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我國5064歲組受教育水平低

❶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怎麼計算，數據怎麼獲得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某一特定年齡段人群接受學歷教育的年限總和的平均數。數據通過人口普查獲得。

學歷教育指普通教育和成人學歷教育，不包括各種非學歷培訓。其中普通教育包括：普通小學、普通中等學校(初中、高中）、中等職業學校（職業初中、職業高中）、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普通高等學校。用以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新增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

按照現行學制為受教育年數計算人均受教育年限，即大專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計算，高中12年，初中9年，小學6年，文盲為0年。如按此系數計算6歲及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中國現狀

2021年5月11日，國新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結果：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為21836萬人。與2010年相比，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為15467人，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由4.08%下降為2.67%。

受教育狀況的持續改善反映了10年來我國大力發展高等教育以及掃除青壯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積極成效，人口素質不斷提高。

「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提出，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斷提升，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為建設現代化國家提供人才支撐。

以上內容參考：

網路-人均受教育年限

網路-平均受教育年限

❷ 請問現在各年齡階層受教育情況是怎樣的

在我國，盡管保持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但青年失業問題仍十分突出。由全國青聯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聯合進行的「中國首次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在2005年5月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青年失業率為9％，高於中國6.1％左右的社會平均失業率，而在失業青年中，失業一年以上的長期失業者佔72％（代小琳，2005）。另據黑龍江、山東、安徽三省的統計，35歲以下的下崗失業青年分別佔下崗失業人員總數的32％，34.2％和40％（劉愛平，2004）。

失業與貧窮可能會有世代效果，也就是說，父母親這一代的失業與貧窮，可能會持續影響到其下一代的失業與貧窮，形成所謂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世代陷入貧困的生活之中而不易脫離出來，其貧窮效果會一代代地延續下去。

二、文獻探討

影響貧困家庭第二代就業的個人因素：人力資本的理論

經濟學家Becker（1993）的人力資本理論，從個人特質出發，強調與生產力有關的知識與技術是一個可獲得報酬的投資；勞動力品質的良莠和未來職場上的期待具有函數關系，個人應能夠善用「理性」（rationality ）來做最佳的選擇，使其報酬「最大化」（maximization）。因此在自由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不足的個人，因為教育程度低，工作能力差，就業經驗不足，往往會削弱其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造成其工作報酬偏低。由於工作所得不足，個人極其家庭淪入貧困而依賴社會救助的可能性因此增高。

人力資本理論也常被用來說明一般家庭的經濟差異，也就是假設家庭中的個人以其人力資本換取勞動力市場的報酬，其進而決定了家庭的經濟狀況。簡單地說，人力資本論重視市場如何將財富分配到家庭中，而個人的人力資本正提供了這樣的機制。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雖然是個人在市場上所獲得的薪資，當一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必須考慮其內部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包括家庭中個別與整體的消費情形，其中能影響「再分配」的因素，除了文化還有家庭權力結構等（Curitis ，1986，轉引自薛成泰，2000）。以一般的家庭來說，如果只強調個人（如家長）的人力資本，將忽略家庭中其他人（如配偶、子女）的人力資本，可能會造成解釋上的偏差。此外，家庭的組成不論是男人、女人，成人或小孩，勞動力人口或依賴人口，都會影響家庭中財富的再分配。

影響貧困家庭第二代就業的經濟因素：勞動經濟結構的觀點

人力資本論的觀點是偏向以個人因素解釋貧窮，個人是因為不符合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因此只能從事低薪工作，或者被市場排斥在外。這種觀點可歸為「需求」面看個人與勞動市場的關系，認為個人無法進入勞動力市場是因為和生產有關的教育、技術等條件，無法滿足勞動市場需求，因為缺乏經濟的報酬而容易落入貧窮。可是勞動力市場並非完全競爭與理性的機制，人力資本理論受到最多的批評的，即是對結構因素的忽略；於是興起從經濟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特性的觀點來解釋貧窮，即所謂新結構論者（neo-structuralists）的觀點。

強調勞動力結構重要性的理論中，雙元勞動市場（al labor market ）理論發展於1960年末期，該理論認為美國的勞動力市場有逐漸二分的趨勢。即主要（primary ）和次級（secondary）兩個部門（sector）。前者具有高薪、工作環境好、就業穩定、具有較多機會轉換和升遷等特質；後者則相反，具有相對低薪、工作環境差、缺乏升遷機會且不易更換工作的特性（Piocre，1971）。簡單地說，這兩個部分分別規范了成員的經濟活動，即使成員具有類似的人力資本，也會因部門的不同導致經濟報酬與地位的差異，這其中歷史與結構的既定，超過了個人特質的重要性（Gordon，1972）。因此，有些人即使仍在勞動力市場上營生，卻因工資低廉無法賺取到足夠養家的水準，這些所謂的「工作貧窮」（working poor）有相當部分就是從事低層服務行業的女性和新生勞動力，他們即使有工作，因薪資低以致仍陷入貧窮（Mingione etal.，1996）。

影響貧困家庭第二代就業的社會因素：生活機會的觀點

貧窮與父母世代的經濟社會背景有關。根據Dahrendorf（1979）的「生活機會」（lifechances ）觀點，每個人生活中的選擇和機會（opitions and ligatures），不是天生而平等的，是取決於他出生時所在的社會階層和社會關系的定位，即如果兒童出生在貧窮家庭，或弱勢的社會結構環境中，其成長過程中的種種選擇和發展的「生活機會」受到限制和剝奪。所以，當他或她長大成人的歷程中發生危機，例如婚姻中斷、配偶死亡、組成單親家庭等，就較容易陷入貧窮，依賴社會福利救助度過困境。Schiller（1989）所提出的「有限機會觀點」（restricted opportunity argument ）也指出，和一般人比較，少數民族、女性和低經濟階層的個人，在其成長過程中並沒有均等的機會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從事報酬較好的工作，獲得較好的工作收入，因而阻礙和剝奪了其向上的社會流動（upword social mobility）的可能性，因而較容易成為貧困家庭的人口群。延續「經濟剝奪」的觀點，Rank（1994）提出「結構弱勢的觀點」（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explanation）來說明經濟失利的兩代效應，他認為美國社會中女性及黑人社會族群之所以有較高的貧窮率，是由社會結構的嵌入機制，以及兩代間相似的社會經濟地位所致。他指出貧窮人士淪入貧窮或依賴社會福利，一方面是由於有較低的人力資本，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原生家庭的經濟資源不足，在子女成長的過程中無法投資和累積子女足夠應對勞動力市場所需的人力資本，使其一旦發生婚姻中斷、配偶死亡、組成單親家庭等危機時，並沒有足夠的社會經濟資源來應對生活的大變動，因而較容易陷入經濟困境，而必須依賴社會福利的救助來維持家庭生活。

三、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對象是貧困家庭的第二代，年齡在10～25歲，其家庭貧困的鑒別使用了我國社會救助政策的標准，即政府核定的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中青少年。

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有兩種：一是抽樣調查，調查實施的時間為2003年10月至11月。抽樣步驟是隨機抽取10個城市，分別為哈爾濱、北京、蘭州、杭州、濟南、武漢、長沙、重慶、昆明和南寧，從各城市隨機抽取一個區；再由區民政局所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領取家庭（以下簡稱低保家庭）的登記名單中，隨機抽取75個有10～25歲的青少年的家庭；入戶由青少年自行填答問卷。為了與非貧困家庭的青少年進行比較研究，我們還在所抽取的區中，隨機抽取了35個有10～25歲青少年的普通家庭，也由青少年自行填答問卷。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1100份，其中貧困家庭750份，普通家庭350份，回收有效問卷1028份，其中貧困家庭青少年問卷718份，普通家庭青少年問卷310份，回收率分別為95.7％和88.5％。二是深度訪談，分別於2004年1月和7月訪問了住在北京市宣武區和海淀區的22位貧困家庭的青少年。

四、研究發現

1.教育程度：貧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專以上教育的比例低於普通家庭。

從受教育程度看，調查統計結果都顯示出貧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專以上教育的比例低於普通家庭。以接受大專教育年齡一般為19歲來判斷，調查對象年齡在19歲以上的青少年貧困家庭組為196人，佔718人的27.3％，普通家庭組87人，佔310人的28.1％，比例接近。在此基礎上，調查統計顯示接受大專（含高職）以上教育的青少年，貧困家庭有90人，在718人中佔12.5％，在19歲以上的196人中佔45.9％；普通家庭有58人，在310人中佔18.9％，在19歲以上的87人佔66.7％。兩種統計結果都反映了貧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專以上教育的比例較低。王雪梅等（2003）在北京市東城區所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分布在238個貧困家庭中的256個學生接受大專及以上教育的很少，僅佔7.7％。與我們的調查結果比較接近。2005年，全國青聯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聯合進行「中國首次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在我國的失業青年中，職業中等教育水平的青年和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比重最高，分別佔37％和30％；高中、大專生的比例均為13％，大學生的比例為5％。而該抽樣調查的15～29歲青年的文化程度構成看，實際上職業中等教育水平、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青年的失業率要高於各類文化程度青年的平均失業水平（代小琳，2005）。結合本調查所呈現的貧困家庭青少年目前受教育情況，這些孩子將來淪入失業的可能性非常高，不僅無助於家庭脫貧，而且還可能成為第二代社會救助對象。

2.教育品質：貧困家庭子女就讀學校的質量低於普通家庭。

從就讀學校教育質量的評價看，貧困家庭青少年所就讀學校的質量低於普通家庭，從表1顯示的就讀學校的教學質量的評價中可以看出，貧困家庭青少年近70％就讀於教學質量一般的學校，只有20％多就讀質量較好的學校。而普通家庭中有40％多的青少年就讀質量較好的學校，而只有不到3％的青少年就讀質量較差的學校。

在訪談中，受訪的22位青少年中，在義務教育階段（小學和初中）有8位，他們基本上就近入學，學校大多數是北京的普通學校，孩子們對這些學校都比較滿意，這主要與政府教育部門努力推行義務教育標准化，減少學校與學校間教學品質差異有關。但在學校內部，尤其是初中，班級則被分出了「好班」和「差班」，有些孩子就在所謂「差班」，致使這些孩子不能公平獲得教育資源，學業成績難以提高，最終不能考取普通高中，只能進入職業高中。在受訪的14位進入高中階段教育的孩子中，僅有4位進入了普通高中，這些高中多是普通學校，而不是北京市的「示範高中」，其餘10位都進入了職業高中，比例相當高。在我國普通高中屬於「升學准備教育」，孩子在高中畢業後主要會參加「高考」，成績通過錄取分數線的孩子將進入大學讀書。由於高中是非義務教育階段，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機會升入普通高中，經過「中考」（初中考高中），合格者才能進入普通高中，其餘孩子一般進入職業高中、中專或技校學習，這類學校則屬於「職業准備教育」，教學設計更多是著眼於就業，而非升學，所以也就等同於失去了普通高等院校深造的機會。我們從孩子的訪談中得知，他們進入職業高中，主要是中考分數不理想，而他們要想獲得更高的學歷，則需要通過「兼職讀書」或報考「高等職業學院」的方式完成，且在求學的過程中有很多不確定性。就讀職業高中的孩子對自己的學校硬體設施、專業設置、教師素質基本滿意，但對學校的學風，同學的學習態度不滿意。可見，貧困家庭青少年進入「職業准備教育」的情況較為普遍，由於受教育程度不高，可以預計其從事的工作多為基層性的，收入不高，升遷機會也不會太多。

我初中也是在這所中學讀的，是一所普通學校，不是重點中學。（案例1）

我的學校在職業高中里還不錯，有六個專業班，畢業後我們一般都會給分配單位。（案例3）

我們學校一般，我當初考不上高中，想上個好點的學校所以才選了現在這個學校的。（案例4）

考高中的時候我報了兩個普通高中，結果沒考上，這個學校離我們家很近，而且聽說是海淀區最好的職業高中，所以我就上這個學校，學校畢業管分配，高三下學期有實習，表現好就可以留在一個好公司。（案例6）

我們學校（普通高中）是雙語學校（英語），但跟人大附中（中國人民大學附中，北京最好的「示範高中」）相比差遠了。我們一學期分兩次班，期中和期末各分一次，我現在在三班，屬於中等吧。（案例8）

我們學校（職業高中）管理嚴格，學風還行。（案例9）

我們學校是一所職業高中，我學的專業還可以，汽車修理。（案例10）

我們學校在職業高中里算挺不錯的，特別是師資力量方面，是其他一般學校沒法兒比的。（案例11）

我們學校管理不錯，但學生素質差，大多數學生不愛學習，教學方面比較落後，老師和學生經常有沖突，學校里有個心理調節室，鎖著門平常都不開放，不知道為什麼。（案例12）

我們學校是區重點，高中部正在申辦市重點。學校的硬體挺破的，應該改善。（案例13）

我們學校是中醫葯學校和藝術學校合並的，師資雄厚，特別是藝術系的老師都是從全國各地招的。（案例14）

我們學校不好（普通高中），主要是紀律不好，同學上課的時候鬧，老師都不管。（案例15）

我們學校的教學質量還可以，老師講課不錯。但學生的層次不同，有的學習比較好，有的不管什麼課，都睡覺。（案例18）

3.教育期望：貧困家庭子女對未來的教育成就的期望低於普通家庭。

在我們的研究中認為青少年對於未來所獲得的學歷的期望，代表了對學業成就的憧憬。調查顯示，貧困家庭青少年較多希望（36.6％）將來可以獲得學士學位，而普通家庭中有約（47.6％）希望獲得碩士以上學歷，反映了貧困家庭青少年對自己學業成就期望低於普通家庭（表2）。

在訪談中我們也詢問了部分受訪者的升學打算，小學階段的孩子一般都有較高的志向，而中學階段，尤其是在職業高中就學的孩子教育期望則偏重現實和具體，甚至已經有畢業後盡早工作的打算。在談到將來，一些孩子還流露出對自己、家庭條件和前途的茫然。

我以後打算讀文科，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學，普通的就可以了。（案例1，15歲）

我也想過上大學，清華、北大，但我成績不好。（案例2，13歲）

我有想過考大專，我爸也想我繼續讀書，看看高三的成績再決定吧，成績好的話就去考大學。（案例3，17歲）

我將來走一步算一步吧，畢業後先工作，我們必須考過「商務英語中級」才能畢業。以後或者也會考一個高職吧，現在說不準。我希望家裡多點錢，像比爾蓋茨那樣有錢，有了錢，先幫媽媽把病治好。（案例4，16歲）

我沒怎麼想以後，看家裡狀況吧，不行就出去工作，要是還行而且我考試也可以的話就繼續上學，應該繼續學計算機方面的，其他感興趣的方面也可以。我認為要上普高就上一個好點的，好好學習然後考大學；要不就上個職高，早點出來工作。（案例6，17歲）

我想上高中，還想考外地的大學，比如天津。（案例7，13歲）

我想過要考大學，但沒想過考什麼專業，媽媽也沒提過這方面的想法。家裡的經濟狀況要變好的話，就要靠我努力，所以我現在要好好學習為自己將來的前途打基礎。上大學的話還是想留在北京，可以經常回家看看。（案例8，16歲）

現在還沒想過繼續讀書還是工作，我對會計感興趣。職高學習不吃力，如果繼續讀高職，還讀這個專業。學習上就是希望成績能再好點，尤其是英語更好，成為班裡尖子。（案例9，16歲）

如果條件允許，自己又爭氣的話，我會接著讀書，現在讀職高，將來可以考大專。如果考上，找工作也好一些。但是最近特忙、特累，不想想太多。（案例10，16歲）

我想讀完職高後去讀高職，不過對自己的學習不太放心，如果有能力找工作的話，兩年後也可以去工作，是金子到哪裡都會發光。（案例11，18歲）

上個學期期末的時候，學校有一個高職班，有一個就業班，我想繼續上學，就報了高職班，也考上了，我會繼續補習高中的課程，然後參加高考。比如可以考聯大（北京聯合大學）的幼教系。（案例14，17歲）

如果能考上的話，當然想繼續讀書了，最想上到博士。（案例15，15歲）

我想繼續讀書，到大學，研究生，博士。（案例16，12歲）

我希望以後可以考大學，一級一級的往上升，可以升到碩士。（案例17，11歲）

我希望可以繼續上學，參加成人高考，但具體拿到什麼學歷為止，沒想過，反正自己努力唄。（案例18，17歲）

我下學期念初三，初三壓力也挺大的，希望自己可以考高中，還想以後能夠念大學，最好是能讀到研究生。我對家裡的經濟情況還是知道一二的，我想改善這種狀況，所以現在要努力讀書。（案例19，14歲）

我還不知道以後拿什麼學歷，不過想考博士。（案例20，12歲）

我很想上大學，但能否繼續深造，要看以後自己的情況，如果學得好，家裡也有條件支持的話，我會選擇繼續讀下去。（案例21，19歲）

我想上大學，讀博士。（案例22，11歲）

4.綜合素質培養：貧困家庭的青少年較少參加課余補習班、興趣班和聘請家庭教師。

從我們訪談貧困家庭青少年的情況看，他們課余較少參加補習班和興趣班，即使參加，也多是出於應付升學考試或等級證書考試，屬於迫不得已。曾上過或正在上興趣班的孩子，主要是在小學階段，年齡較小，功課壓力不大，且學費多是親屬支持的。

初三的時候參加過一個數學補習班，但覺得沒什麼提高。現在沒有參加補習班，也沒有請家教。（案例1）

我沒有參加過補習班，也沒請過家教。（案例2）

我們計算機專業經常有一些等級考試，多考一些證書對於將來找工作有好處，所以我想報一些有關的輔導班，提高一下自己的計算機水平。但是家裡情況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沒報班。（案例5）

我家沒給我請過家教，也沒參加過興趣班。小學時有跆拳道班，我參加過。（案例9）

初中請過一次英語家教，挺管用的。（案例13）

我喜歡鋼琴，但我們家沒有條件從小讓我學琴，進了職高，學了幼教專業以後才開始學的，平時是小班授課。我家裡沒有琴，都是在學校琴房練。我現在正上一個英語補習班，1000元半年，很貴，學完了以後可以考公共英語2級，學費是我舅舅出的，他是醫生。我也想過學瑜伽，但也就是想想，我還去問過，但也是隨便問問，像這樣的班費用肯定高。（案例14）

我上過學校的補習班，就是補中考的那5科。我最想上的是吉他班。（案例15）

興趣班、補習班都沒上過，我覺得那個沒有用，該學的學校里都學了。（案例16）

我平時沒有參加什麼補習班。以前倒是參加過一個，主要是為了計算機等級考試。（案例18）

我原來參加過一個英語班，學習劍橋英語，學費多少不清楚，是姥姥出的錢。（案例20）

5.就業現狀：貧困家庭青少年的失業情況明顯高於普通家庭，職業穩定性及月平均收入明顯低於普通家庭。

從風險及就業型態的角度來看，勞動者在勞動市場的就業型態可能以三種相互流動的型態呈現：穩定就業、不穩定就業、低度就業以及失業。其中的穩定就業與失業，二者分別在安全與危險的兩端，也是過去我們所熟知的就業位置。而如今則在這兩端中間存在著各種多元向度、部分安全／部分風險的就業。而這些部分安全／部分風險的就業包括三種類型：一是不穩定的工作，如短期合同的勞動者，其處於隨時可能失業的危機中；二是低薪或薪資不足的工作，這種工作與工作貧窮（working poor）往往高度相關，特別是部分時間的勞動者。三是低階層或非技術勞動者。從工作內容來看，部分受雇勞動者只能處於低技術、低階層的位置，特別是低階層服務業在工作內容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 ）下，不但是低階層或非技術勞動者，甚至又與前面的部分時間勞動者類型相結合。此外，失業者更因再就業不容易而淪為長期失業者，被社會所排除（social exclusion）。而處於這種部分安全／部分風險就業型態的就業者，其不但在就業／經濟收入上處於不安全的位置，在經濟收入之外的社會保障上，往往也是處於缺乏完整保障、甚至被排除在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之外（謝文元等，2005）。

在我們的調查對象中部分青少年已完成學業，作為新生勞動力進入就業市場。數據顯示，開始工作的貧困家庭子女有107人，佔718人中的14.9％，普通家庭有41人，佔310人中的13.2％，貧困家庭子女投入工作的比例略高於普通家庭。而從其就業情況和職業穩定性看，調查結果顯示，貧困家庭青少年失業和無業的比例明顯高於普通家庭的同類青少年，職業穩定性卻明顯低於普通家庭（參見表3）。而對其在2003年10月份的收入情況的調查數據統計結果顯示，貧困家庭子女的平均收入為477元，普通家庭子女則為958元，t=-3.458，P ＜0.05，差異顯著。

6.就業期望：貧困家庭青少年更傾向選擇收入穩定的工薪階層。

表4顯示，較大比例的貧困家庭第二代（44％）選擇職業聲望較高、收入穩定的公務員和教師類工薪階層，而較大比例的普通家庭第二代選擇職業聲望和收入都較高的管理人員（35.7％）。

在訪談對象中，受訪青少年一方面表達了自己的職業理想，另一方面也把未來的職業與家庭經濟狀況相聯系，如想多「賺錢」或當醫生為家人解除病痛等。

現在還沒想好將來讀什麼專業，但自己對管理方面比較有興趣。（案例1）

我爸希望我將來找個好工作。我將來想踢球、舉重！干這些賺錢多，多掙點錢養活我老爸。我希望家裡有錢一點，然後存在銀行里。（案例2）

我自己喜歡旅遊專業，所以就選了本地導游這個專業。我爸原來想讓我讀園林，但我不喜歡。上學期考了服務初級證，准備再去考一個導游初級證，拿了這兩個證就可以帶旅行團當導遊了，將來也打算留在本地做導游。（案例3）

我沒想過將來要干什麼，可能會往英語方面發展的，只要掙夠生活費就行。（案例7）

當初是我自己決定上職高和讀金融專業的，主要看好它的就業前景。當時覺得大學畢業找工作也得一技之長，我們職高畢業時，有單位來擇人，但職高畢業去不了太好的地方。（案例9）

我喜歡體育，家裡說計算機有需求，將來可以找個好工作。我以後還想搞體育，搞體育也能用上計算機，如果聽他們的讓我往計算機上發展，估計沒太大潛力，我也不喜歡。（案例12）

我比較喜歡環保專業，搞建築的人太多了。現在環保很熱門，挺有潛力的，以後不管什麼行業，首先要環保。不過現在我主要是把學習搞好，工作的事還沒譜兒呢，不敢怎麼想。（案例13）

我學的是幼教，就想先干著幼教，然後再轉專業唄，想學外貿什麼的。（案例14）

我以後想當醫生。因為有一次我奶奶生病了，醫生都會對我奶奶特別好，我就想以後也當醫生，給其他人看病。（案例15）

我最想到電視台工作，上次我們去電視台錄制節目，就看著那些主持人，特別羨慕他們。（案例16）

我希望以後能夠掙錢，給媽媽，因為我覺得他們挺辛苦的。（案例17）

未來的工作，我想做與計算機有關的工作，比如一些網路公司，但具體什麼單位，還沒想過。（案例18）

我以後拚命工作，拚命掙錢，來養這個家，讓我們過得好一些。（案例19）

我沒想過將來要做什麼工作。（案例20）

我的就業要求並不高，只要能當上白領、坐辦公室就行了。不過現在主要是好好學習，將來可以找個好工作，好報答家人，用我的能力去改變家裡的經濟狀況。
上述的研究發現，我國貧困家庭青少年在人力資本蓄積已經處於劣勢，加上我國整體就業壓力，結合貧困家庭社會處境和生活機會的缺乏，未來這一群體陷入貧窮代際循環的可能性非常高，形成貧窮世襲。

❸ 辨析題： 1 我國現階段，按勞分配並不是唯一的分配方式。 2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享有的公民權力

第一為正確的，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第二為錯誤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權利。

分配製度為勞動產品在社會主體中如何分割、配給制度的總稱。有按勞分配、按資分配、按需分配以及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可以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3)證明我國5064歲組受教育水平低擴展閱讀：

分配製度的相關要求規定：

1、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決定分配結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同時並存的分配結構。

2、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各種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資本、管理）都要有相應的市場評價，這些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都應得到相應的收入。

❹ 和沒有受過教育或者是受教育水平很低的人，的人講話溝通交流有很大的壓力，你感覺到了嗎

對，和他們說些成語或術語或雙義的笑語會冷場

❺ 我國人口受教育比例是多少（懸賞50）

我國農村人口素質低下，從文化素質看,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在農村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佔87.8%,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的佔11.7%,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只佔0.52%"文盲半文盲等低質量的農村勞動力較多。
據國家統計局測算,全國九年制義務教育平均完成率2002年僅為79.25%,2003年僅為79.57%。
－李莉，2006：《農民收入水平與受教育狀況相關性分析》，《廣西社會科學》，第7期

各地區農民中每千人中高中上人數（人/千人）
西 藏13.47
貴 州23.75
四 川34.06
重 慶34.59
雲 南36.30
安 徽38.63
青 海50.22
甘 肅54.52
廣 西55.26
江 西55.48
浙 江57.51
遼 寧58.00
吉 林58.22
黑龍江58.92
湖 北60.19
寧 夏60.77
福 建61.96
山 東62.81
廣 東65.46
河 北66.48
山 西67.24
海 南67.89
河 南68.97
湖 南69.88
內蒙古70.20
陝 西73.09
天 津76.06
江 蘇77.78
新 疆81.50
上 海92.16
北 京145.06
－李傳志、魏安民，2005：《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關系的分析》，《山西煤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❻ 在我國，為什麼農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較低

一般社會各界普遍認為農民是弱勢群體。政府官員、社會工作者和研究人員都認為這一看法反映了農業生產的實際，反映了農民的實際情況。但是問題的關鍵不是對現象的簡單描述，而是找到問題的原因，然後對症下葯，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研究和社會會調查顯示，一般認為農民是弱勢群體，可以從社會和農民兩個方面分析，社會的問題太大，不是我們能解決的。

稀有的是世界永恆的真理。農民在生產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但農民的收入最低，所以其間沒有誰剝削誰的問題。關鍵是農民人數太多，農民沒有辦法獲得更高的利潤。農民的競爭對手絕對不是城市人。城市人是農產品的購買者。城市人越多，購買農產品的消費者就越多。農民的競爭對手是農民。一個農民的某些農產品只要賺錢，一夜之間就會有很多農民加入，生產大量同質農產品，結果導致其產品價格暴跌，都得不到利潤。農民太多是我國農民收入不能提高的根本原因。

❼ 你認為中國要提高全民的受教育水平應該怎樣做

應該是提高中小學的入學率，鼓勵高校校企結合提高入學率

❽ 求答案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率越低；受教育程度越低，出生率越高。試分析其中的道理和原因。

三、教育的社會功能
（一）教育的人口功能
1.教育可減少人口數量，是控制人口增長的手段之一
控制人口增長的手段很多，發展教育是其中之一，而且被認為是長遠起作用的手段。一些人口學家研究後得出的結論是：全體國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與人口出生率的高低成反比。有人在拉丁美洲做過的有關調查表明：有工作的婦女生育率低於家庭婦女;有專業知識的婦女生育率低於一般農村婦女;受過中等程度教育的婦女的嬰兒死亡率低於文盲婦女。在我國的有些調查資料中也反映出同樣的傾向,即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越高，人口出生率就越低，反之亦然。參見表4-1。
一系列資料表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生育觀:受教育水平較低的群體或個人向於不加節制特別是高數量的生育;受教育水平較高的群體或個人傾向於有所節制的比較合理的生育。據統計，70年代中期,蘇美和歐洲發達國家成年人口的文盲率不足1%，其人口平均增長率約為0.72%,而非洲大多數國家的成人文盲率在70%以上（例如衣索比亞為85%,尼日高達92%,）其人口平均增長率為2.6%,1980一1984年又進一步升高到2.9%。另據統計,在美國,每百名受過中學以下教育的母親, 一生生育的子女數為124.1個,受過中等教育的約為118個，受過高等教育的為96.9個。我國的情況也大致如此。見表4-2。
婦女的受教育水平對生育率的控制大致可通過圖4-1來表述。也就是說：
教育的發展和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為什麼能起到控制人口增長的作用呢?
國家經濟的發展，必然提高對勞動者的文化要求，從而刺激家庭對教育的需要,而家庭教育要求的提高必然增加撫養兒童的費用，這就能起到控制生育率的作用。西方發達國家人口增長率轉化的過程已證明了這一點。在工業化的初期，西方國家人口增長率也較高,人們並不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長,因為社會生產中相當數量的勞動力不需受多少教育，要養育和培養這類勞動力所需的費用不高,家庭養得起。現代發達國家社會生產卻大不相同,它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技術比較熟練的工人，因此父母養育兒童時要付出更多的教育費用,以使子女將來能取得工作資格或較好的社會地位。這使許多人不得不少生一些子女，人們就產生了控制生育率的願望。我國當前農村控制生育率的願望不強烈是與農村勞動力文化構成低、教育水平低聯系在一起的。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們更容易理解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間的相互制約關系，樂於支持政府計劃生育的號召,他們比受教育較少的父母在保護環境生態平衡、有節制地利用資源、保證社會獲得良好發展等方面，更具有責任心。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們更傾向於用現代的、科學的眼光看待傳統的價值觀和社會風俗，他們對生育子女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孩子能否健康成長,能否受到良好教育以及孩子的未來發展和事業成就上。就是說,他們主要關心的不是希望孩子給家庭增加多少收入和作為防老養老的經濟保證，而是在孩子的未來發展上,因此也就不再為「多子多福」「重男輕女」等觀念所束縛。
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使人們往往更重視自身價值的實現和對人生幸福的追求,他們不願意因多生育而耽誤自身的發展和生活的美滿。
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延長，男女結婚和生育的年齡一般會往後推移,而婦女結婚越晚，生育子女的數量一般會越少。前蘇聯學者曾做過這樣的推算,如果不加任何節制,一個生理條件剛剛成熟就結婚的婦女,一生平均可生育10個子女,20歲結婚：平均生育8.4個,25歲結婚,可生育6.2個,30歲結婚,可生育4.2個。
教育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婦女就業的機會,提高了婦女養育兒童的難度。這些都使人們願意控制人口的增長。
由此可見，教育具有控制人口增長的社會功能。為了更有效地發揮這一功能，不僅要普遍提高社會民族的文化水平，而且應對成人和青少年進行專門的人口教育。對成人的教育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進行,使人人懂得控制人口增長與國家發展、家庭幸福的關系，懂得怎樣實現計劃生育和優生優育。對青少年的教育主要通過學校來實現。在學校中增設人口教育課程,其主要內容是揭示人口變化、人口狀況、人口發展以及與基本生活質量方面的相互關系。在我國,這門課程還包括我國的人口政策及青春期生理衛生等內容。
2.教育可提高人口素質,是改變人口質量的手段之一
人口素質是由人口的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品德素質三個方面的內容構成的，它們都與教育息息相關。
人口身體素質是指人的身體健康狀況和大腦的功能狀況。它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先天遺傳,二是後天的營養、保健和鍛煉。一般說來，受過較高教育的人,一般都容易掌握優生學和遺傳學, 懂得近親結婚以及各類遺傳病對新生一代的危害,能有意識地注意婦女孕期的保健衛生,盡量減少因用葯不慎、疲勞過度、神經緊張等對胎兒帶來的不利影響,從而大大減少了先天愚型兒和先天殘疾兒的出生。近些年興起的胎教,對胎兒的智力發展也有所幫助。可見，教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能為人口質量的提高把住出生關。此外,受過教育的父母對人類自身生命發展的客觀規律了解和認識也較深,在安排個人及孩子的飲食起居、衛生和體育鍛煉方面更能符合科學的要求,這對提高身體素質也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對人口文化素質的影響更為明顯和直接，人口科學文化素質的高低主要取決於教育的好壞。世界上通常用下列具體指標來衡量人口的文化素質：文盲率或識字率,義務教育普及和提高程度,就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萬人口中科技人員數,每萬人口中的大學生數。顯然，這些指標直接受制於教育。近些年，聯合國已經把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的高低作為判斷國家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准之一。例如：如果一國的成年人口的識字率低於10%,就可把該國看成最不發達的國家。從全球范圍看，發達國家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據1993年的《世界教育報告》報道,每十萬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數,1990年中國是186人,同期的日本是2328人,美國5591人,阿根廷3293人,韓國3899人。在該報告所列的23個國家中，中國只高於印度。1994年《世界科學報告》載：每千人中科學家和工程師的人數，中國是0.4人,日本4.7人,美國3.8人,以色列4.4人,加拿大2.3人,印度0.1人。由這些數字可以看到,我國教育事業也比較落後，1982年全國人口普查,十二周歲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總人口23.5%。 這與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高速發展是極難適應的,現代化的所有夢想在低素質人口中都可能化為泡影!因此，教育人民,使人民成為自律自重、敬業樂業、團結剛健的人民,這是跨世紀的歷史使命。
人口思想品德的形成也依賴於教育,可以說,有什麼樣的教育環境就會培養出什麼品質的人。馬卡連柯說過：「沒有健全的教育環境而能養成真正可貴的品質的例子,我連一個也沒有見過,或者反過來說，有了正確的教育工作而會產生墮落的性質,也是不會有的。」因此，一個文化素質較高、文化氛圍較濃的家庭以及良好健全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環境，對提高人口思想品德素質的作用是不容忽視和低估的。
3.教育可使人口結構趨向合理化
人口結構包括人口的自然結構與社會結構。自然結構指人口的年齡、性別等方而的比例。社會結構指人口的階級、文化、職業、地域、民族等方面的比例。所謂人口結構的含理化就是指人口結構有利於社會生產和人口的自然平衡。
教育與性別年齡結構。如前所述，由於受過一 定教育的婦女生育觀的改變，使她們擺蛻了「重男輕女」的傳統意識,從而降低了女胎流產率,進而調整著新生兒的性別結構。教育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教育對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影響上。由於教育對人口數量的控制使得生育率大大降低,人口增長緩慢。另外，一系列調查數據表明,教育與死亡率成反比例關系（見表4--3和表4--4)。這是因為受較高文化教育的人群,具有較豐富的科學知識，因而常常比較了解營養、衛生、體育與身體素質的關系,按照較科學的方法生活、勞動和鍛煉,降低了自身死亡率；同時也能按照科學的方法培養兒童,使嬰兒和兒童死亡率較低（見表4--5)。生育率與死亡率的改變,不可避免地要改變著人口的年齡結構。
教育與人口的城鄉結構。人口的城鄉結構實際上就是城鎮人口的比重。城鎮人口比重的大小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工業發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從1983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來看，全世界總平均為39%，發達國家和地區為70%，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僅為29%。我國有史以來就一直是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大國，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進展,城鎮人口比重有所上升,城鎮總人口比重，1964年全國人口普查時達到18.4%,1982年上升到20.8%,但仍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們要趕超世界發達國家,要家加快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化，改變城鄉人口比例,盡快實現鄉村人口向城鎮人口的轉變就成為不容忽視的問題。那麼如何就地消化農村剩餘勞力,使多餘農業人口離土不離鄉,就地轉化為非農業人口或工業人口,就有賴於大力發展教育,特別是普及農村教育,提高農村人口素質,從而為提高農村科技水平,發展鄉鎮企業提供可能。
教育與人口的行業和職業結構。教育對人口的行業和職業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由教育所帶來的科技進步使得社會分工越來越復雜細密,有的行業淘汰了，衰退了，有的行業興起了。最顯而易見的是二戰後隨著半導體、電子計算機、微電子學、激光、光導纖維和遺傳工程等尖端枝術工業的急劇發展所帶來的在業人口行業和職業結構的變化。一般說來，逐步提高腦力勞動者和體腦勞動者的比重,逐步減少體力勞動者的比重,將是現在和未來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趨勢。我國1990年7月，通過對大陸30個省區、直轄市64724萬在業人口的調查顯示，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商業工作人員等比重較1982年都有所上升，其中各類專業人員所佔比重為5.31%，仍只相當於美法的1/3。因此,我們」必須積極創造相應的教育條件，為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提供相當數量的專業技術人員。
4.教育有利於人口的遷移
人口遷移是指人口從一個地點向另一個地點的遷居活動，人口有計劃的合理遷移，對適應生產力發展和資源開發,促進地區間文化技術的交流、合作與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諸多,其中教育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受過教育的人口更容易作遠距離遷移。這是因為受過較好教育的人不易受本土觀念的束縛,他們更想到最適合發揮自己才能的地方去工作。另外也由於遷入城市大多是以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或是第二、第三、第四產業為經濟主體的城市,這就決定了遷入這些城市的人員必然是些具有一定專業技術水平的人。以廣州為例，在1990年的流動人口中,小學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人口都較少，分別為93.04萬人和13.06萬人,占總人口的28.07%和3.94%,而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達206.44萬人,占總人口的62.28%。與全省人口平均水平相比,流動人口的大學、高中和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所佔比重分別高出0.13、3.48、26.35個百分點，相反,小學和文盲半文盲人口所佔比重分別減少12.4和6.62個百分點，可見流動人口總體文化素質高於全省平均水平。
文化教育發達的城市和地區更吸引遷移人口。如前所述,遷入城市大都是些科學技術發達的城市。我國80年代以後,出現人口大量流向東部沿海地區的傾向，迭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政策使東部沿海地區加快了科技發展的步伐，從而吸引了大量流動人口。仍以人口遷入量最多的廣東省為例,遷移人口以珠江三角洲腹地為核心向外圍呈梯級分布狀態。珠江三角洲不僅是廣東遷移人口的聚集地,而且是全國人口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該地區的遷入人口佔全國總遷移人口的9.18%。人口遷入量僅次於廣東的是全國的文化教育中心京津滬三市。可見，發達的經濟，先進的科技是吸引遷移人口的重要因素。
教育本身就實現著人口的遷移。現代教育,特別是現代高等教育如同一個人才集散地，它把各地區的人才收攏上去，加以培養,然後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學習者的志願和特長，再把他們輸送出去，從而實現跨區域的人才流動。據統計,學習培訓和錄用分配與省際遷移量的比重分別為7.8%和4.7%。這種由教育本身所實現的人口遷移,最顯著的優點在於可使各個地區有計劃地輸入經過專門訓練的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有利於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

❾ 人口受教育水平明顯提高，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提高的因素有哪些

我國的文盲概率只有2.67%，而且人口城鎮化比例有所提高。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數據已經公布，人們可以發現這些數據中出現了老齡化社會以及男女比例失衡。這些都是關乎行業發展和民生的重要數據，相關部門會根據數據制定不同的方案。

文盲率下降，教育水平普遍提升，城鎮轉化率有所提高，造成這些現象的因素包含著居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我國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案和教學模式，家長重視孩子的學習成績以及生活質量。

總的來說，造成此類現象的因素眾多，關鍵性因素無非是教育水平逐漸提高，而且各個地區開展了有效的教育方案。除此之外，居民生活質量提高，他們可以將錢用於孩子教育方面。這就導致我國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更何況城鎮轉化率與居民生活質量息息相關。當城市與鄉鎮的差距越來越小，進而導致城市的城鎮轉化率越來越高。國家出台的各項方針尤為重要。不僅有效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還使得城鎮轉化率得到有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