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华裔妇女在美国被浇油点火

Ⅰ 福建一妇女遭到美国全球通缉，怎么回事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Ⅱ 一个被美国全球通缉的中国妇女都经历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现如今，有很多人愿意去美国发展，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文明开放的国家，他们讲究的是民主与自由，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众所周知，现在美国是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冷眼以为美国之所以闹到这步田地，跟他们民主自由的观念不无关系。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够阻止有些人想去美国生活。出过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去美国办签证的时候，是要经历种种测试的，如果测试不通过的话，是去不了美国的。那很多有着美国梦的人去不了美国怎么办？那就用一些非常规手段呗。比如美国全球通缉的一个中国妇女，就是因为使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让很多人去到美国，然后就被美国全球通缉了。那这个中国妇女是谁呢？她究竟做了哪些事能让美国全球通缉呢？接下来，冷眼就给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

Ⅲ 谁知道关于家庭暴力的一些 信息啊

家庭暴力是一般公众和学者近年来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由于家庭暴力过于普遍，它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反常现象了。

尽管有法律保护妇女不受虐待，但是家庭暴力案件很少能得到起诉，除非打成重伤或出现致死人命的情况。许多受虐妇女因此丧失了起诉的勇气，不得不继续维持暴力的婚姻关系。有些人甚至去走极端，主张只有用暴力和谋杀的手段才能结束这种关系。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在1994年主办的一次婚姻质量调查表明，不论程度频率如何，丈夫打过妻子的占21．3％；妻子打过丈夫的占15．5％。中国目前正在展开关于家庭暴力对策的讨论，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确认这一针对妇女的暴力罪行，并找到制止此类行为的对策。

调查中发现不少家庭暴力现象，其中不仅有丈夫打妻子，还有针对子女的家庭暴力，以及自诉的婚内强奸。

一位离婚女性说："他提出离婚，我不同意，他就打我。他特别狡猾，打得我很疼，又不到医院可以开出伤害证明的程度。后来我被打得实在熬不住，只好答应离婚。"

一位被丈夫打过多次的知识女性这样说："他打我，我没因他打我而恨他。他是个很弱的人，没处发泄怨气，我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但我不怨他。他在别人面前总说我是多好的妻子，我问他，你告诉过别人你打过我吗？"一次我们交谈时，她脸上被打的肿块还没褪去，清晰可见，她说："他打我，我就不理他，一句话也不说，让他打。"

"有一阵他常常为一点小事大发脾气，还打过我一次。他有暴力倾向。"

一位经常挨丈夫打的女性和自己的好朋友商量离婚的可能性："我问过许多好朋友，他们都劝我不要离，说离了婚带个孩子很难。我心太软，真正要离开他，又怕他伤心。他打了我也是这样，他一道歉我就原谅他了，无论吵得多厉害我都不记仇。"

家庭暴力中除了丈夫对妻子施暴，还有对子女的暴力："我们儿子16岁的时候，他为一件小事打孩子。他打了儿子一耳光，就那么寸，耳膜穿孔。从那以后，儿子瞧不起他爸爸，可又特别惧怕他爸爸，不知怎么才能躲开他，又躲不开他。我觉得夹在他们俩中间特别为难。"

有的女性认为自己的性生活应当属于婚内强奸的范围。一位女性这样说："结婚一年之后，我生了个孩子，因为带小孩的事我们经常争吵，感情越来越坏。性生活也不行了。他每次都像强迫似的，我认为是婚内强奸。有几年，他经常打我。他要干，我不干，他就打我，把我鼻子都打流血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能制住他，就不跟他同房。就为这个他打我，不是打着玩的，是真打，打完就强奸式地做那事。我感到很屈辱。这种情况持续了六年。单位里的人看出我挨了打，问他为什么打老婆，他说是因为我不会干家务活。那段时间我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这位女性认为她丈夫有点虐待狂，她说："他力气特别大，我看他有点虐待狂，可他不承认，他说，我又没有在外面强奸女人。

他这个人在温柔里体会不到快感，只有在施虐中才能得到发泄。"这位女性还自我解嘲他说："我从杂志上看到有更惨烈的，有女人被丈夫捆起来打，拿烟头烫什么的，这样一比我觉得我的遭遇还不算太坏。"

有调查表明，家庭暴力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传染病，是妇女致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美国的家庭暴力中，95％的受害者是妇女；在美国妇女的一生中，每四人有一人会遭受其家庭伴侣的暴力侵犯；每年都有约600万妻子受到丈夫的虐待；每年约有2000至4000名妇女被殴打致死；美国警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应付因家庭暴力打来的电话上；所有警察受伤的40％和死亡的20％是被卷人家庭纠纷的结果；被谋杀的妇女中有60％是死于熟人之手，最常见的情况是分居和离婚的妇女被男方设陷阱加以谋杀；因伤住院的妇女中有20一30％是被性伴侣伤害的；产妇中有17％报告说在怀孕期间受过暴力侵犯。一个样本容量为2000人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在1979年，有16％的夫妻之间发生过暴力行为（从打一巴掌到真正的殴打）；整个婚姻关系期间平均约有28％的夫妻之间有暴力行为。关于婚内强奸的普遍程度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美国旧金山地区，12％的已婚妇女报告自己曾经历过婚姻关系中被强迫进行性交。（海特，第400一407页）在法国，有200万妇女经常遭受男人的虐待；在德国有400万妇女遭受丈夫的虐待。有调查表明，在犹太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很普遍，其实犹太教义并不赞成家庭暴力，也是主张对施暴者加以惩罚的，同时应当对受害者给以补偿。以色列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虐妇女的生活环境同监狱极其相似：与世隔绝，受害人被割断了与外界的信息联系，丧失了来自外界的物质与精神支持。

传媒揭露的一个印度妇女个案引起公众的关注：她被姻亲杀害，原因是婚后八年其父仍不能交齐嫁妆钱。这一案件使人们对在印度针对妇女的暴力状况有了认识。移民妇女中的家庭暴力状况也非常严重。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南亚妇女到达美国，由于丈夫的虐待，她们对新生活的梦想很快就被噩梦毁掉了。

这个群体所处的困难环境使这些妇女比其他人更难寻求帮助。

但是在过去10年当中，已成立了十几个支持南亚妇女的团体，它们的愿望就是要关心和帮助这些妇女。

许多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受虐的妇女还要继续留在充满暴力的家庭里，答案是她们的自信心被暴力摧毁了。有调查表明，被动接受和麻木不仁是受虐妻子的典型特征。妇女挨打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挨打时，她们感到吃惊，竭力躲闪；然后感到恐惧，竭力讨好丈夫；最后感到抑郁，躲到一边自责。一旦挨打成为习惯，其后果可能导致丧生。妻子挨打的社会后果除了伤害、致死之外，还可能成为下一代的效仿行为。妻子的挨打还常常伴随着子女的挨打和受性虐待；待子女长大成人后，有可能继续这种受虐的生活模式。

近年来，妇女运动越来越多地关注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作出解释。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心理分析派把暴力看作少数人的变态；社会结构论的解释则认为，暴力行为是社会的阶级差别所带来的挫折感和压抑感导致的；由于社会上有些人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由于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由于恶劣的住房，恶劣的工作环境，由于缺少工作机会，一些人才会变得有暴力倾向，因此，对妇女施暴的现象较多发生在社会的下层。有许多女权主义者对暴力现象持有这样的看法：如果像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强奸犯大多数对于被害妇女不是陌生人而是熟人，那么这种暴力行为就应当说是由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造成的。有学者提出，家内的男女不平等与家庭暴力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夫妻平等的家庭增加了，家庭暴力一定会大大下降。

自内罗毕战略提出与针对妇女的暴力作斗争以来，各国妇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从妇女教育和受虐妇女庇护所，到全女性警察部队的成立，一场全球性的反对对妇女施加暴力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不少人提出建议，应当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把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问题摆进世界人权问题的议事日程当中去。这个专门对付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全球性网络将把社会工作、法律、教育、卫生及受虐妇女庇护所等各方面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帮助受虐妇女。

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暴力方面，中国政府的措施是：第一，倡导尊重妇女、爱护妇女的社会风气，反对歧视妇女，谴责和惩治一切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第二，完善消除对妇女暴力侵害的专门性、预防性和行政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执法监督体系，实现妇女人权保障的全面法制化；第三，提高妇女的法制观念极法律意识，以法维权的能力，以及增强妇女的防暴抗暴能力；第四，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要重视和受理妇女的来信来访，为受害妇女排忧解难，伸张正义。可以预期，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中国妇女的状况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会得到改善。
绝对权威~~~~~~~~~~~~~~~~~~~~~~~~~~~

Ⅳ 美国纽约男子无故脚踢亚裔妇女，为何保安不帮忙反而关起大门

因为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根深蒂固了，他们不但歧视非裔美国人，就连亚裔美国人也被那些白人所歧视。

最近，一名亚裔美国妇女在街上突然无缘无故遭到袭击，但附近大楼的保安没有帮助她，而是把门关上，这引来了网友们的批评

电视和报纸公开描绘了反亚洲的种族主义。冷战期间，这些法律壁垒被放松，亚洲人被美国人塑造成模范少数民族，以阻止更多的亚洲人像民权运动那样加入起义。这也是必须的，因为美国在亚洲的暴力(带有种族色彩)造就了一代拥有战利品新娘的老兵。在这一时期，我们开始看到亚洲男性被塑造成娘娘腔和弱者，而亚洲女性则被塑造成性的象征。所有这些描述都可以归入现有的西方东方主义框架。

亚洲人面对的种族主义大多是排外的，也就是说亚洲人无论在美国社会生活了多少代，都不会被美国社会接受。

号称最民主的国家却干着最龌龊的事情，这难道就是美国的担当吗？

Ⅳ 一个被美国全球通缉的中国妇女，该妇女所犯的是什么案件

1980年代中后期，福建移民开始大批涌入美国，亭江镇有的村几乎走光了。那些通过非法途径来到美国打工的村民在积攒了一定储蓄以后，常常为寄钱回家的事烦恼。

已经颇有名气的郑翠萍敏锐地捕捉到商机，她在福州、香港、纽约有广泛的人脉，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在三地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因此可以在美元和人民币之间自由兑换。需要寄钱回家的华人只需把美元送到郑翠萍手中，留下亲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两三天后中国的家人就能收到郑派人送去的钱。郑翠萍每单则收取3%的佣金。

这给郑翠萍带来大笔的收入，每年经其手从美国汇钱回中国的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随后的几年这个数字呈几何级增长。郑翠萍几乎垄断了福州一带的汇钱网络。这是个讨巧的事—由于给福建华侨减少了很多麻烦，“萍姐”的口碑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郑翠萍开始借钱给那些付不起偷渡费的华人。美国警方查实，郑翠萍每年收取高达30%的利息，偷渡者们为了还钱不得不长时间在郑的店里打工。

到了1980年代末，唐人街无人不知“大姐萍”，几乎每一个福建人都向郑翠萍借过钱。郑翠萍花了1万美元买下了一幢房子用来招待福建同乡们，这里很快成为了人口走私的中心。

那个年代纽约唐人街都用现金交易，没有人清楚郑翠萍到底积累了多少金钱。

Ⅵ 纽约华裔妇女遭无故殴打及辱骂！华裔在国外为何总是被针对的对象

纽约华裔妇女遭无故殴打及辱骂！当中国网友看到该消息时，似乎觉得习以为常，因为很多华裔在国外似乎总是被受歧视。但是从多方面也让人们产生疑惑：大部分华裔其实是不争不抢的，而且性情温和，为什么华裔在国外总是被针对？

3、一味忍让。据相关数据表明，中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忍耐的民族之一，这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而导致的现象。甚至还有人信奉万事和为贵，所以遇到一些事情时，就算自己被欺负也不会反抗。可是这一套如果在国外并不受用，如果受到欺负时没有做出还击，从国外人的思想来看，他们反而会助长一些恶势力的猖狂，最终受害的还是华裔。因此一味忍让也是导致华裔在外国总是被针对的重要原因之一。

Ⅶ 那个袭击华裔老奶奶的美国男子被捕了， 从此事中也反映出了哪些问题

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中，可以反映出美国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种族歧视。

为什么该名美国男子会选择袭击一个华裔老奶奶，而不是袭击一个正常的美国白人老奶奶，就是因为种族歧视。在美国比较讨论热烈的就是美国黑人在美国得不到一定的身份和地位。总是遭受美国白人的歧视，但是在美国社会地位最低的恰恰不是黑人，而是生活在那边的华裔。

但凡换成一个华裔年轻壮汉，一个男性，他是根本都不敢动手的，这些人只敢欺负弱势群体。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人就存在一个就是欺负弱势群体的情况非常严重。

Ⅷ 福建一妇女遭到美国通缉死后百辆豪车送葬，英雄还是狗贼

其实，这个问题描述的是福建的一名女子。对于女子的能力，其实现代人早已经认可妇女拥有不逊色于男子的能力，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更是表明了一些妇女的雄心壮志。在上世纪，就有这样一名女子，虽然很难她的经历是什么丰功伟绩，但却深刻影响了许多华人。这就是著名蛇头之称的郑翠萍。

大家在看影视剧的时候，尤其是警匪剧，往往古惑仔寻求潜逃时就会寻找蛇头的帮助，又比如在古龙小说《陆小凤传奇》中陆小凤便曾经去找了蛇头帮忙要到了王府的地图。蛇头一词，往往意味着能量很强、信息资源很广。在2014年的纽约街头，就上演了电影里的劲头，很多华人开着豪车来给这个传奇女子郑翠萍吊唁。

Ⅸ 喜福会为什么热销 求喜福会的中文读后感，不要只是一味的说小说的内容……有自己的感想……600字左右

《喜福会》所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妇女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儿女各自之间的故事，
喜福会观后感
，
观后感
《喜福会观后感

小说的题目《喜福会》原是母亲们打麻将的聚会。这些妇女移居美国已有几十年，但她们仍念念不忘从小受过的传统教育，恪守着中国几千年来渗透于妇女血液之中、几乎已成为天性的封建男权的思想。她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严格教育、管束自己的女儿，使她们能逃脱自己这一辈女人的命运，成为她们眼中幸福的女人。然而，对于母亲的管束，女儿们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一味反抗，在这个种族、阶级、性别不平等的美国社会里，两代女性上演了一出由相互争斗到殊途同归、相互认同的悲喜剧。在这出悲喜剧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人物口中道出的事情，而是那些她们无法启口、无法触及、讳莫如深的事情，是沉默背后的东西。在这里，沉默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它那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摧毁着女性赖以生存的自尊、自信和勇气，使她们在沉重的压抑之中丧失生存的能力。然而一旦打破沉默，这毁灭性的力量就会立刻消失，被压抑已久的人性就将得到复苏，平衡和谐的关系就会得到恢复。《喜福会》中母女们的悲欢故事大部分都是以沉默和打破沉默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

《喜福会》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多元文化，也就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的新格局，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把戏，是对亚文化的同化和心理侵略的掩盖。那么，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一样，华裔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文化的沉默和性别的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意识的时代流变，对于女性的弱者的地位，与女性为求改变的不断抗争，进行了描摹。
旧中国的妇女，与美国的新时代女性，绵延半个多世纪，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女性在不断的找寻自己的位置，从被压迫与被欺凌的旧中国，到女性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号称世界上最民主最开放的美国，可说是两重天，这个电影，给了我们展示女性地位变化、人格命运演变的最好的舞台。 女性找到真实的自我了吗？从外表上看，女儿们不再有母亲所要经受的父权与夫权的压迫，而精神上呢，女性自身对自身的束缚，却并未远离。
从血缘中，从慢慢追述的历史中，母亲们期望着的是，自己身上的悲剧不再重演，可是那些创伤已经渗入她们的骨髓，在对女儿们的教育中，她们将那些过高的期望、被压迫者过分的敏感与自尊一股脑压在女儿的身上，结果，造成了母女之间深深的隔阂，以及女儿残缺的人格。
周彩芹演的林朵阿姨，是个性鲜明、开朗直爽的母亲，从小靠自己的力量从包办婚姻中逃离，到了美国后，对女儿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女儿有下国际象棋的天赋，得冠后照片被登上杂志封面，这位兴奋的母亲就一路拉着孩子向人夸耀，孩子并不喜欢，母亲就冷眼相向，当孩子向她请求谅解，想继续下棋，她却说了一句，想下就下没那么简单，这句气话，挫伤了女儿的自信，从此她觉得天赋远离了她，再也没赢过，不肯低头的母亲，就这样把孩子的信心给毁了。
女性的抗争，体现在家庭的这一层面，以女儿作为载体，结果是对女儿的成长造成了创伤，不仅不会成功，反而是女性对女性的进一步伤害，目的过于明确的教育，把自己的好强强加于女儿身上，是对另一个独立的心灵施加的强权，剥夺了灵魂独立性的教育，并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却使得母女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代沟，女儿们的心灵在畸形的教育下扭曲，成为心灵上的弱者，这是女性对女性的伤害。
心灵上的弱者，是真正的弱者。回看母亲当年，面临着体制的社会的压迫，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了抗争，并成功地从那里逃离，为自己找到了自由，而她们在女儿的心里造成的伤口，却令女儿们找不到自己。结果，四个女儿都走了弯路，或者婚姻不幸，或者生活失去目标，之所以成了“不完整”的人，是因为她们的人格不完整，是扭曲的，一直都为别人活着，或者是为母亲，或者是为丈夫，而从未想过按自己真实的意愿去活。
母亲们后来意识到了这种伤害，由于过高的期望，或者自己残缺的人格对女儿的影响，她们向女儿们伸出了手，鼓励她们。
卢燕饰演的阿姨的女儿，赢得了一位学校里家世显赫的男生的爱情，但在婚后，她却放弃了学业，一心为了丈夫与家庭，一切都从丈夫的要求出发，直到失去这份感情，到要离婚，最终，在母亲的鼓励下，她不想再为丈夫，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她的萌醒的自我意识，却帮助她的丈夫重新发现了她，他们又和好了。
另一位阿姨的女儿，要和丈夫过严格的AA制生活，这种生活在蚕食着女儿的尊严，母亲想起自己的生活，被寻花问柳的丈夫骂贱人，那种伤害令她意外溺死了自己的孩子，伤口终生不愈，母亲告诉女儿，你是值得被尊敬的，离开他，后来女儿找到了珍惜她的人，获得了幸福。
母亲和女儿的这一对关系，既有对立也有和谐。在童年时，过高的要求，对女儿们产生了伤害。成年以后，母亲又用自己的人生阅历，为女儿解开心锁，帮助她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树立信心。女性与女性最终不再对立，而是成为伙伴，这是摆脱弱者地位的一剂良方。
女性应懂得自尊，母亲们告诉女儿们这个道理。自尊自爱，然后才能去爱也才能被爱。
弱者的地位，如果是预先在心里就为自己设定了，那就势必无法摆脱，而女性的抗争首先要从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弱者，是平等的人。只有有了这样健康的心态，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对比《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的松子，一生从没为自己活过，都是在为男人，父亲或是情人，甚至不惜为此作贱自己，扮鬼脸、受虐待，完全没有自尊可言，这样落败的女性意识，还不如十多年前的一部《喜福会》，还要被作为“神”来加以讴歌，简直是莫名其妙。《喜福会》探讨的女性意识的流变与挣扎，与女性发现自身价值，挺起胸膛为自己活，其意义不独对女性，对每个弱者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喜福会》——异质文化交汇的画卷 引言
“老妇人记得多年前于上海，曾花费不菲买下一只天鹅。‘这畜生„„’市场鹅贩吹嘘着，‘伸长脖子企盼化鹅，你瞧，它美得让人不忍下肚。’然后这妇人抱着鹅飘洋过海，满怀期盼地前往美国。旅途中，她告诉天鹅说，在美国我会有个像我的女儿，在那儿，她无需仰仗丈夫鼻息度日；没人会看低她，因为她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天鹅。但当她抵达新国度，移民官员夺走她的鹅，妇人惊惶地挥舞手臂，只留得一片羽毛作纪念。很久以后的现在，这妇人想给她女儿这羽毛，并告诉她，这羽毛虽不值钱，却是来自遥远的国度，一直载负着我的期盼。”
那只远渡重洋的天鹅背负着四位母亲历经劫难而重生后集聚的生存信念和中国传统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以及对女儿所有的期待。而在美国这片新大陆，她们却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发现她们的信念和价值并不能得到这个“自由国度”的认可。但她们仍然竭尽所能留下那片即使旁人看来不值钱的羽毛，希望最终有一天她们的女儿能够理解她们所有的心情。
谭恩美和她的《喜福会》
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发表，就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9个月之久。1990年，该书获得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奖，海湾区图书评论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也在国内外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喜福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描写了四位母亲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充满了东方色彩，迎合了美国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古老中国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小说具有跨文化主题。作者通过描写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反映了母体文化与异质文化相遇而生的文化情结——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华裔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这一富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主题。
和小说中所描写的移民后代一样，谭恩美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中国移民的后裔，她从母亲的故事中经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在她的骨子里，有一种无法消解的中国文化情节。另一方面作为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移民，周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都是典型美国式的。美国是个移民社会，是个“大熔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普遍存在于少数族裔作家的文本中。在《喜福会》中，作者从个人的记忆出发，间离了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吸纳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次，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话，使得小说和后来的电影都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喜福会》中所描写的四位母亲，在40年代带着旧中国的苦难和传统文化，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那时的美国是她们心目中的天堂，在美国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再也不会重复旧中国妇女的不幸，不再重蹈她们的覆辙。对孩子她们寄予无限的希望，她们想按自己的理想规划女儿的前程。但是，这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们自幼接受的是美国的文化，在她们看来，母亲的想法与行为既荒唐又可笑，于是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从而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从文化的角度看，影片的前半部分通过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表现了中西两种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后半部分记述了母女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解从而构建了东西文化从二元对立到二元融合的文化发展前景。
华裔群体作为迁徙的族裔面对的是双重文化的困境，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规。于是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与遭遇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和成规就会自然显现。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对民族主义、再现和抵制都予以了严格的审视，尤其强调了一种带有殖民论争之特征的‘矛盾性’和‘混杂性’”是“对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构。”。①这种“混杂性”就是处于边缘的流浪作家的一种颠覆策略，以异质文化渗透到主流文化当中，从而被主流文化所认同。
母女交流的“失语”——中西文化的碰撞
两代人之间的交流障碍，首先来自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信号，反映出文化成见和约束了人们的思考
方式”，而且“在意义通过语言的编码过程中，语言外部的情景极为重要。”。②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在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对话都是使用英文，但母亲们的英文中总会夹着些许的汉语词汇，特别在她们急于表达某种意义的时候。我们相信，对于母亲来说，中文永远是她们的母语，就像中国永远是她们心灵深处的家。只要她们愿意，这语言随时能够从她们嘴里流利而出。所以苏坚持办着“喜福会”，因为这是母亲们心中传统文化的栖息之地，让她们这群身处异国他乡，徘徊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异乡人，可以穿起中国服装，用母语闲聊、讲故事，在强烈的本土文化氛围中感受精神上的慰藉。可是对于她们的下一代，她们却忧心忡忡，虽然她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却“轻忽了她们来到美国的梦想”。这些第二代移民随着年月的增长，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个中国人。她们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即使在打麻将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场合，她们也不允许母亲们在和她们的交流中夹杂中文，因为她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作弊”。语言的不通，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母女之间信息交流的闭塞，直至双方都陷入沉默。
在中英两种语言环境下，“家庭”这一语言符号的“能指”被赋予了不同的“所指”意义。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既代表了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权力，又意味着家长与子女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但在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则鼓励各人奋斗，强调自我实现和独立意识。影片中所表现的母女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了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关于“家庭”价值观的碰撞。苏一直以来都把对在大陆下落不明的两个双胞胎的“亏欠”转化成希望寄托在女儿君的身上。她望女成凤，一直用自己心目中的母爱方式对君进行着“天才培养计划”，并在君有所反抗的时候强势地喊出：“女儿只有两种，服从母命和随心所欲的，但这房子只容得下服从的。”可是君这样在“自由国度”长大的孩子如何能理解母亲的苦心，她也不甘示弱地对母亲吼着：“我又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你逼不了我！”此后，母女俩的分歧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君故意忽视母亲的期盼，也使自己最终成为了一个碌碌无为的人。薇莉自幼有着下棋的天赋，却因看不惯母亲拿着自己的荣誉到处炫耀而赌气说不再下棋，而她倔强的母亲林多却认为自己对薇莉的苦心栽培不仅没有得到女儿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就连为女儿骄傲这么无可厚非的表现都被女儿当作是失去面子的事情，从而失望不已，以致很长时间不再“干涉”女儿的生活，永远一副不喜不悲的表情。母女之间的隔阂由此而生，“失语”长达了二十多年之久。
影片中的母女两代人的误解和隔膜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是通常的“代沟”可以涵盖的，它体现了自我/他者、中心/边缘、西方/东方之间的文化权力冲突。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③在这种文化落差和文化夹缝中必然要形成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女儿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之间对话语权的争夺。出于劣势的母亲——东方文化必然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压抑，使得母女双方在种族壁垒和文化碰撞的阻隔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失语”的状态。西方认知结构下的权力意识和对于中国的片面的、有偏见的西方文化传统使浸润于美国文化的女儿们对于母亲的认识自然成了歪曲异质文化的一种单向活动。而中国近代史上的卑微性和经济上的落后性更加使得中国母亲在异质文化中处于“边缘人”的地位。她们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声音，唯一能依赖的便是那股不认输的精神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她们以结结巴巴的英语，对女儿的生活和成长进行干预和教育，表现着她们无畏的抗争以及对西方霸权的挑战。和东方意识不谋而合的是，母亲在母女对抗的关系中，不去据理力争，和女儿争辩不休，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忍让、以退为进的方法。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冲突带来的沉默中，母亲老去了，女儿也经历了两种文化在自己身上的碰撞与冲突。当母亲一代正痛苦地忍受“失语”带来的巨大创伤时，女儿们也在不知不觉地重复着母亲们的故事。
女儿们的尴尬——他者自身的困惑
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来说，“中国”是遥远的，是母亲的絮絮叨叨，是她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汉语，是神话般的故事。她们想尽办法去适应和同化于周围主流社会的文化环境，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然而，她们与生俱来的脸庞和从母亲那里潜移默化得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使她们在美国人眼中永远属于“他者”。正如帕特里夏•林所指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妇女对于中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十分敏感。与她们的母亲不同，这些妇女面对的是来自两种对抗文化的要求。尽管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华裔妇女熟知中国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但她们常常会因为必须在‘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做一决择而感到无可奈何。相比之下，她们在中国出生的母亲，很少会因为纠缠在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以及生为女性之类的复杂问题中而感到茫然。”④
薇莉总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干练的作风和能力让她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她在各方面都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美国人”，但唯独在感情方面，她始终过不了母亲那一关——其实说到底是过不了她自己心里那一关。虽说多年来的隔阂让母女两人几乎没有交流的空间，但在那种中国式教育之下长大的孩子，天生对父母有一种不知名的畏惧。头一次婚姻，薇莉就为了母亲欢心而嫁给了一个中国人。这一次她想勇敢找寻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母亲这个形象在她心里却如同一座大山。带男友回家吃饭的那晚，薇莉一直在观察母亲的表情，母亲笑了她也松口气，母亲如果不开心，她连结婚的事都不敢提。在外在的美国式潇洒感情和内在的中国孝道之间，薇莉一直左右为难。李娜有一份独立的工作，在生活中她和丈夫的一切开销都“AA制”清算，她总以为这样就能彰显她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得到丈夫的尊敬，然而，“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无非是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⑤在成为经济上独立的新女性的同时，李娜却在不自觉间丧失了感情的尊严，夫妻之间的生活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事事被金钱的利益所左右，让她心中郁闷却又不知症结在何处，有苦说不出。罗丝拥有的优雅外表和清高性格使她赢得了出版大亨儿子的青睐，然而男方的母亲却试图请罗丝离开，因为她的肤色，她的地位很可能影响其儿子的事业发展。“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把自己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为了维护一个民族的优越地位，别的东西——一个他者——必须首先被作为低等的打上标签。”⑥美国学者艾米•琳在谈到华裔的文化身份的时候曾经说到：“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发现她们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面部特征宣告了一个事实——他们的种族是亚洲，但是通过教育、选择或者出生，他们又是美国人。”⑦可是即使是国籍上，文化上的“美国人”又如何呢？在正统主流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肤色决定了她们永远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他者”。世俗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罗丝的心理，她虽然嫁给了心上人，但却在内心深处将自己看成了丈夫身边的摆设，为了爱情而失去了个性和自由，最终也失去了丈夫的尊重和爱情，成为感情上的“他者”。
如果说母女之间的“失语”更多是出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那么女儿们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时表现出的尴尬和困惑则体现了主流文化对“他者”的排挤。我们看到在影片中，女儿们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整个中华文化显得遥远、隔膜。但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思想。这种被双重文化渗透，具有双重文化的意识，使得她们在用美国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时，潜意识中的中国文化意识又会有所作用，双重身份注定使她们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调和。
异质文化的交汇
文化身份并不是某一特定的文化具有的或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特征，相反，它有一种结构主义特征，是一系列彼此相关联的特征。霍米•巴巴认为，文化的“身份决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既成的，它只能是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把握的过程。”⑧霍尔也说过，“主题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⑨在《喜福会》中，随着岁月的推移，每对母女最终都以和解作为故事的结尾，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交融。
君在母亲过世前不久才终于明白这二十几年来母亲对自己的良苦用心。正如“怎有女儿不了解自己母亲的”，世界上也不会有不了解自己女儿的母亲。中国传统的欲扬先抑、隐忍的教育方法在表面上将苏在君的眼中塑造成了一个冷漠的，对女儿极度失望的母亲，但苏却从来未曾放弃过她这看上去碌碌无为的女儿。因为只有她知道女儿的纯洁和善良，这是任何表面的能力都无法比拟的品质。而那个时候，君也终于明白了母亲对自己所有的期盼，不过是好好地生活下去。当她在麻将桌的母亲东首位置坐下的那一刻，我们似乎看到了女儿/西方已经开始认真接纳母亲/东方。当影片结尾君回到中国与她从未谋面的双胞胎姐姐拥抱相认的时候，双方口中共同喊出“妈妈（MaMa）”这一为所有语言所共有的语词，简单而有深意，是
东西文化的交集之一。林多同样是一个倔强而不懂过多表达感情的中国母亲。受到小时候“下棋事件”的影响，二十多年来，薇莉一直以为母亲的一言不发就是代表她无声的反抗。所以她嫁给一个中国人来取悦她，但离婚的时候母亲失望的表情却让薇莉在很长时间里交了外国男友也不敢让母亲知晓。可是在林多心里，她虽然对薇莉的外国男友有着诸多不满——主要是由于其不懂中国文化和礼仪，但毕竟女儿的幸福就是母亲最大的快乐，林多最终对薇莉婚姻的宽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她对美国文化的接受和对两种文化差异的尊重。在李娜要爱情不要过度依赖的所谓平等婚姻中，正是母亲的一席话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真正感情的渴望，“尊重，温柔”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行得通。同样，在爱情婚姻中失去了自我的罗丝被母亲的故事深深震撼，那股流淌在她身体之中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血液让她彻底清醒，自己并不是社会，家庭之外的“他者”，她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她的自尊自强也最终重新获得了丈夫的爱情和尊敬。
赛义德曾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⑩母女两代，过去和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本来就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母女之间经历岁月磨合最终所实现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同。只是这一认同并不是任何一方全盘接受对方的文化类型，而是重构了的只属于华裔这一群体的第三种文化。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读到中西两种文化在冲突后逐渐相互渗透的过程；而女儿们的身上寄托着母亲们记忆和梦想的延伸，也继承了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她们体内的中国人血液，迟早会因为找到归属感而沸腾，骨子里的中国文化也迟早会刺痛她们的神经。 结语
如果说《喜福会》里的母亲们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而这群女儿们代表的是现代美国文明，那么作者对于这种可用连字号连接的“中国的——美国的”现象的两级给予了同样的关注。谭恩美的这种关注，可以说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中心”和“边缘”对立的模式，在表面的文化冲突背后，实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就像皮考•伊尔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英帝国的文学反击》中所指出的，“后殖民作家是多元混杂的。他们并不站在特定地域的立场，而是处在对流动性日益增加的地球村便于反思的十字路口，而且他们进行反思的价值判断也是多元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界定性。他们是跨越双重甚至多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创作一种新小说，来对应一个新世界。”○11
美国是这样一个白人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国移民如何承续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吸收美国文化的精髓，从而建构属于本群体的文化身份是许多华裔作家始终关注的问题。谭恩美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超国界的具有多元文化的洞察者之一。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喜福会》都通过一种异质文化的交汇，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一张网，一张由不同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构成的对抗着的时空网”。○12《喜福会》表现的不仅是年轻一代对漂泊无根记忆的追寻，也不仅是华裔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中的迷茫和挣扎，而是通过对两种文化融合的期盼表达了华裔们既不愿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身份，奴颜婢膝迎合主流文化以挤进美国主流社会，也不愿以固守华夏中国的文化来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意愿。整部影片传递着一种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界定，消除文化对立，从而达到全球化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