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寿民族

A. 涿鹿之战后，蚩尤族的去向

一楼错的离谱啊
一楼肯定没看过陈序经先生的《匈奴史稿》和马长寿教授的《北狄与匈奴》
陈序经先生的《匈奴史稿》明确提到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关于匈奴族源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只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匈奴源于东夷没有旁证
马长寿教授的《北狄与匈奴》明确说匈奴属北狄系统
是独立发展的民族系统属通古斯语系
而蚩尤的是东夷的代表人物
涿鹿之战后大部分的东夷人都被迫迁到黄河流域甚至包括太湖的良渚文化
剩下的后来演变为东胡和百越
东胡和百越与北狄不是同一系统
如果说乌桓和鲜卑是蚩尤族的后裔还有一定依据
至于布依族是百越的后人也很难说
现在南方的很多少数名族都与百越、苗蛮、百濮、甚至巴人有渊源
不能说布依族就一定是百越的遗民
应该说是诸少数民族的融合
强烈建议楼主去翻下《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附表中列出了各民族的起源

B. 成立陕西师范大学中共中央西北局历史资料征集与研究中心需要什么手续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是直属于学校、以西北民族为研究对象、具有独立建制的民族学研究机构。现有科研人员14名，研究领域涉及西北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包括对影响当代中国西部的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研究中心继承了半个世纪以来由我国老一代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开创的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传统，有关西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一直是本中心传统的优势所在，理论与实证、历史与现实、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并重，是本学科的主要特色。

C. 我国有什么民间艺术吗

民间艺术有着淳朴的风土人情，也同时是人们心中感情的最佳写照
民间艺术的导语

民间艺术是千百年来民众创造并享受的文化，是民众智慧的创造，许多民间艺术杰作，成为“华夏一绝”被传承和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民间剪纸”绘画和其他“工艺宝库”。

关于本世纪以来的民间美术研究:

如果查阅近百年以来的美术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在本世纪的前几十年中，与民间美术的研究有关的文章几乎是空白，而相关的文章多是介绍性的，其作者则多为民俗学的工作者。

的确，中国最初的民间美术研究是随着民俗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本世纪初，一批活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和文学家、艺术家等，在从事各自的专业工作的同时，已经程度不同地注意到民间美术的客观存在。在当时，这些非美术专业的学者往往将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被称作“民俗物品”、“民族工艺”、“民族文物”、“民间手工艺”、“农民美术”等的民间美术，视为研究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的佐证而予以重视，并对之进行调查、收集、整理、陈列、介绍和研究。

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在其成立之初便将“征集关于风俗之器物，筹设一风俗博物馆”作为主要宗旨。⑴随后，在“十三（1924）年一月中，曾征集各地的新年风俗物品（如神祗、年画之类）……共二八六件。”⑵因为“风俗调查的事业，除记述以外，要从物品的搜罗作起；然后才能得到好的材料来研究。”⑶在南方，隶属于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设立了“民俗物品陈列室”，在几年间，共收集了“首饰、衣服鞋帽、音乐、应用器具、工用器具、小孩器具、赌具、神的用具、死人用具、科举遗物、官绅遗物、民间唱本及西南民族文化品物十四类陈列品凡数万余件。”⑷

1935年正月，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上展出了郑振铎收藏的《金瓶梅》插图和金肇野收集的杨柳青年画，这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民间艺术首次公开展出，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鲁迅先生非常注重民族、民间美术作品的收集和研究，他曾经以赞赏的口吻介绍过“花纸头”和“江北人制造的玩具”以及其他的民间美术品，并对这些“生产者的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37年，台湾画家颜水龙先生用了5个月的时间对山地民族的民间手工艺进行了调查，并收集了许多的实物资料。同年，杭州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品是由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师生从民间收集来的，钟敬文先生专门著文《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对展览和展品进行了介绍，指出“民间的画家，往往能够用那简朴的红条，或单调而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民众所最关心、最感动的事物的形象。”⑸经学者们的倡导和介绍，使当时的社会对民间美术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此前后，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⑹的民族学和民间艺术、手工业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在有计划地进行着。以凌纯声、马长寿、庞熏琹、芮逸夫、李霖灿、谭旦冏等为负责人组成的调查团在1930年前后和1937年至1942年间，分别在东北、西南、四川和台湾等地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服装、饰物、手工业工具、用品及技术资料、模型、图片等数千件，由中央博物院作为民族文物收藏。由于方法科学、资料完整，使得这批资料有着较高的科学价值和审美价值，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解放区的文学家、艺术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到民间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优秀的民间文化传统学习，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延安等地的美术工作者，在学习民间年画、剪纸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大批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新华日报》等边区的报刊上还发表了美术工作者学习民间艺术的文章。这些文章与国统区的民俗学者撰写的《民俗美术漫谈》⑺等文章，均可视作最早的民间美术的研究文章。

1949年7月，回到人民手中的中央博物院举办了“中国西南部及南部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进入50年代，在各地的政府文化部门组织下，举办了规模不一的民间美术展览，许多美术家和工艺美术家在积极参加该项活动的同时，对民间美术的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讨论并未得出结论，而把问题留给了历史。

到了8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许多专家、学者出于弘扬民族文化、提倡爱国主义之心，在对民间美术进行调查、收集、整理的基础上，重新对民间美术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地、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取得了很大进展。而在海峡的对岸，台湾的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民间美术巡礼》、《台湾民间艺术》、《台湾早期民艺》、《民俗艺术探源》⑻等著作及一批画册。

1981年5月，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全国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由工艺美术家廉晓春⑼担任总体规划和设计。同时在民族文化宫展览的，还有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民族文化宫联合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服饰展览会”。这两个展览会引起了北京文化人的极大兴趣，许多文艺理论家和学者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在发表自己的观感的同时，也对民间美术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杂志也开辟了“中国民间美术”的专栏介绍民间美术，发表了大量关于民间美术的理论探讨文章。掀起了一个学习、研究民间美术的高潮。

1983年7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中国美术家协会贵州分会在贵州联合召开的“民间美术学术讨论会”和同年12月在广东佛山召开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是在同一年召开的两个重要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美术专家和专业、业余的研究工作者，从事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的同志，以及工艺美术的生产者和领导者，共同就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对象和范畴、目的和意义、方法和分类等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民间美术是‘生产者的艺术’(鲁迅语)，是劳动人民的美的创造，是一切其他美术：如宫廷美术、文人士大夫美术、宗教美术及各种专门美术的源渊和基础。”“民间美术反映与表现着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也影响着特定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民间美术最富于地方特点和乡土气质，最能唤起人们的乡情乡思和民族情感。民间美术造型的、可视的性质，使它成为民间文艺中最直观和普及的形式之一。而在数量最大的民间工艺所具有的实用和审美的双重性，使得它把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融汇在一起。”⑾“它渗透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从历史上看，一切形式的工艺美术，都是在民间美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⑽这些认识可以说是对当时的民间美术专家和研究者的理论探讨的综合，是比较完整的。

198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民间美术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也开始招收民间美术专业的研究生。1988年由文化部主持召开了全国民间美术工作会议，并成立了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在90年代前后的几年中，各地陆续举办了多次学术年会，汇集、交流了数百篇论文和田野调查报告，其中多数已发表在《中国民间工艺》等杂志上。这些文章，对民间美术各个领域及民间美术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均有所涉及，为更进一步地探讨民间美术的内涵和外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与其他的人文学科一样，90年代的民间美术研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一批研究计划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等的资助，由国家投资的《中国美术全集》之“年画”、“皮影”、“剪纸”等卷和多卷本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湖南民间美术全集》等大部头著作先后出版，并多次在国内外获得大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研究民间美术的成绩。

近百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附属到独立的历程；在新的世纪里，必将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D. 吐谷浑史的作者简介

周伟洲，一九四O年生，广东开平人、一九六二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一九六五年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省博物馆及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国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一九八六年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原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原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理事长等。主要论著有《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文物考沦》、《长安与南海诸国》等。

E. 马长寿的个人简介

马长寿（1907—1971） 中国当代民族史家。字松龄，又作松舲。山西省昔阳县人。自幼丧父，家贫，由寡母抚养成人。1929年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攻民族学专业。1933年毕业，留校任助教，自学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调查方法等课程。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1936年转中央博物院任职，先后在四川大凉山、川西北等地考察彝、藏、嘉戎、羌等族的社会历史。从1942年起，相继在东北大学（当时在四川）、金陵大学（当时在成都）、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根据国家规划筹建西北。
民族研究室，任该室主任。治学刻苦严谨，勤于读书，尤其重视实际考察研究，以新得资料补充和更正旧书记载之舛误。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教学和科研中能够做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

F. 马长寿的介绍

马长寿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年他引进西方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先进科学方法，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发表一批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之作。20世纪50年代后，他在中国民族中领域内，融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发展成独具一体、自成体系的学派。在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藏学等如今已成为世界“显学”领域内，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凡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都要参考他出版的一系列论著。

G. 马长寿的人物评价

马长寿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早年他引进西方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先进科学方法，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发表一批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之作。
20世纪50年代后，他在中国民族中领域内，融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发展成独具一体、自成体系的学派。
在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藏学等如今已成为世界“显学”领域内，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凡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都要参考他出版的一系列论著。《马长寿民族学论集》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反映马先生学术思想的代表作。
作为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与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的学术活动始终与边政问题密切相关。他特别强调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边政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边政问题结合起来，以自己一生的学术实践活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H.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西北大学考古专业50年历程回顾

举世闻名的古都长安和三秦大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营造了得天独厚条件。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南迁汉中城固时，历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员会，陆懋德教授等对张骞墓、樊哙墓等进行调查和发掘，发现“博望侯印”封泥和绿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1939年，西北联大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陆懋德教授等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和《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周国亭发表了《勉县考古记实》等。这是西北大学最早的考古活动。
1938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黄文弼，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历史系主任，开设了考古学、史前史等课程，并从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学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点在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参加了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发起的中瑞科学考察团，对以新疆为重点的西北文物进行了调查）。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张骞通西域路线考》、《吐鲁番古代之文化与宗教》等专著和论文。
1940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王子云任团长。对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资料。1945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累年所得的各类文物、拓片、模型、石窟临摹、绘画、照片等资料100多种，计2000余件全部拨归国立西北大学，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与原有历史系考古室合并，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云随调西北大学任教授，并担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后王子云等积极开展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调查研究，在西安郊区发现史前文化遗址多处，其中在鱼化寨遗址获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西北史迹文物踏查纪实》、《汉唐陵墓图考》、《唐韦顼石椁发现记》、《古杜国考》等论著。此外，还举办有关金石拓片及汉唐陵墓艺术等专题展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与科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47年5月，为推动西北地区文化古迹的研究，历史、边政两系学生成立了考古学会。组织会员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迹，利用假期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时代遗址，并将考察之成果，精制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边政学系21位学生对甘肃、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迹进行了4个多月的实习，实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库车千佛洞等古迹。此外，还邀请著名学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之新发现”等学术报告。
1951年，陈直先生在历史系开设“考古学通论”课。1954年，陈直受聘担任文物陈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专业应届毕业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来校任教，为考古教学增添了新生力量。
这一时期，武伯纶、刘士莪等组织历史系的师生参加了麦积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汉墓的发掘、咸阳底张湾北周隋唐墓发掘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积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经验，而且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基于当时国家对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郑振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冶秋（时任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和尹达（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等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的关心下，1956年，历史系首先在54、55级历史专业选出部分学生，成立考古班。其后设立了考古专门化，考古专业正式创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马长寿先生任主任，陈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师有刘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专业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陕西乃至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石兴邦：《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贺文》，载《考古文物研究》第1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从1956年开始，考古专业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考古教学除本校的几位老师（马长寿、陈直、刘士莪、李家瀚、贾德耀、蔡尔轨等）承担外，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宝钧、石兴邦、金学山、杨泓、郭仪孚、王伯洪、林寿晋、马得志等相继来校分段讲授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术课，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师队伍，开始了较为系统的考古教学活动。
时任校长侯外庐还邀请埃及开罗大学考古学家埃米尔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教授等作考古学术报告，在西北大学形成一股考古热。
除了系统的考古学理论教育外，还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实践教学。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参加了西安唐兴庆宫、铜川耀州窑等遗址的发掘。1958年，在蔡尔轨老师的率领下，考古班的学生参加了宝鸡北首岭遗址的第一次发掘。1960年，56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陕西彬县（今属长武县）下孟村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地层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专业创立以来，曾琪、段浩然、黄碧芳、高建民、韩伟、韩保全、郭长江等先后留校任教，教师队伍不断壮大。1961年，考古专门化改称考古专业，但不久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而精简专业，考古专业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
1972年，考古专业恢复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陈直任主任，刘士莪任副主任。之后，王世和、戴彤心、段连勤、孔哲生、肖安顺等先后到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任教，考古专业的教师队伍得以重建。特别是有丰富田野考古工作经验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学田野考古发掘教学与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73年，刘士莪、张洲与西北大学地质系共同发掘了韩城禹门口旧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刘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连勤指导72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掘。1974年，刘士莪等带领74级考古班部分学生，与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发掘了周原凤雏和召陈建筑遗址、庄白青铜器窖藏和云塘制骨作坊遗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导74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了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75年，贾正中带领74级考古班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上述发掘不仅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在实践中锻炼了教师，培养了学生。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1956年考古专门化以来，共培养了7届130名学生。他们后来成为我国各地考古学教学科研骨干力量和著名学者的优秀学生，在我国的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考古专业的科学研究方面也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进了西北大学的文物研究。其中马长寿在20世纪60年代初撰写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资料，对关中古代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部族人融合等问题进行了考论。陈直著有《关中秦汉陶录》、《秦汉瓦当概述》等论著，其中《秦汉瓦当概述》一文对秦汉瓦当的文字书体及规格、断代及分期、制法及窑址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至今对秦汉瓦当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考古专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奠定了考古专业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1980年以后，刘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专业在专业和学科建设方面不断发展。1986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博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设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专业被评为陕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专业。2003年，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成立了考古学系（含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两个本科专业），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并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建立了考古技术与文物修复实验室，大大改善了教学科研的条件。200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被批准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联合组成的“砖石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基地”通过专家组评审，成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成立了文化遗产学院，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成为我国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学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组织编印了《原始社会考古》、《商周考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参考图录，邀请苏秉琦、安志敏、李学勤、张光直、田边昭三等著名学者先后来校讲学。1994年开始，考古专业的课程体系做了较大的调整，新开设了专业基础课“中国考古学通论”，传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门课程成为方向性的专题课。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强了田野考古学、考古技术课程的教学。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周原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个稳定的教学实习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课程实习与综合实习构成的实践性教学体系，形成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田野考古发掘、博物馆实践相结合的特色。2003年，对教学内容又进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门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加强了重点课程的建设。赵丛苍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学概论》被列入国家级精品课程（2005年），张宏彦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学》（2004年）被列入陕西省精品课程，有“中国考古学通论”、“田野考古学”、“新石器时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课程被列入西北大学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教材建设的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赵丛苍、张宏彦、钱耀鹏教授编写的教材《科技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考古学概论》先后被列入国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设计划，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2003年）、《科技考古学概论》（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专业电化辅助教学体系的建设”获陕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王建新、张宏彦、钱耀鹏等的“考古专业教学实践的改革”获西北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一届教案展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等奖；2003年，钱耀鹏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学质量奖二等奖；2004年张宏彦教授获西北大学第二届教案展评（中国考古学通论）一等奖， 2004年张宏彦获西北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一等奖，2005年张宏彦编著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获西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多年来考古专业始终坚持“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思路，强调“三个重视”，即重视专业基础教学，重视知识视野拓宽，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级专门人才。从1977年至2006年，考古专业连续招收本科生27届（含2届专升本班），毕业571人；招收硕士研究生共20届，毕业获得学位者83人。从1985年开始，招收博物馆专业、文博专业专科生10届共250人。毕业生分布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西藏、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贵州、四川、重庆等20多个省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其中陕西地区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机构的业务人员90%以上、西北地区70%以上均是我校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或已担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门、文博单位的领导职务，或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及各省区文博考古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业务骨干。此外，多年来还承担了陕西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培训工作，培训了文物干部数百人。特别是2003、2005、2006年先后承办了三期全国省级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管理干部培训班，培训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级领导73人。
在科学研究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考古专业充分利用陕西及西北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学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稳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取得了显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张洲指导77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梓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处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顺带领78级学生参加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秦宫殿遗址的发掘。
1982年，王世和、张宏彦指导79级考古班，主持发掘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遗迹、遗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带领80级考古班学生参加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遗址的发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张宏彦、王建新、钱耀鹏等主持发掘了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现了大量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早期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1级、84级、90级考古班和双学位班、85级文博班、陕西省有关县市的文物干部、外国留学生等共计百余人参加了案板遗址的考古发掘实习或培训，成为20世纪80年代培训学生最多的考古实习基地。
1985年，刘士莪等主持发掘了西安老牛坡遗址（含许家寺地点），至1989年，共发掘了六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商代的墓地、车马坑、建筑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遗迹、遗物。先后有83级、86级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进行了考古实习，取得了教学与科研双丰收。
1985年，戴彤心、张洲、王维坤等指导82级考古班发掘了陕西宝鸡石嘴头遗址。发现了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领85级考古班发掘了青海化隆县四更卡拉遗址，为研究卡约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1990年，王世和、张宏彦、钱耀鹏带领87级考古班学生和日本留学生加藤隆也，参加长安北塬（风雷仪表厂）汉、北周、隋、唐墓的发掘。同年，刘士莪、赵丛苍指导88级考古班首次发掘了陕西城固宝山遗址。至2001年，宝山遗址共发掘了3次，发现有大量商时期的烧烤坑、建筑基址、墓葬等，为探索汉中地区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1991年，赵丛苍、张克平指导89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新疆维丄吾丄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柴窝堡遗址和拜城县克孜尔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万里率领部分学生首次发掘了校园内的唐太平坊和实际寺遗址。之后，累积历年发掘和收集的校园文物，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内设立了校园考古陈列室，成为西北大学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1994、1995年，王建新、冉万里、指导91、92级考古班发掘了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镇遗址，并与相关科研单位合作，在班村遗址开展了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96年，王世和、赵丛苍、王维坤、张宏彦、周晓陆、冉万里、刘瑞俊等指导93级考古班发掘了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唐崇化坊遗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遗物。
从1997年开始，考古专业开始承担国家基本建设重大考古发掘与科研项目。1997年由陈洪海、刘瑞俊主持发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库区盐东遗址。1997至2004年先后由王建新、张宏彦、赵丛苍、钱耀鹏、陈洪海、冉万里、刘瑞俊主持发掘了重庆长江三峡水库区万州中坝子、上中坝、余家河、白河沟遗址，巫溪河坪遗址的发掘与研究。2006年，由陈洪海、冉万里主持发掘了南水北调河北涞水县西水北遗址，河南镇平县姚寨遗址。
从2000年开始，考古专业启动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调查研究计划。2000～2002年，王建新、刘瑞俊等与新疆、甘肃两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试掘了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敦煌西土沟遗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新疆东部及甘肃西北部秦汉时期遗迹的考古调查”，调查新疆哈密马鬃山区的相关遗存。2003年，钱耀鹏、陈洪海率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参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库区、特克斯恰卜其海库区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发掘，对研究战国至汉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年，赵丛苍带领2000级考古班部分学生,发掘了甘肃酒泉西河滩遗址，发现了早期青铜时代的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部分研究生参加，发掘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发现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遗迹，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古豳地区域考古研究”项目，钱耀鹏等对陕西彬县、旬邑、淳化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4年，陈洪海、刘瑞俊、陈靓老师指导2001级考古班学生发掘了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发现了一批龙山时代窑洞式居址和陶窑，其中新发现了可能专用于烧制石灰的窑址。2006年，钱耀鹏、魏女指导2003级考古班学生，主持发掘了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发现了先周时期的聚落和大批极具特色的蛇纹陶器。对于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与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资料。
2004年，考古学系师生参加了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联合实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对甘肃东部礼县一带的古遗址进行了调查。2005年，王建新、赵丛苍、陈靓老师主持，指导2002级考古班学生发掘的甘肃礼县西山遗址，获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遗迹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资料。
2005年，在多年对汉水上游城固宝山遗址和城洋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由西北大学、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启动了汉水上游先秦时期文化调查研究项目，赵丛苍主持进行了前期的调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发掘、调查的基础上,近十年来，考古专业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旺盛势头，在中国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40余项。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在《考古学报》、《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5部、译著2部。其中，刘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张宏彦教授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与麟溪桥》、赵丛苍教授的《城固宝山遗址发掘报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与调查的重要收获。此外，王建新教授的《东北亚的青铜器文化》、王维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与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张懋镕教授等的《文物鉴定秘要》、张懋镕教授的《中国青铜器真伪鉴别》、周晓陆教授的《秦封泥集》、赵丛苍教授的《中国古代玉器》、钱耀鹏教授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国内外权威和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研究论文，集中反映了考古专业在中国史前考古、周秦汉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体现了专业稳定的研究方向和显著的学术特色。其中王世和、张宏彦等的《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钱耀鹏的《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获2003年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建新的《慈善寺与麟溪桥》、《东北亚系青铜剑分类研究》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赵丛苍的《城固宝山》获2004年陕西省第七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I. 马长寿的出版作品

马长寿先生的著作
《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社会组织》、
《凉山罗夷的族谱》、
《嘉戎民族社会史》、
《钵教源流》、《中国西南民族分类》、
《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
《北狄和匈奴》、
《乌桓与鲜卑》等，
遗著有《凉山罗夷考察》、《彝族古代史初稿》、《氐与羌》、《马长寿民族学论集》、《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和《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资料》等。

J. 周伟洲的《我的史学研究与史学观》

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
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上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是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癖好。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有七个子女，我排行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买书和藏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店里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蹲就是一个下午。1952年父亲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到成都，我有幸进入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原国立成都县中）。在中学的六年中，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密的图书馆，有很好的师资力量，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中国20－30年代至当今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学史、语法修辞之类的书籍。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所有关于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我都读过。这些书籍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俄国普希金、别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的司各特、狄更司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似乎对我的影响更为巨大。当时，我简直着了迷，曾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蠢话。为此，我付出了代价，高中二年级时，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帮助。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学文同学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狂热地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特别是考古学，对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这些想法的确有些天真，正如后来在大学一年级时历史系一位老师批判我的“白专”道路时说，这些想法简直是“莫明其妙”。 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选中这所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专业。至于对史学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所知甚少。入校后，我依然故我，拼命读书。然而，这种情况却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调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的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几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学校丰富的藏书和放弃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钻在书丛之中。每天中午，当同学们休息时，我钻在阅览室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校图书馆借书。
在大学四年中，我把阅读的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特别是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读，加倍地读，读历史著作，向哲学那虚玄的堡垒进攻，用顽强的毅力，从烦琐的经济学中打开一条通道，并要用千倍的时间和力量钻入语言的宝库，要使小小的脑子容纳整个知识的海洋。”到三、四年级时，我试着写电影剧本、小说、评论、杂文及历史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均未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的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开设的各门基础课、考古专门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系统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按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从事考古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然而，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最后我考上了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藏族史。这一选择决定了我的史学研究的方向。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园地。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学习时间里，虽然因当时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冈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约用去了两年多时间，真正学习时间才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一个星期要我们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耳提面命，受益颇多。他在课堂上或平时的指导中，一再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史论结合的重要性。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及治学方法可以说基本形成了。
二、我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
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史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是为那一时代的现实服务的。所谓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就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史学的鉴戒功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孔子撰《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到今天出版的各种史鉴之类的历史书籍，莫不鲜明地显示出史学在政治方面的借鉴作用。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得好：“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知今。”[1]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名的论著中，也有名言：“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2] 史学的鉴戒功能在政治斗争方面如此，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其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是过去的发展和继续，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无论是处于先进或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是一个有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史籍之完备，史家之辈出，深入社会面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史学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往往又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起着作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当今中国史学正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和增强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史学这一方面的功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其作用决不低于它的鉴戒功能。此外，史学还有许多社会功能，不再一一罗列。由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现今社会里，史学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史学承继、发展，不仅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并间接为现实服务的。对史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我也是经过一番磨难才逐渐清楚的。在我成长的50—6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们研究生随马长寿师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调查访问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然而，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长寿师发现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并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认真地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的形势出发，才最后确定的。此书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在认识到“古为今用”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重要性时，我还特别注意防止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为了古为今用而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虚假，不能为了服务于现实而伪造历史。十年动乱时的“影射史学”就是以伪造历史来为一些人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还有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而歪曲、伪造历史，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赶时髦，标新立异等等。这些历史论著瞬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意识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我特别注意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决不随意歪曲和改动史料；也决不为了一鸣惊人，耸人听闻，而无多少根据地提出所谓的“新观点”。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或史料阙如或考证不精等原因，也会产生一些个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但是，我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知道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的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这在我撰写《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参加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史》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近代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自然充满了义愤；是通篇采用那种充满义愤的词句，上纲上线，无情批判呢？还是揭露侵略的事实，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坚持采取后者，因为用铁的历史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比充满义愤的词句更为有力。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现今的中国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浪潮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在当今史学变革的时期，史学领域内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或沮丧的现象。如果仅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传统的或正统的史学遭到冲击，出现不景气的局面：大学历史系招不上学生，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十分困难，史学论著难以出版或发表。而另一方面，翻译或介绍国外史学观的论著出版较多，那种以历史上宫廷秘史或妓女之类的通俗小册子则四处泛滥。当然，我并不是非议后者，后者至少在吸取、认识外国史学有益的东西和扩展社会史研究领域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这些情况，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史学领域出现的部分问题。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史学自身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将会逐渐解决，史学终归会逐渐适应新的时代，并为之服务。
三、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
从我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就基本确定了我的史学观，即是一个倾向于传统史学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像我这样年纪上下的史学工作者，大都属于这一个类型。这本身就包含着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史学传统的大国，古往今来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性。我作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学习研究中国史的一员，自然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彰善贬恶的鉴戒史学传统；注意史料的收集、采摭，重视资料的鉴别、取舍，考证史实，错谬牴牾的求实精神；文字崇尚简洁、准确，“文约而事丰”的文风等等。然而，我毕竟生活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自然也是有选择性的，也决不会刻意去追求复古。比如对清乾嘉考据学派，我虽然十分钦佩，也学习他们考据的方法，但决不走他们的老路，否则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烦琐考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 或“简洁”，也就会失去史学真的价值。不仅如此，为了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点的同时，还应有所创新。这一工作是我们老一辈史学家所完成、开创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中国一批有卓识远见的史学家们经过对传统史学的继承、改造，并吸取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逐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历史，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这些前辈著名史学家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他们应是领史学界一代风骚的大家，我认为，至今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包括我个人的史学研究，都是沿着他们开辟出来的道路前进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中国史学的主流，也是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为理论指导，而创新为新中国的新史学。它是为我国社会现实服务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史学正是以它不断的创新，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80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进入电子信息的新时代，而我国也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巨变。史学是否会发生变革，有所创新，产生一种新时代所需要的史学体系?至少目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这种变革迟早会发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史学家身上。
四、关于史与论关系之我见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有较好地阐述史与论关系的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史家“三长”（才、学、识），特别强调 “识”（即义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既批评那种“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击那种 “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一段时期对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的批判，而后又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料的倾向，于是就有“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等提法的出现。这两种提法均有语义欠妥之处。目前史学界一般用“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包括史料）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这一提法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就史学论著而言，如按史与论关系划分，不外乎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偏重于史料的整理、编纂、校勘，考证史实的论著，理论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理论；一种是以史论为主的论著，史实只是概括的或偶尔使用，主要以论为主；还有一种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有史实也有理论，或通过大量史实来论证理论，真正属于“史论结合”的论著。以上三种类型的论著的差别，有时是不很明显的，只是相对说来有所侧重而已。现今国内出版的史学论著不外乎就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均有存在的价值。就我个人而言，三种类型的论著均曾尝试过，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讨理论为主的有《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属于史论结合类型的有《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据我的体会，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十分重要。如果史实有误或不完全，则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写史论结合型的论著时，我也十分重视收集、排比、考证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论述。如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就是为我写《吐谷浑史》所准备的资料集（出版稍后）。我认为，就是在史论结合类型的论著中，也应对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证，或放人正文，或置于注释之中。但是应尽量避免繁琐的考证。史料的收集、考证是基础，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从高层次上去辨别、分析史料的价值，决定取舍，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如果仅在史料的排比、编辑或考证上作学问，他的成就会大大的减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马长寿师购得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书，见书中对他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有所批评，于是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岑翁对我前年所出《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小册子多所批评，不胜喜悦之至！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最近拟作一书报岑翁，若干重要问题尚须研究，未可轻易一驳也。”马长寿师所说的“明大义”，就是指指导思想和理论。 “史论结合”中的“论”，据我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我就是以这个理论来分析、鉴别史料，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甚至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从指导思想出发来考虑。二是指从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较为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指导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这里，则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绝不可取。
五、关于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问题
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然而，各个时代和每个史学家对于史家之“四长”或“三长”又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无论怎样，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长”，也是指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功底），也就是所谓的 “修养”。此“四长”概括得较为妥当和全面，尽管各个时代和个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可取的。我本人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也深有感触。据我的理解：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学时，我爱好文学，故在初写史学论文时，语句冗长繁杂，形容词特多。后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马长寿师的指导，才改掉了这一毛病。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史是相通的，由于我从小喜爱文学，故转入史学领域后，文字上没有多大困难，写起来就较为迅速，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多产”的原因之一吧。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也多得力于大学时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注意和学习。史识，就是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怎样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到指导思想，过去有的史学家往往以指导思想来代替科学的结论，即“以论代史”，而非“论从史出”。这种教条式的史识是非科学的。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的教条主义研究倾向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 在我最初试图应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时，也喜欢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文，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有了理论的指导。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后，我逐渐摒弃了这种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思想，以此来选择史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甚至连章节的安排也从这些规律出发来考虑。从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论著中没有或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从全面看则是尽力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原理的。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也即是指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传统。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应必备的品德，从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伪史学。然而，史学是每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时代又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的史德，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一个能兼有“三长”或“四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在“四长”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还是有信心尽力向这四个方面努力，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前进。
[注释] [1]《亭林文集》卷六。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义·原学下》。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