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养老院前景怎么样

『壹』 养老机构的服务哪招最受老人欢迎

现在养老院的类型很多，但医养结合型最为老人需要，比如万科在北京东北三环内推出的光熙医养容中心，既包含一家长者公寓可以为老人们提供生活空间和活动场所，依托社区的配套对老人进行生活照顾；还包含二级康复医院，如今看病不仅消耗着大量的时间与人力，也会有不及时性带来的各种问题。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有护理人员以及医生护士团队，可以随时观察老人的身体状况，提前发现问题并及时安排康复治疗。

『贰』 古罗马的养老院是干什么用的

你是不是想问古罗马的元老院啊？！
元老院
Senate
古代罗马政府机构中历史最悠久的组成单位
。公元前6世纪，元老院议员(约有300名)由罗马国王委任，并随时向国王提供咨询。到公元前5世纪末，庶民首次担任长官职务后，开始进入元老院。公元前 4～前3世纪在连绵不断的战争时期，元老院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力量增大了。在共和国最后两个世纪（前2～前1世纪），通过一系列未成文的规定，元老院在外交政策、立法、财政、宗教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还有权给长官们分派任务，延长他们的任职期，指定设立元老院委员会以协助长官管理被征服的土地，以及根据人民的战争与和平的正式特权指导外交关系。在共和国最后几十年里，由于军事领袖崛起、由于元老院本身唯利是图、由于它的改革受阻以及它的重要成员的排外主义，元老院的威望和权力下降。后来G.J.凯撒把元老院议员的人数增加到900名。公元前27年罗马第一位皇帝 G.屋大维恢复元老院的威望，并把它视为统治帝国的正式的合作者。长官、主法官和法官的选举由公民议会负责转到元老院。然而，皇帝对选举起很大的作用，并随意委任元老院议员。元老院恢复它作为统治者咨询机构的本来面貌。580年，罗马元老院终归取消。

『叁』 我国现在养老院环境现状如何

随着我国进入老年化社会，加上独生子女政策改变着我国的家庭人口结构，“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将商业养老险作为日后养老的支柱。那养老保险有哪些险种？不同险种我们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城区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京。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城区公办的住不进，城里民办的住不起，郊区民办的不愿去。”
中国目前老龄化问题严重，而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原因使得目前中国城乡的空巢家庭不断增加。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宝库说，为确保更好地照顾老人，这些专门针对失能老人而建的养老机构将具备四个基本条件：只接纳到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房产不予出售，必须配套拥有一个专门的医疗机构、专门为入住老人开展全天候的医疗服务，以及必须具备临终关怀的职能。
★专家分析：
养老方式面面观
社保养老——仅够温饱
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是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特征的养老保险模式，按照该模式，个人和企业按照员工工资数额的一定比例缴费，分别进入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那么在未来社保养老是否真的能为参保人提供足额的养老保障呢？
以月薪6000元的员工为例，不考虑通货膨胀，工资增长，及账户利息等因素影响，假设30年后退休时社平工资是2000元，则按目前社保政策，每月大概可以领取退休金1800多元，社保替代率约30%。而按照专家建议，替代率达到80%，才能保证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不下降。
企业年金——难以掌控
企业年金是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我国于2004年5月1日才开始试行。由于企业自身认知程度不够，国家对个人缴费部分税收政策的不明确等原因，真正实行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还是很少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数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参加企业年金的人数是1116万人，仅占2.2亿参加基本养老人数的5%，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则不足1%。
最重要的是，企业年金实行最终主动权都在企业手里，员工个人是无法掌控的。如果你很想参与到企业的年金计划中去，那么前提条件一是你要在职，二是所在企业愿意为职工缴纳企业年金。
养儿防老——不堪重负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但是随着“4：2：1”家庭结构在中国逐渐普及，传统养老观正受到强烈冲击，80年代四世同堂的金字塔迅速演变成现在的倒金字塔形的家庭结构。曾经的“小皇帝”如今面对就业、医疗、住房、子女教育，已经举步维艰，又如何周到地顾及赡养老人？事实上如今许多父母还在以不同方式来资助子女买房、创业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来还要出现“8：4：2：1”的家庭，可见养儿防老已越来越不现实了。
商业保险——养老支柱
商业养老保险是以人的生命或身体为保险对象，在被保险人年老退休或保险期届满时，由保险公司按合同规定支付养老金。其特点鲜明，天然具备参与长期养老金储备计划的优势。兼备了投资和保障的功能，使理财主体更加多元化，提高了养老保障水平。目前商业保险中的年金保险，两全保险，定期保险，终身保险都可以达到养老的目的，客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投保。
金融投资——种类繁多
我国养老现状分析：金融投资是目前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养老方式。可供选择的工具很多，一部分属于有固定收益的品种，如银行各类存款、人民币理财产品、外币理财产品、国债等，这类产品的优势是安全稳健，但收益不会太高。一旦收益不抵通胀，其实际购买力是缩水的。
另外一部分属于较高风险的投资品种，如股票、基金、期货、权证等。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投资来说，一些稳健型的投资品种应该是首选，如基金。而基金也随风险收益的不同分为货币型、偏债型、平衡型、偏股型、ETF、LOF等，每个人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搭配。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也有不少把养老金寄托于房产，觉得手中有房养老不愁，那么单一依靠房产投资是否能完全解决养老问题呢？
方式一，出租：以每月的租金来支撑每月的养老金开支
租金收入仅是房产价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本金压在房产上，并不能为老年的日常生活提供持续的收入现金流，可见靠租金养老没有充分地利用所有用于养老的资金；而且房屋出租过程劳心劳力，中途如出现断租，势必影响晚年生活开支需求。
方式二，出售：一次性出售来支撑未来多年养老金开支
房屋出售后，大笔资金仍需要再次规划，才能为晚年养老提供支持，否则同样要面对资金贬值的风险，并存在晚年没有持续可增长的收入现金流，有钱不敢用的问题，仍是一个不完整的养老规划。
可见，房产投资虽具有较强的抵御通胀的能力，但是其变现能力较差，加上国家政策支持及法律监管很不明朗，单一靠房产养老仍然不够稳妥。
综上所述，用过分依赖短线或保守单一的投资方法，去累积维持未来几十年退休生活的资金，往往事与愿违。
老人们的精神需求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日趋凸显。最美不过夕阳红，当一个人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往往更需要关怀。三年一代沟这句话不是没道理的，年轻人并不懂得老年人的世界，所以大多数老年人是空虚、孤独的。
近年来，社会越来越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老年大学、银发旅游也越来越火爆。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只靠子女的关怀，也要靠社会的共同努力，加大爱老敬老助老的宣传，营造一个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是必要的。这也是南北巢养老网的宗旨所在。
（资料来源：360个人图书馆）

『肆』 河南养老院一老人用垃圾车送老友看病，养老院养老存在什么弊端

我曾经去养老院、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地方参观学习过，也跟老人、工作人员有过交流，养老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养老服务问题，但是它依然有极大的弊端：以金钱利益为纽带，当金钱不足或没有时，养老关系不存在，老人就无法得到妥善的照料；不同养老院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不同，遇到坏的养老院，老人甚至可能会被虐待；在没有亲人监督的情况下，部分老人的财产可能被养老院及其工作人员侵吞……

还是后来过年的时候他的子女去探望老人，发现了老人不在了，死亡金也给冒领了，才发这个事情。至于老人是真的病死，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当然，也有一些是拿了高额的费用，但是却克扣老人的食物、照料不到位等，这也是我们需要加强监督监管，确保老人的权益的……然而，不少老人都住到养老院了，根本没什么人关心他们……

但愿我们真的能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伍』 云南省有免费寺庙养老院吗

没有。云南省，简称云或滇，中国23个省之一，位于西南地区，省会昆明。全国免费养老院只有福建省沙县，云南没有免费的寺庙养老院。大理的崇圣寺曾有9位皇帝在此出家，至今免费对外开放。崇圣寺东对洱海，西靠苍山，与大理古城只有1公里之隔，也正是在如此多大景区的包围中，才把它显得过于渺小，但崇圣寺确实是一座值得一去的寺庙。

『陆』 分享：养老院中能不能养动物

2018年1月12日 Lee公子 摘自《最好的告别》（美）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著

《最好的告别》一书中有一个关于养老院中养动物的案例。据我所知，国内的绝大多数养老机构中都是不允许养动物的，而此案例可以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的一次离经叛道的试验，虽然不敢说其具有适用于国内的普遍借鉴意义，但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固有认知观念的有益启示。

1991年，在纽约州北部的小镇新柏林，一位名叫比尔·托马斯（ Bill Thomas）的年轻医生做了一个实验。事实上，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当时31岁，结束家庭医学住院医师的培训还不到两年，刚刚接任大通纪念疗养院（ Chase Memorial NursingHome）医疗主任一职。这所疗养院收住了80位严重失能的老人。一半老人属身体残障，80％的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病或者其他类型的认知障碍。
……

从上班第一天开始，他就感觉到农场生活和疗养院生活的强烈反差：农场生活轻快活泼、欣欣向荣，疗养院则体现了局限性、机构化，缺乏生活气息。他的见识折磨着他的心。护士们说他会适应的，但是，他适应不了，而且，他也不愿意适应他所看到的情形。几年以后他也许能够给出充分的缘由。但是骨子里头，他认识到大通纪念疗养院的情况在根本上与他自给自足的理想相冲突。

托马斯相信，好的生活是享有最多独立性的生活，而这正是疗养院拒绝给予的。他逐渐熟悉了疗养院的居民。他们曾经当过老师、店主、家庭主妇工厂工人——跟他成长过程中认识的人一样。他确信他们有获得更好生活的可能。于是，差不多是出于直觉，他决定依照自己在家里采取过的方式，努力给疗养院注入一些生机—以真正注入活力的方式。如果他可以把植物、动物和孩子们引入居民的生活，让他们充满疗养院，情况会怎样呢？

他找到大通的管理层，希望他们能申请纽约州的小额创新基金用来支持他的想法。当初雇用托马斯的罗杰·霍伯特原则上赞同他的理念，乐意尝试新方法。在大通的20年间，在确保疗养院享有卓越声誉的基础上，他持续扩大提供给居民的活动范围。托马斯的新观念符合过去的改进思路和措施。于是院领导一起坐下来写创新基金申请报告。但是，托马斯心里的想法似乎比霍伯特理解的范围更广泛。

托马斯说明了他提议背后的思想。他说，其目标是抗击他所谓的疗养院的三大瘟疫：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为了攻克这三大瘟疫，疗养院需要一些生命。他们要在每个房间里摆放植物；他们要拔除草坪，开创一片菜园和花园；他们要引入动物。

至此，一切听起来都还不错。由于健康和安全问题，引入动物方面相对比较复杂。但是，纽约的疗养院规范允许饲养一条狗或者一只猫。霍伯特告诉托马斯，过去他们养过两三条狗，都没有成功。动物脾性不对的话，照料起来很困难。但是，他愿意再试一次。

于是，托马斯说：“那我们试着养两条狗。”

霍伯特说：“规范不允许。”

托马斯说：“我们还是这么写吧。”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即便这样小小的一个步骤也不仅冲撞到疗养院的核心价值，而且也冲撞了疗养院认为他们原则上的存在价值—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霍伯特有些为难。不久之前，我在同他交谈时，他还生动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护理主任洛伊思·格里辛坐在屋子里，还有活动主任和一名社工……我看他们三个坐在那儿，互相对视，转动着眼睛，说：“这会很有趣。”

我说：“好吧，我写下来。”当时我就开始想，“虽然我不像你对这件事情这么投入，但我还是写上两条狗吧。”

他说：“那猫呢？”

我说：“猫？我们已经写了两条狗了。”

他说：“有些人不喜欢狗，他们喜欢猫。”

我问他：“狗和猫都要？”

他说：“写下来供讨论嘛。”

我说：“好吧，我写上一只猫。”

“不，不，不。我们有两层楼。每层楼两只猫怎么样？”

我说：“我们给健康科提出的建议是两条狗和4只猫？”

他说：“是的，就这么写吧。”

我说：“好吧，我写。我认为在这点上我们脱离了实际，他们不会赞成的。”

他说：“还有一项内容。鸟怎么样？”

我说规范说得很清楚，“疗养院不允许养鸟”。

他说：“但是鸟怎么样？”

我说：“什么鸟怎么样？”

他说：“只是想想看—从这里看窗外。想象我们是在1月份或者2月份，外面的积雪有近1米厚，疗养院能听到什么声音？”

我说：“你会听见有人呻吟，也许能听见有人笑。你在各个区域都能听见电视的声音，也许比我们喜欢的声音大了些。你还能听得见扩音系统播放通知。”

他说：“还能听见什么声音？”

我说：“你听得到工作人员互相交谈以及与居民互相交谈。”

他说：“是的，但是那些听起来有生命感——有积极的生命感的声音呢？”

“你是说鸟叫？”

“对！”

“那要多少只鸟才能达到你说的鸟叫效果？”

“我们养100只吧。”

“100只？在这儿？”我说，“你一定是疯了！你在有两条狗、4只猫、100只鸟的地方住过吗？”

他说：“没有，但是这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这就是托马斯医生和我之间产生分歧的焦点所在。

这个时候，屋子里坐着的另外三个人眼珠都要掉出来了，他们说：“哦，上帝，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

我说：“托马斯医生，你的建议我很赞成。我愿意跳出条条框框，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愿意这里看起来像个动物园，或者听起来像个动物园，我没法想象这么干会怎样。”

他说：“你就随我好吗？”

我说：“你得证明给我看这样做有好处。”

这正是托马斯需要的开端——霍伯特没有直接说不。在接下来的几次会上，托马斯逐渐说服了霍伯特和其他团队成员。他提醒他们三大瘟疫的存在疗养院的人们死于厌倦感、孤独感和无助感的事实，以及他们的确希望找到解决这些痛苦的办法。为此，难道不是任何方法都值得一试吗？

他们递交了申请。霍伯特盘算他们的申请没有机会通过。但是，托马斯带上一个团队，亲自去州府游说官员们。他们获得了拨款，以及推行计划所需要的所有的规定弃权声明。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霍伯特回忆道，“我的第一反应是：‘哦，我的上帝，我们不得不这么干了。”

实施计划的工作落在护理主任洛伊思·格里辛的头上。她60多岁，在疗养院工作了多年。有机会尝试改善老年人生活的新途径，她很受吸引。她告诉我，她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实验”，觉得她的任务就是在托马斯偶尔的盲目乐观和员工的害怕与怠惰之间走钢丝。

这个任务可不小。每个地方都有根深蒂固的做事情的文化。“文化是共享习惯和期望的总和。”托马斯告诉我。在他看来，习惯和期望已经使得机构的例行公事和安全成为比好生活更优先的考量，甚至阻碍疗养院领来一条狗同居民一起生活。他想带进来足够的动物、植物和儿童，使他们成为每个疗养院居民生活的正常部分。员工固化的日常工作会被打破，但是，这不正是目标的一部分吗？

“文化具有极大的惰性，”他说，“所以它是文化。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持久。文化会把创新扼杀在摇篮中。”

为了对抗惰性，他决定直接迎击那些抵制者——用托马斯的话说就是奋力打击”。他将之看作一整套改革。他们不会领来一条狗、一只猫或者一只鸟，看看每个人的反应再做打算；他们要在几乎同一时间把所有动物引进来。
那个秋天，他们弄回来一条叫靶子的灰狗，一条叫生姜的哈巴狗，4只猫和100只鸟。他们扔掉了所有的人工植物，在每个房间都摆上了鲜活的植物。员工子女放学以后会过来玩儿；朋友和家人可以在疗养院后院的花园玩儿，还有供孩子们游戏的操场。这是采取了“休克疗法”。

这一过程中趣事不少，举例来说，他们让人在同一天把所有的长尾小鹦鹉送来。但他们搞清楚怎么把100只长尾小鹦鹉带到疗养院了吗？没有。运货车到达的时候，鸟笼子还没送来。于是，司机把鸟放进底楼的美容院，关上门就走了。鸟笼子那天晚些时候才送来，但是是放在扁平箱子里的，还没有组装起来。

托马斯说，那真是“乱七八糟”。想起这事他笑了——他是那种凡事都能看到有趣一面的人。

他、他的妻子朱迪、护理主任格里辛及其他几个人用了几个小时组装鸟笼，在美容院飞舞的鸟群中追逐长尾小鹦鹉，再把鸟送到各个居民的房间。老人们聚在美容院窗囗观望。

托马斯说：“他们肚子都笑痛了。

至今他还在惊叹团队的低效率。“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完、全、不、知、道！”这就是这事的有趣之处。正因为他们这么理所当然地完全不懂，所以每个人都放松了警惕，积极投入其中一包括居民们。任何人只要会做，就帮着用报纸垫鸟笼，安抚狗和猫，带领孩子们帮忙。那是一种“辉煌”的混乱——用格里辛富有外交意味的话说，是一种“激昂的环境”。

他们必须要解决运行中的各种问题，比方说，如何喂养那些动物。他们决定建立日常的“喂食规矩”。朱迪从一所废弃的精神病院弄来了一辆旧的送药车，并把它改装成他们所谓的“鸟车”。鸟车上装满了鸟食、狗粮、猫饭由工作人员推到各个房间，更换报纸衬垫，给动物们喂食。托马斯说，用曾经运送过好多吨盐酸氯丙嗪的药品车分发奶骨饼干，这有一种美丽的颠覆感。
当然，中间发生过各种危机，任何一个危机都可能终结实验。有一天凌晨3点，托马斯接到一位护士的电话。这并不异常，他毕竟是医疗主任。但是护士不想跟他讲话，她要跟朱迪说。他把电话递给朱迪。

“狗在地板上拉屎，”护士对朱迪说，“你要过来打扫吗？”对护士而言，这项任务不是她的份内之事，她上护士学校可不是为了打扫狗屎。

朱迪拒绝了。托马斯说：“各种麻烦接踵而至。”第二天早晨，他到了疗养院，发现护士在狗便上面放了一把椅子，以免有人踩到，然后就走了。
有些员工觉得应该雇请专门的动物饲养员；照管这些动物不是护士们的工作，也没人为此额外付钱给他们。实际上，由于州政府削减了给疗养院的补贴，他们已经有两三年没涨过工资了。而同一个政府却为一堆植物和动物花钱？另一些人则认为，就像在家里一样，每个人都应该分担照顾动物的责任。一旦饲养动物，就会出现各种事情，谁在现场谁就负责处理相应的问题。这是一场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他们是在运营一个机构，还是要提供一个家？

格里辛努力强化第二种观念，帮助员工平衡各种责任。大家逐渐开始同意，让大通充满活力是每个人的任务。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任何理性的争论或者妥协，而是因为体现在居民身上的效果很快就彰显出来，无法忽视：居民们苏醒了，活过来了。

“我们认为不能说话的人开始说话了，”托马斯说，“之前完全孤僻、不走动的人开始造访护士站，说‘我带狗出去散步’。”所有的鸟都被居民收养了他们给每只鸟起了名字。人们的眼里有了光亮。托马斯在一本书里写到这份经验，书中他引用了员工保存的记录，他们描述了动物对于居民（即便是那些患严重老年痴呆症的居民）的生活是如何地不可代替：

格斯真的喜欢他的鸟。他听它们歌唱，问它们可不可以喝点儿他的咖啡。

居民们真的让我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了，大多数人每天给我报告他们的鸟的情况，例如，“唱了一天”“不吃东西”或者“好像更加活泼了”。

M.C.今天和我一起喂鸟。她往常都是坐在储藏室门边，看我进进出出，今天早晨我问她想不想跟我一道儿。她非常热情地答应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我喂食、喂水的时候，M.C.帮我端着食物盒。我向她解释每一个步骤，我把鸟羽弄湿的时候，她笑个不停。

大通纪念疗养院现在的居民包括100只长尾小鹦鹉、两条狗、4只猫，以及一群兔子和一群下蛋鸡。这里还有数百株室内植物和一个欣欣向荣的菜园、花园。疗养院为员工提供照料孩子的服务，还新开办了一项针对放学后孩子的项目。

研究者研究了该项目两年间的效果，对比了针对大通疗养院居民和附近另一所疗养院居民的各种措施。他们的研究发现，大通疗养院居民需要的处方数量下降了一半。针对痛苦的精神类药物，如好度液（ Haldol），下降尤其明显。总的药品开销只是对照机构的38％，死亡率下降了15％。

研究没法解释原因，但是托马斯认为他能说清楚。 “我相信死亡率的差异可以追踪到人对于活着的理由的根本需求。” 其他的研究与这个结论相一致20世纪70年代初期，心理学家朱迪斯·罗丁（ Judith Rodin）和埃伦·兰格（ Ellen Langer）做了一项实验，让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疗养院发给每个居民一株植物。一半居民的任务是给植物浇水，并参加一个关于在生活中承担责任的好处的讲座。另一半居民的植物由他人浇水，听的讲座是说员工应该如何为居民的幸福负责。一年半以后，被鼓励承担更多责任的那批人（即便只是负责照顾一株植物这么小的事）更活跃，思维更敏捷，也活得更长久。

在他的书中，托马斯讲述了他称之为L先生的故事。入住疗养院三个月之前，他结婚60多年的妻子过世了。他无心吃饭，他的子女只好更加频繁地照料他的日常起居。后来，他把车开进了沟里，警察指出他有企图自杀的可能性。出院以后，家人把L先生送进了大通疗养院。

托马斯回忆起同他碰面的情形。“我奇怪这个人是怎么活下来的。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毁掉了他的世界。他失去了妻子、家和自由，也许更糟糕的是，他觉得他继续活着已经没什么意义。他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在大通疗养院，尽管服用抗抑郁药，大家努力鼓励他，但是，他的情况还是每况愈下。他放弃了走路，整天卧床不起，拒绝吃东西。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新的项目开始了，他得到一对鹦鹉。

托马斯说：“他显出一副很快就要告别人世的那种冷漠神情，勉强接受了鹦鹉。”但是，他开始改变。“起初的变化是很微妙的。L先生调整了躺在床上的姿势，好便于观察他的新责任’的活动。”他开始给照顾他的鸟的员工提建议，报告它们喜欢什么、表现如何。那两只鸟把他从阴暗中拽出来了。
对托马斯而言，这完美地体现了他关于生物作用的理论。 针对厌倦感生物会体现出自发性；针对孤独感，生物能提供陪伴；针对无助感，生物会提供照顾其他生命的机会。

“L先生又开始进食了，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间，”托马斯报告说，“因为狗每天下午都需要散步，他告诉我们他愿意做这项工作。”三个月后，他离开了疗养院，回到了自己的家。托马斯确信这个项目挽救了他的生命。

项目是否挽救了L先生的生命也许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了。 托马斯实验最重要的发现不是说有个活下去的理由可以降低残障老人的死亡率，而是为他们提供活着的理由是可能的。即便那些患有严重老年痴呆症、已经丧失了理解周围情况的居民，也能够体验到更有意义、更愉悦和更具满足感的生活。衡量人们对药物的依赖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久比较容易，而衡量人们从生活当中得到的价值感则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