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廬隱養生館怎麼樣

㈠ 廬隱的盧是哪個字

廬隱的盧是哪個字？
廬隱(1x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生於福建閩侯。1903年父親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1909年入教會辦的慕貞書院小學部。信仰基督教（註：盧隱信仰基督教的原因時幼年凄苦貧寒，而基督教會每年會定期向信徒發放大米。盧隱是飽受凄慘的命運的詩人般的作家）。1912年考入女子師范學校，1917年畢業後任教於北平公立女子中學、安徽安慶小學及河南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師范國文系。她早期與冰心齊名，是五四時期文壇上人所矚目的明亮的雙星座。創作風格直爽坦率，哀婉纏綿

㈡ 民國才女廬隱一共經歷過幾段戀情，分別都是和誰經歷的

當一位女子說出這樣的話來，是帶著對世界的決絕與疏離的，我們都曾明白這樣的道理，為自己而活，可是惶惶終生，很多人回過頭再看，終究還是活在了別人的眼色之下。我們沒能遺世獨立，沒能走向隱去的廬山背後，大聲的喊出讓生命興風作浪這樣狂妄的語句。

但是1898年五月四日出生於福建省閩侯縣的黃淑儀，在她變成廬隱之後，她一生踐行。

婚姻的幸福告訴廬隱她確實沒有錯，她與李唯健不僅是精神上的知己更是文學上的伉儷。在他們相愛的這些年裡，彼此的愛為彼此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促使兩個人在文學上都產生更大的成就，但是故事也就到此為止了。

弦易斷人終別，三十六的廬隱因難產去世。廬隱的生命堪堪比別人短了一程，而廬隱去世是天際里那顆流星劃過無聲，是破碎的琉璃，是枯萎的玫瑰，是文學史上一大損失。茅盾曾說："讀廬隱的全部著作，就彷彿是在呼吸著五四時期的空氣。"她用她細膩纏綿的文筆為世人留下最具有五四氣息的文學作品。

㈢ 廬隱的主要作品

主要作品作品年代作品備注1920年第一篇短篇小說《一個著作家》第一次以廬隱的筆名撰寫1922年短篇小說《或人的悲哀》等，中篇小說《海濱故人》《海濱故人》是廬隱的代表作1925年 第一部小說集《海濱故人》出版其中《或人的悲哀》被譯成德文連載1927年結集出版《靈海潮汐》和《曼麗》兩書 1929年中篇小說《歸雁》,散文《夜的奇跡》等 發表在廬隱與北京大學於賡虞教授合編的《華嚴半月刊》上1930年11篇《東京小品》及長篇小說《象牙戒指》1931年中篇小說《女人的心》,《地上的樂園》1932-1934年創作長篇小說《火焰》,之後以雜文為武器,，創作了《監守自盜》，《代三百萬災民請命》，《花瓶時代》，《男人和女人》，《今後婦女的出路》等進步文章《火焰》謳歌了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的十九路軍，批評國民黨政府堅持內戰，對外妥協的政策。1934年之後去世後，出版的著作有《廬隱自傳》，《火焰》，《東京小品》及後人編纂的各類選集及其翻譯的《格列佛游記》

㈣ 廬隱的作品風格

廬隱受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影響，作品表現下層人民生活的苦難，提倡人道主義的善和同情。前期主要以「社會問題小說」為主，這一時期代表作品：《兩個小學生》、《一個著作家》、《一封信》、《靈魂可以賣么？》等

《一個著作家》寫金錢勢力下知識青年的愛情悲劇。《兩個小學生》寫北京某公立小學的兩個學生參加請願，結果，請願隊伍遭到軍警鎮壓。《一封信》寫農村高利貸盤剝，農民賣女償債，被虐待致死。而《靈魂可以賣嗎?》通過15歲進廠的紗廠女工荷姑的自述，揭示了人成為機器的附庸這樣的現象。當早晨工廠動工鍾響的時候，工人便都象機器開了鎖，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廠停工鍾響了，他們也象機器上了鎖，不再轉動了！他們的面色，是黧黑里隱著青黃，眼光都是木強的。 五四運動後真正顯出廬隱創作的個性：用哀傷的筆調敘寫五四一代青年復雜的感情世界，尤其表現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愛情幸福最後卻只能嘗到苦果的實際情景。這一時期作品主要以「心理問題」小說為主，代表作為1921年後廬隱以自己和自己朋友的生活為藍本，寫出短篇《或人的悲哀》、《麗石的日記》以及中篇《海濱故人》等。
獨特的女性形象系列-知識女性的人生困惑和人生悲劇。受過高等教育，經歷過舊時代的磨難和新時代的洗禮，能詩善詞，琴棋書畫、善良美麗又多愁善感，具有濃郁的中國古典文化意味（塵夢、沁珠、鷺沙），走過了五四高潮時期對人生的美好憧憬，對愛情的渴望，幾年後的人生很不如意。生活、家庭、愛情乏味。作者苦苦探索女性的人生道路--《何處是歸程？》答案是沒有歸程--痛苦與虛無。身為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女性的人生是悲劇性的。 「雖然這幾篇（指《海濱故人》集內前七個短篇--編者按）在思想上和技術上都還幼稚，但『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茅盾：《論廬隱》）
「我平生最瞧不起鋒芒外露或浮而不實的人，對於廬隱不僅不討厭，竟反十分喜歡。這中間有兩種原因：一則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則廬隱外表雖然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驕傲得難以教人親近，其實是一個胸無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蘇雪林：《關於廬隱的回憶》）
「在那群老同學中，她是比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別人對於新詩小說的創作還在遲疑猶豫的時候，她的作品已在報紙上發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談吐，她那時似傲慢的舉措，她那對於愛的熱烈追求，這些使她的老友對她常有微詞的地方都可以顯示她是有個性的，有使她不落於庸俗的個性。」（馮沅君：《憶廬隱》）
「人生是時時在追求掙扎中，雖明知是幻想虛影，然終於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淵懸崖，然終於不能不勉強掙扎；你我是這樣，許多眾生也是這樣，然而誰也不能逃此羅網以自救拔。」（石評梅：《給廬隱》）
「廬隱的天真，使你疑心『時光』不一定會在每一個人心上走過；喝酒是她愛的，寫文章是她愛的，打麻雀是她愛的，唯建是她愛的。」（邵洵美：《廬隱的故事》）
「廬隱就是這么一個很痛快的人，高興起來，就哈哈大笑；煩悶的時候，就痛飲幾杯；傷心的時候就大哭一場，看不順眼的事情，就破口大罵，毫不顧到什麼環境不環境。」（謝冰瑩：《黃廬隱》）
「廬隱既是一個受時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個叛逆時代的女性。」（陸晶清：《淺談廬隱及其作品》）
而廬隱自己則說：「我想游戲人間，反被人間游戲了我！」「我就是喜歡玩火，我願讓火把我燒成灰燼。」

㈤ 五四時和廬隱並稱四公子之一的陳定秀的詳細資料

程俊英(1901～1993)
程俊英，福建福州人。在北京求學期間參加五四運動，後於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部畢業。民國33年(1944年)任上海大夏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49年任上海市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委員。1951年任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1952年8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先後任民盟上海市委委員、顧問等職。1961年任華東師大中文系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備受折磨，被迫退休。
1978年後，程俊英任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教授，不顧年老體弱，認真編寫、注釋《論語》、《詩經》等著作，在古籍研究工作上作出顯著成績。在科研、教學實踐中，她積極指導青年教師，曾指導兩屆研究生。1979年任上海市政協委員；1982年被評為華東師大先進工作者。83歲高齡時被評為上海市"三八紅旗手"。1985年6月28日參加中國共產黨。1986年11月退休後被本校返聘，繼續工作。
所著有《中國大教育家》、《詩經漫話》、《詩經譯注》、《詩經注析》、《論語集釋》以及單篇論文近百篇。
羅四鴒：程俊英：「公子」風范今猶存
她，是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與廬隱、王世瑛、陳定秀並稱五四「四公子」，受到李大釗、黃侃、胡小石等學者的賞識，多次被鄭振鐸喻為「一朵水仙花」；
她，是中國第一代女教授，從事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70餘年，在古典文學、文獻學以及文學創作等領域取得傑出的成就，學問與品格的馨香浸潤熏陶了一代代弟子。
她，便是中國著名的《詩經》研究專家——程俊英先生。
在她離開人世12年後，她的精神和風范依舊感動著每一個熟知她的人。近日，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程俊英生平學術研討會暨《程俊英教授紀念文集》出版座談會」在滬舉行，徐中玉、錢谷融、郭豫適、齊森華、張素音、朱傑人、嚴佐之、嚴文儒等數十位程俊英先生的親人、生前好友、弟子以及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一起緬懷了程俊英先生的生平往事，以及學術特色與貢獻。
「四公子」中的「一朵水仙花」
1917年夏，年僅17歲的程俊英沖破封建家庭的束縛，從福建考入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國文專修科（後改名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部），1922年夏畢業，成為中國第一批女大學生。這5年，也成為她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
在這期間，程俊英受到當時著名學者李大釗、胡適、劉師培、周作人、黃侃、陳中凡、胡小石等的教誨，深受新思潮影響，積極躋身五四運動，接受新思想、新文學的洗禮。在李大釗執導的話劇《孔雀東南飛》中，程俊英飾劉蘭芝，她「覺得自己就是無數被封建禮教害死的婦女冤魂」。同時，在學術上，程俊英得到嚴格的訓練，在古典文學尤其先秦文學、古典詩詞寫作等方面打下扎實的基礎，受到李大釗、黃侃、胡小石等學者的賞識。
在這里，她還遇上與她並稱為「四公子」的同學廬隱、王世瑛、陳定秀。她們興趣相同，學術相討，生活相共，著統一裝束，參加各種組織，編輯刊物，在五四運動中為婦女解放獨立自由勇敢地走上街頭，遊行集會，開中國女子干政遊行之先例。當年她們的同學、作家蘇梅（雪林）曾有「子昂翩翩號才子，目光點漆容顏美，圓如明珠走玉盤，清似芙蓉出秋水（陳定秀）。亞洲俠少氣更雄，巨刃直欲摹蒼穹。夜雨春雷茁新筍，霜天秋淮搏長風（廬隱）。橫渠肅靜伊川少（程俊英），晦庵從容陽明俏（王世瑛），閩水湘煙聚一堂，怪底文章盡清妙。」等詩句來形容「四公子」中定秀之美、廬隱之雄、世瑛之俏、俊英之少。1923年，廬隱以「四公子」生活為題材，創作小說《海濱故人》，小說中露莎、雲青、玲玉、宗瑩分別指廬隱自己、王世瑛、陳定秀和程俊英先生。這段日子，是程俊英「一生中最開心又難過，很值得留戀的日子」。68年後，1990年的夏天，年逾90的程俊英回想廬隱、王世瑛、陳定秀的遇人不善和英年早逝，不勝感慨，一人在華東師大一村寓所內創作《海濱故人》的續篇《落英繽紛》，歷時6個月。如今，「四公子」的故事雖已成過去，而她們為婦女解放、自由、獨立而追求的精神卻一直流傳，直到永遠。
年輕時代的程俊英清新脫俗，積極爭取自由與獨立。1919年便與程俊英相識，後與她情同手足的文學家鄭振鐸先生，曾多次由衷地將其贊喻為「一朵水仙花」。
麗娃河畔的「嚴父慈母」
上個世紀80年代，在華東師大校園麗娃河畔，曾經有一道著名的風景：腿腳不便的程俊英先生坐在自行車後面，由學生推著，從寓所到華東師大古籍所或文史樓給學生上課。
時隔多年，這道風景還深深印刻在當年程俊英的弟子們的腦海中。然而，留在她的弟子們腦海中的又豈止這個？從上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程俊英從教70餘年，真正實現了她的誓言：把一生獻給教育事業。對於學生，她要求有如嚴父，關懷勝過慈母。作為中國第一代女教授，程俊英博學多能，計其一生，曾開過十門以上的課程。每門課程，她都精心准備，材料巨細無遺，講授深入淺出。她所指導的學生，後來有許多成為一流學者。在生活上，她對學生和青年教師更是關懷備至。盡管自己經濟並不寬裕，還不斷對家境貧寒者給予資助。在華東師大工作期間，她還曾與人一起發起行動：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所得的稿費全部用來接濟經濟困難的教師。
程俊英的弟子朱傑人回憶道，80年代中期，我的妻子患了癌症住院，生活一下陷入困境。恰恰這時候我的自行車失竊了，這對當時的我是個不小的打擊，因為我每天往來於家、醫院、學校之間，就是靠這輛自行車，而當時我根本沒有錢再買一輛。一天，我的師兄蔣見元找到我，塞給我一個信封，說：「這是程先生給你的一百元錢，讓你去買一輛車。她怕自己給，你不肯接受，特意要我轉交。」我不知說什麼好，只能強忍住眼淚……
在學術研究上，程俊英更是碩果累累。她長於古典文學研究，尤精於先秦文學，對《詩經》更是有獨到的見解。四人幫粉碎後，她揮戈返日，先後完成《詩經譯注》、《詩經漫話》、《詩經選譯》等書數百萬言，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推崇。此外，她還主編了《詩經賞析集》、《中國文學大辭典》先秦兩漢部分，整理校點了《論語正義》、《詩毛氏傳疏》等清儒經學註疏名著。
1993年2月20日，程俊英與世長辭，終年93歲。在她的靈堂上，她的門人所撰的一副輓聯可用來表達人們對她的無限敬仰：年九旬不輟弦歌，人欽才學識德無雙，咸望期頤，底拋立雪諸生，一旦長天沉寶婺；詩三百研成著述，家益齊魯韓毛而五，群推祭酒，縱熄為霞晚照，千秋鉅業耀名山。

㈥ 比較冰心和廬隱的小說創作的異同

正是各自不同的人生經歷，影響了二人的「問題小說」有很大的不同。冰心的「問題小說」所反映的是她自己周圍的社會生活問題，未觸及到階級壓迫。在表現角度上，多帶有女性的溫情主義，流露出一種軟弱無力的情緒。正如有的人所說的：她的「問題小說」往往是「矛盾」雖較深刻，但「沖突」卻非常平緩。要在她的作品中找到「斗爭」兩個字是很難的，茅盾對她曾作過這樣的評語：「那時的人生觀問題，民族思想，反封建運動使冰心女士同『五四』時期所有作家一樣『從現實出發』，然而『極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歡的。」（5）她小說中的人物雖有痛苦和不滿，但缺乏反抗精神，雖有美好的願望和理想，但卻不能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和願望而斗爭。在她的作品中，《去國》寫一個留學歸來的青年，縱有滿腹才華，報國壯志，卻無用武之地，壯志難酬。最後，美麗的理想被冷酷的現實擊碎，終於灰心去國。在《斯人獨憔悴》中一對青年參加學生反帝愛國運動，卻被頑固的父親所禁錮，最後做了封建家庭的俘虜，陷入了深沉的苦悶之中，發出了「斯人獨憔悴」的嘆息。正如冰心自己所說，在這些小說里，給予他們的就只是灰色的陰暗的結局，問題中的主人公，個個是消沉了下去，憔悴了下去，抑鬱了下去。我沒有給他們一線光明和希望，理由是，我不是身當其境的人，就還不會去冥思苦想出死中求生的辦法。冰心的「問題小說」的功績在於提出了問題，讓人們自己去思考去回答所提出的問題。而廬隱的「問題小說」比冰心更廣泛的接觸到了社會矛盾和階級壓迫，提出的問題更尖銳深刻，小說的主人公都具有強烈的反抗性。伴隨著主人公的掙扎苦悶，愁恨沉浮的悲劇命運，暴露了封建倫理道德和社會弊病，真實的反映了時代的一個側影。茅盾說：「我們現在再讀廬隱的全部的著作，就彷彿在呼吸著『五四』時期的空氣，我們看見一些『追求人生意義』的熱情，然而空想的青年們在書中苦悶的徘徊，我們又看見一些負荷著幾千年傳統思想束縛的青年們在書中叫著『自我發展』，可他們脆弱的心靈又動輒多所顧忌。」（6）可見，在「五四」作家中廬隱是比較出色的。她的代表作《一個著作家》中一對青年戀人以死來表示對愛情的忠貞和對封建包辦婚姻的強烈反抗。《一封信》通過一個農村姑娘以身償債被虐待致死的悲劇，表現了農村階級壓迫的殘酷性，並不可遏止的憤怒的向吃人的世界發出了控訴：「什麼是世界，簡直是一層慘愁怨苦的地獄。」在《靈魂可以賣嗎？》中尖銳的揭露了資本家的紗廠剝奪了女工靈魂的自由，使之變成了機器的附庸，並借一個女工之口，向整個社會發出了震撼人心的「靈魂可以賣嗎？」的質問。這些作品表現了廬隱那種「具有燕趙人士的慷慨悲歌的性格」。茅盾曾說：「那時候向『文藝園地』跨進第一步的廬隱滿身帶著『社會運動』的熱氣，雖這幾篇作品在思想和技術上都還幼稚，但『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7）
盡管冰心和廬隱的「問題小說」在取材廣泛性上，在表現角度上以及格調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她們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她們的祖籍皆在福建，年齡相仿，同為女性，同處一個時代，少年時又都在北京的教會學校接受過教育。走入創作道路，又同為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同屬「為人生派」的作家，都是在「五四」運動高潮中以「問題小說」步入文壇的。她們開始創作的目光都注視著社會問題，對人生進行探索。冰心的「問題小說」圍繞她自己所能眼見的世界，提出了不少問題。如表現家庭問題中夫妻關系的代表作《兩個家庭》和父子沖突的《斯人獨憔悴》；表現婦女問題的《是誰斷送了你》；表現中國知識分之出路問題的《去國》。廬隱的「問題小說」也廣泛地對社會人生進行了反映和探索。她的作品《一個著作家》、《一封信》、《靈魂可以賣嗎》集中探討了婦女問題。

㈦ 廬隱的《象牙戒指》的主要情節是寫的什麼啊

《象牙戒指》的故事並不復雜，甚至僅僅是五四時期眾多愛情悲劇中的一個簡略而生動的縮影，可是因了高君宇和石評梅，因了廬隱的生花妙筆，一切都變得那麼充滿了無限的張力和誘惑。這是一部以真人真事為素材創作的中篇小說，人物的原型就是高君宇和石評梅，情節便是石評梅（書中的沁珠）在遭受了愛情的欺騙之後把心閉得死死的，以至高君宇（書中的曹子卿）熾熱的愛情之火也無法融化她內心的堅冰，直至最後高君宇（書中的曹子卿）咳血而死，石評梅（書中的沁珠）才終於明白自己失去了一生最好的愛人，那個生命中的所謂「對」的人。追悔莫及的石評梅（書中的沁珠）終日以淚洗面，不久也追隨高君宇（書中的曹子卿）而去，死後兩人合葬在北京陶然亭公園。

㈧ 五四時期注目革命性社會題材的第一個女作是家誰謝絕復制

廬隱廬隱(1898年5月4日—1934年5月13日)原名黃淑儀，又名黃英，福建省閩侯縣南嶼鄉人。其筆名廬隱，有隱去廬山真面目的意思。1903年父親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年入教會辦的慕貞書院小學部。信仰基督教。1912年考入女子師范學校，1917年畢業後任教於北平公立女子中學、安徽安慶小學及河南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師范國文系。1921年加入文學研究會。1922年大學畢業後到安徽宣城中學任教，半年後回北平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教國文。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海濱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學教書，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學校長半年，幾年間，母親、丈夫、哥哥和摯友石評梅先後逝世，悲哀情緒浸透在這個時期出版的作品集《靈海潮汐》和《曼麗》之中。1930年與李唯建結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雲歐情書集》。婚後她們一度在東京居住，出版過《東京小品》。1931年起擔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學國文教師。36歲時因臨盆難產子宮破裂，死於上海大華醫院。
2003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女作家在現代中國》（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與蕭紅、蘇雪林和石評梅等人並列為18個重要的現代中國女作家之一。

㈨ 廬隱生平，作品風格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幾乎苦苦掙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裡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擾，不得解脫，把悲哀看作是偉大的聖者。
蘇雪林說，廬隱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悲哀，苦悶，憤世，嫉邪，視世間事無一當意，世間人無一愜心」（《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在《關於廬隱的回憶》一文中說：「在廬隱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們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過人處。」
冰心與廬隱，文學史家們把她們視為「人生派」中的一派。雖然她們都關心現實生活，都主張在作品裡表現時代色彩，但一旦這種思想和主張變成了果實——作品，她們的差別就顯出來了。冰心在作品裡，通過對無限生動的大自然和母愛的漚歌，表現出她對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廬隱的作品則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們負荷著冷酷、無情的現實，悲哀著走向人生的盡頭、有人說「黃廬隱對社會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認，她深深的感受著孤獨。謝冰心主張則不然，她認為在人與人之間，是有不可分離的關系、這樣，黃廬隱便必然的用著悲哀的視線眺望人間，而謝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她們倆，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一個是感覺著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復燃……」
廬隱作品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個特有的世界觀，這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冷酷的，她幾乎沒有父母之愛，沒有親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毀；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親人的相繼死亡，這殘酷的命運，使她悲痛欲絕。三是「五四」運動的落潮，給當時很多渴望光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重大影響，廬隱也是其中的一個。
只讀過她的作品而沒見過她的人，多半以為她是一位愁眉苦臉的女性，但實則不然。她自己也說，她有兩種絕對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個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為一切的傷痕、和上當的事實，我只有在寫文章的時候，才想得起來，而也是我寫文章唯一的對象，但在實際生活上，我卻是一個爽朗曠達的人。」「在寫文章的時——也不是故意的無病呻吟，說也奇怪，只要我什麼時候寫文章，什麼時候我的心便被陰翳漸漸遮滿，深深的沉到悲傷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寫完，我放下筆，我的靈魂便立刻轉了色彩……」（《廬隱自傳》）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觸過廬隱的作家，也都說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對「一生英風颯爽」（蘇雪林語），自己做過的事從不後悔。這是她創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為社會的人，都會關心社會的。「五四」運動初的「學生會時代」，廬隱是一個活躍分子，她是帶著「社會運動」的熱情跨進文壇大門的。那時候，她寫《新村底理想與人生底價值》（1920年，《批評》第四號）之後，不僅寫了《一封信》、《兩個小學生》等七篇那樣有著深刻現實意義的短篇和小品，也寫了《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1924年，《民鐸》第五卷第一號）這樣一些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筆鋒轉向「自敘傳」的性質：寫自己，寫愛人，寫朋友，都是現實主義的，因為它們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側影，是真實的現實。茅盾說：「廬隱與『五四』運動，有『血統』的關系」，「廬隱，她是『五四』的產兒」（《廬隱論》）。當「五四」運動落潮後，在廬隱面前，社會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圍。人們所說的「廬隱的停滯」就是在這種主客觀的條件下產生的，但廬隱並不甘在這種氛圍中沉淪，她掙扎著，追求著，前後雖有幾次反復，但每次也都有所前進。
廬隱的小說《地上的樂園》，茅盾說它是寓言體的「一篇美麗的空想的『詩』，而且是『神秘』的『詩』。讀了那篇《地上的樂園》，人們會覺得在這里就伏著廬隱作品中『苦悶人生』的根，也會覺得就在這里也伏著廬隱『發展停滯』的根。」這里，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觀。人的一切思想和實踐，是不能離開人生觀而存在的，所以說，那裡有「根」。
廬隱寫於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曼麗》，是她認為「從頹唐中振起來的作品」。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邁步一樣，步子邁得雖不高遠，卻決不是原地踏步或轉圈子。茅盾說，《曼麗》集中多數作品表示了作者頗想脫掉《或人的悲哀》以來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並企圖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她這次創作思想的變化有個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會的影響。「促成她這一轉向的，與其說是她個人生活上的變動，倒不如說是時代的暴風雨的震盪。」翟菊農在這本集子的序里說：「這本小說集子比《海濱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內容說，《曼麗》的取材，范圍要比《海濱故人》寬些，例如《房東》一篇，《海濱故人》集子里就不會有。《海濱故人》集子里據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里，雖則大部分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里，所表現的感情是很深摯的，對於人生的感覺，似乎比較深切些。《海濱故人》集子里很多爆發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里比較的經過一番洗煉工夫。我並不是對這兩本集子，有所抑揚，只覺得兩本的內容的確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來作者生活上的變動，從前是春之氣，現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兩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點了出來，均比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實際。
廬隱崎嶇、坎坷的命運使她在沉淪與前進中幾經反復，但她畢竟還是從感情里掙扎出來，擯棄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對社會勞苦大眾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說，作家內質方面的修養應該有二：「一應對於人類的生活，有透澈的觀察，能找出人間的症結，把浮光下的丑惡，不客氣的，忠實的披露出來，使人們感覺到找尋新路的必要。二應把他所想像的未來世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們，引導他們向前去，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去溫慰人間悲苦者，鼓勵世上的怯懦者。」當她的創作世界重新和廣闊的社會生活聯系起來的時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戰役為題材，反映十九路軍奮起抗日的長篇小說《火焰》外，還有收在《東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說如《火災》，尤其那十四篇雜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頻常有來往，當聽到朋友說胡也頻「以共產之故被捕」後，「想起也頻那樣一個溫和的人，原來有這樣的魄力，又是傷感，又是欽佩」；當聽到丁玲被捕失蹤，又看到《時事新報》有丁玲已被殺害之說後，她認為那是中國文壇一大損失，「時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裡是我們的出路？想到這里，我不但為丁玲吊，更為恐怖時代下的民眾吊了。」在《監守自盜哩說：「墨子曾經有過一句話：『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使我恍然明白從古及今，中國一切的法律，都只限於約束小百姓，而袞袞諸公呢，那是特殊階級，是孟軻所說的治人階級，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袞袞諸公，因此失地萬里的將軍，塗炭人民的元帥，盡可以挾帶金寶美姬，逍遙於法外，當政諸公，連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頌歌哩說：「二十世紀的人類，正度著夏天的生活——縱然有少數階級，他們是超越天然，而過著四季如春享樂的生活，但這太暫時了，時代的輪子，不久就要把這特殊的階級碎為齏粉，——夏天的生活是極度緊張而嚴重，人類必要努力的掙扎過，尤其是我們中國，不論士農工商軍，哪一個不是喘著氣，出著汗，與緊張壓迫的生活拚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許有詛咒，但我卻以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們盡量的出汗，我們盡量的發泄我們生命之力，最後我們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這炎威逼人的夏天，將被這無盡的甘霖所毀滅，世界變成清明爽朗。」透過這些深刻、尖銳、犀利的小品雜文和長篇小說《火焰》，不難看出廬隱在「九·一八」事變後，是時代和民眾給她以勇氣，沖出「廬隱停滯」的種種藩籬，她，又前進了！但，她死得太早……
「廬隱作品的風格是流利自然。她只是老老實實寫下來，從不在形式上炫奇鬥巧。」（茅盾《廬隱論》）總觀廬隱的全部作品，這種評語恰切、中肯。從《海濱故人》開始，她在許多小說里，都採用日記和書信的形式，這樣寫來，在語言上顯得靈活、自然，但在結構上往往出現散漫的毛病，用茅盾的話說，就是「控制不得其法」。後期的作品，有了長足的進步，老練多了。除小說之外，她的散文也寫得清麗可愛。她雖以小說出名，但茅盾說，「她的幾篇小品文如《月下的回憶》和《雷峰塔下》似乎比她的小說更好。」她還在同一篇《廬隱論》中評論說：「在小品文中，廬隱很天真地把她的『心』給我們看。比我們在她的小說中看她更覺明白。她不掩飾自己的矛盾。」她這種既天真又嚴肅的態度貫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
王禮錫說：「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她，誰管得著！」廬隱是這樣很倔強的在這不慣的社會生存著，廬隱對這社會是不慣，社會對廬隱尤其不慣，廬隱對社會的不慣，是有她的「誰管得著」的辦法去管理，而社會對廬隱卻是冷嘲熱諷、明槍暗箭作四面環攻。這「不慣」不僅是廬隱個人的問題，是新的與舊的社會的矛盾的表現，加上廬隱的強烈的個性，這矛盾就表現得特別的明顯。所以這不僅是「不慣」而是不相容，不慣慢慢的就會慣了，至於不相容，那便得爭斗。廬隱的「誰管得著」的態度，是不理的態度，怕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不理」是違背了舊社會的秩序，這樣的叛徒，是不能在舊社會的秩序下生存的。有了他就沒有你，你要站得住，他就得摧毀。（《雲歐情書集》序

㈩ 李唯建的人物生平

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倡導「為人生的藝術」的文學研究會在這里舉行成立大會，參加者有鄭振鋒等21人，其中女性只有一個，那就是「五四」時期以寫「問題小說」與冰心齊名的廬隱。
廬隱原名黃英，福建閩侯南嶼鄉人，1899年5月4日生於福建。在「五四」運動中，廬隱非常活躍。上學期間，她發現同她訂過婚的表親林鴻俊思想平庸落後，與她志趣不同，就斷然提出解除婚約，表現了新女性追求幸福婚姻的無畏和勇敢。並且，廬隱還寫了控訴包辦婚姻為題材的處女作《一個著作家》，經鄭振鋒推薦1921年在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接著，她連續發表了《一封信》、《余淚》、《或人的悲哀》等短篇小說。
1922年，廬隱由北京女高師畢業，先後在安徽宣城某中學和北京師大附中任教。第二年夏她與北大哲學系高才生郭夢良認識。郭傾向國家主義，辦有《奮斗》雜志，並極力宣傳自己的主張。廬隱也深受他的思想影響，傾慕他的才華，兩人戀愛了好幾年。婚愛自由是女性解放的基點，深受五四精神浸染的廬隱抱著「只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的信念，1923年她准備與「有婦之夫」郭夢良結婚，遭到了家族的反對。但廬隱不顧一切地堅持她的愛，最終與郭夢良在上海結為夫婦。
婚後的生活並不如她想像的那樣甜美。世俗的嘲諷、婆母的歧視、處境的尷尬，都使她感到精神上的不快。而最不幸的是結婚剛兩年，郭夢良就患肺病棄她而去，留下一個女兒，郭薇萱。在福州滯留期間，她寫下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訴說自己心頭的郁悶和孤苦。
1926年夏，廬隱離開郭家去了上海，在大夏大學附中任女生指導員。翌年春，又回到北京，先後擔任平民教育促進會的編輯和一所女子中學的校長。她還和幾個朋友創辦了《華嚴月刊》，並自費籌辦華嚴書店。這段時間，她出版了散文、小說集《曼麗》，寫了日記體中篇小說《歸雁》。
正當廬隱仍然沉浸在喪夫之痛，無法解脫時，一個年輕的詩人走進了她的生活，他就是李唯建。李唯建四川成都人，生於1907年。1925年，考入北平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在校期間，他酷愛拜倫、雪萊以及布萊克和泰戈爾的詩，並和泰戈爾通過信。1926年開始，他用英文寫了95首散文詩，以表達內心的痛苦和解除痛苦的喜悅之情，後集編為《生命之復活》，一直到1934年，才在中華書局出版。
1928年3月8日，一次偶然的機會，經北大教授林宰平介紹，在瞿世英家裡，他第一次見到廬隱。廬隱問起他的文學愛好及寫作情況，留給他一個地址，這樣兩人就有了交往。
開始他們只是讀文學，談人生，還是純粹的友誼，小她九歲的李唯建稱廬隱為「姐姐」、「心靈的姐」。後來，李唯建竟然愛上了她，並一再向她表白自己的愛情。廬隱在經歷了訂婚、解約、戀愛、結婚、喪夫等一系列挫折後，在感情方面比較慎重了，考慮到兩人年齡的懸殊和可能引起的外界非議，起初拒絕了他。但李唯建決不放棄，一再勸說她：「我以為你太注意世人的批評。世人的議論只是一種偏見……我們又何必看重他們的淺見呢？」
廬隱在經過反復的思想斗爭後，不得不承認：「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對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於你的人，換一句話說，我自入世以來只有你是唯一認識我而且同情我的人；因此我願為你受盡一切的苦惱。」她最後下定決心：「讓我們是風和雲的結合吧。我們永遠互相感應、互相融洽，那麼，就讓世人把我們摒棄，我們也絕對的充實，絕對的無憾。」
1930年8月，廬隱毅然決然地辭去北京師大附中的教職，帶著她的小情人李唯建東渡扶桑，在東京築起了愛巢。在東京，廬隱寫了一些反映日本習俗和社會的散文。這年年底，因經濟不支，他倆不得不回到中國，又在西子湖邊住了半年。在杭州期間，廬隱寫了一些中短篇小說，後來集編為《玫瑰的刺》（1933年，中華書局）。其中的《玫瑰的刺》是他們夫婦倆在西子湖畔的生活實錄，從中可以看出他倆那時過得多麼幸福愉快。另外，廬隱還寫了一篇哀怨的長篇愛情小說《象牙戒指》,是為紀念她的好友石評梅寫的，書中的女主人公張沁珠就是石評梅的化身。小說刊於《小說日報》22卷8-9號及11、12號合刊，其餘部分可惜焚於「一.二八」日寇侵華的戰火。
一年後，廬隱夫婦由杭州到了上海，廬隱由陳鶴琴介紹到工部局女中（現上海市第一中學）教書，李唯建則由劉大傑介紹到中華書局任編輯。同時，他倆的書信集《雲鷗情書集》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冷鷗」是廬隱，「異雲」是李唯建。作家王禮錫在「序」中指出：「這一束情書，就是在掙扎中的創傷的光榮的血染成的，它代表了這一個時代的青年男女們的情感，同時充分暴露了這新時代的矛盾。」1932年，「一·二八」凇滬戰爭爆發，廬隱創作了以這場戰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火焰》。這是她文學創作的重大突破，一個慣寫戀愛和知識分子題材的女作家，開始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用她的筆來表現為國家存亡而斗爭的人和事。
在上海的那幾年，李唯建與徐志摩，沈從文，邵洵美等人過從甚密。在《新月》月刊、《詩刊》、《人間世》等刊物上發表新詩、譯詩和譯文，出版了長詩《影》（1933年，新時代書局）和《祈禱》（1933年，新月書店），並翻譯了傳記小說《愛儷兒》（1931年，中華書局）和《英國近代詩歌選譯》（1934年，中華書局）。
廬隱在三十三四歲時，已是當時文壇上名氣很大的女作家。但出人意料的是，她卻在風華正茂的中年，因為臨盆難產，在上海大華醫院搶救無效，逝於1934年5月13日，走向了永久沉默的深淵。當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了《廬隱自傳》，1936年北新出版社出版了《東京小品》(散文、小說集)、《火焰》(長篇小說)，中央書店出版了《廬隱選集》、《廬隱創作選》，1947年上海新象書店出版了《廬隱佳作選》。在廬隱去世一周年之際，李唯建寫了一篇字字血淚、句句深情的《悼廬隱》，刊登在傅東華主編的《文學月刊》上。
後來，李唯建回到四川，創辦了《大華報》，出版了小品文集《唯建的漫讀》和《相思草》。解放後，李唯建出任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省政協委員，翻譯出版了美國柯柏的《四川軍閥》，還用英語體選譯了帶注釋的《杜甫詩歌四十首》。
1977年，李唯建寫了一首抒發生平感懷的自傳體長詩《吟懷篇》，詩中憶及與廬隱相識、戀愛、結婚、死別的一段生活，他哀嘆：
「海濱靈海無潮汐，故人一去絕音息。
冷鷗空留逐波影，異雲徒傷變幻性。」
1981年11月12日，李唯建也離開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