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金支出佔比GDP

『壹』 中國養老金佔gdp比例

全球視角來看,建立多支柱養老體系已成為主流發展趨勢。世界銀行於 1994 年首次 提出了「三支柱」養老體系,即第一支柱的公共養老金計劃、第二支柱的職業養老保險計 劃和第三支柱的個人儲蓄計劃。2005 年,世界銀行將「三支柱」擴展為「五支柱」,增加 了零支柱的非繳費型國民養老金、第四支柱的非正規養老保障支持,從更全面的視角概括 了風險分散的、可持續的養老金制度體系。其中,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為繳費 型、制度性養老金計劃,在整體養老體系中發揮著最為核心的作用。

『貳』 全球老齡化對全球經濟產生哪些影響

第一，人口老齡化會使勞動力供給短缺，而勞動力資源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條件，勞動人口不足會直接制約經濟增長。例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勞動人口總量達到最高峰，之後一直下降，2010年，勞動人口總量比1995年減少了7%，而勞動人口需要負擔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則從15%上升到25%。同期，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盡管日本政府推行了超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努力刺激經濟增長，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在於宏觀政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勞動力供給不足這種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日本人口總量已連續10多年負增長，勞動力供給短缺嚴重影響了經濟復甦。可見，老齡化社會中，改善勞動力供給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第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相關的社會保障支出會大幅上升，將加大政府的財政負擔。為避免公共債務風險，政府或者壓縮其他支出，或者增加稅收，這又將制約經濟增長。例如，2011年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即源於養老保障帶來的財政壓力。一方面，老齡化加劇要求政府必須提供更多的養老金支出。危機爆發前，希臘、義大利和葡萄牙等國30%以上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開支都被用於養老保障，而希臘的這一指標接近50%，而且養老保障支出具有剛性特徵。另一方面，與之相伴的贍養率下降可能會帶來公共養老金繳費率下降，收支兩方面的擠壓導致政府日益依賴發債彌補財政赤字，最終導致債務累積和債務危機。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發達國家的養老金和醫療健康支出會從2015年佔GDP的15%增加到2100年佔GDP的近25%，老齡化問題正對各國公共財政和經濟增長帶來巨大挑戰和風險。
第三，人口老齡化會帶來儲蓄率的下降，進而對資本形成產生不利影響。根據生命周期理論分析，社會中處於中年和壯年階段的人群儲蓄傾向較高，老年人儲蓄傾向較低，老年人口佔比提高會降低儲蓄傾向。同時，高撫養率會加重勞動年齡人口的負擔和支出，阻礙資本積累，加之老齡化導致財政赤字擴大，會進一步降低實際儲蓄率。儲蓄是投資的重要來源，儲蓄率降低意味著資本積累和投資率的下降。
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是東亞國家經濟增長的特徵。1975年，日本家庭儲蓄率曾達到23.1%的峰值，高儲蓄是戰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口老齡化導致日本儲蓄率持續下降。2013年，日本家庭儲蓄率首次出現了負值，為-1.3%，可見，老齡社會中，較高比例的居民動用存款進行消費，顯然不利於投資，阻礙經濟增長。
此外，人口老齡化還會通過改變消費行為、產業結構、勞動生產率、創新能力、金融資產結構等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當然，影響並不都是負面的，有些是正面的，或者兼而有之。例如，勞動人口既是生產年齡人口，也是消費能力最旺盛的人口，勞動人口數量減少不利於消費，但是，老年人對醫療護理、康復保健、老年用品及養老服務等方面的消費需求不斷增加，為發展老齡產業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叄』 俄羅斯人交養老保險嗎

養老保障制度改革
經濟 體制轉型以來， 俄羅斯養老保障制度按照 三個方向進行了改革：一是逐步放棄國 家包攬一切的做法，實現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多元化；二是在處理社會公平的與效率的相互關系問題上，重點由過去的公平而忽視效率轉向效率兼顧公平；三是不斷提高了養老金水平。
1997年前，在這一領域改革的主要內容有：第一，在俄羅斯除了實行自願投保養老外，所有公民與企業事業單位均必須參加強制性養老保險，其基金來源與國家預算脫鉤，建立專門的俄聯邦預算外自治養老基金，基金來自聯邦與各聯邦主體預算撥款、投保單位和個人三方面。僱主按工資總額31.6%繳納，雇員按工資收入5%繳納，企業與職工的繳納一般占該基金總額的90%以上。第二，領取養老金的條件與蘇聯時期一樣，男年滿60歲工齡不少於25年，女年滿55歲工齡不少於20年。
由於通脹率高並且變動大，原來那種長期不變的計算發放養老金的辦法就難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往往不能抑制由於通脹所引起的養老金實際水平的下降，從而使養老金領取者最低生活水平得不到保證。因此，從1992年起對養老金實行指數化。指數化主要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動、在職職工的平均工資數額和養老金領取者原有工資與優撫金水平來計算。1997年9月，俄羅斯通過了《關於計算和增加養老金的程序法》，規定從1998年2月1日起，養老金的計算不再以價格的增長為依據，而以全國的月平均工資的提高水平為根據，同時規定採用個體系數來完善養老金。
1997年，俄羅斯還參照世界銀行提出的「三支柱」模式，對養老金保障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第一支柱是社會養老保險，它僅限於為無力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特困人群提供幫助，由政府財政出資；第二支柱是強制養老保險，這是「三支柱」中最重要的部分，其資金來源由企業和職工的繳費和基金收益，2001年通過開征統一社會稅形成。該稅是把原來的養老基金、社會保險基金、強制醫療保險基金的合並到一起，統一社會稅按工資總額的35.6%徵收。開征統一社會稅後就取代了此前實行的向國家預算外基金繳納保險費的制度。第三支柱是補充養老保險，是一種自願養老保險，由僱主自願建立，所有職工均可自願參加，採用基金制的個人賬戶管理方式，使職工在得到基本生活保障之外可自行通過購買補充養老保險靈活調整退休後的收入。俄羅斯自願養老保險的人數很少，只有1%的勞動年齡居民參加了這種保險。原因在於總的來說，大多數居民收入水平較低，無力承擔額外的保險支出；其次，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收益率往往低於其它投資的回報率；另外，俄羅斯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信譽差，廣大居民對其缺乏信任。
俄羅斯在養老保障制度方面雖進行了多次改革，但仍與國際標准存在較大差距。另外，在面臨人口持續老齡化趨勢壓力的同時國家負擔日益加重，使養老保障體系赤字運行，靠財政補貼難以維系。
針對上述情況，俄羅斯決定從2010年1月1日起，對養老保障制度進行新的改革，其實質是向保險原則過渡，即公民所享受的養老金權利和養老金額度直接取決於每個人向國家養老基金的保險繳費，目的是使養老金收入由依靠稅收收入向依靠保險收入轉變。
總的來說，俄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重視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並不斷提高了養老金水平，2000—2007年這8年間養老金增加了1.5倍。2012年全俄月均養老金為9800盧布。
俄羅斯養老保障制度也還存在不少問題，最為突出的首先是盡管俄政府採取諸如提高養老保險費率等政策來減輕國家負擔，但國家財政仍面臨巨大壓力。2007年俄羅斯聯邦政府用於養老保障的轉移支付佔GDP的比重為1.5%，到2010年佔GDP的比重提高到5.2%，整個養老金支出約佔GDP的9%。俄從2005年養老基金開始出現赤字，數額為870億盧布，准備通過提高退休年齡等措施來緩解赤字，計劃到2015年之後男性公民退休年齡由60歲提高到65歲，女性公民由55歲提高到60歲。
其次，在相當一個時期內難以解決一方面養老基金佔GDP的比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平均退休金佔平均工資的比率不高的矛盾。結果是使國家財政壓力增大，同時退休人員還因養老金低對政府不滿。為此，俄政府甚至承諾退休金從2015年起將至少提高45%。
由於俄人口老化與不斷減少，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的老年人將從2010年的36人上升到2031年的53人，撫養負擔率將提高47.2%。這不僅對如何發展俄養老保障制度是一個重大問題，亦是俄經濟與社會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
醫療保險制度改革
俄羅斯向市場經濟轉型後，原來的醫療制度與整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已不相適應，這些都要求俄羅斯政府改革醫療制度，建立與市場化相適應的現代醫療保險制度。為此，實施的主要政策有：一是由國家財政撥款制度轉為社會保險制度；二是由國家財政負擔的免費醫療制度轉為由國家與居民共同負擔的醫療制度。
1991年6月28目俄羅斯通過了《俄羅斯聯邦公民醫療保險法》，為俄羅斯醫療制度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礎。該法律規定：所有俄羅斯境內的常住居民均須參與強制醫療保險，保險費由國家及企業共同承擔。有工作的居民，由其所在單位按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繳納強制醫療保險，沒有工作的居民由國家預算支付強制醫療保險；強制和自願醫療保險繳費是俄羅斯醫療保障體系的主要資金來源；在強制醫療保險范圍內由政府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其數量和條件依據聯邦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批準的強制醫療保險基本綱要執行；改變醫療保險給付標准，國家為居民提供的醫療保障撥款不再以個人工資為標准，而改按其繳納的醫療保險費用，採用多繳多付、少繳少得的原則；除強制醫療保險外，設立自願醫療保險，保費由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在居民享受免費之外的醫療服務時，由非國有保險公司承擔其費用。
1993年4月和1996年又分別通過了《關於建立聯邦和地方強制醫療保險基金的規定》和《俄羅斯聯邦公民強制性醫療保險法》，目的是為推進強制醫療保障制度的建立。俄根據上述法律文件，進一步採取了一些具體改革醫療保障制度。
建立了強制醫療保險基金，分為為聯邦強制醫療保險基金和地區強制醫療保險基金。強制醫療保險基金的主要資金來源有：(1)僱主繳納的強制醫療保險費，費率為工資基金總額的3.6%，其中0.2%納入聯邦強制醫療保險基金，3.4%納入地區強制醫療保險基金；(2)用於完成國家級強制醫療保險計劃的聯邦預算撥款；(3)法人和自然人的自願繳款；(4)基金閑置資金的經營所得，基金所得免徵所得稅。在上述資金來源中，最主要的資金來源為保險繳費，占強制醫療保險基金總收入的90%以上。(自童偉等著：《2012年俄羅斯財經研究報告》，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頁)
成立了醫療保險公司。公司是不受政府衛生醫療部門管理的獨立經營主體，可承包各類醫療保險業務。企業和國家管理機關作為投保人同保險公司簽訂合同，被保險人在保險公司指定的醫療服務機構就醫，保險公司為被保險人支付醫療費用。醫療保險公司可代表受保人的利益對醫療機構所提供的醫療服務質量進行檢查和監督，必要時對醫療單位提出索賠和罰款制裁。
在葉利欽執政期間，形成了新的醫療保險制度框架，但由於這一時期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轉型危機，市場混亂，各種法律難以執行，因此有關醫療制度改革的法規與政策並沒有得到很好落實。由於資金短缺國家對衛生醫療的撥款大大減少，不少人求醫遭到困難。
普京執政後，十分關注俄羅斯的衛生醫療事業。他在2005年提出，醫療是國家優先發展計劃四大領域之一(其它三項為教育、住宅和農業)，並親自擔任為此而專門成立的國家優先發展計劃委員會的主席。「健康」國家優秀發展計劃當年開始實施，該年的支出就高達787億盧布。普京提出實施「健康」國家優先發展計劃的另一個重要目標是提高俄羅斯人的壽命。1994年俄人平均壽命為57歲，1999年提高到60歲，2012年為68歲。盡管人平均壽命在提高，但仍在世界上處於低水平，這是俄羅斯亟待解決的問題。普京在2008年提出，到2020年要讓俄羅斯人的平均壽命提高到75歲。因此，提高衛生醫療服務水平是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
為了醫療保險制度與市場化和現代化相適應，2010年11月29日通過了俄聯邦《關於部分修訂俄羅斯聯邦強制醫療保險法》法律。主要內容有三：(1)給予被保險人有自主選擇醫療保險公司的權利，這是以前被保險人沒有的權利；(2)擴大強制醫療保險給付范圍。強制醫療保險體系目前給醫療機構的保險給付范圍僅包括薪金、工資、支出成本、葯品和食物等5個方面。自2013年起，醫療機構中除用於基本建設、維修和購買10萬盧布以上設備的支出外，其他所有支出全部由強制醫療保險體系承擔；(3)取消私人醫療機構進入強制醫療保險體系的限制。這次改革，使俄羅斯強制醫療保險更便於廣大居民就醫。
但目前，俄羅斯衛生醫療體系仍存在不少問題：資金不足仍未很好解決，強制性醫療保險體系至2012年初資金缺口約為1000億盧布；醫療服務水平低，工作效率不高。造成這一情況除醫療設備較落後外，與醫務人員收入低也有關，2007年西方國家醫生的收入是社會平均工資的2～3倍，而2007年俄羅斯醫生收入僅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5%，這必然影響醫務人員提高業務水平的積極性。俄這幾年來一直在著力提高醫務人員的收入水平。與全國一樣，俄醫療領域的腐也十分嚴重，送「紅包」現象十分普遍。
由於存在上述問題，在俄羅斯特別像莫斯科那樣的大城市，出現了不少私人醫院，一些收入較高的患者會選擇去私人診所就醫。
住房制度改革
蘇聯時期住房一直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改善進展緩慢，盡管在客觀上有戰爭破壞與俄國留下很差的住房條件的原因，但從根本上來說是由蘇聯的住房制度造成的。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蘇聯的住房制度具有福利性質，主要特點是，由國家大包大攬，大多數公民的住房主要由國家負責建造和無償分配給與，實行低租金與高補貼政策。
蘇聯上述住房制度的弊端十分明顯：一是國家承擔沉重的財政負擔。長期來，國家用於國民經濟的基建投資中，住房建設投資要佔15%—18%，僅次於工業、農業投資。二是極低的房租無法彌補住房折舊與保養維修，要靠國家大量補貼解決。據莫斯科市的材料，向居民收取的房租、水電費、暖氣費與天然氣費，只能彌補實際費用的1%—2%，甚至連維持收費單位的經費開支都不夠。三是助長了人們對國家的依賴心理，削弱了多渠道建房的積極性。四是在分配住房的過程中，很難按統一規定分配住房，往往領導人利用權力多佔住房。據俄國家建委負責人1993年年底發表談話說，俄當時仍有1700萬人的住房面積低於5平方米，約有1100萬戶幾家合住一套住宅，約有200萬戶住舊房危房，約有950萬在排隊等房，全俄缺4000萬套住房，排隊等房的隊伍越來越長，平均等房期限長達20年之久。(見俄《文學報》1993年12月29日)
在上述情況下，俄羅斯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必須對住房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改革的政策一是實行公有住房私有化，即以無償方式把房產權交給居民；二是改變原來主要靠國家建房並無償提供居民使用的住房制度，即國家不再分配住房，實行多渠道籌資建房，並鼓勵公民個人建房與購房；三是提高房租，使其接近住房實際價值，以克服原來的低房租的平均主義；四是盡快建立與發展房地產市場，使其與國企大規模私有化和整個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相適應。
俄住房私有化是根據自願、無償與一次性三原則進行的。自願原則就是公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參與住房私有化，使公有住房歸己所有；無償原則即所有公民均可按規定的標准無償獲得已住房屋的所有權。無償轉為公民所有的住房按俄羅斯人均住房面積確定，不得少於每人18平方米，特殊條件下，可按住房性能再向每戶提供9平方米，超標部分按一次性或分期付款方式解決。一次性原則即公民可按私有化方式一次性獲得歸己所有的住房。
在推行住房私有化的同時，俄採取各種政策措施鼓勵公民建房與買房，如提供建房買房信貸。俄還通過發放住房券以吸引居民手中資金投資建房。住房券是具有保值作用的有價證券，持有者可用來分期購買住房。另外，俄對自有資金和專項貸款建房、買房的公民，其個人存入住宅專項儲蓄賬戶的可以免徵個人所得稅。
逐步提高居民住房 公用事業的繳費比例，從2005年起由居民100%負擔，如該項費用在居民家庭總收入中的比例超過20%的，國家可給與相應補貼。這一措施既有利於減輕地方財政壓力，又可以使住房公用設施的維修得到資金保證。
住房制度的改革使私人住房量大大增加，到2001年私人住房占存量住房的63%，公房佔37%，而改革前的1989年67%的住房為公房，33%為私房。住房制度改革促進了住房建設的發展，人均住房面積從1992年的16.8平方米提高到2011年的22.8平方米。
目前住房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住房私有化後，可提供無償分配或以優惠價出售的房源大大減少，從而使無房戶增加，產生這一問題還與房價大幅度上漲有密切的關系。隨著住房私有化改革的進行，俄羅斯房地產走入市場，房價也隨之上漲。根據俄羅斯報紙公布的俄各主要城市2011年10月房價排行榜，其中前三名城市的城市名單如下：莫斯科5902美元/平方米(套內面積)、聖彼得堡2895美元/平方米、葉卡捷琳堡1985美元/平方米。在莫斯科市黃金地段的高檔住房，每平方米近1萬美元，有的甚至高達5萬美元。而2011年1～5月莫斯科市人平均月工資為1465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從業人員月工資為3500美元。2011年，全俄月均最低生活費的標准為6369盧布，約213美元。隨著房價上漲，租房也很貴，根據俄羅斯聯邦「房產世界」協會2011年10月20日公布的對24個主要城市租房價格的調查，莫斯科市一居室的平均月房租為1000美元、兩居室為1723美元、三居室為3502美元。
普京在2012年2月13日在《共青團真理報》發表的題為《構建公正—俄羅斯的社會政策》總統競選一文中指出：目前俄只有1/4的公民有能力建設或購買新住房。俄政府將通過多種途徑解決民眾住房問題。他認為，隨著各種措施的實施，2020年前可以讓60%的家庭獲得新住房，2030前可以徹底解決該問題。
在俄住房制度改革過程中，另一個問題是房地產行業存在壟斷，市場存在價格操控。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柴卡聲明說：「鑒於聯手操控價格的做法可能存在，已經委託聯邦反壟斷局組織一項調查，以判斷房地產開發商在為房產定價時是否遵守反壟斷法的規定。」這一問題普京在2004年的總統國情咨文中就強調指出，為了使房地產市場規范化，必須打破建築市場的壟斷，俄公民不應當為建築業由於行政障礙造成的代價付錢，也不應支付建築商的超額利潤。
當今俄羅斯居民生活狀況
由於實行一系列提高居民生活福利政策，俄羅斯居民生活水平有明顯提高。普京在2012年競選總統發表的文章中說：「發展經濟首先是人、就業、收入和新的機會。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貧困人口減少了3/5。大城市中有勞動能力的人口找不到工作或幾個月拿不到工資的停滯時代已經過去。」(普京：《俄羅斯在努力——我們要面對的挑戰 》，[俄]《消息報》，2012年1月16日)
2012年俄月均實際工資為26690盧布；全俄月均養老金為9800盧布；人均住房面積為22.8平方米；失業率為5.3%(430萬人)；實行全民基本免費醫療服務，手術免費，住院免費，治療免費，唯一不免的只有葯費。不管你是不是俄羅斯人，只要在俄羅斯境內的任何人得了病，都免費給你治療。實行11年義務教育和部分免費高等教育。在公立大學中的公費大學生比例不得低於40%。實際上，公費大學生的比例約為50%；2012年月均最低生活水平線為6511盧布，約為217美元；2011年每100戶家庭擁有電視機164台、電冰箱121台、洗衣機99台、轎車48輛。總的來說，俄羅斯百姓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
普京執政以來，之所以更多地關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問題，首先是由於總結了葉利欽執政時期的經驗，深知要使社會穩定，必須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堅持推行不斷提高俄羅斯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在葉利欽執政時期，由於俄羅斯經濟狀況的惡化，導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使國家基本上不能保證滿足人民對教育、衛生保鍵和文化等方面的要求。這些因素是社會改革得不到支持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工資、養老金等大幅度提高是提高居民購買力的基礎，從而才能擴大內需。這幾年來，擴大內需已成為俄羅斯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
盡管普京執政後，在分配領域採取和一系列政策措施，並把重點放在改善低收入群體，也取得了積極效果，但至今，在俄羅斯分配領域中尚存在一些問題。最為突出的是由於存在壟斷、腐敗，貧困居民收入的增長落後於富人收入的增長趨勢並沒有克服而是繼續強化。根據俄官方的統計，2001—2005年俄居民實際收入每年增長9%—12%，累計增長60%，但分配結果是明顯朝著有利於富人傾斜。10%最富有的居民實際收入增長123%，而10%最貧困的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只有富人的50%。這導致的一個嚴重後果是居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拉大，1999年10%最富裕與最貧困的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為14倍，2003年為14.5倍，2004年為 15.2倍，2005年為14.8倍，2006年為15.1，2011年為16.1倍。普京談及此問題時指出：「最富有的和最貧困的群體間差距縮短得太慢……過分的分化則不公正，會造成社會緊張。」

『肆』 全國范圍來看退休金能夠達到4500元養老金以上的人佔比是多少

全國退休工資達到4500元的人數佔比是多少？

能夠達到4500元退休金的人，工資水平已經是中等偏上水平。根據目前國家的相關數據統計，我國平均養老金水平在2900元左右，還不到3000元。而能領4500元多數還是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企業退休人員多數還是在4500元以下，多數人甚至還在2000-3000元。要說具體佔比是多數，這個不好說，保守估計在30%左右。

而且養老金年年上漲，仍然保持在5%的上漲幅度，相信現在養老金少的，會通過年年的上調而提高。那麼以後能達到4500元的養老金人群也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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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之間的關系探討

隨著社會人口中老年人比例的上升，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負擔將會加重，不僅需要支付更多的養老金，而且需要更多的醫療費用支出。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有關國家統計，65歲以後每人用於醫療保健方面的費用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成倍增加(見表1)。因此，社會保障收入難以承受老齡化必然帶來的不斷增高的支出需求，許多國家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出現了支付危機。

老齡化造成了養老保險繳費與支出之間的不平衡。據有關專家對OECD20個主要發達國家的分析和預測，除英國和愛爾蘭以外，其他18個國家的養老保險的繳費和支出之間將長期存在較大的差額，特別是在2005—2035年期間，差額將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其中有15個國家預計在2035年養老保險支出佔GDP比例將比養老保險繳費佔GDP比例高出5個百分點以上。
對於亞歐很多發達國家來說，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持和福利主義政策指導下，已經實行了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而老齡化的到來大大加重了社會保障的負擔，政府不得不以高赤字來支撐這樣一個成本高昂的體系。

以德國為例，為了支付養老金，德國政府每年要拿出700多億歐元來補貼。1965年，德國社會生產總值的9.8%用於福利支出，而今是17%。德國政府開支的相當大一部分用於福利和補貼。在2001年，德國政府的全部開支中，福利支出佔51%，其中給老年人的福利補貼佔全部開支的32.9%。高額的社會保障支出是德國赤字和國債不斷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年德國國債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8.6%，2002年超過61%。僅支付利息一項就成為政府的沉重負擔，2002年此項開支佔德國政府全部開支的11%，致使對教育和基礎建設的投資不斷縮減，1970年時德國這方面開支的比例還佔16%，而如今聯邦、州和市鎮三級的投資卻僅為6.2%。

在美國，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支出也是影響美長期預算赤字的結構性因素。美國社會保險和醫療福利支出在2002年佔美國GDP的7%左右，預計到2030年將提高到12%，這些開支將在今後10年使聯邦政府赤字達到1.5萬億美元。

『陸』 全國養老金每年大概開支多少

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的快速增長，為退休老人的養老金穩定發放奠定了堅實保障。截至2021年底，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60040.4億元，較上年增加16068.6億元，同比增長36.54%。

2016-2021年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及增速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智研咨詢整理

隨著包括個人儲蓄、保險在內的民間資產更多投入到養老儲備中來，我國也將有更強信心和更大能力應對老齡化高峰的挑戰，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規模仍在不斷增加。截至2021年，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56500.3億元，較上年增加5311.3億元，同比增長10.38%。

2016-2021年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及增速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智研咨詢整理

中國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老齡化呈現逐步加速趨勢。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使全體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養老保障，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推進「新四化」建設的需要。截至2021年底，我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4797萬人，較上年增加554萬人，同比增長1.02%。

『柒』 養老金17連漲方案出爐引熱議，應該如何平衡養老金的收入與支出

推遲退休年齡。當老齡化達到一定階段時，一些發達國家將繼續“延長退休年齡+減少養老金給付”，以確保養老金賬戶的長期余額。就我國而言，減少養老金福利的方法是不現實的，尤其是當我國的老齡化發生在“先富起來先富”階段時，但仍有關於延長退休年齡的文章。從理性的角度來看，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不斷增加，如果不適當調整退休年齡，養老金賬戶將難以實現長期均衡。關鍵是要提供一個設計良好的靈活退休制度，以利於人們的接納。

實現養老金賬戶的長期精算結余。長期精算余額是維持養老金賬戶可持續性的必要條件。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在養老金待遇水平上引入了“工資波動調整機制”和“價格波動調整機制”，目的是提高由工資增長和通貨膨脹引起的養老金收益水平。然而，隨著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問題，給養恤金支付帶來了巨大壓力。 2004年，引入了“宏觀經濟浮動調整率機制”，以根據公共養老金參加者的減少率和平均剩餘壽命的延長率來調整支付水平，以減輕養老金支付的壓力並減少養老保險的繳費。

『捌』 中國養老金佔GDP比重僅7% 未來數十年養老市場將快速發展

10月27日，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於北京發布《中國養老金融發展報告（2019）》。會上，多家養老財富管理機構對中國養老金融提出了總結與建議，並紛紛贊同未來數十年養老市場將快速發展。
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秘書長董克用提出，養老金融主要涉及養老金金融、養老服務金融、養老產業金融三大方面。到2030年，預計中國將有30%人口步入老齡化；而2018年，美國養老金/GDP佔比逾135%，中國養老金/GDP佔比僅7%，差距很大。
養老服務金融方面，出生於1960年代的人群正逐步退休，他們的下一代開始了獨生子女政策，老齡化人口將持續增加，因而未來數十年養老需求前景廣闊，市場將快速發展。目前我國養老金融儲備意識、專業知識有待加強，應鼓勵專業投顧公司發展。
其指出，細化到以房養老政策上，雖然該政策試點了很多年，但推行效果有限。
「2016年我國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及空巢老人的數量達到了4060萬人，預計到2050年，這個數字將達到9500萬人。」建信養老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總裁馮麗英表示，應當科學調整資產配置結構，研發全生命周期型產品，參與第三支柱市場競爭、開展養老投資咨詢。
養老觀念方面，平安養老保險CEO甘為民表示，養兒防老已經逐漸轉變為個人養老資產養老：「目前我國社保基金規模2.2萬億元，平均投資收益超過7.8%，企業年金1.4萬億元，平均投資收益率7%。」
另悉，養老金融資金管理方面，公募基金、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是市場主力。
華安基金總經理童威透露，目前公募基金管理規模超過全國社保基金委外投資規模的70%，「房產凈值佔中國家庭資產的69.7%，金融資產佔比不到20%且其中80%都是銀行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和現金」，因此，公募基金的參與將會是未來養老金融的一大發展趨勢。
建信養老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總裁馮麗英表示，推行REITS產品、信託等產品以豐富養老金融資金來源，向客戶提供「存房+養老」模式，以未來10年租金收益來購買相應的養老服務，可以更好地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
中國銀行養老金業務部副總經理陳衛星表示，銀行作為社會經濟最主要的融資渠道，將不斷發展受託直投業務。就海外投資而言，房地產、能源等另類投資已是年金投資重要的收益來源。

『玖』 社會保險給付結構受哪些制約因素的影響

一、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
1、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社會保障的范圍。
在社會保險發展的初期階段，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其保障范圍僅局限於機器製造行業和加工工業，參加社會保險和享受保險待遇的人數也相當有下面。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保險的保障范圍逐漸擴大至其他行業，最後擴大至農業勞動者、個體勞動者。例子：北歐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很高，用於射虎保險分配的資金和社會資源較為充足，因而為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奠定了件事的經濟基礎，形成了「搖籃到墳墓」的全民高福利社會保險體系。以及二次大戰後工業化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促進社會保險范圍擴大的基本制約因素。
對於眾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受經濟發展水平及二元經濟結構的限制，社會保險的保障面相當狹窄，即使是社會保險制度相對發達的拉美國家，保障面一般也只有50%左右。而對絕大多數亞非國家而言，社會保險保障面的平均水平低於拉美國家。在二元經濟結構下，受經濟發展水平限制，大多數勞動者收入低下，傳統部門中存在大量隱蔽性事業，且容納著絕大部分勞動力，人數使有支付能力的人保險需求很低，傳統社會保險模式下的負擔方式在鄉村經濟中難以找到合適的載體。
2、經濟發展水平制約社會保險的項目和內容。
在社會保險發展初期，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僅能提供基本保險項目如養老保險、醫療、失業和工傷保險津貼，並且保障項目和內容都非常單一。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社會保險由單一保障項目向綜合性項目發展，如家庭津貼，附加養老金、培訓津貼及各類臨時性津貼。與此同時，福利待遇也不斷攀升，形成高福利的發展格局。使社會保險的項目和內容，逐步超出最初的基本保障總之，向高福利和全面保障方向發展。
對於眾多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發展水平在相當程度上限制和制約了社會保險項目和內容的發展，仍使其處於初級發展水平。社會保險的基本目標只能是保障工薪勞動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項目和內容也只主要包括基本保障項目。
3、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社會保險的保障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經濟在相當長時期內的高速增長，對於提高社會保險待遇水平和保障程度，具有直接推動作用。以西方七國（美、英、法、德、日、意、加）養老保險支出佔GDP和國民收入的平均比例為例，佔GDP的比例由1960年的4.8%上升到1985年的9.3%，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由60年的5.2%上升到1985年的10.5%。表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社會保險的水平也隨之提高。
4、經濟發展水平影響社會保險的給付模式。
日本於明治維新後陸續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但於20世紀90年代，由於日本經濟長期蕭條，失業者迅速增加，在職人員收入減少，而且由於出生率下降導致「少子化」和「高齡化」以超預料的速度發展。繳保險費的人及其所繳保險費額在不斷減少，而依靠養老金生活的人卻在迅速增加。同時保險費在工資收入中所佔比例的增長，不僅將磋商在職人員的勞動積極性，而且必將扼殺經濟再生的活力。因此，改革現行的以「後代人撫養前代人」為特徵的養老金制度，降低保險費收費標准已成為日本在職人員的共同呼聲。
二、社會保險目標的制約
社會保險作為一國社會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社會保險給付結構。無
論是強調效率的納費型支付，還是強調公平的給付型支付，都不同程度的受到社會保險目標的制約。
1，各個國家不同的社會保險目標促使其選擇不同的給付結構。如一些國家社會保險強調公平，社會保險給付結構則表現為不分收入狀態、社會階層差異、風險程度、就業期限長短等一律實行統一的全民社會保險給付標准，以實現促進社會公平的目標。而另一些國家強調高效率的社會保險機制（例如新加坡採取公積金制度）以個人賬戶繳費累積量為主來確定給付量，這種給付結構強調效率優先。當然，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給付結構也普遍存在。
2，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社會保險的給付結構會隨著社會保障目標的調整而調整。通過提高待遇水平或增加臨時性補貼，或改革原有給付結構或調整技術機制以適應特定時期的社會保險目標調整需要。例如，在90年代改革步伐加快時，為了保障穩定的經濟社會環境，我國把建立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作為目標，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實行統賬結合的原則。
現在，在我國新農保的機制設計上，採用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相結合這樣一種待遇的給付方式，實際上基礎養老金部分採取普惠制，使得60歲以上的農民可以在政府的財政補貼基礎上得到實惠。再一個通過個人賬戶的繳費機制，明確農民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過程當中自己承擔的一份責任，這樣一種給付形式體現了我國社會保險的目標定位時，更傾向於縮小社會保障領域內不同群體間的差異（這里指城鄉之間的差距），兼顧公平和效率。
三、收入替代水平的制約
從運行機制和技術機制的角度分析，收入替代水平的確定是影響社會保險給付結構的重要因素。勞動者一定時期內的收入水平是計算社會保險給付水平的重要基礎，但社會保險給付究竟應占勞動者收入的多少比例才能更好的實現社會保險的目標，則取決於收入替代率的確定。
收入替代率是指社會保險給付金額占勞動者收入的比例。它不僅反映社會保險待遇在何種程度上反映社會保險目標，而且還是影響社會保險給付總水平、制約社會保險財務機制和精算平衡的重要因素。
因為收入替代率的高低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保險給付水平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國家、企業及個人負擔的社會保險費用，過高的收入替代率勢必增大各方納費比例並影響計劃的長期精算平衡。同時，其他經濟保障形式如企業補充保險、商業保險發展的程度也會通過收入替代率的高低直接影響社會保險的給付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與此同時，收入差距加大，尤其是城鄉收入差距不斷加大，因此城鄉之間的收入替代率也不斷加大，這制約著我國社會保險給付結構，我國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收入逐漸增加，無論是在財政收支還是GDP中社會保障的投入比重都有大幅提升，由此可見收入替代率對社會保險給付結構的影響會逐漸提高。社會保障是再分配環節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制度安排，公平合理的社會保險制度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作用顯著。。調查顯示，2012年社會保險收入占調查對象人均收入的14.5%，已成為城鄉居民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部分老年居民收入的唯一來源。根據測算，社會保險收入使全部樣本的基尼系數下降了0.04，起到了縮小收入差距的積極作用。因此收入替代水平與社會保險給付結構互相影響，相互制約。
四、指數調節機制的制約
經濟學中，指數化是指根據物價指數對工資的一種校正，使得公眾在通貨膨脹之後依然擁有相同的購買力。這樣的校正是在法律或合約的規定下、針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自動進行的貨幣數量的調整。保險金指數調節機制，指的就是通過建立保險金與工資收入或物價掛鉤的
自動指數調節機制，以防止未決的社會保險金的實際購買力因物價和工資水平的大幅度變化而受影響，從而保障勞動者的經濟利益的一種機制。下面我們就以養老金給付水平為例對其進行分析。
一般來說，養老金指數調節機制有兩種指標，即價格和工資。由此產生出三種養老金指數調節模式，分別是：
1、根據物價指數（通常是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調整養老金水平的價格指數化，例如日本、美國、加拿大等。
這一調節模式旨在從真實水平或絕對值的角度衡量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水準，即養老金調整前後退休人員實際生活水準基本不變。這一模式的缺點在於退休人員的生活水準始終維持在退休初期的狀況，沒有同在職人員一樣享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
2、根據工資增長率調整養老金水平的工資指數化，例如法國和德國。
這一調節模式旨在相對水平上評價與反映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水準，即保證退休人員生活水準與在職人員生活水準同比例變化。
在實際應用中，這一模式又分為兩種方式。第一種是以名義工資增長率來調整養老金，如法國。這種方式的問題在於，名義工資的增長同通貨膨脹率不同時，可能不能實現養老金的調整。例如名義工資增長率為10%，通貨膨脹率為2.5%，按照工資增長率的50%來調整養老金，則養老金的漲幅是通脹率的2倍，這樣會導致養老負擔加重，在職人員壓力大，代際分配不公；若通貨膨脹率為7.5%，則養老金的漲幅低於通脹率，退休人員人的權益得不到保障。第二種是以景工資增長率來調整養老金，德國就採用了這種方法。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減輕在職者負擔，促進代際公平。
3、同時採用價格指數化和工資指數化來調整養老金水平的第三種模式，例如瑞士、瑞典。
在動態經濟條件下，不同的指數化調節機制會對養老金水平產生不同的影響。就一般情況而言，工資增長幅度快於價格上漲幅度，價格指數化將減少養老金支付水平，即實際生活水準下降；而工資指數調節機制就可以使收入替代率保持穩定。若在較長時期內價格漲幅快於工資增長水平，價格指數化可能提高勞動者退休時的收入替代水平，而工資指數調節機制可能會相對提高退休人員對在職人員的生活水準。
五、制度因素的制約
「自保公助」型社會保險給付，也稱投保資助型社會保險模式，它的實施前提是工業化取得一定成效，經濟成為雄厚的物質基礎。
美國：特點：多層次，低保障；管理和運行多元化；資金籌集的多渠道性和市場化相結合；保障的不平衡性。
理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崇尚個人奮斗的文化傳統、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
本世紀初，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美國引起了人們對老年生活的普遍關注。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使老年人生活處於最困難境地，社會退休金成了老年人的希望所在。1934年，羅斯福成立了經濟保險委員會，1935年公布了社會保障法，1939年增加了傷殘保險和老年配偶養老保險。經過幾年准備。在積累了一大筆基金後，於1942年付諸實施，開始支付退休金。二次大戰中沒有新的變動。50年代經濟有了很大發展，1965年增加了老人醫療保險，1972年又增加了殘廢者醫療保險。經過50多年的逐步發展與健全，形成了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
「福利國家」型社會保險給付
英國：特點：內容廣泛，無所不保；保障項目完整，給付水平很高；國家責任突出，政
府主體地位凸顯；基本上取代家庭保障功能；平等享有定額保險待遇
理念：崇尚國家作用、強調政府社會經濟管理職能
英國社會保險給付結構的形成是其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變化、發展的產物。二戰以後，特別是60年代和70年代，產業結構發生了變革，重工業和其它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大批工人面臨失業和轉崗，為了緩解社會矛盾，形成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儲蓄積累」型社會保險給付
新加坡：特徵：效率優先，機會平等；傳統色彩，家庭本位（最低存款計劃、公共住房計劃、住宅產業計劃、家屬保障計劃、教育投資計劃、非住宅產業計劃）；政府定位，授人以漁；治理理念，會員之上（政府、公積金局投資公司三方的分工和合作、群策群力、為會員的福利最大化而努力）
理念：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20世紀50年代,新加坡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問題:失業、住房緊缺、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體系,絕大部分國民沒有養老保障。但當時國家正處於經濟發展初期,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提供高水平的社會保障。同時,新加坡政府認為,過分的社會福利不利於競爭,會使人民產生對政府的依賴。因此,新加坡政府在體察國情的基礎上,本著務實精神立法建立了獨具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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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2022年中國養老金三大保障佔比

我國養老金體系三大支柱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年金養老保險、商業養老保險，後兩者統稱為補充養老保險。。其中基本養老保險佔比達70%，補充養老保險佔比為30%。養老保險也稱為養老金、退休金，是一種勞動者到達解除老動義務的勞動年齡界限或者喪失勞動能力時的物質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