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那麼重孝順

Ⅰ 為什麼中國人要孝順父母

這個問題，首先是很多國家的人都會孝順父母不僅僅只有中國人。其次，中國人孝版順父母主要是因為權根植在中國傳統裡面的觀念，俗話說百善孝為先。而且，我們從小到大，父母都一直陪伴我們成長，給與我們所要的東西，而且在我們成年之後也還一直擔心我們，還一直為我們付出。所以我們孝順父母不管從義務上還是情理上也是應該的。

Ⅱ 為什麼中國人提倡百善孝為先

對於中日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日本文化很強調「忠」,而華人文化特別重視「孝」,百善以孝為先,國難時才「移孝作忠」。可是,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日本的情形,相對簡單。歷史上,散布各島嶼和各地區的郡主,是庶民安身立命所系,彼此休戚與共,所以發展出「忠」的德行(游戲規則)。一旦日本統一,很容易把忠移轉到天皇身上。經濟發展之後,被會社(公司)終身僱用,忠心耿耿,本質上和前者無分軒輊。
華人的孝,要稍微曲折一些。台灣大學心理系黃光國教授在一系列論著里都強調:華人重視孝,是因為儒家的傳統。這是目前主流的見解。然而在智識上可以進一步追問:幾千年來,儒家成為華人文化的正統,為什麼?把儒家當作問題的答案,有點像是鋸箭式療法,只處理了故事的一半。
華人社會的歷史經驗,主要是綿延數千年的農業活動。一方面,蟲旱水災和瘟疫常在左右,另一方面,農事耕作上,需要人手；而且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最好能互通有無。因此,大家庭、數代同堂、妯娌宗親等,目的都在發揮保險互助的功能。也就是說,農業社會里,人口流動性不高,一般民眾自給自足,農業是主要的經濟活動,工商業不是重點。在生產、消費、儲蓄和保險上,家庭都能發揮適切的功能。在這種環境之下,「孝」的功能顯然非常重要。而一旦把孝內化為價值觀,自然可以有效支持家庭這個組織。所以,表面上「孝」是倫理道德,實質上則是成本效益的力量。
倫常關系的重要特質之一,就是處理父母老年時的照養問題。子女小時父母照顧,父母老時子女承歡,這是不折不扣的跨時交換,而聰明的華人發展出「孝道」的機制(游戲規則)。無需外而求也,只要腦海里雕塑出孝的觀念,自然以低成本的方式,有效地處理橫跨數十年的跨時交換。
要使一種機制發生作用,必須要有適當的誘因,也就是有獎懲的配套措施。在傳統農業社會里,「孝道」所發揮的功能太過重要。所以,也需要借重一些特別的配套措施,能以低成本的方式發揮功能、完成使命。一個人做了對不起朋友或手足的事,心裡可能會有歉疚遺憾的感覺。但是,一旦做了對不起父母的事,心理上會有濃厚的罪惡羞恥感,這就是獎懲的配套措施。因此,倫常關系、孝道、罪惡感羞恥心,彼此環環相扣,形成一種機制,發揮功能於無形。
隨著環境的變遷,孝道也與時俱進。兩點重要的變化非常明顯。首先,農業社會逐漸變為工商業社會,政府職能擴充,一般人不再靠天吃飯、多半有固定(相對穩定)的薪水。年紀大時,有退休金、養老金和社會保險等等。養老的功能,已經由家庭慢慢轉移到社會的福利養老制度。其次,都市化帶來雙職家庭,核心家庭大行其道。三代同堂的景象,由常態變為例外。而且孝道的容貌幾乎有了180度的大回轉:過去是子女孝順父母,現在是父母孝順子女；過去是大家庭里含飴弄孫,現在是丁克族(雙薪無子女)；過去公園里多是父母牽著子女,現在許多是牽著小貓小狗。不過短短幾十年間,幾千年來發揮重要功能、維系社會正常運作、華人引以為傲的孝道,已經江山不可復識矣!
當然,經過數千年的發展,華人社會面臨新的考驗。一方面,以儒家道德彈性治理,已經一去不復返。另一方面,核心家庭等對孝道和倫常帶來的沖擊,可以說還方興未艾。對於社會現象,分析時有三個根本問題要解答:是什麼?為什麼?將如何?就華人文化而言,有成千上萬個問題還有待回答。

Ⅲ 中國人為什麼特別重視孝道，用自己的話說，詳細一點，或列出大綱，也要多一點。要有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

1、中國的氣候和抄土壤非常適合農耕文明，所以歷代文明的前期都是都能夠讓老百姓吃飽飯，所謂倉廩足而知禮儀，吃飽了自然就會考慮倫理關系。
2、統治階級的需要，歷代王朝都是推翻前任上來的，首先就要承受謀逆的指責，而且中國面積巨大，想統治好，就要建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倫理道德，說忠是自己打自己臉，所以只能是以孝為先了。
3、增強國家的凝聚力，一個老有所依的國家，國民心理才會安穩，更利於社會穩定。
4、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所謂的重視孝道本身就建立在人天生親近父母的思想上，一個道德標准能通行幾千年，說明他本身就是符合國人需要的，再加上符合統治者的心思，自然大行其道了

Ⅳ 為什麼中國人以孝為尊，為什麼中國人那麼看重孝

傳統的中國不僅是以農立國，而且是以孝立國。自古以來，孝是最重要的善行與德行。在諸善之中，孝最具有超越性；在諸德之中，孝最具有普遍性。為了強調孝的超越性，孔子曾在《孝經》中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經·開宗明義章》）意思是說，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的來源。為了強調孝的普遍性，又在《孝經》中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孝經·三才章》）意思是說，孝可充滿宇宙之間，能貫通天、地、人三才而為一。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孝道是如此的重要，儼然成為事親、治家、治國、平天下的極則（李國良，1973）。時至今日，我們甚至可以說：孝是中國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孝何以如此重要？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徵說起。從文化生態學（cultural ecology）的觀點來看，傳統中國社會所處的生態環境，主要是適合於務農的經濟生活。中國的文明最早發源於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區（包括陝西、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的渭水盆地）。此一地區的自然環境是氣候多變、降雨量低、植物稀少，但其土壤皆為肥沃的黃土。此種土壤不須另加肥料，即可長久耕種而仍豐收（Rumpelly，1908）。在此類生態環境中，靠耕種謀生似乎是一種最為適宜的辦法。考古及其他數據顯示，早在公元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此一地區即已出現自給自足的農業系統。此後，農業經營及活動的地區逐漸擴展，及至最近兩千多年，淮河以南的地區也形成了多產而有效的農業系統（HO，1976）。總之，自古以來，傳統中國社會的生計經濟（subsistenceeconomy）主要是農業。
農業是以土地為主要的生產工具，而土地的保護與耕種及作物的照料與收獲，均為個人能力所不逮，須靠持久而穩定的小團體來共同運作。比較持久而穩定的小團體當然是以血統為基礎的家族，於是家族乃成為傳統中國社會內最重要的運作單位。由於家族是農業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的核心，家族的保護、延續、和諧及團結自是非常重要，因而形成了
凡事以家為重的家族主義（familism）的想法與做法。家族既是傳統農業社會內主要的團體或集體，自小生活其中的強烈經驗與習慣，乃使
養成一種很明顯的心理與行為傾向，那就是將家族以外的團體或組織予以家族化，即將家族中的結構形態、關系模式及運作原則推廣概化到家族以外的團體或組織。這種將家族結構、家人關系及家族倫理的形式與內涵推行到非家族性團體或集體（如社會性、經濟性、宗教性或政治性團體或集體）的心理與行為過程，可以稱為家族化（familization）歷程。經由家族化歷程，將家族以外的團體或集體視為類似家族的心態與觀念可以稱為泛家族主義。有關家族主義、家族化歷程及泛家族主義三者的關系見圖。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內，在強烈的家族主義的影響下，為了維護家族的和諧、團結及延續，晚輩必須要對長輩依順服從，必須要傳宗接代，必須要奉養父母，必須要隨侍父母而不遠游。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要使子女養成這些觀念、意願及行為，必須提倡一套兼含這些要素的意識形態，這便是孝或孝道。所以，從文化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孝或孝道是一種復雜而精緻的文化設計，其功能在促進家族的和諧、團結及延續，而也只有這樣的家族才能有效從事務農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達到充分適應適農的生態環境，孝既有如此重大的功能，其重要性自必超越其他諸德與諸善之上。尤有進者，經由家族化作用的歷程，孝道倫理還會推廣到家族以外的團體或集體，如行號、社團、郡縣、國家、天下。例如，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內，常將國家比作家，君比作父，而有「以孝事君則忠」（《孝經·士章》）與「臣事君猶子事父」（《漢書·李廣蘇建傳》）的說法。在家族化作用的影響下，孝的運作范圍已不限於家族，進而擴及家族以外的領域。這便形成了泛孝主義的心態（見圖1-1）。泛孝主義不僅有助於家族內權威式結構（強調上下關系或階層排比）的維護，而且有助於家族外權威式結構的維護。這便是為什麼當家者要提倡「以孝治家」，當政者要提倡「以孝治國」。總而言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孝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促進家族及其他社會集體的和諧、團結及延續，以有效適應務農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在此類社會里，以泛孝主義所表現的孝之意識形態，不僅是家族主義的重點，也是中國式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的基礎。
中國式的集體主義，事實上是以家族主義為主，因而是一種家族主義式的集體主義。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內，家族是最主要的集體或團體，對大多數
而言，甚至也是唯一的集體或團體。在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主要的運作單位是家族，而不是個人。例如，土地是屬於整個的家族，而不是其中的任一個別成員；耕作土地及其他的收人是屬於整個家族，而不是任一成員。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里，絕大多數的民族都是一生不離家族，因而對他們而言，家族（集體）為重、個人為輕的家族主義，實即一種集體主義。而且，即使是那些生活范圍超乎家族的傳統中國人，經由家族化歷程所形成的泛家族主義，也會促使他們以家族主義的方式表現出重集體（家族以外的團體）而輕個人。也就是說，對所有的傳統中國人而言，其集體主義都是以家族主義為基礎，所以是一種家族主義式的集體主義。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傳統孝道之所以重要，即在它能促進家族主義式集體主義社會的和諧、團結及穩定。
但是，當前及未來的台灣社會，已經不再是家族主義式的集體主義社會了。經歷三十多年的快速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台灣已經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現代的工商社會（楊國樞，1981，1985b）。這不僅是一種量的變遷，而且是一種質的變遷；不僅是一種程度的變遷，而且是一種類型的變遷。在此徹頭徹尾的變遷中，最基本的是生計經濟形態的轉換。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民眾賴以維生的經濟形態是從事務農活動；在現代工商社會中，民眾賴以維生的經濟形態是從事工商活動。前者主要是依賴土地作物，後者主要是依賴科技智能。
在現代工商社會中，工商機構的組織不管如何龐大，工業生產與商業活動的歷程不管如何復雜，其中的工作主要是以個人為單位而設計的。所有權與工作權的分離，來自不同家庭的人互相習於共同工作。在任何一個工作崗位上，個人的可被取代性很高，只要具備一定條件的人，都可擔任該項工作。在大多數情形下，工商工作的獲得決定於個人的專業智能及身心特質，與其家庭的背景關系不大。同時，個人為追求較好的工作及較高的待遇，常會不斷轉換工作類別及工作地點，因而成為逐工作而居的現代「游牧民族」。於是，現代工商社會的民眾不只從土地疏離出來，而且從家鄉疏離出來。
上述這些生計經濟形態的基本轉換，衍生出種種嶄新的社會特徵，創造了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楊國樞，1981，1985b）。基本而言，現代工商社會是以個人為主要運作單位，而不再以集體為主要運作單位。在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生活中，個人是享受權利與履行義務的單位，是加以褒貶與評價成敗的重心。也就是說，生活價值與意義的中心，不再是集體，而是個體。在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下，家族主義與集體主義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個人自主、價值、尊嚴及幸福的個體主義（indivialism）。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孝道的主要社會功能是在家族主義與泛孝主義的意識形態下，促進集體主義化之家族與社會的和諧、團結及存續。三十多年的變遷既已使台灣轉型為現代的工商社會，則隨著家族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沒落，傳統孝道的上述社會功能自將因而逐漸減弱或消失。傳統孝道的功能既失，其本身勢必產生重大的演化，逐漸轉變成一種以個體主義為基調的新孝道。從集體主義的傳統孝道蛻化而來的個體主義的新孝道，會強調親子（女）雙方的價值、尊嚴及幸福，會尊重親子（女）雙方的獨立、自主及自動。與傳統的舊孝道相比，這種新孝道究竟有何主要的特徵，是下文所要討論的主要課題。為了便於此一課題的討論，下節中將先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分析孝道的內涵與性質，從而提出一套理解孝道的概念架構。

參考鏈接 https://..com/question/583594471.html

Ⅳ 為什麼中國人都「孝順」

這是中國古代的文化長期形成的後果，無論是周朝的宗法制還是對中國文回化影響最大的儒家文化，都答提倡以孝治國，這種以血脈為根基的傳承方式，讓中國人都很講究「孝順」……至於中國多漢奸……這個不一定是中國多，你看看西方歷史也有很多著名的叛徒，如果真的是中國多漢奸，那隻能說，中國人口基數太大了，按百分比，漢奸自然多了！！！

Ⅵ 中國人為什麼講「孝」這么重要

孝的本義是無條件服從長輩，這非常有利於封建統治的秩序，老百姓把內官僚成為父母官，把皇帝容稱為君父，孝道的灌輸讓老百姓從小形成等級觀念，不敢有反抗的念頭。
另一方面，古時候生產力低下，孝道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養老問題，也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同時對於傳承文化也有積極意義。

Ⅶ 為什麼中國人是百善孝為先

為什麼中國人是百善孝為先我來答，孝敬父母是應該必須要做到的

Ⅷ 為什麼中國人以孝為先

中國孝文化源遠流長，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孝」作為一種文化體系、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而發展的，而在當代孝文化作為一種最基本的親親關系，應該也可以發揮它應有的當代價值，有助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中國傳統孝文化是在華夏數千年歷史中孕育、誕生和發展起來的。
黑格爾曾說過「中國純粹建築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
中國傳統孝文化歷經了古時期的萌芽、西周的興盛、春秋戰國的轉化、漢代的政治化、魏晉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時期的極端化直至近代的變革，是在中國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淀而成的。
孝文化是一個復雜的文化現象，從不同的視角來審視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在當代，我們不能對其作簡單的二元對立分析，而要從孝文化的歷史與內涵中重新審視其當代價值。
孝作為一種社會意志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
先秦：孝道的形成與確立
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之語，充分說明了孝之原始意義。人們在生產勞動，與大自然的不斷斗爭中，為乞求平安而進行的一種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動。
殷商、西周是傳統文化的開端和創造時期，也是孝觀念的初步形成和確立時期。
殷人把祖先視為喜怒無常、令人懼怕的鬼神，他們對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種宗教意義上的祈求，並沒有更多的倫理內涵。
到了西周，人們依然對祖先進行虔誠而隆重的祭祀，不過與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對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種宗教行為和政治行為，又包含著濃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緣親情，是一種倫理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觀念除了祭祀祖先這層含義之外，還增添了奉養父母的新意義。
祭祀祖先是貴族的特權，奉養父母作為平民的義務，使孝觀念向著「子德」的方向演進，並逐漸取代祖先祭祀，成為後世孝道德主要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文化開創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論中豐富和發展了孝文化的內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的觀點，「仁」是眾德之總，而「孝弟」則又被視為眾德之源、之總的「本」，其地位在整個傳統理論中升到了核心，同時確立了「孝」對於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從此成為協調親子關系的倫理規范，並成為古代社會宗法道德的基礎。
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觀點，並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其天下太平。」還進一步強調「事親，事之本也」，認為尊親、事親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孔孟對孝的論述，已經涉及到後世孝道的方方面面，從而確立了傳統孝道的基本面貌。
漢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漢代是中國帝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定型的時期，也是孝道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它建立了以孝為核心的社會統治秩序，它把孝作為自己治國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礎。隨著儒家思想體系獨尊地位的確立，孝道對於維護君主權威、穩定社會等級秩序的價值更加凸顯，「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漸走向理論化、系統化。
《孝經》、《禮記》以及「三綱」學說集中體現了孝治理論的風貌。
孝道由家庭倫理擴展社會倫理、政治倫理，孝與忠相輔相成，成為社會思想道德體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西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孝治國」的王朝，並實施了一些舉措，提倡和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孝」為謚號，稱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對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漢也把《孝經》列為各級各類學校必修課程，還創立了「舉孝廉」的官吏選拔制度，把遵守、踐行孝道與求爵取祿聯系起來，這成為孝道社會化過程中最強勁的動力。
魏晉至隋唐五代七百餘年，孝道觀念雖然時而淡薄時而強化，但各朝統治者都堅持漢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舉孝廉」作為察舉的主要內容之一，一致為後世所承襲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進宮入仕的重要途徑。
其間最值得強調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領域的全面滲透，憑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進而實現對整個社會的控制，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極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時期，程朱理學成為社會正統思想，理學家認為孝道是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倫理屬性，兒子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不可違抗的，與此同時孝道的專一性、絕對性、約束性進一步增強，對父母無條件順從成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兒子不可不孝」成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進一步淪為強化君主獨裁、父權專制的工具，在實踐上走向極端愚昧化。
族權的膨脹和愚孝的泛濫，就是孝道畸形發展的具體表現，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後來的「割股療親」就是愚孝發展到極致的產物，這時孝道被異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近代：孝道的變革與社會適應
近代社會，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漸漸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覺性和主體意識不斷增強，一大批文化先驅站在時代的高度，從自然人性的角度來揭露封建孝文化的專制性、絕對性。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受到嚴厲批判的傳統孝文化開始洗去塵封多年的封建專制性，轉而向新型孝文化發展。
在此引導下人們的時代意識、社會意識逐漸增強，許多人沖破家庭的牢籠和羈絆，站在時代前列，以天下和社會為己任，為民族盡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為動員、團結民眾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3月12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頒布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中指出「唯忠與孝，是中華民族立國之本，五千年來先民所遺留於後代子孫之寶，當今國家危機之時，全國同胞務必竭忠盡孝，對國家盡其至忠，對民族行其大孝。」
1939年4月26日，中國共產黨的《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告全黨同志書》指出「一個真正的孝子賢孫，必然是對國家民族盡忠盡責的人，這里唯一的標准，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而不是反忠於少數和孝於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這里，孝成為民族團結、興旺的精神基礎，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從歷史的不斷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孝文化在促進國家和諧、人際關系和諧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Ⅸ 為什麼中國人重孝道

中國的「孝道」是害人的毒瘤
孝道」這個從古至今被中國人推崇的東西，實質是奴隸制度在家庭中的縮影。它把父母與子女的關系變成一種主僕關系。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父母永遠是對的，孩子必須聽父母的話，否則就是不孝。父母在身體健康時如果讓孩子給自己洗腳，孩子嫌臟不洗，便是不孝。父母按照自己的意願管束子女，子女不願受父母管束，如果反抗，便是不孝。父母有權打罵侮辱孩子，孩子如果還手、還嘴，不但是不孝，而且是大逆不道。

中國父母認為孩子是自己生的，自己有權視為私人物品。遺棄女嬰或殘疾嬰兒的有之，孩子生多了送人的有之，殺子的也有之。打罵侮辱孩子者更是人人樂此不彼。

中國的父母判斷孩子好壞最基本的標準是：聽不聽話。就象奴隸主判斷奴隸好壞最基本的標準是聽不聽話一樣。

在「孝道」教育下的中國人，由於被洗腦而被迫屈從這種觀念，不敢反對「孝道」，怕因此成了眾矢之的，被天打五雷轟，從而世世代代的在「孝道」的陰影下委曲求全的生存著。

不少成年人在談論起小時候被父母打罵的經歷時，還會說：那時我一犯錯誤，我爸就把我吊起來打，現在想想是對的。別人也紛紛點頭表示同意和支持。支持他被吊起來打......這真可笑。

在我們要建立的「新教育思想」下，「孝道」是被摒棄的，我們要建立的是「人道」，「人道」是建立在平等、互敬、互愛基礎上的，是符合人性的。

而我們當今的教育者們，不但完全不懂這些，而且自己就深陷其中。

Ⅹ 為什麼中國人以孝為本

因為儒學以孝為本，而儒學的基礎是中國古代社會，而中國古代社會是精耕小農的熟人社會。這就要求古代中國以家庭為基本單元聚族而居，所以家庭的穩定是中國古代社會、國家組織起來的基礎。所以中國人講的是家國，是先有家再有國，化家為國。

現在的社會環境已經完全變了，孝的地位當然要下降，商業社會要求的就是個人獨立、自由，孝的消極作用還是比較明顯，但在中國這個環境下，完全否定也不應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