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庐隐养生馆怎么样

㈠ 庐隐的卢是哪个字

庐隐的卢是哪个字？
庐隐(1x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生于福建闽侯。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1909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注：卢隐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时幼年凄苦贫寒，而基督教会每年会定期向信徒发放大米。卢隐是饱受凄惨的命运的诗人般的作家）。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她早期与冰心齐名，是五四时期文坛上人所瞩目的明亮的双星座。创作风格直爽坦率，哀婉缠绵

㈡ 民国才女庐隐一共经历过几段恋情，分别都是和谁经历的

当一位女子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带着对世界的决绝与疏离的，我们都曾明白这样的道理，为自己而活，可是惶惶终生，很多人回过头再看，终究还是活在了别人的眼色之下。我们没能遗世独立，没能走向隐去的庐山背后，大声的喊出让生命兴风作浪这样狂妄的语句。

但是1898年五月四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黄淑仪，在她变成庐隐之后，她一生践行。

婚姻的幸福告诉庐隐她确实没有错，她与李唯健不仅是精神上的知己更是文学上的伉俪。在他们相爱的这些年里，彼此的爱为彼此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促使两个人在文学上都产生更大的成就，但是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弦易断人终别，三十六的庐隐因难产去世。庐隐的生命堪堪比别人短了一程，而庐隐去世是天际里那颗流星划过无声，是破碎的琉璃，是枯萎的玫瑰，是文学史上一大损失。茅盾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是在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她用她细腻缠绵的文笔为世人留下最具有五四气息的文学作品。

㈢ 庐隐的主要作品

主要作品作品年代作品备注1920年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第一次以庐隐的笔名撰写1922年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等，中篇小说《海滨故人》《海滨故人》是庐隐的代表作1925年 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出版其中《或人的悲哀》被译成德文连载1927年结集出版《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书 1929年中篇小说《归雁》,散文《夜的奇迹》等 发表在庐隐与北京大学于赓虞教授合编的《华严半月刊》上1930年11篇《东京小品》及长篇小说《象牙戒指》1931年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地上的乐园》1932-1934年创作长篇小说《火焰》,之后以杂文为武器,，创作了《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请命》，《花瓶时代》，《男人和女人》，《今后妇女的出路》等进步文章《火焰》讴歌了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批评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对外妥协的政策。1934年之后去世后，出版的著作有《庐隐自传》，《火焰》，《东京小品》及后人编纂的各类选集及其翻译的《格列佛游记》

㈣ 庐隐的作品风格

庐隐受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影响，作品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提倡人道主义的善和同情。前期主要以“社会问题小说”为主，这一时期代表作品：《两个小学生》、《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么？》等

《一个著作家》写金钱势力下知识青年的爱情悲剧。《两个小学生》写北京某公立小学的两个学生参加请愿，结果，请愿队伍遭到军警镇压。《一封信》写农村高利贷盘剥，农民卖女偿债，被虐待致死。而《灵魂可以卖吗?》通过15岁进厂的纱厂女工荷姑的自述，揭示了人成为机器的附庸这样的现象。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工人便都象机器开了锁，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厂停工钟响了，他们也象机器上了锁，不再转动了！他们的面色，是黧黑里隐着青黄，眼光都是木强的。 五四运动后真正显出庐隐创作的个性：用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尤其表现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实际情景。这一时期作品主要以“心理问题”小说为主，代表作为1921年后庐隐以自己和自己朋友的生活为蓝本，写出短篇《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以及中篇《海滨故人》等。
独特的女性形象系列-知识女性的人生困惑和人生悲剧。受过高等教育，经历过旧时代的磨难和新时代的洗礼，能诗善词，琴棋书画、善良美丽又多愁善感，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化意味（尘梦、沁珠、鹭沙），走过了五四高潮时期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对爱情的渴望，几年后的人生很不如意。生活、家庭、爱情乏味。作者苦苦探索女性的人生道路--《何处是归程？》答案是没有归程--痛苦与虚无。身为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女性的人生是悲剧性的。 “虽然这几篇（指《海滨故人》集内前七个短篇--编者按）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论庐隐》）
“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喜欢。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
“在那群老同学中，她是比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别人对于新诗小说的创作还在迟疑犹豫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谈吐，她那时似傲慢的举措，她那对于爱的热烈追求，这些使她的老友对她常有微词的地方都可以显示她是有个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个性。”（冯沅君：《忆庐隐》）
“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此罗网以自救拔。”（石评梅：《给庐隐》）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邵洵美：《庐隐的故事》）
“庐隐就是这么一个很痛快的人，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的时候，就痛饮几杯；伤心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情，就破口大骂，毫不顾到什么环境不环境。”（谢冰莹：《黄庐隐》）
“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陆晶清：《浅谈庐隐及其作品》）
而庐隐自己则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

㈤ 五四时和庐隐并称四公子之一的陈定秀的详细资料

程俊英(1901～1993)
程俊英，福建福州人。在北京求学期间参加五四运动，后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民国33年(1944年)任上海大夏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49年任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1年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先后任民盟上海市委委员、顾问等职。1961年任华东师大中文系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被迫退休。
1978年后，程俊英任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教授，不顾年老体弱，认真编写、注释《论语》、《诗经》等著作，在古籍研究工作上作出显著成绩。在科研、教学实践中，她积极指导青年教师，曾指导两届研究生。1979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2年被评为华东师大先进工作者。83岁高龄时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1985年6月28日参加中国共产党。1986年11月退休后被本校返聘，继续工作。
所著有《中国大教育家》、《诗经漫话》、《诗经译注》、《诗经注析》、《论语集释》以及单篇论文近百篇。
罗四鸰：程俊英：“公子”风范今犹存
她，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与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并称五四“四公子”，受到李大钊、黄侃、胡小石等学者的赏识，多次被郑振铎喻为“一朵水仙花”；
她，是中国第一代女教授，从事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70余年，在古典文学、文献学以及文学创作等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学问与品格的馨香浸润熏陶了一代代弟子。
她，便是中国著名的《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先生。
在她离开人世12年后，她的精神和风范依旧感动着每一个熟知她的人。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程俊英生平学术研讨会暨《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在沪举行，徐中玉、钱谷融、郭豫适、齐森华、张素音、朱杰人、严佐之、严文儒等数十位程俊英先生的亲人、生前好友、弟子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一起缅怀了程俊英先生的生平往事，以及学术特色与贡献。
“四公子”中的“一朵水仙花”
1917年夏，年仅17岁的程俊英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从福建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后改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2年夏毕业，成为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这5年，也成为她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期间，程俊英受到当时著名学者李大钊、胡适、刘师培、周作人、黄侃、陈中凡、胡小石等的教诲，深受新思潮影响，积极跻身五四运动，接受新思想、新文学的洗礼。在李大钊执导的话剧《孔雀东南飞》中，程俊英饰刘兰芝，她“觉得自己就是无数被封建礼教害死的妇女冤魂”。同时，在学术上，程俊英得到严格的训练，在古典文学尤其先秦文学、古典诗词写作等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受到李大钊、黄侃、胡小石等学者的赏识。
在这里，她还遇上与她并称为“四公子”的同学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她们兴趣相同，学术相讨，生活相共，着统一装束，参加各种组织，编辑刊物，在五四运动中为妇女解放独立自由勇敢地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开中国女子干政游行之先例。当年她们的同学、作家苏梅（雪林）曾有“子昂翩翩号才子，目光点漆容颜美，圆如明珠走玉盘，清似芙蓉出秋水（陈定秀）。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摹苍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淮搏长风（庐隐）。横渠肃静伊川少（程俊英），晦庵从容阳明俏（王世瑛），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等诗句来形容“四公子”中定秀之美、庐隐之雄、世瑛之俏、俊英之少。1923年，庐隐以“四公子”生活为题材，创作小说《海滨故人》，小说中露莎、云青、玲玉、宗莹分别指庐隐自己、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先生。这段日子，是程俊英“一生中最开心又难过，很值得留恋的日子”。68年后，1990年的夏天，年逾90的程俊英回想庐隐、王世瑛、陈定秀的遇人不善和英年早逝，不胜感慨，一人在华东师大一村寓所内创作《海滨故人》的续篇《落英缤纷》，历时6个月。如今，“四公子”的故事虽已成过去，而她们为妇女解放、自由、独立而追求的精神却一直流传，直到永远。
年轻时代的程俊英清新脱俗，积极争取自由与独立。1919年便与程俊英相识，后与她情同手足的文学家郑振铎先生，曾多次由衷地将其赞喻为“一朵水仙花”。
丽娃河畔的“严父慈母”
上个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大校园丽娃河畔，曾经有一道著名的风景：腿脚不便的程俊英先生坐在自行车后面，由学生推着，从寓所到华东师大古籍所或文史楼给学生上课。
时隔多年，这道风景还深深印刻在当年程俊英的弟子们的脑海中。然而，留在她的弟子们脑海中的又岂止这个？从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程俊英从教70余年，真正实现了她的誓言：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对于学生，她要求有如严父，关怀胜过慈母。作为中国第一代女教授，程俊英博学多能，计其一生，曾开过十门以上的课程。每门课程，她都精心准备，材料巨细无遗，讲授深入浅出。她所指导的学生，后来有许多成为一流学者。在生活上，她对学生和青年教师更是关怀备至。尽管自己经济并不宽裕，还不断对家境贫寒者给予资助。在华东师大工作期间，她还曾与人一起发起行动：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所得的稿费全部用来接济经济困难的教师。
程俊英的弟子朱杰人回忆道，80年代中期，我的妻子患了癌症住院，生活一下陷入困境。恰恰这时候我的自行车失窃了，这对当时的我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我每天往来于家、医院、学校之间，就是靠这辆自行车，而当时我根本没有钱再买一辆。一天，我的师兄蒋见元找到我，塞给我一个信封，说：“这是程先生给你的一百元钱，让你去买一辆车。她怕自己给，你不肯接受，特意要我转交。”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强忍住眼泪……
在学术研究上，程俊英更是硕果累累。她长于古典文学研究，尤精于先秦文学，对《诗经》更是有独到的见解。四人帮粉碎后，她挥戈返日，先后完成《诗经译注》、《诗经漫话》、《诗经选译》等书数百万言，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崇。此外，她还主编了《诗经赏析集》、《中国文学大辞典》先秦两汉部分，整理校点了《论语正义》、《诗毛氏传疏》等清儒经学注疏名著。
1993年2月20日，程俊英与世长辞，终年93岁。在她的灵堂上，她的门人所撰的一副挽联可用来表达人们对她的无限敬仰：年九旬不辍弦歌，人钦才学识德无双，咸望期颐，底抛立雪诸生，一旦长天沉宝婺；诗三百研成著述，家益齐鲁韩毛而五，群推祭酒，纵熄为霞晚照，千秋钜业耀名山。

㈥ 比较冰心和庐隐的小说创作的异同

正是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影响了二人的“问题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冰心的“问题小说”所反映的是她自己周围的社会生活问题，未触及到阶级压迫。在表现角度上，多带有女性的温情主义，流露出一种软弱无力的情绪。正如有的人所说的：她的“问题小说”往往是“矛盾”虽较深刻，但“冲突”却非常平缓。要在她的作品中找到“斗争”两个字是很难的，茅盾对她曾作过这样的评语：“那时的人生观问题，民族思想，反封建运动使冰心女士同‘五四’时期所有作家一样‘从现实出发’，然而‘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5）她小说中的人物虽有痛苦和不满，但缺乏反抗精神，虽有美好的愿望和理想，但却不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而斗争。在她的作品中，《去国》写一个留学归来的青年，纵有满腹才华，报国壮志，却无用武之地，壮志难酬。最后，美丽的理想被冷酷的现实击碎，终于灰心去国。在《斯人独憔悴》中一对青年参加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却被顽固的父亲所禁锢，最后做了封建家庭的俘虏，陷入了深沉的苦闷之中，发出了“斯人独憔悴”的叹息。正如冰心自己所说，在这些小说里，给予他们的就只是灰色的阴暗的结局，问题中的主人公，个个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郁了下去。我没有给他们一线光明和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当其境的人，就还不会去冥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办法。冰心的“问题小说”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而庐隐的“问题小说”比冰心更广泛的接触到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压迫，提出的问题更尖锐深刻，小说的主人公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性。伴随着主人公的挣扎苦闷，愁恨沉浮的悲剧命运，暴露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社会弊病，真实的反映了时代的一个侧影。茅盾说：“我们现在再读庐隐的全部的著作，就仿佛在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的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他们脆弱的心灵又动辄多所顾忌。”（6）可见，在“五四”作家中庐隐是比较出色的。她的代表作《一个著作家》中一对青年恋人以死来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强烈反抗。《一封信》通过一个农村姑娘以身偿债被虐待致死的悲剧，表现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残酷性，并不可遏止的愤怒的向吃人的世界发出了控诉：“什么是世界，简直是一层惨愁怨苦的地狱。”在《灵魂可以卖吗？》中尖锐的揭露了资本家的纱厂剥夺了女工灵魂的自由，使之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并借一个女工之口，向整个社会发出了震撼人心的“灵魂可以卖吗？”的质问。这些作品表现了庐隐那种“具有燕赵人士的慷慨悲歌的性格”。茅盾曾说：“那时候向‘文艺园地’跨进第一步的庐隐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虽这几篇作品在思想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7）
尽管冰心和庐隐的“问题小说”在取材广泛性上，在表现角度上以及格调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她们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她们的祖籍皆在福建，年龄相仿，同为女性，同处一个时代，少年时又都在北京的教会学校接受过教育。走入创作道路，又同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同属“为人生派”的作家，都是在“五四”运动高潮中以“问题小说”步入文坛的。她们开始创作的目光都注视着社会问题，对人生进行探索。冰心的“问题小说”围绕她自己所能眼见的世界，提出了不少问题。如表现家庭问题中夫妻关系的代表作《两个家庭》和父子冲突的《斯人独憔悴》；表现妇女问题的《是谁断送了你》；表现中国知识分之出路问题的《去国》。庐隐的“问题小说”也广泛地对社会人生进行了反映和探索。她的作品《一个著作家》、《一封信》、《灵魂可以卖吗》集中探讨了妇女问题。

㈦ 庐隐的《象牙戒指》的主要情节是写的什么啊

《象牙戒指》的故事并不复杂，甚至仅仅是五四时期众多爱情悲剧中的一个简略而生动的缩影，可是因了高君宇和石评梅，因了庐隐的生花妙笔，一切都变得那么充满了无限的张力和诱惑。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素材创作的中篇小说，人物的原型就是高君宇和石评梅，情节便是石评梅（书中的沁珠）在遭受了爱情的欺骗之后把心闭得死死的，以至高君宇（书中的曹子卿）炽热的爱情之火也无法融化她内心的坚冰，直至最后高君宇（书中的曹子卿）咳血而死，石评梅（书中的沁珠）才终于明白自己失去了一生最好的爱人，那个生命中的所谓“对”的人。追悔莫及的石评梅（书中的沁珠）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也追随高君宇（书中的曹子卿）而去，死后两人合葬在北京陶然亭公园。

㈧ 五四时期注目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个女作是家谁谢绝复制

庐隐庐隐(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年入教会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半年，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唯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她们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1931年起担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36岁时因临盆难产子宫破裂，死于上海大华医院。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㈨ 庐隐生平，作品风格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
庐隐的小说《地上的乐园》，茅盾说它是寓言体的“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这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人的一切思想和实践，是不能离开人生观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里有“根”。
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迈步一样，步子迈得虽不高远，却决不是原地踏步或转圈子。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里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的变动，从前是春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两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点了出来，均比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实际。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澈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哩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哩说：“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透过这些深刻、尖锐、犀利的小品杂文和长篇小说《火焰》，不难看出庐隐在“九·一八”事变后，是时代和民众给她以勇气，冲出“庐隐停滞”的种种藩篱，她，又前进了！但，她死得太早……
“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茅盾《庐隐论》）总观庐隐的全部作品，这种评语恰切、中肯。从《海滨故人》开始，她在许多小说里，都采用日记和书信的形式，这样写来，在语言上显得灵活、自然，但在结构上往往出现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话说，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后期的作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老练多了。除小说之外，她的散文也写得清丽可爱。她虽以小说出名，但茅盾说，“她的几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忆》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说更好。”她还在同一篇《庐隐论》中评论说：“在小品文中，庐隐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给我们看。比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她更觉明白。她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她这种既天真又严肃的态度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礼锡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她，谁管得着！”庐隐是这样很倔强的在这不惯的社会生存着，庐隐对这社会是不惯，社会对庐隐尤其不惯，庐隐对社会的不惯，是有她的“谁管得着”的办法去管理，而社会对庐隐却是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作四面环攻。这“不惯”不仅是庐隐个人的问题，是新的与旧的社会的矛盾的表现，加上庐隐的强烈的个性，这矛盾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不仅是“不惯”而是不相容，不惯慢慢的就会惯了，至于不相容，那便得争斗。庐隐的“谁管得着”的态度，是不理的态度，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理”是违背了旧社会的秩序，这样的叛徒，是不能在旧社会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没有你，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毁。（《云欧情书集》序

㈩ 李唯建的人物生平

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倡导“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参加者有郑振锋等21人，其中女性只有一个，那就是“五四”时期以写“问题小说”与冰心齐名的庐隐。
庐隐原名黄英，福建闽侯南屿乡人，1899年5月4日生于福建。在“五四”运动中，庐隐非常活跃。上学期间，她发现同她订过婚的表亲林鸿俊思想平庸落后，与她志趣不同，就断然提出解除婚约，表现了新女性追求幸福婚姻的无畏和勇敢。并且，庐隐还写了控诉包办婚姻为题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锋推荐1921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接着，她连续发表了《一封信》、《余泪》、《或人的悲哀》等短篇小说。
1922年，庐隐由北京女高师毕业，先后在安徽宣城某中学和北京师大附中任教。第二年夏她与北大哲学系高才生郭梦良认识。郭倾向国家主义，办有《奋斗》杂志，并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庐隐也深受他的思想影响，倾慕他的才华，两人恋爱了好几年。婚爱自由是女性解放的基点，深受五四精神浸染的庐隐抱着“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的信念，1923年她准备与“有妇之夫”郭梦良结婚，遭到了家族的反对。但庐隐不顾一切地坚持她的爱，最终与郭梦良在上海结为夫妇。
婚后的生活并不如她想象的那样甜美。世俗的嘲讽、婆母的歧视、处境的尴尬，都使她感到精神上的不快。而最不幸的是结婚刚两年，郭梦良就患肺病弃她而去，留下一个女儿，郭薇萱。在福州滞留期间，她写下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诉说自己心头的郁闷和孤苦。
1926年夏，庐隐离开郭家去了上海，在大夏大学附中任女生指导员。翌年春，又回到北京，先后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编辑和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她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华严月刊》，并自费筹办华严书店。这段时间，她出版了散文、小说集《曼丽》，写了日记体中篇小说《归雁》。
正当庐隐仍然沉浸在丧夫之痛，无法解脱时，一个年轻的诗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李唯建。李唯建四川成都人，生于1907年。1925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校期间，他酷爱拜伦、雪莱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并和泰戈尔通过信。1926年开始，他用英文写了95首散文诗，以表达内心的痛苦和解除痛苦的喜悦之情，后集编为《生命之复活》，一直到1934年，才在中华书局出版。
1928年3月8日，一次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教授林宰平介绍，在瞿世英家里，他第一次见到庐隐。庐隐问起他的文学爱好及写作情况，留给他一个地址，这样两人就有了交往。
开始他们只是读文学，谈人生，还是纯粹的友谊，小她九岁的李唯建称庐隐为“姐姐”、“心灵的姐”。后来，李唯建竟然爱上了她，并一再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情。庐隐在经历了订婚、解约、恋爱、结婚、丧夫等一系列挫折后，在感情方面比较慎重了，考虑到两人年龄的悬殊和可能引起的外界非议，起初拒绝了他。但李唯建决不放弃，一再劝说她：“我以为你太注意世人的批评。世人的议论只是一种偏见……我们又何必看重他们的浅见呢？”
庐隐在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于你的人，换一句话说，我自入世以来只有你是唯一认识我而且同情我的人；因此我愿为你受尽一切的苦恼。”她最后下定决心：“让我们是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互相感应、互相融洽，那么，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的充实，绝对的无憾。”
1930年8月，庐隐毅然决然地辞去北京师大附中的教职，带着她的小情人李唯建东渡扶桑，在东京筑起了爱巢。在东京，庐隐写了一些反映日本习俗和社会的散文。这年年底，因经济不支，他俩不得不回到中国，又在西子湖边住了半年。在杭州期间，庐隐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后来集编为《玫瑰的刺》（1933年，中华书局）。其中的《玫瑰的刺》是他们夫妇俩在西子湖畔的生活实录，从中可以看出他俩那时过得多么幸福愉快。另外，庐隐还写了一篇哀怨的长篇爱情小说《象牙戒指》,是为纪念她的好友石评梅写的，书中的女主人公张沁珠就是石评梅的化身。小说刊于《小说日报》22卷8-9号及11、12号合刊，其余部分可惜焚于“一.二八”日寇侵华的战火。
一年后，庐隐夫妇由杭州到了上海，庐隐由陈鹤琴介绍到工部局女中（现上海市第一中学）教书，李唯建则由刘大杰介绍到中华书局任编辑。同时，他俩的书信集《云鸥情书集》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冷鸥”是庐隐，“异云”是李唯建。作家王礼锡在“序”中指出：“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染成的，它代表了这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充分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1932年，“一·二八”凇沪战争爆发，庐隐创作了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这是她文学创作的重大突破，一个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女作家，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用她的笔来表现为国家存亡而斗争的人和事。
在上海的那几年，李唯建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过从甚密。在《新月》月刊、《诗刊》、《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新诗、译诗和译文，出版了长诗《影》（1933年，新时代书局）和《祈祷》（1933年，新月书店），并翻译了传记小说《爱俪儿》（1931年，中华书局）和《英国近代诗歌选译》（1934年，中华书局）。
庐隐在三十三四岁时，已是当时文坛上名气很大的女作家。但出人意料的是，她却在风华正茂的中年，因为临盆难产，在上海大华医院抢救无效，逝于1934年5月13日，走向了永久沉默的深渊。当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了《庐隐自传》，1936年北新出版社出版了《东京小品》(散文、小说集)、《火焰》(长篇小说)，中央书店出版了《庐隐选集》、《庐隐创作选》，1947年上海新象书店出版了《庐隐佳作选》。在庐隐去世一周年之际，李唯建写了一篇字字血泪、句句深情的《悼庐隐》，刊登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月刊》上。
后来，李唯建回到四川，创办了《大华报》，出版了小品文集《唯建的漫读》和《相思草》。解放后，李唯建出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翻译出版了美国柯柏的《四川军阀》，还用英语体选译了带注释的《杜甫诗歌四十首》。
1977年，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诗中忆及与庐隐相识、恋爱、结婚、死别的一段生活，他哀叹：
“海滨灵海无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
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
1981年11月12日，李唯建也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