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長壽民族

A. 涿鹿之戰後，蚩尤族的去向

一樓錯的離譜啊
一樓肯定沒看過陳序經先生的《匈奴史稿》和馬長壽教授的《北狄與匈奴》
陳序經先生的《匈奴史稿》明確提到司馬貞的《史記索隱》關於匈奴族源的說法是錯誤的
因為只有司馬貞的《史記索隱》說匈奴源於東夷沒有旁證
馬長壽教授的《北狄與匈奴》明確說匈奴屬北狄系統
是獨立發展的民族系統屬通古斯語系
而蚩尤的是東夷的代表人物
涿鹿之戰後大部分的東夷人都被迫遷到黃河流域甚至包括太湖的良渚文化
剩下的後來演變為東胡和百越
東胡和百越與北狄不是同一系統
如果說烏桓和鮮卑是蚩尤族的後裔還有一定依據
至於布依族是百越的後人也很難說
現在南方的很多少數名族都與百越、苗蠻、百濮、甚至巴人有淵源
不能說布依族就一定是百越的遺民
應該說是諸少數民族的融合
強烈建議樓主去翻下《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
附表中列出了各民族的起源

B. 成立陝西師范大學中共中央西北局歷史資料徵集與研究中心需要什麼手續

陝西師范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是直屬於學校、以西北民族為研究對象、具有獨立建制的民族學研究機構。現有科研人員14名，研究領域涉及西北民族歷史、文化、宗教，包括對影響當代中國西部的國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的研究中心繼承了半個世紀以來由我國老一代民族學家馬長壽先生開創的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傳統，有關西北民族的歷史與文化研究一直是本中心傳統的優勢所在，理論與實證、歷史與現實、田野調查與文獻研究並重，是本學科的主要特色。

C. 我國有什麼民間藝術嗎

民間藝術有著淳樸的風土人情，也同時是人們心中感情的最佳寫照
民間藝術的導語

民間藝術是千百年來民眾創造並享受的文化，是民眾智慧的創造，許多民間藝術傑作，成為「華夏一絕」被傳承和保留下來，其中包括了「民間剪紙」繪畫和其他「工藝寶庫」。

關於本世紀以來的民間美術研究:

如果查閱近百年以來的美術文獻，我們就會發現：在本世紀的前幾十年中，與民間美術的研究有關的文章幾乎是空白，而相關的文章多是介紹性的，其作者則多為民俗學的工作者。

的確，中國最初的民間美術研究是隨著民俗學及其相關學科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本世紀初，一批活躍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學者和文學家、藝術家等，在從事各自的專業工作的同時，已經程度不同地注意到民間美術的客觀存在。在當時，這些非美術專業的學者往往將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中被稱作「民俗物品」、「民族工藝」、「民族文物」、「民間手工藝」、「農民美術」等的民間美術，視為研究風俗習慣和民間信仰的佐證而予以重視，並對之進行調查、收集、整理、陳列、介紹和研究。

成立於1923年的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在其成立之初便將「徵集關於風俗之器物，籌設一風俗博物館」作為主要宗旨。⑴隨後，在「十三（1924）年一月中，曾徵集各地的新年風俗物品（如神祗、年畫之類）……共二八六件。」⑵因為「風俗調查的事業，除記述以外，要從物品的搜羅作起；然後才能得到好的材料來研究。」⑶在南方，隸屬於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中山大學民俗學會設立了「民俗物品陳列室」，在幾年間，共收集了「首飾、衣服鞋帽、音樂、應用器具、工用器具、小孩器具、賭具、神的用具、死人用具、科舉遺物、官紳遺物、民間唱本及西南民族文化品物十四類陳列品凡數萬余件。」⑷

1935年正月，北京舉辦的「第一屆全國木刻展覽會」上展出了鄭振鐸收藏的《金瓶梅》插圖和金肇野收集的楊柳青年畫，這是經過整理和選擇的民間藝術首次公開展出，是在魯迅先生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的。魯迅先生非常注重民族、民間美術作品的收集和研究，他曾經以贊賞的口吻介紹過「花紙頭」和「江北人製造的玩具」以及其他的民間美術品，並對這些「生產者的藝術」給予了極高的評價。1937年，台灣畫家顏水龍先生用了5個月的時間對山地民族的民間手工藝進行了調查，並收集了許多的實物資料。同年，杭州舉辦了「民間圖畫展覽會」，展品是由杭州民眾教育實驗學校師生從民間收集來的，鍾敬文先生專門著文《民間圖畫展覽的意義》對展覽和展品進行了介紹，指出「民間的畫家，往往能夠用那簡朴的紅條，或單調而強烈的色彩，表現出民眾所最關心、最感動的事物的形象。」⑸經學者們的倡導和介紹，使當時的社會對民間美術有了一定的認識。

在此前後，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導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⑹的民族學和民間藝術、手工業的調查、研究工作也在有計劃地進行著。以凌純聲、馬長壽、龐熏琹、芮逸夫、李霖燦、譚旦冏等為負責人組成的調查團在1930年前後和1937年至1942年間，分別在東北、西南、四川和台灣等地進行了科學而系統的田野調查，收集了服裝、飾物、手工業工具、用品及技術資料、模型、圖片等數千件，由中央博物院作為民族文物收藏。由於方法科學、資料完整，使得這批資料有著較高的科學價值和審美價值，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

1942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號召解放區的文學家、藝術家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中去、到民間去向人民群眾學習，向優秀的民間文化傳統學習，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延安等地的美術工作者，在學習民間年畫、剪紙的基礎上，創作出了一大批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作品，《新華日報》等邊區的報刊上還發表了美術工作者學習民間藝術的文章。這些文章與國統區的民俗學者撰寫的《民俗美術漫談》⑺等文章，均可視作最早的民間美術的研究文章。

1949年7月，回到人民手中的中央博物院舉辦了「中國西南部及南部少數民族文物展覽會」，在社會上引起轟動。進入50年代，在各地的政府文化部門組織下，舉辦了規模不一的民間美術展覽，許多美術家和工藝美術家在積極參加該項活動的同時，對民間美術的理論問題也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場討論並未得出結論，而把問題留給了歷史。

到了8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深入發展，許多專家、學者出於弘揚民族文化、提倡愛國主義之心，在對民間美術進行調查、收集、整理的基礎上，重新對民間美術的理論問題進行了認真地、深入地研究和探討，取得了很大進展。而在海峽的對岸，台灣的學者在進行田野調查和歷史考察的基礎上，出版了《民間美術巡禮》、《台灣民間藝術》、《台灣早期民藝》、《民俗藝術探源》⑻等著作及一批畫冊。

1981年5月，輕工業部工藝美術總公司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全國民族民間工藝美術展覽會」，由工藝美術家廉曉春⑼擔任總體規劃和設計。同時在民族文化宮展覽的，還有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民族文化宮聯合舉辦的「全國少數民族服飾展覽會」。這兩個展覽會引起了北京文化人的極大興趣，許多文藝理論家和學者紛紛在報刊上撰文，在發表自己的觀感的同時，也對民間美術的理論問題進行了討論。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的《美術》雜志也開辟了「中國民間美術」的專欄介紹民間美術，發表了大量關於民間美術的理論探討文章。掀起了一個學習、研究民間美術的高潮。

1983年7月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中國美術家協會貴州分會在貴州聯合召開的「民間美術學術討論會」和同年12月在廣東佛山召開的「中國民間工藝美術委員會成立大會」，是在同一年召開的兩個重要會議。在這兩個會議上，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美術專家和專業、業余的研究工作者，從事美術教育和美術創作的同志，以及工藝美術的生產者和領導者，共同就民間工藝美術研究的對象和范疇、目的和意義、方法和分類等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民間美術是『生產者的藝術』(魯迅語)，是勞動人民的美的創造，是一切其他美術：如宮廷美術、文人士大夫美術、宗教美術及各種專門美術的源淵和基礎。」「民間美術反映與表現著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也影響著特定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和發展。民間美術最富於地方特點和鄉土氣質，最能喚起人們的鄉情鄉思和民族情感。民間美術造型的、可視的性質，使它成為民間文藝中最直觀和普及的形式之一。而在數量最大的民間工藝所具有的實用和審美的雙重性，使得它把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融匯在一起。」⑾「它滲透於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顯示出中華民族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從歷史上看，一切形式的工藝美術，都是在民間美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⑽這些認識可以說是對當時的民間美術專家和研究者的理論探討的綜合，是比較完整的。

1986年，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了民間美術系，中國藝術研究院也開始招收民間美術專業的研究生。1988年由文化部主持召開了全國民間美術工作會議，並成立了中國民間美術學會。在90年代前後的幾年中，各地陸續舉辦了多次學術年會，匯集、交流了數百篇論文和田野調查報告，其中多數已發表在《中國民間工藝》等雜志上。這些文章，對民間美術各個領域及民間美術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均有所涉及，為更進一步地探討民間美術的內涵和外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與其他的人文學科一樣，90年代的民間美術研究受到了應有的重視，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一批研究計劃被列為國家重點項目，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等的資助，由國家投資的《中國美術全集》之「年畫」、「皮影」、「剪紙」等卷和多卷本的《中國民間美術全集》、《湖南民間美術全集》等大部頭著作先後出版，並多次在國內外獲得大獎，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研究民間美術的成績。

近百年來的中國民間美術研究，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走過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附屬到獨立的歷程；在新的世紀里，必將為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D. 吐谷渾史的作者簡介

周偉洲，一九四O年生，廣東開平人、一九六二年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同年考取該校民族史專業研究生，師從著名民族學家馬長壽教授。一九六五年畢業後。先後在陝西省博物館及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室從事中國民族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一九八六年由講師破格提升為教授。現任陝西師范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原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顧問(原副會長)、中國中亞文化研究協會副理事長等。主要論著有《敕勒與柔然》、《吐谷渾史》、《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系史研究》、《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邊疆民族歷史文物考淪》、《長安與南海諸國》等。

E. 馬長壽的個人簡介

馬長壽（1907—1971） 中國當代民族史家。字松齡，又作松舲。山西省昔陽縣人。自幼喪父，家貧，由寡母撫養成人。1929年太原進山中學畢業後，考入南京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攻民族學專業。1933年畢業，留校任助教，自學比較語言學、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民族調查方法等課程。是中國著名的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
1936年轉中央博物院任職，先後在四川大涼山、川西北等地考察彝、藏、嘉戎、羌等族的社會歷史。從1942年起，相繼在東北大學（當時在四川）、金陵大學（當時在成都）、四川大學等校任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浙江大學、復旦大學教授。1955年調西北大學任教授，並根據國家規劃籌建西北。
民族研究室，任該室主任。治學刻苦嚴謹，勤於讀書，尤其重視實際考察研究，以新得資料補充和更正舊書記載之舛誤。他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在教學和科研中能夠做到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

F. 馬長壽的介紹

馬長壽是中國著名的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早年他引進西方近現代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等先進科學方法，深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族調查，發表一批關於民族學、人類學的奠基之作。20世紀50年代後，他在中國民族中領域內，融中國史學優良傳統和近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精華為一體，發展成獨具一體、自成體系的學派。在匈奴學、鮮卑學、突厥學、藏學等如今已成為世界「顯學」領域內，做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當時所能獲得的最高成就，凡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都要參考他出版的一系列論著。

G. 馬長壽的人物評價

馬長壽是中國著名的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
早年他引進西方近現代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等先進科學方法，深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族調查，發表一批關於民族學、人類學的奠基之作。
20世紀50年代後，他在中國民族中領域內，融中國史學優良傳統和近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精華為一體，發展成獨具一體、自成體系的學派。
在匈奴學、鮮卑學、突厥學、藏學等如今已成為世界「顯學」領域內，做了開創性的研究，取得了當時所能獲得的最高成就，凡是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都要參考他出版的一系列論著。《馬長壽民族學論集》是迄今為止最為系統反映馬先生學術思想的代表作。
作為我國著名的民族學家與民族史學家，馬長壽先生的學術活動始終與邊政問題密切相關。他特別強調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在邊政實踐中的地位與作用，並自覺地將學術研究與邊政問題結合起來，以自己一生的學術實踐活動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

H.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的西北大學考古專業50年歷程回顧

舉世聞名的古都長安和三秦大地，有著十分深厚的歷史積淀和非常豐富的文物古跡，為西北大學歷史、考古學科的建立和發展營造了得天獨厚條件。
西北大學考古學科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938年，西北聯合大學南遷漢中城固時，歷史系就成立了考古委員會，陸懋德教授等對張騫墓、樊噲墓等進行調查和發掘，發現「博望侯印」封泥和綠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貴文物，並發表了《發掘張騫墓前石刻報告書》。1939年，西北聯大改名國立西北大學，歷史系成立了考古室，組織師生對漢中地區的文物古跡進行了調查。在此基礎上，陸懋德教授等先後發表了《漢中各縣諸葛武侯遺跡考》和《漢中地區的史前文化》等論文，周國亭發表了《勉縣考古記實》等。這是西北大學最早的考古活動。
1938年，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先驅者之一黃文弼，到西北大學歷史系任教授。1942年任歷史系主任，開設了考古學、史前史等課程，並從事西北史地和考古學研究。1943年受西北大學委託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點在教育文化及古跡古物等（他在1927至1930、1933年，參加了瑞典學者斯文赫定發起的中瑞科學考察團，對以新疆為重點的西北文物進行了調查）。任教期間，先後撰寫了《羅布淖爾考古記》、《張騫通西域路線考》、《吐魯番古代之文化與宗教》等專著和論文。
1940年秋，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了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王子雲任團長。對河南、陝西、甘肅等地的文物古跡進行了調查，獲得了大量的資料。1945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將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累年所得的各類文物、拓片、模型、石窟臨摹、繪畫、照片等資料100多種，計2000餘件全部撥歸國立西北大學，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與原有歷史系考古室合並，成立了西北文物研究室，王子雲隨調西北大學任教授，並擔任西北文物研究室主任。之後王子雲等積極開展相關資料的整理和調查研究，在西安郊區發現史前文化遺址多處，其中在魚化寨遺址獲得一批陶、石、骨器等。著有《中國歷代應用藝術圖綱》、《西北史跡文物踏查紀實》、《漢唐陵墓圖考》、《唐韋頊石槨發現記》、《古杜國考》等論著。此外，還舉辦有關金石拓片及漢唐陵墓藝術等專題展覽，對歷史學科的教學與科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47年5月，為推動西北地區文化古跡的研究，歷史、邊政兩系學生成立了考古學會。組織會員利用星期日分赴市郊考察古跡，利用假期赴甘肅洮河流域考察石器時代遺址，並將考察之成果，精製成三集照片展出。1948年暑假，邊政學系21位學生對甘肅、新疆的少數民族文化和文物古跡進行了4個多月的實習，實地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焉耆唐代古城、庫車千佛洞等古跡。此外，還邀請著名學者裴文中作「北京人」和「渭河、洮河流域古代人類文化之新發現」等學術報告。
1951年，陳直先生在歷史系開設「考古學通論」課。1954年，陳直受聘擔任文物陳列室主任。1955年，北大考古專業應屆畢業生李家翰先生被分配來校任教，為考古教學增添了新生力量。
這一時期，武伯綸、劉士莪等組織歷史系的師生參加了麥積山石窟勘察、新疆文物普查、西安白家口漢墓的發掘、咸陽底張灣北周隋唐墓發掘等工作。這些工作不僅積累了最初的田野考古經驗，而且為西北大學考古專業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基於當時國家對文物考古人才的迫切需要，在鄭振鐸（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冶秋（時任文物事業管理局副局長）和尹達（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等國家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的關心下，1956年，歷史系首先在54、55級歷史專業選出部分學生，成立考古班。其後設立了考古專門化，考古專業正式創立。同年成立了考古教研室，馬長壽先生任主任，陳直先生任副主任，教師有劉士莪、李家翰等。「西大考古專業的成立，在某種意義上說，代表了陝西乃至中國考古事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石興邦：《紀念西北大學考古專業成立40周年賀文》，載《考古文物研究》第1頁，三秦出版社，1996年）。
從1956年開始，考古專業逐步建立了較為系統的教學與人才培養體系。考古教學除本校的幾位老師（馬長壽、陳直、劉士莪、李家瀚、賈德耀、蔡爾軌等）承擔外，還聘請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郭寶鈞、石興邦、金學山、楊泓、郭儀孚、王伯洪、林壽晉、馬得志等相繼來校分段講授石器時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隋唐考古及考古技術課，形成了一支陣容強大，知名度很高的教師隊伍，開始了較為系統的考古教學活動。
時任校長侯外廬還邀請埃及開羅大學考古學家埃米爾教授、日本東京大學考古學家原田淑人教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陳夢家教授等作考古學術報告，在西北大學形成一股考古熱。
除了系統的考古學理論教育外，還十分重視田野考古實踐教學。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考古專業師生先後參加了西安唐興慶宮、銅川耀州窯等遺址的發掘。1958年，在蔡爾軌老師的率領下，考古班的學生參加了寶雞北首嶺遺址的第一次發掘。1960年，56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了陝西彬縣（今屬長武縣）下孟村遺址的發掘，首次發現了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早於廟底溝類型的地層證據，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
專業創立以來，曾琪、段浩然、黃碧芳、高建民、韓偉、韓保全、郭長江等先後留校任教，教師隊伍不斷壯大。1961年，考古專門化改稱考古專業，但不久由於國家處於困難時期而精簡專業，考古專業被迫停止招生。考古教學活動處於停滯狀態。
1972年，考古專業恢復招生，考古教研室重建，陳直任主任，劉士莪任副主任。之後，王世和、戴彤心、段連勤、孔哲生、肖安順等先後到西北大學考古專業任教，考古專業的教師隊伍得以重建。特別是有豐富田野考古工作經驗的戴彤心、王世和的任教，使西北大學田野考古發掘教學與研究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1973年，劉士莪、張洲與西北大學地質系共同發掘了韓城禹門口舊石器時代遺址。同年，劉士莪、王世和、段浩然、段連勤指導72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了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發掘。1974年，劉士莪等帶領74級考古班部分學生，與北京大學、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合作，發掘了周原鳳雛和召陳建築遺址、庄白青銅器窖藏和雲塘制骨作坊遺址等。同年王世和、孔哲生等指導74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了臨潼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1975年，賈正中帶領74級考古班參加了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發掘。上述發掘不僅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在實踐中鍛煉了教師，培養了學生。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從1956年考古專門化以來，共培養了7屆130名學生。他們後來成為我國各地考古學教學科研骨幹力量和著名學者的優秀學生，在我國的文博考古事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少人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這一時期考古專業的科學研究方面也產生了一批新的成果，促進了西北大學的文物研究。其中馬長壽在20世紀60年代初撰寫的《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充分利用碑刻文字資料，對關中古代部族的名類淵源、地域分布、姓氏變遷、婚姻關系、部族人融合等問題進行了考論。陳直著有《關中秦漢陶錄》、《秦漢瓦當概述》等論著，其中《秦漢瓦當概述》一文對秦漢瓦當的文字書體及規格、斷代及分期、製法及窯址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至今對秦漢瓦當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77年恢復高考後，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發展，考古專業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教學與人才培養體系進一步完善，科學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奠定了考古專業進一步發展的堅實基礎。
1980年以後，劉士莪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專業在專業和學科建設方面不斷發展。1986年獲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碩士學位授予權。1988年西北大學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成立了文博學院，增設了博物館學專業，成立了文博教研室，王世和任主任。1989年，增設了文物保護技術專業。1991～1994年，戴彤心任考古教研室主任。1994年起王建新任考古教研室主任。2002年，考古專業被評為陝西省首批普通高等院校名牌專業。2003年，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獲博士學位授予權，同年成立了考古學系（含考古學、文物保護技術兩個本科專業），由王建新任主任。2004年，成立了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並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成立文化遺產保護規劃中心，建立了考古技術與文物修復實驗室，大大改善了教學科研的條件。2005年，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被批准為陝西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同年，與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和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聯合組成的「磚石質文物保護科學研究基地」通過專家組評審，成為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2006年，西北大學與陝西省文物局聯合成立了文化遺產學院，進一步加強了文化遺產保護、規劃與考古學的教學與研究。經過多年的建設，逐步建成了本科、研究生（碩士、博士）人才培養體系，成為我國文物考古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和科學研究重要基地之一。
在教學方面，早在20世紀80年代，考古教研室就組織編印了《原始社會考古》、《商周考古》、《戰國秦漢考古》、《隋唐考古》等系列教材和參考圖錄，邀請蘇秉琦、安志敏、李學勤、張光直、田邊昭三等著名學者先後來校講學。1994年開始，考古專業的課程體系做了較大的調整，新開設了專業基礎課「中國考古學通論」，傳統的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魏晉南北朝考古、隋唐五代考古、宋元明考古等7門課程成為方向性的專題課。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加強了田野考古學、考古技術課程的教學。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文物保護修復中心、陝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半坡博物館、秦始皇陵兵馬俑博物館、漢陽陵考古陳列館、乾陵博物館、法門寺博物館、周原博物館、寶雞青銅器博物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的支持下，建立了十多個穩定的教學實習基地，逐步建立了由課程實習與綜合實習構成的實踐性教學體系，形成了專業基礎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能力相結合、課堂講授與田野考古發掘、博物館實踐相結合的特色。2003年，對教學內容又進行了改革，修改制定了各門主幹課程的教學大綱，加強了重點課程的建設。趙叢蒼教授主持的《科技考古學概論》被列入國家級精品課程（2005年），張宏彥教授主持的《史前考古學》（2004年）被列入陝西省精品課程，有「中國考古學通論」、「田野考古學」、「新石器時代考古」、「隋唐考古」等課程被列入西北大學重點課程建設項目。教材建設的速度也進一步加快，趙叢蒼、張宏彥、錢耀鵬教授編寫的教材《科技考古學概論》、《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考古學概論》先後被列入國家「十五」、「十一五」教材建設計劃，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2003年）、《科技考古學概論》（2006年）教材。1993年9月，王世和教授主持的「考古專業電化輔助教學體系的建設」獲陝西省人民政府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1999年，王建新、張宏彥、錢耀鵬等的「考古專業教學實踐的改革」獲西北大學教學成果二等獎；2001年，錢耀鵬教授獲西北大學第一屆教案展評（新石器時代考古）一等獎；2003年，錢耀鵬教授獲西北大學第二屆教學質量獎二等獎；2004年張宏彥教授獲西北大學第二屆教案展評（中國考古學通論）一等獎， 2004年張宏彥獲西北大學教學質量優秀獎一等獎，2005年張宏彥編著的《中國史前考古學導論》獲西北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和陝西省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
在人才培養方面，多年來考古專業始終堅持「寬口徑、厚基礎、高素質」的人才培養思路，強調「三個重視」，即重視專業基礎教學，重視知識視野拓寬，重視實踐教學環節，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文物考古高級專門人才。從1977年至2006年，考古專業連續招收本科生27屆（含2屆專升本班），畢業571人；招收碩士研究生共20屆，畢業獲得學位者83人。從1985年開始，招收博物館專業、文博專業專科生10屆共250人。畢業生分布在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內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吉林、遼寧、黑龍江、山東、河南、西藏、廣東、海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貴州、四川、重慶等20多個省區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其中陝西地區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機構的業務人員90%以上、西北地區70%以上均是我校的畢業生。這些畢業生或已擔任了省、市文物主管部門、文博單位的領導職務，或已成為國內外知名的專家及各省區文博考古研究機構和高校的業務骨幹。此外，多年來還承擔了陝西省和國家文物局的培訓工作，培訓了文物幹部數百人。特別是2003、2005、2006年先後承辦了三期全國省級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管理幹部培訓班，培訓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級領導73人。
在科學研究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考古專業充分利用陝西及西北地區豐富的文物資源，配合田野考古教學進行田野考古發掘，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考古研究，形成了若干穩定的研究方向，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研究論著，取得了顯著成就。
1980年，戴彤心、張洲指導77級考古班，主持發掘了陝西華縣梓里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了一處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客省庄文化聚落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器等。
1981年戴彤心、肖安順帶領78級學生參加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陽秦宮殿遺址的發掘。
1982年，王世和、張宏彥指導79級考古班，主持發掘了陝西商縣紫荊遺址。發現了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嶺文化、客省庄文化的大量遺跡、遺物。
1983年戴彤心、段浩然帶領80級考古班學生參加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臨潼白家村老官台文化遺址的發掘。
1984～1987、1991、1993年，王世和、張宏彥、王建新、錢耀鵬等主持發掘了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發現了大量有重要學術價值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時代早期的遺跡、遺物。先後有81級、84級、90級考古班和雙學位班、85級文博班、陝西省有關縣市的文物幹部、外國留學生等共計百餘人參加了案板遺址的考古發掘實習或培訓，成為20世紀80年代培訓學生最多的考古實習基地。
1985年，劉士莪等主持發掘了西安老牛坡遺址（含許家寺地點），至1989年，共發掘了六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和商代的墓地、車馬坑、建築基址等一批十分重要的遺跡、遺物。先後有83級、86級考古班和部分研究生在此進行了考古實習，取得了教學與科研雙豐收。
1985年，戴彤心、張洲、王維坤等指導82級考古班發掘了陝西寶雞石嘴頭遺址。發現了龍山時代窯洞式居址和大量的陶、石、玉、骨器等。
1988年，戴彤心和傅勇等，率領85級考古班發掘了青海化隆縣四更卡拉遺址，為研究卡約文化提供了新的資料。
1990年，王世和、張宏彥、錢耀鵬帶領87級考古班學生和日本留學生加藤隆也，參加長安北塬（風雷儀表廠）漢、北周、隋、唐墓的發掘。同年，劉士莪、趙叢蒼指導88級考古班首次發掘了陝西城固寶山遺址。至2001年，寶山遺址共發掘了3次，發現有大量商時期的燒烤坑、建築基址、墓葬等，為探索漢中地區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
1991年，趙叢蒼、張克平指導89級考古班部分學生，發掘了新疆維丄吾丄爾自治區烏魯木齊柴窩堡遺址和拜城縣克孜爾墓地。
1993年，戴彤心、段浩然、冉萬里率領部分學生首次發掘了校園內的唐太平坊和實際寺遺址。之後，累積歷年發掘和收集的校園文物，在西北大學歷史博物館內設立了校園考古陳列室，成為西北大學的一個特色和亮點。
1994、1995年，王建新、冉萬里、指導91、92級考古班發掘了河南澠池班村遺址和山西垣曲古城鎮遺址，並與相關科研單位合作，在班村遺址開展了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人類學等多學科綜合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996年，王世和、趙叢蒼、王維坤、張宏彥、周曉陸、冉萬里、劉瑞俊等指導93級考古班發掘了西北大學桃園校區唐崇化坊遺址，出土了唐代「踏步」、唐三彩等大量遺物。
從1997年開始，考古專業開始承擔國家基本建設重大考古發掘與科研項目。1997年由陳洪海、劉瑞俊主持發掘了河南小浪底水庫區鹽東遺址。1997至2004年先後由王建新、張宏彥、趙叢蒼、錢耀鵬、陳洪海、冉萬里、劉瑞俊主持發掘了重慶長江三峽水庫區萬州中壩子、上中壩、余家河、白河溝遺址，巫溪河坪遺址的發掘與研究。2006年，由陳洪海、冉萬里主持發掘了南水北調河北淶水縣西水北遺址，河南鎮平縣姚寨遺址。
從2000年開始，考古專業啟動西北古代游牧民族文化調查研究計劃。2000～2002年，王建新、劉瑞俊等與新疆、甘肅兩省區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展了西北地區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遺存的調查與研究，試掘了甘肅安西潘家莊遺址、敦煌西土溝遺址。2003年，王建新主持了國家文物局重點項目「新疆東部及甘肅西北部秦漢時期遺跡的考古調查」，調查新疆哈密馬鬃山區的相關遺存。2003年，錢耀鵬、陳洪海率領2000級考古班部分學生，參加了新疆伊犁尼勒克吉林台庫區、特克斯恰卜其海庫區古代游牧民族墓地的發掘，對研究戰國至漢代游牧民族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同年，趙叢蒼帶領2000級考古班部分學生,發掘了甘肅酒泉西河灘遺址，發現了早期青銅時代的聚落遺址，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006年，由王建新主持，西北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部分研究生參加，發掘了巴里坤東黑溝遺址，發現了祭祀高台、居址、墓葬等一批重要遺跡，在古代游牧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2003年，在陝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西北大學考古學系與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合作，啟動了「古豳地區域考古研究」項目，錢耀鵬等對陝西彬縣、旬邑、淳化一帶的古遺址進行了調查。2004年，陳洪海、劉瑞俊、陳靚老師指導2001級考古班學生發掘了陝西旬邑下魏洛遺址，發現了一批龍山時代窯洞式居址和陶窯，其中新發現了可能專用於燒制石灰的窯址。2006年，錢耀鵬、魏女指導2003級考古班學生，主持發掘了陝西淳化棗樹溝腦遺址，發現了先周時期的聚落和大批極具特色的蛇紋陶器。對於研究先周文化的形成及與北方青銅時代文化的關系提供了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新資料。
2004年，考古學系師生參加了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國家博物館聯合實施的早期秦文化研究項目，對甘肅東部禮縣一帶的古遺址進行了調查。2005年，王建新、趙叢蒼、陳靚老師主持，指導2002級考古班學生發掘的甘肅禮縣西山遺址，獲得了大量墓葬、祭祀遺跡等早期秦文化的考古資料。
2005年，在多年對漢水上游城固寶山遺址和城洋青銅器研究的基礎上，由西北大學、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聯合，啟動了漢水上游先秦時期文化調查研究項目，趙叢蒼主持進行了前期的調查工作。
在上述考古發掘、調查的基礎上,近十年來，考古專業的學術研究一直保持著旺盛勢頭，在中國史前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漢考古、隋唐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國古代文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豐厚的成果。先後承擔國家級、省部級、廳局級科研項目40餘項。在各級各類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其中在《考古學報》、《民族研究》、《考古》、《文物》、《中國史研究》等國內外權威和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百餘篇。出版學術著作25部、譯著2部。其中，劉士莪教授的《老牛坡》、王世和、張宏彥教授等的《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發掘報告》、王建新教授等的《慈善寺與麟溪橋》、趙叢蒼教授的《城固寶山遺址發掘報告》等集中反映了考古專業近年來田野考古發掘與調查的重要收獲。此外，王建新教授的《東北亞的青銅器文化》、王維坤教授的《中日古代都城與文物交流研究》、戴南海、張懋鎔教授等的《文物鑒定秘要》、張懋鎔教授的《中國青銅器真偽鑒別》、周曉陸教授的《秦封泥集》、趙叢蒼教授的《中國古代玉器》、錢耀鵬教授的《中國史前城址與文明起源研究》等和在國內外權威和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的大量研究論文，集中反映了考古專業在中國史前考古、周秦漢唐考古和文物研究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體現了專業穩定的研究方向和顯著的學術特色。其中王世和、張宏彥等的《陝西扶風案板遺址發掘報告》、錢耀鵬的《中國史前城址與文明起源研究》獲2003年獲陝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王建新的《慈善寺與麟溪橋》、《東北亞系青銅劍分類研究》獲2004年陝西省第七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趙叢蒼的《城固寶山》獲2004年陝西省第七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I. 馬長壽的出版作品

馬長壽先生的著作
《康藏民族之分類體質種屬及社會組織》、
《涼山羅夷的族譜》、
《嘉戎民族社會史》、
《缽教源流》、《中國西南民族分類》、
《論匈奴部落國家的奴隸制》、
《突厥人和突厥汗國》、
《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
《北狄和匈奴》、
《烏桓與鮮卑》等，
遺著有《涼山羅夷考察》、《彝族古代史初稿》、《氐與羌》、《馬長壽民族學論集》、《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和《清代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調查資料》等。

J. 周偉洲的《我的史學研究與史學觀》

一、我的史學觀的形成
在十八歲之前，我從未想到自己今後會與史學結下不解之緣。記得1951年在重慶上小學五年級，一次上歷史課，老師提了一個問題，全班同學幾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滿了困惑的同學們。老師最後叫我回答，我一口氣答得很完整、圓滿，得到老師的誇獎。也許這件記憶深刻的小事，就是預兆著我以後一生將從事史學的研究吧。然而，當時我對歷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我的主要愛好和興趣是文學，是從小養成的讀書癖好。我的父親是一個普通的小職員，有七個子女，我排行三，有兩個姐姐和四個妹妹，家境貧寒，買書和藏書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重慶上清寺一家書店裡，蹲在店裡角落，津津有味地看書，有時一蹲就是一個下午。1952年父親因工作調動，全家遷到成都，我有幸進入四川省重點中學成都第七中學（原國立成都縣中）。在中學的六年中，對我一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所中學有一座藏書豐富、管理嚴密的圖書館，有很好的師資力量，使我得益匪淺。我從學校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及有藏書的同學家中搜羅書籍，如飢似渴地閱讀。在初中，我主要閱讀中國20－30年代至當今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學史、語法修辭之類的書籍。到高中，則轉向了世界文學的寶庫。當時，學校圖書館所有關於外國文學名著，幾乎我都讀過。這些書籍給我影響最深的是：美國傑克·倫敦的堅強意志和個人奮斗的精神；英國狄更斯對下層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樸素無華的文風；法國巴爾扎克、左拉的宏大構思和對歷史的深邃理解；俄國普希金、別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國的梅里美、巴爾扎克、左拉，英國的司各特、狄更司等作家的歷史小說，似乎對我的影響更為巨大。當時，我簡直著了迷，曾在與同學閑談中說過「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類的蠢話。為此，我付出了代價，高中二年級時，團支部組織全班同學對我深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而加以批判和幫助。本來我是准備學理工的，功課門門都是五分，但是因為太喜愛文學和歷史，在一些學文同學鼓動之下，最終決定專攻史學。因此，到高中最後一學年，我置其他課程而不顧，狂熱地閱讀有關歷史著作，甚至半夜起來在路燈或鍋爐房裡苦讀。我當時認為，中國歷史上下幾千年，史籍浩如煙海，考古文物層出不窮，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特別是考古學，對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歷史可以兼搞文學，我想當一個歷史小說家。這些想法的確有些天真，正如後來在大學一年級時歷史系一位老師批判我的「白專」道路時說，這些想法簡直是「莫明其妙」。 1958年，我帶著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選中這所大學是因為它位於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專業。至於對史學的認識，可以說是一張白紙，所知甚少。入校後，我依然故我，拚命讀書。然而，這種情況卻與當時大躍進的氣氛極不調和。結果是可以預料的，我先後幾次遭到全班同學的批判，罪名是走資產階級的白專道路。雖然我幾次產生放棄學業回成都老家的念頭，但是捨不得學校豐富的藏書和放棄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開同學的眼光，鑽在書叢之中。每天中午，當同學們休息時，我鑽在閱覽室書架間讀書。一個借書證不夠，我又借了幾個同學的借書證，到校圖書館借書。
在大學四年中，我把閱讀的范圍從文學、歷史轉向了哲學、經濟學等領域。特別是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我在自己的讀書筆記中這樣寫道：「讀，加倍地讀，讀歷史著作，向哲學那虛玄的堡壘進攻，用頑強的毅力，從煩瑣的經濟學中打開一條通道，並要用千倍的時間和力量鑽入語言的寶庫，要使小小的腦子容納整個知識的海洋。」到三、四年級時，我試著寫電影劇本、小說、評論、雜文及歷史哲學論文，這些習作雖然均未正式發表，但鍛煉了我的寫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時，我也認真學習開設的各門基礎課、考古專門課和各類選修課。系裡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師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四年的學習、讀書和思考，使我在歷史、考古、哲學、經濟學、文學等方面具備了一定的基礎，並開始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有系統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課程優秀的成績畢業了。按我當時的想法，是要從事考古或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然而，當時全國並沒有公開招收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專家馬長壽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專業研究生。最後我考上了民族史專業研究生，專業方向是藏族史。這一選擇決定了我的史學研究的方向。我特別感激我的恩師馬長壽教授，是他真正引導我進入到史學研究的園地。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學習時間里，雖然因當時形勢，我先後參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岡察藏族牧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後約用去了兩年多時間，真正學習時間才一年多。但是，馬長壽先生對我們研究生抓得很緊，一個星期要我們交一篇讀書札記或論文，親自批改，耳提面命，受益頗多。他在課堂上或平時的指導中，一再強調史學為現實服務的方向和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史論結合的重要性。他的幾本民族史專著，如《北狄與匈奴》、《烏桓與鮮卑》、《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等，成為我學習的範本。我的第一本專著《敕勒與柔然》，嚴格地說是對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於恩師馬長壽先生的精心指導，我的史學觀及治學方法可以說基本形成了。
二、我對史學與社會關系的看法
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的一門社會科學。它是社會的上層建築，是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史學不能脫離社會現實，每一個時代的史學都是為那一時代的現實服務的。所謂的「鑒古知今」、「古為今用」、「歷史的啟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等，就是這個意思。這可能是史學最主要的社會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國史學的鑒戒功能，可以說是源遠流長，從孔子撰《春秋》、司馬遷寫《史記》、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到今天出版的各種史鑒之類的歷史書籍，莫不鮮明地顯示出史學在政治方面的借鑒作用。清代學者顧炎武說得好：「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知今。」[1]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著名的論著中，也有名言：「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2] 史學的鑒戒功能在政治斗爭方面如此，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其次，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有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現在是過去的發展和繼續，是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因此，無論是處於先進或落後的國家或民族，對自己的歷史都是十分重視的。中國是一個有史學傳統的文明古國，古代史籍之完備，史家之輩出，深入社會面之廣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史學對當今社會的影響也十分巨大，這種影響往往又是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在起著作用，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次。當今中國史學正發揮著凝聚中華民族和增強各族人民熱愛祖國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史學這一方面的功能，雖然看不見，摸不著，然其作用決不低於它的鑒戒功能。此外，史學還有許多社會功能，不再一一羅列。由史學的社會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現今社會里，史學決非是可有可無的學科，並不是脫離社會現實的「純學術」，它是社會上層建築的一個組成部分。每個時代的史學承繼、發展，不僅是建立在這個時代的經濟基礎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間接服務於社會現實。「純客觀」的史學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國傳統的考據學，也是反映那個時代的特點，並間接為現實服務的。對史學與社會現實關系的認識，我也是經過一番磨難才逐漸清楚的。在我成長的50—60年代，國內政治運動不斷，形勢迫使我對現實政治產生一種恐懼和淡漠感。選擇考古專業，喜歡古代史和考據，就是這種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們研究生隨馬長壽師到甘肅、青海做民族調查。調查訪問中，我對歷史上的民族問題特別感興趣，全神貫注地聽，詳細地記筆記。然而，當談到現實的民族問題時，則滿不在乎，也不記筆記。馬長壽師發現這一問題，當面批評我，並說：「搞古代民族歷史也是為今天現實民族問題服務；世上沒有『純學術』的東西，歷代學術都是直接或間接為當時的現實服務的。」這些話對我的震動很大，使我認真地思考史學與社會現實的關系，至今仍牢記著。在以後的史學研究中，我十分注意這一問題。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選題，就是從當時中蘇關系及國內外的形勢出發，才最後確定的。此書在1984年經過補充修改後，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學界的好評，有人甚至評論此書是一本進行愛國主義的好教材。在此後的民族史研究中，我雖然偏重於匈奴、柔然、鮮卑、吐谷渾、敕勒、黨項等如今已經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難，為學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堅信，這些研究成果對於維護國家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都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在認識到「古為今用」史學為社會現實服務的重要性時，我還特別注意防止一種錯誤的傾向，即為了古為今用而有意或無意地歪曲或篡改歷史。史學是一門科學，來不得虛假，不能為了服務於現實而偽造歷史。十年動亂時的「影射史學」就是以偽造歷史來為一些人的政治斗爭服務的；還有為個人或集團的私利而歪曲、偽造歷史，誇誇其談，言過其實，趕時髦，標新立異等等。這些歷史論著瞬間就會被歷史所淘汰。因此，「古為今用」必須建立在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嚴謹治學的基礎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觀的意識任意歪曲、偽造歷史，否則史學就不成其為一門科學，沒有存在的價值。因此，在撰寫歷史論著時，我特別注意歷史資料的可靠性，決不隨意歪曲和改動史料；也決不為了一鳴驚人，聳人聽聞，而無多少根據地提出所謂的「新觀點」。當然，由於水平所限或史料闕如或考證不精等原因，也會產生一些個別與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情況，但是，我總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我知道用一個確切的歷史事實比用十倍的過激、空洞的結論更有說服力。這在我撰寫《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及參加編寫《沙俄侵略中國西部邊疆史》的過程中，是深有體會的。作為一個中國人，對近代英、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活動，自然充滿了義憤；是通篇採用那種充滿義憤的詞句，上綱上線，無情批判呢？還是揭露侵略的事實，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堅持採取後者，因為用鐵的歷史事實來揭露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比充滿義憤的詞句更為有力。史學與社會現實的密切關系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現今的中國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浪潮的沖擊下，正在發生改革，以適應新的經濟基礎，並為之服務。在當今史學變革的時期，史學領域內出現了許多令人鼓舞或沮喪的現象。如果僅從史學與社會關系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是傳統的或正統的史學遭到沖擊，出現不景氣的局面：大學歷史系招不上學生，歷史系畢業生找工作十分困難，史學論著難以出版或發表。而另一方面，翻譯或介紹國外史學觀的論著出版較多，那種以歷史上宮廷秘史或妓女之類的通俗小冊子則四處泛濫。當然，我並不是非議後者，後者至少在吸取、認識外國史學有益的東西和擴展社會史研究領域方面，還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這些情況，可以說是新的歷史時期史學領域出現的部分問題。我們相信，通過中國史學自身的變革，這些問題都將會逐漸解決，史學終歸會逐漸適應新的時代，並為之服務。
三、中國史學的繼承與創新問題
從我的經歷及所處的時代，可以說就基本確定了我的史學觀，即是一個傾向於傳統史學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史學工作者。像我這樣年紀上下的史學工作者，大都屬於這一個類型。這本身就包含著史學的繼承和創新問題。中國是一個有數千年史學傳統的大國，古往今來凡是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也表明中國史學傳統的繼承性。我作為本世紀60年代以來學習研究中國史的一員，自然深受傳統史學的影響，有意或無意地繼承傳統史學的某些方面。比如「實錄直書」，不掩惡，不虛美，不文過飾非，彰善貶惡的鑒戒史學傳統；注意史料的收集、採摭，重視資料的鑒別、取捨，考證史實，錯謬牴牾的求實精神；文字崇尚簡潔、准確，「文約而事豐」的文風等等。然而，我畢竟生活在20世紀，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繼承，自然也是有選擇性的，也決不會刻意去追求復古。比如對清乾嘉考據學派，我雖然十分欽佩，也學習他們考據的方法，但決不走他們的老路，否則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陷入煩瑣考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 或「簡潔」，也就會失去史學真的價值。不僅如此，為了符合時代的要求，在繼承傳統史學優點的同時，還應有所創新。這一工作是我們老一輩史學家所完成、開創的。自本世紀初以來，由於西方社會科學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和深入，中國一批有卓識遠見的史學家們經過對傳統史學的繼承、改造，並吸取了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逐漸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為指導，去研究中國歷史，開辟了中國史學研究的一個新時代。這些前輩著名史學家有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呂振羽等。他們應是領史學界一代風騷的大家，我認為，至今國內史學界的主流，包括我個人的史學研究，都是沿著他們開辟出來的道路前進的。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現今中國史學的主流，也是在繼承傳統史學的基礎上，吸收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辯證法為理論指導，而創新為新中國的新史學。它是為我國社會現實服務的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史學正是以它不斷的創新，而具有了強大的生命力。從80年代起，現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已進入電子信息的新時代，而我國也正經歷著改革開放的巨變。史學是否會發生變革，有所創新，產生一種新時代所需要的史學體系?至少目前還沒有顯露出來。但是，這種變革遲早會發生，我們把希望寄託在新的一代史學家身上。
四、關於史與論關系之我見
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已有較好地闡述史與論關系的史學。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論史家「三長」（才、學、識），特別強調 「識」（即義理）。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則既批評那種「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擊那種 「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3]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經過一段時期對只重史料、不重理論的傾向的批判，而後又糾正只發空論，輕視史料的傾向，於是就有「以論代史」、「論從史出」等提法的出現。這兩種提法均有語義欠妥之處。目前史學界一般用「史論結合」，即科學理論和歷史實際（包括史料）的結合，即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去指導歷史研究工作。這一提法是較為全面和科學的。就史學論著而言，如按史與論關系劃分，不外乎可分為三大類型：一是偏重於史料的整理、編纂、校勘，考證史實的論著，理論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沒有什麼理論；一種是以史論為主的論著，史實只是概括的或偶爾使用，主要以論為主；還有一種是介於上述兩種類型之間，有史實也有理論，或通過大量史實來論證理論，真正屬於「史論結合」的論著。以上三種類型的論著的差別，有時是不很明顯的，只是相對說來有所側重而已。現今國內出版的史學論著不外乎就此三種類型，各種類型各有自己的特點，均有存在的價值。就我個人而言，三種類型的論著均曾嘗試過，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渾資料輯錄》（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討理論為主的有《怎樣看待我國歷史上的統一與分裂》（載《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民族問題》（載《雲南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屬於史論結合類型的有《敕勒與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渾史》（1985年寧夏人民出版社）、《唐代黨項》（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學出版社）等。據我的體會，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實的考證，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十分重要。如果史實有誤或不完全，則得出的結論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寫史論結合型的論著時，我也十分重視收集、排比、考證盡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論述。如出版的《吐谷渾資料輯錄》，就是為我寫《吐谷渾史》所准備的資料集（出版稍後）。我認為，就是在史論結合類型的論著中，也應對一些極為重要的史料進行考證，或放人正文，或置於注釋之中。但是應盡量避免繁瑣的考證。史料的收集、考證是基礎，但如果沒有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就不能從高層次上去辨別、分析史料的價值，決定取捨，更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一個真正的史學家如果僅在史料的排比、編輯或考證上作學問，他的成就會大大的減低。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馬長壽師購得著名史學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書，見書中對他的《突厥人與突厥汗國》一書有所批評，於是在該書扉頁上寫了一段話，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岑翁對我前年所出《突厥人與突厥汗國》小冊子多所批評，不勝喜悅之至！目前國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為第一，然煩瑣，不能明大義也。……最近擬作一書報岑翁，若乾重要問題尚須研究，未可輕易一駁也。」馬長壽師所說的「明大義」，就是指指導思想和理論。 「史論結合」中的「論」，據我的理解，應有兩個方面：一是指導思想，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論。我就是以這個理論來分析、鑒別史料，觀察歷史發展的規律和特點，甚至在章節的安排上也從指導思想出發來考慮。二是指從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較為正確結論。這一結論是指導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體的、活生生的。在這里，則切忌先有一個主觀的結論，然後尋找史料來論證。這種研究歷史的方法是唯心主義的，絕不可取。
五、關於史學家的自我修養問題
一提到史學家的修養，人們自然會想到中國歷史上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章學誠等的論述。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曾提出，作為史家必須兼有「史才」、「史學」、「史識」三長；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三長」之外，又加上了一個「史德」。然而，各個時代和每個史學家對於史家之「四長」或「三長」又有不同的解釋和理解。但無論怎樣，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長」，也是指作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良史」）應具備的素質（功底），也就是所謂的 「修養」。此「四長」概括得較為妥當和全面，盡管各個時代和個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總的精神還是可取的。我本人從事史學研究與教學數十年，也深有感觸。據我的理解：史才，不僅指天才和才氣，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謂的「辭章之學」。有了好的題材和思想，文字表達不出來，或表達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為一個史學家必須善於用文字來敘述、論證史實。歷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這是大家公認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學不同於文學，前者是用簡潔、准確的文字，敘述活生生的史實；後者則是用生動、形象的語言，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學時，我愛好文學，故在初寫史學論文時，語句冗長繁雜，形容詞特多。後來在研究生學習期間，因馬長壽師的指導，才改掉了這一毛病。對史學家來說，文字簡潔、明晰、准確，能用最簡短、平凡的文字，表達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當然，文史是相通的，由於我從小喜愛文學，故轉入史學領域後，文字上沒有多大困難，寫起來就較為迅速，也許這就是別人說我「多產」的原因之一吧。史學，是指學識，我理解主要是指專業知識。史學的面很廣，既要有中外歷史知識的雄厚基礎，又要在專門從事的專業方面有深厚的造詣。因此，學識主要是解決好博與專的問題。所謂「博」，是指在學習和研究中，應具備廣博的知識基礎。有關史學各門的基本知識，甚至包括對與史學有關的學科，如哲學、文學、語言學、民族學、經濟學等，均應有所涉及和了解。「專」，就是指具有本專業方面扎實、雄厚的基礎，及對現階段本專業研究狀況的了解。只有將博與專結合起來，才能在研究專業的問題時，結合廣博的知識，融會貫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遠，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與專兩者又不可偏廢，它們是相互轉化，相互促進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點成績，可能也多得力於大學時對哲學、經濟學、文學等社會科學的注意和學習。史識，就是識見，義理；用今天的話來說，即是怎樣掌握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指導，來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實，然後得出科學的結論。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與論的關系問題。說到指導思想，過去有的史學家往往以指導思想來代替科學的結論，即「以論代史」，而非「論從史出」。這種教條式的史識是非科學的。早在19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恩格斯對當時德國一些青年把「唯物主義」當作套語、標簽的教條主義研究傾向做過嚴厲的批評。他說：「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方法。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仔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司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4] 在我最初試圖應用唯物史觀作指導時，也喜歡大量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原文，認為這種方式才是有了理論的指導。其實，這種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後，我逐漸摒棄了這種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觀、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導思想，以此來選擇史料，分析和思考問題，甚至連章節的安排也從這些規律出發來考慮。從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論著中沒有或很少引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從全面看則是盡力貫穿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原理的。史德，主要指史學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學誠所謂的「心術」，也即是指史家追求歷史真實的正直品德。這是中國傳統史學「直書」的傳統。這一點，我想作為一個真正的史學家是應必備的品德，從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要忠實於歷史，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偽史學。然而，史學是每個時代的上層建築，在不同的時代又為不同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因此，各個時代的史學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我們今天的史學家的史德，除了應繼承「直書」、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的優秀傳統之外，還應自覺地在選材、論述等方面為當今的現實服務，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奏出時代的最強音。一個能兼有「三長」或「四長」的史學家是很不容易的。每個史學家都有自己的所長和弱點。但如果能揚長避短，奮力補救自己欠缺的地方，還是大有可為的。我自己在「四長」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還是有信心盡力向這四個方面努力，在史學領域內不斷探索，不斷前進。
[注釋] [1]《亭林文集》卷六。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頁，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義·原學下》。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75頁，1972年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