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开始做学问的著名学者

⑴ 关于做学问的名人名言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孔丘（春秋时代思想家，教育家）引自《礼记。学记》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引自〈说苑〉

多见者博，多闻者智，拒谏者塞，专己者孤。

——桓宽 引自《盐铁论。制议》

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不成。

——张载（北宋哲学家）引自《经学理窟。义理篇》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曹雪芹（清代文学家）引自《红楼梦》第5回

好问，是好的。……如果自己不想，只随口问，即能得到正确答复，也未必受到大益。所以学问二字，“问”放在“学”的下面。

——谢觉哉（现代革命家）引自《不惑集》

做学问的功夫，是细嚼慢咽的功夫。好比吃饭一样，要嚼得烂，方好消化，才会对人体有益。

——陶铸 引自《理想。情操。精神生活》

惜时、专心、苦读是做学问的一个好方法。

——蔡尚思（现代史学家）转引自《青年文摘》1983年第11期

学习要抓住基本知识：即不好高骛远，而忽略基本的东西。喜马拉雅山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因为它是建立在喜马拉雅山之上，
盘基广大高原之上的一个高峰；假如把喜马拉雅山建立在河海平原上，八千公尺的高峰是难以存在的，犹如无源之水易于枯竭的。

——徐特立（现代教育家、革命家）引自《徐特立教育文集》

学习外语并不难，学习外语就像交朋友一样，朋友是越交越熟的，天天见面，朋友之间就亲密无间了。

——高士其 转引自1980年12月31日《解放军报》

学习和钻研，要注意两个不连良，一个是“营养不良”，没有一定的文史基础，没有科学理论上的准备，没有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搞出来的东西，不是面黄肌瘦，就是畸形发展；二是“消化不良”，对于书本知识，无论古人今人或某个权威的学说，要深入钻研，过细咀嚼，独立思考，切忌囫囵吞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粗枝大叶，浅尝辄止。

——马寅初（现代学者、教育家）转引自1981年6月22日《北京晚报》

要循序渐进！我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

——华罗庚（现代数学家）转引自1980年6月20日《北京晚报》

古今中外有学问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十分注意积累的。知识就是机积累起来的，经验也是积累起来的。我们对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像“过眼云烟”。

——邓拓（现代新闻工作者、学者）转引自1979年2月27日《忆邓拓》

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

——毛泽东引自《做革命的促进派》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毛泽东 引自《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周恩来（现代革命家、政治家）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

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和钻。

——雷锋（当代优秀战士、烈士）引自《雷锋日记》

⑵ 旧时指学问渊博的著名学者的成语

旧时指学问渊博的著名学者的 词语是：大儒。
大儒:旧时指学问渊博的著名学者。

⑶ 民国时期的学者有哪些

顾颉刚，冯友兰，陈寅恪等等。
顾诵坤（1893.5.8-1980.12.25），字铭坚，号颉刚；小名双庆，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汉人，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
1920年，顾颉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⑷ 中国当代国学学问最高的学者是谁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饶宗颐
饶宗颐 ，1917年生，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三百篇。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摘自《饶宗颐书画》之简历）

饶宗颐，字固庵，又字伯濂，伯子。号选堂。一九一七年生于广东潮安。父亲饶锷，为潮州大学者，著作甚富。幼承家学，未冠整理其父遗著“潮州艺文志”，于一九三七年刊登“岭南学报”，以此知名。一九三五年之一九三七年，应中山大学之聘任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无锡国专教授。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出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兼“潮州志”总编纂。

饶教授于一九四九年迁居香港。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及教授职。一九六二年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发“汉学儒莲奖”。一九六三年，曾至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作学术研究。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又在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应新加坡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一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又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教授。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于一九七四年，为法国远东学院院士。

一九七八年退休后，又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一九八零年，任日本京都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又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期间于一九八二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复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衔。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曾担任澳门大学客座教授。一九九二年起被复旦大学聘为顾问教授。一九九四年起又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学术研究院院长。

饶教授有关东南亚华侨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有：“星马华文碑刻系年”及“新加坡古事记”两种及发表了多篇论文：“新加坡古地名辩正”“秦代初平南越辨”“苏门答腊北部发现汉钱古物”“蒲甘国史零拾”“论述中缅文化关系”“论述中越文化关系”等，为华侨史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资料，又曾于一九七零年就“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议”与许云樵教授，陈育崧先生展开了为期九个月的论战，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饶教授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知识渊博，精通多种外语。六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在文学，语言学，古文字学，敦煌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专著六十多种外，尚有发表在世界各大学术期刊及各大书刊上的论文，短文和杂文约有四百篇。饶教授为国际汉学界及海内海外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怀瑾
时至今日，在海峡两岸，在日本、韩国，在东南亚，在北美、欧洲，甚至在世界上其它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南怀瑾先生依然是一位颇富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且名播遐迩，声誉日隆……。

早在四十余年前，作为国学大师的南怀瑾先生即在台湾倾全力讲述印行传统文化经典，从学界、商界、政界，直到民间大众，不辞辛劳，奔波教化三十余载，内容涵盖了儒、佛、道及诸子百家，兼及医卜天文、拳术剑道、诗词曲赋，著述凡三十余种，立足时代科学精神，将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更加璀灿夺目的文化层面，开拓了全新的学术视野，其影响之深远必将是划时代的。其后，先生又奔走於美国、香港、欧洲等地，虽偶于经贸领域度化，然其根本心愿仍在中华传统文化之宏扬，盖以文化为民族存亡之根本也。

数十年来，南先生虽旅居海外，然心怀故土乡梓，深切关怀着大陆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晚年尤甚，谆谆教导海外众多弟子赴大陆投资，引进先进科技，支持国家经济建设，并率先在大陆投资一千二百八十六万美元修建金温铁路。筹集巨额资金在大陆南北十余所高等院校设立“光华教育奖学金”，为希望工程捐助拳拳爱心……凡此种种，令人感佩。

⑸ 《沉淀自己的心灵》语文练习册答案

13、我们要沉淀自己的心灵。
14.举例论证。列举著名学者王叔岷做学问的例子，具体论证了“沉淀自己的心灵，对于整个人生是多么必要”的观点。
15．(1)美国歌后休斯顿做不到沉淀自己的心灵，不知如何沉淀自己的心灵，放纵自己，贪图享乐，以致最终断送了自己的事业。
(2)这则材料可以作为事实论据，从反面来论证“我们要沉淀自己的心灵”的论点是正确的。

⑹ 请列举几个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生于清同冶十年(1871年)，卒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享年七十岁。陶氏出身于官宦之家，早年也想走科举仕途之路，然而屡次乡试都铩羽而归。科场失意，使他只好另谋生路。辛亥以前，他先后在地方和军队担任一般职务。入民国后，陶湘跻身于实业界和金融界，历任上海、天津、山东等地纱厂经理，又任职中国银行，为驻沪监理官及重庆、天津分行经理，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等。
丰厚的收入，为他日后藏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陶湘三十岁左右开始收书，由于他锐意搜求，藏书事业进展神速，不数年，即得书三十万卷。剑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五十八岁时，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这时他已是一位收藏颇富，享有盛誉的藏书家了。
陶湘藏书，不同于一般传统的藏书家，而有着他自己鲜明的个人特色。首先，他藏书不专重宋元古本，而是以明本及清代精刻本为搜求的日标。涉园藏书多达三十万卷，完全无愧于藏书大家之列，但他却能另辟蹊径，以明本为大宗，数十年间，共收得明本一千余部。早年傅增湘与陶湘曾经有约，如果陶湘能收得明嘉靖善本一百部，傅增湘甘愿为之题“百嘉斋”匾额相赠。出人意料的是，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陶氏所收明嘉靖善本竟然超过了二百部。“百嘉斋”应改题为“皕嘉斋”才是了。

⑺ 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没有权威，只有学问。
子曰“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随欲，不逾矩”，大约是在50岁才明白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吧。愚以为，达到了上述境界，就可以做一个大写的人了，是开启大智慧了，简称“开智”。

⑻ 顾炎武手不释卷的作品鉴赏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许多人对顾炎武的最初认识，恐怕就源于这句充满爱国激情的名言。这位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对待读书做学问老老实实，认认真真。《顾炎武手不释卷》一文，用非常精简的语言，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好学不倦的顾炎武。凡顾炎武所到之处，书始终伴随左右，“以二马三骡载书自随”坐在马背上背诵经书，“偶有遗忘”，还要找书认真复习。可贵的是顾炎武并不是读死书，一旦发现与平日所闻不合，还要打开书进行核对校正。正是有这一精神，顾炎武根据实地考察，完成一部集文献资料与实地历史考察相结合的著作《天下郡书》。

⑼ 曹操和余秋雨哪个是更著名的学者

两个是不同时代的人，其影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一般把曹操看成一个政治家、诗人，而不是作为学者，而余秋雨主要是被做为学者看待的

⑽ 你认为黄侃是真正的国学大师吗

众所周知，民国是一个军阀割据、政局混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文豪崛起、大师辈出的时代。在众多民国学者当中，有三个公认的“疯子”，巧的是，这三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他们二位不用多说，都是鼎鼎大名的著名学者，可这第三个人，不仅外界对他充满了争议，就连他本身也是个矛盾的载体，他就是辛亥革命先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

黄侃虽然桀骜不驯、不拘小节，但对于读书却不敢有半点不恭。黄侃读书尤其精心，有始有终，见人读书半途而废，便会露出不悦之色，责备对方“杀书头”。最绝的是，临终之际，《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读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意在教导学生作为学者要日日精进，切不可有所小成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因此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他认为，做学问不能欺人，要为后世负责，所以在自身没有相应的学术积淀时，是万万不能著书以惑世人。

遗憾的是，黄侃后来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不到50岁就谢世了，虽未出版任何著作，但他仍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黄侃留给后人一串关键词和趣闻轶事。

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他用近乎癫狂的行为，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