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台湾的“五大院”是哪五大我知道有“行政院”，“立法院”
台湾的“五大院”:“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试院” “监察院”
根据台湾当局“宪法”规定，“行政院”是台湾当局最高行政机关，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总统”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和有关部会首长的副署；“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和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及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或涉及各部会共同关系事项；“行政院”对“立法院”所决议的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及重要政策有异议时，须经“总统”的核可，才能移送“立法院”复议，若出席“立法院”的三分之二“立法委员”表决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长”应接受该决议或辞职。
根据台湾当局“宪法”规定，“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委员”组成，具有决议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务之权。对于“立法院”的职权，自1990年后经历次“修宪”，作了较大变更。依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立法院”职权尚包括：提“宪法”修正案、决议变更领土、提出“总统”“副总统”弹劾案、对“总统”提名之“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大法官、“考试院”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监察院”正副“院长”及监察委员行使同意权，并于每年集会时，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
“司法院”系台湾当局的“最高司法”机关，主管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审判及对公务人员的惩戒审议等事项，并有“解释宪法，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
“司法院”设大法官会议，院长为主席，行使解释“宪法”、统一解释法律、命令之职权。下设秘书处、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第四厅、参事室、会计处、统计处、人事处、公共关系室以及各种委员会等机构。“司法院”置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
“考试院”系台湾当局最高考试机构，掌理考试、公务人员之铨叙、任免、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
“考试院”设考试院会议，由院长、副院长、考试委员及考选、铨叙两部部长组成。下设秘书处、会计室、统计室、人事室、诉愿审议委员会、考铨丛书指导委员会、考试院公报指导委员会等机构。
“考试院”置院长、副院长各一人，考试委员若干人，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院长综理院务，并为“考试院”会议主席。
“考试院”设考选、铨叙两部，分别掌理考选行政与文职公务员之铨叙，以及各机关人事机构之管理事项。另外设有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及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
“考试院”名义上仍为台湾当局的最高考试机关，实际上已形同虚设。
根据台湾“宪法”规定，该院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1948年5月在大陆选出“监察委员”180人，任期6年，于1954年5月期满。国民党去台后，蒋介石利用“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名义，决定“在第二届委员未能依法选聘与召集之前”，“第一届委员继续行使其职权”。
2. 为什么西方流行乐经典比东方音乐的气场宏大呢，这跟中国包容万象注重集体、西方崇尚个人注意的传统矛盾呢
您好！
邓丽君绝对是我的偶像。。。
今年5月8日，是邓丽君逝世15周年纪念日。
在距离这一天还有几个月时，各路人马就已开始准备——有的筹备“邓丽君逝世15周年慈善演唱会”，有的准备发行“邓丽君逝世15周年纪念邮册”，有的组织“寻找邓丽君传人暨纪念邓丽君大型音乐会”海选活动……
去世15年后，邓丽君为何还有这样的魅力？
也许因为：“在那个情感蛮荒的年代，邓丽君担起了为一个时代代言的重任，用其甜美的歌声抚慰了无数人的心——灵。”
也许因为：“没有人像邓丽君有这么多的优秀作品，有这么多的铁杆歌迷，有这么多的同代人、后来人受到她如此深的影响。”
也许因为：“在42年的人生旅途中，她所演绎的‘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的凄美人生，太让人爱怜和留恋。”
……
这一切，似乎仍难回答一个问题：人们为何如此怀念邓丽君？
传奇一生
一代歌后邓丽君被誉为“东方女神”，其一生堪称传奇。
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生于台湾云林县，本名邓丽筠。她的父亲是名老兵，祖籍河北邯郸，母亲祖籍山东东平。邓丽君有3个哥哥和1个弟弟，由于孩子多，她的父母虽然辛苦劳作，但日子过得一直比较拮据。
父母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女儿邓丽君有一副好嗓子，是块唱歌的料。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女儿后来凭着这一特长，不仅改变了全家人的经济状况，还成为华人世界的一位巨星。
13岁那年，邓丽君参加了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以一曲《采红菱》夺得冠军。第二年，她从中学休学，加盟宇宙唱片公司，当年即推出第一张唱片《凤阳花鼓》。1968年，邓丽君开始在一些歌厅登台演唱，并参演电影，也曾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在公司的安排下，邓丽君走出台湾，足迹遍及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地。
1973年，邓丽君去美国学习英文，第二年又转赴日本发展。不久，她就以一曲《空港》，获得1974年日本“最佳新人歌星奖”等多个奖项。而收入这首歌曲的唱片的总销量，也达到75万张。
1979年，邓丽君荣获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两年后，她的5张大碟，在香港同时获得“白金唱片奖”，彻底征服香港歌坛。1983年，30岁的邓丽君走入演艺事业的巅峰期。1983年2月19日、20日，她走进全球流行歌手的梦想之地——美国拉斯维加斯“凯撒皇宫”，成为首位在此演唱的华人。很多旅居美国的华人，仍然记得当时的盛况——早在那年1月底，演唱会的门票就已被抢购一空；“凯撒皇宫”原本只有1100个座位，后来加到了1500个，但两旁的走道、中间的阶梯上，仍然挤满了观众。在表演中，邓丽君特别演唱了以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等12首唐诗宋词谱曲的作品，让听众充分领略了博大精深的中文之美。此后不久，她再创纪录，成为首位登上纽约林肯中心、洛杉矶音乐中心舞台的华人女歌手。1983年底，已从艺15年的邓丽君，在香港举办“15周年巡回演唱会”，其演出规模、观众数量和唱片销售量等，都创下了华语歌坛的新纪录。1986年，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七大女歌星”和“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成为唯一同时荣获这两项殊荣的亚洲歌手。
1987年，邓丽君推出《我只在乎你》专辑，此后基本不再参加商业性活动，渐渐进入半退隐状态。
但就是在这一年，《邓丽君自选歌曲两百二十五首》，首度在北京发行。当时，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已风靡大陆。加之台湾当局准许相关居民回大陆探亲，邓丽君开始有了到大陆演出的想法。她原本计划以敦煌壁画为背景，结合中国古典四大美女的图像，在北京举办一场华丽的演唱会。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1989年，邓丽君移居法国，在当地购屋置产，过起了近乎隐居的生活。次年5月，她的父亲去世。噩耗传来，她因悲伤过度而病倒，以致未能回台奔丧。
1993年，邓丽君回到台湾。在接受采访时，她说：“这些年来，我虽然是半退休状态，不过我热爱音乐，音乐方面的工作我永远不会放弃，娱乐性的演唱就不去做了。我在英国、法国、日本都常进录音间，锻炼自己的声乐底子。英国老师给了我一份‘功课’，我一个星期起码要自己在家吊4次嗓子。平常也注意基本的嗓子保养，烟不能抽，酒会喝一点，有一段时间我吃全素，现在愿意吃一点鱼和鸡胸肉……”
1995年5月8日，一个噩耗传遍了全世界——当天，年仅42岁的邓丽君因哮喘病猝发，在泰国清迈去世。一位华人世界的歌坛巨星，就这样远去了。
魂归宝岛
1995年5月11日晚10时30分，载着邓丽君遗体的泰航633客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
对魂归故土的“宝岛女儿”，台湾方面打破惯例，机场在办理手续时一切从简，并允许邓丽君家属、歌迷和台湾官员到停机坪上迎候遗体。随后，邓丽君的遗体被送往台北第一殡仪馆。那里放着一副可使遗体保存50年、镶着水晶玻璃的铜制棺材；台湾“陆军乐仪队”担任灵堂和葬礼的仪仗队；20万人在殡仪馆外彻夜排队，等着向邓丽君作最后的告别。那一天，台北的交通陷入瘫痪。
5月28日，邓丽君的棺木被运往台北县金山乡的金宝山墓园——筠园，与父亲的遗骨一同下葬。此前，金宝山墓园的老板在第一时间联络邓家，以1元新台币的象征性价格，将园中一块背山面海的风水宝地“卖”给邓家，作为邓丽君最后的归宿。根据她的本名，这块墓地被命名为“筠园”。
日前，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程从台北市区出发，驱车一小时赶往金宝山墓园。循着邓丽君的歌声，很快就找到了筠园。
筠园分为广场和墓园两个部分。广场比墓园大一些，地上“埋”着一架钢琴，只有巨大的键盘露出地面。这是一位日本著名设计师的作品。游人的脚只要踏上键盘，钢琴便会发出美妙的声音。广场中间是邓丽君的全身塑像。她微微含笑，伸开双手，仿佛在欢迎所有为她而来的人。墓园入口处，有一处圆形亭屋，是筠园的音响和灯光控制中心。亭屋内的电脑中，储存着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每天循环播放。
筠园的墓碑上，雕刻着邓丽君的头像。墓碑后面的棺盖，是用黑色大理石打磨成的。棺盖后面是一个石雕，上半部是邓丽君的卧像，下半部的右侧镶嵌着她的彩色照片，左侧写着“邓丽筠，1953—1995”的字样。棺盖右边，立有一块巨石，上面是现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题写的“筠园”二字。棺盖左侧，立着一块石碑，上面用多种文字刻着同一句墓志铭——“这里安卧着一位为歌唱艺术奉献一生的巨星”。
无论何时来到筠园，人们都会看到，墓碑前摆放着歌迷们祭献的鲜花。世界各地的邓丽君歌迷不远万里来此拜谒，因此这里常年人流不断，四季鲜花不谢。在“筠园”的题字石碑前，有一棵挂满小木牌的树，木牌上都是歌迷写的悼念之词。
何日君再来
“何日君再来？”在邓丽君逝去15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用她的歌声，来表达对她的怀念和追思之情。
15年来，流行音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语流行歌曲的“风向标”已转了无数个方向。但邓丽君的歌，依然一遍又一遍地被传唱。成方圆、那英、程琳、齐秦、王菲、黎明、周杰伦、张靓颖……一代代华语歌坛的知名歌手，或因翻唱邓丽君的歌而一炮走红，或因此达到事业的巅峰。在《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愿人长久》、《甜蜜蜜》、《我只在乎你》等优美的旋律中，年轻一代成长起来。
2008年，邓丽君的歌曲《但愿人长久》，随“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升入太空。2009年，在“新中国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评选活动中，邓丽君以850多万票的绝对优势，位列榜首。2010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她被多家知名华文媒体评选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她的祖籍地河北邯郸，将举办“2010·邓丽君故乡行”活动……
为缅怀邓丽君，海峡两岸兴建了数家纪念馆。20世纪90年代末，位于香港赤柱的邓丽君故居，刚一开放，就迎来了数十万人次的游客，连地板都被踩坏了；2003年，大陆首次设置邓丽君纪念场所——她的衣冠冢和纪念雕像，在她生前向往的上海落成；2006年，邓丽君故居所在地——台北县芦洲，开始兴建“邓丽君主题公园”……
睹物更思人
2010年4月22日，位于台湾高雄市的“邓丽君纪念文物馆”正式开馆。高雄市市长、国民党籍“立委”、亲民党秘书长等台湾各界人士，均前往参加。这是全球首座邓丽君纪念文物馆。
4月29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一大早就赶到文物馆，发现游客已经排起长队。
文物馆总面积约800平方米，分为前后两栋。前栋陈列着邓丽君生前旅法期间使用的奔驰轿车；旁边的简报室里，存放着大量的报纸、照片和音像资料，介绍她出生、成长、歌唱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后栋陈列着邓丽君的演出服装、首饰和收藏品，还有从她家客厅、餐厅和卧室搬过来的家具和摆设品，以及她送给妈妈的麻将桌等。在纪念馆里，参观者可以跟着伴奏音乐哼唱邓丽君的歌。
“邓丽君纪念文物馆”开馆当天，邓丽君的大哥邓长安，动情地讲起了建馆的起因。“妹妹过世以来，就不断有人建议建一座纪念她的展馆，可一直没有建成。”2009年8月，邓家要处理台北县芦洲的老房子，邓长安就和三弟邓长富把邓丽君的遗物运到高雄，“试办”了一个“邓丽君文物馆”。结果，前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尤其是来自大陆的游客，每天竟有近20个团600人左右。他们中的不少人，将“邓丽君文物馆”和日月潭、阿里山一道，列为在台湾期间的“三大必到之处”。正是歌迷的热情，坚定了邓长安申请正式开办文物馆的决心。
“看到邓丽君的东西，觉得她人还在，非常思念！她的歌声，余音缭绕，不绝于耳。”这是在文物馆内徜徉的游客的共同感受。
“东方神韵”的化身
上世纪70年代，邓丽君美轮美奂的歌声如旋风一般刮过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日本、东南亚等地，也吹进了中国大陆。她那轻松活泼、温婉流长的中国民谣小调，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
“练”出来的天籁之音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那是1997年一个平静的早晨，我走在江南小城里，从街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传出的歌声，深深地吸引了我。歌声温软，极富穿透力，在晨间的炊烟中飘浮。那天的景象与歌曲交融在一起，如同一首情景MV(音乐电视)。
她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气质，那是一种传递若干年后你仍然愿意为此驻足街头的声音……
这是一位“80后”歌迷，近日在博客里表达的对邓丽君的记忆。
事实上，邓丽君虽然从小就表现出极佳的音乐天赋，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她原本是一副小嗓门，声音比较柔和单薄。这种先天因素并不容易改变。为此，她的音乐老师姚厚笙从头对她进行细致的指导，由发声方法到歌唱习惯等，均悉心调教。姚老师是当时台湾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是台湾第一个倡导并引进西方音乐教育理论体系的人。
当时，邓丽君总是唱一些节奏轻快的歌曲，所以她那甜甜的歌声总给人一种“可爱小女孩”的味道。而且，邓丽君为了模仿地方小调的发音方式，极力把尾音往上拉高，养成了抬高语尾的习惯。这种歌唱方式听起来比较俏皮，但显得有些稚气。对此，姚厚笙指导她学习慢节奏的唱腔，并告诉她：“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所以要以更有感情、更像大人的方式来唱。”
就这样，邓丽君的地方小调唱腔在姚厚笙的调教下开始大大改观。但是，声音小的缺陷还是存在。姚厚笙就试着让邓丽君练习对着麦克风中心点(老式麦克风是个大圆盘)唱歌的方式，让她清澈的音色充分发挥出来，让声音深入人们的心灵。
台湾著名老音乐人左宏元非常喜欢邓丽君，也曾亲自教她唱歌。那时邓丽君年纪很小，也没交过男朋友，裙子穿得短短的，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很可爱。左宏元教她唱《彩云飞》，她问：“什么是彩云飞啊？”“什么叫不要离开你啊？”左宏元告诉她：“不要离开你，就是你喜欢一个男生，叫他不要离开你，就这么简单。”左宏元给她讲了很久，也不知她到底明白没明白，但她最终唱出来的歌感动了很多人。在唱电影同名主题曲《海韵》时，邓丽君已经表现得很成熟了。《海韵》改编自徐志摩的对话体抒情诗，是一首难度较大的歌。但邓丽君居然唱得那么深刻动情，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左宏元颇有感触地说：“像她那种音色、技巧、呼吸控制，在亚洲到现在(指上世纪80年代后)恐怕还没有人超过……她的歌声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渗入人的心底，让人心里有个共通的、深入浅出的感觉。”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在“金嗓子”的背后，邓丽君曾经历过多少困苦和磨练。为了唱好歌她坚持天天吊嗓子，甚至患了感冒、发高烧时也从不间断。她的好友何俐俐说，邓丽君因为自己音域不够广阔而努力练歌，甚至练得喉咙出血。
1984年，已经蜚声全球的邓丽君，专程到英国向声乐老师学习运气、发声和共鸣音。事后她说：“我需要在每个阶段后停下来，解决一些本身存在的问题，挖掘一下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在英国期间她很用功，每天会练习六七个小时。“我的老师让我每天起床后，都要吊嗓子30分钟。早晨还没有开声，练提气练到最高处，发出的声音是很难听的。”有一回，当她吊完嗓子，酒店服务员给她送茶水时，在杯垫上写了一行字：“我们英国人最讨厌有人在早晨乱叫！”弄得邓丽君一时哭笑不得。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要问问炊烟，你要去哪里？”在邓丽君婉转袅绕的声音周围，永远都不缺少歌迷们对她的思念之情。一位从事声乐研究的“君迷”(指邓丽君的歌迷)说：“邓丽君的声音中具有中国女人的特色，充满了东方女性的神韵，温柔不失坚强，美丽而且善良……她嗓音很有特色，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的地方，可以在没有鼻音的状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而且她的中文咬字也非常清晰，音色又细又柔，令人着迷。”
前段时间，在日本一个“君迷论坛”上，人们将目前在日本发展的数名中国女歌手与邓丽君进行比较。有资深日本“君迷”一针见血地指出：“邓丽君小姐的声音有湿度，濡湿感沁人心脾，不同于众歌手相对简单的干燥尖锐或者明亮直白的嗓音。”
民族风演绎中国情
天津音乐学院的杨雁行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邓丽君演唱的歌曲之所以在那个时期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些歌曲本身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是具有民族风格的通俗歌曲。这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邓丽君的演唱方式，既不同于旧上海那些歌手的风尘与生涩，也不像当时台湾其他歌手的洋气与生硬，而是恰到好处地把这些歌曲演绎成最具“中国风”的作品。
那恰如其分的拿捏，跟邓丽君从小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在孩提时代，邓丽君就常常听父亲哼唱京剧。父亲常常有板有眼地唱上几句，邓丽君也时不时兴高采烈地跟着模仿。母亲同样喜欢戏剧，经常听黄梅调的地方戏，偶尔也哼唱一些小调，而且母亲还非常喜欢看戏曲电影。邓丽君在耳濡目染中，受益匪浅。
1967年，邓丽君出道后推出的第一个专辑《凤阳花鼓》，走的就是民谣小调的风格。从那时开始，邓丽君便以演唱民谣小调而备受瞩目。这个14岁小女孩甜甜的歌声和纯真朴实的情感，吸引了大批的听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中国风、民族风”的歌曲一直是邓丽君演唱事业的重心。她的许多首此类歌曲都成为传唱的经典，比如《小城故事》等。而随着领悟力的不断提升，邓丽君开始在音乐中加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1983年面世的《淡淡幽情》，被许多人认为是邓丽君歌唱生涯中最优秀的唱片，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音乐巧妙结合之作。据当时提出《淡淡幽情》专辑设想的香港企业家谢宏中回忆：“我在宴会上遇见了邓丽君。我将长期酝酿成熟的构想告诉她，其反应相当激烈……当时我们的观点很接近，这就是如何将我国流传数千年的古典诗词用现代音乐表现，如何引起听众的共鸣，如何保存逐渐被遗忘的中国文化……”为了做好这张专辑，邓丽君找了当时中国大陆和香港最前卫、最权威的人士为专辑谱曲，而专辑中12首歌曲的歌词，也都是根据中国古诗词谱写而成的，之后，人们就听到了像《但愿人长久》这样的“历史经典”，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杨雁行教授告诉记者，邓丽君能够创作出《淡淡幽情》这张传统与流行两者融合无间的作品，是由于她在通俗乐坛努力多年、深谙中国词曲和古典文化的缘故。邓丽君的歌声，让世界各地的华人感受到中华民族悠久的温柔情怀，让世人明白，再现传统艺术的精华，不一定非要限制在艺术歌曲的条条框框之中。
在这张专辑之后，邓丽君的主要精力被公司放在了举办演唱会上，而结合中国传统元素的创作越来越少。后来，邓丽君也曾想完成《淡淡幽情》的续辑。她花了5年的时间来创作古诗词曲，但由于歌坛环境和个人心境的变化，以及身体等原因，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这个没完成的续辑，也成了歌迷心中永远的遗憾。
“令人悲哀的是，在此之后，华语乐坛再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和高度，创作出这样的作品。这可能也是人们今天怀念邓丽君的原因吧。”杨雁行教授说。
“邻家女孩”在歌唱
20世纪90年代，邓丽君《10亿个掌声》演唱会的VCD(影音光碟)风靡中国大陆。在当时大陆人的眼中，台上的邓丽君是气质、风范、洋气的代表。其实，邓丽君的长相并不是很“洋气”，反而具有一种“怀旧”的中国特色。她笑容甜美，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中国古典女子的婉约、温和。她的舞台形象和她的歌声一起，留在人们的心中。
早在1976年，拥有众多歌迷的邓丽君一改过去的表演形式，把个人演唱会作为演艺形式的重心。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她不停地在香港、日本等地举办演唱会。
1978年，邓丽君在东京养乐多会馆举行个人演唱会。门票在演唱会开始前的许多天就已销售一空。演唱会举办的当天，无数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歌迷，早早地聚在了会馆的大厅里。在舞台上灯光明灭间，邓丽君穿着粉红色的演出礼服出场了。她步履轻盈、双眸明媚，还未开口台下就已经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疯狂的欢呼声……
邓丽君的演唱会如此受欢迎，主要在于她完美的舞台表现。著名乐评人李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邓丽君的演唱，会给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透着邻家女孩的温热气息。在舞台上，她始终与观众保持着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演唱会仿佛是一场家庭聚会。她在歌迷面前唱歌，感觉就像与亲人朋友相聚。来听音乐会的人也都是邓丽君的老歌迷，对她的音乐和个人十分了解。与现在的一些歌手在演唱会上为了征服观众而竭尽全力地表现不同，邓丽君的演唱会风格，是一种与观众的交流，现场就好像是与听众“两情相悦”的沟通。虽然她打扮甜美，“气场”却十分强大，自信、自然又从容不迫。
不过，邓丽君在舞台上也有活泼的时候。她有时也会使用一些小技巧，比如唱到激动时，会将麦克风拉到很远，再猛地抽回来，或者直接将麦克风从右手抛到左手，做些帅气的动作。有趣的是，邓丽君也有失手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一场演唱会上，邓丽君用了“拉甩麦克风”这一招，但是由于唱得太激动，麦克风居然掉到了地上。当时的舞台设计特别流行喷洒干冰，邓丽君只得弯下腰慌慌忙忙地在干冰雾里寻找麦克风。台下的观众还以为这是邓丽君故意安排的小插曲，激动得不停鼓掌。
邓丽君的舞台魅力，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相貌、她的歌喉，更在于她的字正腔圆，自然流畅。乐评人李皖说：“即使不是刻意去听邓丽君的歌曲，但提起邓丽君，留在脑海中的仍然是她的歌，因为她的咬字相当清晰。”
邓丽君奔忙在世界各地，只能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中挤时间学习语言。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邓丽君仍然掌握了多种外语和中国的方言。她演唱的歌曲和出版的专辑，涉及日语、英语、印尼语以及中国的粤语、闽南语、山东话、上海话等。不仅如此，她还大量演唱各地民歌、地方戏曲、音乐剧等。
曾经有一位日本的乐评家评价说：“邓丽君去世后，一直很难找到像她这样的亚洲巨星。因为邓丽君为了打入市场，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粤语、日语、英语，以获得当地观众的认同，但现在已经不再有这样努力的歌手了。”
也许是自身经历的曲折和坎坷，邓丽君的演唱，最触动人们的还是歌声中流露出的些许伤感，它直达人们的内心深处。著名音乐人黄沾曾经评价说：“邓丽君的歌可以慰藉人的心灵，有时在海外，工作疲倦的时候，非常渴望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她的歌声有一种能够抚平我们情绪的东西，一种难以形容的中国味……”
摇滚也向她致敬
风靡全球的不仅仅是邓丽君的歌声，随之而来的还有与她相关的一切话题与想象。
李皖曾回忆自己一开始听邓丽君歌曲时的感受：“初‘遇’邓丽君，完全是一种恐怖的感觉。当时台湾是敌区，台湾的广播电台是敌台，偷听敌台是犯罪行为。即便调台时偶然碰上，也有一种强烈的犯罪感，那声音在感觉中一下子变得巨大无比，如同炸雷……”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获取邓丽君歌曲的渠道还极其匮乏。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在街角巷尾，凑巧听到几句邓丽君的歌声。这乐声来自那些“不务正业”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喇叭裤，踩着锃亮的皮鞋，摩托车上载着“三洋”双卡录音机。邓丽君的歌声从录音机里飘出，偶尔能听清几句唱词的路人，无不脸红心跳，觉得“不好意思”。
然而，就是这样让人感到“羞于启齿”的歌曲，却启蒙了大陆的流行音乐，更在公众中激发出复杂的反响。“那是一种震撼与反感的交杂，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邓丽君，觉得有些‘流氓’，而接受、传唱这种音乐的人，则被认为是流氓阿飞。”李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虽然极受争议，但恰恰是邓丽君的歌曲，让刚走出“文革”的公众，慢慢找回了多年来被忽视的情感。人们开始意识到，除去“国家公民”的属性之外，人们还可以是丈夫、妻子、儿女、情人等各种各样的角色。人们原本的情感、个性、多样性等一系列被淡忘的元素，也在邓丽君的歌声中开始苏醒。
纯朴、亲切、活力、向上而又不失时尚与高贵的风格，令邓丽君在公众眼中的形象趋于完美。甜美的歌声与完美的公众形象，使邓丽君成为很多大陆青年的偶像。在很多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床头上、钱夹里，开始出现邓丽君的照片，她的磁带甚至因一次次被翻录，而音色模糊。时隔多年，仍有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坦陈，留在他们心中的邓丽君，已经不再是一个歌手，那段时光也不仅是一段有歌声伴随的岁月那么简单；对他们而言，“邓丽君”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有的人甚至以邓丽君为择偶的标准，或以她的名字为女儿命名。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丽君的磁带被正式引入大陆。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才真正从音乐角度出发，重新打量邓丽君。大陆音乐界一直有一种观点，那就是中国的流行音乐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然而邓丽君的音乐却是一个反证。在流行的形式之下，邓丽君传承了太多中国传统、古典的元素。她无法复原古典，却将这其中的种种精髓巧妙演绎出来。几十年过去了，中国流行音乐从无到有，又从有到优。在此过程中，邓丽君始终自成一派，难以逾越。不过，她那种特有的“柔美力量”开始得到传承。可以说，李谷一的《乡恋》、苏小明的《军港之夜》，都来自这种风格。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音乐人，都能从邓丽君的歌曲中找到共鸣，甚至连唐朝、黑豹、郑钧等一批内地摇滚乐队和艺人，都曾坦承邓丽君对他们的影响。邓丽君去世时，内地音乐人曾以一张专辑《告别的摇滚》向她致敬。在这张专辑中，当时大陆几乎所有最当红的摇滚明星，都重新翻唱了她的歌曲，以此向这位启蒙者致敬。
舞台下的完美
在家人与邻居、朋友看来，台上和台下的邓丽君并没有太多不同。谦恭孝顺、积极上进、悲悯感恩、不慕权贵……这就是人们眼中的邓丽君。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她的这些品格，与当今娱乐圈的是非繁多，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因此在故去15年后仍然受到怀念。
孝顺的女儿
在邓丽君的孩童时代，他们一家七口的生活非常拮据。6岁那年，已经“很有表演才能和号召力”的邓丽君，开始在妈妈的陪伴下上街卖唱，为家里挣些买菜钱。9岁那年，她开始跟随父亲原来的战友，到台湾各地演出。虽然每次演出只能得到5元、10元新台币的微薄收入，但对贫寒的邓家来说，这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一次偶然的机会，台北一家歌厅的老板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觉得很不错，希望她能在课余时间到歌厅里客串一下。当时，邓丽君的父母非常反对，担心她受欺负。不过，邓丽君说服了父母。不久，她就因表现出色，成为歌厅里的“娃娃歌后”，名气越传越大，就连台湾南部的一些歌厅也邀请她去演出。
由于频繁演出，邓丽君正常上学的时间越来越少，成绩一落千丈。1967年，她就读的金陵女中的校领导下了“最后通牒”，要她二选一：要么放弃歌唱，专注于学业，要么休学。出于照顾家庭的考虑和对歌唱事业的热爱，邓丽君决定休学。据她当年的老师回忆，当时有夜总会愿意与邓丽君签约，邀她做专职歌手，但校园生活同样令邓丽君难以割舍。最终，家庭因素被她放在了首位。这位老师回忆说：“我问她父母亲的意见如何？她自己又如何打算？她说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她需要那份工作，如果休学的话就能安心地唱歌。很明显，她是为了改善困苦的家境而牺牲自己，而这个小孩子也真的一直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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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湾“立委”工资多少
立委待遇除了月俸17万9520元与年奖26万9280外，
在问政费用方面可领取16项，包括：
(1)行动及自动电话费〝每月〞补助1万5000元。
(2)文具邮票费〝每月〞补助2万元。
(3)住宿补助费〝每月〞1万8000元，未住宿也可领取。
(4)服务处租金补助〝每月〞2万元。
(5)办公事务费10万480元，以每位委员助理10人，每人每月1千零48元。
(6)立法研究补助费每年10万元。
(7)汽油费〝每月〞1万6千560元。
(8)高速公路通行费〝每月〞4千8百元。
(9)开会期间膳费〝每月〞计1万2千元，一年以8个月计列。
(10)开会期间委员驾驶误餐会〝每月〞2千元。
(11)行动电话购置费，每年2万元。
(12)国会交流事务经费，每会期一次，每次16万元。
(13)国外考察旅费，每年12万元。
(14)委员往返交通费，依规定及往返次数核实报支。
(15)委员健康保险费，每年1万4千元。
(16)委员保险，依规定办理公、健保，并另案办理保额1千万元的委员团体险。
换算立委每届至少支领555万2240元，平均每月至少约46万2687元。
PS：若是依照孙中山的设计，立委是政务官属於官员所以支薪，而民意代表是国大代表则不支薪
4. 谁的公平正义
最近两周，台湾社会集中火力在炮轰一件事——所有退休金制度拉起警报，所面对的破产时间越拉越近，而虽然没有选举，社会阶级对立再度被挑起。 台湾现有的社会保险制度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问题的重点是，这些老问题怎么一直挥之不去，台湾民众还能承受多久折腾？ 台湾朋友说，这些问题是因为选举关系。过去16年来每逢选举，政治人物便开出一堆支票；至于支票能不能兑现，选民竟然缺乏判断的理性。 然而，当你发现那些嚷着改革，又阻碍改革的，竟然都是同一班人，台湾政坛与社会发生的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似乎就不意外了。 马英九今年胜选连任后，马不停蹄地推出改革，其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公平正义。 但是，第二任还没有开始，马政府挂着公平正义旗帜的改革如课征证所税、调高油电价格以反映实际成本等政策尽成了箭靶。 这几年，每当讲到贫富悬殊、物价飞涨的问题，台湾舆论会提到“相对剥夺感”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百姓面对物价飞涨，个人薪资冻涨（甚至实际倒退到十多年前），而富裕阶层缴交的产业税、证交税等税金却和他们的财富累积不成正比，让属于小白领的中产阶级、赚血汗钱的蓝领阶层心理无法平衡。 在一般百姓带着相对剥夺感过小日子的社会氛围底下，执政者说要推动改革，伸张公平正义，却换来低于20%、历来新低的民调支持度。 证所税通过，但它实际课不到多少税金，却连累“菜篮族”亏掉私房钱。电价第一波涨了，下文却无以为继。 证所税无法达到实际效益，反映了施政者空有理想，却无法应对市场操作机制。油电调涨政策正当性站不住脚，因为公营的相关机构本身经营饱受抨击，混淆了调整价格的理据。 台湾民众经历过国民党专政时期白色恐怖、2004年总统大选的两颗子弹、五次总统大选等大事纪洗礼。饱受政治上的失望与创痛，他们对政治人物的政治能力、治理效率的要求严格，但对自我要求的理性与包容却不必然坚定。 民主选举吊诡的地方在于，选民有要求，但并不代表胜选的领导人的表现将符合期待。 在2008年，相信马政府“马上就好”的选民，确实期待过马英九胜选后能马上使台湾脱胎换骨。长期生活在选战文宣及口号下，台湾社会缺乏积累多时的问题需要时间去解决的从容与理性。 回到台湾社会保险制度的争议，关系到900万名劳工退休福利的劳保基金将在2017年出现收支逆差，于2027年面临破产。劳保破产的问题在之前已浮现，不同的是，这次破产年限提早了四年，原因是官方参考了最新的人口资料因此作了修正。 五年后要退休的劳工会领不到劳保，当事人内心恐慌可想而知。而要解除破产危机，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调整费率（台湾劳保费率比欧美还要低），也就是人们得多缴保费。 然而就和为了拯救健保需要调高保费所面对的阻碍一样，立委们必以民意之名，全力阻拦。再加上台湾经济不景气，调高任何费率将是难上加难。 由劳保基金提早破产引爆的其他争议还包括，军工教的年终慰问金、退休教授“双薪制”（退休教授名为退休但仍在其他大学授课，因此每月退休金和薪资双领）、立委津贴泛滥乱象。 这些制度的产生有其时空背景，但时过境迁却又未修正更新，以致用现在的时空条件看来是如此地不合理。 在台湾社会信任完全破产之前，台湾执政者在挥动社会改革大刀前，必须观照到体制内部的改革需要。一个无法彰显公平正义价值的政府，如何说服民众它的施政符合公平正义。
5. 台湾的秀场是什么意思
秀场跟红包场不太一样
80年代到90代初是台湾秀场最蓬勃的时代
一般的秀场舞台相当华丽,歌舞群与明星在秀场比在电视上更艳丽
登台的明星名气也都很大,连赵雅芝等级的都曾在秀场上登台过
胡瓜,张菲等等主持人都是秀场起家,我小时到秀场看秀时,胡瓜还只能算是秀场主持的"小弟级"
红包场跟当年的秀场不一样....
猪哥亮当年是秀场的红牌主持人
在当年台湾有 "北张(张菲)南猪(猪哥亮)中刑峰"的称号
6. 台湾人怎么养老
你详细看看 网摘的一篇文章 很有深意
根据台湾“经建会”最新人口统计，台湾战后婴儿潮世代将在2016年形成“退休潮”，随着婴儿潮世代迈入65岁，老年人口快速攀升，估计在2016年达到312万，占总人口13.3%。
台湾社会的老龄化加速让社会负担日益沉重，加上近日台湾劳保引发的破产恐慌，让养老的话题再次成为探讨的焦点。正值重阳佳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台湾人是怎样养老的。
1.经济保障 从劳保年金到以房养老
台湾有“劳保年金”和“国民年金”，分别适用于有工作和没有工作的人。其中“劳保年金”是台湾老人退休后主要的生活保障来源，和平均月投保薪资和年资有关。近日有调查指出，同样月薪53340元（新台币，下同，约11387人民币）的劳工和公务员，劳工退休加上劳退新制月领26819元（约5725人民币），而退休公务员，除了一笔将近124万元（约26万人民币）的公保养老给付，还能月领58531元（约12495人民币），劳工退休月领不及公务员五成。不过“行政院”近日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让公教退休福利略微缩水。
此外台湾还有针对年满55岁未满65岁少数民族每人每月3000元（约640元人民币）的给付、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对无力负担全民健保费用的老人补助和特别针对身心障碍老人的照顾津贴等。部分县市为关怀老人还有一些特殊的补贴，例如基隆市，就有补助中低收入老人装置假牙费用可以申领。
近段时间来，台湾针对65岁以上、名下有不动产但无继承人、无法领到社会救助却缺现金生活的老人，计划于11月中旬在“五都”地区试点实施的“以房养老”政策，因预算有限，计划将由“政府”先行试办5年。不过，此项新举措在台实行会得到多少响应，还有待观察。
2.生活关怀 仅4%的老人受到良好照顾
自2010年起，台湾教育部门将每年的8月份第四个星期日定为“祖父母节”，希望通过这个节日让祖孙间多些互动，推广重视孝道伦理的观念。例如今年的祖父母节，有数百名年轻的志愿者在基隆、嘉义、台中、花莲、高雄、屏东，充当起“临时孙子”，在火车站为老人家抬行李，忙得不亦乐乎。
几乎全台各地都有关爱老人的“仁爱之家”，收容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当中有公立也有私立，服务人员大多是企业组织或者自发参与的志工。而针对老人福利服务专业人员资格及培训，台湾也有制定相关的法规。不过也有相关人士指出，台湾照护专业机构依然严重不足，就连医院志工也短缺，真正受到良好照顾的只有4%。
而在另一种老人聚集地里则是别有一番景象，“养老村”里的老人是一群生活可自理者。除了住宿、饮食外，这里还提供健康管理、医疗服务、休闲等。不过想要住进这些“养老村”可要先自己掏腰包垫付，以知名的“润福生活新象”住宅为例，除了预缴租押金500万元（约合人民币106万）起跳，每个月管理费、餐费、水电费约1.7万元（约合人民币3600元）。若要居住20年，至少要准备600万元（约合人民币128万），若要预防身体老化的紧急医疗，则建议准备1500万元（约合人民币320万）。因而能够住进来的，大多是退休“国代”、“立委”、将军、艺人、作家、企业老板、退休高阶教职人员或台商的年迈双亲。
7. 虹桥倪氏：宗门福泽耀千秋
虹桥倪氏：宗门福泽耀千秋
倪文西故居
乐清虹桥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千年古镇，平畴沃野，富庶繁华，素有浙南粮仓的美誉。其古名为新市里，因为村内的东干河上有一座石桥，相传是王十朋运来漳州的赤石，在家乡的内河上修建了一座形如长虹的石桥，取名为虹桥。后新市里也改名为虹桥镇。
虹桥人亦耕亦读亦商，千年古镇，人杰地灵。倪氏是有六百多年历史的虹桥名门，在振兴家乡的征程中，倪氏子子孙孙尽其拓荒、扛鼎之力。《虹川倪氏宗谱》记载，虹桥倪氏始迁祖为汝榆公，因为倭寇侵扰，于明朝永乐丁酉年(1417)由玉环迁徙至蒲岐霞堡，再迁虹桥。玉环倪氏始迁祖就是北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倪涛，曾官至左司郎中。1125年倪涛携家眷遁迹于玉环，安居乐业，与世无争。
新市“水环山绕，土深地广”，卜居于此的倪氏耕读持家，不久便富庶甲一乡。汝榆公有9个儿子，各立门户，邑人称其为“倪氏九房”。
风雨沧桑，六百多年的历史冲刷，如今尚留在虹桥的只有一、三、四、五、六房的后裔，而二、七、八、九房则断鸿天涯，难觅其踪。
倪文亚的高风亮节被乡亲铭记
倪文亚是倪氏四房的后裔，其故居在虹桥通湖路。走过蒋公桥，就看到临河小路边的白墙上画着倪文亚的像以及诸多有关倪先生事迹的介绍。由此可知乡亲以倪文亚为荣的殷殷深情。
倪氏四房祠堂的大门口有一副对联：倪氏家风传永世；宗门福泽耀千秋。祠堂内专设“倪文亚纪念馆”，纪念馆里陈列着倪文亚的照片、书法及生平介绍。
倪文亚在“虹川倪氏宗谱”的辈份行次排列中属“宗”字辈，谱名为“宗宽”。倪文亚的父亲谱名为“学熿”(1882-1907)，字家耀，号乾生，曾留学日本，专攻法学。学熿公的父亲谱名为“丕恒”，号月如，名临益，为例贡生。谱中有一篇清朝孝廉方正举人庄以临写的《月如翁序》，称丕恒公：经商有术，渐至发家，大兴土木，得建广厦。尤仁善为本，热心公益，慨然捐资，为大善士。
倪学熿英年早逝，其妻连氏，辛苦抚养儿子倪文亚成长。连氏知书达理，是当地名门前塘太学生连保常公之女。
倪文亚幼承庭训，7岁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左传，过目不忘。11岁入虹桥沙河小学读书，学业冠首，“师长咸以大器目之”，后考取省立温州第十中学，两年后转学到杭州宗文中学 (现为杭十中)。中学毕业考入厦门大学教育系，因不满厦大当时的英美教师两派之间的学术纷争，毅然离校。据悉，在厦大的那场学潮中，学生们发表的离校宣言，还是倪文亚起草。倪先生的文章《大厦大学的诞生》中有回忆文字，他称当时的自己是“热血男儿”。转学到上海大厦大学后，也学教育。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哥伦比亚大学，倪文亚精研教育学理，熟谙法政精义，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在美国读研期间，倪文亚身兼多重社会公职，如担任《民声日报》编辑、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会理事、国民党驻德国总支部组织部长等。
倪氏宗祠里倪文亚像
1928年，倪文亚学成回国，在上海大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授、任系主任，绛帐传薪，育才有方，在师生中有较高声誉。其间还荣获韩国汉阳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的称号。
抗战时期，面对日寇入侵祖国的危难，他矢志救国，出任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及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青海省教育厅科长兼主任秘书。1933年在上海与贺衷寒等创办《前途》月刊，同年又参与策划成立“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1938年，参与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历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常务干事，并兼任训练处处长、组织处处长。他鼓励全国青年树立远大抱负，救国救民。抗战胜利，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党团组织合并，倪文亚任中央常务委员并兼任中央青年部部长。1 94 6年当选为制宪国大代表， 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
1949年，倪文亚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出任中国国民党台湾省改造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1961年，倪文亚当选为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
1972年当选为“立法院”院长，1988年提出辞职，并且还放弃丰厚的退职金。先生婉拒那些挽留他的声音时所说的一句话，在台湾政坛余音绕梁，影响至今。他说：如果担任立法院院长，是一项荣誉，则不应当长期由一个人独享。如果担任立法院院长是一项负担，也不应由一个人独自承担。
从1972年至1988年，倪文亚在台湾立法院任院长16年，能接纳民主改革之声浪，降低新旧传承之动乱，议事处理公平、公正，赢得在野立委的敬重。在先生的主持下，立法院通过了诸多民生法案，如《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广播电视法》、《奖励投资条例》等，促进了台湾的科技产业、广播传媒业、企业的发展。
倪文亚尊重民众、尊重少数、尊重民生的民主风范长留于台湾立法院的议事方式史上。
在任期间，倪文亚协助蒋经国先生推动十大建设，支持台湾经济发展所需的法律案和预算案，带动台湾的经济起飞，其功劳彪炳史册。
卸任后，倪文亚受台湾“总统府”之聘，任资政，并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主席团主席。
倪文亚是台北温州同乡会的发起人之一，他曾担任过台北温州同乡会的常务理事、荣誉理事长等职务。
爱说乐清话，爱吃乐清菜是立法院院长身上的另一张标签。倪文亚身在异乡，心系故里，是一位爱乡心切的游子。
他对家乡怀着一份深厚的感情，牵挂虹川倪氏宗亲诸多大事，为促进乐清与台湾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王星荣先生曾经是虹桥镇西街村会计，后为菲律宾温州同乡会会长，他写了一篇题为《倪文亚的家乡情结》的文章，回忆1997年虹桥镇因拓宽道路，需重建虹桥时，与倪文亚先生交往的一段故事。当时，村民们想请一位知名乡贤为新建的虹桥题字，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倪文亚。于是通过多种渠道，联系上了倪文亚，给他捎去一封用毛笔撰写的恳请信。没几个月，就收到倪文亚托由台湾回温州探亲的乡亲随身携带来的充满乡情的回信和他题写“虹桥”的墨宝，同时先生还汇来三万元台币。倪文亚的信函中有如下内容：附陈浅见，敬请参酌：一、桥面可否酌予加宽；二、桥两边栏杆酌改善；三、酌增、改善桥岸旁座椅，以利欢聚；四、力求坚固整洁；五、献款专供保护“虹桥”之需。虔向乡贤致最诚挚之敬意，并祝健康纳福、万事如意！倪文亚敬启戊寅夏
2005年，倪文亚逝世前一年，还通过在台湾的同房族的宗亲倪学品，了解虹桥重建情况，希望他回家乡时能拍几张照片带到台湾，以了心中的思念之乡愁。他很想回老家乐清探亲，但因为身份关系，一直未能如愿。退休后，健康状况又不允许他出门远行。
虹川四房倪氏宗谱重修时，倪文亚将全家人的生辰年月明细开列，交给宗亲修谱，他还题写了“倪氏大宗”的墨宝，赠送给倪氏祠堂作匾额。当他收到完成的
《虹川倪氏宗谱》后，特地抱着宗谱拍照留念。
在虹川倪氏四房祠堂中的倪文亚纪念馆，陈列着倪文亚手抱倪氏宗谱的照片，旁边立着一个金边的框，内是倪文亚从台湾捎来的墨宝。题头是：倪氏宗谱续修事纪念；中间为：天长地久，永固亲情；落款为：倪文亚敬题。名字旁边是一枚朱章。
祠堂宗亲们说：这可是我们倪氏四房祠堂的镇祠之宝呀！
倪文亚于2006年6月3日辞世，享寿105岁。当时台湾当局曾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崇礼勋贤之至意。对倪先生的生平，台湾当局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德行惇笃，学猷练达”等等。
倪文亚前妻为苏州人，育有两子三女。后妻名郭婉容，曾任台湾“财政部长”，她与倪文亚相差20多岁，此老夫少妻在政坛上互相扶持，被台湾人传为佳话。
倪文亚的大儿子名孔炤，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后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国际新闻处处长。二儿子名孔北，台湾私立基督学院毕业。
倪家老照片
倪文西父子倾心助学誉满乡里
在虹川倪氏三房中，倪文西也是一位让后世称道的人物。倪文西父亲谱名洪鹤，号鸣九，字云翥，生于道光壬辰年。在虹川倪氏宗谱中，也有称颂鸣九公的人物传。人物传中记叙：其祖上为虹桥大地主，到鸣九公这一代“日积月累，资成钜万，迄今为吾邑之巨富，名驰遐迩”。但鸣九公“硕德穆行，积善助危，扶贫救苦，名声振乡里”，曾经因为赈灾有为“得奖州同衔为奉直大夫诰封连宜人并追赠其显考显妣皆得貤五品封乡里荣之翁澹如也。”
鸣九公有两子：丕焕(文西)丕燽(雄洲)。在梅隆路倪文西故居厅堂中，张贴着倪文西的生平简介：他年轻时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经济。学成归国时，国内时局混乱，倪文西不愿仕途，与杏庄胡伯周、霞雪赵丹秋等时有唱酬之作，以优游山水自娱。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吴孟和、庄以临等人发起创办虹桥高等小学，倪文西捐70亩良田给学校作为校产，并将坐落在沙河的5亩准备建倪氏新宅的屋基捐给学校作建校地基。
民国初年，倪文西以白银四万两投资助建沪杭甬铁路，深得主政浙江的汤寿潜赞许，推举倪文西为杭甬铁路董事，并任省议员。此时，倪文西往来于沪杭线上，筹划经营，为沟通全国第一商埠的上海与浙江省省会的杭州交通而奔波。
旧时，虹桥通往大荆、台州的交通，因受清江一水之隔，不便诸多。倪文西助田十亩，置渡船两艘，配船工4人，方便乡亲来往，并将渡口收入的经费，供养船工。清江北岸土地贫瘠，缺少耕田，老百姓生计困苦，倪文西参与蔡岙的筑堤围垦，并亲临现场筹划指导，围堤告成，得塘田千亩，使附近各地百姓，得益多多。
倪文西的短暂一生，为社会公益事业出资出力，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夫人郑铸英、儿子倪震雷受其影响继承其未了心愿，继续兴学助教。倪氏善行，深获虹桥乡邻称誉。
倪文西的儿子倪震雷，号升学，杭州之江无线电学校毕业。他于1939年担任虹川小学校长(后学校改名为虹桥镇中心国民学堂)，一直到1949年。先生爱校如家，受生如子的事迹，一直在虹桥人口中相传。抗战时，学校经费困难，倪震雷自掏腰包，资助学校办公费用，发放教师工资。最可贵的是在白色恐怖时，他支持三五支队，暗中给游击队送钱、送粮、送药。他还将一部在当时为稀罕物的名牌收音机借给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支队长周丕振，给游击队领导用来收听解放战争各大战役的战况及党中央的有关指示。
倪振雷深明大义，接受中共乐清地下党的安排，在梅隆路倪家大屋建立地下交通站。地下党女干部张雪梅、关少娴生病，都曾经寄宿在倪宅，由倪震雷请来当地名医汪朝宗给她们看病，直到恢复健康，又护送她们安全回到部队。
倪震雷支持革命的行动被人告密给国民党浙保四团二营营长丁昌周，丁昌周派人搜查倪宅，倪震雷事先得到消息，逃到上海，才避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没有忘记在艰难年代倪震雷支持革命、为乐清红色政权建立所作出的贡献。1950年8月，倪震雷出席浙江省首届各县人民代表大会，还当选为乐清第一届、第二届人民代表，第一至六届乐清县政协委员。1993年受特邀，任乐清政协文史委员。
倪震雷与妻子黄翠玉育有四子四女，四个儿子名为：大明、大清、大华、大统。大华现在管理倪氏三房祠堂宗族祖谱。
倪雄洲子孙个个优秀
鸣九公的次子丕燽又名雄洲，南京金陵大学毕业，与妻子周氏育有两子。长子名震阳，次子名震铎。
震阳有一子五女。儿子名新钱，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师从许国璋先生。后分配到西安从事翻译工作。
倪新桢是震阳长女，1931年出生，1953年到温州图书馆工作，从此，四十来年如一日，恪尽职守，一丝不苟地躬身于图书馆的管理工作，是温州图书馆精通业务的资深图书管理员。
2016年冬，收到倪新桢女士的著作《嫏嬛墨痕》，全书800多页，近100万字。其中有60万字是论文、工作回忆、读书笔记等，另一部分是倪新桢的书画、诗词作品和摄影。退休后，倪新桢离岗不离笔，学电脑、查资料、耄耋之年还辛苦耕耘，终于大功告成。其中的《汉学史河之旅·汉字流变一览表》系统地搜集了六千多个汉字单体，作为“辞条”，全面地探究其流变过程，并采用列表的方式来表达，让读者一目了然。作为一名古稀老人，其工作量，其难度可想而知。倪新桢以“保护文字工作”为己任，晚年还躬耕于垄亩，不弃不离，可叹可敬。
雄洲的次子震铎也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与倪文亚是同窗。倪震铎与妻子胡月娥育有五子一女，除五子新炯早逝外，其余个个事业、学业有成，在《乐清虹桥区域古今人物——龙山之子》中都留有优秀事迹。
长子新攀为离休干部。青年时在瓯海中学(现为温州四中)就读，在地下党的引领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瓯海中学地下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品学兼优青年学生，他的先进事迹曾刊登在《浙南大众报》。1950年担任平阳土改工作组组长。1952年调中共庆元县宣传部工作，1955年曾担任庆元党校副校长，1979年调温州地委农业干部学校任办公室主任。1992年离休，享受县级待遇。
倪新攀的女儿倪彤，人们称她为“温州教育界的铿锵玫瑰”，她属虹川倪氏“孔”字辈子孙。
20世纪80年代，凭着对教育工作的一往情深，倪彤走上教坛，教师——中层干部——校长，她一步一个脚印，尽情地绽放着新时代建设中温州女性的“她”力量。
2008年倪彤被推选为温州市第二实验中学校长，面对筹建工作的艰辛，教育的使命和担当让她始终锲而不舍，她与学校里那些忠诚于教书育人的事业、埋头耕耘的同事们一起，同心协力，全身心地投入创建现代化教育优质学校的建设工作之中。功夫不负有心者，终于摘取了浙江省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浙江省示范性家长学校、浙江省体育特色学校、浙江省艺术特色学校等等的荣誉。
倪彤的坚韧、自信就像一座磁场，把全校师生的凝聚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温州第二实验中学成为温州城区东片温州老百姓心目中一所优质学校。
2014年，倪彤担任温州实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怎样让传统的名校进一步提升内涵，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倪彤的新使命。她说：如果一个人的存在，能让遇见你的生命变得更加美好，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如果让我的人生再作一次选择，我还是会选择教书育人这个职业。
倪彤的勤勉、大气、包容以及向上、阳光的人格魅力，被同事们誉为倪氏风格。在校园中，她是师生们的精神领袖。在倪彤的引领下，温州实验中学从温州知名到全国闻名，该校的创客文化、创客教育的新理念，让温州的孩子们更智慧，更有创新精神。
2016年，温州市实验中学与温州市第二十七中学按照“名校+新校”的模式实行集团办学，温州二十七中学成为温州实验中学府东分校，分校的校长由倪彤兼任。
作为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怀着对教育民生事业的关切，倪彤呼吁：把创新、创造、创优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为再谱新篇贡献教育人的力量。温州市实验中学的创客教育引发国际关注，倪氏的铿锵玫瑰又绽放异彩。
次子若水，1957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研究员职称。1962年任华东地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参加长江中下游矿产研究工作。其科研论著多篇，代表作有《长江中下游中生长陆相盆地演化与成矿作用》、《凡昌桃冲铁矿成因质疑》等。
若水的儿子倪宙，中央财经大学硕士，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营业部主任高级经济师。
三子成勋1960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中学高级教师职称。1988年调虹桥中学任教，多次被评为县、市级优秀教师、优秀德育工作者。1989年获温州市第一届“园丁奖”。
成勋的儿子倪江，工程硕士，在中科院工作。
四子新铮1961年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一直从事北京的水利规划、设计、科研及管理工作。承担过北京西斋堂水库、海子水库、白河堡水库等多项大、中型水库的设计与施工。后在北京规划局、水利勘测设计院、水利规划设计院、“南水北调”北京工程办公室等单位工作，倪新铮还兼任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水利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工程技术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委员，是我国水利科研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新铮的儿子倪明，工程硕士学位，北京市水务局处级干部，1998年曾获得北京市水务局第四届十佳青年荣誉称号，2008年度被评为北京市水务局优秀处级领导干部。
倪新凤是震铎的独女，退休前是温州农校英语教师，高级职称，曾在温大、东方学院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