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社会福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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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所谓社会保障，是指社会成员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工作能力、失去工作机会，或收入不能维持必要生活水平等状况时，获得由国家或社会提供的保障基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对社会保障性财富的分配制度，是社会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社会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并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任务是由社会经济发展、产权制度变迁的要求而决定的。
一、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局限性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数十年中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保障制度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社会保障表现为“单位”小社会保障。所谓“单位”小社会保障，就是保障依赖自身所在或在编的“单位”。所谓单位，包括从事生产、经营的独立核算单元（企业、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机关、学校、科研机构等部门。相同的或相似的单位，对所谓人员的保障范围、保障方式相同或相似，不同的单位对所属人员的保障范围、保障方式就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单位”小社会保障格局导致了传统的另一特征，即阶梯形保障（见下图）。

由图示可知机关、事业人员人数最少，但受保障程度最高，全民企业职工次之，集体企业职工再次之。农民人数最多，但受保程度最低。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三个特征是，失业保险程度很高、所谓失业保险程度很高，就是指社会承诺每一个社会公民有业可就，而且是终身的。受保障最差的农民，只要他愿意务农，他就不会得不到务农的权利。其他人员，如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等，往往是一次就业定终身，没有失业之忧。

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排斥人员流动，生产力水平低，可用于社会保障的财富稀缺，故而产生了等级保障和低失业保障的制度特征。企业职工以上身份的人员，能够从单位获得医疗、养老、丧葬、子女顶职等福利保障；而农民基本没有养老、丧葬等福利的社会保障，一般要靠子女解决，医疗保障也大打折扣，能够获得生产大队的“合作医疗”就不错了。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即没有形成社会大一统或许会保障体系，社会成员因身份、单位的不同享受极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这种状况表明，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难以充当新形势下的“安全网”或“减震器”，因而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

二、外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值得借鉴的基本经验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从其最初在西方国家萌芽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这长时期中，西方国家积累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许多经验，其中有不少值得我国借鉴。我们认为最值得借鉴的是以下三点基本经验：

1.依靠立法手段，逐步将社会保障覆盖面普及全社会成员。公认的代表社会保障制度萌芽的标志，是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颁布并实施的新《济贫法》。英国在工业化初期，贫民日益增多。这些贫民主要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无地、无生活来源的农民、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失业工人。贫民日益增多，危及工业化所需的正常秩序，为扫除工业化的障碍，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颁布并实行新《济贫法》，对贫民实行社会救济，安定社会秩序。英国获得19世纪中叶经济高速发展与新《济贫法》的颁布和实施有很大关系。但《济贫法》毕竟只是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因为它尚未涉及社会保障的核心——社会保险制度。19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飞跃发展阶段。1881年，德国政府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工伤事故保险法草案。1882年，德国政府又提出了疾病社会保险法草案。法案规定，对全体从事工业性经济活动的工人，一概实行强制性疾病社会保险（农业工人不在其内）。1889年，德国国会又通过了老年人和残疾人社会保险法，并于1891年1月1日实施。1927年德国国会又通过了失业社会保险法。这样，德国率先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美国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起步较晚，但它在1935年通过的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典——《社会保障法》，吸收了英、德等国家的经验，并有所发展。《社会保障法》规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五个项目：老年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盲人补助（限于贫穷的盲人）、老年补助（限于贫困的老人）、未成年人补助（限于失去亲人、出走或残疾而无人扶养的少年儿童）。20世纪中叶以后，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标志是通过立法推动“福利国家”即更高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英国于1946年、1948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规：国民保险法（1946年）、国民医疗保健法（1946年）、住房法和房租管制法（1946年）、国民救济法（1948年）。这些法案施行后加上历年来的补充修改，使英国建立起一套名副其实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继英国之后，其他西欧国家、北欧国家、北美洲和大洋洲发达国家，亚洲发达国家也都先后宣布实施以“普遍福利”为际准的社会保障法规。

2.依靠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征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预算，专款专用。社会保障税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课征的税。自从1889年德国创建了社会保障税以后，英国于1908年，法国于1910年。瑞典于1913年，意大利于 1919年，美国于 1935年先后开证了该税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征收不同形式的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已有80多个。它们几乎包括所有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埃及、阿曼、巴巴多斯、多米尼加、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等国。

为什么要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征集社会保障基金呢？主要原因有三点：（1）社会保障基金的用途符合赋税用途的规范。根据赋税原理，税收是用以提供社会安全与保障这种公共“产品”的。而社会保障基金正是为了提供社会安全和保障。（2）税收的法定性可以使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可靠、相对稳定。因为法律高于政府的政策，更高于部门或单位的暂时性规定，以法律为后盾征收社会保障税，减少了讨价还价或人为的不确定因素，使征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工作效能大大提高。（3）有利于专款专用，提高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效能。社会保障税作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的、稳定的基金来源，可以确保专款专用。社会保障制度一旦实施，就不能中断，这就需要社会保障基金源源不断，并且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3.社会保障基金的征集要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保障基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是逐步提高的。这一点可以从社会保障税占政府总税收的比重变化推测而来。例如，美国1940年的社会保障税占总税收的比重为13.3％，1979年这一比重已升为24.1%.巴拿马198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13.5％，1990年这一比重已升至20.26％。当然，如果社会保障基金占国民生产总值或总税收的比重过高，就会“公平”有余，效率不足，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例如，瑞典社会保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65％，高出其他发达国家几十个百分点，以致瑞典早已出现经济停滞或慢性增长症。

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状、目标及其实现途径

1.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加以改革，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保障体系正在构建之中。截止1995年，在养老保险改革方面，全国国有企业已全部实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5个省建立了省级调剂金制度，全国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职工已达 300多万人，参加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职工已达6000万人以上。集体企业的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已达2024个市县。此外，近I000个市县开展了外资企业、私有企业（合个体户）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全国共有8750万职工和2032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农村养老保险方面，到1995年全国已有1000多个县（市）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有200多个县（市）已经在全县（市）范围内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5000万农民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积累保险基金近20亿元。在失业保险方面。截止1995年初，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总数已达9500万人，全年共救济失业职工187万人次。为了解决特困企业职工生活困难，失业保险机构为360万人发放了一次性困难补助，一些地方还使用部分失业保险金，对企业安置富余职工给予支持。

各项保险基金的征集和使用趋向社会统筹，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从“单位”或“小社会”保障制向“大社会”保障制过渡。但从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情况看，与我国产权改革进一步深入的状况不够协调，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度与广度还很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社会保障覆盖面仍然过小，保障功能差。目前，各项社会保险主要是在国有企业及城镇区县以上大集体企业中实行。区县以下小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职工的社会保险很不健全；私有企业职工、个体劳动者和广大农民基本上还没建立社会保险。并且，社会保险基金的调剂范围很小，在城镇仍以“单位”为主。这种状况不适应我国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不能对全部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限制了劳动力在各种所有制生产单元之间的流动，阻碍了各种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2）政出多门，缺乏完整的立法和统一管理办法。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仍采取多头分散管理的办法：劳动部负责城镇企业职工的各项保险工作；人事部负责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公费医疗；民政部负责农村如城乡社会救济；等等。由于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制定的社会保障办法五花八门，社会保险的强制性和权威性难以发挥。（3）社会保障意识明显淡薄。由于多年来缺乏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知识教育，许多公民不能认识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意义，不愿意缴纳任何保障费用，似乎与已无关。许多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社会保障也缺乏正确的理解，没有认识到社会保障是社会的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和政府行为。

2.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根据社会保障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产权改革的总体趋向（多种所有制合理分工、共同发展），并借鉴外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确定以下基本目标：（1）全方位的保障功能，所谓全方位的保障功能，即根据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保障需要设定保障对象。凡人都有生老病死，都会碰到一些影响正常生活的不测事件。因此，要将所有涉及人身这个“财产”的风险纳入保障范围。我国奉行社会主义原则，外国能做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全方位保障，我国也要逐步做到，并且要做得更好。（2）全社会的保障范围。所谓全 社会的保障范围，是指将社会每个成员都纳入保障体系。要创造条件，逐步打破身份、地域界限，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3）社会保障基金（税）专款专用，并与经济发展保持动态平衡。要以社会保障税的形式 统一征收保障基金，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明确专门机构，专款专用。为确保社会保障基金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动态平衡，社会保障税征收要具有相当的弹性：在经济增长势头较好的年度，社会保障税率可以适当调高一点，支出少一点，而在经济增长势头较平缓的年度，社会保障税率可以调低一点，支出增加一点。通过以丰补歉，就可以做到既有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又能保护或促进经济的发展。

3.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目标的实施措施。根据我国现实状况，要实现以上所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三大目标，需要相当一段时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既要明确目标，又要循序渐进，我们认为，关键的步骤或措施有以下几点；（l）抓紧制定、颁布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法，明确社会保障的基本目标和管理办法。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应充分吸收外国社会保障法规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我国国情，做到既完备、又简明、公正。（2）逐步以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保障税的办法取代以单位、部门扣缴各项保险费用的做法。保障基金的来源，在初期阶段，由于收入水平仍不高，要从几个方面获得：一是对各种劳动报酬，包括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农民家庭的各项经营性收入征税（职工可以个人为纳税对象，农民可以家庭为纳税对象。明确收入起征点，低于一定收入的免征，对高收入者应当实行累进税率；农民交纳保障税可在发达地区试行，然后普及到欠发达地区，并且农民交纳保障税的同时，要改变或削减以往的农民负担）；二是对各类企业经营收入征税（征收办法可以根据企业正常使用职工人数，按人头计征，税额打入经营成本；个体户可按户计征，低于一定收入的免征）；三是国家以往财政支出的有关社会福利、救济金（这意味着从以往税收中割让一块用于社会保障）；四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售股权的部分收入（国家积累的国有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劳动者劳动收入的扣除形成的；全国国有经营资本约有三万亿元，其中可以出售三分之一左右即一万亿元左右，这部分基金可逐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起动基金）。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种来源的社会保障基金，必须专户储存，由国家指定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除日常开支外，其余投入各种“共同基金”，以保值增值。（3）配合社会保障立法过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动员，对公民普遍进地社会保障知识教育，以调动所有公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积极性，从而为施行新的保障制度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减少改革的阻力。

Ⅱ 如何评价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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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与弱势群体,福利院,社会工作者相关的论文题目

毕业论文是教学科研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是学业成绩考核和评定的一种重要方式。毕业论文的目的在于总结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果，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地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的全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较为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使他们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
标题
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
总标题
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
①揭示课题的实质。这种形式的标题，高度概括全文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它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便于读者把握全文内容的核心。诸如此类的标题很多，也很普遍。如《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经济中心论》、《县级行政机构改革之我见》等。
②提问式。这类标题用设问句的方式，隐去要回答的内容，实际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只不过语意婉转，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罢了。这种形式的标题因其观点含蓄，轻易激起读者的注重。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单干吗?》、《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等。
③交代内容范围。这种形式的标题，从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范围做出限定。拟定这种标题，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论点难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加以归纳；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内容的范围，可引起同仁读者的注重，以求引起共鸣。这种形式的标题也较普遍。如《试论我国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中心和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等。
④用判定句式。这种形式的标题给予全文内容的限定，可伸可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研究对象是具体的，面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须有很强的概括性，面较宽。这种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的标题，有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拓展。如《从乡镇企业的兴起看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从“劳动创造了美”看美的本质》等。

Ⅳ 写关于残疾人社会福利方面的毕业论文应该看哪些资料

我国残疾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很不乐观,面临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是残疾人的绝对数量大,增长速度快;残疾人的贫困现象严重;残疾人在参与社会方面存在严重的障碍,参与程度极低。残疾人生存的物质环境和态度环境都急需要得到改善,残疾人主观去障碍方面的积极行动也十分缺乏。目前我国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不能有效地去除残疾人参与社会中遭遇的障碍,也不能为残疾人积极参与社会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和态度环境,某些制度还限制了残疾人实现基本的社会权利,是一种建立在救助模式基础之上的制度。救助模式的思想基础是医疗模式的残疾人观和自然整合理论,体现出的是对残疾人救助、救济的思想,它将残疾视作残疾人个人的不幸,将不能有效参与社会的问题根源归因到残疾人自身,导致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合理。而国际社会对残疾人所持的观点正在从医疗模式的残疾人观转向社会模式的残疾人观,社会模式的残疾人观认为社会环境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它认为残疾问题是人权问题,主张对残疾人赋权并给予社会支持。 本文对社会模式加以发展,提出了增能型社会模式的残疾人观,即在认同改造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主张消除环境障碍的同时,还应强调残疾人个体对自己负责,充分发挥个体的能力去面对问题,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期待由外部力量来消除环境的障碍,是一种综合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努力的残疾人观。在增能型残疾人观的视角下,国家除了尽力消除社会环境为残疾人带来的种种限制和障碍外,还应该采取措施帮助残疾人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积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本文在增能型社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去障碍”模式,该模式是对增能型社会模式的操作化,认为“障碍”往往来自两方面,即政策的缺失以及政策对残疾人参与社会所作的限制,要去除障碍,必须对政策进行调整和补充。 本文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即采用了文献法中的二次分析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两种研究方法以及深度访谈的方法,文献法的运用主要是对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资料的数据、天津市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天津市残疾人康复需求和康复事业发展研究”课题调查数据、网络报刊的关于残疾人的新闻报导进行了分析。另外,还对众多研究者的论文、书籍等次级文献进行了分析,这些文献包括相关领域的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论文、期刊文献、网站转载的论文及数据、专著、研究合集、政策法规等。深度访谈法主要以生活在天津地区的30个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7个残联及社区工作人员作为访谈对象,获得了对残疾人生存障碍等方面更加直观的认识。在这30个残疾人中,主要是对视力残疾人、肢体残疾人进行了访谈,而对于精神残疾人、言语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则主要是对这些残疾人的亲属进行了访谈。访谈按照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收入、康复程度、法律援助、面临主要生活困难等方面来向残疾人提出问题。 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社会环境是残疾人参与社会的最大障碍,社会环境包括态度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物质环境,态度环境贯穿于制度之中并决定着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反作用并强化着态度环境,并极大地影响着物质环境建设水平的提高。残疾人不能良好地参与社会,主要是因为社会环境存在着四层次的障碍,其中三个层次的障碍存在于制度环境中,即残疾人生存层次的障碍、基本社会权利层次的障碍和权利保障机制的障碍,第四层次态度环境中的障碍是指健全人和残疾人的主观上分别存在的阻碍残疾人参与社会的障碍。障碍是指不利于残疾人参与社会的因素,它主要体现为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健全。目前我国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仍是以救助模式为主导的制度,它是一种以家庭及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国家低度介入提供选择性救助的社会福利提供模式,它的产生源自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整合方式,正是因为其救助性和选择性的特点导致制度不能有效地去除残疾人参与社会的障碍。救助模式下的制度环境与残疾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不能提供良好的服务,制度形成阻碍残疾人参与社会的障碍,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残疾人的生活状况、促进残疾人自身的发展。我国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应向以增能型社会模式残疾人观为基础的“去障碍”模式转型,即向以国家为主导并高度介入、第三部门和家庭作积极参与并致力于消除残疾人生存与发展障碍的社会福利提供模式转型。“去障碍”模式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即残疾人维持生存层次的“去障碍”、残疾人实现基本社会权利层次的“去障碍”、残疾人权利保障机制层次的“去障碍”以及残疾人的主观“去障碍”。另外,帮助残疾人消除参与社会的障碍应采取分类的方式,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残疾种类残疾人的需求出发消除障碍。

Ⅵ 求关于社会老年人福利的论文

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启示
摘要我国日趋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挑战，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已成为重要的课题。吉登斯的老年人福
利主张启示我们要积极利用老年人自身的力量，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关键词吉登斯老龄化老年人力资源弹性退休制度
一、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
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到来，福利国家面临新旧双重危机，传
统的左派与右派都无法解决福利国家危机的背景下，英国学者安东尼
·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积极福利思想。在其福利思想的框架下，他特
别针对老龄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主张的核心就是把老年人
当成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并且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
在解决老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必须发挥老年人自己的力量，要
把老年人看成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随着寿命不断延长和出生率的
下降，很多学者预测老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吉登斯认为这种老龄问
题是一种貌似旧风险的新风险。“在达到退休年龄时才开始发放的养
老金，以及‘养老金领取者’的概念，都是福利国家的发明。但是，这些
概念不仅与新的老龄化现实难以合拍，而且很明显地表现出依赖福利
的色彩。它们表现出能力的丧失，而且，从这些概念可以顺理成章地
推演出许多退休人士为什么感到失去自尊的原因。”“老年人必须由
国家照料的期望创造了一种同样有害的依赖文化(culture of depend-
ency)。”人到退休年龄便成为养老金的领取者，这种人为划定退休年
龄的办法具有两个弊端：首先，老年人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并被视
为负担，而且也确实成为了负担。其次，这种做法不能区别对待不同
的老年人，如有的老人身体状况好，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可以继续工作
而且愿意工作，在划定了退休年龄的情况下他只能退休。而如果有的
老人身体状况不行，他也必须工作到退休年龄。所以吉登斯主张要把
老年人自身看做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力量，老年不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只
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阶段，这样就必须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
龄。他还指出“规定必须到达‘有资格领退休金的年龄’才能享受养老
金福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们应当可以自行选择使用这笔资金的
时间，这不仅使他们可以在任何年龄上停止工作，而且可以为他们提
供教育经费，或者在需要抚育幼儿时减少工作时间。如果个人既可以
选择提早停止工作，也可以选择多工作一段时间，那么废除强制性退
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将是中性的。”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影响
自1999年来，我国便进入老龄社会。2006年2月中国人口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
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前20年将成为“快
速老龄化”阶段，随后的30年为“加速老龄化”阶段，其后的50年则达
到“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15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37
亿，即每10个人中就有3个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着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
为：第一，我国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居世界之首。我国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这就决定着我国老龄人数的庞大。虽然计划生育使我国
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例会有所下降，但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我国
老龄人口仍将是庞大的。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
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
一，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第
二，我国老龄化速度快。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导致出生率不断降低，底
部人口萎缩，总体人口增长数量下降，老年人口比例快速上升，这使得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要快于他国。相关研究指出65岁以上老年人占
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
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而中国
只用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
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第三，老龄化
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进程总是与经济发
展水平基本保持一致，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
我国的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
人均GDP水平、城市化、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老年人福利等方面都与
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距离，因此养老的负担更重。除以上三点外，还
存在着地区间老龄化水平差异大等特点。
我国老龄化的这些特点和发展趋势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老龄化导致社会负担加大。我国目前的老年抚养比为0．11左
右，即大约9个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年人，而根据中死亡率
计算，我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17，根据低死亡率计算，
我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上升为0．19。届时，个人、企业、社会
都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其次，老龄化会带来劳动力相对不足。虽然
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随着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
失，老龄人口的增多，必将引起生产人口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的减少，
从而带来劳动人口的相对不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力
人口的减少又必然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障碍，而经济社会发展的滞
后又会使解决老龄化问题更加困难。总之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严峻的
社会问题，如何应对老龄化是我国重要的课题。
三、吉登斯老年人福利主张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启示
吉登斯的老年人福利主张告诉我们要会运用老年人自身来解决
老龄化问题，要将他们视为人力资源，要尊重他们的权利和意愿，而要
做到这些改革退休制度是必须的选择。
我国现行退休政策源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
男性60周岁，女性干部55周岁，女性工人50周岁，对特殊工种职工
退休又放宽五年期限。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
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因
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
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这一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定依据主要是根据我国建国
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当时的全国人口平均寿
命只有50多岁，而现在我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已发生很大变化，人均寿
命也提高到了72岁。从而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的退休制度主要存在以
下弊端：首先，退休年龄偏低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众所周知的是劳
动者知识层次越高，所耗用的成本越高，而且参加工作的时间会略迟。
而在我国，目前只有少部分专家学者可以推迟退休外，大部分人的退
休年龄是偏低的，尤其是女性，这就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当
“人口红利”过后，劳动力资源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的影响会更大。其
次，造成社会负担过重，老龄人的过早退休必然加重养老保险支付的
负担，同时也加重社会医疗，保健服务等方面的负担，在我国目前养老
保险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的养老负担就会更重。最后，固定的退
休年龄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和权利的充分体现。现行的退休年龄
没有体现老年人自身的意愿，有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不愿退
休但必须退休，甚至因此患上退休综合症，有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差，不
愿继续工作，却不能提前退休，或者提前退休则面临退休待遇的减少。
另外男女退休年龄上的不平等，也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
因此综合上述因素的考虑，面对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调动老年人
的力量，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实行弹性退休制
目前我国政府正有准备提高退休年龄意向，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
大的反响，持反对意见的很多。他们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对于目前我国
国情来说不合适，因为推迟退休年龄会加重当前年轻人就业困难，对
于身体状况不好的老年人和工作比较辛苦的老年人来说不公平等等，
可以说意见很难得到大致的统一。既然提高退休年龄争议很大，那么
实行弹性退休制会是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就我国目前国情来说不
能跟吉登斯所讲的那样完全取消退休年龄的规定，我们可以实行符合
我国国情的弹性退休制。就我国而言过早的退休必然会加重各方面
的负担，因此可以在最低工作年限（根据不同情况设定）的基础上实施
自愿选择的弹性退休制。同时还可以根据退休年龄的不同采取不同
的待遇水平,这样就可以做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鼓励人们推迟
退休年龄。具体的做法可以是这样：女性选取55岁作为最低退休年
龄，在55周岁至65周岁之间，她们可以任意选择何时退休。男性可
选择60岁作为最低退休年龄，在60周岁至65周岁之间，他们可以任
意选择何时退休。当然根据行业的区别可以再继续细分。事实上弹
性退休制度已经成为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
政策主张，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采取其它各种手段充分发挥老年人自身的作用
积极培育和发展老年人自己的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各种兴趣爱
好组织、互帮互助组织等；鼓励健康低龄的老年人再就业，如设立专门
的机构帮助老年人才就业，积极搭建老年人信息平台等；鼓励老年人
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如当环保志愿者等。同时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和
再就业权利方面的法律规定。通过以上各种措施既可以有效地避免
退休给老年人带来的孤独与失落等消极情绪，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
又可以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让他们自立、自主、共同劳动，互相帮
助。总之，要利用多种手段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和活动性，让他们在
体验自身价值的同时减轻社会负担。
注释：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www.china.com.cn．
周战超．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07（1）．

Ⅶ 吴帆的会议论文

2012.9,香港，华人社会福利政策国际会议，发表论文：“儿童成长中的政府责任与行动：一项针对中国儿童行为干预个案的启示”。
2012.7，银川，中国社会学年会，发表论文：“代际冲突与融合：基于老年歧视群体差异性的分析与政策思考”
2012.5，天津，“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研讨会，发表论文：“我国家庭生命周期结构变化及其政策涵义。
2011.12，昆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社会工作实践教学创新研讨会，发表论文：“基于社会需求的社会工作教学与服务实践改革：以评估为视角的分析”
2011.10，韩国，政府治理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The Role of the Third Sector in Reconstructing Growth-up Environment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2011.7，南昌，中国社会学年会，发表论文：“从个人福利到家庭福利：中国家庭政策价值基础的重构”。
2011.6，上海，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国际会议，发表合作论文:：“让我们做朋友——一项为中国儿童引入的社会及情绪调节技能训练项目（Mark Fraser、吴帆）”。
2011.5，台湾，台湾社会福利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中国大陆老年歧视的群体性差异及制度性歧视根源”
2011.10，北京，2011年中国人口学年会，发表论文：“中国家庭变迁现状分析及政策思考”
2010.5，香港，国际社会工作会议，发表论文：“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与企业社会工作介入模式”
2009.4，印度新德里，中印出生性别比会议，发表论文：“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 to Address High SRB in China”，美国国际妇女研究中心主办
2009.8，广州，中国人口学年会，发表论文：“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公共政策低效原因探析”
2009.12，台湾，“区域治理与地方发展”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区域发展中的社区建设：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的研究”。
2009.8，广东，2009年中国人口学年会，发表论文：“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公共政策低效原因探析”。
2004.9，英国，牛津大学 “Media in China”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论文：THE MASS MEDIA’S IMPACT 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WOMEN’S DEVELOPMENT IN CHINA

Ⅷ 学姐或者学长…你能否帮我写一篇800字的公共政策小论文呢

公共政策视角下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摘要]文章回顾了人口变迁尤其是“婴儿潮”所带来的问题，以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在“经济国家转型期”的总体公共政策框架下，重新审视了家庭结构、居住方式、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以及社会的责任。同时，通过对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以及相关研究的评析，对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护理以及个人社会服务的发展也进行了考察。在联合国实行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人的就业、教育及生活方式等内容。最后，讨论了与实现国家的明确目标有关的政策、实践和理论问题。文章强调，为应对老龄化而作充足准备，要考虑个人、家庭、执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老龄化，公共政策，社会福利与服务，养老护理
一、前言
作为人口变迁的重要过程，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加上爆炸式激增，政府采取计划生育予以应对。如今，当年“婴儿潮”的一代人开始进入老年期，其后果是社会急剧老龄化，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显现。如今中国的家庭结构为 4-2-1的倒金字塔结构，从老年人生活中的长期护理需求(LTC)的角度来看，如今年轻一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由于实行了去政治化的“经济国家”的总体公共政策(GPP，即一个政策体系首要目标及首选手段之指南)以及改革与开放的政策(Chen，1996)，中国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因此有能力来应对这样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改革又无可避免地带来了又一个去经济化的过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开始转变成为社会服务的提供者(经济国家转型期)(Chen，200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负担不断加重，社会“抚养比”不断上升，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致富目标的一大障碍。此外，由于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人们一般都会在较早的年纪就退休，所以在退休后很长一段的生活中，他们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的需求显得十分重要。而如今中国这方面的条件却都还很有限，与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落后水平(不考虑一些在福利项目上的实质的区别)。本文通过回顾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揭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含义，旨在通过了解中国特有的内在关系，明确中国目前为应对老龄化问题所采取措施的现状，从而确定有关重要的课题以供研究、实践以及政策制定参考。
二、人口老龄化和中国人口激增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基本上是没有外来或对外移民的问题。中国与其他发展中新兴工业国家一样，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着一个快速的人口转型期， 即从一个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阶段过渡到一个死亡率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由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时维持高出生率的阶段。这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特征是高人口增长率。新中国成立后的高人口增长期刚好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二战后的 “婴儿潮”是同一时期，但在这一人口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加快速，规模更大。然而，在这一发展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总体公共政策过于强调了政治在经济中的主动性(Chen，2004)。在当时，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盘否定，但又无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其结果就是无限制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计划中的经济发展，后来成为政策制定中越来越感到头痛的问题。最后，在隐性失业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压力下，尤其是“上山下乡”作为解决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的失败，中国政府终于醒悟过来，从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尤其是在城市，甚至不惜“矫枉过正”。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征。这样的政策有助于人口拥挤的城市降低出生率，但同时也加速了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中国还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20世纪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China State Council，2006)。
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中国在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中有哪些不足，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在中国“婴儿潮”时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现在刚刚好跨进中国法定退休的年龄(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个群体的巨大规模以及他们的需求是对整个社会严峻的考验，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他们的家庭、所在社区、相关制度，还有劳动力市场等等，都会受到这个迅速“老化”的社会的影响(Frazier，2006)。
三、家庭结构和长期护理需要
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的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然而，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这样的家庭结构在慢慢消失(Chen，1996)，人口的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变成了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如今在中国，典型家庭结构(尤其在城市)是一个孩子加上父母两人以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四人，而且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说不定太公、太婆都还在世。此外，现代生活，尤其是都市生活，让几代人同居在一个屋檐下的梦想变得困难了(虽然并不是不可能)，这让那些独生子女们想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和祖父母更是难上加难。随着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中国人再也不能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抱有理所当然的想法了，这对那些陷于老弱病残的老人来说影响尤其巨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个现实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2000年从20个不同省市区调查的20255个中国老龄人的潜在护理需求。报告指出，大约1/3(35%在城市，29.6%在农村)的85岁及以上的老人需要日常的护理(Pei，2007)。
但值得关注的是，对政策制定者、理论家还有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传统的家庭护理有多么需要，但它却不是应对老龄化潜在护理需求问题的唯一途径。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从市场获得几乎所有需要的资源，为老服务，包括长期护理(LTC)也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得。因此，只要具有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下面两个例子就简要地说明了这个情况。
笔者曾经目睹一个富有的中国生意人在2008年全球播映的卫星电视上，讲述为他的上了年纪的母亲高薪聘请了3个家庭护工。护工们为老人提供了无微不至的长期护理，虽然这些都不是由他本人亲自来做，但并不妨碍他作为孝子尽的一片心。最后她母亲在平和与安详中逝世，而这位百万富翁也算尽了孝道。
笔者也曾经看到一个真实的报告。在农村，一个84岁高龄的老婆婆，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破烂，家徒四壁，生活极其困难。她的老年生活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这种状况令人触目惊心。
对比如此两个真实的事例，前一个固然是所有人的期盼，但是由于高昂的费用，看起来也并不是大多数的中国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的。也许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如第二个事例中那位贫困老人的情形，但是社会却不能忽视这样一群身处社会底层、生活贫困的老人。所以，公共与社会策略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四、社会福利与经济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经济国家”(Chen，1996)，员工福利或是由其所在工作单位来管理，或是由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来代理的，在农村则是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来管理。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让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处于一个极低的标准，一般群众的养老保障需求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出(Chen，2004)。多亏了当时中国的人口相对年轻，尽管当时的政治愿望是从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下，却掩盖了经济倒退的事实。
自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新的中国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大胆地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通过改革，希望找到解决国家发展困境的出路，同时快速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首先，在经济改革中要做的，就是对国有企业中的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因为这些制度阻碍了社会公平竞争和工作的效率。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但是它对经济改革却是一种阻碍，它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抱着一个“铁饭碗”，一起吃着“大锅饭”，这是导致当时中国经济萎靡的直接原因。笔者曾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对福利制度的改革(Chen，2004)。中国的改革更多的是将福利供给制度分离而不是像西方福利改革所期望的与经济相结合。这样，中国希望保证企业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以提高企业的市场活力，并提供一个更公正的竞争基础。从经济的方面来讲，政府原先是统一集中所有的资源后再通过计划来分配资源，是计划经济的做法，现在则通过征收统一税收来进行调控。一个独立的社会保障系统是要建立在风险分散机制的基础上的，但一个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好的效果。如过去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因为进行国企改革，也就是制度因素，很多人下岗了(Hassard et al.，2006)。而当时，完善的福利制度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他们原先的福利随着被下岗而被剔除，脱离了社会保障制度。
如同历史上每一次的经济社会变革一样，中国的经济改革中也有赢者和输者。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最大的赢者无疑是那些敢于冒险创新的企业家。在经济快速转型期，也有人趁着制度还未完善，通过特殊的关系甚至是不法手段，钻制度空子，在国有和集体资产转向市场的过程中侵吞国有财产和集体资产。而对于一些平民百姓，包括现在正好步入退休年龄的人们，他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改革后造成的单位保障制度与社会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一度存在的鸿沟，使得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还好，如今中国政府已经在努力消除这样的差距了。
中国经济全面的提升是实行新的总体公共政策和改革的结果(包括对外开放政策)。但是，随着资源的丰富和国力的强盛，国家也必须着力来处理那些众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改革初期相比，现在中国的总体公共政策已经由一开始的以保护企业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变到以社会保护为中心上来(Whiteford，2003)。这是回归改革前的全民皆有保障的一个信号。但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如今是要在一个更加有活力的、更加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全新的全民保障制度。与此同时，全国都在关注，在邓小平通过市场经济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能否适时实现“全面富裕”的下一步发展。在这个条件下，对中国老龄化社会政策的研究是更有意义的。
《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反映了国家为应对1.44亿60岁以上人群需求(在2005年底占总人口数的11%)而在国家总体公共政策上发生的变化，承认国家的发展是不均衡的，明确了国家对老龄人口的法律权益的保护的责任，同时，还给出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进程中所做出的“应对老龄化人口问题的发展模式”的详细工作报告。在白皮书中，反复重申了国家的目标，即“国家重视和珍惜老年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尊重他们的优良品德，积极创造条件，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鼓励和支持老年人融入社会，继续参与社会发展”(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老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达200余件，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政策在内的老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框架。在1996年12月12日，国务院成立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全国的老龄工作，研究、制定老龄事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协调和推动有关部门实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指导、督促和检查各地老龄工作。建立了老龄事业统计指标体系和老龄统计工作制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三次进行全国范围的老年人口状况调查，为老龄事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鼓励社会广泛参与老龄事业发展，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Ⅰ)。
分析作为重要政策文件的白皮书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政府的真实目标，同时通过相关的研究也能发现潜在的问题。
五、收入支持、健康护理以及社会服务
2006年《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的重点是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一贯性，但是建设新的社会保障系统，使其从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经济改革的“配套改革”，对消除社会差距和不公平来说，不是一条轻松易行的道路。与白皮书中研究观察的对象相比，我们在辨析一些深层事件的同时，也应认识到这些年努力所获得的成果及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即收入保障、健康护理和社会服务。
(一)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
中国已经把保障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基本标准作为首要任务，在老龄人口白皮书中，强调要大力建设涵盖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全方面的老龄人口保障系统。
首先，在城市地区建立完整的养老保障系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继续由国家财政或单位按国家规定标准支付离退休费。相比之下，企业原有的单位福利制度系统有了根本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建立覆盖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75亿人，其中4367万离退休人员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China State Council，2006)。截至200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4041亿元人民币，同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51亿元人民币，当年征缴收入总额达4312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国家积极发展补充性养老保险，引导和扶持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由企业和职工共同缴费，实行基金完全积累，个人账户管理。2005年底，全国已有2.4万家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达924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为了缓解和消除老年贫困。国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按标准给予补助。2005年，包括贫困老年人在内的2233万城市贫困人口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基本实现应保尽保(China State Council，2006)。
其次，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大约60%的中国老年人生活在农村，但他们得到的生活保障却非常有限。2005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约310亿元人民币，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2005年支付养老保险金21.3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目前已有86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特困户定期定量救助，985万农村人口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包括不符合“五保”条件的贫困老年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对“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其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确无赡养、扶养能力的城市老年人)，由国家实施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的“五保”供养制度。目前，全国享受“五保”供养的老年人达460多万人。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独生子女或两女户夫妇，在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2005年底，享受该奖励扶助的人群达到135万人(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
白皮书关注农村所取得的成就，学者们则关注他们所面临的挑战(James，2002)。Wang(2006)在2006年就指出，如今中国在农村的养老保障覆盖率远远低于城市，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系统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资金欠缺以及许多空头个人账户都暴露了城镇养老保险系统的沉重负担。而由于农村的低收入以及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老人指望依靠家庭养老的愿望成了一纸空谈。城市与农村的养老系统的分离，给在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失地农民的生活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因此，必须加快养老制度体系的改革，为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长远有效的制度保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Ⅱ)。通过实例研究，即使是在城镇养老保险中，也存在着很多差异(Chen & Chen，2007)。那些早期从一般企业退休的员工(辛苦工作一辈子，没有存款)，他们所获得的退休金与在政府和事业单位退休的员工相比，少得太多(大约只有他们的1/3)。很明显，这样大的差距对整个经济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危机乃至社会动荡
(二)健康护理
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之上的。截至2005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人员达3761万人。“规定退休人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对个人账户计入金额和个人负担医疗费的比例给予适当照顾。各地普遍将老年常见病、慢性病等大额医疗费用纳入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减少退休人员个人的支付比例”(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另外，政府推动各地建立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由个人或企业缴费筹资，为患大病、重病以及长期慢性病的职工及退休人员解决超过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同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建立城市社会医疗救助制度，通过财政拨款、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助等多种渠道筹集医疗救助基金，对困难群众就医给予补助。“到2005年底，医疗救助试点县(市、区、旗)达1119个，全年累计救助163.3万人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从2003年起，国家开始进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到2006年6月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区、旗)扩大到1399个，覆盖农业人口4.95亿，3.96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老年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超过73%”(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全国共补偿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2.82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144.12亿元人民币。另外，国家成立了全国性的农村医疗保险系统。“2005年农村实施医疗救助达1112万人次，救助资金总支出10.8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
各地积极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型，开展老年保健、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截至2005年底，全国城市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5万多个，95%的地级以上城市、86%的市辖区和一批县级市开展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Ⅲ)。可以相信，基层医疗机构能够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家庭出诊、家庭护理、日间观察、临终关怀等服务。老年人的部分基本健康问题在社区得到解决。
医疗服务是中国学者关注老龄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Kaneda(2006)指出的，中国的医疗服务系统曾经是低收入的农业社会中的典范，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医疗服务价格就开始节节攀升。用另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原本依赖于公共补贴并且平等地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系统已经转变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成为个人用于资本投资的系统”(Kaneda，2006)。在实证研究方面，Meng and Yeo(2005)通过对家庭调查的数据研究了年龄效应(正相关和负相关)对非预算款项下医疗服务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效应对从医疗保障条件到医疗健康支出有着明显的间接效果。通过对年龄效应的完全研究，得到的结论是非预算医疗支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对于一般老人，一般支出都会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女性。即使在60岁组，医疗自费部分也会占到他们正常收入的20%。从这个结果来看，改革后的医疗服务系统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女性。自费部分的提高给一般人在寻求早期防治时增加了阻碍，导致看病难，尤其是在城镇与农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样的趋势对老年人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但是却没有办法负担得起高昂的费用，而他们在农村人口中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年轻人”(Kaneda，2006)。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就目前的医疗保障系统水平来说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的。与此同时，国家也已经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如通过体育活动、健身等等。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如吸烟、酗酒等诱发疾病的陋习仍然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例(Kaneda，AFP，2006)。
(三)个人社会服务
比起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保改革，之前的单位福利或是农村生产队都是中国人在除家庭保障以外的重要社会依靠，同时也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保障支持网络体系。而经济改革将原先是由单位作为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改为让“社会”来承担这一责任(Chen，1996)。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杰出的成就(Derleth & Koldyk，200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在地方政府民政事务中的创新领导，中国引入了社区服务运动，社区老年人是服务对象主体(Chen，1996)。这项举措在20年间起起伏伏，如今，它的新名字叫作“社区建设”。它从大都市向各个中小城市普及，目标是最终覆盖所有的城市地区。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China State Council，2006)。同时，快速增长的社会组织不仅为社会提供帮助，更是把为老年人服务的事业认为是黄金阳光产业，并在全国火热发展。
白皮书中还涵盖了题目为“为老社会服务”的章节。里面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进机构养老服务，努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需求，初步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为老社会服务体系。2005年底，全国城市社区服务设施达到19.5万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8479个。各地采取上门服务、定点服务和巡回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紧急救援以及其他便利老年人的无偿、低偿服务项目。从2001年起，中国政府连续三年实施建设社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星光计划”，总投资134亿元人民币，建成“星光老年之家”3.2万个，涵盖老年人入户服务、紧急援助、日间照料、保健康复和文体娱乐等多种功能，受益老年人超过3000万。2005年，全国平均每个街道有1.32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每9.8个社区居委会有1个城市老年福利机构(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同时，志愿服务也覆盖了许多社区，包括日常护理、医疗护理以及社会养老看护院里的合法看护，同样也包括家庭一对一的专属看护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00万人次的志愿者为280多万名老人提供了超过6.3亿小时的志愿服务，建立志愿者为老服务站6万多个”(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从1989年开始(当时笔者在中山大学主持了首届全国社会工作师资培训班)，随着社会公益事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国家也大力提倡培训专业的养老护理人员为老服务。
是社区护理还是机构护理，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困扰了很久，但是社区护理从来没有消除对机构护理的需求(Chen，1996)。近年来，国家加大资金投入，在城镇建立面向“三无”老人的社会福利院。在农村为“五保”老人提供集中供养场所和生活服务。从总体上看，“大力发展老年公寓、养老院和老年护理院，为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特别是高龄病残人群提供机构养老服务……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补贴、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推动养老机构较快发展” (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2005年底，全国城乡有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个，总床位149.7万张，其中农村乡镇敬老院29681个，总床位89.5万张(China State Council，2006，Sec.Ⅳ)。
这些统计数字对于最有迫切需求的老年人的生活安排和长期护理十分重要。2009年夏天，笔者回到中国，又拜访了一些民营及公共养老机构。其发展令人瞩目，但它们也同样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一样的问题，如供求问题、收费标准还有护理质量等。通过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家庭护理与机构护理仍有明显不同。如一个家庭将88岁的老母亲留在家中照顾，但是由于老人会经常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家人们还是要经常把老人送去医疗机构，这样往来，给整个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在对养老机构的条件和服务作出了解后，发现其所提供的也多只是老人的住所，养老护理所需的专业服务和医疗服务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当老人需要24小时全方位护理时，还是要家人去承担看护，哪怕已经付了可观的养老院费用。

Ⅸ 浅谈中国社会福利的论文

中国社会福利问题
这个内容比较广阔
怎么理解

Ⅹ 求关于社会老年人福利的论文

求关于社会老年人福利的论文 根据我搜集的一些网站来看，建议看看这个，要做毕业论文以及毕业设计的，推荐一个网站 http://www.lw54.com ，里面的毕业设计什么的全是优秀的，因为精挑细选的，网上很少有，都是相当不错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对毕业论文的写作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别的相关范文很多的，推荐一些比较好的范文写作网站，希望对你有帮助，这些精选的范文网站，里面有大量的范文，也有各种文章写作方法，注意事项，应该有适合你的，自己动手找一下，可不要照搬啊，参考一下，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那才是自己的。 如果你不是校园网的话，请在下面的网站找： 毕业论文网： http://www.wsdxs.cn 分类很细 栏目很多 毕业论文： http://www.lw54.com 毕业设计： http://www.wsdxs.cn/html/sf/lw/2009/0928/146347.html 开题报告： http://www.wsdxs.cn/html/lunwen/kaitibaogao 实习论文： http://www.wsdxs.cn/html/shixi 写作指导： http://www.wsdxs.cn/html/lunwen