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順孝悌孝忠的關系

⑴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具體怎麼解釋

孝：
是孝順。孝順父母和長輩，這是為人子女的本份，孝順是報答父母養育之恩。
孝敬是有感恩之心的基礎，是慈悲的基礎，是一切美德的基礎。所以，有「百善孝為先」之說。
悌：
是悌敬。是兄弟姊妹之間的，就是兄弟友愛，相互幫助。擴而充之，對待朋友也要有兄弟姊妹之情，這樣人和人之間才能消除矛盾，相互謙讓。
忠：
是盡忠。盡忠國家，這是作國民的責任，就是要忠於祖國和人民
信：
是信用。信用朋友，對朋友言而有信，不可失信用。將來到社會服務時，「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說出的話，一定要有忠有信，不欺騙他人。
禮：
是禮節。見到人要有禮貌，應該遵守各種規定，遵紀守法（也包括禮貌）。學生見到師長要敬禮，見到父母要敬禮，見到客人要敬禮。
義：
是義氣。是說人們應該有正義感，要有見義勇為的精神，無論誰有困難，要盡力去幫助，解決問題。對朋友要有道義，大公無私助人為樂，絕無企圖之心
廉：
是廉潔。有廉潔的人，無論見到什麼，不起貪求之心，沒有想佔便宜的心，而養成大公無私的精神。
恥：
是羞恥。凡是不合道理的事，違背良心的事情，絕對不做。人若無恥，等於禽獸一樣。「恥」也是自尊自重。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是孔子的德育內容的全部精髓，是儒家倡導的做人的根本，所謂人生八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

⑵ 「孝」與「忠」有什麼關系

摘要：「孝」是儒學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之一。孔孟時期，出現了闡發儒家孝道觀的經典著作《孝經》。歷代儒學之士都大力宣揚「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來為自己的統治服務；這二者的合力在民間的影響就是《二十四孝》的產生和流傳。

關鍵詞：孝 儒學 倫理道德 《孝經》

以孝事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是在當今社會孝悌觀念出現了日下的勢頭，因此，重新探討和正確闡發儒家孝道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孝」字簡釋

「孝」的觀念產生較早。「孝」字，古作 ，上面為一老人，下面為一小孩。康殷說；「象『子』用頭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 [1]（P39）東漢許慎則解釋說：「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註：「《禮記》『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2]（P398）這些解釋雖然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但是意思完全一樣，都認為「孝」是尊敬長輩，侍老奉親。《禮記·禮運》也說；「何為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因此，「孝」首先是一種社會道德原則，是處理家庭中長輩和兒女間關系的准則。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演變，「孝」被封建帝王利用來為他們的統治服務。這樣，「孝」就由道德范疇擴展到了政治范疇。

二 闡發儒家孝道觀的主要經典著作《孝經》

在儒家經典十三經中，《孝經》「是一部字數最少，內容最淺，而影響最大，引起的爭議最多的著作」。 [3]（P1）其巨大的影響不是在學術價值上，而是在社會價值上。以致其面世以來，上自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爭相傳習，備加尊崇，影響所及遠至日本、朝鮮等鄰國異族。

《孝經》成書於何時，歷來有不同的觀點，但「今文《孝經》經過劉向整理後，才確定了後來流行本的規模」。 [3]（P11）東漢時，《孝經》就被列為儒家七經之一，當時流行的是孔安國傳鄭玄注。自那以後，《孝經》一直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到唐代，玄宗親自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宋朝學者邢昺為之作疏。現今流行的《孝經》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由於《孝經》將家庭與社會人倫道德緊密結合，加上統治者的積極宣揚，故《孝經》幾乎成了封建時代家喻戶曉的儒家經典。

對於《孝經》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證偽的官司。筆者則認為《孝經》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們且看兩例有力的證據。西漢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司馬遷是位大史學家，治學嚴謹，考證確鑿，加上離春秋戰國時代較近，資料轉抄訛誤甚少，當不會有錯。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也說：「《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書》言「為曾子陳孝道」，即《史記》載「故授之業」。從馬、班兩位史學大家的記載可以看出，《孝經》的最初作者實際上應為兩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孔子將孝道口述給曾子，曾子將其記錄整理下來，間或插有自己的心得體會。這就是所謂的孔子「述而不作」。他們兩人的關系類似於當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關系。故筆者認為《孝經》的最初作者應是孔子和曾子。當然，曾子的門人可能也參與了整理《孝經》的工作，於是也有他們的觀點及其在書中對他們先生的尊稱。

今本《孝經》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對於《孝經》的內容，宋代理學家朱熹認為「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皆傳文」。 [4](卷八十二)

《孝經》一書，對於從帝王將相到黎民百姓之間的各個階層的孝行都有明確規定。但其基本傾向是以倫理道德教育為政治服務，那就是以孝勸忠，以孝治天下，從而達到《大學》里所說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正因為如此，它才得到歷代帝王的極力推崇。

三 孝為德之本 歷代儒學之士大力宣揚

孔孟儒學認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就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5]（P71）認為孝是仁的基礎。孟子則說：「親親，仁也。」 [5]（P430）又說：「仁之實，事親是也。」 [5]（P359）將侍老奉親之孝作為仁的實質。《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載：「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指出「孝」是一切德行的起點，是一切德行的大經大本，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根本法則。[6]（P475）

「仁」是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5]（P171）「仁者愛人」是孔子對仁的簡明概括。而他又認為 「孝」是「仁」的基礎，「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5]（P71）既然孝道觀是孔子倫理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則，那麼，為了這種理念價值的推行，就必然有一些最具體最直接的行為要求。

儒學創始者非常重視父母子女間的感情交流，並強調子女對父母的尊敬、愛戴和贍養。[7]誠然，行孝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子女對父母的物質奉養，但是孔子並不停留在物質奉養上，他認為僅是物質上的奉養是不夠的，還得在感情上對父母表示真誠的尊敬和愛戴。所以他又說：「今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5]（P79）如果對父母在感情上不尊敬和愛戴的話，僅是物質上的奉養，又與犬馬有什麼區別呢？不過，孔子對「孝」的最高闡述是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按照父母的意願行事，在父母死後繼承他們的遺志立身。所以孔子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5]（P74）周武王和周公旦繼承文王的遺志討滅了商紂王，故孔子贊揚他們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5]（P44）司馬遷著《史記》，班固著《漢書》都是立志完成其父遺留下來的未竟事業，是孔子孝道觀最高要求的體現。

孔子對於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做的一些具體行為，典籍中還有如下一些記載：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5]（P79）父母在世時，要以禮侍奉；死了，要以禮安葬，並且按禮儀祭祀。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5]（P79）關心父母的病痛是講求孝道之關鍵。

子曰：「父母在，不遠游，遊必有方。」 [5]（P98）就是要求子女經常在父母面前盡些孝心。

孟子對孔子仁孝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認為孝是仁的實質。因此，「事孰為大？事親為大。」 [5]（P357）又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5]（P385）。推已及人，把最初產生和存在於家庭中的孝悌觀念推廣到整個社會，是孟子孝道觀的獨到見解。故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P253）

孔孟以後，宣揚孝道觀的大儒不乏其人。北宋中期，理學領袖關中張載、洛陽二程都大力闡發孔孟儒學孝道觀，從而使孝悌觀念在民眾中得以迅速傳播，並打下深刻的烙印。

張載則把孟子推已及人的孝悌觀念作了更深層次的引申。他提出了「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 [8]（P180）

二程對「仁」與「孝」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他們指出「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9]（卷十一）「為仁之本」與「仁之本」是有區別，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為一談。又說：「人無孝悌不可，而不全力以赴盡孝盡悌也不可。」[9]（卷二十三）不僅要有孝悌觀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動。

清朝名儒魏源也對孝道有所闡發，他說：「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10]（P14）把侍奉雙親的「孝」和「敬」緊密結合起來。這是魏源的新見解。

四 孝為政之本，統治者對孝道大力提倡

孝悌觀念也是統治者為政的根本。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5]（P82）有人問孔子為什麼不從政時，孔子引用《尚書》里的話來解釋自己用孝悌觀念來影響社會政治，就是參政了。這一則對話就說明了儒學創史人孔子一開始就將宣揚孝悌觀念的活動看成是政治行為。

《孝經·開宗明義章》雲：「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這就指出了「孝」是倫理道德和政治行為的結合體。而「孝道」對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經·三才章》里則體現得更為具體。《孝經·三才章》寫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治理國家以道德教化為基礎，道德教化以孝行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孝經·孝治章》載：「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只要推行孝悌，就會國泰民安，政治清明。有子也言：「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5]（P70）歷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對於穩定其統治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對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漢代統治者為表示推崇孝道，自惠帝始，給多數皇帝謚號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等等。《漢書·藝文志》載：「漢文帝時《論語》、《孝經》皆置博士。」《孝經》受到重視。同時將行孝與否作為選吏的依據，行孝者可以被舉為「孝廉」，由朝廷任命為官。更有甚者，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註解《孝經》的也屢見不鮮，如晉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都曾為之作注。

封建統治者重視「孝道」的宣傳，主要是為了達到以孝勸忠的目的，其理論基礎來自於《大學》里的「三綱八目」。

《大學》開篇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是為三綱。就是一要修明天賦善德，二要治國安民，三要達到以上兩項所應當達到的目標。

《大學》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載：「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統治者利用孝道來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過程。向廣大民眾宣揚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響人們，以齊其家。而這兩項措施最終都是為了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治國必先齊其家」[5]（P12）指出了以孝齊家對治國的重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5]（P12）把人們行孝的對象直接指向為君主。《禮記·祭義》則說 「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確地指出對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現。

當然，統治者要推行孝道，還需以身作則，廣敬博愛，規范天下。「所謂平天下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5]（P14）正因為如此，歷代帝王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也做出了許多諸如上述一些宣揚孝道孝行的姿態。

除了用一些非強制性手段外，統治者還運用了強制性手段來推行孝道，那就是將儒家「孝」的倫理思想滲透到刑律中，制訂了對「不孝」作出懲罰的法律條文。秦代便繼承先秦「懲治不孝」的傳統，專有懲罰不孝的規定。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就載：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懲治，官府按其所告查辦，「將其子斷足，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去遷所論之」。其後歷朝都有對「不孝」作出懲治的法律條文，而且更加繁密嚴厲。

歷代帝王推崇「孝道孝行」，其終極目的是為了穩定其統治。但不可否認這一行為在客觀上對社會也有一定的良性作用。

五 儒家孝道觀的民間影響

歷代儒學之士在理論上的大力闡發，封建帝王在行動上的推崇，這二者的合力在民間的影響就是《二十四孝》的產生和廣為流傳。

《二十四孝》始成於元代，多數人認為是郭居敬撰輯。

《二十四孝》在民間的影響巨大，流傳甚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兩點：一是它適合中國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穩定統治的需要，歷代帝王不遺餘力地加以提倡；二是經過幾代儒學之士的闡發，孝悌觀念作為一種社會道德原則在一般民眾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宣揚這一觀念的《二十四孝》自然容易被民眾接受。

《二十四孝》所選孝子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從時間上說，包括了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孝子；從社會地位來說，上自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從年齡上說，孝子中有幼童，有成年，還有老人；老萊子戲綵娛親，漢文帝親嘗湯葯等等典型事例，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總之，《二十四孝》為各式各樣的人物樹立了孝行榜樣。

然而，《二十四孝》的流傳具有雙重性，它既對社會人倫秩序的維護起了重大的良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人們心目中人道性的「孝」的觀念，從而導致了「愚忠」「愚孝」現象的發生。

總之，孝悌觀念既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優良美德，也是儒學倫理道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儒家的宣傳和統治者的提倡，自然有它合理的內核。但不可否認其中也必然雜有不正確的成份，也即後人所說的「愚忠」和「愚孝」。正確地看待孝悌觀念和推崇孝道孝行，就是我們現代人應該引起注意和重視的。
參考資料：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zggdrjxdgqt.htm

⑶ 如何理解 忠,孝,悌

儒家認為父子關系是人倫中最根本的關系，因此「孝」就成為一切人際關系的基礎和中心。自漢代以來，統治者一再提倡「以孝治天下」，「孝道」成為對中國社會影響最為深遠的倫理觀念。「孝」的基本含義是指子女對父母，子孫對祖先的尊敬和奉養，是子女對父母養育之恩應盡的反哺之責。而一系列奉養、敬愛、祭祀的禮儀，就是「孝」的具體化和範式化。「孝」作為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道德的核心，在現代中國人的道德觀念中，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

隨著中央集權制度的加強，統治者需要更多的忠臣順民，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於是，「孝」被引申為「忠」，主要體現為臣子對皇帝的忠誠。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忠」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從積極方面看，它往往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加強了民族的凝聚力，提高了臣子匡扶社稷的責任感。每當國家危亡時期，在忠孝思想的感召下，總有仁人志士毀家紓難，為國捐軀，留下了許多氣壯山河的動人事跡。從消極方面而言，有時盲目的「愚忠」會限制人們的思想發展和創新，阻礙社會文化的發展。

悌指敬愛兄長，順從兄長。目的在於維護封建的宗法關系。常與「孝」並列，稱為「孝悌」。孔子認為為「仁」之本應從最親近的血緣關系入手，首先是孝順父母、敬愛兄長，然後由近及遠，推而廣之。若能形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的狀態，便能實現社會秩序的安定與人際關系的和諧。

⑷ 和與孝的關系

成語：

父慈子孝 父慈子孝 母慈子孝 求忠出孝 入孝出弟 孝思不匱 孝悌力田 孝子愛日 孝子順孫 移孝為忠 移孝作忠 忠孝節義 忠孝兩全

成語故事：
1.舐犢情深：比喻父母疼愛子女的深情。
（老牛舐犢、舐犢之愛）
2.椿萱並茂：比喻父母健在。
（椿榮萱茂、雙親猶健）
3.義方之道：父母以正道教導子女。
（義方教子、教子有道、義方之訓、趨庭之教）
4.寸草春暉：指父母對子女教養的恩情深重，兒女竭盡心力亦難以回報。
（罔極之恩、昊天罔極）
5.無忝所生：勉勵人進德修業，以免羞辱父母。
（不辱椿萱、揚名顯親）
6.養生送死：指對父母應盡的孝道。
（晨昏定省、問安視膳、扇枕溫衾）
7.綵衣娛親：身穿綵衣逗父母開心，比喻孝順父母。
（承歡膝下、冬溫夏凊）
8.慈烏反哺：比喻子女報答親恩。
（烏鳥私情、扇枕溫被）
9.菽水承歡：指子女能克盡孝道。
（菽水之義、口體之養、承歡膝下）
孝子賢孫 忠孝兩全 移孝為忠 孝子愛日 入孝出悌 子孝父慈 披麻帶孝 忠孝節義

詩：

古代的：

慈母愛子，非為報也。〖漢〗劉安
十月胎恩重，三生報答輕。《勸孝》
一尺三寸嬰，十又八載功。《勸孝》
母稱兒干卧，兒屎母濕眠。《勸孝》
母苦兒未見，兒勞母不安。《勸孝》
老母一百歲，常念八十兒。《勸孝》
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覺寒。《勸孝》
萬愛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小兒語》
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唐〗韓愈
母儀垂則輝彤管，婺宿沉芒寂夜台。《格言集錦》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唐〗孟郊
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三字經》
母親，人間第一親；母愛，人間第一情。字嚴
世上惟一沒有被污染的愛——那便是母愛。字嚴
成功的時候，誰都是朋友。但只有母親——她是失敗時的伴侶。鄭振鐸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經》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詩經》
父之美德，兒之遺產。字嚴
父母德高；子女良教。《格言對聯》
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嘆。〖唐〗韓愈
人見生男生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唐〗王建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世間最難得者兄弟。《格言聯璧》
為人父母天下至善；為人子女天下大孝。《格言聯璧》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詩經》
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
婦不順也。 〖南北朝〗顏之推
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宋〗呂公著
父母所欲為者，我繼述之；父母所重念者，我親厚之。 《格言聯璧》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孟郊

現代的：
1京城的雨澆濕我疼痛的心臟
褲兜里的雙手支撐著我無力的臂膀
捲曲的長發遮不住流下的眼淚
心痛扭曲著我的臉龐

醒來吧我的父親 您知道我有多想
我多想給您我全部的力量
再為您捶捶背 再為您捏捏腿
求老天再給我們一些盡孝的時光

醒來吧我的父親 您知道我有多想
我多想給您我全部的力量
那一紙病重通知不會把我們壓垮對嗎
我的血液里流淌著和您一樣的也是您所賦與的堅強

您終於醒了 我要感謝仁慈的上蒼
您是媽媽和我們唯一的力量
既然今生註定我們一路風雨
我只企求路長 只求路長 一路風雨又何妨

2腳下的白雪
印出他串串的足跡
刺骨的北風
似萬把鋼鞭無情的抽打他那堅毅臉頰
急促的呼吸和著冷風
使他的粗眉和胡須變成銀色
他繼續走著
走在小興安嶺的山間小道上

我知道他的腳下本無路
鵝毛般的大雪
淹沒了他的腳印
不遠處又印出了新的一串
寬寬的肩上一捆砍下的柴
本來挺拔的身體不免有些彎曲
粗而有力的大手握著一把板斧
他繼續走著
不知何時
北風卷著雪花回了家
陽光又灑到巨人的身上
你不能給我財富
可在你的懷里我感到安全又幸福
永遠愛你----我的父親

24孝
1.孝感動天
舜，傳說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華，虞氏，史稱虞舜。相傳他父瞽叟及繼母、異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讓舜修補谷倉頂時，從下縱火，舜持兩斗笠跳下逃脫；讓舜掘井，瞽叟與象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脫。後舜毫不嫉恨，仍對父恭順，對弟慈愛。他的孝行感動了天。舜在厲山耕種，象替耕地，鳥代鋤草。帝堯聽舜孝順，有處理政事才幹，把兩女兒娥皇和女英嫁他；經多年觀察和考驗，定舜做他繼承人。舜登位後，去看父親，仍恭恭敬敬，並封象為諸侯。

2.親嘗湯葯
漢文帝劉恆，漢高祖三子，為薄太後所生。高後八年（前）即帝位。他仁孝聞於天下，侍奉母親從不懈怠。母親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葯，他親口嘗過後才放心讓母親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發展農業，使西漢社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他與漢景帝的統治時期被譽為「文景之治」。

3.嚙指痛心
曾參， 字子輿，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門生，世稱「曾子」，以孝著稱。少時家貧，常入山打柴。一天，家裡來了客人，母親不知所措，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參覺得心疼，知道母親在呼喚自己，便背柴迅速回家，跪問緣故。母親說：「有客人忽來，我咬指盼你回來。」曾參接見客人，以禮相待。曾參學識淵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的修養方法，相傳他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

4.百里負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魯國人，孔子的得意門生，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順。早年家中貧窮，常采野菜做飯食，卻從百里之外負米回家侍奉雙親。父母死後，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國，隨從車馬百乘之眾，所積的糧食有萬鍾之多。坐在壘疊的錦褥上，吃著豐盛的筵席，他常常懷念雙親，慨嘆說：「即使我想吃野菜，為父母親去負米，哪裡能夠再得呢？」孔子贊揚說：「你侍奉父母，可以說是生時盡力，死後思念哪！」（《孔子家語·致思》）

5.蘆衣順母
閔損， 字子騫，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門生，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淵並稱。孔子贊說：「孝哉，閔子騫！」（《論語·先進》）。他母早死，父親娶了後妻，又生了兩個兒子。繼母經常虐待他，冬天，兩弟穿著用棉花做的冬衣，卻給他穿用蘆花做的「棉衣」。一天，父親出門，閔損牽車因寒打顫，繩子落地上，遭到父斥責和鞭打，蘆花隨著打破的衣縫飛了出來，父親方知閔損受虐。父親返家，要休後妻。閔損跪求饒恕繼母，說：「留下母親只是我一個人受冷，休了母親三個孩子都要挨凍。」父親十分感動，就依了他。繼母聽說，悔恨知錯，從此對待他如親子。

6.鹿乳奉親
郯子，春秋時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飲鹿乳療治。他便披鹿皮進入深山，鑽進鹿中，擠取鹿乳，供奉雙親。一次取乳時，看見獵人正要射殺一隻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現身走出，將擠取鹿乳為雙親醫病的實情告知獵人，獵人敬他孝順，以鹿乳相贈，護送他出山。

7.戲綵娛親
老萊子，春秋時期楚國隱士，為躲避世亂，自耕於蒙山南麓。他孝順父母，盡揀美味供奉雙親，70歲尚不言老，常穿著五色綵衣，手持撥浪鼓如小孩子般戲耍，以博父母開懷。一次為雙親送水，進屋時跌了一跤，他怕父母傷心，索性躺在地上學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8.身葬父
董永， 相傳為東漢時期千乘（今山東高青縣北）人，少年喪母，因避兵亂遷居安陸（今屬湖北）。其後父親亡故，董永身至一富家為奴，換取喪葬費用。上工路上，於槐蔭下遇一女子，自言無家可歸，二人結為夫婦。女子以一月時間織成三百匹錦緞，為董永抵債贖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蔭，女子告訴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幫助董永還債。言畢凌空而去。因此，槐蔭改名為孝感。

9.刻木事親
丁蘭，相傳為東漢時期河內（今河南黃河北）人，幼年父母雙亡，他經常思念父母的養育之恩，於是用木頭刻成雙親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議，每日三餐敬過雙親後自己方才食用，出門前一定稟告，回家後一定面見，從不懈怠。久之，其妻對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蘭回家見木像眼中垂淚，問知實情，遂將妻子休棄。

10.行佣供母
江革，東漢時齊國臨淄人，少年喪父，侍奉母親極為孝順。戰亂中，江革背著母親逃難，幾次遇到匪盜，賊人慾殺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邁，無人奉養，賊人見他孝順，不殺他。後來，他遷居江蘇下邳，做僱工供養母親，自己貧窮赤腳，而母親所需甚豐。明帝時被推舉為孝廉，章帝時被推舉為賢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將。

11.懷橘遺親
陸績，三國時期吳國吳縣華亭（今上海松江）人，科學家。六歲時，隨父親陸康到九江謁見袁術，袁術拿出橘子招待，陸績往懷里藏了兩個橘子。臨行時，橘子滾落地上，袁術嘲笑道：「陸郎來我家作客，走的時候還要懷藏主人的橘子嗎？」陸績回答說：「母親喜歡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給母親嘗嘗。」袁術見他小小年紀就懂得孝順母親，十分驚奇。陸績成年後，博學多識，通曉天文、歷算，曾作《渾天圖》，注《易經》，撰寫《太玄經注》。

12.埋兒奉母
郭巨，晉代隆慮（今河南林縣）人，一說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實。父親死後，他把家產分作兩份，給了兩個弟弟，自己獨取母親供養，對母極孝。後家境逐漸貧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擔心，養這個孩子，必然影響供養母親，遂和妻子商議：「兒子可以再有，母親死了不能復活，不如埋掉兒子，節省些糧食供養母親。」當他們挖坑時，在地下二尺處忽見一壇黃金，上書「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夫妻得到黃金，回家孝敬母親，並得以兼養孩子。

13.扇枕溫衾
黃香，東漢江夏安陸人，九歲喪母，事父極孝。酷夏時為父親扇涼枕席；寒冬時用身體為父親溫暖被褥。少年時即博通經典，文采飛揚，京師廣泛流傳「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安帝（-年）時任魏郡（今屬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災，黃香盡其所有賑濟災民。著有《九宮賦》、《天子冠頌》等。

14.拾葚異器
蔡順，漢代汝南（今屬河南）人，少年喪父，事母甚孝。當時正值王莽之亂，又遇飢荒，柴米昂貴，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飢。一天，巧遇赤眉軍，義軍士兵厲聲問道：「為什麼把紅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開裝在兩個簍子里？」蔡順回答說：「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紅色的桑葚留給自己吃。」 赤眉軍憐憫他的孝心，送給他三斗白米，一頭牛，帶回去供奉他的母親，以示敬意。

15.湧泉躍鯉
姜詩，東漢四川廣，娶龐氏為妻。夫妻孝順，其家距長江六七里之遙，龐氏常到江邊取婆婆喜喝的長江水。婆婆愛吃魚，夫妻就常做魚給她吃，婆婆不願意獨自吃，他們又請來鄰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風大，龐氏取水晚歸，姜詩懷疑她怠慢母親，將她逐出家門。龐氏寄居在鄰居家中，晝夜辛勤紡紗織布，將積蓄所得托鄰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後，婆婆知道了龐氏被逐之事，令姜詩將其請回。龐氏回家這天，院中忽然噴湧出泉水，口味與長江水相同，每天還有兩條鯉魚躍出。從此，龐氏便用這些供奉婆婆，不必遠走江邊了。

16.聞雷泣墓
王裒，魏晉時期營陵（今山東昌樂東南）人，博學多能。父親王儀被司馬昭殺害，他隱居以教書為業，終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晉臣。其母在世時怕雷，死後埋葬在山林中。每當風雨天氣，聽到雷聲，他就跑到母親墳前，跪拜安慰母親說：「裒兒在這里，母親不要害怕。」他教書時，每當讀到《蓼莪》篇，就常常淚流滿面，思念父母。

17.乳姑不怠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屬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人稱「山南」。當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事已高，牙齒脫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順，每天盥洗後，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養婆婆，如此數年，長孫夫人不再吃其他飯食，身體依然健康。長孫夫人病重時，將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說：「我無以報答新婦之恩，但願新婦的子孫媳婦也像她孝敬我一樣孝敬她。」後來崔山南做了，果然像長孫夫人所囑，孝敬祖母唐夫人。

18.卧冰求鯉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喪，繼母朱氏多次在他父親面前說他的壞話，使他失去父愛。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帶侍候，繼母想吃活鯉魚，適值天寒地凍，他解開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躍出兩條鯉魚。繼母食後，果然病癒。王祥隱居二十餘年，後從溫縣縣令做到大司農、司空、太尉。

19.恣蚊飽血
吳猛，晉朝濮陽人，八歲時就懂得孝敬父母。家裡貧窮，沒有蚊帳，蚊蟲叮咬使父親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吳猛總是赤身坐在父親床前，任蚊蟲叮咬而不驅趕，擔心蚊蟲離開自己去叮咬父親。

20.扼虎救父
楊香，晉朝人。十四歲時隨父親到田間割稻，忽然跑來一隻猛虎，把父親撲倒叼走，楊香手無寸鐵，為救父親，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盡全身氣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終於放下父親跑掉了。

21.哭竹生筍
孟宗， 三國時江夏人，少年時父亡，母親年老病重，囑用鮮竹筍做湯。適值嚴冬，沒有鮮筍，孟宗無計可施，獨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頃，他忽然聽到地裂聲，只見地上長出數莖嫩筍。孟宗大喜，採回做湯，母親喝了後果然病癒。後來他官至司空。</font?

22.嘗糞憂心
庾黔婁，南齊高士，任孱陵縣令。赴任不滿十天，忽覺心驚流汗，預感家中有事，辭官返鄉。回家知父親已病重兩日。囑咐說：「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嘗一嘗病人糞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婁於是去嘗父的糞便，發現味甜，內心十分憂慮，夜裡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幾天後父親死去，黔婁安葬了父親，並守制三年。

23.棄官尋母
朱壽昌，宋代天長人，七歲時，生母劉氏被嫡母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時，朱壽昌在朝做官，曾經刺寫《金剛經》，行四方尋找生母，得到線索後，決心棄官到陝西尋找生母，發誓不見母親永不返回。終於在陝州遇到生母和兩個弟弟，母子歡聚，一起返回，這時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

24.滌親溺器
黃庭堅，北宋分寧（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詩人、書法家。雖身居高位，侍奉母親卻竭盡孝誠，每天晚上，都親自為母親洗滌溺器（便桶），沒有一天忘記兒子應盡的職責。

⑸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釋義

孝：是孝順。孝順父母，這是為人子女的本份，孝順是報答父母養育之恩。往大了說，可以是對國家盡忠，這也是大「孝」。
悌：是悌敬。是兄弟姊妹之間的，就是兄弟友愛，相互幫助。擴而充之，對待朋友也要有兄弟姊妹之情，這樣人和人之間才能消除矛盾，相互謙讓。
忠：是盡忠。盡忠國家，這是作國民的責任，就是要忠於祖國和人民。「忠」也是要忠於組織和自己的工作職責。
信：是信用。信用朋友，對朋友言而有信，不可失信用。將來到社會服務時，「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說出的話，一定要有忠有信，不欺騙他人。所做的事，必須要有恭恭敬敬的態度，認真去做，絕對不敷衍了事。
禮：是禮節。見到人要有禮貌，我們應該遵守各種規定，遵紀守法（也包括禮貌）。學生見到師長要敬禮，見到父母要敬禮，見到客人要敬禮。不但表面上要敬禮，心裡上更要恭敬，這是一個人的道德修養的體現。
義：是義氣。是說人們應該有正義感，要有見義勇為的精神，無論誰有困難，要盡力去幫助，解決問題。對朋友要有道義，大公無私助人為樂，絕無企圖之心。（當然這不是那種狹隘的「哥們義氣」，那不是義，那是愚昧而已。）
廉：是廉潔。有廉潔的人，無論見到什麼，不起貪求之心，沒有想佔便宜的心，而養成大公無私的精神。
恥：是羞恥。凡是不合道理的事，違背良心的事情，絕對不做。人若無恥，等於禽獸一樣。「恥」也是自尊自重。孔子曰：「知恥近乎勇」，知道錯誤就去改過，為當所為，不也是勇的表現嗎！

⑹ 為什麼說孝悌忠信都是私人關系中的道德要素

因為孝悌忠信，是說一個人對於國家的忠誠，家庭的孝順，兄弟的友愛，他人的誠信。這是一個人道德的基礎和根本。

⑺ 「孝」與「忠」有什麼關系

- 大副 十二級 摘要：「孝」是儒學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之一。孔孟時期，出現了闡發儒家孝道觀的經典著作《孝經》。歷代儒學之士都大力宣揚「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來為自己的統治服務；這二者的合力在民間的影響就是《二十四孝》的產生和流傳。 關鍵詞：孝儒學倫理道德《孝經》 以孝事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是在當今社會孝悌觀念出現了日下的勢頭，因此，重新探討和正確闡發儒家孝道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孝」字簡釋 「孝」的觀念產生較早。「孝」字，古作，上面為一老人，下面為一小孩。康殷說；「象『子』用頭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1]（P39）東漢許慎則解釋說：「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註：「《禮記》『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2]（P398）這些解釋雖然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但是意思完全一樣，都認為「孝」是尊敬長輩，侍老奉親。《禮記·禮運》也說；「何為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因此，「孝」首先是一種社會道德原則，是處理家庭中長輩和兒女間關系的准則。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演變，「孝」被封建帝王利用來為他們的統治服務。這樣，「孝」就由道德范疇擴展到了政治范疇。 二闡發儒家孝道觀的主要經典著作《孝經》 在儒家經典十三經中，《孝經》「是一部字數最少，內容最淺，而影響最大，引起的爭議最多的著作」。[3]（P1）其巨大的影響不是在學術價值上，而是在社會價值上。以致其面世以來，上自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爭相傳習，備加尊崇，影響所及遠至日本、朝鮮等鄰國異族。 《孝經》成書於何時，歷來有不同的觀點，但「今文《孝經》經過劉向整理後，才確定了後來流行本的規模」。[3]（P11）東漢時，《孝經》就被列為儒家七經之一，當時流行的是孔安國傳鄭玄注。自那以後，《孝經》一直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到唐代，玄宗親自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宋朝學者邢昺為之作疏。現今流行的《孝經》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由於《孝經》將家庭與社會人倫道德緊密結合，加上統治者的積極宣揚，故《孝經》幾乎成了封建時代家喻戶曉的儒家經典。 對於《孝經》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證偽的官司。筆者則認為《孝經》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們且看兩例有力的證據。西漢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司馬遷是位大史學家，治學嚴謹，考證確鑿，加上離春秋戰國時代較近，資料轉抄訛誤甚少，當不會有錯。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也說：「《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書》言「為曾子陳孝道」，即《史記》載「故授之業」。從馬、班兩位史學大家的記載可以看出，《孝經》的最初作者實際上應為兩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孔子將孝道口述給曾子，曾子將其記錄整理下來，間或插有自己的心得體會。這就是所謂的孔子「述而不作」。他們兩人的關系類似於當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關系。故筆者認為《孝經》的最初作者應是孔子和曾子。當然，曾子的門人可能也參與了整理《孝經》的工作，於是也有他們的觀點及其在書中對他們先生的尊稱。 今本《孝經》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對於《孝經》的內容，宋代理學家朱熹認為「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皆傳文」。[4](卷八十二) 《孝經》一書，對於從帝王將相到黎民百姓之間的各個階層的孝行都有明確規定。但其基本傾向是以倫理道德教育為政治服務，那就是以孝勸忠，以孝治天下，從而達到《大學》里所說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正因為如此，它才得到歷代帝王的極力推崇。 三孝為德之本歷代儒學之士大力宣揚 孔孟儒學認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就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5]（P71）認為孝是仁的基礎。孟子則說：「親親，仁也。」[5]（P430）又說：「仁之實，事親是也。」[5]（P359）將侍老奉親之孝作為仁的實質。《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載：「夫孝者，天評價已經被關閉目前有0個人評論好不好0%(0)0%(0)

⑻ 忠即是孝，孝即是忠

統治者認為在家裡子女無條件地「孝」於父母，走入社會後自然無條件地「孝忠」於統治者。
在西周王朝，統治者主張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視尊老敬賢的教化。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在家孝順父母，至親至愛；在社會上尊老敬老，選賢舉能；在國家則忠於君王，報效朝廷。周代規定，「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禮記·王制》)「杖」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著拐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於家、鄉、國、朝之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應該逐步受到更大范圍人們的尊敬。周代不僅倡導尊老敬賢的道德風尚，還要定期舉行養老禮儀。周代的養老禮儀包括朝廷和地方兩個層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視察學校，親行養老之禮，在太學設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寵禮遇。在地方，則每年都要定期舉行鄉飲酒禮，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禮遇。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倫理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論語》、《孝經》等書記載了孔子在這方面的大量言論。孝作為華夏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經孔孟儒學的發揮，以及歷代帝王的提倡，確實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後，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義傳》，就是表彰孝子，讓他們青史留名。漢代是中國封建帝制社會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從漢王朝開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開始走上政治舞台。特別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統思想，孝也成了中國傳統的倫理概念，成為了中國封建家長專制統治的思想基礎，開始直接服從於「 父為子綱」 、 間接服務於「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道德規范。孝道由家庭倫理擴展為社會倫理、政治倫理。孝與忠相輔相成，成為社會思想道德體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兩漢時代，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 孝」 為謚號，稱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和對「孝」的尊崇。提倡孝道，褒獎孝悌，是漢以孝治天下最明顯的標志之一。據《漢書》與《後漢書》帝王紀中記載，自西漢惠帝至東漢順帝，全國性對孝悌褒獎、賜爵達 32次，地方性的褒獎則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獎孝悌的事。有時一地出現祥瑞，則認為是弘揚孝道所致，也要褒獎孝悌。對於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視，把其作為弘揚孝道的榜樣，精心扶植。如有一陳姓寡婦，養婆母 28 年，漢文帝感其孝行，給予「孝婦」稱號。東漢初年，臨淄人江革以孝母聞名鄉里，光武帝賜其「巨孝」稱號，賜谷千斛。
在政治制度上鼓勵孝道，重視養老，選拔官員也把「孝」作為一個基本標准，興「舉孝廉」，察舉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元光元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元年，武帝又下詔，凡兩千石以上官吏必須察舉孝廉，否則按不敬和不勝任論處。「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自此以後，以孝為本就成為選拔官吏的標准。漢武帝以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官吏多為孝廉出身，被視為仕宦之正途。舉孝廉者往往被任為「郎」，在東漢尤為求取官職的必由之路。山東嘉祥武氏祠的墓主人武開明、武班、武榮都是經察舉孝廉後入仕做官的。桓帝詔書說：「 孝廉、 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奸舉善，興化之本，恆必由之。」(《後漢書·桓帝紀》)宋代徐天麟說，漢代「 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為後世所不能及」(《東漢會要·選舉上》)。可見孝廉任官，對穩固漢朝的統治秩序具有長效作用。
漢代另一個重要選官制度是孝悌力田，始於漢惠帝四年(前191)，名義上是獎勵有孝父母、敬兄長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選者經常受到賜爵、賜帛或復其身(即免除徭役)的優撫政策。漢文帝十二年(前168)，詔以孝悌力田與「三老」同為郡、縣中掌教化的鄉官，成為定員。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以後又增《論語》、《孝經》為七經，作為從京師到各郡、縣、鄉各級各類學校中的必修課和必讀教材。無論貴族官僚還是平民百姓，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孝經》成了國家教材。《孝經》強調盡孝道的普遍性，並對孝道的原則、內容及盡孝的方式、孝子事親的行為舉止等，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它不僅要求人們事父母以孝，事兄長以悌，而且把家庭父子關系運用於國家君臣關系，把孝親與忠君直接相連。
漢代的養老活動也是統治者孝治天下的一個重要形式。漢高祖西入關中時，就「存問父老，置酒」(《漢書·高帝紀》)。《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其命君國有谷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疾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這里的律就是對養老的專項規定。漢代是孝的觀念興盛的時代，老人在家庭與社會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漢代以孝治天下，對後世政治有很大影響。兩漢皇朝綿延四百餘年之久，為中國歷史上最長的封建朝代，這與以「孝」為治國之道有一定關系。
魏晉隋唐時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儒家的影響相對削弱的時期。但是，孝作為民族文化的基本傳統有其深厚的民眾社會基礎，這段歷史時期孝道仍受到社會、官方與民間的崇尚。
為貫徹「以孝治天下」的方針，兩晉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晉武帝有詔：「士庶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晉書·武帝紀》)皇帝還親自講《孝經》。《穆帝紀》載：「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講《孝經》……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車胤傳》載：「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眈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可見這樣的活動相當隆重。
兩晉時期一項相當有力的措施是中正把關，即所謂「鄉邑清議」，士人入仕必先經中正評品，如果有不孝的污點，中正這一關就通不過。《世說·任誕》 註：「(阮)簡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旨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黎臛 ，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況下吃了一點肉，因在父喪期間，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敘用。 中正把關，可以說是晉朝貫徹以孝治天下的組織措施。
隋唐也是一個以孝治國的時代。唐玄宗親自為《孝經》寫序、注釋，並下詔頒行天下。 天寶年間免徵居父母之喪者的勞役賦稅，稱為「孝假」。代宗時又開「孝悌力田」選士科目。唐代社會出現了一些「以孝聞於世」的孝子賢孫，其盡孝的內容主要表現在「善事父母，養老送終」等方面。對於盡孝道的典型，唐朝統治者也給以褒獎和宣揚，或由地方官府表彰，或由地方舉薦，上奏朝廷，授官、賜物、旌表其門閭、蠲免其賦役，甚至載入史冊，傳之後世。兩《唐書》的《孝友傳》中羅列姓名或詳見於篇者，即為當時最高的褒獎。有的還受到皇帝親自嘉獎和恩典。武則天時，元讓以孝著稱，詔拜太子司議郎。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舊唐書·孝友傳》)這些事實反映了唐朝統治者繼承了儒家傳統中講究孝道的一面。
宋元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時期，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進一步強化。這就要求為整個社會和個體家庭堅實地豎起「三綱五常」、「明天倫之本」的統治秩序。
宋朝是經過社會動盪之後重新建立起來的統一朝代，政府從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出發，大肆宣揚「冠冕百行莫大於孝」(《宋史·孝義傳》)，「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宋史·選舉志》)晉人王祥卧冰求鯉，三國時人孟宗泣筍等荒誕不經的愚孝故事，都被用作教材向人們灌輸。由於政府的大力褒獎，孝道在宋代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孝子輩出，孝行壯烈得驚人。《宋史·孝義傳》載，太原的劉孝忠，母病三年，他不但割股肉，還「斷左乳以食母」 ；楊慶「 母病不食」，他就割自己的右乳「以灰和葯進焉」；呂生則在他父親失明後，「剖腹，探肝以救父疾」。對這些行為，宋朝皇帝不但詔賜粟、帛，還親自「召見慰諭」。不僅如此，宋朝法令還規定：未葬親不許入仕。有的宰相甚至因此而被罷官(趙翼《院余叢考》卷二十七《未葬親不許入仕》)。而且即使緦麻那樣的遠親病死，也不得赴舉(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五《緦喪不得赴舉》)。這時的孝道就純屬殘酷的愚孝了，不再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美德，而成為人們的精神枷鎖。
元朝統治者對孝道的認識與宋代截然不同。孝道是農業經濟的產物，而游牧經濟是分散的、流動的，父子依附關系相對減弱，自然不會產生適應農業經濟的孝道。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後，用游牧民族的眼光審視內地的封建道德規范，並通過行政手段加以改造。首先，在宋代被視為最高孝行的卧冰、割股、刲 肝等行為，在元代不但不予以褒獎，反而被明令禁止。 據《元史·刑法志》 載：「 諸為子行孝，輒以割肝、刲 股、埋兒之屬為孝者，並禁止之。」元朝政府對一般的孝行常理也極為淡漠。用以維系宗族關系的孝道一經破壞，家族紐帶也就有所鬆懈，孝道的核心內容善事父母也發生了動搖，甚至遺棄父母得到了法律的承認。《元史·刑法志》雲：「諸父母在，分財異居，父母睏乏，不共子職……親族亦貧不能給者，許養濟院收錄。」元朝統治者站在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出了孝的某些不合理性，並從政策上加以限制和明令禁止，無疑在客觀上起到思想解放的進步作用。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治亂世用重典」思想指導下，詔諭臣民們要興孝道，用「孝」維系皇權統治。朱元璋把孝看作是「風化之本」，「古今之通義」，「帝王之先務」，認定「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明通鑒》)朱元璋興孝的主要措施有自身率先垂範，觀念倡導與教育，制禮作樂，政策支持與獎勵等。洪武一朝，薦舉講孝，科舉講孝，選官員亦講孝。洪武六年曾罷科舉，舉賢才，其目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耆民等。薦舉一途，「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明史·選舉三》)。明朝還以養老之政教民孝，對老人賜以布帛，授以爵位，還讓他們議政，御政，評論官員，理民訴訟，宣教民眾，以發揮他們的作用。明文規定80歲以上的老人由官府養。由於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整個明代都非常重視孝道。明12代皇帝統治的277 年中，皇帝的廟號、謚號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陵」、「孝宗」、「孝康」，尊謚中的「至孝」、「達孝」、「純孝」、「廣孝」等。
清代統治者作為異族君主，開始不便在漢族遺民中提倡忠君，於是改而大力倡孝，重視以孝道治天下。順治皇帝曾經注過《孝經》。康熙、乾隆皇帝數次在宮內開設「千叟宴」。康熙還曾頒發「聖諭」，提倡孝道，敕令全國廣為宣講。他認為，帝王治天下要「首崇孝治」，「 孝為萬事之綱，五常百行皆本諸此。 」(《御制文選》第五集卷三十一)清代法律規定，對於不孝甚至殘害父母的，予以嚴懲。另一方面則是旌表孝子。雍正時曾規定，犯死罪但因為是獨子，必須贍養父母的，予以寬刑。清代封贈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也是一種提倡孝敬的措施，具有弘揚孝道，倡導敬老的意義。清代為了加強孝治，把漢代的「孝廉」和「賢良方正」兩個科目合並，特設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詔直省每府、州、縣、 衛各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備用。以後每遇皇帝即位就薦舉一次。乾隆五年(1740)，確定薦舉後赴禮部驗看考試，授予知縣等官

⑼ 如何理解孝悌，孝忠，孝廉等孝文化的延伸內涵

孝悌」——治理天下的為政策略

「孝悌」，不是簡單的孝德外延的擴充，而是體現一種完整的家庭倫理觀念的形成，理想的家庭倫理秩序的建立，是使社會形成「仁愛」氛圍的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是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實現「孝治天下」的為政策略。

《二程集》載：「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輿！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4]（卷十一）《三字經》：「首孝悌，次見聞。」在很多文獻中都出現過孝悌聯用，並還有不少學者為其作了專門注釋。《論語·學而》：「弟入則孝，出則悌。」朱熹《集注》中講：「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3]「孝悌」與初始孝的內涵與背境已經大不一樣了。孝包含的主體成員僅只是父母與兒女的雙邊關系；「孝悌」另外已經擴充溶入了兄嫂，也就是包括父母，兄嫂等一家人了。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孝悌」實際已經包含著完整的家庭倫理關系。如果我們站在歷史長河的岸邊審視，孝到「孝悌」是一個歷史性轉折。孝，剛從動物世界中擺脫出來，進入人性世界，稍釋人倫光輝後，便進入一個全新的「孝悌」家庭倫理境界，這是一個嶄新的倫理層面。這時，家庭已經成為社會的細胞或基礎而存在，又相應的已經建立起了較為穩固的家庭倫理秩序。

自漢代以後，統漢者為適應中國的宗法家族社會結構極力推崇「孝梯」，並從穩定家庭結構入手，以達到穩定社會的目的。他們大力表彰「孝悌力田」，在《漢書》、《後漢書》等帝王本紀中，記載著大量的全國性的「孝悌」的褒獎、賜爵。此時，儒家學說受到官方的特別關照，被欽定為「獨尊」之學，孝道也就變成「以孝治天下」的手段。《孝經》，給人突出印象就是孝道的核心內容已經從「善事父母」發展引申為」孝治天下」,
「孝治」成為貫穿全書的根本宗旨。《論語·學而》有子曰：「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3]（P70）從這則語錄中可以看出，孔子是先從家庭的角度出發來講的，先強調家庭倫理關系，後由此及彼的。認為，能夠做到「孝悌」的人，去犯上是少有的，而不好犯上的人，去作亂是沒有的。有德性的人善於追求「孝悌」這個根本，根本的東西樹立起來後，良好的仁道就會隨之而來。《孝經·感應章》「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是說孝悌之道，若是做到了至極的程度，就可以與天地鬼神相通，天人成了一體，互為感應，德教自然光顯於四海之外，遠近幽明，無所不通。孔子十分看重人的基礎道德的建設，強調只有打好了「孝悌」這些最基本的道德基礎後，一個人的道德前途就會一片光明。程頤說：「孝悌，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悌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仁以孝悌為本。」[4]從家庭中的倫理開始，先使家中親人間充滿仁愛，而後使這種仁愛擴展到其他事物中，這樣就是真正的「仁」。從這個角度講，「孝悌」是使社會形成「仁愛」氛圍的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孟子對孔子的孝悌思想作了進一步闡釋和發揮，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3]（P385）這種推己及人的孝道觀，是孟子的獨到見解。故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P253）《孝經·孝治章》說：「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以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此述非常精妙，一方面可以看出統治者推崇儒家學說的根本緣由，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儒家「以孝圖治」論說征服人心的說教力度和政治用心。「孝悌」觀念，盡管受到歷代帝王推崇與利用，其終極目的是為了穩定其統治，但不可否認這一行為在客觀上對社會也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

孝忠」——教化天下的潛導策略

「孝忠」，在以孝勸忠意識形態策略影響下，形成忠孝並論的潛意識結構，給孝注入更多的意識形態因素，使維持家庭秩序的倫理道德范疇，演繹、擴展為來維持社會秩序的政治范疇，反映出跨越自然屬性人際關系的一種嶄新的意識形態構式。

孝悌觀念的推廣，對穩定社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得到統治者的贊許和大力提倡，並在實踐中逐步將「以孝圖治」演升到「以孝勸忠」，且把這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成為統治者治理天下的為政之本。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3]（P82）這一則對話就說明了儒家創史人孔子一開始就將宣揚孝悌觀念的活動看成是政治行為。《孝經·開宗明義章》雲：「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這就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孝」是「事親」倫理道德和「事君」政治行為的結合體。而「孝道」對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經·三才章》里則體現得更為具體。《孝經·三才章》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治理國家以道德教化為基礎，道德教化以孝行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孝經·孝治章》記載：「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直接指出只要推行「孝悌」，就會國泰民安，政治清民。正因為如此，故歷代帝王對它大力提倡和推崇，並將其逐步高度政治化。

封建統治者重視孝道的宣揚，並將孝道高度政治化的重要標志和潛導策略，就是「以孝勸忠」。那麼，它的理論基礎源於何處？就是《大學》里的「三綱八目」。《大學》開篇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是為「三綱」。就是一要修明天賦善德，二要治國安民，三要達到以上兩項所應當達到的目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為「八目」。《大學》載：「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所謂治國必先齊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統治者利用孝道來教化百姓，就是修其身的過程。向廣大民眾宣揚孝行，就是希望以此影響人們，以齊其家。而這兩項措施最終都是為了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治國必先齊其家」，[3]（P12）指出了以孝齊家對治國的主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3]（p12）把人們行孝的對象直接指向為君主。《禮記·祭義》則說「事君不忠，非孝也。」更加明確地指出對君主不忠，就是不孝的表現。當然，統治者要推行孝道，還需以身作則，廣敬博愛，規范天下。「所謂平天下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民不倍，是君子有挈矩之道。」
[3]（P14）正因為如此，歷代帝王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也做出了許多諸如上述的一些宣揚孝道孝行的姿態。

孝在《孝經》中得到比較全面的概括與總結，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倡孝的意圖。《孝經》集中議論了「以孝治天下」的原則，在絕大多數章節中，不是講「事於親」，而是講「事於君」。《孝經·廣揚名章》說：「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這里利用因果關系把「事親」和「事君」巧妙的結合起來了，給人有一種較強的邏輯說服力。《孝經》以孝為教、以孝勸忠的意識形態潛導策略所產生的效果對以後影響較大，「出則忠，入則孝」、「忠於君，孝於親」、「孝慈則忠」……孝的內涵被延伸為忠於君王、忠於國家，為官不忠、臨戰不勇也被認為是不孝的表現。在這種傳統文化氛圍中，孝與忠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逐漸形成忠和孝相通，忠和孝互喻、忠和孝並論的潛意識互通構式，與這種意識形態構式相一致，同時也形成了國和家的合一，國和家類化，國和家並提的政治形態構式，應是理所必然，孝忠也因此成為古代社會的最高境界之一。

這個時候的孝，已遠遠超越了家庭倫理范圍，忠成了放大的孝，國成了放大的家。孝概念的內涵與原始狀態僅含親情因素的孝概念已經有了本質的變化，其中添加了許多濃厚的意識形態成份，不只是一個倫理范疇，更重要的是一個政治范疇。歷史實踐證明，中國古代的宗法家族社會，人際之間既存著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親情，也存在著建立於私有制基礎上的等級壓迫。在這兩方面，片面強調哪一方面都不利於社會長治久安。儒家倡導的「孝治天下」，以「親親」率「尊尊」，「孝忠」觀念等，雖不能從根本上取消階級對立，但不失為一種緩和社會矛盾的巧妙方法，被歷代統治者所採納。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將本來規范血緣家庭的倫理范疇孝道，變成了國家的政治哲學，將非血緣的利益關系硬說成是父子兄弟的人倫關系，一方面會掩蓋階級國家的實質，另一方面也會扭曲孝道本身意義。

「孝廉」——穩定天下的組織策略

「孝廉」，將行孝作為推薦選拔官吏的重要標准納入國家的政治制度，給規范家庭且僅具有倫理道德屬性的「孝」，賦予了許多法律意識形態因素。這樣，不僅使孝在更高層面上得到普及、強化，更重要的是對實施「孝治天下」的為政策略更具有強製作用和保障意義。

漢代頒布了一部很重要的法律，叫《孝廉法》，作為選拔官吏的依據。《孝廉法》規定，雖則有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等科，唯以孝廉為重。公然將孝行作為選拔官吏的重要標准，合乎標准者可以被舉為「孝廉」，由朝廷任命為官。如果說我們前面所講的「孝悌」、「孝忠」是普遍意義的「勸民從孝」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所講的「孝廉」就是特殊意義的「勸官從孝」。「孝廉」之倡舉，隱含著兩層重要的意思：第一，孝者，孝悌；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誠然將行孝與廉潔並列起來，同作為選拔官吏的重要標准，說明孝與廉的意義同等重要，兩者不可偏廢，只有在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時，才能被舉為「孝廉」。第二，孝與廉不是簡單的並列，有其內在的必然聯系。孝要求官對民施廉，不廉則對民不孝；廉體現官對民行孝，不孝則無從言廉。猶孝必崇廉，猶廉必倡孝。孔子說：「政者，正也」，為官者要督率民眾，就要做出表率，把廉潔奉公當作自己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要求，所謂「廉者，政之本也」。西漢劉向曾說：「廉士不妄取」，為官者不能貪國之財，奪民之利，在物質利益面前，取或不取，其標准要看它是否符合道德。否則，奪民之利則為不孝，貪國之財則為不忠，不僅要受到道德的遣責，還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歷代帝王深知倡孝對於維護封建統治和宗法秩序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大力提倡和宣揚孝道，褒揚孝子，如官修正史正立《孝子傳》等，為世人樹立孝子榜樣，推行「孝治天下」；另一方面採取法律措施，或罰「不孝」，或舉「孝廉」等，保障「孝治天下」的推行。自秦代以後，「不孝」被定為重大罪惡之一，不肯撫養甚至辱罵歐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到官府嚴厲處治，甚至處以絞刑和腰斬。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記載：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懲治，官府按其所告查辦，「將其子斷足，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去遷所論之」。其後歷朝都有對「不孝」作出懲治的法律條文，甚至更為具體嚴歷。統治者為了使孝倫理得到順利推行，制訂了大量的「懲治不孝」的法律條文，運用強制性手段來推行孝道，將「孝」的倫理思想滲透到了刑律之中。漢代推崇孝道，遵從「以孝治天下」，上至天子，下至官吏都積聚民眾進行孝道教化。不僅制定實施貶懲「不孝」的法律條文，而且制定實施褒獎「行孝」的具體規定，以確保孝道的貫徹執行。其中「舉孝廉」，就是一項重要的組織制度，把「孝廉」作為選拔官員的一項科目，沒有「孝廉」的品德者不能為官。統治者認為，一個連自己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不可能把老百姓當成父母「孝敬」；一個連基本家庭責任感都不具備的人，不可能對國家、人民克盡職守、認真負責，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表達的遞進關系不難理解。「舉孝廉」的制度，雖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當時統治階段與老百姓之間的尖銳對立，但也不失為一種緩和社會矛盾的巧妙方法。不可否認，原本僅具有倫理道德屬性的孝道，又增添了許多法律色彩的意識形態因素，這樣對孝道的推行更具有強製作用和保障意義。雖然用強制的手段推行孝道，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國家的實質，扭曲了孝道本身的意義，但從對為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提供安定的社會環境的實際效果看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孝觀念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在歷史的長河中孕育、洗禮、發育，形成了內涵深刻的孝倫理體系，並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孝文化。隨著社會的發展，伴隨孝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存在狀態逐漸閃現出人性光彩與文明印跡。盡管由於歷史的局限，其中夾雜著一些不良成份，但也掩蓋不住它在歷史文化中的文明光輝。即使在現代文明的今天，孝強調的人際關系的和諧，強調的仁、愛思想和對國家的忠誠意識，也是值得宣揚和提倡的。中國傳統文化中蘊涵的這種孝文明，應是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園中絢麗的一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