中见一卷素书，遽呼康往取，辄不复见。烈乃叹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辄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曰： 闻足下欲以吾自代，虽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之人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故为足下陈其可否。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为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知尧舜之居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意气所托，亦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骄恣，不涉经学，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惟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缺；又不识物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乌，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长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审，若道尽涂殚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疾，顾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涂，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狂疾。自非重仇，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 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 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曰： 嗟余薄枯，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受肆姐，不训不师。爱及冠带，凭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日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 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曷云能补。雍雍鸣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畴。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有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祗搅余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苓，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 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贯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为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子绍，别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