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長壽是哪裡的人

1. 馬長壽的人物評價

馬長壽是中國著名的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
早年他引進西方近現代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等先進科學方法，深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族調查，發表一批關於民族學、人類學的奠基之作。
20世紀50年代後，他在中國民族中領域內，融中國史學優良傳統和近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精華為一體，發展成獨具一體、自成體系的學派。
在匈奴學、鮮卑學、突厥學、藏學等如今已成為世界「顯學」領域內，做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當時所能獲得的最高成就，凡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都要參考他出版的一系列論著。《馬長壽民族學論集》是迄今為止最為系統反映馬先生學術思想的代表作。
作為我國著名的民族學家與民族史學家，馬長壽先生的學術活動始終與邊政問題密切相關。他特別強調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在邊政實踐中的地位與作用，並自覺地將學術研究與邊政問題結合起來，以自己一生的學術實踐活動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2. 西北大學考古系介紹

西北大學考古學專業是我國高等學校中最早建立的考古學專業之一。

陝西及西北地區得天獨厚的地下、地上文物資源，以及校內大量館藏文物標本，是本專業教學科研的堅實基礎。

專業教育高度注重基礎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能力、校內課堂講授與田野考古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

旨在培養創新研究型、綜合交叉型或專業技能型等多種專業人才類型，既能滿足個人繼續學習深造的願望，也能更好地適應文物考古研究、博物館、文物行政管理等部門的專業人才需求。

西北大學考古學研究起始於1938年西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學組對張騫墓的調查發掘。新中國建立後，西北大學服從國家文物事業整體布局，於1956年設置全國第二個考古學專業。

經過60多年的發展，目前的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已經成為專業設置全面、目標方向明確、學術團隊充實、科研條件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全面的國內一流考古學科，是我國文物事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重要力量。

西北大學考古學科在國內最早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學科體系（以考古學研究為價值的認知體系、以文物保護技術為價值的保存體系和以文化遺產管理為價值的實現體系），是我國文化遺產事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重要力量。

結合所在區位優勢，形成了以周秦漢唐和絲綢之路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為重心的研究特色，在西北地區史前文化研究、早期周秦文化研究、古代游牧文化研究、歷代長城綜合研究、佛教考古研究、科技考古研究以及文物分析、土遺址保護等文物保護關鍵技術研究、文化遺產管理和大遺址保護規劃研究等領域，具有明顯的學科優勢和鮮明的特點。

學院師資力量雄厚，現有專任教師47人，具有正高職稱的14人，副高職稱的12人。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1人，陝西省「四個一批」人才1人，省級教學名師3人，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占教師總數的91%。先後有多項成果獲國家級、省級優秀教學成果獎。

學院下設考古學、文物保護技術和文化遺產管理三個系，分別開設考古學、文物保護技術和文物與博物館學3個本科專業。

有考古學一級學科博、碩士學位授權點和博士後科研流動站、文物與博物館專業碩士學位授權點。現有國家級實驗教學示範中心1個（文化遺產保護技術實驗教學中心），國家級特色專業1個（考古學），省級研究生聯合培養示範工作站1個（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建），省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區1個（考古學），陝西省名牌專業2個（考古學、文物保護學），陝西省特色專業2個（考古學、文物保護學），省級教學團隊2個（考古學、史前考古學），2門國家級精品資源共享課程，1門國家級精品視頻公開課，3門陝西省精品資源共享課程，4門西北大學精品課程。

3. 古代匈奴人現在在哪個國家

以蒙古高原為中心，東至內蒙古東部一帶。

匈奴人原本是中國北方的一個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今外蒙古和中國內蒙古地區。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開始，東亞的蒙古高原，就是兇猛的游牧部落的故鄉，他們是草原文明的締造者和傳承者，他們四處侵略農耕文化的國家。

尤其是每當出現較大的自然災害，牲畜大批死亡的時候，他們就會進入農業文明的領地，通過掠奪資源，來延續著自己的存在——他們一批批的從蒙古高原沖出去，他們征服了許多的亞洲帝國，並且一度成為了小半個歐洲的統治者。

在東漢初年，匈奴就大量進入塞內。46年前後，匈奴國內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人畜飢疫，死亡大半。而統治階級因爭權奪利，發生分裂。

48年，匈奴八部族人共立呼韓邪單於之孫日逐王比為單於，與蒲奴單於分庭抗禮，匈奴分裂為兩部。後日逐王比率4萬多人南下附漢稱臣稱為南匈奴，安置在漢朝的河套地區。而留居漠北的稱為北匈奴。

(3)馬長壽是哪裡的人擴展閱讀

起源：

在匈奴建國以前，東北亞草原被許多大小不同的氏族部落割據著。那時的部落和部族聯盟的情況是「時大時小，別散分離」；是「各分散居溪谷，自幼軍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然莫能相一」。

當時分布在草原東南西喇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的，是東胡部落聯盟；分布在貝加爾湖以西和以南色楞格河流域的，是丁零部落聯盟；分布在陰山南北包括河套以南所謂「河南」（鄂爾多斯草原）一帶的，是匈奴部落聯盟。

此外還有部落集團分散在草原各地。後來的匈奴國，就是以匈奴部落聯盟為基礎，征服了上述諸部落聯盟、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國而建立起來的。

自西周起，戎族開始威脅中原王朝，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後，犬戎部落攻陷鎬京，迫使平王東遷。戰國時林胡、樓煩多次侵擾趙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驅逐林胡、樓煩，在北邊新開辟的地區設置了雲中等縣。林胡、樓煩北遷融入新崛起的匈奴。在戰國末期，趙國大將李牧曾大敗匈奴。

前3世紀匈奴統治結構分為中央王庭、東部的左賢王、和西部的右賢王，控制著從裏海到長城的廣大地域，包括今蒙古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中亞北部、中國東北等地區。

戰國末年，趙國名將李牧出動戰車1300乘、騎兵13000人、步兵5萬、弓箭手10萬，與匈奴會戰，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從此匈奴十餘年不敢南犯；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前214年，命蒙恬率領30萬秦軍北擊匈奴，收河套，屯兵上郡（今陝西省榆林市東南）。「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蒙恬從榆中（今屬甘肅）沿黃河至陰山構築城塞，連接秦、趙、燕5000餘里舊長城，據陽山（陰山之北）逶迤而北，並修築北起九原、南至雲陽的直道，構成了北方漫長的防禦線。蒙恬守北防十餘年，匈奴懾其威猛，不敢再犯。

4. 漢族與苗族的文化差異與習俗差異(急)

眾所周知，苗族民間節俗活動多，而且非常活躍，幾乎每月苗族民間都有節慶民俗活動。這是無文字的苗族先民，以繁富的民俗載體來傳遞苗族的歷史和文化。一年中，不同地區的苗族民間，直接與神農有關的節慶民俗活動有趕秋節、跳香節，跳香節又稱跳香大會。

1.趕秋節

傳說在遠古時代（神農取谷種母題神話的另一傳說），苗族先祖神農，派一男一女去東方取谷種，教苗民種植，使人們有五穀食用。所以，湖南花垣縣麻栗場至吉首市矮寨一帶的苗民，每年立秋日到來前，要過趕秋節，把神農派去取谷種的一男一女稱為秋公秋婆，以此紀念神農的恩德。因為農歷立秋日到來之前，水田、旱地作物正在黃熟，由於神農的護佑，豐收已成為定局，因此，趕秋節如同動員會一樣，四面八方的苗民都去趕秋集會舉行對歌、跳鼓、打鞦韆及其他娛樂活動，紀念神農先祖與秋公秋婆。後來，趕秋節插入英雄美女的愛情傳說，使趕秋節具有禱念神農取谷種偉業和歌頌自由愛情意義的群眾性娛樂節俗活動。近年來，花垣縣麻栗場的趕秋節，每年參加的群眾達七八萬人之多。可見苗民對神農派人取谷種之崇拜。

2.跳香節

苗族不僅在豐收定局時的立秋之前祭拜神農，而且在秋收完成後，還要舉辦大祭神農的節慶，苗民谷稱為跳香。跳香節，一般在秋後農歷十月舉行。盛行跳香節祭五穀神和神農的地區，有湖南瀘溪、吉首、古丈、沅陵、辰溪等縣市，每當跳香節到來時，由苗族祭司主持，節期一般為一天一夜，除祭祀五穀神與神農外，還要跳跳香舞，當地苗族稱之為「督熊」，「督」苗語意為起伏地跳，「熊」，意為苗族。即這天，苗族祭司要主持男青年跳苗舞來祭禱五穀神與神農。像苗族這樣的秋收前和秋收後的十月，有專門的節俗和舞蹈來祭禱神農，在其他民族尚未發現。

3、苗族水牛角銀飾等具象的文化符號意義

如前文所述，黔東南苗族女性頭飾所戴的水牛角銀冠和湘西、黔東北苗族把水牛角高掛在火塘左邊的中柱上進行祭禱，很明顯，都是「人身牛首」這一母題的牛耕稻作文化符號的表現形式和具象，是苗族先民早期牛耕稻作經濟的產物。這種文化符號表明早期苗族先民對「用水牛耕種稻田」獲得美好生活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的記憶、歸納、抽象和積淀。這個高掛的水牛角與裝飾在頭頂上的水牛角銀飾，具有「人身牛首」符號具象的含義，在一定意義上說，它是那個時代苗族的族微。湘西、黔東北苗族把水牛解高掛在中柱上祭禱，並為此水牛角而以引為豪。黔東南苗族把寬大的牛水角銀飾戴在頭頂上，以此為美，以此為殊榮。這種頂禮膜拜水牛角與水牛角銀飾，正是歷史文獻所載「炎神農，人身牛首」含義的寫照。顯然，「人身牛首」的神農與「人身牛蹄」的蚩尤，屬於同一人們集團，表明二者同屬於牛耕稻作部族不同時期的首領。「牛首」、「牛蹄」，寓意著「人身牛首」的神農為先，「人身牛蹄」的蚩尤為其後，歷史傳說，二者是牛耕稻作文明的君王，為中華民族歷史作過開拓性的貢獻。「人身牛首」與「人身牛蹄」的文化符號是具象的，有其特定的人文內涵，並非此乃「半人半牛」人種。歷史行人根據「人身牛首」與「人身牛蹄」的漢文寫含義，繪制了「一個人長一個水牛頭」，另「一個人長一雙水牛蹄」，使之成為「半人半牛」的神話，其實，這是一種附會與誤會的闡釋，並非言中「人身牛首」和「人身牛蹄」的原生意義。繪制一個人長一個牛頭，另一個人長一雙水牛蹄的歷史先人，顯然是以中原旱地農牧文化為坐標來闡釋南方水鄉牛耕稻作文化，闡釋者與被闡釋對象之間，存在著時空距離，無法言清「人身牛首」的原本意義。對「人身牛首」准確的解釋，莫過於黔東南苗族婦女頭上的水牛角銀飾，可以說那是「人身牛首」的原生性具象。不難知道，水牛角，最初是作為一種膜拜與裝飾兩全的具象符號，隨著歷史的向前推移，膜拜內涵減弱，裝飾與審美意象加重，最後形成水牛角銀飾。而「人身牛蹄」，實際上亦是一種文化具象和物質符號，解放前的湘西苗區，有一種為貧苦民眾在冬天自製自用的「水牛皮鞋」，即當剝下水牛皮時，按事先計算好的尺寸，割兩塊相等寬度的牛皮，包在兩根事先水削好的下粗上小的木柱上，待牛皮干後定型，取走木柱，便成一雙不用針線縫制的「水牛皮鞋」，要穿時，先打綁腿，並在「鞋」內墊棕衣，就可穿上，再用細繩捆住，便能在冬天雪地里行走了。筆者認為，這種在下雪天用的「水牛皮鞋」，極為可能是最原始的「皮鞋」。古時，長江中下游水鄉盛產水牛，而湘西的苗族，有一部分是從荊湖和句吳水鄉遷來。水鄉的苗族先民穿這種原始的「水牛皮鞋」，對於北方旱地農牧生態圈的先民來說，認為其為「人身牛蹄」，也是洽當不過的描述了，其間並不存在貶侮之意。苗族為蚩尤之裔，所以說，蚩尤「人身牛蹄」，極可能源於此。 為何苗族要用「人身牛首」式的水牛角銀飾裝飾自己並以此為美呢？其他民族為何又無此種裝飾？

我們知道，受自然環境等諸多因素影響，不同民族在審美觀上存在著差異。在苗族看業水牛角是美的，在其他民族看來也許是不怎麼美的，這是正常的。此種審美意識的民族性差別，是由於各民族所處的生境、族源歷史與傳統文化的差異所致。古時，苗族居住在江淮荊州水田平原及其南北地區，用水牛耕種稻田為生。漢族先民曾稱「苗」族為田裡種草（稻）的人，種稻的苗族，利用水牛耕種稻田，獲得豐衣足食的好生活，因而家水牛，對水牛角頂禮膜拜，不僅把水牛角裝飾在自己家裡的中柱上，而且還把水牛角銀飾載在本民族女性的頭上。其他民族沒有此種「人身牛首」式的具象裝飾。苗族的頭頂水牛角銀飾，可以說是苗族「人身牛首」的炎帝神農之裔的明證。 以上，從歷史文獻和前人對神農的研究、「神農」一詞的語言文化意義、神農的苗文化形態以及水牛角銀飾的文化符號意義等多維材料，均一致證明苗族與神農的密切關系：神農之後為三苗，三苗之後為苗族的論點是正確的。正如另一位民族學家馬長壽在其文《苗瑤起源神話》中指出：「自中原與楚苗交通後，漢苗文化交流，於是楚苗之古帝王及主神……漢族亦從而假借之……蓋漢族之假借伏羲神農為古帝，亦猶苗倮之祀孔子。」漢族采借伏羲神農為古帝，如同苗族彝族祭祀孔子一樣。此種文化上的采借，是歷史上民族交往，形成文化相互涵化，亦可證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之古遠。「計神農建國，奄有中原。黃帝之際，蚩尤尚爭涿鹿。堯舜之時，或竄集三危，或負隅丹水。禹伐共工，三苗乃格。周室有討平荊蠻之師……至漢武時武陵五溪，苗蠻嘯聚。光武之際，苗患特深。考武陵即今常、桃以上及黔東各縣是也。」可見，神農為苗族先祖無疑。

5. 陝西澄城縣地區的人有羌族血統嗎那裡原來有羌族嗎

有，這個可以根據地名推斷出來，渭北的地名中有雷，井，貟的都是古代羌族的寨子，這些都是他們的大姓，西北大學有個老先生，已經過世了，叫馬長壽，對這個最有研究，你可以網路他

6. 段氏由來的歷史

段姓是多源姓氏，主要來源有：
一、源自共叔段，根源於姬姓，屬黃帝的後代。
段姓受姓始祖是共叔段。他的曾祖父是周厲王，公元前841年，發生 「國人暴動」， 厲王死於囚所。據《左傳》、《史記》的記載，周宣王繼位，把他的弟弟姬友分封到鎬京附近的鄭（今陝西省華縣）。姬友就是共叔段的祖父鄭桓公。他是周幽王的司徒。公元前770年，犬戎攻破鎬京，姬友死於王事。姬友的長子姬掘突繼位，助周平王東遷洛邑有功，仍為周朝司徒，並把鄭室遷到洛陽東南，史稱「新鄭」。故城至今保存完好。武公娶了申侯的女兒武姜，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寤生」，因難產，姜氏受了驚嚇，對他一直不喜歡。姜氏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叫「段」，人們稱他「叔段」。共叔段死後，家人子孫四處逃散。鄭庄公的兒子鄭厲公繼位，態度有所改變，他曾對臣下說：「不可使共叔段無後於鄭。」並於周釐王四年（公元前678年）將出奔在衛國的共叔段的孫子公父定叔及其家人迎回鄭國。公父定叔的父親名叫公孫滑，定叔回鄭以後，共叔段的子孫始稱「公孫段氏」。這就是所說的河南段氏。共叔段的後代子孫將「段」作為自己的姓氏，這表明了他的後代子孫對共叔段的愛戴與尊重。
二、來自段匹磾,根源於鮮卑族後裔。
段匹磾，遼西石城人。據《辭海》載，西晉時，鮮卑族的一個部落首領叫段務勿塵，在歸順朝廷後被封為遼西公。他的領地內原有三萬家，分布在今遼寧西部。但後味他的領地被十六國之後趙 石虎於太寧元年（349年）佔領，其屬民逃到中 原各地，與漢 人雜居，並逐漸與漢人融合，在生活習慣上也沒有兩樣。 又據清人張澍《姓氏尋源》一書載，段務勿塵本鮮卑人檀石槐之後，其屬民在與漢人融合之後，其東晉懷帝時的左賢王兼幽州刺史，段匹磾，作為段務勿塵之後人，即將這「段」作為這些屬民統一的姓氏，使之成為段姓族人重要的一支。是為遼西段姓。
《晉書·卷八十六王浚傳》稱「鮮卑務勿塵」《 晉書·段匹石單傳》曰:「段匹石單,東部鮮卑人也。《晉書·惠帝紀》:「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於鄴。光熙元年 ,司空越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祁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 《 《北史·徒何段就六眷傳》[1-3] 曰：「日陸眷，因亂被賣為漁陽烏丸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強盛。」 魏晉之際，段氏祖先段日陸眷作為一個社會地位極低的家奴，以口接主人痰唾，獲得烏桓大人庫官氏的信任，並乘漁陽大飢，吞並了庫官大人「詣遼西逐食」的烏桓人眾，以此作為最初最基本的部眾建立起段部。而後，日陸眷又於遼西「招誘亡叛」，繼續擴充實力。日陸眷所招誘的「亡叛」， 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沒有組織的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成員，或者是和日陸眷同樣身份的奴隸，他們沒有領袖與部落，很容易便統一於日陸眷的旗幟下，成為段部部眾。 據中國民族史家馬長壽先生《烏桓與鮮卑》等考據，段部可能是在東漢中葉遷入遼西的，段部世襲部落大人，歷經了段日陸眷、段乞珍、段務目塵、段就六眷、段涉復辰、段匹磾、段末波、段牙、段遼、段蘭、段龕、段勤等部落首領的統治，於東晉永和年間全部鮮卑化。段部其後裔以及與之相關的烏桓部落和高車部落全部鮮卑化，並融入北朝的鮮卑人之中。
鮮卑段氏也稱段部或者段國，是東晉十六國前期活躍於北亞的力量。 段部最初是由烏桓化的高車段氏家族主導的烏桓部落，在遷入遼西以後，又吸納 不少少數民族加入不斷壯大， 所統少數民族至少包括烏桓、鮮卑、匈奴和高車。段部與慕容部、宇文部並列為東部鮮卑三部，因其族屬為鮮卑，史書稱其為鮮卑部落。
段日陸眷本是高車族庫狄部落族人， 高車族的先祖便是春秋時期的赤狄。段日陸眷的祖先很有可能便是赤狄部落的鐸辰氏（段干氏），因而以段為姓。 唐代 《元和姓纂》卷九「遼西段氏」條記北平襄侯段文振是東部鮮卑段匹磾之八代孫。段匹磾即段日陸眷之侄孫、段務目塵之子。《周書》卷三十六《段永傳》記載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瓜州刺史段永亦匹磾之後：「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匹磾之後也。」 段部後裔還有一支因避難改姓庫狄，恢復了段部首領先祖庫狄部落氏姓。 《周書》卷三十三「庫狄峙傳」：「其先遼東人，本姓段氏，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唐朝《元和姓纂》卷八「庫狄」條記載：「鮮卑段匹磾之後，避難改姓庫狄，居代北，後遷中夏河南。後魏上洛太守庫狄陵生保真，保真生峙，周宣州刺史，生嶷、徽、崧；徽生璠，益州總管、樂成公；崧生仁志，千牛郎中；仁志生益利，益利生履溫，庫部郎中。」 唐代的襄陽令庫狄履溫即出自此族。 庫狄氏為 鮮卑著姓，《北齊書》為之立傳的有庫狄干、庫狄回洛、庫狄盛等，《周書》為之立傳的有庫狄昌、庫狄峙，《隋書》為之立傳的還有庫狄嶔。《北齊書》卷六《孝昭帝紀》：「趙郡王壑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
三、雲南白族（還有哈尼族），根源於段思平。
唐宋時期，在今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帶，白蠻出身的段思平，建立了大理王朝，其子孫在這里相繼統治了317年 （737—1053年）。白蠻就是白族，段姓一直是白族的大姓之一。特別是大理王朝被蒙古人忽必烈滅亡之後，有更多的白族人改姓段氏。如今在大理一帶，多為段姓。清人張澍在《姓氏尋源》中說：「雲南蠻段氏，魏末段延沒蠻，代為酋帥。裔孫憑入朝，拜雲南刺史，本出武威。」這就是雲南段氏的來歷。始祖段延是出自武威的地道的漢人，是共叔段子孫西遷武威後的後裔。如此看來，雲南段氏同河南段氏本是同根生，雲南段氏被世人視為白族(還有的是哈尼族)。清人馮蘇在《滇考·段氏大理始末》一數千字的長文中說：「段氏之先為武威郡人。唐天寶末，段儉魏佐南詔王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相當於宰相）。六傳生思平。」
四、源於蒙古族，屬於文化上漢化改姓為氏。
據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記載：1、蒙古族土爾扈特氏，源出蒙古土爾扈特部等，本姓巴達蓋、給爾給斯氏、土爾扈特(陶爾高德)氏以部為氏。
2、蒙古族陶日根席日氏，陶日根沙拉(陶日根席日、陶爾干錫熱)氏、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字姓為段氏、黃氏等。
五、據《皇朝通典·氏族略·滿洲八旗姓》記載，滿族段姓，其先清代八旗段氏。
六、源於其他少數民族，屬於漢化改姓為氏。今錫伯族、土家族、苗族、回族等少數民族中，均有段氏族人分布，其來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時期政府推行的羈糜政策及改土歸流運動中，流改為漢字姓氏，世代相傳至今。

7.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的西北大學考古專業50年歷程回顧

舉世聞名的古都長安和三秦大地，有著十分深厚的歷史積淀和非常豐富的文物古跡，為西北大學歷史、考古學科的建立和發展營造了得天獨厚條件。
西北大學考古學科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938年，西北聯合大學南遷漢中城固時，歷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員會，陸懋德教授等對張騫墓、樊噲墓等進行調查和發掘，發現「博望侯印」封泥和綠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貴文物，並發表了《發掘張騫墓前石刻報告書》。1939年，西北聯大改名國立西北大學，歷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組織師生對漢中地區的文物古跡進行了調查。在此基礎上，陸懋德教授等先後發表了《漢中各縣諸葛武侯遺跡考》和《漢中地區的史前文化》等論文，周國亭發表了《勉縣考古記實》等。這是西北大學最早的考古活動。
1938年，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先驅者之一黃文弼，到西北大學歷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歷史系主任，開設了考古學、史前史等課程，並從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學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學委託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點在教育文化及古跡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參加了瑞典學者斯文赫定發起的中瑞科學考察團，對以新疆為重點的西北文物進行了調查）。任教期間，先後撰寫了《羅布淖爾考古記》、《張騫通西域路線考》、《吐魯番古代之文化與宗教》等專著和論文。
1940年秋，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了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王子雲任團長。對河南、陝西、甘肅等地的文物古跡進行了調查，獲得了大量的資料。1945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將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累年所得的各類文物、拓片、模型、石窟臨摹、繪畫、照片等資料100多種，計2000餘件全部撥歸國立西北大學，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與原有歷史系考古室合並，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雲隨調西北大學任教授，並擔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後王子雲等積極開展相關資料的整理和調查研究，在西安郊區發現史前文化遺址多處，其中在魚化寨遺址獲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國歷代應用藝術圖綱》、《西北史跡文物踏查紀實》、《漢唐陵墓圖考》、《唐韋頊石槨發現記》、《古杜國考》等論著。此外，還舉辦有關金石拓片及漢唐陵墓藝術等專題展覽，對歷史學科的教學與科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47年5月，為推動西北地區文化古跡的研究，歷史、邊政兩系學生成立了考古學會。組織會員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跡，利用假期赴甘肅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時代遺址，並將考察之成果，精製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邊政學系21位學生對甘肅、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跡進行了4個多月的實習，實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庫車千佛洞等古跡。此外，還邀請著名學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類文化之新發現」等學術報告。
1951年，陳直先生在歷史系開設「考古學通論」課。1954年，陳直受聘擔任文物陳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專業應屆畢業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來校任教，為考古教學增添了新生力量。
這一時期，武伯綸、劉士莪等組織歷史系的師生參加了麥積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漢墓的發掘、咸陽底張灣北周隋唐墓發掘等工作。這些工作不僅積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經驗，而且為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基於當時國家對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鄭振鐸（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冶秋（時任文物事業管理局副局長）和尹達（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等國家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的關心下，1956年，歷史系首先在54、55級歷史專業選出部分學生，成立考古班。其後設立了考古專門化，考古專業正式創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馬長壽先生任主任，陳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師有劉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專業的成立，在某種意義上說，代表了陝西乃至中國考古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石興邦：《紀念西北大學考古專業成立40周年賀文》，載《考古文物研究》第1頁，三秦出版社，1996年）。
從1956年開始，考古專業逐步建立了較為系統的教學與人才培養體系。考古教學除本校的幾位老師（馬長壽、陳直、劉士莪、李家瀚、賈德耀、蔡爾軌等）承擔外，還聘請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寶鈞、石興邦、金學山、楊泓、郭儀孚、王伯洪、林壽晉、馬得志等相繼來校分段講授石器時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術課，形成了一支陣容強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師隊伍，開始了較為系統的考古教學活動。
時任校長侯外廬還邀請埃及開羅大學考古學家埃米爾教授、日本東京大學考古學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陳夢家教授等作考古學術報告，在西北大學形成一股考古熱。
除了系統的考古學理論教育外，還十分重視田野考古實踐教學。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考古專業師生先後參加了西安唐興慶宮、銅川耀州窯等遺址的發掘。1958年，在蔡爾軌老師的率領下，考古班的學生參加了寶雞北首嶺遺址的第一次發掘。1960年，56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了陝西彬縣（今屬長武縣）下孟村遺址的發掘，首次發現了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早於廟底溝類型的地層證據，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
專業創立以來，曾琪、段浩然、黃碧芳、高建民、韓偉、韓保全、郭長江等先後留校任教，教師隊伍不斷壯大。1961年，考古專門化改稱考古專業，但不久由於國家處於困難時期而精簡專業，考古專業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學活動處於停滯狀態。
1972年，考古專業恢復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陳直任主任，劉士莪任副主任。之後，王世和、戴彤心、段連勤、孔哲生、肖安順等先後到西北大學考古專業任教，考古專業的教師隊伍得以重建。特別是有豐富田野考古工作經驗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學田野考古發掘教學與研究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1973年，劉士莪、張洲與西北大學地質系共同發掘了韓城禹門口舊石器時代遺址。同年，劉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連勤指導72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了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發掘。1974年，劉士莪等帶領74級考古班部分學生，與北京大學、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合作，發掘了周原鳳雛和召陳建築遺址、庄白青銅器窖藏和雲塘制骨作坊遺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導74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了臨潼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1975年，賈正中帶領74級考古班參加了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發掘。上述發掘不僅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在實踐中鍛煉了教師，培養了學生。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從1956年考古專門化以來，共培養了7屆130名學生。他們後來成為我國各地考古學教學科研骨幹力量和著名學者的優秀學生，在我國的文博考古事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這一時期考古專業的科學研究方面也產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進了西北大學的文物研究。其中馬長壽在20世紀60年代初撰寫的《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資料，對關中古代部族的名類淵源、地域分布、姓氏變遷、婚姻關系、部族人融合等問題進行了考論。陳直著有《關中秦漢陶錄》、《秦漢瓦當概述》等論著，其中《秦漢瓦當概述》一文對秦漢瓦當的文字書體及規格、斷代及分期、製法及窯址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至今對秦漢瓦當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77年恢復高考後，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發展，考古專業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教學與人才培養體系進一步完善，科學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奠定了考古專業進一步發展的堅實基礎。
1980年以後，劉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專業在專業和學科建設方面不斷發展。1986年獲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碩士學位授予權。1988年西北大學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成立了文博學院，增設了博物館學專業，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設了文物保護技術專業。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專業被評為陝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專業。2003年，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獲博士學位授予權，同年成立了考古學系（含考古學、文物保護技術兩個本科專業），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並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成立文化遺產保護規劃中心，建立了考古技術與文物修復實驗室，大大改善了教學科研的條件。2005年，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被批准為陝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同年，與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聯合組成的「磚石質文物保護科學研究基地」通過專家組評審，成為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學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成立了文化遺產學院，進一步加強了文化遺產保護、規劃與考古學的教學與研究。經過多年的建設，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碩士、博士）人才培養體系，成為我國文物考古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和科學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學方面，早在20世紀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組織編印了《原始社會考古》、《商周考古》、《戰國秦漢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參考圖錄，邀請蘇秉琦、安志敏、李學勤、張光直、田邊昭三等著名學者先後來校講學。1994年開始，考古專業的課程體系做了較大的調整，新開設了專業基礎課「中國考古學通論」，傳統的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魏晉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門課程成為方向性的專題課。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加強了田野考古學、考古技術課程的教學。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陝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半坡博物館、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漢陽陵考古陳列館、乾陵博物館、法門寺博物館、周原博物館、寶雞青銅器博物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個穩定的教學實習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課程實習與綜合實習構成的實踐性教學體系，形成了專業基礎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能力相結合、課堂講授與田野考古發掘、博物館實踐相結合的特色。2003年，對教學內容又進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門主幹課程的教學大綱，加強了重點課程的建設。趙叢蒼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學概論》被列入國家級精品課程（2005年），張宏彥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學》（2004年）被列入陝西省精品課程，有「中國考古學通論」、「田野考古學」、「新石器時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課程被列入西北大學重點課程建設項目。教材建設的速度也進一步加快，趙叢蒼、張宏彥、錢耀鵬教授編寫的教材《科技考古學概論》、《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考古學概論》先後被列入國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設計劃，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2003年）、《科技考古學概論》（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專業電化輔助教學體系的建設」獲陝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1999年，王建新、張宏彥、錢耀鵬等的「考古專業教學實踐的改革」獲西北大學教學成果二等獎；2001年，錢耀鵬教授獲西北大學第一屆教案展評（新石器時代考古）一等獎；2003年，錢耀鵬教授獲西北大學第二屆教學質量獎二等獎；2004年張宏彥教授獲西北大學第二屆教案展評（中國考古學通論）一等獎， 2004年張宏彥獲西北大學教學質量優秀獎一等獎，2005年張宏彥編著的《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獲西北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和陝西省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在人才培養方面，多年來考古專業始終堅持「寬口徑、厚基礎、高素質」的人才培養思路，強調「三個重視」，即重視專業基礎教學，重視知識視野拓寬，重視實踐教學環節，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級專門人才。從1977年至2006年，考古專業連續招收本科生27屆（含2屆專升本班），畢業571人；招收碩士研究生共20屆，畢業獲得學位者83人。從1985年開始，招收博物館專業、文博專業專科生10屆共250人。畢業生分布在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內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遼寧、黑龍江、山東、河南、西藏、廣東、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貴州、四川、重慶等20多個省區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其中陝西地區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機構的業務人員90%以上、西北地區70%以上均是我校的畢業生。這些畢業生或已擔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門、文博單位的領導職務，或已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及各省區文博考古研究機構和高校的業務骨幹。此外，多年來還承擔了陝西省和國家文物局的培訓工作，培訓了文物幹部數百人。特別是2003、2005、2006年先後承辦了三期全國省級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管理幹部培訓班，培訓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級領導73人。
在科學研究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考古專業充分利用陝西及西北地區豐富的文物資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學進行田野考古發掘，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穩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著，取得了顯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張洲指導77級考古班，主持發掘了陝西華縣梓里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了一處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順帶領78級學生參加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陽秦宮殿遺址的發掘。
1982年，王世和、張宏彥指導79級考古班，主持發掘了陝西商縣紫荊遺址。發現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遺跡、遺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帶領80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臨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遺址的發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張宏彥、王建新、錢耀鵬等主持發掘了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發現了大量有重要學術價值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時代早期的遺跡、遺物。先後有81級、84級、90級考古班和雙學位班、85級文博班、陝西省有關縣市的文物幹部、外國留學生等共計百餘人參加了案板遺址的考古發掘實習或培訓，成為20世紀80年代培訓學生最多的考古實習基地。
1985年，劉士莪等主持發掘了西安老牛坡遺址（含許家寺地點），至1989年，共發掘了六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和商代的墓地、車馬坑、建築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遺跡、遺物。先後有83級、86級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進行了考古實習，取得了教學與科研雙豐收。
1985年，戴彤心、張洲、王維坤等指導82級考古班發掘了陝西寶雞石嘴頭遺址。發現了龍山時代窯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領85級考古班發掘了青海化隆縣四更卡拉遺址，為研究卡約文化提供了新的資料。
1990年，王世和、張宏彥、錢耀鵬帶領87級考古班學生和日本留學生加藤隆也，參加長安北塬（風雷儀表廠）漢、北周、隋、唐墓的發掘。同年，劉士莪、趙叢蒼指導88級考古班首次發掘了陝西城固寶山遺址。至2001年，寶山遺址共發掘了3次，發現有大量商時期的燒烤坑、建築基址、墓葬等，為探索漢中地區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1991年，趙叢蒼、張克平指導89級考古班部分學生，發掘了新疆維丄吾丄爾自治區烏魯木齊柴窩堡遺址和拜城縣克孜爾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萬里率領部分學生首次發掘了校園內的唐太平坊和實際寺遺址。之後，累積歷年發掘和收集的校園文物，在西北大學歷史博物館內設立了校園考古陳列室，成為西北大學的一個特色和亮點。
1994、1995年，王建新、冉萬里、指導91、92級考古班發掘了河南澠池班村遺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鎮遺址，並與相關科研單位合作，在班村遺址開展了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人類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96年，王世和、趙叢蒼、王維坤、張宏彥、周曉陸、冉萬里、劉瑞俊等指導93級考古班發掘了西北大學桃園校區唐崇化坊遺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遺物。
從1997年開始，考古專業開始承擔國家基本建設重大考古發掘與科研項目。1997年由陳洪海、劉瑞俊主持發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庫區鹽東遺址。1997至2004年先後由王建新、張宏彥、趙叢蒼、錢耀鵬、陳洪海、冉萬里、劉瑞俊主持發掘了重慶長江三峽水庫區萬州中壩子、上中壩、余家河、白河溝遺址，巫溪河坪遺址的發掘與研究。2006年，由陳洪海、冉萬里主持發掘了南水北調河北淶水縣西水北遺址，河南鎮平縣姚寨遺址。
從2000年開始，考古專業啟動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調查研究計劃。2000～2002年，王建新、劉瑞俊等與新疆、甘肅兩省區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展了西北地區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遺存的調查與研究，試掘了甘肅安西潘家莊遺址、敦煌西土溝遺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國家文物局重點項目「新疆東部及甘肅西北部秦漢時期遺跡的考古調查」，調查新疆哈密馬鬃山區的相關遺存。2003年，錢耀鵬、陳洪海率領2000級考古班部分學生，參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庫區、特克斯恰卜其海庫區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發掘，對研究戰國至漢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同年，趙叢蒼帶領2000級考古班部分學生,發掘了甘肅酒泉西河灘遺址，發現了早期青銅時代的聚落遺址，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部分研究生參加，發掘了巴里坤東黑溝遺址，發現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遺跡，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陝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學考古學系與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合作，啟動了「古豳地區域考古研究」項目，錢耀鵬等對陝西彬縣、旬邑、淳化一帶的古遺址進行了調查。2004年，陳洪海、劉瑞俊、陳靚老師指導2001級考古班學生發掘了陝西旬邑下魏洛遺址，發現了一批龍山時代窯洞式居址和陶窯，其中新發現了可能專用於燒制石灰的窯址。2006年，錢耀鵬、魏女指導2003級考古班學生，主持發掘了陝西淳化棗樹溝腦遺址，發現了先周時期的聚落和大批極具特色的蛇紋陶器。對於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與北方青銅時代文化的關系提供了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新資料。
2004年，考古學系師生參加了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國家博物館聯合實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項目，對甘肅東部禮縣一帶的古遺址進行了調查。2005年，王建新、趙叢蒼、陳靚老師主持，指導2002級考古班學生發掘的甘肅禮縣西山遺址，獲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遺跡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資料。
2005年，在多年對漢水上游城固寶山遺址和城洋青銅器研究的基礎上，由西北大學、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聯合，啟動了漢水上游先秦時期文化調查研究項目，趙叢蒼主持進行了前期的調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發掘、調查的基礎上,近十年來，考古專業的學術研究一直保持著旺盛勢頭，在中國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國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豐厚的成果。先後承擔國家級、省部級、廳局級科研項目40餘項。在各級各類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其中在《考古學報》、《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國史研究》等國內外權威和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百餘篇。出版學術著作25部、譯著2部。其中，劉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張宏彥教授等的《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發掘報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與麟溪橋》、趙叢蒼教授的《城固寶山遺址發掘報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專業近年來田野考古發掘與調查的重要收獲。此外，王建新教授的《東北亞的青銅器文化》、王維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與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張懋鎔教授等的《文物鑒定秘要》、張懋鎔教授的《中國青銅器真偽鑒別》、周曉陸教授的《秦封泥集》、趙叢蒼教授的《中國古代玉器》、錢耀鵬教授的《中國史前城址與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國內外權威和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大量研究論文，集中反映了考古專業在中國史前考古、周秦漢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體現了專業穩定的研究方向和顯著的學術特色。其中王世和、張宏彥等的《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發掘報告》、錢耀鵬的《中國史前城址與文明起源研究》獲2003年獲陝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王建新的《慈善寺與麟溪橋》、《東北亞系青銅劍分類研究》獲2004年陝西省第七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趙叢蒼的《城固寶山》獲2004年陝西省第七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8. 金川縣有哪些旅遊景點

去金川縣旅遊哪裡最好玩，金川縣有什麼好玩的地方，不少去金川縣旅遊的人都有這個問題，下面我就為你介紹金川縣有哪些旅遊景點。

1、土基欽波觀音廟

土基欽波觀音廟建於公元七世紀（土基欽波是指四臂觀世音菩薩），有長達1200多年的歷史，它具有獨特的藏旌建築風格，氣勢雄偉，規模龐大，經過幾百年的風風雨雨，扎巴和信徒的維護修建，到現在建築面積達1822平方米。廟內供奉著觀音菩薩、蓮花生大師、文殊菩薩等100多尊神像，廟中還有各種價值昂貴金銀塔，並藏有大量經卷。廟壁上掛滿筆調考究的唐卡，內外牆壁上有色彩鮮艷的壁畫，壁畫盡雕刻佛教傳略，具有濃郁的佛教文化風格。該廟第年農歷正月十五跳神，廟會稱「跳布扎」。僧人們帶上面具，淋漓至地演繹人世間的因果報應，叫人們改邪向善。

2、金川廣法寺

曾被列為清代四大皇廟之一的廣法寺，位於金川縣南，安寧鄉末末扎境內，距縣城23公里．該寺前身名雍忠寺，「雍忠」意為吉祥神，由本教八個派列中的雍志本得名，為黑教寺院。乾隆四十一年帑銀重修，賜名廣法寺。御書「正教恆宣」扁額，懸於殿堂．廠法寺建築雕塑宏偉壯觀，富麗堂皇，正殿西南而立，純金屋頂映日生輝，前後四門有四座藏經塔，玲瓏古樸，輝映生彩、寺內鍾鼓齊鳴，誦經朗朗，聚僧曾達2000餘眾，嘉絨佛徒凡欲進西藏深造，無廣法寺所授名號，入藏無果，有則能優厚晉級。這里不僅有讓人留戀往返的古建築物，而且還有讓人浮想聯翩的傳說，據傳，宋代有一苯波教高僧，於嘉絨藏區主山神一一嘉莫木爾多山獅子岩下石洞中發現了苯教寺、稀貴經卷，經卷中有「苯教東方主寺」三建造圖，其中一位土司叫拉謝雍忠，為大鵬所生花蛋變為人，受父差遣傳授苯教於金川，後與魔頭斗勝而成了國王．

3、索烏山風景區

索烏山風景區，位於金川縣城東部萬林鄉二甲村線碉溝內，面積100餘平方公里，景區地質結構以花崗岩為主，以松木坪為中心向周邊幅射的索烏大廟、菩薩溝、線碉溝、竹廠溝，大樹子溝等景點組成。索烏廟 索烏廟位於男、女山的山腳下，該廟原坐北向南，面闊三間，進深三間，殿頂為單檐歇山式，造型古樸雄偉。中間為乾隆皇帝親筆題寫的匾額索烏大廟。1944年靖化縣政府又撥款重修，更顯得雄偉壯觀，可惜，在-中完全被毀，現僅存木結構廟房二層三間，供有莫爾都、索烏、哈姆神像和神位，年年朝拜者絡繹不絕，香火不斷。菩薩溝 菩薩溝為風景名勝集中區，它又分為男山、女山、城牆山、棋盤山。男山，亦稱索烏（意思是先祖父）。是索烏山主峰，海拔3750米，象一高大威武的男子漢，昂首挺胸，目光炯炯，高出雲霞。因其山體自然形成一尊巨大的佛像。女山，又名哈姆峰，傳說為嘉絨藏區十八土司轄區的第一大神山嘉莫爾都山神之女，是索烏山主峰之一。

4、嘎達山風景區

嘎達山風景區位於金川西北部安寧地區一帶，距縣城42公里，景區面積近100平方公里，是古東女國和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原始宗教——苯波教聖地。在狀如圈椅的蒼茫環山中，莽莽-之上翻騰著萬態雲霞；流彩山崗之中，飛瀑與奇峰怪石相映相襯，剛柔濟溶；凌空絕壁之間，古廟遺文光影神色雜陳期間。嘎達山風景區由中國碉王——關碉、龍龜飛瀑、自然天成高達240米的東巴·石菩薩、巨型岩洞、懸空古廟群、原始森林等景觀組成。中國碉王——關碉 此碉威然矗立，高達49.5米，是目前已知保存較好的最高古碉，被譽為「中國碉王」，迄今已有近300年的歷史。本世紀40年代，著名學者馬長壽先生在考察井岡山五次反圍剿的'碉堡時指出：「中國之碉源出四川，四川之碉源出金川」，這是嘉絨藏族對豐富戰爭藝術的傑出貢獻，著名美國記者索爾茲伯看到金川的石碉驚嘆，這是世界建築史上的明珠。

5、金川阿科里風景區

阿科里躲在阿壩的一個高原河谷里，安安靜靜地等待你去發現它，愛上它。這里，有淳樸的藏族人民，有高山、河流、原始森林、村莊，更有很難見到的藏族古風民情。阿科里是一個真正的「世外桃源」，它被一條名叫「太陽河」的河流滋養著，延續著神奇而古老的文明。如果你願意，請跟我們一起走近它。

6、阿壩御制平定金川之碑

阿壩御制平定金川之碑簡介 該碑位於金川縣安寧鄉炭廠溝口，並有碑亭，建立於清乾隆51年。該碑座東向西，面對大金川河。碑為穹降形碑首，碑首上浮雕二龍戲珠圖案。碑身為長方形，正面以漢文刻平定金川喝拉依戰事史略，全文447字。碑身背面以滿文和藏文刻與正面漢文字內容相同的碑文，碑高4.50米，寬2米，厚1.30米。碑下為龜座，座高0.80米，長4.30米，寬2米。該碑外建有碑亭，以保護該碑。碑亭平面呈方形，而闊3間4柱8.30米，進深亦3間4柱8.30米。

9. 1938年屬虎關口年，1938年男屬虎壽終

1938年屬虎關口年

徐達在這里築長城，戚繼光在這里首創「空心敵台」，軍民在這里浴血戰日寇

白羊峪村邊戚繼光像。 本報記者王文華攝

冷口，1933年長城主戰場之一，而今是河北省遷安市建昌營鎮所屬村莊，有南、北冷口兩村。

明長城冷口關城在北冷口村，南門拱門洞尚存。村邊有個村史館，也稱冷口關長城紀念館。

57歲的佟順利為建這館花了不少心血。他1996年到2006年在村裡當副支書，發現村裡老人常念叨的冷口，年輕人很少知道，於是收集舊物籌建館舍，2022 年開館，村裡還投入近千萬元建成館前的小廣場。

紀念館只是幾間簡易房，牆上掛著展示板，桌上擺放舊家什，還有殼等。發銹的殼如黃瓜條般擺在瓷盤里。簡陋，但也算致敬冷口豐厚歷史和悠長過往。

冷口關城有600多年歷史，比關城更悠久的是它扼守的道路——無終道。

無終道、平岡道、盧龍道和傍海道是古代華北通往東北4條通道，標志性關口分別為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榆關（明移至山海關）。4條道路在燕山內外蜿蜒，千百年裡此起彼伏、屢經興廢，見證了不盡的征伐與流離。其中，無終道開拓最早，可遠溯到商周時期。

冷口，3000年來，路過的人，經過的事，不知多少。

江畔何人初見月

冷口關也稱清水明月關，說是因關邊水清月明而有此稱。北冷口村東是沙河，屬灤河水系青龍河支流，至今水流清澈。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稱沙河為小沮水，說其發源於冷溪，人們稱之冷池。冷口或由此得名。

冷口名字 康熙，他路過時遇風雪，寒冷難耐，驚嘆：「好難過的冷口關啊！」其實冷口之名明代已正式使用，成書於明萬曆三（1610年）的《盧龍塞略》載：「冷口關提調，城磚，高二丈九尺，周三百八十七丈有尺……」

皇太極曾過冷口，那是在明崇禎三年（1630年）。之前他率軍突入喜峰口，以反間計使明帥袁崇煥入獄，射殺明將滿桂、俘獲總兵黑雲龍、麻登雲，劫掠京畿，經冷口走無終道回沈陽。崇禎九年（1636年），又命其弟阿濟格率軍入攻獨石口，再次劫掠周圍，掠獲大量人口、牲畜、財物出關，《國榷》載，清兵「出冷口，掠我子女，俱艷飾乘騎，奏樂凱歸。斫塞上木白而書曰：『各官免送』。凡四日乃盡」。

明代傍海道已成東北通往華北的主要道路，明軍重點防守山海關及其關外，皇太極始終未攻下山海關，5次選擇明長城薄弱處攻入，畿輔後出關。其中兩次從冷口出關。無終道是除傍海道外去沈陽最近的通道，冷口向險可守，攜帶大量「戰利品」的後金兵自然願走冷口。順治入關，天下一統，清帝往返東北就多經山海關走傍海道了。

從地形看傍海道沿海邊的遼西走廊而行，更大限度繞開燕山的綿綿群峰，是東北與華北間的最便捷通道。但自古以來傍海道沿海泥濘難行，直到10世紀遼國大量開山鋪路才徹底開通。無終道開通要早得多，從經冀東平原，由冷口進入燕山，沿沙河北上後進入青龍河谷，再轉大凌河谷沿河到遼寧朝陽，一路多河谷低丘，這條道是無終道。

無終道何時開通？沒有記載，考古發現推斷不晚於商周時期。20世紀50年代以來，考古人員在大凌河谷和青龍河谷出土了大批殷商到西周時期青銅器，其中不少是接受中原地區文化傳統影響的器物，有些應是中原地區輸入，如大凌河小波汰溝出土窖圉簋，銘文與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國出土青銅器上的一致，當為同組器物。

由此判斷，經冀東平原和青龍河、大凌河谷的無終道，在商周時期已成連接華北與東北的通道。

小波汰溝出土西周圉簋高29.8厘米，口徑24厘米，現遼寧省博物館。圉簋本天地所用，卻成了後人探知過往的憑據。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但人走過了不留下點什麼，這人和路對後來者就成了謎。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最早走出無終道，領略冷口清水明月的是什麼人，尚難知曉。

從現有典籍和考古發現看，山戎人曾在無終道上奔波。

山戎是春秋時期活躍在燕山南北的游牧，《左傳》《國語》和《史記》等均有記載。不少學者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就是山戎文化，這一文化1960年在赤峰夏家店首先發現，為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的青銅文化。無終道北端的大凌河流域有集中發現，被認為是山戎主要活動地。

無終道南緣有3個氏族小國，冷口所在的遷安為令支，遷安以東的盧龍為孤竹，天津薊州、寶坻和河北玉田一帶為無終，與他們相鄰的諸侯國是燕國。

《史記·齊世家》載：「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這事《國語》也有記載。說的是公元前663年，山戎帶領令支和孤竹攻打燕國，齊桓公率軍援燕，征討令支和孤竹，擊敗山戎。

《遼寧公路交通史》描述雙方行進路線：「齊從燕都薊（今）出發，經無終、令支至孤竹，山戎則從大凌河谷出發，越青龍河與大凌河支流的分水嶺，過大煤嶺，順灤河支流青龍河而下，進抵孤竹。」稱這條從遼西到冀東北通燕都薊的無終道是「遼寧最早通往中原的大道」。

雖稱大道，尚少路標，靠馬，齊桓公這次行軍留下個成語——老馬識途。

紅粉哭隨馬

《》中劉備平黃巾後被授安喜尉，安喜縣在今河北定州境內。冷口一帶也曾稱安喜縣，遼太祖遷定州安喜縣俘戶到此，設平州安喜縣。金代改安喜為遷安，沿用至今。

遷安是遷來的安喜，不過這「遷」對於被遷者來說很難說是「安」和「喜」。遼人將戰爭俘擄的人口入戶稱之俘戶，常採用其原籍州縣名稱。戰爭俘擄人口被迫古來常有，與、流民等同為古代人口移動的主要形式。馬長壽先生《北狄與匈奴》中說，匈奴最強盛時總人口150多萬，其中所掠及其他人口有60萬左右。

207年，曹操征烏桓，到無終遇雨道路不通，得田疇指引走盧龍道。盧龍道從喜峰口出發，沿灤河支流瀑河北上轉入大哈河谷，由山谷通大凌河谷。這條路戰國時開拓，西漢末荒棄。曹操重修盧龍道，開山填谷500餘里，奇襲烏桓成功，返程經傍海道轉無終道，帶回烏桓降眾20萬人。

無終道上，千百年不斷的中，有太多無奈的躑躅流連。322年，鮮卑慕容部經冷口襲令支，掠走千餘家居民。338年，後趙擊垮占據令支的段部鮮卑，北出冷口攻前燕，將遼西和令支居民兩萬戶遷往河南等地。341年，前燕南出冷口攻打後趙，將今、河北一帶居民3萬多戶劫往遼西……1636年，阿濟格經冷口出關，俘擄人畜十餘萬。

綿延烽火，無限山河，曾有多少背井離鄉，生離死別，龐大而模糊的數字里，淹沒著海量個體的苦痛與哀傷。

「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這是漢末蔡文姬作品。她是蔡邕之女，被南匈奴所擄，淪於左賢王，歷12年生兩子，後被蔡邕舊友曹操贖回，作《悲憤詩》記述被擄前後的辛酸凄苦。

「道旁僵卧滿纍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馬，為誰一步一回頭。」這是金亡時元好問描繪的人劫掠場景，隨馬而去的女子們一步一回頭，「哭」是她們留給故土、留給歷史的最後聲音。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冬，瓦剌部入宣府（今張家口）劫掠，返程在清水河遇明軍主力，當時河面冰薄尚不可行，瓦剌兵疲力弱，慌忙丟棄所搶財物，明軍將士請戰，總兵江桓怯戰不前，瓦剌得以全軍渡河而去。當時瓦剌軍中有被掠女子千餘人，見大隊明軍以為，結果無望，被迫北渡時「皆南向而哭，聲聞數里」。

尹耕在《兩鎮三關通志》中詳述此役，稱這是土木之變後明軍對瓦剌作戰的最有利時機，江桓「罪深矣」。江桓被問責，奪俸6個月。次年軍多次入侵，江桓仍不敢出戰，嘉靖命錦衣衛將他械京訊治。

尹耕是蔚州衛（今張家口蔚縣）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進士，因知兵為權臣嚴嵩賞識。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擬任河南按察司僉事，為倒嚴力量攻訐，械京問罪。其後下落說法不一，有說他受嚴嵩未被重責，有說遣戍遼東，也有說遣戍冷口所屬的薊鎮。這一年尹耕38歲，之後再無他的記載。

尹耕著《鄉約》《塞語》講述邊防虜情要害，今收《中國長城志》中。他在《朔野山人記》中收錄宣府，其中有《清水河謠》講述清水河之役，「哭聲漸入陰山境，將軍者誰江不省」。江不省指江桓，今張家口方言中罵人蠢說「不機密」，和「不省」或是一個意思。

嘉靖三十一年的薊鎮，戍守者中有位25歲的將領，3年後他受命赴浙江抗倭，屢戰屢勝。入侵擄掠人口，「男則導行，戰則令先驅。晝則繅繭，夜則聚而之」。這位年輕將領轉戰東南，救出大量被掠人口。

花街之戰救出5000人，長沙之戰救出1200人，上峰之戰救出1000人，林墩之戰救出2100人……長沙之戰前，得知敵中囚禁著上千百姓，他說：「被擄子女皆吾類也，寧無俘馘功，惟祈救此足矣。」林墩之戰一年後他又率軍經過，百姓捧茶果於馬前，唱道：「奠我再生兮，維戚元輔。」

對，他就是戚繼光。

猶照漁陽塞外秋

2022 年春，冷口附近白羊峪村立起一尊戚繼光雕像。

白羊峪距冷口14公里，是冷口西邊的長城關口。明隆慶二年（1568年）到萬曆十一年（1583年），戚繼光鎮守薊鎮16年，增築長城，練兵強軍，屢敗犯敵，北疆。

冷口關和白羊峪關都是明洪武年間徐達修建的，當時在燕山一線建設的重要關隘有居庸關、古北口、喜峰口和松亭關，冷口、白羊峪均不在其列。

傍海道徹底開通後，無終道地位和通行能力下降。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許亢宗出使金國，作《奉使金國行程錄》，其中說居庸可行大車，古北口、松亭關能過馬，「外有十八小路，盡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馬」。冷口的無終道應屬「兔徑鳥道」。明萬曆年間《四鎮三關志》中稱，冷口關「通單騎」，看來冷口通行情況已有所改善。這對明朝人來說不是。

洪武二十年（1387年）在今寧城設大寧都司，管轄燕山長城以北廣闊地區。元年（1403年）大寧都司內遷保定，歸附明廷的兀良哈三衛占據這一區域。

兀良哈三衛指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是東部部落，雖稱歸附，並未，仍常協助韃靼部、瓦剌部或自己侵擾明朝。冷口是其進擾地之一，為加強防範，明不斷建設長城。《四鎮三關志》載：冷口關，洪武年間建；邊牆三十八里，嘉靖年間建，隆慶年間增修；空心敵台六十座，隆慶三年至萬曆元年建。建設空心敵台的是戚繼光。

戚繼光從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起在閩浙練兵抗倭，戚家軍所向披靡，贏得沿海安寧。隆慶元年（1567年）奉召入京協理軍事。明代中期騎兵重新崛起，屢犯長城。隆慶繼位後，朝臣建議調抗倭成功的兩廣總督譚綸和總兵俞大猷、戚繼光北上。皇帝同意調譚綸，以俞大猷年老不調。戚繼光時任福建總兵官，當地上疏：「蓋一日有閩，即不可一日無此官。」皇帝正猶豫，人又來了。

同年，俺答汗攻入山西，從雁北到晉中且行且掠，死者數萬。兀良哈三衛及土默特部從界嶺口攻入薊鎮，冷口以東的皆被，死者數萬。十月，召戚繼光北上，次年任其薊州、昌平、遼東、保定練兵事務。

在大學士張居正和薊遼總督譚綸支持下，戚繼光實施「駐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乘邊牆以防其出沒」的戰略應對騎兵。成立配有火器戰車的車步騎營，加強訓練，建起可的部隊。同時增修長城，加強防禦，其中重要一環就是建空心敵台。之前長城上只有孤立的實心磚石小台，既無士兵掩體也無武器存放處，易受攻擊。

戚繼光建的空心敵台高三到五丈，分三層，有駐兵屯糧，這在明代邊防工程中是首創。他擬定築台規則，實地走訪勘察，薊、昌兩鎮建成空心敵台1448座，提高了長城防禦能力。

隆慶二年（1568年）朵顏部首領董狐狸聚眾進犯青山口，剛到任的戚繼光率軍出擊獲勝。萬曆三年（1575年），董狐狸及其弟長禿進犯董家口，戚繼光出兵俘獲長禿，董狐狸率眾到喜峰口請罪，對天盟誓不再進犯。《明史·戚繼光傳》稱其「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

但將軍命運並不都取決於戰場。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後受到攻擊，波及戚繼光。次年他調任廣東總兵官，雖屬平級調整但離開要地已含貶抑，兩年後被免職，回家鄉山東蓬萊，萬曆十五年冬去世。

白羊峪村1998年開始以長城遺跡為招牌發展旅遊，村邊保留下來的空心敵台是重要景緻。村支書龔潔民說，這幾年村裡旅遊收入每年有上千萬元，為紀念曾在此建設、守護長城的戚繼光，村裡投資建起他的雕像。長城研究專家董耀會在《長城：追問與共鳴》中說：「只要萬里長城在，戚繼光就活著。」

戚繼光赴任廣東總兵官時曾有詩雲：「北去南來已白頭，逢人莫話舊時愁。空餘庾嶺關前月，猶照漁陽塞外秋。」

拼將築長城

1933年1月，進攻山海關，國民軍五十七軍部抵抗後突圍，山海關淪陷。2月，進犯熱河。3月，熱河省 兼五十五湯玉麟臨陣而走，進逼燕山，長城打響。

中隊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奮勇拼殺，贏得國民支持，唱響《大刀進行曲》等歌曲。

負責冷口防守的是國民軍三十二軍，商震。到前線時正值隆冬，地凍如鐵，修築工事困難，民眾紛紛來助，開灤礦務局送來萬把鎬，一天就磨鈍，就在工地支起紅爐，隨時錘打淬火。商震穿梭於戰地，提出「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這年春節，部隊在錘鎬叮當聲中度過。

3月6日，十四旅團進抵冷口，一三九師將敵擊退。22日，再攻冷口，商震親臨前線指揮，苦戰數日退敵。4月上旬，第六師團猛攻冷口，炮火瘋狂轟炸，我方工事多被摧毀，官兵浴血奮戰，營長張克巽等陣亡。

親歷者北冷口村民佟連成曾回憶說：「飛機輪番地炸，坦克沖到關外，大炮對著城牆猛轟，水關炸開一個大洞，士兵用裝沙的袋子堵上，塌一塊堵一塊……打到第二天，守軍死傷了一大半，到處都是死人，也顧不上管，一直打到第三天，聽說白羊峪失守了，冷口守軍所剩無幾，只好退走。」

這一天是4月11日。佟連成說，戰後冷口附近村民將陣亡中人遺體放進村南大坑裡，坑長30多米，寬和深都有6米多，幾乎被填平，遂稱「萬人坑」。2006年，坑前立起紀念碑，上寫「」，距北冷口村史館不遠。

冷口失守後，喜峰口等地也被迫棄守，長城失利。1933年5月7日，占據遷安城，遷安縣黨部各自逃離，縣黨部自行解散。淪陷、危亡之際，中國人敵後，喚醒民眾，堅持。到1936年遷安已建立支部30多個，發展300多名。1937年，遷安建起華北聯軍之一游擊支隊。1938年1月，支隊員、員王平陸在攻打偽警所的戰斗中負傷犧牲。

1938年7月7日，中國發動冀東。31日，一部遷安，會合地方武裝攻克被佔領5年的遷安縣城。之後，反撲我軍撤出，我軍再克又撤出。中國的武裝在燕山長城一線與血戰抗爭，1940年到1942年，先後三任豐灤遷聯合縣長盧啟明、魏春波、於沐之在戰斗中犧牲。

1945年投降，的武裝遷安全境。

古道新衢無終道

2022 年7月，北冷口村史館前小廣場上立了塊碑，上書「平津戰役中國入關紀念地」。

為了隱蔽，1948年冬，東北軍先遣及其後4個縱隊未走山海關，從冷口入關。

莫文驊當時在先遣，他回憶：「我們從冷口進關時已經黃昏了……這一帶是冀東老區。老區熱烈歡迎進關部隊。他們了秧歌隊，晚上點燃了花燈和火把，輝煌的燈火照耀得如白晝一般……大家心裡的，受到了極大的鼓舞，我們勝利的基礎就在這里啊！」

在遷安，莫文驊看到了連夜修路的人們：「他們聽說東北大軍進關都摩托化了，公路要修6米寬，能並排跑大卡車，好拉大炮。」

不只是遷安，這條從遼西延伸來的古道，當時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拓寬改善，《朝陽古近代交通史》記載，東野入關前「朝陽地區各級對轄境內公路，發動群眾和調集民工再次進行大規模整修」，橋梁載荷標准提高到15噸。

征塵飄散，古道適應人們新需求，仍不斷更新。

古道在遷安境內被稱為冷大線（南到樂亭大清河）。1956年，遷安民工400人，在冷大公路遷安段鋪設摻黏土的碎石、碎磚，實現晴雨均可通行，這是遷安之一條硬化的道路。

1974年，冷大公路遷安段在當地率先鋪裝瀝青路面。1978年，其部分路段又率先進行水泥混凝土路面改建。

而今，冷口邊的道路是從赤峰到河北曹妃甸的508國道，目前全線仍在建設中。

古道具體起自何時尚無從知曉，還會有多少變化也未可知。無終道因經無終而得名，古人從華北平原到冀東，前望燕山茫茫無際，起地名為無終，表達此地通往無窮無盡之意。（王文華）

：新華每日電訊

以上就是與1938年屬虎關口年相關內容，是關於戚繼光的分享。看完1938年男屬虎壽終後，希望這對大家有所幫助！

10. 姓馬的名人有哪些

歷史姓馬的名人有:
漢朝
馬援：（前14—49）扶風郡茂陵縣（今陝西咸陽興平）人。東漢開國名將，漢族，字文淵。西破隴羌，南征交趾，北擊烏桓，建武17年任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後在進擊武陵「五溪蠻」時，在軍中病逝。
馬皇後：(39-79)扶風郡茂陵縣人，東漢名將馬援之女，漢明帝的皇後。
馬武: （？~61年)南陽郡湖陽縣（今河南唐河縣）人，東漢開國名將，光武帝劉秀雲台二十八將之一。劉秀稱帝後，馬武任捕虜將軍，封楊虛侯。
馬成: （約前12-56）南陽郡棘陽（今河南新野縣）人，東漢開國名將，光武帝劉秀雲台二十八將之一。劉秀稱帝後，馬成任揚武將軍，封平舒侯，後改封全椒侯。
馬融：東漢右扶風茂陵人，著名哲學家。
馬宮：西漢大臣，東海戚縣人，莽新時期授任師疑。
馬良：東漢文士，學問好，才氣又高，文章動人。馬良還有四個弟弟，也是當時的才子，他們兄弟五個中馬良最才高，他眉毛花白，人們說：「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三國
馬超：（176年—222年）字孟起，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人，漢末涼州（今甘肅武威）軍閥、三國時期蜀漢名將，劉備稱帝後，拜為驃騎將軍、涼州牧，封為斄鄉侯。
馬岱：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人，生卒不詳。三國時期蜀漢武將，蜀漢名將馬超的從弟。官至平北將軍，陳倉侯。
晉朝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今山東汶上）人，西晉名將，兵器革新家，官至東羌校尉、宣威將軍、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封奉高縣侯。
隋朝
馬文舉：隋代禁軍驍果軍將領，參與發動江都兵變，害死隋煬帝。
唐朝
馬三寶：（？-629年）唐朝開國名將，初為柴紹家僮。晉陽起兵，護送平陽公主，聚兵數萬，唐國公李淵封馬三寶左光祿大夫，帶兵到竹林宮軍門拜見秦王，跟隨平定京城，任太子監門率。後又在北山擊敗判胡劉拔真，隨軍平定薛仁杲。後與柴紹攻打吐谷渾，斬殺名王，俘獲數千人，因功封爵新興縣男。貞觀初年，任左驍衛大將軍，又晉升公爵。貞觀三年（629年）去世，唐太宗為之廢朝，謚曰忠。
馬周：（601年-648年）字賓王，貞觀朝宰相，博州茌平（今山東省茌平縣茌平鎮馬庄）人。歷任博州助教、監察御史、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中書侍郎、檢校晉王（李治）府長史、中書令，太子右庶子，代理吏部尚書。貞觀二十二年病逝，陪葬唐太宗昭陵，追贈幽州都督。唐高宗即位追贈高唐縣開國公，尚書右僕射，配享高宗廟廷。
馬懷素：（659―718）字惟白。潤州丹徒（今江蘇鎮江）人。幼時家境貧寒，苦讀經史，擢進士第，累遷御使。唐玄宗開元初，為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兼昭文館學士，四遷左台監察御史。有詩作《九日幸臨渭亭登高應製得酒字》。年六十病逝，上特為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謚曰文。
馬璘：（721年—777年 ）字仁傑，岐州扶風（今屬陝西）人。唐代中期名將。開元末，仗策從軍安西都護府，以功升金吾衛將軍。安史之亂爆發，統精甲三千赴鳳翔，唐肅宗李亨委以東討，升任鎮西節度使，戰衛南，河陽等地。昭覺寺之戰時，以所部五百人突入十萬叛軍中，取得大捷，叛軍首領史朝義率輕騎數百向東遁逃，馬璘因功獲授試太常卿。唐代宗李豫時期官至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多次與吐番交戰。大歷九年（774年）五月，代宗任命他為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封扶風郡王。大歷十一年（777年），馬璘在涇州軍中去世，唐代宗廢朝以示哀悼，追贈司徒，謚號「武」。
馬季龍：大唐中期名將北平郡王馬燧之父，右扶風（今陝西扶風）人，後遷徙至汝州郟城（今河南郟縣）。唐玄宗開元九年（721）「知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科登第，官至嵐州刺史。
馬燧：（726年-795年）字洵美，河南郟縣人，唐德宗三大名將之一。少時博覽群書，又攻兵書戰策，多謀略。歷任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趙城尉、左武衛兵曹參軍、河陽三城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司徒兼門下省侍中，封北平郡王，唐德宗李適繪馬燧像於凌煙閣，位列開國元勛之後。貞元十一年（795年）於長安私宅病逝，唐德宗為其輟朝四日，追贈太尉（一作太傅），謚號庄武。
馬炫: （713~791年）河南郟縣人，大唐北平郡王馬燧之兄。博學工文，不求聞達，隱居蘇門山，得到太尉李光弼賞拔，授孝義縣尉、幕府管記，遷殿中侍御史、太子中允、刑部郎中。唐德宗時期任銀青光祿大夫、刑部侍郎、兵部尚書、上柱國、潤州刺史、封爵漢陽郡公。貞元七年，薨於長安，追贈太子少保。
馬異：唐朝中期詩人，才子，代表作《送皇甫湜赴舉》、《貞元旱歲》、《答盧仝結交詩》。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進士第二人及第，後不知所終。馬異和盧仝詩風相近，集有《唐才子傳》傳世。
馬總（？－823年）字會元，扶風（今陝西）人。唐朝中期大臣、學者。早年曾任大理評事，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年），任義成軍節度使從事。唐憲宗元和年間任虔州刺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兼御史中丞、桂管經略觀察使、桂州刺史、刑部侍郎。長慶年間，任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戶部尚書。長慶三年（823年）八月去世，唐穆宗追贈他為右僕射，謚號「懿」。馬總生前論著頗多，摘錄諸子要語，撰《意林》。
馬植：陝西扶風人，鳳州刺史馬勛之子，唐朝宰相。唐憲宗時期任饒州刺史。唐文宗時期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使。唐武宗時期任大理卿。唐宣宗登基升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天平軍節度使、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
五代十國
馬縞：五代十國時期文士，著有《中華古今注》。
馬殷：五代十國時期割據政權馬楚的建立者。
宋朝
馬依澤：（921~1005）號漁叟，西域魯穆國人，是一位通天文精歷算的伊斯蘭星歷學家。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應詔入華。入華以後，即協助王處納在962年至963 年間編制《應天歷》 ，後封爵世襲司天監。
馬令：北宋史學家，宜興人，著有《馬氏南唐書》。
馬廷鸞：南宋宰相，饒州樂平人（今江西樂平市），最終因政敵排擠被迫辭官回鄉，宋亡後拒絕蒙元授予的官職，不與之合作。
馬鈺：宋代進士。傳說，大定年間他遇重陽子王嘉，授以道術，與妻孫氏同時出家，孫先仙去。鈺後游萊陽，入仙宮羽化，賜號丹陽順化真人。
馬遠：祖籍河中（今山西省永濟縣附近）人，南宋時著名畫家。擅畫山水。初師李唐，能獨辟蹊徑，自成一家。多作「一角」、「半邊」之景，構圖別具一格，有「馬一角」之稱。與夏圭、李唐、劉松年合稱「南宋四家」。與夏圭並稱「馬夏」。
元朝
馬致遠：今北京市人，元代著名的雜劇和散曲作家，為「元曲四大家」之一。
馬琬：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人，元末明初畫家，曾官至撫州巡府。擅畫山水，兼工書法，能詩。
明朝
馬皇後：（1332-1382），朱元璋妻秀英，朱元璋稱帝時封後，生於宿州市北70里閔子鄉新豐里。
馬士英：明末官員，後任弘光朝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人稱馬閣老。
馬中錫：明代文學家，山東故城人，著有《東田集》《中山狼傳》等。
馬歡：今浙江紹興人，明代航海家，曾多次參加鄭和的下西洋航行，任翻譯，著有《瀛涯勝覽》。
馬愉（1395～1447），字性和，號澹軒，明朝官吏，山東省臨朐縣朱位村人。
馬世龍：明末將領。（1594～1634） 字蒼淵。寧夏衛（今寧夏銀川）人。
清朝
馬註：雲南保山人，明末清初伊斯蘭學者，回族，對佛學和伊斯蘭教義頗有研究，著有《臣權》、《樗樵》、《清真指南》。
馬化龍：清朝回族穆斯林人事變主要領導人。
馬荃：清朝女畫家，字江香，江蘇省常熟人，馬逸妹，龔克和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