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師養老院前景怎麼樣

『壹』 養老機構的服務哪招最受老人歡迎

現在養老院的類型很多，但醫養結合型最為老人需要，比如萬科在北京東北三環內推出的光熙醫養容中心，既包含一家長者公寓可以為老人們提供生活空間和活動場所，依託社區的配套對老人進行生活照顧；還包含二級康復醫院，如今看病不僅消耗著大量的時間與人力，也會有不及時性帶來的各種問題。醫養結合的養老機構有護理人員以及醫生護士團隊，可以隨時觀察老人的身體狀況，提前發現問題並及時安排康復治療。

『貳』 古羅馬的養老院是干什麼用的

你是不是想問古羅馬的元老院啊？！
元老院
Senate
古代羅馬政府機構中歷史最悠久的組成單位
。公元前6世紀，元老院議員(約有300名)由羅馬國王委任，並隨時向國王提供咨詢。到公元前5世紀末，庶民首次擔任長官職務後，開始進入元老院。公元前 4～前3世紀在連綿不斷的戰爭時期，元老院對外交政策施加影響的力量增大了。在共和國最後兩個世紀（前2～前1世紀），通過一系列未成文的規定，元老院在外交政策、立法、財政、宗教等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還有權給長官們分派任務，延長他們的任職期，指定設立元老院委員會以協助長官管理被征服的土地，以及根據人民的戰爭與和平的正式特權指導外交關系。在共和國最後幾十年裡，由於軍事領袖崛起、由於元老院本身唯利是圖、由於它的改革受阻以及它的重要成員的排外主義，元老院的威望和權力下降。後來G.J.凱撒把元老院議員的人數增加到900名。公元前27年羅馬第一位皇帝 G.屋大維恢復元老院的威望，並把它視為統治帝國的正式的合作者。長官、主法官和法官的選舉由公民議會負責轉到元老院。然而，皇帝對選舉起很大的作用，並隨意委任元老院議員。元老院恢復它作為統治者咨詢機構的本來面貌。580年，羅馬元老院終歸取消。

『叄』 我國現在養老院環境現狀如何

隨著我國進入老年化社會，加上獨生子女政策改變著我國的家庭人口結構，「養兒防老」的傳統養老模式已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已經將商業養老險作為日後養老的支柱。那養老保險有哪些險種？不同險種我們又應該如何選擇呢？
城區公立養老院一床難求的現象不僅僅出現在北京。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城區公辦的住不進，城裡民辦的住不起，郊區民辦的不願去。」
中國目前老齡化問題嚴重，而城市化進程加快等原因使得目前中國城鄉的空巢家庭不斷增加。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理事長李寶庫說，為確保更好地照顧老人，這些專門針對失能老人而建的養老機構將具備四個基本條件：只接納到達國家法定退休年齡的老人入住，養老機構的房產不予出售，必須配套擁有一個專門的醫療機構、專門為入住老人開展全天候的醫療服務，以及必須具備臨終關懷的職能。
★專家分析：
養老方式面面觀
社保養老——僅夠溫飽
我國的基本養老保險，是以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為特徵的養老保險模式，按照該模式，個人和企業按照員工工資數額的一定比例繳費，分別進入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賬戶，那麼在未來社保養老是否真的能為參保人提供足額的養老保障呢？
以月薪6000元的員工為例，不考慮通貨膨脹，工資增長，及賬戶利息等因素影響，假設30年後退休時社平工資是2000元，則按目前社保政策，每月大概可以領取退休金1800多元，社保替代率約30%。而按照專家建議，替代率達到80%，才能保證退休後的生活質量不下降。
企業年金——難以掌控
企業年金是企業及其職工在依法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基礎上自願建立的補充養老保險。我國於2004年5月1日才開始試行。由於企業自身認知程度不夠，國家對個人繳費部分稅收政策的不明確等原因，真正實行企業年金的企業數量還是很少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數據，截至2009年12月31日，參加企業年金的人數是1116萬人，僅佔2.2億參加基本養老人數的5%，佔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則不足1%。
最重要的是，企業年金實行最終主動權都在企業手裡，員工個人是無法掌控的。如果你很想參與到企業的年金計劃中去，那麼前提條件一是你要在職，二是所在企業願意為職工繳納企業年金。
養兒防老——不堪重負
「養兒防老」是中國人的傳統養老觀念。但是隨著「4：2：1」家庭結構在中國逐漸普及，傳統養老觀正受到強烈沖擊，80年代四世同堂的金字塔迅速演變成現在的倒金字塔形的家庭結構。曾經的「小皇帝」如今面對就業、醫療、住房、子女教育，已經舉步維艱，又如何周到地顧及贍養老人？事實上如今許多父母還在以不同方式來資助子女買房、創業等。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將來還要出現「8：4：2：1」的家庭，可見養兒防老已越來越不現實了。
商業保險——養老支柱
商業養老保險是以人的生命或身體為保險對象，在被保險人年老退休或保險期屆滿時，由保險公司按合同規定支付養老金。其特點鮮明，天然具備參與長期養老金儲備計劃的優勢。兼備了投資和保障的功能，使理財主體更加多元化，提高了養老保障水平。目前商業保險中的年金保險，兩全保險，定期保險，終身保險都可以達到養老的目的，客戶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投保。
金融投資——種類繁多
我國養老現狀分析：金融投資是目前大多數人比較熟悉的養老方式。可供選擇的工具很多，一部分屬於有固定收益的品種，如銀行各類存款、人民幣理財產品、外幣理財產品、國債等，這類產品的優勢是安全穩健，但收益不會太高。一旦收益不抵通脹，其實際購買力是縮水的。
另外一部分屬於較高風險的投資品種，如股票、基金、期貨、權證等。對於以養老為目的的投資來說，一些穩健型的投資品種應該是首選，如基金。而基金也隨風險收益的不同分為貨幣型、偏債型、平衡型、偏股型、ETF、LOF等，每個人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搭配。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也有不少把養老金寄託於房產，覺得手中有房養老不愁，那麼單一依靠房產投資是否能完全解決養老問題呢？
方式一，出租：以每月的租金來支撐每月的養老金開支
租金收入僅是房產價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本金壓在房產上，並不能為老年的日常生活提供持續的收入現金流，可見靠租金養老沒有充分地利用所有用於養老的資金；而且房屋出租過程勞心勞力，中途如出現斷租，勢必影響晚年生活開支需求。
方式二，出售：一次性出售來支撐未來多年養老金開支
房屋出售後，大筆資金仍需要再次規劃，才能為晚年養老提供支持，否則同樣要面對資金貶值的風險，並存在晚年沒有持續可增長的收入現金流，有錢不敢用的問題，仍是一個不完整的養老規劃。
可見，房產投資雖具有較強的抵禦通脹的能力，但是其變現能力較差，加上國家政策支持及法律監管很不明朗，單一靠房產養老仍然不夠穩妥。
綜上所述，用過分依賴短線或保守單一的投資方法，去累積維持未來幾十年退休生活的資金，往往事與願違。
老人們的精神需求
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問題日趨凸顯。最美不過夕陽紅，當一個人到了安享晚年的時候，往往更需要關懷。三年一代溝這句話不是沒道理的，年輕人並不懂得老年人的世界，所以大多數老年人是空虛、孤獨的。
近年來，社會越來越關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老年大學、銀發旅遊也越來越火爆。關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只靠子女的關懷，也要靠社會的共同努力，加大愛老敬老助老的宣傳，營造一個營造尊老、敬老的社會氛圍是必要的。這也是南北巢養老網的宗旨所在。
（資料來源：360個人圖書館）

『肆』 河南養老院一老人用垃圾車送老友看病，養老院養老存在什麼弊端

我曾經去養老院、社區養老服務中心等地方參觀學習過，也跟老人、工作人員有過交流，養老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社會養老服務問題，但是它依然有極大的弊端：以金錢利益為紐帶，當金錢不足或沒有時，養老關系不存在，老人就無法得到妥善的照料；不同養老院的服務質量、服務態度不同，遇到壞的養老院，老人甚至可能會被虐待；在沒有親人監督的情況下，部分老人的財產可能被養老院及其工作人員侵吞……

還是後來過年的時候他的子女去探望老人，發現了老人不在了，死亡金也給冒領了，才發這個事情。至於老人是真的病死，還是因為其他原因，我們不得而知……

當然，也有一些是拿了高額的費用，但是卻剋扣老人的食物、照料不到位等，這也是我們需要加強監督監管，確保老人的權益的……然而，不少老人都住到養老院了，根本沒什麼人關心他們……

但願我們真的能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伍』 雲南省有免費寺廟養老院嗎

沒有。雲南省，簡稱雲或滇，中國23個省之一，位於西南地區，省會昆明。全國免費養老院只有福建省沙縣，雲南沒有免費的寺廟養老院。大理的崇聖寺曾有9位皇帝在此出家，至今免費對外開放。崇聖寺東對洱海，西靠蒼山，與大理古城只有1公里之隔，也正是在如此多大景區的包圍中，才把它顯得過於渺小，但崇聖寺確實是一座值得一去的寺廟。

『陸』 分享：養老院中能不能養動物

2018年1月12日 Lee公子 摘自《最好的告別》（美）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著

《最好的告別》一書中有一個關於養老院中養動物的案例。據我所知，國內的絕大多數養老機構中都是不允許養動物的，而此案例可以說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的一次離經叛道的試驗，雖然不敢說其具有適用於國內的普遍借鑒意義，但卻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固有認知觀念的有益啟示。

1991年，在紐約州北部的小鎮新柏林，一位名叫比爾·托馬斯（ Bill Thomas）的年輕醫生做了一個實驗。事實上，他並不確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當時31歲，結束家庭醫學住院醫師的培訓還不到兩年，剛剛接任大通紀念療養院（ Chase Memorial NursingHome）醫療主任一職。這所療養院收住了80位嚴重失能的老人。一半老人屬身體殘障，80％的老人患阿爾茨海默病或者其他類型的認知障礙。
……

從上班第一天開始，他就感覺到農場生活和療養院生活的強烈反差：農場生活輕快活潑、欣欣向榮，療養院則體現了局限性、機構化，缺乏生活氣息。他的見識折磨著他的心。護士們說他會適應的，但是，他適應不了，而且，他也不願意適應他所看到的情形。幾年以後他也許能夠給出充分的緣由。但是骨子裡頭，他認識到大通紀念療養院的情況在根本上與他自給自足的理想相沖突。

托馬斯相信，好的生活是享有最多獨立性的生活，而這正是療養院拒絕給予的。他逐漸熟悉了療養院的居民。他們曾經當過老師、店主、家庭主婦工廠工人——跟他成長過程中認識的人一樣。他確信他們有獲得更好生活的可能。於是，差不多是出於直覺，他決定依照自己在家裡採取過的方式，努力給療養院注入一些生機—以真正注入活力的方式。如果他可以把植物、動物和孩子們引入居民的生活，讓他們充滿療養院，情況會怎樣呢？

他找到大通的管理層，希望他們能申請紐約州的小額創新基金用來支持他的想法。當初僱用托馬斯的羅傑·霍伯特原則上贊同他的理念，樂意嘗試新方法。在大通的20年間，在確保療養院享有卓越聲譽的基礎上，他持續擴大提供給居民的活動范圍。托馬斯的新觀念符合過去的改進思路和措施。於是院領導一起坐下來寫創新基金申請報告。但是，托馬斯心裡的想法似乎比霍伯特理解的范圍更廣泛。

托馬斯說明了他提議背後的思想。他說，其目標是抗擊他所謂的療養院的三大瘟疫：厭倦感、孤獨感和無助感。為了攻克這三大瘟疫，療養院需要一些生命。他們要在每個房間里擺放植物；他們要拔除草坪，開創一片菜園和花園；他們要引入動物。

至此，一切聽起來都還不錯。由於健康和安全問題，引入動物方面相對比較復雜。但是，紐約的療養院規范允許飼養一條狗或者一隻貓。霍伯特告訴托馬斯，過去他們養過兩三條狗，都沒有成功。動物脾性不對的話，照料起來很困難。但是，他願意再試一次。

於是，托馬斯說：「那我們試著養兩條狗。」

霍伯特說：「規范不允許。」

托馬斯說：「我們還是這么寫吧。」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即便這樣小小的一個步驟也不僅沖撞到療養院的核心價值，而且也沖撞了療養院認為他們原則上的存在價值—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霍伯特有些為難。不久之前，我在同他交談時，他還生動地回憶起當時的情形。

護理主任洛伊思·格里辛坐在屋子裡，還有活動主任和一名社工……我看他們三個坐在那兒，互相對視，轉動著眼睛，說：「這會很有趣。」

我說：「好吧，我寫下來。」當時我就開始想，「雖然我不像你對這件事情這么投入，但我還是寫上兩條狗吧。」

他說：「那貓呢？」

我說：「貓？我們已經寫了兩條狗了。」

他說：「有些人不喜歡狗，他們喜歡貓。」

我問他：「狗和貓都要？」

他說：「寫下來供討論嘛。」

我說：「好吧，我寫上一隻貓。」

「不，不，不。我們有兩層樓。每層樓兩只貓怎麼樣？」

我說：「我們給健康科提出的建議是兩條狗和4隻貓？」

他說：「是的，就這么寫吧。」

我說：「好吧，我寫。我認為在這點上我們脫離了實際，他們不會贊成的。」

他說：「還有一項內容。鳥怎麼樣？」

我說規范說得很清楚，「療養院不允許養鳥」。

他說：「但是鳥怎麼樣？」

我說：「什麼鳥怎麼樣？」

他說：「只是想想看—從這里看窗外。想像我們是在1月份或者2月份，外面的積雪有近1米厚，療養院能聽到什麼聲音？」

我說：「你會聽見有人呻吟，也許能聽見有人笑。你在各個區域都能聽見電視的聲音，也許比我們喜歡的聲音大了些。你還能聽得見擴音系統播放通知。」

他說：「還能聽見什麼聲音？」

我說：「你聽得到工作人員互相交談以及與居民互相交談。」

他說：「是的，但是那些聽起來有生命感——有積極的生命感的聲音呢？」

「你是說鳥叫？」

「對！」

「那要多少只鳥才能達到你說的鳥叫效果？」

「我們養100隻吧。」

「100隻？在這兒？」我說，「你一定是瘋了！你在有兩條狗、4隻貓、100隻鳥的地方住過嗎？」

他說：「沒有，但是這難道不值得一試嗎？」

這就是托馬斯醫生和我之間產生分歧的焦點所在。

這個時候，屋子裡坐著的另外三個人眼珠都要掉出來了，他們說：「哦，上帝，我們真的要這么做嗎？」

我說：「托馬斯醫生，你的建議我很贊成。我願意跳出條條框框，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願意這里看起來像個動物園，或者聽起來像個動物園，我沒法想像這么干會怎樣。」

他說：「你就隨我好嗎？」

我說：「你得證明給我看這樣做有好處。」

這正是托馬斯需要的開端——霍伯特沒有直接說不。在接下來的幾次會上，托馬斯逐漸說服了霍伯特和其他團隊成員。他提醒他們三大瘟疫的存在療養院的人們死於厭倦感、孤獨感和無助感的事實，以及他們的確希望找到解決這些痛苦的辦法。為此，難道不是任何方法都值得一試嗎？

他們遞交了申請。霍伯特盤算他們的申請沒有機會通過。但是，托馬斯帶上一個團隊，親自去州府游說官員們。他們獲得了撥款，以及推行計劃所需要的所有的規定棄權聲明。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霍伯特回憶道，「我的第一反應是：『哦，我的上帝，我們不得不這么幹了。」

實施計劃的工作落在護理主任洛伊思·格里辛的頭上。她60多歲，在療養院工作了多年。有機會嘗試改善老年人生活的新途徑，她很受吸引。她告訴我，她覺得「這是一個偉大的實驗」，覺得她的任務就是在托馬斯偶爾的盲目樂觀和員工的害怕與怠惰之間走鋼絲。

這個任務可不小。每個地方都有根深蒂固的做事情的文化。「文化是共享習慣和期望的總和。」托馬斯告訴我。在他看來，習慣和期望已經使得機構的例行公事和安全成為比好生活更優先的考量，甚至阻礙療養院領來一條狗同居民一起生活。他想帶進來足夠的動物、植物和兒童，使他們成為每個療養院居民生活的正常部分。員工固化的日常工作會被打破，但是，這不正是目標的一部分嗎？

「文化具有極大的惰性，」他說，「所以它是文化。它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它持久。文化會把創新扼殺在搖籃中。」

為了對抗惰性，他決定直接迎擊那些抵制者——用托馬斯的話說就是奮力打擊」。他將之看作一整套改革。他們不會領來一條狗、一隻貓或者一隻鳥，看看每個人的反應再做打算；他們要在幾乎同一時間把所有動物引進來。
那個秋天，他們弄回來一條叫靶子的灰狗，一條叫生薑的哈巴狗，4隻貓和100隻鳥。他們扔掉了所有的人工植物，在每個房間都擺上了鮮活的植物。員工子女放學以後會過來玩兒；朋友和家人可以在療養院後院的花園玩兒，還有供孩子們游戲的操場。這是採取了「休克療法」。

這一過程中趣事不少，舉例來說，他們讓人在同一天把所有的長尾小鸚鵡送來。但他們搞清楚怎麼把100隻長尾小鸚鵡帶到療養院了嗎？沒有。運貨車到達的時候，鳥籠子還沒送來。於是，司機把鳥放進底樓的美容院，關上門就走了。鳥籠子那天晚些時候才送來，但是是放在扁平箱子里的，還沒有組裝起來。

托馬斯說，那真是「亂七八糟」。想起這事他笑了——他是那種凡事都能看到有趣一面的人。

他、他的妻子朱迪、護理主任格里辛及其他幾個人用了幾個小時組裝鳥籠，在美容院飛舞的鳥群中追逐長尾小鸚鵡，再把鳥送到各個居民的房間。老人們聚在美容院窗囗觀望。

托馬斯說：「他們肚子都笑痛了。

至今他還在驚嘆團隊的低效率。「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麼，完、全、不、知、道！」這就是這事的有趣之處。正因為他們這么理所當然地完全不懂，所以每個人都放鬆了警惕，積極投入其中一包括居民們。任何人只要會做，就幫著用報紙墊鳥籠，安撫狗和貓，帶領孩子們幫忙。那是一種「輝煌」的混亂——用格里辛富有外交意味的話說，是一種「激昂的環境」。

他們必須要解決運行中的各種問題，比方說，如何喂養那些動物。他們決定建立日常的「餵食規矩」。朱迪從一所廢棄的精神病院弄來了一輛舊的送葯車，並把它改裝成他們所謂的「鳥車」。鳥車上裝滿了鳥食、狗糧、貓飯由工作人員推到各個房間，更換報紙襯墊，給動物們餵食。托馬斯說，用曾經運送過好多噸鹽酸氯丙嗪的葯品車分發奶骨餅干，這有一種美麗的顛覆感。
當然，中間發生過各種危機，任何一個危機都可能終結實驗。有一天凌晨3點，托馬斯接到一位護士的電話。這並不異常，他畢竟是醫療主任。但是護士不想跟他講話，她要跟朱迪說。他把電話遞給朱迪。

「狗在地板上拉屎，」護士對朱迪說，「你要過來打掃嗎？」對護士而言，這項任務不是她的份內之事，她上護士學校可不是為了打掃狗屎。

朱迪拒絕了。托馬斯說：「各種麻煩接踵而至。」第二天早晨，他到了療養院，發現護士在狗便上面放了一把椅子，以免有人踩到，然後就走了。
有些員工覺得應該雇請專門的動物飼養員；照管這些動物不是護士們的工作，也沒人為此額外付錢給他們。實際上，由於州政府削減了給療養院的補貼，他們已經有兩三年沒漲過工資了。而同一個政府卻為一堆植物和動物花錢？另一些人則認為，就像在家裡一樣，每個人都應該分擔照顧動物的責任。一旦飼養動物，就會出現各種事情，誰在現場誰就負責處理相應的問題。這是一場兩種根本不同的價值觀之間的斗爭：他們是在運營一個機構，還是要提供一個家？

格里辛努力強化第二種觀念，幫助員工平衡各種責任。大家逐漸開始同意，讓大通充滿活力是每個人的任務。他們這么做不是因為任何理性的爭論或者妥協，而是因為體現在居民身上的效果很快就彰顯出來，無法忽視：居民們蘇醒了，活過來了。

「我們認為不能說話的人開始說話了，」托馬斯說，「之前完全孤僻、不走動的人開始造訪護士站，說『我帶狗出去散步』。」所有的鳥都被居民收養了他們給每隻鳥起了名字。人們的眼裡有了光亮。托馬斯在一本書里寫到這份經驗，書中他引用了員工保存的記錄，他們描述了動物對於居民（即便是那些患嚴重老年痴呆症的居民）的生活是如何地不可代替：

格斯真的喜歡他的鳥。他聽它們歌唱，問它們可不可以喝點兒他的咖啡。

居民們真的讓我的工作變得更輕鬆了，大多數人每天給我報告他們的鳥的情況，例如，「唱了一天」「不吃東西」或者「好像更加活潑了」。

M.C.今天和我一起喂鳥。她往常都是坐在儲藏室門邊，看我進進出出，今天早晨我問她想不想跟我一道兒。她非常熱情地答應了所以，我們就一起去了。我餵食、喂水的時候，M.C.幫我端著食物盒。我向她解釋每一個步驟，我把鳥羽弄濕的時候，她笑個不停。

大通紀念療養院現在的居民包括100隻長尾小鸚鵡、兩條狗、4隻貓，以及一群兔子和一群下蛋雞。這里還有數百株室內植物和一個欣欣向榮的菜園、花園。療養院為員工提供照料孩子的服務，還新開辦了一項針對放學後孩子的項目。

研究者研究了該項目兩年間的效果，對比了針對大通療養院居民和附近另一所療養院居民的各種措施。他們的研究發現，大通療養院居民需要的處方數量下降了一半。針對痛苦的精神類葯物，如好度液（ Haldol），下降尤其明顯。總的葯品開銷只是對照機構的38％，死亡率下降了15％。

研究沒法解釋原因，但是托馬斯認為他能說清楚。 「我相信死亡率的差異可以追蹤到人對於活著的理由的根本需求。」 其他的研究與這個結論相一致20世紀70年代初期，心理學家朱迪斯·羅丁（ Judith Rodin）和埃倫·蘭格（ Ellen Langer）做了一項實驗，讓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療養院發給每個居民一株植物。一半居民的任務是給植物澆水，並參加一個關於在生活中承擔責任的好處的講座。另一半居民的植物由他人澆水，聽的講座是說員工應該如何為居民的幸福負責。一年半以後，被鼓勵承擔更多責任的那批人（即便只是負責照顧一株植物這么小的事）更活躍，思維更敏捷，也活得更長久。

在他的書中，托馬斯講述了他稱之為L先生的故事。入住療養院三個月之前，他結婚60多年的妻子過世了。他無心吃飯，他的子女只好更加頻繁地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後來，他把車開進了溝里，警察指出他有企圖自殺的可能性。出院以後，家人把L先生送進了大通療養院。

托馬斯回憶起同他碰面的情形。「我奇怪這個人是怎麼活下來的。過去三個月發生的事毀掉了他的世界。他失去了妻子、家和自由，也許更糟糕的是，他覺得他繼續活著已經沒什麼意義。他失去了生活的樂趣。」

在大通療養院，盡管服用抗抑鬱葯，大家努力鼓勵他，但是，他的情況還是每況愈下。他放棄了走路，整天卧床不起，拒絕吃東西。然而，就是在這個時候，新的項目開始了，他得到一對鸚鵡。

托馬斯說：「他顯出一副很快就要告別人世的那種冷漠神情，勉強接受了鸚鵡。」但是，他開始改變。「起初的變化是很微妙的。L先生調整了躺在床上的姿勢，好便於觀察他的新責任』的活動。」他開始給照顧他的鳥的員工提建議，報告它們喜歡什麼、表現如何。那兩只鳥把他從陰暗中拽出來了。
對托馬斯而言，這完美地體現了他關於生物作用的理論。 針對厭倦感生物會體現出自發性；針對孤獨感，生物能提供陪伴；針對無助感，生物會提供照顧其他生命的機會。

「L先生又開始進食了，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間，」托馬斯報告說，「因為狗每天下午都需要散步，他告訴我們他願意做這項工作。」三個月後，他離開了療養院，回到了自己的家。托馬斯確信這個項目挽救了他的生命。

項目是否挽救了L先生的生命也許不是本書討論的內容了。 托馬斯實驗最重要的發現不是說有個活下去的理由可以降低殘障老人的死亡率，而是為他們提供活著的理由是可能的。即便那些患有嚴重老年痴呆症、已經喪失了理解周圍情況的居民，也能夠體驗到更有意義、更愉悅和更具滿足感的生活。衡量人們對葯物的依賴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久比較容易，而衡量人們從生活當中得到的價值感則困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