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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瓮安县有哪些养老福利院

发布时间:2022-09-25 11: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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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界河,那边和可以钓鱼,还有农家乐。。
2、猴场千年古邑,红色文化,遵义会议前在猴场开了一个小会议,称‘历史转折的前夜’,周边还有后岩观,下司石林,石林欢乐谷。。
3、朱家山国家森林公园。。
4、穿洞河,瀑布下有天然的洞。。。

❸ 都匀市管辖下的有那几个县和镇

截至2019年5月,都匀市没有县,都匀市下辖:文峰街道办事处、广惠街道办事处、小围寨街道办事处、沙包堡街道办事处、绿茵湖街道办事处、墨冲镇、平浪镇、毛尖镇、匀东镇、归兰水族乡。

都匀,简称“匀” (布依族语的意思是“彩云之城”),地处贵州苗岭山脉南部,东西宽64千米,南北长63千米,总面积2285平方千米,耕地面积4.6万公顷。

都匀市东与丹寨县及三都水族自治县毗邻,南与独山县、平塘县接壤,西与贵定县相邻,北与麻江县交界,是西南三省通向东南沿海的交通要冲,境内交通路网密集,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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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匀市土地资源丰富。其中,耕地面积近5 万公顷;林地面积12万公顷;牧草地面积1.9万公顷;水域面积近3000公顷;土地后备资源为25万公顷,占土地面积的11.22%,为城建、工业、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都匀自然生态保护完好。森林覆盖率达50.40%,拥有原始森林、原始次生林、水源保护林等森林面积12万公顷;城市绿化覆盖率达37.33%,绿地率达34.97%,人均占有公共绿地面积为7.94平方米。

都匀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最冷的1月日平均气温5.6℃。夏无酷暑,最热的7月日平均气温24.8℃。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431.1毫米。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16.1℃,无霜期300天左右。

都匀市拥有大小河流257条,总长1321公里,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16.8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4.75亿立方米,地下水2.12亿立方米。河流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2.5万千瓦,可开发利用水能资源极为丰富。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都钧市

参考资料来源:都钧市人民政府-行政区划

❹ 贵州省周边的省份有哪些

贵州省周边的省份有:湖南、四川、重庆、云南、广西。

❺ 跪求2009新闻时评10篇,长短皆宜

输不下了
1. 在诺奖面前,我们更需要自省

今年的诺贝尔奖已陆续颁出,又没中国什么事儿,唯一让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获物理学奖的高锟是华裔。

对此,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因此基本听不到有关官员和科技精英们反思的声音,倒是杨振宁先生又说话了: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感谢杨振宁先生!他的预测,像打气,也像安慰,更像精神按摩,来得又及时,听着让人心里舒服。不过如果因此而把眼光投向这个“20年内”,对眼前的绊脚石视而不见,或者视而不愿见,那这个“20年内”过后,恐怕还得再来一个“20年内”也说不定。

我的意思是说,别太把杨振宁先生的话当回事,对中国来说,他毕竟是个旁观者。在诺奖面前,我们还是多一点自省更牢靠些。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一些人的短板。不是吗?请看有关人士的眼光:去年,科技部发展计划司一官员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到2008年国家科研院所3775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媒体报道时的标题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内地虽然尚没有一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20强名校,但不久前教育部有关人士却宣布,“中国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依据的却是论文数量。这个“世界第一位”和“世界第五”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好像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称体重称出来的,而不是诺奖评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学术腐败保持高度的宽容,仿佛“士林之耻”也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不是吗?涉嫌论文抄袭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等人,至今没听说他们有谁丢了校长职位。中国科学家拿不到诺奖,我们痛心、焦虑,但这些抄袭了人家的论文还顾盼自雄的大学校长们,在基本学术良知和规范面前“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整个社会都对他们轻耸双肩,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状,那就更令人痛心、焦虑!

轻松愉悦地展望未来,比清除学界的积弊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获得掌声,但却未必有多大的用处,反而容易麻痹人的神经:好像这诺奖也会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套,风水轮着转,就是轮也该轮到中国了似的。如果连对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都没有痛下狠手的决心,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恐怕也得来个“20年内”了,这只能让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我们从来不缺少表扬和自我表扬,不缺少安慰和自我安慰,我们缺少的是深刻的自省精神。中国又一次在诺奖面前失落了,当此之时,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自省的声音——当然没有“20年内”的算命听着舒服,但这样的声音更能给人希望。(张金岭)

2. 公开真相会引发恐慌?荒唐!

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周芙蓉)近日,“钴60将爆炸”的谣言在河南杞县流传,造成部分群众恐慌,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网上谣言源于一个多月前杞县利民辐照厂发生的卡源故障。6月7日,该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后,因被辐照的货物倒塌,造成放射源护源架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内,发生了卡源故障。卡源故障会不会造成辐射和污染、会不会影响群众生命健康,是群众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发生后一个多月内,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公开发布信息。直到7月13日,开封市政府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而正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钴60将爆炸”的谣言借助互联网在当地传播,部分群众逃离家乡“避难”。
迟到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面对已经四处蔓延的谣言,显得软弱无力。17日,“杞县发生核泄漏”“杞县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谣言仍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流传。当天下午,一些群众乘坐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从多个方向离开杞县。
为什么事发一个多月,政府不公开发布信息辟谣?开封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情况不严重,没有辐射和污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对这样的解释,人们恐怕只能报以荒唐可笑的评价。
谣言止于公开真相,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杞县利民辐照厂卡源故障是否属于“核泄漏”、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危及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条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责任及时、详细地公布事情真相。只要及时公布真相,群众自然会作出正确反应。即便真的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时公布真相也有利于及时疏散群众、保护群众。反之,掩盖问题、回避矛盾,只能使谣言满天飞,社会秩序混乱。
杞县部分群众选择相信谣言,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当地政府,而是当地政府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在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今天,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令人痛心

3. 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照片显示,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同时,记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10多公里来报到的新生。因为怕迟到,这个农村男生早上6点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车,就是因为怕花钱,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饭钱省出来了(9月2日《广州日报》)。
新学年开学了,各式各样的“开学第一课”也纷纷走入了课堂,教育部甚至组织全国中小学生收看专题片《开学第一课》。在这种开学气氛之下,“公车送新生”在全国各地集体上演的闹剧,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不必讳言,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寒门学子来说,每年的新学年开学之际,都会亲眼目睹到“公车送新生”这一幕。此时此刻,寒门学子一定会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艳羡,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还是愤怒?
与此同时,那些脱离了普通学生身份的权贵子弟,悠然端坐于父辈权力所驱驰的公车中,一瞥之间望见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门学子,又会升腾起怎样的心情呢?是骄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惭,还是麻木?
无论如何,一条根植于“代际效应”的“心理代沟”,已不经意地在校门口一划而过,把同一个屋檐下的学子划分得泾渭分明:一边是“富二代”,另一边是“贫二代”;一边是少数特权家庭的成员,另一边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阵营。
一瞬间,我们心中仿佛于无声中听见一声惊雷,所有关于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将在公车驶过之后被碾压得一地粉碎。在显意识或潜意识里,学子们会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权利”,明白自己位于不公平处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类似的一幕总是在不断上演,所有的学子也都会渐渐麻木。无论是车中人还是车外人,都对呼啸而过的公车见惯不怪。然而,所有的学子也许都会认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并且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正是最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面对最为强有力的社会现实,一切说教和口号都是苍白无力的。学校外堂而皇之呼啸而过的一辆公车,顿时让学校内的谆谆教导都变得可笑。这对于学子们树立人生观、世界观,无疑将会造成极为深刻的隐伤。
所以,“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关键在于它确认并强化了社会不公正,不利于广大学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信念。这一点,必须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会同全社会一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取缔这个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浙江宣华华)

4.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体的责任

云南省陆良县近日发生群体性事件,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在当地个别新闻报道中,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借此,云南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像云南如此明确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词,在我国还是头一次。云南省委宣传部要求当地媒体,“对于没有充分事实依据就给群众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行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的新闻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说法,新闻媒体也应该拒绝报道”。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借鉴。
对于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还有“捂”的惯性思维。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快报事实”的主张,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有利于消除群众怨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发布群体性事件原因,不能张嘴就来。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圆满解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做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用“不明真相”等词句给事件“定性”,有敷衍视听、推卸责任之嫌。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事件处理,不利于相关责任人吸取教训。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少用“不明真相”等词句、少指责成百上千的群众,实际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平息民怨。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更是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5. 风险时期考验治理真智慧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频繁发生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关乎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昭示着高风险时期的来临,对各级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从近期发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钢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协调、信息公开和风险预警等机制亟待完善。
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公共安全进入了高风险时期。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高风险发展阶段特征明显。
风险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仅在过去一年,全国就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先后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
今年初,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退伍军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访和维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非法集资、大学生就业、医疗养老和环境污染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遏制群体性事件多发态势是一项艰巨任务。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发,参与人员没有明确的组织,许多人并非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发泄不满情绪,而冲击对象往往是党政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现出以上特征。
风险时期的另一特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频繁发生。从非典危机到甲型流感,对我国传染病控制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松花江苯污染、阳宗海砷污染,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敲响了警钟;地震、洪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对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对公共危机,消极懈怠必酿大祸
从去年以来先后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极懈怠,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致使矛盾激化酿成大祸。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石家庄市政府于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从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酿成举国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卫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当地警方调查后初步认定为自杀。由于对死因表示怀疑,亲属将死者尸体停放在酒店内,引起数千名群众聚集围观,随后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变成重大群体性事件,深刻教训是:事发后民间谣言流布,政府却没有及时出面澄清事实;围观群众开始聚集时,政府也没有足够重视,主要领导更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然,也有些地方领导很委屈,因为公共危机发生后,他们很卖力地“迅速反应”过。今年5月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发生镉污染死人事件后,浏阳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镉检测,随后湘和化工厂被永久性关闭,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与此同时,浏阳市积极对话村民和死者家属,协调治疗、赔偿等相关善后事宜。尽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数百名村民涌到镇政府,要求检查身体与生活补助。第二天,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派出所。
政府为何吃力不讨好?浏阳市副市长蒋国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化解民怨需要准确理解群众诉求,否则也是一种消极懈怠。镉超标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应该怎么治疗?当地村民未来生产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如何修复?在对群众进行物质补偿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精神安慰?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众真实诉求,才能把问题解决到点子上。
利益协调和信息公开是关键
高风险时期,预防和处置各类风险,首先必须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及时制定各类风险应急和长期预案。
尤其对于目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态势,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将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总结说:“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其次,在各类风险“变现”之时,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迅速作出反应化险为夷。特别是在资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风险时期,各级政府化解危机的执行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有专家指出,很多让网络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场,却始终没有出手,最后变成了网民做主政府埋单,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复成本。
此外,沟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项。领导干部应该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综观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存在领导干部作风飘浮、漠视群众利益和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曾就孟连事件痛斥道:“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儿上,不如跳河算了!”
决策透明、信息公开是对政府沟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验。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审判长对判决结果进行详细解读,供公众议论、审视、评判。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公众之所以不信任事发地执法、司法机关,正是因为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总是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处置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极端漠视群众的知情权。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变这种心态,以坦诚换取公众信任。 (记者伍晓阳)

6. 水价上涨的最大推力并非“外资”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此前,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
关于水价上涨的各种说辞,已谈论颇多。此次住建部出面将外资作为重点对象展开调研,足见水价上涨一事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其实,关于“水价上涨乃外资操纵之嫌”的论调早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基于我国目前水务市场现状,外资虽占有份额但仍然较低,能否达到垄断之势有待考证,若说间接影响或不为过,然致以“操纵”一词,或冠以“外资威胁论”之名,恐言之过重。
单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外资进驻我国部分城市的水务市场,对效益低下的企业实施合并重组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虽说操纵之嫌言之过重,但论及水价上涨的幕后推手,倒确实有些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出于战略考虑,外资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远高于企业净资产的价钱实现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绝不只是外资一家。诚然,长期来看,外资在既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内,的确要通过提价来收回成本,但这与水价上涨的关系间接性强,而直接性弱。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外资高溢价战略之所以屡试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所致。一方面,外资合并让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价收益,并巧妙地利用水价上涨将外资水价成本转给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外资合并以后,水务企业冗员庞大的包袱,也同时转让给了外资。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结尚未破题。从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围来看,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水资源供应理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水务行业管理重心却在地方,水价调整的决策权归于各地省级政府。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省又把决策权下放到城镇政府。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务能力各异,且供水服务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绩观的影响,地方政府自然更愿意把这个包袱转出去。
再次,水价形成机制透明度低,监督缺乏依据。从理论上看,构成自来水水价的基本公式为:水价=水资源费+(成本+正常利润)+污水处理费。但是,具体到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供水企业的“捂捂盖盖”。目前,我国关于水价成本监审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无形之中又扩大了地方政府在调整水价时讨价还价的空间和自由裁量权。如果外资的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政绩捆在一起,恐水价上涨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价上涨其背后最大的推力来自于谁,还不能简单地以外资操纵妄下定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一是作为具有国家战略安全的水资源供给,政府要么创新机制,寻求更为有效的供给方式,要么在有效方式尚难找到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负责起全国水资源的分配和供给;
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是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治理水务市场,要下大改革力度,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供水企业减员增效是改革必经的过程,不可回避之;
三是,中央对于水务行业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全面考虑,尽快采取措施,制定可行性办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否则,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定会竞相将城市供水企业纷纷外包。待到日后,外资大规模进驻之势形成之时,恐“外资威胁论”就不再是今天的“狼来了”。

6. 从昆明立法保障谈如何看待舆论监督

最近,昆明市拟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有专家认为,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举”。由此回首舆论监督之路,不禁感慨万千。进而想到我们对舆论监督究竟该怎么看的问题,以期能进一步形成共识,为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舆论监督应当纳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个阳光,首先应当是一种制度环境,指的是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协调与监督。这个监督毫无疑问应包括舆论监督。同时,舆论监督应当作为监督权的一部分,和决策权、执行权一道,进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威力与作用。
其次,舆论监督应被摆在重要位置。温总理曾经说过:“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由于舆论监督特别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内在优势,因而舆论监督是各类监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潜力的部分。只有充分赋予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力,只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权力才不会不作为、乱作为、私作为、选择性作为和恣意妄为。
其三,舆论监督也是主旋律。一味的称颂只会让被称颂的人陶醉,身处危境、困境而不自知。对危险、矛盾、问题的视而不见,当驼鸟,只会坐等社会情绪发酵,等来的不会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而是不和谐不稳定。惟有无处不在的眼神和声音,在睽视、在提醒、在提防、在了望,我们才能避过航行途中的险滩暗礁,风正气顺一帆悬。因而,主旋律,应当既包括报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对前者的崇尚和对后者的鞭挞,有机统一于社会的主旋律。二者的相互作用、协调、配合,才会形成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气度,凝聚一种力量,成为主流、主导,达致和谐、和美。对真善美的弘扬会激励人向上,对假恶丑的批评会迫使人向上,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
其四,只有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才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在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条件下,一个地理位置上极为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如果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问题不揭露,对一些事件背后的隐性矛盾不分析,公众就不太会信任你,最终还会离开你。不断失去读者,主流媒体就会逐渐边缘化。而这,将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主张、意图、决策等不能有效地传递。

7. 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维护职工权益

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王敏)中华全国总工会14日发出《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这对于当前的企业改制重组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只有充分尊重职工、紧紧依靠职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改制重组才能顺利推进。
受金融危机影响,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改制重组愈加频繁。许多企业通过改制重组获得改革发展的动力,重新焕发生机。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忽视职工民主权利,企业重大决策和改革方案在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甚至在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实施,结果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企业改制固然是经济行为,但操作者、执行者、受益或受损者都是具体的人,有时上万职工的切身利益。涉及成千没有广大职工的充分理解和积极支持,改制不可能成功。除商业秘密外,企业改制的一切事项,从企业的总资产、总负债到职工关注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裁员安置等问题,都应及时向职工公开,充分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监督。
要充分发挥企业职代会的作用,在改制重组中严格履行民主程序。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企业要依法将改制方案提交职代会审议,广泛听取职工意见,保障职工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
对改制企业而言,应更加重视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工会组织真正成为“职工之家”,使职工可以依托工会组织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畅通利益沟通渠道。企业也可以通过工会对职工开展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工会真正成为联结职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广大职工含辛茹苦为企业发展奉献了智慧和汗水,企业改制重组必须让广大职工成为受益者。任何企业改革都应把“保障职工利益”作为首要任务,由职工全员参与重组方案协商确定。只有坚持以职工为企业之本,把职工作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顺利实现企业改制重组,获得新发展。

❻ 都匀市到瓮安县多远

都匀到翁安当然是坐车走。。。
平桥汽车站
巴士车,应该是个中巴,或者稍大点的金龙。

贵阳勒话,市西路那边有车勒嘛。反正是克汽车站交钱就行啊咯

瓮安地处黔中腹地,西距省城贵阳170公里,南距州府都匀126公里,北距革命历史名城遵义150公里。县城距320国道、湘黔铁路马场坪站56公里。

都匀到贵阳186公里勒是2个小时。

我估计都匀到瓮安要1个小时50分钟左右。

❼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贵州省瓮安县现在都有哪些比较好的酒店,情况如何

有灵江大洒店,恒源大酒店.都是三星级的.不错,里面有KTV,桑拿.吃住玩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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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变革,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出现了扩大化、复杂化、对抗化、组织化、政治化等新特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深入剖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分化严重,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二元对立,社会矛盾激化,强势群体对社会的绝对主导、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的无力,政府的失职、应对群体事件的能力低下等,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注重社会公平,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构建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政府加强自身改革,提高管治能力,培育社会自身整合机制等。通过各种机制的建立,逐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一、群体性事件概述

群体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多采取集体上访、集会、静坐请愿、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方式,对政府管理造成一定影响的社会冲突事件,而较为恶劣的打、砸、抢事件则严重干扰乃至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其中参与者多是人民群众,极少数是坏人,因此本文讨论的范围是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问题。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上升之势,其表现有以下特点:

1、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冲突升级迅速

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的群体事件数量已由一万起增加至10万多起,参与人数从73万增至约307万人。一旦事发,规模迅速扩大,在数小时内引起数千人乃至数万人的参与。如2004年的万州事件,搬运工余某的扁担撞到行人曾姓妇女,曾某上前就是一耳光,其丈夫胡某又上前殴打余某,且胡某声称自己是公务员,什么都能摆平,其真实身份是水果市场的临时工,其行为引起了公愤,先是数百名群众围观,接着砸烧警车,数千人集结,随后上万人聚集于区政府大楼,要求政府处理此事,还冲击了政府大楼。

2、冲突激烈程度加剧,采取方式越来越极端

其参与者采取一系列极端和违法的手段发泄不满情绪,近年来的群体事件较多的出现了集体围堵党政机关,堵塞交通、械斗等行为,打、砸、抢、烧等过激行为愈演愈烈。在2008年中,6月28日,因为一个女学生的死亡,贵州发生瓮安事件,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受伤;7月19日,云南发生孟连事件,2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车辆损毁。11月,甘肃发生陇南事件,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

3、矛头指向基层政府

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的矛头指向与个体直接利益相关的基层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的不满。利益格局的二元分化使民众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源的分配者——政府,人们的关注面转移到公平与效率方面,当诉求得不到解决时,民众期望的挫折感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对政府的疑虑不满使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社会骚动,威胁着国家的稳定。

4、事件后果影响极为严重

损失至少有三方面:一是发生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而责任者和受害方归根结底是民众;二是产生严重的国内政治影响,可能加重已有的社会不满情绪,诱发类似事件。三是造成巨大的负面国际影响,在目前这个敏感政治时刻,产生多方面难以消除的有害效应。
二、社会群体事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级了”,历时四年专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这一方面缘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够捂住的事情被掀开了盖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群体事件的发生既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也有现实的具体原因。具体原因大致如下: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难,收入减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征地拆迁及补偿安置费用不合理,政府出台的一些整治措施严重危害部分群众的利益;企业拖欠工资、医药费、退休金,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部分干部违法乱纪、财务不明、贪污腐败;某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由于历史原因,自然资源、遗留资产的归属问题等;社会治安、民间纠纷、行政执法等问题处理不好也极易引发群体事件。
群体事件的频发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凸显,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通过大量的调研后发现,中国99%的群体事件是由老百姓的利益受侵害引起。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财产分布不平等,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健康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税收和财政收支不平等………。不平等的两端是强弱的二元对立。一端是底层的弱势群体,另一端是强权们的的合谋。社会公平正义长期得不到落实和伸张!
(一)二元对立的形成和强势群体对社会的绝对主导
1、强弱二元对立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争论,在今天似乎看出了些结果,如今的市场经济分层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权力转变过来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政府官员在长期的权力结构中的经营已使其建立了庞大的权力网络和社会网络,形成了强势的“场域”,权力拥有者同时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导致了各种寻租现象,拥有或收买政治权力成了暴富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政治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政治与资本的合谋构成了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社会的资源配置,主导着社会的主流话语,全力维护者自身的利益。
代表着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着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着文化主体的文化精英,在“合法”的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文化成果的同时,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统治集团。而广大工人和农民则因贫困而被排斥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弱势群体。这种二元的社会排斥具有刚性结构,使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断裂分层。
2、强势群体对社会的主导
在利益表达上,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拥有强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20C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权的主导。在20C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到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二)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利益上处于无力状态
1、自身的弱势,无力维护自身利益
我国的弱势群体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有关数据表明我国的弱势群体数量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我国人口数的11%-14%,下岗失业人员、贫困农民、农民工构成了弱势群体的主体。社会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其经济收入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甚至徘徊于社会贫困线左右。如上文所述,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的交流和流动只限于社会底层,大都远离权力中心,在维护追求自己的利益与权益方面没有话语权。以农民工这个漂移在城市和农村的弱势群体为例,他们出卖劳动,但没有固定的职业和职位,生活在城镇,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有巨大的群体,但尚未有真正代表自己权益的组织,保守侵权之苦,但维权之路艰难无比。
弱势群体缺乏实现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或组织表达,无法保障其利益诉求。因为即使法律和执法是公平的,但当进入市场的社会成员在相互对话、沟通、讨价还价、利益博弈之间存在巨大的能力差别的时候,结果都难以保障公平,相对于资本与权力而言,单个的社会成员永远是弱者。尽管我们有工会、妇联、青年团承担维权的责任,但他们至今在组织目标、组织形式、组织边界等方面都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难以成为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当利益群体之间缺乏平等对话的空间、机会和能力时,弱者只能把利益诉求的对象指向利益的管制者——政府。
2、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常遭遇体制性迟钝
调查显示,多数群体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的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

事实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和问题,多数是当事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向党政部门反映过的,而这些问题与诉求之所以得不到及时解决和有效回应,专家认为,除了一些基层干部执政为民意识淡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体诉求表达遭遇了体制性迟钝:一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这个“第一要务”当作“惟一要务”,只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把群众中特定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当成“杂音”,民意、民怨难以入脑、上心;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压力,却没有“尊下”的动力,只要事情不“闹大闹炸”,就难以认真倾听和有效解决群众诉求。

3、弱势群体处于相对剥夺的地位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大众的“相对剥夺感”甚至“绝对剥夺感”日益增强。政府在发展战略方面,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发展,漠视和危害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和基本人权。对社会基本公平和公正的政治重要性认识不足,政府在制定一些政策时没有坚守最基本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在对有关国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地非农化等这些关系到社会大众直接利益的重大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严重伤害了工人和农民等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利益,导致近年来以农民“以法抗争”和工人“以理维权”为主的维权抗争事件增加。一份公开材料显示,在过去的土地征用中,一些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放商占40%-50%,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5%-10%。政府对转让土地乐此不疲,而农民显然难以接受如此低的补偿价,于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就起来抗争,但在经济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主体的冲突加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尚未建立起社会均衡机制,强势对弱势的剥夺成为普遍现象,以致出现弱势群体的整体心理失衡,在弱势群体无法找到适应自身需要的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下,群体事件“作为弱者的武器”,借助群体的行动引起社会的注意,使弱者在博弈中可以得到旁观者的同情,给诉求对象增加了一定的压力,给自己增加了一份理直气壮,这是中国特定社会状态下抗争者不得不借助的利益诉求模式。

(三)政府工作的失职

1、基层组织涣散,干部缺少责任心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不起作用。大量调查表明,我们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缺少应有的责任心,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群众的疾苦和呼声漠然处之,无所作为,干部失职渎职成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对出现的矛盾用简单生硬的办法,拖延的原则,以致群众开始上访,但在屡次上诉得不到解决时,就会引发群体事件。现实中,大多数群体事件的群众诉求是正当合理、事出有因的,可以说,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正、工作不到位、越位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2、权力腐败,权金化严重

新时期的腐败问题与官僚主义并存,人在其位,不思其责,不顾群众疾苦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吃拿卡要,致使干群关系紧张,对群众正常途径和渠道反应的问题,至若罔闻,能解决,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反而不择手段,索贿受贿,与资本集团结为利益同盟。

媒体对这些事件真相不遗余力的探究发现,在瓮安事件的背后是当地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是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管理失控、公共服务缺失,更是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的紧张。而透过孟连事件,人们也看到了官员和橡胶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胶农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当地干部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

一系列现象将矛盾的深层原因指向了“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群体性事件破坏性升级,不是因为老百姓的诉求多了,而是由于一些干部的责任心少了。为什么干部的责任心少了?因为他们的利益不是与群众,而是与投资者和官场联系在一起的。看到了这一点,也就看到了矛盾的症结。

3、官员问责制度的缺失

官员问责制度缺失,官员只需向上负责无须向下负责,官员的任用、考核、提拔和退出机制仍很不完善,群众在选官、评官方面没有发言权,一些不能维护群众利益的无所作为的庸官、一些经常侵犯群众利益的胡作非为的恶官长期得不到处理乃至步步高升,使群众由对个别官员的不信任逐渐转为对官员群体的不信任,由对个别部门的失望逐渐转为对地方政权的失望,群体事件在这样的地区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民众的社会不满长期得不到消解,就会产生国家政治合法性危机这一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政府自身管治能力有待提高

1、政府缺乏预警机制和危机意识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所辖范围内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心中无数,不敢正视社会矛盾,事前不主动排查,事前不能及时预警,有了苗头不是及早解决而是捂着压着。某些官员在负面事件发生后不是第一时间公布真相、疏导民怨,而是想方设法钳制媒体。在他们看来,不使家丑外扬,不让群众知道真相才是维护稳定的大事要事。而事实上,这种堵民之口的做法,恰恰成为谣言无节制滋长的沃土,是使官员丧失管治主动权的祸魁。事发之初,当地媒体并无只言片语,人们只能利用各种非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信息——政府如此轻易地将真实、权威信息的发布权拱手让出,是使事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对群体事件的处置技术水平较低

从总体来讲,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事情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些不当主要表现在,事情刚发生时不重视,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

近年来,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征地拆迁等工作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乃至无法无天,一遇群众表达意见便推诿扯皮或动用警力,警察往往被推到与群众对抗的第一线。瓮安事件中,县公安局成为群众发泄不满的主要目标,不能不说反映了当地警民关系高度紧张的现实。对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严厉质问:“用专政手段对待人民岂非咄咄怪事!”

防治群体事件发生的对策探讨

(一)注重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

我国现阶段,社会弱势群体所具有的贫困性就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就是一种不公正。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解决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应当成为新时期改革的基本目标。

1、要建立利益协调和利益均衡机制

以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协调好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别,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使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得到合理补偿,让发展带来的利益增量为多数群众所共享。具体来说,党和政府要加大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努力遏制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体系。党和政府要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

2、关爱弱势群体,增强强势群体的社会责任

关心弱势群体,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发展经济是基本之策,扩大就业是民生之本,应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在全社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社会政策,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另一方面,富人的为富不仁现象比较突出,他们一方面享受着改革带来的高回报,另一方面社会观念淡薄,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强。这使社会裂痕加深,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实现社会公平事实上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无差别对待,社会强势群体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们至少应在依法纳税、保护环境、安全生产、扩大就业、社区服务和助弱济贫等方面切实履行责任。

3、建立利益表达诉求机制

首先、要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完善法律诉求机制建设。政府应当确立群体利益问题解决机制,以司法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建立处理群体事件的法律法规体系。改变行政诉求先于法律诉求的制度安排。如,针对大量出现的诸如拖欠工资等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情况,简化法律诉求的过程和程序;发展针对弱势群体或弱者的社会法律援助体系和国家法律援助体系。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其次、要拓宽利益表达的渠道,具体如下:一、要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使之成为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表达的合法的主渠道,巩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成果,坚持并不断完善党代表常任制和民主恳谈机制。二、在政府系统之外创建一个通过独立的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平台来吸收不同社会群体意见,如信息公开制度、表达自由制度、社会听证制度等,保证群众广泛参与决策全过程,政府根据群众的意见制定、调整政策,试社会张力得以释放,从而将社会冲突置于理性的范围之内,及时抑制、消解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减少社会损失,同时公众也有了正当、规范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合理利益诉求。三、完善信访制度,敞开信访的大门,让基层群众进的来,也要让政府人员深入下去,能够听得到基层群众的真实声音,真正去形成上下良性互动,使群体性事件通过上下的沟通得以化解。四、开拓利益表达新途径。近年来,舆论媒体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网络、传媒等各种渠道反映着民生的诉求,披露出事情的真相,民意的相背给了强势群体从未有过的压力,如记者在网上写的给山西省长的一封信,打开了山西煤窑的黑洞。

(二)政府自身改革,提高管理水平

1、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基础层自治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单位和行业部门的分权决策和合作管理制度,按照“谁负责谁管理”的属地管理原则,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管理决策机制重心下移,由当地政府具体负责办理,由业务部门负责指导和配合,建立起一个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完善、合理的基层管理网络。加强派出所、居委会、各乡(镇)、街办(社区)等综合的基层组织建设,牢固维护社会稳定。

2、强化领导责任,提高化解能力

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政府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首长对所辖地方和主管事务范围内出现的问题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从责任落实入手,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矛盾纠纷化解的责任,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真正使各级党政领导担负起化解矛盾纠纷的政治责任。把矛盾化解工作与群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认真研究和把握新时期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真正把化解矛盾的过程变成提高做好群众工作水平的过程,变成改进工作作风的过程,变成密切干群关系的过程。提高政府服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降低政府运行和管理社会的成本,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3、加强对政府的社会监督,公正司法

注重社会监督,倡导政府的公开透明与群众的积极监督,如“天价烟周久耕”就是细心的网民的举报得到查处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干预造成强势群体“合法”的侵害弱者的利益。一方面利益集团假借司法之名胡作非为、大发横财,另一方面是政府官员从中为个人渔利,法院检察院被地方政府利益化,极大的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国家的形象,因此要公正司法,使检察院、法院从地方行政中独立出来。保障人民群众的最后一道公正底线。

(三)政府应提高其应对群体事件的能力

1、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形成综合的风险防范和危机预警、处理系统。建立一套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预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开拓社会信息收集渠道,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情报信息网络,将工作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准确掌握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完善社会指标体系,研究制定社会管理的监测指标,坚持社会形势分析例会制度,评价和监测社会发展进程,加强对各种不稳定因素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及时预警,及时防范。

2、依法、民主处理群体事件

在处置群体事件中要坚持以下原则: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控制全局原则;及时介入、抓住时机、果断处置原则;教育疏导、因事施策、区别对待原则;慎用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性暴力原则。坚持法治的精神,依法行政,自觉实现“秩序、效益、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价值追求。在具体的处置技术上要注重信息的公开和及时披露,掌握主流话语权;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对群众就行心理疏导,消解其不满情绪;要引导群众要依法维权,自觉维护社会建设的稳定大局。一方面,坚决反对和防止用压服的办法、强迫的命令来处理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依法管理和依法解决。对那些蓄意制造事端和幕后策划的组织者和在群体事件冲突中实施犯罪的活动者要区别对待,依法处理,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维护法律的尊严。

(四)在社会层面上,培育社会的自我整合机制

和谐社会不是松散、凌乱的状态,而是充分组织化的社会。建立发达、多样的社会组织,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提供一个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实。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使民众对社会利益和政治、经济认同多样化,从而降低了民众被大量动员进一个活动中的可能。各类社会组织的发育,为社会横向联结提供了纽带,它们的相互交织,使社会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体系。

健全完善的社会组织体系,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自治组织,第二是社团组织,第三是公益组织。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调整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服务职能和服务方式,增进利益关系的同类组合,增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这些措施,不仅可以促进群众的自助互助意识,扩展满足群众多方面利益要求的渠道,而且也可以增强社会对利益关系多元化发展的承受能力,促进现代社会的形成。

总之,我们要认识和理解中国,一方面要看到她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转型期“制度真空”和结构张力等共同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多发期,中国正经历着现代性转型和市场过度的双重变革,同时也要面临双重风险,社会冲突,贫富分化,利益不均等问题在考验着中国的社会安全。敢于正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是一个国家稳健发展的前提,妥善化解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加强政府自身改革,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建设工程,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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