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為什麼從漢朝開始，歷朝歷代都說以孝治天下，卻沒有以忠治天下的呢
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忠的起點還是孝，所以百善孝為先，如果一個人對父母都不孝，也就談不上對別人好了，也不可能真正為國家社會負責。
❷ 「忠」、「孝」的核心各是什麼
忠；忠於君主。孝；孝順父母
孝」是儒學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之一。孔孟時期，出現了闡發儒家孝道觀的經典著作《孝經》。歷代儒學之士都大力宣揚「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來為自己的統治服務；這二者的合力在民間的影響就是《二十四孝》的產生和流傳。
關鍵詞：孝儒學倫理道德《孝經》
以孝事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是在當今社會孝悌觀念出現了日下的勢頭，因此，重新探討和正確闡發儒家孝道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孝」字簡釋
「孝」的觀念產生較早。「孝」字，古作，上面為一老人，下面為一小孩。康殷說；「象『子』用頭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1]（P39）東漢許慎則解釋說：「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清段玉裁註：「《禮記》『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2]（P398）這些解釋雖然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但是意思完全一樣，都認為「孝」是尊敬長輩，侍老奉親。《禮記·禮運》也說；「何為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因此，「孝」首先是一種社會道德原則，是處理家庭中長輩和兒女間關系的准則。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演變，「孝」被封建帝王利用來為他們的統治服務。這樣，「孝」就由道德范疇擴展到了政治范疇。
二闡發儒家孝道觀的主要經典著作《孝經》
在儒家經典十三經中，《孝經》「是一部字數最少，內容最淺，而影響最大，引起的爭議最多的著作」。[3]（P1）其巨大的影響不是在學術價值上，而是在社會價值上。以致其面世以來，上自帝王將相，下至黎民百姓，爭相傳習，備加尊崇，影響所及遠至日本、朝鮮等鄰國異族。
《孝經》成書於何時，歷來有不同的觀點，但「今文《孝經》經過劉向整理後，才確定了後來流行本的規模」。[3]（P11）東漢時，《孝經》就被列為儒家七經之一，當時流行的是孔安國傳鄭玄注。自那以後，《孝經》一直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到唐代，玄宗親自為之作注，更是大力倡行。宋朝學者邢昺為之作疏。現今流行的《孝經》本子，就是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的本子。由於《孝經》將家庭與社會人倫道德緊密結合，加上統治者的積極宣揚，故《孝經》幾乎成了封建時代家喻戶曉的儒家經典。
對於《孝經》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因而也引起了一系列證偽的官司。筆者則認為《孝經》是孔子和曾子所作，我們且看兩例有力的證據。西漢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司馬遷是位大史學家，治學嚴謹，考證確鑿，加上離春秋戰國時代較近，資料轉抄訛誤甚少，當不會有錯。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也說：「《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書》言「為曾子陳孝道」，即《史記》載「故授之業」。從馬、班兩位史學大家的記載可以看出，《孝經》的最初作者實際上應為兩人：一是孔子；一是曾子。孔子將孝道口述給曾子，曾子將其記錄整理下來，間或插有自己的心得體會。這就是所謂的孔子「述而不作」。他們兩人的關系類似於當今某篇文章口述者和整理者的關系。故筆者認為《孝經》的最初作者應是孔子和曾子。當然，曾子的門人可能也參與了整理《孝經》的工作，於是也有他們的觀點及其在書中對他們先生的尊稱。
今本《孝經》僅一千七百九十九字，凡十八章。
對於《孝經》的內容，宋代理學家朱熹認為「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後皆傳文」。[4](卷八十二)
《孝經》一書，對於從帝王將相到黎民百姓之間的各個階層的孝行都有明確規定。但其基本傾向是以倫理道德教育為政治服務，那就是以孝勸忠，以孝治天下，從而達到《大學》里所說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高政治目的。正因為如此，它才得到歷代帝王的極力推崇。
三孝為德之本歷代儒學之士大力宣揚
孔孟儒學認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泉。《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就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為德之本的思想在儒家其他著作里也有所反映。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5]（P71）認為孝是仁的基礎。孟子則說：「親親，仁也。」[5]（P430）又說：「仁之實，事親是也。」[5]（P359）將侍老奉親之孝作為仁的實質。《大戴禮記·曾子大孝》載：「夫孝者，
❸ 為何中國人歷史上會把「忠」「孝」二字看得特別重要
在中國農耕社會的用人、擇人標准中，放在第一位的是德，而德的核心又是忠。中國人雖然也講唯才是舉，講學識才華的重要性，但那大多是一種擺設，一種口號，很少有打算真正付諸實施的。一個人能否被上官、東家選中，真正起作用的還是他的德與忠，因為在絕大多數用人者看來，德才兼備固然難得，但當德與才不可兩全時，德還是優先於才，有德無才者可以通過培養、學習，給予鍛煉機會，慢慢提高，有德無才者的用人風險，不過是效率低下與業績不良。但有才無德者就大不一樣了，有才無德者一旦與上官、東家反目，帶給上官、東家的風險就不僅僅限於效率低下和業績不良，而是整個事業的夭折。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任用有德無才者保險。
毫無疑問，這種以忠誠為取向的用人擇人方式在中國農耕社會里自有它合理的一面。因為農耕社會是一個競爭壓力較少的社會，來自外界的壓力不大，保證內部人相安無事，上下和同是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試想，當所有的屬員都一顆紅心向主子、向朝廷，朝廷、主子的基業還愁不堅如磐石嗎？
什麼是中國農耕社會所倡導的忠？簡單地講可歸結為無私無我、無他六個字。
無私無我就是作為奴才的我在君父利益面前不能有獨立的個人和家族之私。封建社會從所有制性質上看雖然也屬私有制，但這種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還是有很大差別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是除法律外的任何勢力所不能剝奪的，資本主義的私是凜然不可侵犯的私，是得到法律充分保障的私。
但封建社會的私卻很不牢靠，一切須無條件服從君父利益的需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都屬於君父，何況是區區身外之物。只要是君父看中了的私，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據為己有。無私無我的忠臣要時刻把君父利益掛在心上，凡事從君父利益去考慮，不容有絲毫的私心雜念，無私無我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妻子兒女和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君父的恩賜，都是為君父利益的存在而存在。我是君父的奴才，我是相對的，君父是絕對的。僅管我蒙受著不白之冤，被君父下旨抄家、處死，我還不能有一點怨言，臨死還要說一句謝主隆恩。孟子講：「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孟子的忠即無私無我之忠。
無他就是作為奴才的我今生今世都要專一地效忠於君父，即使江山易手，我也不能轉而效忠新主。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么！我要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永不變節，從一而終。除君父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分享我的忠誠，那怕是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不論是誰只要膽敢侵害到君父利益，我都得義無反顧地挺身而出，大義滅親。
忠心耿耿、忠貞不渝、忠貞不二、忠言逆耳、竭忠盡智、忠誠、忠烈、忠厚、忠實、忠信等是一些常見的與忠搭界的詞語，從中我們也可以對中國農耕社會所倡導的忠之內涵窺見一二：忠是內心的忠，靈魂理念的忠，從里到外的忠，發自肺腑的忠，只有思想認識上堅定不移了，才可能對君父忠貞不二，忠貞不渝，竭忠盡智，跟著君父一條道走到黑，做到無私無我、無他；忠之道要誠於中而形於外，要厚、要實、要信，對君父要象純真無邪的孩童，只要是對君父有益的話，不管其逆耳與否都要大膽的毫無保留的講出來，切不可因為擔心龍顏大怒，可能被殺頭而閉口不談，這樣才有資格稱之為忠烈之臣；忠烈之臣在關鍵時刻，危急時刻，應不惜自己的身家性命敢於壯烈犧牲，誓死捍衛君父，亂時見忠節，危時見忠臣呀！
中國農耕社會的忠之道一樣源於先天失調的禮治體系，因為禮治體系的正常運轉有賴於君父的修身齊家和止於至善，但君父是人不是神，根本做不到，做不到怎麼辦？只好轉過來要求大臣百官、平民百姓對君父不加懷疑，不講條件地忠誠。理解的要支持，不理解的也要支持。君父是天子，他貪婪，縱欲，我們拿他沒辦法，只好由著他去，頂多是斗膽勸諫一番，但臣子、百姓不同，我們有的是辦法，聽更好，不聽可以殺一儆百。有了忠誠到無私無我無他地步的臣民和不過於無道的君父，禮治體系雖然先天失調，也可以馬馬虎虎維持，湊合著過。
中國農耕社會的忠是極端的忠，單向的忠，狹隘的忠，不近人性的忠，無人能做，無人能及，如果有，那一定是偽裝的，虛假的，粉飾編排出來的，大奸若忠，從來如此。孟老夫子曾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忠誠與仁愛都是雙向的，單方的願望再強烈再懇切都不可能達到親密無間的佳境。「君使臣以禮」與「臣事君以忠」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相輔相成，互為因果。世上不存在一方無止境的犧牲奉獻，另一方無限度的索取掠奪的道理。這話讓那些處於上位的強者和道德家們聽起來頗不順耳，但現實中的忠都是這樣，不由你不信。
「忠孝自古不能兩全」說的是當忠與孝發生沖突時，作為無我無私、無他的忠臣要忍痛割斷骨肉親情，把父母放在一邊，服從君父之大義。由此看來，忠與孝似乎是一對矛盾，其實不然，在儒家學說的創始人那裡忠與孝差不多是同一個意思，「孝者，所以事君也」。孝的適用范圍遠比忠來得廣大，不僅僅是對生身的父母而言，更重要的是對君父、地方官、授業解惑的老師。皇帝也叫君父，地方官又稱父母官，就連當過一天的老師也可終身為父，學生須孝敬到老。
忠與孝不但不相矛盾而且同本同源，忠也好，孝也好都是為君父利益服務的，忠是本，孝是忠的延伸，忠的補充。因為單純講忠君會顯出君父的自私，其社會基礎有限，而講孝或者把忠用孝包裝起來，忠的社會基礎就驟然膨脹。無數個原來對忠君不以為然的父母，看到自己在家中也能享受一些與忠同本的孝道的好處，對忠之道也就不能說三道四了。
孝可以說是君父用來分化、拉攏、擴大民眾支持的一種手段，推崇孝與天下父母的利益息息相關，沒有人好反對。殊不知孝有不同的種類，有對君父的孝、對父母官的孝、對長輩的孝，而其中對君父的孝也就是忠又是最重要的。對長輩的孝要服從對君父對父母官的孝，「事父母能竭其力」就行，但「事君能致身」才通得過。不同的孝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不是等量齊觀，板凳桌子一樣高的。
在中國農耕社會，一個早年並不孝順的人一朝得道成名後總會想方設法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孝子，做出一副孝子的模樣給公眾看，其言外之意無非是：「我孝敬我的父母時小心翼翼，我是你們的父母官，你們也應以我為榜樣，象我孝敬父母那樣孝敬我，小心伺候我。」
「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孝既然與忠拴在了一起，其身價也就陡增百倍，人人追捧，個個爭先，以至出現一大批失常瘋狂之人和過激極端之舉，把孝弄成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胎。像古時候一個「孝子」因為家裡窮養不起父母，就萌生將親身兒子活埋的念頭，妻子雖然不樂意，但也不敢違抗，豈不是怪胎一個。
羊有跑乳之恩，鴉有反哺之義。適當強調晚輩對長輩盡孝，確保長輩能老有所養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要求。但孝的提倡一、不能以犧牲子孫後代的前途，犧牲民族的未來為代價，不能將孝變成束縛子女自由，阻撓後輩進步的羈絆。魯迅先生早就對中國本末倒置的孝進行了無情的鞭策：「本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後者，又來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
二、不能脫離實際唱高調。過去人家死了雙親，子女都要講「寢苫忱塊，涕泣血流，哀毀骨立」之類的話，敢問天下孝子，到底有誰做到了呢？
三、不能對自己是一套，對子女又是另一套，要身體力行。很多人自己為人子為人媳時做出種種駭人聽聞，喪天害理的忤逆行為，後來輪到自己需要贍養時，卻大言不慚地忠孝仁義起來，並提出一大堆無理的要求。已所不為，卻苛施於人。
❹ 天下何為孝，何為義，何為忠
「孝」：孝心、孝敬、孝道。中華民族崇尚祖輩傳承理念。主要是對父母、長輩之「孝」，強調長幼有序。孔子首創私學，把「孝」放在教學首位，說「孝」是道德的根本。「孝乃德之本」，「百善孝為先」。人們往往把「孝敬父母」與「包銷祖國」起來，認為「忠孝不能兩全」，甚至貶低「孝敬父母」。這是誤區。其實「孝敬父母」與「報效祖國」二者都光榮。二者可以統一，也應該統一。忠孝可以兩全。個別人受條件限制不能統一，也是有的，但不能因此而泛化。我們要把二者盡量同意起來，既盡到「報效祖國」之「忠」，又盡到「孝敬父母」之「孝」。這是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傳統美德。
「義」：大義、正義、公平、公正、公道。中華傳統文化把「義」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和價值取向。《禮記·中庸》：「義者宜也。尊資為大。」中華傳統文化把義與仁並用，作為傳統道德的核心內容，提出了「仁義道德」、「仁至義盡」、「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思想。「義」是合宜、應當、應該之意，是作為人應該遵循的最高道義。利他，不以損害和出賣他人尤其朋友來換取一己的生存和利益。「義」，還有情誼、恩誼之宜，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牽掛、互相關照、互相提攜。親情和友情，發展到完美的程度，就有「義」的成分。有「義」，使友誼友情友善純久。有「義」在，朋友不會出賣朋友，丈夫也不會拋棄妻子兒女。「義」，是中華民族崇高的道德表現。
「忠」：忠誠、忠良、忠恕。「忠」，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主張的一種優良品德。一提「忠」，人們往往想到「愚忠」，其實這是誤解。在孔子看來，不只是對「君」，對普通的人、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忠」的問題。孔子時代，「君」並不稀奇，到處是大大小小的「君」。其實，孔子很反對愚忠，對路對心才能忠。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忠」講的是君王人民：「上思利民，忠也。」所謂忠，就是內心求善，外求盡職盡責。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精忠報國、捨生取義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歷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願。忠於事業，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是中華民族崇高的最高最神聖的價值追求。
❺ 忠、孝、義是什麼
「十德」論
我認為對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基本內涵的概括，要在傳統的原「五常」-------「仁、義、禮、智、信」基礎上，再加新「五德」-------「忠、孝、節、勇、和」，從而成為「十德」------
「仁、義、禮、智、信、忠、孝、節、勇、和」。
「仁」：仁人、愛人、仁愛。自孔子倡導「仁」學以來，「仁」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德」和「恆德」。孔子把「仁」作為個人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把「愛人」作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天下歸仁」作為最高的社會道德理想。講「仁」，就是講人與人的關系，講人對人的愛，由對父母之愛、兄弟姐妹之愛，進而推及對他人之愛。「仁」，不僅是最基本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標准，講「仁愛」，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理念。中國人至今仍視為有德者為「仁人」，無德者為「不仁」。「仁愛」思想，作為幾千年來中華民族的主要價值取向和道德要求，滲透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特殊品質。
「義」：大義、正義、公平、公正、公道。中華傳統文化把「義」作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和價值取向。《禮記·中庸》：「義者宜也。尊資為大。」中華傳統文化把義與仁並用，作為傳統道德的核心內容，提出了「仁義道德」、「仁至義盡」、「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思想。「義」是合宜、應當、應該之意，是作為人應該遵循的最高道義。利他，不以損害和出賣他人尤其朋友來換取一己的生存和利益。「義」，還有情誼、恩誼之宜，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牽掛、互相關照、互相提攜。親情和友情，發展到完美的程度，就有「義」的成分。有「義」，使友誼友情友善純久。有「義」在，朋友不會出賣朋友，丈夫也不會拋棄妻子兒女。「義」，是中華民族崇高的道德表現。
「禮」：明禮、禮貌、禮讓、禮節、禮儀、禮制。「禮」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突出精神，是社會交往之道。禮與仁互為表裡，仁心愛人是禮的內在精神，恭敬辭讓是仁的外在表現。好禮、有禮、注重禮儀是中國這個「禮儀之邦」的傳統美德。中華傳統文化認為，「禮」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標志。「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儀也。」（《禮記》）「禮」也是治國安邦的根本。中國倫理文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禮儀文化」。「明禮」，從廣義說，就是講文明。作為倫理制度和倫理秩序，謂「禮制」；作為待人接物的形式，謂「禮節」、「禮儀」；作為個體修養，謂「禮貌」；用於處理與他人的關系，謂「禮讓」。明禮、禮貌、禮讓、禮節、禮制，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體現。
「智」：知者、明智、智慧、機智。「智」通「知」。中國古代思想家賦予「智」以豐富的道德和內涵。「智」在知道遵道。學而致知，不知不覺，智而不奸。「仁、義、禮、信」是為人處事的基本原則，而要將這一切聯系起來就需要「智」貫穿其中，否則即使有「仁、義、禮、信」加持於身，也都不可能通達無礙。新時期需要把中華民族的道德智慧同人文智慧、科學智慧聚成一體，開啟新的智慧。
「信」：誠信、信任。《說文》講：「人言為信」。「信」是立身之道、興業之道、治世之道。誠信求和。誠信是約定俗成的社會交往准則。孔子把「信」列為對學生進行教育的「四大科目」（文、行、忠、信）和「五大規范」（恭、寬、信、敏、惠）之一，強調要「言而有信」，「信則人任焉。」「以誠待人」、「以信取人」、「一諾千金」、「誠實守信」等傳統美德千百年來為人們所推崇並發揚光大。
「忠」：忠誠、忠良、忠恕。「忠」，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主張的一種優良品德。一提「忠」，人們往往想到「愚忠」，其實這是誤解。在孔子看來，不只是對「君」，對普通的人、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忠」的問題。孔子時代，「君」並不稀奇，到處是大大小小的「君」。其實，孔子很反對愚忠，對路對心才能忠。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忠」講的是君王人民：「上思利民，忠也。」所謂忠，就是內心求善，外求盡職盡責。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精忠報國、捨生取義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歷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願。忠於事業，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是中華民族崇高的最高最神聖的價值追求。
「孝」：孝心、孝敬、孝道。中華民族崇尚祖輩傳承理念。主要是對父母、長輩之「孝」，強調長幼有序。孔子首創私學，把「孝」放在教學首位，說「孝」是道德的根本。「孝乃德之本」，「百善孝為先」。人們往往把「孝敬父母」與「包銷祖國」起來，認為「忠孝不能兩全」，甚至貶低「孝敬父母」。這是誤區。其實「孝敬父母」與「報效祖國」二者都光榮。二者可以統一，也應該統一。忠孝可以兩全。個別人受條件限制不能統一，也是有的，但不能因此而泛化。我們要把二者盡量同意起來，既盡到「報效祖國」之「忠」，又盡到「孝敬父母」之「孝」。這是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傳統美德。
「節」：節氣、名節、操守、節制。崇尚理想、信念、信仰。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在《騰文公下》中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至理名言。講氣節、重操守、重名節、軟利慾，歷經千百年的錘煉和發展。熔鑄成為不圖名利、為政清廉、公正無私的高尚品質，克己為人、自強不息、奮發有為的偉大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氣節，成為中華民族自尊自強的精神支柱和一個人涌葆錚錚鐵骨的人格追求。
「勇」：勇敢、堅強、剛毅。中華傳統文化對「勇」賦予了豐富內涵：「持節不恐謂之勇」，「持義不掩曰勇」，「投身為義曰勇」，「知死不避曰勇」，「懸命為仁曰勇」，「棄命為仁曰勇」，「勝敵壯志曰勇」。「勇」就是要敢想、敢幹、敢闖，敢於創新，敢於開拓，敢於承擔責任，敢於說真話，敢於堅持原則，敢於實事求是。一言蔽之，「勇」就是勇敢果斷、徇義不懼、剛健不屈。中國傳統文化蘊涵的這種自強不息、英勇頑強的剛健精神，是中華民飽經磨難、歷久彌新、愈挫愈勇、愈挫愈奮的不竭動力。
「和」「和睦、和氣、中和、和平、和諧。求同存異。中華傳統文化把「和」作為最高價值，作為最高的道德境界。「禮用之，和為貴。」（《論語*學而》）提出為政應「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和」以治國。周幽王大夫史伯針對當時周政權危機，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濟」的理論。墨子提出：「兼相愛、交相利」，「離散不能相和合。」（《墨子*間詁》卷三）「和」被認為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標。傳統文化還把「中」與「和」並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中和」作為儒家文化的重要內容，強調「和諧」、「允執其中」、「時中「等思想，在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和睦夫妻、和合家族、順和鄰里、和諧社會、協和萬邦、天人合一、和氣生財、和平天下、和衷共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標。
「十德」可分為兩組：原「五常」——「仁、義禮、智、信」為一組；新「五德」——「忠、孝、節、勇、和」為一組。10個字內涵外延，相對區別，難免有交叉，主要取其本意、主意。「十德」既有內向的，就自身內心修養而言的；又有外向的，從與他人關系、社會關系、改造世界而言的。每組各字之間，均有次序，相互對應，仁忠、義孝、禮節、智勇、信和，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基本內涵概括更加完整、豐滿、全面。孟子認為，「四德」不是平行的，「仁」是之首，是「四德」之根本，「信」貫穿；新「五德」，「忠」為首，是根本，「和」貫穿。「仁」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核心思想。「和」也是貫穿「十德」整體的，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最高境界、最高目標。
「十德」具有綜合性、全面性、現實性。「十德」是全方位的，「十德」中有道德，有價值，有人格，有文化，有制度，有法治，有經濟，有政治，有實踐，有家庭，有國家。
「十德」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基本內涵，是要義，是精華，是人生的基本准則，是社會倫理規范。「十德」充分表明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博大精深，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的深厚底蘊，充分反映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源遠流長。
「十德」是個很高、很全、很美、很理想的目標，是崇高的境界。每個人，甚至每一代人，不可能徹底做到，不可能完全達到，但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嚮往之、為之奮斗之，不懈努力，不斷地接近，直到永遠！
「十德」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至德要道。中華民族堅持「十德」、弘揚「十德」、追求「十德」、實踐「十德」，那麼，我們的社會一定是非常和諧的，我們的國家一定是非常發達的，我們的民族一定是非常強盛的，我們的人民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希望對你有幫助
❻ 忠即是孝，孝即是忠
統治者認為在家裡子女無條件地「孝」於父母，走入社會後自然無條件地「孝忠」於統治者。
在西周王朝，統治者主張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視尊老敬賢的教化。要求每個社會成員都要恪守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在家孝順父母，至親至愛；在社會上尊老敬老，選賢舉能；在國家則忠於君王，報效朝廷。周代規定，「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禮記·王制》)「杖」指老年人拄的手杖，拄著拐杖的老人是受尊敬的人。杖於家、鄉、國、朝之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應該逐步受到更大范圍人們的尊敬。周代不僅倡導尊老敬賢的道德風尚，還要定期舉行養老禮儀。周代的養老禮儀包括朝廷和地方兩個層次。在朝廷，天子一般都要定期視察學校，親行養老之禮，在太學設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寵禮遇。在地方，則每年都要定期舉行鄉飲酒禮，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享有特殊的禮遇。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在尊老敬老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倫理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論語》、《孝經》等書記載了孔子在這方面的大量言論。孝作為華夏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經孔孟儒學的發揮，以及歷代帝王的提倡，確實是深入民心。
自秦代以後，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義傳》，就是表彰孝子，讓他們青史留名。漢代是中國封建帝制社會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孝道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從漢王朝開始，提倡「以孝治天下」，孝開始走上政治舞台。特別是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後，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正統思想，孝也成了中國傳統的倫理概念，成為了中國封建家長專制統治的思想基礎，開始直接服從於「 父為子綱」 、 間接服務於「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道德規范。孝道由家庭倫理擴展為社會倫理、政治倫理。孝與忠相輔相成，成為社會思想道德體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為貫徹兩千年帝制社會的治國綱領。
兩漢時代，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 孝」 為謚號，稱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和對「孝」的尊崇。提倡孝道，褒獎孝悌，是漢以孝治天下最明顯的標志之一。據《漢書》與《後漢書》帝王紀中記載，自西漢惠帝至東漢順帝，全國性對孝悌褒獎、賜爵達 32次，地方性的褒獎則更多。皇帝幸巡各地，常有褒獎孝悌的事。有時一地出現祥瑞，則認為是弘揚孝道所致，也要褒獎孝悌。對於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視，把其作為弘揚孝道的榜樣，精心扶植。如有一陳姓寡婦，養婆母 28 年，漢文帝感其孝行，給予「孝婦」稱號。東漢初年，臨淄人江革以孝母聞名鄉里，光武帝賜其「巨孝」稱號，賜谷千斛。
在政治制度上鼓勵孝道，重視養老，選拔官員也把「孝」作為一個基本標准，興「舉孝廉」，察舉善事父母、做事廉正的人做官。元光元年，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元年，武帝又下詔，凡兩千石以上官吏必須察舉孝廉，否則按不敬和不勝任論處。「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自此以後，以孝為本就成為選拔官吏的標准。漢武帝以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官吏多為孝廉出身，被視為仕宦之正途。舉孝廉者往往被任為「郎」，在東漢尤為求取官職的必由之路。山東嘉祥武氏祠的墓主人武開明、武班、武榮都是經察舉孝廉後入仕做官的。桓帝詔書說：「 孝廉、 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奸舉善，興化之本，恆必由之。」(《後漢書·桓帝紀》)宋代徐天麟說，漢代「 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為後世所不能及」(《東漢會要·選舉上》)。可見孝廉任官，對穩固漢朝的統治秩序具有長效作用。
漢代另一個重要選官制度是孝悌力田，始於漢惠帝四年(前191)，名義上是獎勵有孝父母、敬兄長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中選者經常受到賜爵、賜帛或復其身(即免除徭役)的優撫政策。漢文帝十二年(前168)，詔以孝悌力田與「三老」同為郡、縣中掌教化的鄉官，成為定員。
漢武帝時立五經博士，以後又增《論語》、《孝經》為七經，作為從京師到各郡、縣、鄉各級各類學校中的必修課和必讀教材。無論貴族官僚還是平民百姓，都要接受「孝」的教育。《孝經》成了國家教材。《孝經》強調盡孝道的普遍性，並對孝道的原則、內容及盡孝的方式、孝子事親的行為舉止等，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它不僅要求人們事父母以孝，事兄長以悌，而且把家庭父子關系運用於國家君臣關系，把孝親與忠君直接相連。
漢代的養老活動也是統治者孝治天下的一個重要形式。漢高祖西入關中時，就「存問父老，置酒」(《漢書·高帝紀》)。《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其命君國有谷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疾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這里的律就是對養老的專項規定。漢代是孝的觀念興盛的時代，老人在家庭與社會上地位很高，是家庭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漢代以孝治天下，對後世政治有很大影響。兩漢皇朝綿延四百餘年之久，為中國歷史上最長的封建朝代，這與以「孝」為治國之道有一定關系。
魏晉隋唐時期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儒家的影響相對削弱的時期。但是，孝作為民族文化的基本傳統有其深厚的民眾社會基礎，這段歷史時期孝道仍受到社會、官方與民間的崇尚。
為貫徹「以孝治天下」的方針，兩晉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晉武帝有詔：「士庶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晉書·武帝紀》)皇帝還親自講《孝經》。《穆帝紀》載：「永和十二年二月辛丑，帝講《孝經》……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車胤傳》載：「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眈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楊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可見這樣的活動相當隆重。
兩晉時期一項相當有力的措施是中正把關，即所謂「鄉邑清議」，士人入仕必先經中正評品，如果有不孝的污點，中正這一關就通不過。《世說·任誕》 註：「(阮)簡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旨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黎臛 ，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如此特殊的情況下吃了一點肉，因在父喪期間，就被中正卡住，近三十年不得敘用。 中正把關，可以說是晉朝貫徹以孝治天下的組織措施。
隋唐也是一個以孝治國的時代。唐玄宗親自為《孝經》寫序、注釋，並下詔頒行天下。 天寶年間免徵居父母之喪者的勞役賦稅，稱為「孝假」。代宗時又開「孝悌力田」選士科目。唐代社會出現了一些「以孝聞於世」的孝子賢孫，其盡孝的內容主要表現在「善事父母，養老送終」等方面。對於盡孝道的典型，唐朝統治者也給以褒獎和宣揚，或由地方官府表彰，或由地方舉薦，上奏朝廷，授官、賜物、旌表其門閭、蠲免其賦役，甚至載入史冊，傳之後世。兩《唐書》的《孝友傳》中羅列姓名或詳見於篇者，即為當時最高的褒獎。有的還受到皇帝親自嘉獎和恩典。武則天時，元讓以孝著稱，詔拜太子司議郎。則天謂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弼我兒。」(《舊唐書·孝友傳》)這些事實反映了唐朝統治者繼承了儒家傳統中講究孝道的一面。
宋元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時期，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主義進一步強化。這就要求為整個社會和個體家庭堅實地豎起「三綱五常」、「明天倫之本」的統治秩序。
宋朝是經過社會動盪之後重新建立起來的統一朝代，政府從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出發，大肆宣揚「冠冕百行莫大於孝」(《宋史·孝義傳》)，「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宋史·選舉志》)晉人王祥卧冰求鯉，三國時人孟宗泣筍等荒誕不經的愚孝故事，都被用作教材向人們灌輸。由於政府的大力褒獎，孝道在宋代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時孝子輩出，孝行壯烈得驚人。《宋史·孝義傳》載，太原的劉孝忠，母病三年，他不但割股肉，還「斷左乳以食母」 ；楊慶「 母病不食」，他就割自己的右乳「以灰和葯進焉」；呂生則在他父親失明後，「剖腹，探肝以救父疾」。對這些行為，宋朝皇帝不但詔賜粟、帛，還親自「召見慰諭」。不僅如此，宋朝法令還規定：未葬親不許入仕。有的宰相甚至因此而被罷官(趙翼《院余叢考》卷二十七《未葬親不許入仕》)。而且即使緦麻那樣的遠親病死，也不得赴舉(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五《緦喪不得赴舉》)。這時的孝道就純屬殘酷的愚孝了，不再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美德，而成為人們的精神枷鎖。
元朝統治者對孝道的認識與宋代截然不同。孝道是農業經濟的產物，而游牧經濟是分散的、流動的，父子依附關系相對減弱，自然不會產生適應農業經濟的孝道。蒙古統治者入主中原後，用游牧民族的眼光審視內地的封建道德規范，並通過行政手段加以改造。首先，在宋代被視為最高孝行的卧冰、割股、刲 肝等行為，在元代不但不予以褒獎，反而被明令禁止。 據《元史·刑法志》 載：「 諸為子行孝，輒以割肝、刲 股、埋兒之屬為孝者，並禁止之。」元朝政府對一般的孝行常理也極為淡漠。用以維系宗族關系的孝道一經破壞，家族紐帶也就有所鬆懈，孝道的核心內容善事父母也發生了動搖，甚至遺棄父母得到了法律的承認。《元史·刑法志》雲：「諸父母在，分財異居，父母睏乏，不共子職……親族亦貧不能給者，許養濟院收錄。」元朝統治者站在游牧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出了孝的某些不合理性，並從政策上加以限制和明令禁止，無疑在客觀上起到思想解放的進步作用。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在「治亂世用重典」思想指導下，詔諭臣民們要興孝道，用「孝」維系皇權統治。朱元璋把孝看作是「風化之本」，「古今之通義」，「帝王之先務」，認定「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明通鑒》)朱元璋興孝的主要措施有自身率先垂範，觀念倡導與教育，制禮作樂，政策支持與獎勵等。洪武一朝，薦舉講孝，科舉講孝，選官員亦講孝。洪武六年曾罷科舉，舉賢才，其目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耆民等。薦舉一途，「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明史·選舉三》)。明朝還以養老之政教民孝，對老人賜以布帛，授以爵位，還讓他們議政，御政，評論官員，理民訴訟，宣教民眾，以發揮他們的作用。明文規定80歲以上的老人由官府養。由於明太祖的大力提倡，整個明代都非常重視孝道。明12代皇帝統治的277 年中，皇帝的廟號、謚號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陵」、「孝宗」、「孝康」，尊謚中的「至孝」、「達孝」、「純孝」、「廣孝」等。
清代統治者作為異族君主，開始不便在漢族遺民中提倡忠君，於是改而大力倡孝，重視以孝道治天下。順治皇帝曾經注過《孝經》。康熙、乾隆皇帝數次在宮內開設「千叟宴」。康熙還曾頒發「聖諭」，提倡孝道，敕令全國廣為宣講。他認為，帝王治天下要「首崇孝治」，「 孝為萬事之綱，五常百行皆本諸此。 」(《御制文選》第五集卷三十一)清代法律規定，對於不孝甚至殘害父母的，予以嚴懲。另一方面則是旌表孝子。雍正時曾規定，犯死罪但因為是獨子，必須贍養父母的，予以寬刑。清代封贈臣子的父母、祖父母及其配偶，也是一種提倡孝敬的措施，具有弘揚孝道，倡導敬老的意義。清代為了加強孝治，把漢代的「孝廉」和「賢良方正」兩個科目合並，特設孝廉方正科。雍正元年(1723)詔直省每府、州、縣、 衛各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備用。以後每遇皇帝即位就薦舉一次。乾隆五年(1740)，確定薦舉後赴禮部驗看考試，授予知縣等官
❼ 古代24忠24孝24奸24義各指
01 孝感動天
舜，傳說中的遠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華，號有虞氏，史稱虞舜。相傳他的父親瞽叟及繼母、異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讓舜修補谷倉倉頂時，從谷倉下縱火，舜手持兩個斗笠跳下逃脫；讓舜掘井時，瞽叟與象卻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脫。事後舜毫不嫉恨，仍對父親恭順，對弟弟慈愛。他的孝行感動了天帝。舜在厲山耕種，大象替他耕地，鳥代他鋤草。帝堯聽說舜非常孝順，有處理政事的才幹，把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他；經過多年觀察和考驗，選定舜做他的繼承人。舜登天子位後，去看望父親，仍然恭恭敬敬，並封象為諸侯。
02 親嘗湯葯
漢文帝劉恆，漢高祖第三子，為薄太後所生。高後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聞於天下，侍奉母親從不懈怠。母親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葯，他親口嘗過後才放心讓母親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注意發展農業，使西漢社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他與漢景帝的統治時期被譽為「文景之治」。
03 嚙指痛心
曾參，字子輿，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世稱「曾子」，以孝著稱。少年時家貧，常入山打柴。一天，家裡來了客人，母親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參忽然覺得心疼，知道母親在呼喚自己，便背著柴迅速返回家中，跪問緣故。母親說：「有客人忽然到來，我咬手指盼你回來。」曾參於是接見客人，以禮相待。曾參學識淵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的修養方法，相傳他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
04 百里負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順。早年家中貧窮，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飯食，卻從百里之外負米回家侍奉雙親。父母死後，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國去，隨從的車馬有百乘之眾，所積的糧食有萬鍾之多。坐在壘疊的錦褥上，吃著豐盛的筵席，他常常懷念雙親，慨嘆說：「即使我想吃野菜，為父母親去負米，哪裡能夠再得呢？」孔子贊揚說：「你侍奉父母，可以說是生時盡力，死後思念哪！」（《孔子家語·致思》）
05 蘆衣順母
閔損，字子騫，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弟子，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淵並稱。孔子曾贊揚他說：「孝哉，閔子騫！」（《論語·先進》）。他生母早死，父親娶了後妻，又生了兩個兒子。繼母經常虐待他，冬天，兩個弟弟穿著用棉花做的冬衣，卻給他穿用蘆花做的「棉衣」。一天，父親出門，閔損牽車時因寒冷打顫，將繩子掉落地上，遭到父親的斥責和鞭打，蘆花隨著打破的衣縫飛了出來，父親方知閔損受到虐待。父親返回家，要休逐後妻。閔損跪求父親饒恕繼母，說：「留下母親只是我一個人受冷，休了母親三個孩子都要挨凍。」父親十分感動，就依了他。繼母聽說，悔恨知錯，從此對待他如親子。
06 鹿乳奉親
郯子，春秋時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飲鹿乳療治。他便披鹿皮進入深山，鑽進鹿群中，擠取鹿乳，供奉雙親。一次取乳時，看見獵人正要射殺一隻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現身走出，將擠取鹿乳為雙親醫病的實情告知獵人，獵人敬他孝順，以鹿乳相贈，護送他出山。
07 戲綵娛親
老萊子，春秋時期楚國隱士，為躲避世亂，自耕於蒙山南麓。他孝順父母，盡揀美味供奉雙親，70歲尚不言老，常穿著五色綵衣，手持撥浪鼓如小孩子般戲耍，以博父母開懷。一次為雙親送水，進屋時跌了一跤，他怕父母傷心，索性躺在地上學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08 賣身葬父
董永，相傳為東漢時期千乘（今山東高青縣北）人，少年喪母，因避兵亂遷居安陸（今屬湖北）。其後父親亡故，董永賣身至一富家為奴，換取喪葬費用。上工路上，於槐蔭下遇一女子，自言無家可歸，二人結為夫婦。女子以一月時間織成三百匹錦緞，為董永抵債贖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蔭，女子告訴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幫助董永還債。言畢凌空而去。因此，槐蔭改名為孝感。
09 刻木事親
丁蘭，相傳為東漢時期河內（今河南黃河北）人，幼年父母雙亡，他經常思念父母的養育之恩，於是用木頭刻成雙親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議，每日三餐敬過雙親後自己方才食用，出門前一定稟告，回家後一定面見，從不懈怠。久之，其妻對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針刺木像的手指，而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蘭回家見木像眼中垂淚，問知實情，遂將妻子休棄。
10 行佣供母
江革，東漢時齊國臨淄人，少年喪父，侍奉母親極為孝順。戰亂中，江革背著母親逃難，幾次遇到匪盜，賊人慾殺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邁，無人奉養，賊人見他孝順，不忍殺他。後來，他遷居江蘇下邳，做僱工供養母親，自己貧窮赤腳，而母親所需甚豐。明帝時被推舉為孝廉，章帝時被推舉為賢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將。
11 懷橘遺親
陸績，三國時期吳國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學家。六歲時，隨父親陸康到九江謁見袁術，袁術拿出橘子招待，陸績往懷里藏了兩個橘子。臨行時，橘子滾落地上，袁術嘲笑道：「陸郎來我家作客，走的時候還要懷藏主人的橘子嗎？」陸績回答說：「母親喜歡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給母親嘗嘗。」袁術見他小小年紀就懂得孝順母親，十分驚奇。陸績成年後，博學多識，通曉天文、歷算，曾作《渾天圖》，注《易經》，撰寫《太玄經注》。
12 埋兒奉母
郭巨，晉代隆慮（今河南林縣）人，一說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實。父親死後，他把家產分作兩份，給了兩個弟弟，自己獨取母親供養，對母極孝。後家境逐漸貧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擔心，養這個孩子，必然影響供養母親，遂和妻子商議：「兒子可以再有，母親死了不能復活，不如埋掉兒子，節省些糧食供養母親。」當他們挖坑時，在地下二尺處忽見一壇黃金，上書「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夫妻得到黃金，回家孝敬母親，並得以兼養孩子。
13 扇枕溫衾
黃香，東漢江夏安陸人，九歲喪母，事父極孝。酷夏時為父親扇涼枕席；寒冬時用身體為父親溫暖被褥。少年時即博通經典，文采飛揚，京師廣泛流傳「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安帝（107-125年）時任魏郡（今屬河北）太守，魏郡遭受水災，黃香盡其所有賑濟災民。著有《九宮賦》、《天子冠頌》等。
14 拾葚異器
蔡順，漢代汝南（今屬河南）人，少年喪父，事母甚孝。當時正值王莽之亂，又遇飢荒，柴米昂貴，只得拾桑葚母子充飢。一天，巧遇赤眉軍，義軍士兵厲聲問道：「為什麼把紅色的桑葚和黑色的桑葚分開裝在兩個簍子里？」蔡順回答說：「黑色的桑葚供老母食用，紅色的桑葚留給自己吃。」 赤眉軍憐憫他的孝心，送給他三斗白米，一頭牛，帶回去供奉他的母親，以示敬意。
15 湧泉躍鯉
姜詩，東漢四川廣漢人，娶龐氏為妻。夫妻孝順，其家距長江六七里之遙，龐氏常到江邊取婆婆喜喝的長江水。婆婆愛吃魚，夫妻就常做魚給她吃，婆婆不願意獨自吃，他們又請來鄰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風大，龐氏取水晚歸，姜詩懷疑她怠慢母親，將她逐出家門。龐氏寄居在鄰居家中，晝夜辛勤紡紗織布，將積蓄所得托鄰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後，婆婆知道了龐氏被逐之事，令姜詩將其請回。龐氏回家這天，院中忽然噴湧出泉水，口味與長江水相同，每天還有兩條鯉魚躍出。從此，龐氏便用這些供奉婆婆，不必遠走江邊了。
16 聞雷泣墓
王裒，魏晉時期營陵（今山東昌樂東南）人，博學多能。父親王儀被司馬昭殺害，他隱居以教書為業，終身不面向西坐，表示永不作晉臣。其母在世時怕雷，死後埋葬在山林中。每當風雨天氣，聽到雷聲，他就跑到母親墳前，跪拜安慰母親說：「裒兒在這里，母親不要害怕。」他教書時，每當讀到《蓼莪》篇，就常常淚流滿面，思念父母。
17 乳姑不怠
崔山南，名，唐代博陵（今屬河北）人，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人稱「山南」。當年，崔山南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事已高，牙齒脫落，祖母唐夫人十分孝順，每天盥洗後，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養婆婆，如此數年，長孫夫人不再吃其他飯食，身體依然健康。長孫夫人病重時，將全家大小召集在一起，說：「我無以報答新婦之恩，但願新婦的子孫媳婦也像她孝敬我一樣孝敬她。」後來崔山南做了高官，果然像長孫夫人所囑，孝敬祖母唐夫人。
18 卧冰求鯉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喪，繼母朱氏多次在他父親面前說他的壞話，使他失去父愛。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帶侍候，繼母想吃活鯉魚，適值天寒地凍，他解開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躍出兩條鯉魚。繼母食後，果然病癒。王祥隱居二十餘年，後從溫縣縣令做到大司農、司空、太尉。
19 恣蚊飽血
吳猛，晉朝濮陽人，八歲時就懂得孝敬父母。家裡貧窮，沒有蚊帳，蚊蟲叮咬使父親不能安睡。每到夏夜，吳猛總是赤身坐在父親床前，任蚊蟲叮咬而不驅趕，擔心蚊蟲離開自己去叮咬父親。
20 扼虎救父
楊香，晉朝人。十四歲時隨父親到田間割稻，忽然跑來一隻猛虎，把父親撲倒叼走，楊香手無寸鐵，為救父親，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危，急忙跳上前，用盡全身氣力扼住猛虎的咽喉。猛虎終於放下父親跑掉了。
21 哭竹生筍
孟宗，三國時江夏人，少年時父亡，母親年老病重，醫生囑用鮮竹筍做湯。適值嚴冬，沒有鮮筍，孟宗無計可施，獨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扶竹哭泣。少頃，他忽然聽到地裂聲，只見地上長出數莖嫩筍。孟宗大喜，採回做湯，母親喝了後果然病癒。後來他官至司空。
22 嘗糞憂心
庾黔婁，南齊高士，任孱陵縣令。赴任不滿十天，忽覺心驚流汗，預感家中有事，當即辭官返鄉。回到家中，知父親已病重兩日。醫生囑咐說：「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嘗一嘗病人糞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婁於是就去嘗父親的糞便，發現味甜，內心十分憂慮，夜裡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幾天後父親死去，黔婁安葬了父親，並守制三年。
23 棄官尋母
朱壽昌，宋代天長人，七歲時，生母劉氏被嫡母（父親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五十年母子音信不通。神宗時，朱壽昌在朝做官，曾經刺血書寫《金剛經》，行四方尋找生母，得到線索後，決心棄官到陝西尋找生母，發誓不見母親永不返回。終於在陝州遇到生母和兩個弟弟，母子歡聚，一起返回，這時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
24 滌親溺器
黃庭堅，北宋分寧（今江西修水）人，著名詩人、書法家。雖身居高位，侍奉母親卻竭盡孝誠，每天晚上，都親自為母親洗滌溺器（便桶），沒有一天忘記兒子應盡的職責。<
❽ 古代：忠義和孝順哪個排第一
自古忠孝不兩全----忠在前
國家------國在前
所以 ，忠義排第一。
❾ 為什麼歷代帝王都推崇介子推的忠孝
古代是家族統治，
只要普通人對長輩孝順，
臣子對君王忠誠，國家秩序就搞好了，這樣利於統治階級。
❿ 什麼是"忠"和"孝"
「儒家」、「忠」，相對來說，人們對「忠」或許比對「儒家」這一概念要熟悉的多，但熟悉並不等於了解。事實上，一提到儒家之忠，人們首先總是會想到「愚忠」之類，而對忠、對儒家之忠的認識，恐不能基於此。
何謂忠？查《說文解字》："忠，敬也,盡心曰忠。"應該說，這便是忠的定義。"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 （《忠經·天地神明章第一》）， 也作如是說。朱熹在《四書集注》解釋忠的涵義：「盡己之謂忠。」都是對「忠」字的正確理解。
《左傳·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昭公元年》："臨患不忘國，忠也。"這是春秋時代人們對忠的解釋。但這解釋已不只是單單對「忠」字，而是對忠的外延（忠的對象）來進一步剖析。
忠，是一種應有品德和行為准則。它是一種對事對人的應有品德和行為准則，因為它必然要通過人事才能表現出來。其對象較為廣泛，對自己的份內之事，對親、師、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盡心）。間接地，也便成了待親、待師、待友、待君（但絕非漢以降特指的對上、待君）都應該忠（盡心），當然這忠並非無原則的忠。
《論語·里仁》里，曾子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學而》："子曰：君子……主忠信。"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在《論語》中，未見孔子對「忠」字直接釋義。縱觀《論語》，更絕沒有要求臣應對君的忠。
《論語·八佾》篇中，倒有一段有臣應忠於君的嫌疑的對話，"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按：魯定公問道："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事君主，該怎樣做？"孔子回答說："如果君主能按照禮來對待臣下，那麼臣下就會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這句中的「事君」二字，自然不能理解成「侍奉君主」或「服侍君主」，據學者查證，儒家經典里應還沒有「侍君」一詞。所以「臣事君以忠」的解釋完全可以解為「臣下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退而言之，即便簡單理解為「臣下盡心去服侍君主」也無不可——只要我們莫拉下上一句「君事臣以禮」，不將之一分為二而作斷章取義之舉。
在對待君臣關系，孔孟都是從相對關系切入的。「亞聖」孟子談到忠時，和孔子一樣，絕沒有認為忠是無原則地聽從上司、君主之命。相反地，孟子在此基礎上還邁出了一大步，痛快淋漓地道出孔子還沒說下去的話，《孟子·離婁》篇中，"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按：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主把臣下當手足，臣下就會把君主當腹心；君主把臣下當狗馬，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一般不相乾的人；君主把臣下當泥土草芥，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仇敵。"）
在孔孟那裡，"忠"隸屬於"仁"，忠是誠實的表現，它所傳示的精深內涵本身便是仁義。忠在眾德中（克己、愛人、惠、恕、孝、信、訒、勇、儉、無怨、直、剛、恭、 敬、寬、庄、敏、慎、遜、讓）的地位很高，忠做為眾德之一，受著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系中應當遵循之最高原則的"義"的節制，成其為美德。
到了漢代，西漢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賈誼在其《新書》中多次談到忠，他對忠的解釋是對孔學的進一步論敘，也是基於愛民的。而西漢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謂的"王道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原是指提網的總繩，這里是一種比喻，意為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有較絕對的支配權力，而臣對君，子對父，妻對夫則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這無疑是和孔子思想是相悖的，也是孔孟儒學的一大變。「忠」由原來的儒家（孔子）的倫理范疇而一躍成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疇，其含義主要是指對君主忠誠。《忠經》上所謂「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人乎，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也」。
直至程朱，更是對三綱大力宣揚（有一點要注意，最早鼓吹王權至上的是法家韓非子）。此後的忠，更成了傳統社會的最高道德。自班固的《漢書》以下，《晉書》、兩《唐書》、《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設有《忠義傳》。不過，確切來說，先秦最後一位儒家大師荀況（有學者認為荀子本屬儒表法里類人物，如錢世明；有學者認為荀子可為雜家，如郭沫若）對忠的解釋就已不同於孔孟。
《荀子·君子》篇里："忠者，敦慎此者也。"把辦事敦慎稱為忠，還沒離開孔子對忠的正確觀點。但通讀《荀子》一書，也沒看見荀子把"忠"的對象放寬到對一切人上的論說。單就其《臣道》篇而言，這篇專講為臣之道如何如何，言"忠"只及於君王。《荀子·臣道篇》："從命而利君謂之順；逆命而利君謂之忠；敬而不順者，不忠也。"荀子談忠，旨在說"忠臣"，說臣應如何忠於君……
行文止此，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問題。那便是忠的對象問題，這恐怕也便是人們對忠的誤解其症結所在。
千百年來，在所謂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邪說流傳下，人們多以為"忠"只是臣對於君而言，大不足取。但實際上，追本溯源，我們便知道孔孟所說的"忠"，並不是單指臣對君忠，更不是無原則的臣對君忠。
忠，於今而言，既不拘於時空，也不拘於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暫不論孔孟的這一正確的"忠"是可以照搬不誤，即便是董子所謂的"忠"也可以拿來用，只是在忠的「對象」上略加改動便是。孫中山先生便曾說："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孫中山選集》）顯然，嚴格來說，孫中山先生這段話中"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這句是籠統而有誤的。但把忠的對象轉化為為國為民，則所言甚是。
我們對於傳統美德都應古為今用，並進行現代註解。於忠而言，亦復如是。
孝指子女對父母應盡的義務，包括尊敬、撫養、送終等等，是傳統社會的基本道德。從動物學上說，實質上是一種"反哺"的行為。
在我國，孝的觀念源遠流長，甲骨文中就出現了"孝"字，這也就是說，在公元前11世紀以前，華夏先民就已經有了孝的觀念。至春秋時期，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是一位全面地系統地論述孝道的人，《論語》、《孝經》等書記載了孔子在這方面的大量言論。
《孝經》中，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夫孝，德之本也"。孔子認為為人子女，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法則，是人們應該身體力行的。可見孔子對孝道的看重與推崇。
在《論語·為政》里有幾位弟子向孔子問孝。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對子游的發問，孔子在這里突出了一個"敬"字，實是精僻。孟子也說："孝之至，莫大於尊親。"（《孟子·萬章上》）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色難"是指態度不容易做好。並不是有事子女來做，有好吃的拿給父母吃就盡了孝道。孔子再明確提出在孝順父母時，還要做得和顏悅色。而不應冷淡的一句"我來"、"吃吧"，這個態度問題主要還是在於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於誠篤。明代袁采有言："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動天地，感鬼神"（《袁氏世范》卷一）。這是反過來的說法。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唯其之憂"這句話的歷來有兩種解釋，一種是"還是想想你自己生病時，父母那種憂愁，擔心的心情吧！"言外之意，溢於言表。還有一種解釋為"為人子女者應盡量做到只有在自己生病時才會使父母憂愁，擔心。"這句話的深意在於：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擔憂外，其它的一切不致於犯法，不出去惹事犯法，這才是孝。無可否認，也因為這種孝道的外延，封建統治階級從維護封建統治和宗法秩序的需要出發，大力提倡和宣傳孝道。
自秦代後，"不孝"被定為十惡大罪之一，不肯撫養甚至辱罵毆打父母或祖父母者，都要受訓官府嚴厲處治，甚至處以絞刑和腰斬。從正面來說，就是表彰孝子，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義傳》，能青史留名；前面說過"孝"本不是儒家專利，而是華夏民族固有的道德傳統，所以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漢王朝就提倡"以孝治天下"，選拔官員也把「孝"作為一個標准；唐朝時，參加醫學、算學、律學考試的人不用讀五經，但《論語》、《孝經》都不能不讀，類似現代大學的"公共課"；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孝經》也是《十三經註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釋的儒家經典；清代康熙也極力提倡孝道，以便利於三百萬人能更好地統治四萬萬漢人……
誠然，儒家孝道也有時代局限性的陳舊觀念，夾雜封建性的糟粕——比如西漢經學大師董仲舒提出的"父為子綱"（指父親對子女有絕對權威），於今已絕對不適合我們這個人人平等的民主社會；又如"父母在，不遠游，遊必有方"，我們在信息便捷的今天，已可以不必理會這句話，這是因為當時聯絡多有不便，也是社會生產力限制下的說法；再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已不足取，我們是提倡男女平等的；還有關於"三年之喪"這個問題，四科中十哲之一的宰我就此事曾與孔子討論過，這位因為白天睡覺而被夫子斥為"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的學生認為，為父母服喪三年時間過長了，一年就可以了。無論三年，還是一年，這顯然是一種弊端較多的行孝方式，我們就無須效仿了。諸如以上孝說，到了今天，無疑均已過時，我們應毫不吝惜地拋棄或予以批判。
但是，經久以來，人們對孔子所提倡的孝道卻有著好多誤解。
一、古時的老百姓很少讀正史和子書，經學著作，就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句在舊戲里，說書人口中出現率極為頻繁的根本違仁而悖義的邪說當做是孔孟思想，而且居然流傳至今。殊不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那根本不是孔孟儒學的本來面目。《孔子家語·六本》篇里記載著一個事例，大致是說：曾子犯了小過，斬斷了他父親曾皙以從吳國覓來的瓜種，曾皙一怒之下用鋤柄將曾子打昏了。曾子蘇醒後問父親："剛才我犯了過錯，您老教訓我，沒累著您吧？"之後回房彈琴而歌，好讓父親聽見，表示他挨打後沒有不適。孔子知道後批評說："一點小事，曾皙不該暴怒杖罰，而曾子不該委身以待杖罰，如果萬一為父打死，死的沒有道理，人們就會指責曾皙的不義，這是大不孝！"這段顯然是對所謂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說法的不攻之擊。
二、愚俗的邪說，固然可鄙，而最可惡的是硬把邪說之源歸結為孔孟的歪批。把孝當成是子女對父母百依百順也是錯誤的理解，是對孔孟觀點的曲解。《孝經》中曾參問孔子："兒女都聽從父母的指命，就是孝嗎？"但聽孔子道："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父母有敢於跟自己爭論的子女，他們就不會陷於不義，所以父母有不對的言行，就應該與之爭論。聽從父母的指命，又怎能就算是孝？"
三、五四至今的人們，總是對古代的"割股療親"、"目連救母"的"愚孝"念念不忘，肆意菲薄。其實我們應該知道的，孝再愚，也還知道要去孝順父母，其過程雖有差池，其動機仍需褒揚。例如《二十四孝》所選孝行，事跡十分突出，故事情節生動感人，使人閱讀或聽講後容易留下深刻印象，而產生強烈的教育效果。該書在流傳過程中，曾經過許多"無名氏"作家的加工。這些"無名氏"作家各自從自己的價值觀、道德觀、歷史觀來塑造他們自己心中的孝子形象，因此一些孝行確實蒙上了迷信色彩和荒誕成分，這是因為由於人們非常熱愛和同情孝子，希望如《二十四孝題辭》序里所說"所求無不遂，所願無不得"，孝子的孝心能夠得到有益的回報和完滿的結果。試問，如能認識到這一點，那麼這樣的孝行何錯之有？
孝做為華夏民族固有的道德觀念，又經孔孟儒學的發揮，以及歷代帝王的提倡，孝道在古代確實是深入民心，難以動搖。佛教傳入中國，最後也不得不把"無夫無君"的教義改變為"忠孝"的說教；基督教傳入中國之初，也不得不改變"不能崇拜偶像"的誡條，允許信徒"祭祖".....
孝在眾德中（克己、愛人、惠、恕、孝、忠、信、訒、勇、儉、無怨、直、剛、恭、 敬、寬、庄、敏、慎、遜、讓等）的地位很高，有學者甚至認為儒家便是以孝為重點的學派或宗教，如胡適先生認為"孔子一系的思想演成『孝'的宗教"（《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這點姑且不作探討。孝做為眾德之一，受著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系中應當遵循之最高原則的"義"的節制，而成為美德，影響極為深遠。中國人之重孝道，幾乎成了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最大特點。
至此，我們對孔孟所提倡的孝道應已有了初步的認識。是的，儒家講的孝道，已不僅僅是一種通過行為表現出的人倫道德，而且還是一種社會性行為，行孝者對社會公德負責，肩負著社會責任，孔孟儒學提倡這種孝道，毫無疑問是完全可以以肯定的。對於今天來說，也適合我們現代社會。
五四以來，我們雖都在提倡"尊老敬老愛老"，但是相對古時"孝"與"忠"並列成為中國古代民眾最講究最看重的兩大思想觀念來說，顯得是那麼的微不足道。事實上，現代的中國人"孝"的觀念已明顯淡薄了很多很多。如果長此以往又聽之任之的話，若干年後，又將是怎樣？細細尋思，我們是否有必要繼承我們所應該繼承的孔孟儒學所提倡的合理孝道，以使之符合當今的社會道德規范並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