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部分人都孝顺吗

㈠ 中国人是孝顺

全世界都是这样，做人为本的原则是善意孝为先。不管是哪里人。

㈡ 孝道在中国是怎样一个存在，与西方的爱父母有哪些区别

一、孝道内涵：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在西周，孝的含义有：

1、尊祖敬宗。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在宗庙通过奉献供品祭祀祖先，尽孝的对象是死去的人，这带有一定的宗教形式。

2、传宗接代。在周朝的人们看来，祖先是我辈的生命之所生，因此，崇拜祖先就是把祖先的生命延续下去，生生不息。总之，西周时期的孝是一种封建宗教伦理。

二、中西区别：

1、传统不同：

（1）中国的孝讲“无违”。鲁国大夫孟懿子曾经向孔子请教过关于“孝”的问题，孔子对自己的弟子樊迟说过这件事。孔子的回答，简单说就两个字“无违”。意思就是说对于父母尽孝不要超乎礼法，要合乎规矩。

（2）西方亲子之间是讲平等的，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而且鼓励孩子要有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要自我选择、自我发展。

2、养老模式不同：

（1）中西孝文化在赡养父母方面存在的差异，主要由养老模式不同所致。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直到现在，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养老的形式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在中国，比西方更为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2）西方国家，子女并没有突出的赡养老人的义务。尤其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其父母年迈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

3、家庭观念不同：

（1）中国人家庭观念浓厚，父母在子女身上的付出也是最大的。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旦条件允许，便倾向于把父母接到身边，以尽孝心。

（2）西方国家，子女一旦已经成年，都必须努力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的付出。子女成年后要独立在外闯荡，或上学，或工作，他们租房或买房，不愿意与父母同住，其父母也丝毫没有将子女留在身边尽孝的念头。

㈢ 为什么中国人以孝为尊，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看重孝

传统的中国不仅是以农立国，而且是以孝立国。自古以来，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在诸善之中，孝最具有超越性；在诸德之中，孝最具有普遍性。为了强调孝的超越性，孔子曾在《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意思是说，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一切教化的来源。为了强调孝的普遍性，又在《孝经》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孝经·三才章》）意思是说，孝可充满宇宙之间，能贯通天、地、人三才而为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道是如此的重要，俨然成为事亲、治家、治国、平天下的极则（李国良，1973）。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可以说：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何以如此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说起。从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观点来看，传统中国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主要是适合于务农的经济生活。中国的文明最早发源于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包括陕西、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的渭水盆地）。此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气候多变、降雨量低、植物稀少，但其土壤皆为肥沃的黄土。此种土壤不须另加肥料，即可长久耕种而仍丰收（Rumpelly，1908）。在此类生态环境中，靠耕种谋生似乎是一种最为适宜的办法。考古及其他数据显示，早在公元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此一地区即已出现自给自足的农业系统。此后，农业经营及活动的地区逐渐扩展，及至最近两千多年，淮河以南的地区也形成了多产而有效的农业系统（HO，1976）。总之，自古以来，传统中国社会的生计经济（subsistenceeconomy）主要是农业。
农业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而土地的保护与耕种及作物的照料与收获，均为个人能力所不逮，须靠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来共同运作。比较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当然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家族，于是家族乃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内最重要的运作单位。由于家族是农业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家族的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自是非常重要，因而形成了
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familism）的想法与做法。家族既是传统农业社会内主要的团体或集体，自小生活其中的强烈经验与习惯，乃使
养成一种很明显的心理与行为倾向，那就是将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予以家族化，即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运作原则推广概化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这种将家族结构、家人关系及家族伦理的形式与内涵推行到非家族性团体或集体（如社会性、经济性、宗教性或政治性团体或集体）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可以称为家族化（familization）历程。经由家族化历程，将家族以外的团体或集体视为类似家族的心态与观念可以称为泛家族主义。有关家族主义、家族化历程及泛家族主义三者的关系见图。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内，在强烈的家族主义的影响下，为了维护家族的和谐、团结及延续，晚辈必须要对长辈依顺服从，必须要传宗接代，必须要奉养父母，必须要随侍父母而不远游。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要使子女养成这些观念、意愿及行为，必须提倡一套兼含这些要素的意识形态，这便是孝或孝道。所以，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孝或孝道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文化设计，其功能在促进家族的和谐、团结及延续，而也只有这样的家族才能有效从事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达到充分适应适农的生态环境，孝既有如此重大的功能，其重要性自必超越其他诸德与诸善之上。尤有进者，经由家族化作用的历程，孝道伦理还会推广到家族以外的团体或集体，如行号、社团、郡县、国家、天下。例如，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内，常将国家比作家，君比作父，而有“以孝事君则忠”（《孝经·士章》）与“臣事君犹子事父”（《汉书·李广苏建传》）的说法。在家族化作用的影响下，孝的运作范围已不限于家族，进而扩及家族以外的领域。这便形成了泛孝主义的心态（见图1-1）。泛孝主义不仅有助于家族内权威式结构（强调上下关系或阶层排比）的维护，而且有助于家族外权威式结构的维护。这便是为什么当家者要提倡“以孝治家”，当政者要提倡“以孝治国”。总而言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促进家族及其他社会集体的和谐、团结及延续，以有效适应务农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在此类社会里，以泛孝主义所表现的孝之意识形态，不仅是家族主义的重点，也是中国式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基础。
中国式的集体主义，事实上是以家族主义为主，因而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内，家族是最主要的集体或团体，对大多数
而言，甚至也是唯一的集体或团体。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主要的运作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例如，土地是属于整个的家族，而不是其中的任一个别成员；耕作土地及其他的收人是属于整个家族，而不是任一成员。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是一生不离家族，因而对他们而言，家族（集体）为重、个人为轻的家族主义，实即一种集体主义。而且，即使是那些生活范围超乎家族的传统中国人，经由家族化历程所形成的泛家族主义，也会促使他们以家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重集体（家族以外的团体）而轻个人。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传统中国人而言，其集体主义都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础，所以是一种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传统孝道之所以重要，即在它能促进家族主义式集体主义社会的和谐、团结及稳定。
但是，当前及未来的台湾社会，已经不再是家族主义式的集体主义社会了。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工商社会（杨国枢，1981，1985b）。这不仅是一种量的变迁，而且是一种质的变迁；不仅是一种程度的变迁，而且是一种类型的变迁。在此彻头彻尾的变迁中，最基本的是生计经济形态的转换。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的经济形态是从事务农活动；在现代工商社会中，民众赖以维生的经济形态是从事工商活动。前者主要是依赖土地作物，后者主要是依赖科技智能。
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工商机构的组织不管如何庞大，工业生产与商业活动的历程不管如何复杂，其中的工作主要是以个人为单位而设计的。所有权与工作权的分离，来自不同家庭的人互相习于共同工作。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个人的可被取代性很高，只要具备一定条件的人，都可担任该项工作。在大多数情形下，工商工作的获得决定于个人的专业智能及身心特质，与其家庭的背景关系不大。同时，个人为追求较好的工作及较高的待遇，常会不断转换工作类别及工作地点，因而成为逐工作而居的现代“游牧民族”。于是，现代工商社会的民众不只从土地疏离出来，而且从家乡疏离出来。
上述这些生计经济形态的基本转换，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特征，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杨国枢，1981，1985b）。基本而言，现代工商社会是以个人为主要运作单位，而不再以集体为主要运作单位。在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生活中，个人是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单位，是加以褒贬与评价成败的重心。也就是说，生活价值与意义的中心，不再是集体，而是个体。在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下，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式微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人自主、价值、尊严及幸福的个体主义（indivialism）。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孝道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在家族主义与泛孝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促进集体主义化之家族与社会的和谐、团结及存续。三十多年的变迁既已使台湾转型为现代的工商社会，则随着家族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没落，传统孝道的上述社会功能自将因而逐渐减弱或消失。传统孝道的功能既失，其本身势必产生重大的演化，逐渐转变成一种以个体主义为基调的新孝道。从集体主义的传统孝道蜕化而来的个体主义的新孝道，会强调亲子（女）双方的价值、尊严及幸福，会尊重亲子（女）双方的独立、自主及自动。与传统的旧孝道相比，这种新孝道究竟有何主要的特征，是下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课题。为了便于此一课题的讨论，下节中将先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分析孝道的内涵与性质，从而提出一套理解孝道的概念架构。

参考链接 https://..com/question/583594471.html

㈣ 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孝顺父母这是真的吗

西方人也是孝敬父母的，
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相对来说，西方人更独立一点，
东方人就传统一点。

㈤ 为什么中国人都“孝顺”

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长期形成的后果，无论是周朝的宗法制还是对中国文回化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都答提倡以孝治国，这种以血脉为根基的传承方式，让中国人都很讲究“孝顺”……至于中国多汉奸……这个不一定是中国多，你看看西方历史也有很多著名的叛徒，如果真的是中国多汉奸，那只能说，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按百分比，汉奸自然多了！！！

㈥ 中国年轻人孝顺的多还是不孝顺的多

孝顺的多

㈦ 所有的父母亲都要孝顺吗

现在的人成天嚷着以后要好好孝敬父母。可以，怎么做才是个真正的孝顺（儿）女呢？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那么大，不是盼着我们有出息有钱了跟着我们一起飞黄腾达。而是，我们自己能够过得幸福。

我觉得孝敬父母必须做到：
1 不给父母丢脸。有的子女，有的都已经拖儿带女了，还搞点外遇，给人家当情人的。自己活得累，父母的脸面也没处搁。

2 自己得求上进，力争过上好的生活。这样不会拖累父母，给父母减轻负担，就算是在孝敬父母了。如果你还有条件让父母过得更好，那父母睡着了都会笑醒的。

3 关心父母。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有没有出息，作为子女的，都应该尽自己所能关心父母，就像小的时候受到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一样。有人子女活那么久了，连父母喜欢吃什么，生日是哪天都不知道。真的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了。一个人，活在社会上（家庭也是其中的一个小社会），都要有制约自己的事物，即使是皇子龙孙都要受到制约。我记得去年同学聚会，其中一个成家的哥们儿老是在饭桌上唯唯诺诺地接老婆打来的监督电话，我们当然是不断地嘲笑讽刺了。但在酒局的最后，他说：“如果一个男人不在父母身边，父母管不到，在家里妻子管不了，在社会上没有领导管，最后就只有公安局管了。”虽说，只是为了抵抗我们的嘲笑挖苦，但却有很好的人生哲理。

每当我忍受不住和父母大吵之后，我也很后悔，也能想出若干个不和父母吵架的道理，但就是当时忍不住。这两年稍微好点了，知道适当运用主动交流、提出问题、油嘴滑舌、护弄护弄或者主动安慰等各种手段调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也减少了父母对我的担心。总觉得自己还是比以前懂事儿一些了。而且，随之而来的也通过我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体现出来。我作了自己的公司，管理了几十号人，知道了运营一个大家庭的辛酸和艰苦。也懂得了爱和责任到底是什么。我想，这和我在家里对待父母方式的改进是相辅相成的。

㈧ 为什么中国人以孝为先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
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
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
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
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
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
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
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
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
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
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㈨ 中国人不孝顺父母吗

根本不是。尤其是关键时刻还是挺孝顺的。有次去脑外科病房外，有个父亲不是要做手术吗，医生给剃头，其儿子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哭。在医院能看到很多孝顺的孩子，各种照顾父母。不孝的人毕竟少。

㈩ 为什么中国人要孝顺父母

这个问题，首先是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孝顺父母不仅仅只有中国人。其次，中国人孝版顺父母主要是因为权根植在中国传统里面的观念，俗话说百善孝为先。而且，我们从小到大，父母都一直陪伴我们成长，给与我们所要的东西，而且在我们成年之后也还一直担心我们，还一直为我们付出。所以我们孝顺父母不管从义务上还是情理上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