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新主张是什么

Ⅰ 自愿组合的家庭养老办法好吗

一、“同居式养老”
“同居式养老”是悄然出现的一种新的养老模式，有些老人老伴去世后，孩子们因工作无暇照顾，又不习惯养老院生活的，于是一些老人因志趣相投自愿组合在一起，过起“同居”的晚年生活。理想的养老，是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由此看来，“同居式养老”这种模式，不仅较好地解决了老有所养的问题，对于老有所乐的问题更具针对性。老人最怕寂寞，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同居式养老”很明显是驱逐寂寞的良药。
“同居式养老”
在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自民政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有2.12亿，其中15％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15％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曾对中国的养老模式做过一次专项调研，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缪瑞兰指出，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需27年就可完成这个过程。

更令学界担忧的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孝道”和家庭养老，但是落实这种“孝道”的现实基础却在逐渐弱化和动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如今中国主流家庭结构已转变为只有一个孩子，这意味着年青一代的养老负担将变得非常繁重。此外，人口流动的加快导致代际分离现象日益突出，中国有相当多的老人独守家中，成为空巢老人。即使是与父母同居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也因高强度的工作和快节奏的生活而很难抽出时间给予父母更多陪伴。

Ⅱ 农村养老保险新政策退休年龄2019年初

养老保险新政策2016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6日发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2013》，为未来7年改革建议了三个阶段的时间表。在收入分配和社保制度改革方面，报告建议改革第二阶段（2016年至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渐进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报告并未给出退休年龄的具体建议。
报告建议，在2014—2015年改革第一阶段，政府应在保险精算的基础上，统筹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研究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法与步骤;第二阶段在全国推行;到了第三阶段，即2019—2020年，建立统一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社保体系。
养老金并轨可期
2013年初，《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在历经1年之后，有望在2014年出台。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近期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2014年发改委将协调推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关实施细则的出台，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分配改革中，饱受争议的养老金双轨制有望在今年破题。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2013年12月26日表示，2014年在社会保障方面将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双轨制”、“待遇差”问题。
养老金并轨：养老金不并轨就别谈延迟退休
养老金属于政府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公平是第一要义。国家有义务让每个人过上有尊严的老年生活，这里的“尊严”只与人的年龄这一自然属性有关，与身份、职业、社会地位、贡献大小无关。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26日召开，人社部部长尹蔚民透露，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月人均81元。引人关注的是，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8月，全国平均城市、农村低保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352元、189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还不及低保的一半。
基本养老金不包括个人多缴多得的部分，但对于那些无钱多缴纳保费的农村老人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来说，这就是晚年生活的全部。81元够干什么？新华社的一篇评论说，81元在2003年只够买40斤大米;而在200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人均每月55元，大约能买50斤大米。基本养老金购买力每况愈下倒在其次，关键是这个绝对值太小了，小到根本不好意思称之为“养老金”，只能算零花钱。
舆论一直在抨击养老金双轨制，说企业退休员工的养老待遇和公务员差距有多大。其实中国的养老制度何止双轨？在财政全额支付的公务员养老制度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外，还有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后两者（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较之前两者的差距，比“双轨”之间的距离更为惊人。
近年来农村老人自杀现象频发，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又无儿女赡养，只好等死或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样是中国公民，为什么有的人老了只能自谋生计或靠养儿防老，有的老人却可以在公共财政的供养下丰衣足食？
有一种观点是，养老金不能做成大锅饭，也得按贡献大小分配，因此养老待遇有差别很正常。姑且不论公务员对社会的贡献是否大于农民，但现代社会收入分配的常识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养老金无疑属于政府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因此公平是第一要义。那些在职期间的高收入者纵然对社会的贡献较大，其贡献在一次分配时已经体现，如果退休之后还要比其他公民获得更多来自公共财政的惠顾，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二次分配要讲公平？因为国家有义务让每个公民过上有尊严的老年生活，这里的“尊严”只与人的年龄这一自然属性有关，与身份、职业、社会地位、贡献大小无关。
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决定了养老制度只能是“一轨”，而不是“多轨”。如果允许有差别，也只能是基于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原则，允许因缴费年限不同而产生的些微差别。当然，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权利为自己争取比“一轨”更好的养老待遇，但这个“更好”只能依靠个人努力，比如你可以去买商业养老保险，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比一般人更优裕，而不能多花纳税人的钱。
这些年“养老金并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遗憾的是，虽然“并轨”也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但总不如“延迟退休”来得猛烈。养老金并轨，虽然官方承认也是趋势，可迟迟不见动作，甚至在怎么并轨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有各路专家开始为并轨之后的既得利益群体操心——有提出要给退休公务员建立职业年金、廉政年金的，还有建议先给公务员涨工资的。如此犹疑，并轨要等到何时？
纵然有一万条理由要推行延迟退休，也得以养老金并轨为前提，毕竟，延迟退休只是关乎养老金的累积效率，而并轨则关乎社会公平。对养老制度而言，公平比效率重要一百倍。只要养老金一天不并轨，延迟退休就不可能赢得大多数民众的理解和认可。
“延迟退休”会提前若干年预告
据新华社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近日表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符合我国实际。
养老保险新政策退休年龄2016
“延迟退休”提上日程
胡晓义说，综合分析我国劳动力供求和老龄化程度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参考国际经验，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退休年龄现状和诉求，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既能确保政策调整前后平稳过渡，也不会对当期的就业状况造成太大影响。
“退休年龄是一项重大社会经济政策。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蕴含矛盾看，确有必要将研究延迟退休年龄问题提上日程。”胡晓义说，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角度出发，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
“全局性，即这项政策涉及多个领域，是综合性很强、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胡晓义说，“长期性，即这项政策不是只考虑一两年、十几年，而是涉及相当长时间的制度安排;战略性，即这项政策关系到我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发挥优势，增强国力。”
我国现行职工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这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劳动保险条例》和有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政策规定的，至今仍在执行。
“建国初期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依据当时的劳动条件、健康水平和男女生理特点等因素，规定这样的标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胡晓义说，“目前，我国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口预期寿命达到74岁（城镇更高），而企业职工男女平均实际退休年龄只有54岁，明显偏低。”
胡晓义说，目前我国城镇人均预期寿命达75岁以上;加上劳动条件改善，平均劳动强度比以前大大降低。如果继续维持较低的退休年龄，一方面不利于调动中青年人劳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也得不到持续、合理提高。
目前，人社部等方面对于延迟退休政策已经有了较为统一的基本思路。大致的情况是，将采取小步慢走的方式，先从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着手，再逐步缓慢地延长男女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方案出台后会有缓冲期，大约需要经过几年的过渡，才会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考虑到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人社部制定的延迟退休政策将会有一定的弹性。所谓弹性就是不搞“一刀切”，具体来讲，对于下岗失业、灵活就业、特殊工种等困难人员，将优先保障其合法权益。
3月9日，参加全国“两会”的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对外表示，延迟退休方案肯定会在2020年之前出台。下一步，人社部在制定该项政策当中，将会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充分的论证。
按照现行政策规定，中国男性退休的年龄是60岁，职业女性的退休年龄则分为，女干部与知识分子是55岁退休，女工人是50岁退休。与男性退休年龄相比，绝大部分职业女性的退休年龄都偏低。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认为，现在国内女性延迟退休的空间要大于男性，有关部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应该采取“女先男后”的方式，经过大约30年左右的阶段过渡，最终将男女的退休年龄统一调整至65岁。
主张实施“女先男后”退休政策的还有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等专家。郑秉文认为，中国女性职工至少应该延迟退休8-10年；杨燕绥去年8月提出建议，从2015年开始，对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就应当推迟一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两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就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
郑功成、郑秉文都是参与官方制定养老制度改革较多的专家。受相关部门委托，两位专家2013年分别代表各自所在单位，起草了养老体系改革方案，并于8月底提交至人社部。其中相关养老金全国统筹、“双轨制”改革、延迟退休等方面的一些建议，获得相关部门肯定。
2013年10月至今，人社部已经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就修改、完善制定养老金顶层设计方案做了多轮讨论。具体到延迟退休，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应该采取“小步、分阶段、渐进性”的方式，先从延迟女性退休年龄开始，再逐步过渡到男性；在推行延迟退休政策中，不会搞“一刀切”，会优先保护一部分困难群体。
从相关部门公开言论中也可看出，未来采取“女先男后”延迟退休政策的可能性很大。2013年底，人社部一位副部长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延迟退休将会先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然后再逐步扩展到其它群体；人社部社保研究所所长金维刚在全国两会前也表示，现阶段我国女性退休年龄偏低的问题十分突出。
预计相关部门出台延迟退休方案的时间或在“十三五”期间，该项政策的具体实施，则要再延推几年。官方之所以对延迟退休政策设置“缓冲期”，用郑功成的说来说，是“以便人们在预期清晰的条件下能够从容地安排好工作与退休生活”。
事实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披露的信息，目前中国人的健康预期寿命只有66岁，而不是主张延迟退休的专家们所说的75岁，在世界上的排序也只在第81位，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2016退休年龄新规定什么人退休年龄是65岁
20世纪30～50年代，全国人口平均寿命的“低”，主要是因为连年的战争、饥荒导致大批青壮年人口凋零，尤其是儿童和婴儿的存活率较低造成的。过多未成年人的不幸夭折，并不影响生活相对优越的工薪族长寿。分析研究城镇职工养老负担问题，不能笼统拿全民平均寿命增长来说事儿。
“按照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即可办理退休手续。这项退休政策制订时，全国人口平均年龄50岁，而目前，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
对于许许多多的主张工薪族延迟退休的专家学者来
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国人“人均寿命”的大幅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感觉相关数据的来源和运用都是值得商榷的，不能过于草率和武断。
且不说如果我们当年真的是基于“人均寿命50岁”的现状而开出了“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即可办理退休手续”的“空头支票”是否人道?这种未必人道的保障理念和制度设计是否需要延续下去?单是所谓的“全国人口平均年龄50岁”本身就值得认真研究。
20世纪30～50年代，全国人口平均年龄50岁也许是事实，但这种人均寿命的“低”，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战争、饥荒，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导致大批青壮年人口凋零，尤其是儿童和婴儿
的存活率较低造成的。过多的不幸夭折的未成年人，在很大程度上向下拉动了全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但这个总体的“低”，并不影响作为当时生活相对优越阶层的工薪族人均寿命的“高”。
换言之，“全国人口平均年龄50岁”，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国人大多活不过50岁，或者一半左右的人活不过50岁。而是说，受婴幼儿夭折、战争饥荒造青壮年早逝等因素影响，总体人口的平均寿命被“拉低”了而已。但这不影响绝大多数工薪族在当时的社会里相对长寿。以我们大家的耳闻目睹，说以前村里、城里很少见到50岁、60岁、70岁以上的老人、离退休干部，你相信吗?尤其是吃商品粮的工薪阶层，有多大比例是在退休之前去世的?能说他们大多没有活过50岁，没有领取退休金吗?
鉴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我们在分析研究城镇职工养老负担的问题时，就不能笼统拿全民平均寿命来说事儿，而是需要单独把当时的工薪阶层拿出来计算一下平均寿命，然后跟现在的工薪族平均寿命进行对比。看看到底有没有“20岁的寿命差距”。婴幼儿存活率问题，跟整个社会的医疗水平、生活状况、幸福指数关系密切，但跟工薪族领养老金的年限关系不大。孙子2岁夭折了，爷爷一直活到98岁，平均寿命确实是50岁，但你能说爷爷没有活到领退休金吗?你能说“两个工薪族”只有一个活过了50岁吗?显而易见，用全民人均寿命增长作为延迟工薪族退休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的临近退休的工薪族确实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多了许多，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要说他们平均比当年的退休职工多领20年养老金，真的不敢苟同。
第一、提高高级职称专项津贴标准。
对具有高级职称的企业退休科技人员提高专项津贴标准，正高级职称的月标准由700元提高为1000元，副高级职称（包括高级技师）的月标准由600元提高为800元，继续单列发放，不纳入基本养老金年度调整基数。
也就是说2013年1月1日后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高级职称企业退休科技人员（含2013年7月1日后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高级职称企业退休科技人员），从首次领取基本养老金之月起，领取高级职称专项津贴。
第二、对2013年6月30日前（含当日）年满75周岁及以上的离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加发60元，全年720元，单列一次性发放，不纳入基本养老金年度调整基数。
第三、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基本养老金经本次调整后仍未达到全市调整后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的，按调整后全市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计发。
另外，《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或基层干部，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的，应该退休。
2016年养老金延迟退休最新消息2014-2016年最新养老保险4050政策，提前退休年龄注意事项：
1、每人只能申请一次，比如你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4050政策以后，又有单位给你交了社会保险，则现有的4050补贴自动停止不再发放，以后即使再度失去单位给你缴纳社会保险也不可以再申请了。
2、社会养老保险4050政策和延期退休没关系。参加4050并不会造成延期退休。
以上就是2014年国家对社会养老保险4050政策做的三大调整，以及提前退休年龄应注意的事项，其他未调整的内容大致维持原来的规定和要求。相信看完了上面的内容，大家都对新的养老保险4050政策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国家相关的政策调整，以便于大家做出相应的准备，维护好自身应有的权益。
2016年福建灵活就业人员养老政策最新消息：缴费基数提高
从省人社厅获悉，从2016年1月1日起，我省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月缴费基数按2100元执行。
据了解，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数为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省未能达到这一标准。2014年12月，省人社厅、财政厅、地税局联合发文决定结合我省实际，采取逐步提高的办法，通过五年的努力，使我省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达到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此后再力争达到国家规定的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
2015年，省内除厦门外各地市的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月缴基数为1600元(厦门的标准要远高于省定标准)，照此测算，此类人员的养老保险费月缴费标准为320元，全年3840元。月缴费基数提至2100元后，相关人员的养老保险月缴费标准为420元，全年缴费5040元。
灵活就业人员主要是自营劳动者、家庭帮工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比如钟点工等)，这类人群由于没有一般企业的用工和就业形式，因此无法通过单位购买职工社保，那么他们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到底该怎么办呢？沃保专家建议可以为自己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做好保障规划，例如泰康人寿保险的”泰康鑫泰年金保障计划““泰康鑫泰年金保障计划”是一款费改年金保障计划，该计划利益清晰明确，稳健增值，兼顾教育以及养老，满足您全方位的财富保障需求。本保障计划由《泰康鑫泰年金保险》、《泰康附加日日鑫年金保险（万能型）》以及《泰康附加鑫泰意外豁免保险费定期寿险》三款产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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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河北农村失地养老保障有什么新政策呢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今天，农村社会保险越来越受到政府、理论界和广大学术界的关注。郑功成(2002)认为，农村养老保险的停滞潜伏着巨大风险，主张分类分层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宜“进”不宜“退”，宜早不宜迟。“进”应该是正视现实，在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而不是不顾客观情况一哄而上(王芳、王天意，2005)。鉴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计划生育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中，在重视社会救助的同时，要把社会养老保险作为重心来抓(刘书鹤，2001)。东部地区基本上具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中西部地区个别省份具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合理的方案是在中西部选择部分发达地区试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待条件成熟后再全面推行(王国军，2002)。本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研究做一综述，去粗取精，以利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

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多数学者均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这一制度的条件，但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尚不具备。有代表性的观点出自何文炯等(2001)。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于农民，都是处在该国工业化、市场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工业化由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即工业化靠自身积累且其剩余能反哺农业时期。这时，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农民收入大大提高，农民人口相对一国人口总数已不占绝对多数。而目前，中国农村多数地区仍处于相对封闭的小农经济阶段，且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他们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就全国而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然后逐步扩大其实施范围。不管是发达的农村地区还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都应建立综合性、多渠道的养老保障体系，以对付农民的老龄化风险。梁鸿(1999)在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中国政府财力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根据“发展优先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必定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福利病”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再加上中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已达到相当程度，因此，现阶段中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

第二种观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件已经具备。卢海元(2003；2004)认为：①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条件基本成熟。2001年，以美元计价，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185元)已经超过欧洲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时的最高水平(爱尔兰，1998年为9580元)。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达到5774美元，也超过了发达国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平均水平(5226美元)时。2002年，中国农业GDP比重已经下降到15%。可以说，中国逐步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条件目前已经基本具备。②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条件基本具备。首先，中国GDP将突破10万亿元，财政收入也突破1.7万亿元，经济发展已经上了一个大台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和手段都已具备。其次，由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中西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农村，已经具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再次，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一方面打破了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方式，另一方面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这些都要求中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最后，加入世贸组织要求严格限制使用农产品价格保护等与之相抵触的农业政策。为避免农业受到重大打击，为避免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应该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对农民实施更有效的保护。不失时机地为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郭秀亮、范作雄(1997)认为，农村能否顺利推行社会保障，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有可靠而稳定的资金来源作保障；其二，农民有较为强烈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参与意识。前者是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硬件”，是物质基础，后者则是一种软件，是顺利实施社会保障制度而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氛围。基于此，他们指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中国农业产生了巨大的质的飞跃，已初步具备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首先，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为集体经济组织缴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提供了可能；其次，农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民具有了较为强烈的社会保障参与意识；再次，存在通过国家政策性调节措施(向高收入阶层征税和在国家财政中设立社会保障支出项目直接拨款)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可能。

二、政府责任

不能以政府对农村居民没有承诺为借口来拒绝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郑功成，2002)。陆解芬(2004)认为，政府必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运营中起主导作用。具体而言，政府的责任主要可分为：第一，政策责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政府应起主导作用，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和前提。第二，财政责任。一项社会政策的执行，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持，其中，财力支持是最重要的。第三，法律责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这种强制性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来保证。李迎生(2005)认为，政府担负着构建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兑现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并推动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以及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等重要职责。当前，为保证政府切实地履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职责，需要纠正认识上的偏差——对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趋势应有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估计，以及实践上的偏差——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做法。

三、模式选择

建立和完善以农民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适应各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坚持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是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新创造(赵瑞政、王爱玲、任伶，2002)。

第一个观点：分类分层。郑功成等(2002)认为，一个较为合理的政策取向是，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进行分类处置，优先考虑已经非农化、城市化的农村户口劳动者，优先考虑响应国家号召的农村计划生育夫妇，优先在发达地区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及其他经济条件好的地区可以先行一步。郑秉文等(2001)认为，按照《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模式，要做到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序发展。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改变目前农村既定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实施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接近的制度形式；在农村中等收入地区，农民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可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养老金产品来实现。总而言之，在一种渐进的动态整合中，逐步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统一(陈志国，2005)。

第二个观点：“三结合保障”。杨翠迎(2005)认为，面对庞大的农村人口群，单纯地靠哪一种养老方式都难以担此重任。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区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袁春瑛等(2002)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多管齐下，提高土地的保障能力，使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得以发挥，并在此基础上立足各地实际，分类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与社会养老三者结合起来，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理性选择。有学者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然要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供养为辅的模式(阎昆，2000)。

第三个观点：创新制度。卢海元(2003)在《实物换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之路》中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年轻农民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实行“土地换保障”；进城农民工实行“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的“双轨制”；乡镇企业职工实行“股权换保障”+“产品换保障”+“土地换保障”。闫艾茹(2003)和孙洁(2004)认为，根据中国国情，政府目前不可能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做出的现实选择，也符合国际养老保险的发展方向。

四、筹资模式

目前，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集模式的探讨较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采取怎样的基金筹集模式?多数学者(例如郑秉文等，2001；杨东乐，2005；刘翔，2006；等等)赞成《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中提出的“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资金筹集模式，认为它比较符合中国农村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福利国家养老保障的弊端。相反的观点(例如高和荣，2003；赵建国，2004；等等)则认为，这种筹资模式下，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不仅会造成资金来源不足，降低其保障水平，而且会影响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难度。

五、基金管理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委托保险公司管理是一趋势。刘贵平(1999)认为：①由于政府垄断经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容易出现官僚作风、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的后果，所以，不应放弃和排斥依托于保险公司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②实行按季节或按年度缴费符合农村实际，而按年度缴费更符合农村实际情况，但养老金按月领取比较好。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该是“按年缴费，按月领取”；另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应实行封闭运行，将其归集在财政专户。即一方面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集中在省级管理；另一方面委托专业管理机构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运营。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模式从国家经营向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转变过程中，政府承诺的最终担保所起到的稳定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实际上，专家理财也有风险，为此，政府应承担最终担保(牟放，2005)。目前，以县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中，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际上担当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人的角色，却不具备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资格。对此，可行的办法是在中长期内，一是建立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集中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省一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集中管理一个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二是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的省份，应当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开展、基金积累规模较大，同时具备相应的基金管理人才和技术的省份。三是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归集、支付和基金收益的分配(赵殿国，2004)。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商业保险公司有助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推行。罗世瑞(2004)指出，农民的养老问题关键在于经济保障，农民的养老问题可以采取让农民参加商业保险的办法来解决，不依赖于国家财政支持。商业人寿保险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农民可根据缴费能力、保障需要和其他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险种。但是，中国农村寿险市场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经营主体单一、费率不合理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引入相互保险形式，增加保险市场供给主体，降低费率，激活农村保险市场，推动中国农民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郑功成等(2002)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不能对商业保险公司寄予过高的期望，更不能指望依靠商业保险来替代政府承担的责任。

六、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对于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险的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方法，建立以就业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涂文明，2004)。但是，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专家学者又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一个观点：土地使用权置换保险金。张时飞、唐钧(2004)和楼喻刚、金皓(2002)提出了“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建议，即从土地征用款中确定一定数额建立失地农民的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他们认为，土地征用款是农民失去土地后维持生计的唯一资本，政府利用这一“历史性时刻”积极弓[导失地农民投资于养老保障，是维护他们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只有切实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才能降低企业吸纳失地农民的成本，增强失地农民的就业竞争力，从而为他们的长远发展拓宽空间，进而形成“以土地换保障，以保障促就业，以就业促发展”的良性循环。闫艾茹(2003)认为，国家在征用土地时，对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可让其直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并根据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为5年以上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促进农民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养老保险的平稳过渡。土地使用权置换出的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个人账户，增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积累；同时，还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促进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加快农民城市化进程。常进雄(2004)认可“土地换保障”的理论，认为上海市“小城镇保险模式”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

第二个观点：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党国英(2004)提出，现阶段应该建立“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让农民能够陆续使用出售土地所获得的资金和这部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将这两部分资金与地方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统一起来，使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一致的社会保障水平或者比城市居民略高的社会保障水平。

此外，设计一种替代耕地占用补偿金的新税种(例如叫“农地交易特别税”)，实行累进制，将高出一定水平的货币化的级差收益集中到国家手里，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就是说，对于一些大中城市的郊区和一些发达的对外开放地区，在土地交易总收入中扣除了必要的部分(主要是农民的安置费和“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资金这两个部分)以后，对其余部分实行累进税，将相当一部分资金集中到国家手里，形成全国统筹使用的“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的主要用途是：第一，对一部分失去耕地以后所获得的补偿收入不能满足生活保障需要的农民进行援助。特别在一些落后地区，由于公用事业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土地征用中，农民有可能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偿(因为土地的市场价格很低)，需要“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进行转移支付，以帮助这里的农民。第二，开垦或复垦一部分土地，安置因公用事业征地而丧失土地的农民。第三，补充“国家失地农民账户”资金的不足。

第三个观点：实行“三方”付费制。宋斌文、荆玮(2004)倾向于给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应是个人账户式的完全积累制，采取“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其中，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30%，从土地出让金中支出，直接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以备调剂使用；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社会保障资金总额的40%，从土地补偿费中支出；个人负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偿费中抵交，集体和个人所缴资金进入个人账户。他们认为，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险的支出标准要低于城镇职工，并且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风险准备金，以应对将来养老保险的支付风险。鉴于政府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难以一次性拿出全部资金，可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以向失地农民发放债券的形式支付，等以后土地有收益再分阶段向农民个人账户注入资金。同时，鼓励失地农民积极参加商业保险。

第四个观点：“农转工”。成得礼、董克用(2004)提出，吸收失地农民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对于“农转工”人员，要按照将其农龄按一定的比例折算为工龄的办法，使农龄与工龄接轨，从而将这部分人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对于自谋职业人员，要为其开辟参加养老保险的渠道，对达不到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允许一次性补缴，使他们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失地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在无业或失业期间不再有任何收入来源，也不再有退回农村的可能，因此，政府应该尽快拓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内，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七、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

鉴于农民工数目庞大和短期内其转移潮流不可能停下来的事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焦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他们在农村的父母的养老保障造成了极大影响，但同时，经济因素、文化认同、权益意识的觉醒等，对他们自身未来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在政策、立法和管理上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不应该重城镇、轻农村(戴卫东，2005)。

(一)第一个视角，总体原则

第一个观点：分类参加。郑功成(2002)认为，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必要设计两个以上的方案供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有较长时期的劳动关系和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无稳定职业的农民工(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自主选择，并作为全国性的政策出台；否则，养老保险可能演变成一种不确定的强制储蓄，从而失去这项政策的本源意义。政府在实施此类政策之前，还可以先对农民工进行适当分类，对达到规定居住年限及有相对固定住所和单位的农民工，给予享受本市居民权益的资格条件，并正式纳入当地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而对不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则另提方案加以解决，并视情形逐步纳入。

第二个观点：城乡逐步统一。李迎生(2001)主张将进城农民逐步纳入城市职工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原因在于改革以来，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已在城市和小城镇居住多年，职业、生活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和城镇企业职工已无二致。他们实际已和农村脱离了联系，再让他们向家乡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缴纳社会保险金，已不现实，只会给当事双方造成困难和不便。从农民工收入来源、农民工养老保险具体操作、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管理和监督角度来考虑，也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把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为宜(曹信邦，2005)。

第三个观点：回乡参保。杨立雄(2004)认为，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体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破，目前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来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可行的方案是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在适当时机，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接轨。在资金筹集和缴纳方式上应实行差别对待：东部地区，采取强制保险，以农民个人交纳保险费为主，集体补贴为辅的方式；中部地区，采取自愿参加为主，个人缴纳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西部地区，采取自愿参加为主，个人缴纳为辅，实行中央、省(区)、市(地区)三级政府补贴的方式。

(二)第二个视角，账户设计

第一个观点：个人账户比例化。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工资水平低，多数农民工是“离土不离乡”，简单地把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前既无条件也无必要。有土地的农民工，可按“土地换保障”的方法换算出积累额，计入个人账户。当前主要的工作是为农民工建立与城镇企业职工规模相同的个人账户。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模式，其中，雇主按员工个人缴费工资的10%缴纳，员工按本人缴费工资的5%缴纳。对雇用农民工的企事业单位，除缴纳保险费享受税前列支政策外，还可按其缴纳的保险费额度，确定给企业减免一定期限(例如5— 8年)和比例(例如缴费额的5%)的税收，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工的个人账户进行间接补贴，可使企业和农民工直接感受到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扶持，提高企业和农民工缴费的积极性。同时，通过间接的财政支持，政府作为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的作用也得以体现了。农民工在转换工作时，养老金个人账户可随同转移，退休后按规定领取养老金(闫艾茹，2003)。

第二个观点：“混合型”养老保险制度。徐赛嫦(2003)认为，应该建立“混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一，企业按大、中、小等级缴费建立社会统筹账户，并采用现收现付方式支付给老年农民工。国家养老保险机构将所有企业缴纳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基金汇合统筹，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保险金，平均注入当前本地区的每一按时缴费的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妨称个人账户中的这部分基金为基本养老保险金。另一部分基金采用现收现付的支付方式，平均打入当前已经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的统筹账户。两部分基金的比例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老年农民工的生活保障需求而定。当地区差异逐渐减少时，企业缴费标准和企业缴费分配比例将逐渐实现全国统一，并最终达到现收现付部分的全国统筹。其二，以自愿原则为前提吸引农民工建立个人永久性账户，采用完全积累模式管理基金。农民工可以凭借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在务工城市建立个人永久性帐户(帐号与身份证一致)，并可随时查询。其三，进行规则和信息的全国统一。制度只有被法律的形式确定后，其实施才有合法依据，地方立法才有约束，规则才能全国统一。只有规则统一了，才能符合农民工的需求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跨地域转移。另外，只有建立以地市一级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实现全国范围内地方之间的信息互联互换，才能及时无误地处理养老保险关系的地区之间转移和接续事务。

第三个观点：弹性养老保险制度。卢海元(2005)提出了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缴费门槛较低、缴费方式灵活、可随人转移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弹性”主要涉及个人账户的缴费、政府对个人账户的补贴、待遇调整、覆盖对象。改变现行制度设计中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只有到达领取养老金年龄才能动用基金的传统规定，允许农民工通过保险证质押借款的方式，解决其生产、生活面临的资金困难。

八、简要评论

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整个制度还未定型，因此，学术界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仍处在争论之中。在认可中国农村有条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以及政府应该承担该责任的基础上，学者提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对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政策。例如，有学者(卢海元，2003)在借鉴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物换保障”的理论；还有学者提出“土地换保障”(陈颐，2000；常进雄，2004；于淼，2006)、“住房换保障”(潘岳，2006；袁友文，2006)等理论。究竟孰优孰劣，莫衷一是。

第二，对整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相对较少。鉴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特殊性，学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设计显得冷落，更多关注的是对失地农民、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从长远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的角度看，如果对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先制定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这一点，不能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态度。

第三，没有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在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时候，仍然静止地以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为蓝本去分析。除了该方案是一个草案外，十几年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诸多变化。因此，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除了要考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外，还要考虑农村社会分层、文化、伦理、权益意识的觉醒等因素。

第四，缺乏对非经济影响因素的理性分析。在分析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因素时，大多数学者偏爱从经济因素去看问题。事实上，在农村，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笔者认为，传统文化、道德伦理以及价值观等非经济因素在更大程度上阻碍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戴卫东）

Ⅳ 丁克养老的方式有哪些

丁克养老的方式住养老院、居家养老、老青互助养老等。

丁克家庭的夫妇主张摆脱传统婚姻生活中传宗接代的观念，更倾向于过有质量的、自由自在的“两人世界”生活。

2.居家养老。能动时，老两口居家可相互扶持。不能动时，可定制一些上门服务，如，送菜，医疗康检，理发等。现在，各地都在探索为老人服务的模式。3.老青互助养老。也是一种新型养老模式，老人提供住房，让年轻人免费租住。年轻人为老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这样，达到资源互补，老人提供住房资源，年轻人节省经济开支，提供劳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